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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亿广东民资补缺央行求解麦克米伦欠缺困局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26日 17:4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罗文胜

  广州报道

  “既然是花钱买机制,就应该买个好机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说。王所针对的,是此轮农信社改革中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10月21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发布了一份长达十万余字的报告——《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组长王自力认为,此轮农信社体制改革,管理权由中央下放地方,本质上只是管理权属的变更,“体制还是那个体制”,仍然是官办组织。”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谨慎提出了政策建议“整合广东地方金融机构,建立多层次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其核心在于:地方性中小社区金融组织既能存款,又能贷款,比目前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组织局部试点,大大向前跃进了一步。

  民资与农信社改革的新结合

  “民间金融形式复杂,蕴藏着巨大的势能。”王自力说,“新形势下,民间金融必须洗白。”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存量已经高达1.2万亿元,其中已动用的产业、商业和金融资本合计约8000亿元。1998-2003年,广东省全社会投资中有43.1%来自民间资本。与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相比,民间投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多出8个百分点,达21.8%;同期,广东每年的新增GDP中,有1/4来自民间投资。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金融研究处处长林平告诉记者,相较于已动用的8000亿民间资本,广东省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处获得的信贷支持非常有限。

  截至2004年底,广东省上述机构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仅为1482.19亿元,而同期,民间金融资本中用于民间融资的金额近1400亿元,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几近持平,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而民间资本的充裕,为其涉足民间融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数据显示,1.2万亿民间资本中,未动用的民间资本,也就是投资性储蓄2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保险资产和境外

证券资产等多项溢出境内金融机构的资金,合计约4000亿元,这笔随时寻找商机的资金,构成了民间融资的巨大供给方。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课题组调研发现,庞大的民间资本,随着农信社改革正在形成新的态势。

  “农信社是花钱买机制,客观上不得不商业化。”王自力告诉记者。

  所谓“买机制”,是指对农信社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以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的数额为基数,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解决,中央的一半通过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解决,以此更好的解决对农村金融的支持。但这却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形成了新的冲突。

  为促成此次改革,地方除了承担消化50%农信社资产损失外,中央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前提,是要省级人民政府承诺由中央财政从转移支付中扣划;对专项再贷款的发放,要求省级人民政府统借统还。随着国有银行收缩网点,农信社又难以独立承担“一社支三农”的重任,民间金融资本有了很大发展空间。

  农信社要改革,三农要扶持,民间金融又客观存在,王自力认为,求解的办法只有一条:将民间金融纳入日常监管,也就是合法化。

  王自力的药方是:将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的“壳资源”转让给愿意承担50%不良资产处置成本的民间投资者,将农信社改造成为真正的民间金融组织。

  “4000亿元可用资本,为什么不利用呢?”王自力反问道。在他看来,农信社“壳资源”的价值,与这块民间资本紧密相关。

  一个解决方案是,对于那些要撤并的分支机构,可按照“谁出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标准,将其改组或者重新发展为采取登记备案、自律管理的新的民间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信用协作会等,从体制上为民间资本“合法”进入金融业开辟出一条道路,给那些想合法经营的人一个正当的出口。

  王自力介绍,课题组的思路是借鉴港澳地区三级银行制的经验,实行区别对待的监管政策。一方面大幅度降低民间金融组织在注册资本方面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出资人责任、经营地域、客户对象、业务范围实行一定的限制。

  “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障碍。”王自力说。

  “麦克米伦欠缺”困局求解

  在王自力看来,这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

  “农信社此次改制留下的一大问题,是麦克米伦欠缺困局。”王自力称,民间金融合法化,有利于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

  所谓“麦克米伦欠缺”困局,来自

二战前夕英国议员麦克米伦(Macmillan)提交议会一份中小企业融资调查报告数据结论。报告以大量的统计追踪表明,当企业需要的外援性资本规模低于25万英镑(约合400万英镑现值)时,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人民银行研究局的相关调查表明,国内中小企业麦克米伦欠缺额度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下。

  “这个额度应该更低。”王自力称,50万甚至100万以下的贷款,国内银行都缺乏兴趣。

  令王自力忧虑的是,与商业银行普遍上收基层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相对应,以满足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广大乡村农民大量小额贷款需求为存在依据的农信社,目前也加入了依照麦克米伦欠缺行事的行列。

  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广东省大部分农村乡镇集体收入来源尚不足以维持日常的行政管理费用,基本上没有财力“反哺”农业,如韶关、云浮两市2003年财政支农资金仅分别占同级财政支出的2%和12%,“三农”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令人关注的是,由农信社引导的民间投资,同样出现脱农、抑农趋势。根据2003年的数据,广东民间投资80%以上落点珠三角经济区,而投到

房地产等投机项目的资金比例超过60%,真正落到“三农”的资金比例不足5%。

  按照课题组调查,2004年末,民间经济主体获得广东金融机构贷款比重的为32.3%,但其中民营企业贷款占比29.3%,个体农户贷款占比2.1%,小额农贷占比仅为0.9%。

  广州市黄埔农村信用联社李旭升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金字塔型”结构。他设计了一组大、中、小三种不同额度的信贷结构图形,额度超过2000万/户的为大客户,200万—2000万的为中客户,低于200万的为小客户(含个人客户),对广州地区某农信联社信贷结构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社大中小三类客户各自信贷额度累计后的比例为6:3:1,和正规的大国有银行结构图形并无两样。

  在王自力看来,这就是此次农信社改革令三农建设面临挑战的关键因素所在。王认为,近年广东信贷市场配给现象愈演愈烈,在信贷资金持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集中的同时,农信社的撤并,可能令县域经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瓶颈更加突出。

  “省联社统管农信系统后,大家都想做大。”王自力告诉记者,各地省联社都在搞大汇兑、大结算,都是走国有银行的路子,东北更有人提出打造“东方花旗”,离“三农”越来越远。“我的想法是,省联社留下的空当,应该以社区金融来填补。”

  然而对目前西部地区小额信贷组织改革试点,王自力称广东也在积极争取,但却坦言“改革意义不大”。

  “这是一种准金融或者欠缺型金融模式,有先天资金不足限制。”王自力告诉记者,这类小额信贷组织源于孟加拉乡村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简称GB模式),是一种不吸收存款、依托某项资金来源、发放3000元以下小额贷款的特定组织。

  王自力称,只存不贷的前提,是以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援助组织特定的资金来源为前提,一旦外来操作经费出现波动,这种机构将连财务支自足都难以维持。国人没有看清楚其中的扶贫、慈善等权宜性质,打算用以建成解决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贷款难问题的长效机制,“确实是号错了脉”。

  王自力说,他所做的是力推民间金融正常化,在把农村金融机构由行政主体还原为市场主体,解决激励问题基础上,打造社区金融组织。

  王自力解释,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金融组织,都可称为社区金融组织,其最大特点是扎根民间,属于非官办的民众自己的金融组织。“关键是‘社区’两字。”

  王自力的逻辑是,只要在监管方面把信贷限制在特定社区范围内,基于地缘、人缘的知根知底,无所谓大银行所需要的“按正常程序发放贷款”,也就解决了商业银行贷款担保、手续繁琐等交易成本限制,通过搞个性化服务,将可真正解决为中小企业、广大乡村农民快捷筹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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