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回报和社会效应之间 罗氏中国的新安定剂

　　本报记者 鲍辉春 李超　上海报道

　　禽流感的威胁，正在使罗氏制药成为关注的焦点。对罗氏来说，在生意与公共安全之间，“达菲”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场“可能造成500万至1.5亿人死亡”的危机，而这家瑞士公司研制的专利药“ 达菲”，是少数对禽流感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的药物。

　　恐慌情绪日盛，市场对“达菲”的需求超出了罗氏的预期。几个月来，近40个国家向罗氏订购了“达菲”，目标是“配置足够供应全国25%人口的库存”。10月，在网络上，一个疗程(10粒)的“达菲”胶囊已经被炒到100英镑的天价——原价仅在20至30英镑之间。

　　罗氏制药正在开足马力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国际社会的要求是“罗氏放弃专利权，公开配方和制作过程”。

　　在商业回报和社会效应之间，罗氏必须保持平衡。

　　这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制药公司，曾经发明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VC、“安定”和罗氏芬，等等，并藉此制造了一系列的商业奇迹。今天，“达菲”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巨额研发投入得到回报，又避免因“独占”而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

　　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家以“创新”为“生命的血液”的公司，已经建立起了它的竞争对手所不可企及的优势。这也正是罗氏在全球倾力研发的动力。

　　失去“安定”

　　“没有研发，就没有将来”，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罗氏的切肤之痛。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罗氏的转型，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陈力颇为感慨。

　　事情从“安定”失去专利开始。

　　“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安定’。这种药物是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发上市的，当时它每年为罗氏赢得1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但1985年我们的专利到期了，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仿制药，‘安定’每年带来的收入剧减至1000万美金。”巨大的落差带来的结果是，“投资者的信心下降了”。

　　“罗氏虽然是家族企业出身，但现在家族持有的

股票只有百分之十几，主要还是大众股民，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这个风险。”而规避风险的途径就是，成为一家“创新驱动的公司”，不断推出高回报的专利药。

　　“我们是以研发为先导的公司，因此我们对开发的要求是特异性，就是要求我们的药物在功效上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一般是先发现病理，然后去找药，最后到临床”，在陈力看来，药物研发是一个技术主导的过程，因为“市场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和强生是不一样的公司。他们会考虑市场需求，他们的创可贴很强，虽然没有太多的技术难度，但产品包括很多的型号，适应不同的消费者，包括女生型、防水型等等。”“我们很少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是领导市场的需求，我们的开发多根据病理的需要。”“研发的方向取决于未来疾病出现的情况，目的是提供临床表现突出的药物来满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20世纪80年代末，正是这种对原创性的追求和技术主导的倾向，推动了罗氏制药从化学研究向更微观层面深入。

　　“90年代，我们开始向生物医药转型。我们收购了基因泰克80%的股权。2001年我们控股了日本的中外制药，最近我们又收购了瑞士的一家公司。”而在收购的同时，罗氏的清仓行动也在进行：出售了成绩不菲的维生素与精细化工部，把大众药品部转让给拜耳。这一系列的动作把罗氏得以专注于产业链的前端——原创药。

　　如今，罗氏是肿瘤学、

病毒学和移植学领域的领先药品供应商。

　　在这三大领域，一系列的数据得以让罗氏保持安定：早在50年前就构建好的，分设在巴塞尔(瑞士)、纳特利(美国)、帕洛阿托(美国)及潘茨堡(德国)的四大研发中心，支撑起一个超过5000名科学家的罗氏全球研发网络；2004年，罗氏药品部的研发投入高达44亿瑞士法郎，占药品销售的20.1%。

　　研发风险

　　硬币的一面是机会，另一面是风险。

　　“创新驱动”的罗氏行走在一条高速成长的道路上，但“高投入高回报”的背后，是“高风险”的隐忧。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药物的开发周期和其他行业很不一样，像汽车一般开发期3年。而我们创新一个药往往需要十几年，投入很大，而它的效应却是要慢慢释放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药开发的效率。现在我们的新药进入临床，最后10个只有1个成功。而如果从项目立项开始算，到最后的成功率只有1.5%。”

　　而即使新药已经上市，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被无限放大。“比如默克，他们开发了一种降胆固醇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好的药，至少从技术方面看是这样的。但因为

医院在使用剂量上发生了错误，结果造成人员死亡，全部的责任由默克承担，药物撤柜，CEO也被迫离职。还不止这些，默克的股票一夜之间跌了50%，市值从1300亿美元跌到了650亿。”

　　在陈力看来，“罗氏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因为创新药最后的使用环境极其复杂，存在许多不可控因素，所以，“需要处理好研发、生产、病人、医院、销售网络、保险公司以及投资者等各方面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发创新药的成本很高。”而有鉴于此，罗氏在“达菲”专利权上的坚持，便不难理解了。

　　除了在专利期限内获取高额利润，“提高研发成功的概率”也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如果从新药到临床，最后10个里面能成功2个，那么，我们的效率将提高一倍。”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合适的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陈力显然希望能在中国实现这一点。

　　中国之辩

　　2004年10月，罗氏制药投资11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五家研发中心，这是在其第四家研发中心成立后50年的再一次投入。“中国对于我们的吸引力主要是人才和市场。”陈力这样解释罗氏在中国设立的全球第五大药品研发中心。

　　“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市场，现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只占到全球的1%。但我们比较看好潜在的市场。”

　　而在人才方面，“中国的现状是化学和生物的基础研究比较强”，“比较多的是试验科学家，而这正是生物医药研发上最需要的”。“把汽车零件装在一起，一个高中生就可以，我们需要能把分子装在一起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博士或者硕士，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

　　此外，在动物试验方面，“中国在资源和监管方面都比美国有优势”。而“中国的专利相关的法规也正在逐步完善，比如，1994年中国出台了保护化合物的相关法规”。

　　目前，罗氏上海研发中心除了要整合原来合作的科研机构外，还在进行新药研发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而其今后的主攻方向将是癌症和代谢疾病等领域。“三五年后，上海研发中心将可以和其它四大药品研发中心比肩。”

　　在陈力看来，罗氏在中国的研究中心是“真正做研发的”，是“站在一个全球的技术平台上”——可以与其它四个研发中心共享信息与技术，而且它的“业绩评估不与销售挂钩的”——这也是它和一些“省钱的研发中心”的区别。

　　在陈力看来，罗氏在中国的研究中心是“真正做研发的”，是“站在一个技术平台上”、“业绩评估不与销售挂钩的”。这也是它和一些“省钱的研发中心”的区别。“药物研发中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我们是来烧钱的。”陈力总结说。

　　但在上海的一位生物芯片研究人员看来，“中国研发”对某些公司的吸引力显然要比这丰富得多。除了可以“省钱”之外，行业规范的缺失，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地价便宜，税收优惠，人力成本低，这些都是常规的成本优势”；

　　“行业限制根本就没有。危险试剂、化学品，怎么用怎么回收，都没有规范，有的甚至直接排到下水道。而在国外，环境治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在临床阶段，通过和医院的合作，人体试验成本也很低。在国外需要几千美金的，国内几千人民币就可以，有些甚至根本不付钱”；

　　“国内外药品认证的标准也不一样，国外的要求更加严格。而在国内，一些新药，很短的周期内就可以上市。他们在中国的研发速度可以更快”；

　　“中国本地的疾病也资源非常丰富，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跑马圈地’的机会”。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在中国市场变得更加重要之前，罗氏还需要对它了解更多，尽管它可以选择“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