孔不若孟

　　-刘诚龙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的这次问话是非常“刁”的，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下对上的冒犯，到底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设想，若齐宣王将这事来问孔子，我很疑心孔子无法作答，他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将成汤与武王大骂一顿，要么强词夺理敷衍一番，如历史学家胡克森所说：“诛独夫民贼的理论是孔子绝对不敢说出来的。”其实胡先生所说孔子“不敢”，并没有说对。齐宣王设下的这个陷阱式的提问，应该说是专门针对“孔子学说”来设问的，孔子是不敢说吗？孔子根本就不会这么说。“不敢”是心里这么想，因为怕死而不说，“不会”是因为孔子的心里想都不会这么去想。孔子在鲁国为政，搞了一次“外交活动”，到齐国出访，齐国安排了一些侏儒之类的优伶献上一台歌舞晚会，孔子认为“娱乐乱政”，说侮辱了“领导”，便气势汹汹地叫执法者绳之以法。仅以“侮辱”构罪，即将齐国的这些文艺工作者“格杀勿论”了，更何况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些典型的“犯上作乱”呢？

　　孔孟之道，看起来好像是一人之道，是一脉相承之道，其实，孔道是孔道，孟道是孟道。孔道是仁，然其“仁”的内核是什么？我以为孔子心目中“仁”的内核是“礼”，“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曰仁’”。而其所谓“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就是“贵贱有别，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贫贱之人对富贵之君，丝毫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必须严格遵守“礼节”。桀是君主，汤是臣子，臣子以暴力来推翻君主，这不是以下犯上吗？这是严重违反孔子之“礼道”秩序的，若齐宣王以此来问孔子，孔子如何作答，他会推翻自己的理论吗？

　　孟之道也曰仁，但是，孟子仁的内核是什么？在下以为，是“人”，或者说是“民”。孔子的“仁道”是“君道”，孟子的“仁道”是“民道”。孔子之仁很大程度是“单向”的，只是上对下，君对民，而孟子则反之。如果在君主利益与人民利益中只能“二选一”，那么孔子极有可能选的是君主利益，而孟子呢？一定选人民利益。所以，孟子对于齐宣王之问，一点也不“口吃”，一点也不期期艾艾，毫不含糊地说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是非常正义的行动，不是诛君不是犯上，而是“诛独夫民贼”。桀纣横行暴政，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在孟子眼里，推翻其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孔子是“述而不作”，其言都是在“讲课”时“脱口而出”，虽然有其基本立场，但是，其中肯定有一些话是“率尔操瓠”，漫口言道的，如东汉王充所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而孟子却是“述而作”，“用意详审”，站在民众立场立言，是其一贯立场。孟子理论的核心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切”的内涵是什么？是地主？是官僚？是既得利益集团？孟子不把这些与人民利益放在同一杆秤上来称，他所要来称的是重量级的，是国家，是君主，人民利益高于国家，人民利益更高于帝王。

　　也许国家是需要“君主”的，但君主的权力是必须“制约”的，谁来制约？是宰相？是科道言官？孟子把这些体制内的人都排除在外，他把制约君主的权力交给人民，在孟子的理论里，制约君主并不一定要实行“暴力革命”，完全可以运用“民主方式”。齐宣王问孟子，对那些不行仁道的“自家君主”该怎么办？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其位。” 那么对那些“异姓君主”不行仁道又怎么办呢？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之。”这就是说，不论是谁当政，人民对他都有弹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