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烘烤下的中国民企(上)

　　最近接连推出的三张“富豪榜单”———2005胡润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和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再次将中国富豪们的资产积累路径引领到社会的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的目光与争议。

　　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出现了部分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富豪：他们发家速度极快，壮大历程隐晦低调，在各个融资机构间复杂“运作”。而在他们逐渐进入 公众视野之后,随着一些消息曝光,监管力量随即介入，其中不少或因资金链断裂、或因东窗事发黯然收场。可以说，民企积累财富的路径是不同的，但是，一些民企“倒下”的路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们倒下之后，人们对其称谓由“企业家”改口为“资本玩家”。也许是因为完成原始积累时所经历的融资煎熬，他们后来对资本的渴求与掌控欲望变得超乎寻常，他们的账面资产也随着所谓的资本“运作”迅速增加，但是这些却未必就是他们真实的财富。

　　顾雏军滑落轨迹：从原罪到资本渴求欲

　　在民企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过了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时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资产或者是资金方面的关系，原罪属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属于犯罪，灰色则是说不清楚的

　　人们将民营企业在资本初始阶段因为种种市场与政策上的不规范或是不足,采用了一些当时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称之为所谓的原罪。

　　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易宪容向记者表示，一些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短期内扩张与发展，有的确实是在违法违规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们或造假，以欺诈性的方式骗取社会资本；或是通过违规违法的资本运作，套取民众及银行资金。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曾表示，在民企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过了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时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资产或者是资金方面的关系，“原罪”属于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属于犯罪，灰色则是说不清楚的。

　　不过，易宪容认为，不能因此下定义为“所有的民企都有问题”，但对于那些的确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不管是谁、不管做多大，都应根据法律实事求是处理，差多少补多少，否则有些人可能会依然在投机或是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说起沿着“原罪”轨迹滑落的顾雏军，没人不知道。2001年收购科龙电器可以称得上他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前，是其在海外孤身发家的秘史；之后，是他在广东、江西、合肥、扬州，采用同样的手法、翻云覆雨般复制相同资本故事的速成史。

　　1994年底，顾雏军在天津创办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此前，他已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了十余家以格林柯尔(GreenCool)开头的公司。

　　1998年，顾在北京、深圳两地成立了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次年，又在海南、湖北成立了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这四家格林柯尔公司，最终于2000年被注入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当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资5亿港元。2001年，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发布的2000年年报，令人惊讶：公司总收入3.64亿元人民币，是1998年收入的3300倍！

　　随后，带着来历不明的第一桶金，顾在内地展开

格林柯尔系的资本故事。当被质疑收购资金来源时，他爱说的话是：“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江西齐洛瓦，这是家在顾雏军出事后并没引起媒体过多关注的

冰箱制造企业，但在顾氏资本范本中，它却具有典型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其被顾雏军在江西模式中所被寄予的角色；它更见证了顾雏军们是如何用空手掌控国有资产的一套娴熟手法。

　　“顾雏军从来就没完成对我们的收购，我们的关系顶多称得上‘托管’，目前工厂属性仍是国有。”在调查中，该厂一位人士向记者披露，“他从没拿来过真金白银，也没对工厂进行革新改造。”

　　“他却四处宣扬，收购了我们。”该人士表示，“这对我们整个销售网络的正常经营带来恶劣影响，齐洛瓦在全国市场的维修网点也因此近乎瘫痪。”公开资料显示，顾雏军在200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吹嘘，一旦江西齐洛瓦和吉林吉诺尔冰箱厂全线投产，科龙电器的冰箱年产量将达到500万台，这个数字约占全球电冰箱年产总量的25%。

　　记者获悉，当时齐洛瓦的情况是：年产10多万台冰箱，虽然资金困难、但没什么大窟窿。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顾雏军在表示收购齐洛瓦的态度上，也是前后反反复复、花招百出。“一开始看了工厂之后，表示要收购，后来又以厂房所在地不符合产业化流程为由表示不收购……但当齐洛瓦着手改制上市时，他又提出重组齐洛瓦。”

　　“但后一次遭到原来工厂高层反对，他随后就撇开工厂与地方政府谈。”该人士表示。

　　对于顾雏军一心要拿下齐洛瓦的原因，另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其中无外乎两个好处：一是该厂历史债务少、而土地值钱，另一则是该厂的生产线可以直接注入江西科龙工业园，那也算是实现一部分对当地的投资承诺。

　　按照顾雏军拿下江西工业园区2378亩土地时曾向当地的许诺：科龙工业园于2003年建成投产，当年生产空调150万台，销售收入42亿元；2004年生产空调160万台，销售收入44.8亿元；至2009年，年产空调300万台，销售收入84亿元。此外，顾还许诺为当地提供1万个就业机会，这一度号称江西省引进的最大外商投资项目。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对顾雏军来说，如果在完成收购后将齐洛瓦的生产线注入江西科龙工业园，压根连搬动生产线的劲都不用费，因为该厂几乎就在江西格林柯尔隔壁，5分钟的路程。但对于顾迟迟不拿出钱未完成收购，记者了解的原因是：顾雏军要“先处理好齐洛瓦的债务问题”。

　　不过，尽管顾雏军没掏出一分钱，他还是有“能耐”改了齐洛瓦的工装与模具，为科龙做代工，这也几乎是当时顾雏军在江西惟一的生产活动。但之前的承诺最终没能兑现。

　　江西科龙与江西格林柯尔同于2002年6月24日成立。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该工业园仅建起了2万多平米的钢结构厂房，总成本不过400万-500万元。与之形成对比的却是：自2002年起，江西科龙账上已有大量销售货款收入，这些货款来自科龙电器在华东地区的分公司。

　　“顾雏军其实是把其他地方的销售单据拉到江西，利用工业园所给予的政策，达到避税目的。”上述人士称。

　　此前媒体获得的财务数据与工商资料证实了这个说法。2002年，江西科龙对华东六省一市的销售额达4700余万元；2003年，江西科龙主营业务收入达15.7亿元，其中对科龙电器华东六省一市各分公司的销售收入达13亿元；2004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进一步增至20.6亿元。而自2002年至2004年3年间，江西科龙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一栏却为空白。

　　顾雏军的运作中，江西当地政府所给予的优惠政策显然成为被其利用达到“合理”避税目的的工具，而江西南昌科龙工业园的2000多亩土地则成为他的一个融资平台。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前这类企业对土地的一套融资套路是：先向政府承诺一定的投资，然后低价拿土地，交一部分土地出让金后，再拿土地去银行抵押融资。

　　而据此前媒体披露，2002年6月，格林柯尔筹备组接连走访了江西省建行、中行、工行和南昌市商业银行，最终，江西格林柯尔和江西科龙在建行江西省分行签署银企合作协议，开设结算账户，建行承诺在协议生效第一年内为江西科龙提供2亿—2.5亿元贷款；此后，南昌市商业银行，也向江西科龙授信1.9亿元。

　　随后，顾雏军也将其在江西模式搬到合肥、扬州等其他地方，虽然最终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不同，但事后人们发现：其套路大多如出一辙。

　　“顾雏军企图心太大，如果他安心做科龙电器产业，也不会落得如今下场。”4年前第一个提出为人民和企业减税的美籍著名金融专家、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

　　江苏一位知名企业家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看法，“客观地说，其实顾雏军有些项目都还不错，但他就是没有称好自己的份量，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而他却对资本的膨胀欲与控制欲太强。”

　　民企：做资本家还是企业家？

　　在中国现阶段，企业做实业的根基尚未打稳，过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终发展成大量公司丑闻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积累阶段所曾经经历的融资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之后产生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欲望

　　不过，在顾雏军之前，这样的人有：唐氏兄弟、周正毅、早些时候的中国二号富豪杨斌……而在他身后，类似的人物还在陆续涌现。“他们愿做资本家而不愿做企业家的主要原因是，觉得这种模式财富增长得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向记者表示。“但是，由于这其中有很多人本身就不懂金融，再加上动机不对造成的贪心、资金链紧张，这些都是大风险。”

　　一位曾有过投资金融机构想法的企业家则告诉记者，据其了解这其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手边有钱，但找不到更好的项目，就以为金融业是个“避风港”，但到后来通常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并非是想象中的那回事；二是有目的虚荣心导致，其实压根没什么钱，投资金融是为了给外界一个“有实力”的假象；第三种比较常见，自身资金链紧张，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撬动更多的资本，只有在不同的金融机构间和资本市场上反复“运作”。

　　“曾有专家问了我两个问题：你是为了更多融资呢？还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空间？如果为了得到更多资金，可以投。”上述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做投资决定时的一段经历。

　　在中国

证监会对顾雏军做出的八宗罪调查报告中，有一条“诈骗国有土地”罪行，不过，上述业内人士则向记者表示，这其实只是其获得更多的融资平台的一个套路而已。“虽然低价土地未来有一定套现空间，但顾雏军最为看中的却是以此多了个融资平台。”该人士称。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其经历的历史背景,使得他们有明显强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直接掌控金融资源的冲动，就是希望构筑起产业与金融相互支撑的一体化集团。”另一位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当时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其实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不过，这其中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当时西方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到了极至，已产生了与金融资本融合的需求与基础，在国际上，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汪康懋认为，但在中国现阶段，企业做实业的根基尚未打稳，过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终发展成大量公司丑闻生成的土壤，并且民企在早期积累阶段所曾经经历的融资难，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之后产生对资金的强烈渴求欲望。

　　华民告诉记者，在日本和德国也曾出现过为“快速图成”的现象，虽然与中国目前个人行为不同的是，德国与日本是公司与银行之间，但后来这种模式被证明风险巨大，今天的日本银行系统已全面垮掉。

　　而汪康懋则颇为惋惜地向记者举例，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做金融或收购上市公司的，都是失败居多。一旦名声在外后，这些老板从稳健变为盲目扩张、到处收购公司或“壳”；企业开始进行范围很广的多元化投资，这些投资效益都不好，导致现金流十分紧张。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就急着找各种社会渠道融资，利息高达15%，新的金融黑洞也因此不断出现。

　　本报记者 吴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