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制度：国企创新推动力
——从包子、空姐与熊彼特说开去
·创新体系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第一要务是人的培养；
·国企今天也要拿出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主动放弃部分垄断地位换取创新的动力；
·国有企业创新是一种制度的演进，应该是有秩序的，不能搞“休克疗法”这种无序的毁灭
主讲嘉宾：唐方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接到论坛参会邀请时我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创业与创新中心讲学。我对论坛的主题非常感兴趣，所以赶过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感受，尽量讲一些事实。
熊彼特：创新、发展与增长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叫创新(innovation)。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最早提出创新的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早在100年前就创建了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一个今天大家基本上耳熟能详的词，叫创造性毁灭。他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将发明转换为经济价值的实现，因此仅有技术进步是不行的，在发明之后，更重要的是要转换为实际生产力，能够尽可能大地实现经济价值，这就是创新。
在他看来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重组，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这个“新组合”就是创新。创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后来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产生了巨大影响。
创新是我们全部经济发展的核心。我认为区分增长和发展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什么是增长，只要投入资本或者人力就有增长。1700年到182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在世界比例从22.3%增长到32.9%，人口从世界22.9%增长到36.6%，天朝上国美梦中。但我们人均GDP其实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当时中国是个超级大国，我不认可，因为我们只是人多，我们当时产出的东西，自己就把它吃掉了，相比英国当时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它却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有大量的生产剩余，而且可以把这个剩余转换成强大的科技、军事能力。中国当时是大而不强，富而不强，又幅员如此辽阔，几乎是个天然优良的“靶子”。因此，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核心就是创新，必须要有创新。
从包子与空姐看国企为何缺乏创新力
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国有企业，天津的某著名品牌包子。我7月底、北京大雨的第二天去了天津，慕名去吃该品牌包子。进去时一抬眼就是一群中年妇女服务员杵在那里，消费者进去买包子，更像是在求她(们)。包子多少钱呢？110元6个，而且不环保，用的是一次性餐具。这6个包子一个口味一种，最要命的是吃完出去之后大概5分钟就拉肚子。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就琢磨这个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它卖的不是包子，是旅游产品，在全中国大家都去吃一次就够了，一个百年老店的包子铺，只要吃祖上给它留下的牌子就能过得很好，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去创新了。不要说创新，管理都不会好，因为即使吃了拉肚子，冲着那块牌子，还是会有人去吃。
推而广之，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很多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国企往往占据某种途径、渠道，或者某些垄断性的位置，或者是别人没办法获取资源的位置，对这样的组织机构而言，需要怎么去促进它进行改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国有企业或者近似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解决办法就是要拿走他一部分资源，要逼着他创新。
相比之下中国台湾有一家包子铺鼎泰丰，把连锁店开到了全世界，而且它最大的分店就在天津。鼎泰丰能够做到被世界上最严格的餐饮企业评审机构“米其林指南”评为二星级餐馆，靠的就是核心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故事，我们看航空业，对比看我国与新加坡的国有航空公司。中国的空姐很漂亮，走秀跟走T台一样。新加坡的空姐长相一般，但是她在跟乘客上菜、说话的时候，会把身子弯下来，与乘客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会让乘客感觉舒服很多。在面对乘客的时候，不需要像模特走T台一样高傲。任何事情都是人来执行，人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做决定的，所以创新体系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第一要务是人的培训。
这些案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有人说两个包子铺的差距源于产权区别，那么两家国有航空公司没有产权的区别，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新加坡的国有航空公司，全世界资产值最大的航空公司，也是最赚钱的航空公司。当年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它居然能够制造一家世界级的航空企业，我们13亿人口，差距在哪里？差距主要就在技术与服务的创新上。
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我们要说一句公道话，他们承担了很多战略性的任务，承担了很多私营企业没有承担的责任，他们稳定住了国家的大局。
国企创新之路：精神与制度
我国国企创新乏力的原因是什么？是路径依赖。由于他所能获得的资源、所形成的原有地位已经把他框住了，所以他的思维改变跟不上时代。通过上面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窥一斑。国企事实上处于部分的市场垄断地位，我们有没有可能建造一个更好的创新体系来对它加以平衡？既要维持住、保住他稳定大局的战略性市场地位，另外一方面要对他在创新方面有所刺激。我认为在这方面的激励力量必须要来自国有企业本身，他必须要自己改，别人改不了他，但自己改自己就会格外痛苦。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贵族，他们要改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主动要求放弃贵族的地位，争取让俄国走向现代化。这批人后来很惨，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们也很让人敬重，主动上书要求去西伯利亚陪伴自己的丈夫，反复争取被流放的权利。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国有企业今天也要拿出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主动放弃部分垄断地位才能够换取创新的动力。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创新。
创新永远都是革命性的，风险很大，特别是对于国企来说，有政治使命上的风险，也有技术革新的风险。怎么去设计一个制度，让这个风险的承担能够达到平衡状态就尤为关键。在这方面，美国的金融创新是一个反面典型。我们中国金融企业的问题是创新不足，而美国的金融界是创新过剩，华尔街攫取了大部分利润，却将风险推给公众，推给社会，推给国家财政，这就很可怕。这样一种制度是很坏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创新是一种制度的演进，应该是有秩序的，不能搞“休克疗法”这种无序的毁灭。把现有的东西毁灭了，又不能创造性地带来新东西，这就非常危险。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我们国企看来甚至没有创新的考核指标。设计一个创新机制就必须要有考核，国企进行创新就会产生风险，因为创新对干部队伍实际是不利的。但是在绩效考核时如果能够给创新公平合理的权重，鼓励它承担一部分的风险，对考核指标有帮助，就有了创新动力。我们目前在国企创新指标、指数方面还没有相应的标准，没有一个体系做评估、考核，后续的东西自然无从谈起。所以国企创新任重而道远。 (本刊记者薛晓明根据论坛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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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唐方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保民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
孙东升(微博)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符志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与质量部部长
原民辉 国防科技工业局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
田京海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
郭哲 科技部高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季卫国 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陈江涛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晓云 中国移动(微博)通信集团公司技术部总经理
彭晓光 《环球财经》副社长、出品人
苏哲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轻太阳能公司总经理
周景勤 中国职业经理协会副会长、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赵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苏光明 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司长
陈宝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白益民 白益民产业研究所所长、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环球财经》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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