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

　　文/叶 檀

　　透过经济学家挨骂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市场与行政的博弈、市场内部的扭曲，以及经济学家与民众同样扭曲的心态

　　中国社会不能缺少市场派经济学家，市场派经济学家不能不挨骂。理由很简单，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利益分裂的象征，也是专业素质受诟病的典型一族。

　　专业素质要求经济学家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不止一个经济学者说过，自己的唯一职责是判断怎样的经济手段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与社会的道义要求有万里之遥，这个转型期的社会要求经济学家不仅指出什么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还要求他们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经济学家如果不愿意成为伦理专家，就可能被口水淹没。口水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经济学家丧失了尊严与道义，而社会丧失了经济效率的理性探讨。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分裂症的典型人物。这位年长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几乎在房地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遭遇炮轰。不要说，不能说，一说就是错。对此，他倒也十分坦然，达到这种境界的经济学家不多。

　　从实践角度来看，茅于轼先生是个身体力行的无可挑剔的穷人的经济学家。1992年开始，他联合同道中人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以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探索中国特色。2003年，他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以后又在北京尝试为民工办理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就是茅于轼理论的反对派也承认，这是一个品格令人敬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茅于轼的“不识时务”让人头痛之极。

　　前两年，他支持铁路票价上涨以缓解春运压力，支持油价上涨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贯穿2007年与2008年初是“替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的主张，而后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继续建设”和“限价房太多的确会搞乱正常的房地产业”，还赞成提高高校学费，认为在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可以避免富人搭便车……不用多说，谁都知道这些言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他以平和的口气继续说，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说，这其实不是经济学家的执著，笔者认为这更是历史学家式的历史道义。

　　茅先生将市场化简单化了

　　毫无疑问，茅于轼先生是个市场派。他这一生青壮年时期的大好时光，正值计划经济大行于世，经济计划时代的普遍贫穷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创伤，经历过那一代的人，大都坚定地走市场道路，避免回到普遍贫穷状态，而这根逻辑贯穿到极致，有可能得出即便是贫富不均也好于普遍贫穷。如果市场经济发展到贫富严重不均的程度，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政府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坏的选择是政府直接插手，以实现市场公正的名义进入市场资源的配置领域，在获取行政溢价之余，败坏市场的基础。

　　茅于轼的选择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他反对限价房，主张提高高校学费，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限价房既不是彻底的市场化的商品房，也不是彻底的保障性住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蝙蝠”。政府在土地供应与税费上实行一定优惠，同时对房地产商的盈利空间进行严格管制，参照周边楼盘的均价进行定价。很清楚，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限价房是一个将市场与行政混杂于一体的怪胎，决策者以为是将市场与行政的益处集于一身，而在市场派眼中，是将市场与行政之害嫁接到一起，既无益于已经混乱无比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