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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王颖
2005年12月19日，上海，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与凯雷投资集团签署正式协议，凯雷携其战略投资伙伴——美国保险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注资66亿元，二者将在注资后拥有24.975%的太保寿险股份。
但在四五个月前，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接到了中国保监会“红色”预警，由于偿付能力缺口90亿元，其被责令于2005年10月31日之前上报改善方案，并且保监会还在股东分红、机构设置等方面对太平洋人寿给予限制性规定。
此消息一出，不仅寿险受到影响，太平洋集团下的财险等业务也受牵连。那段时间，身为董事长的王国良压力很大，外面有人认为他这次过不去了，有的甚至明讲，他这次真的要下台了。
而今，一场风暴过去之后，王国良却依然轻松不起来。“干事业的人越搞越辛苦，干金融的人越搞风险越大。”王国良称：“现在成功的金融家都是不敢干的人。”
王国良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但对经济和金融感兴趣，《红楼梦》没读过，却读完了《资本论》。毕业后，王国良先就职政府机关，后转入银行，1998年他来到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当时的太平洋只有20亿资本金，坏账却达35亿，还潜藏有隐性危机，面临破产的边缘。
王国良上任后，首先就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进行风险管控。王国良说，太保不能再一味地追求快速发展。“每年增长50%，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成本太高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做。”及时的监控使太保的经济案件很少发生，曾有办案机构很风趣的说，“怎么没轮到太平洋一个呢？”
严格的管理已初见成效，三年，太平洋的股东价值翻了1.5倍。王国良说：“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掌握了规律，就不会左顾右盼，我要一直按照这条道路往前走。”
不做“洗钱”业务
《英才》：你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
王国良：风险第一。发展快慢，要看有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作为保障。没有风险管控，什么都谈不成。公司是吃利润，不是吃保费。靠借来的保费在运营中创造利润，这才是属于公司的。
《英才》：你觉得风险管控主要通过哪些方式实现？
王国良：除了建立良好的机制外，还要靠最高决策层对风险的把握。一些券商和保险公司搞交易，现在暴露出来60多亿亏损。我们公司一笔都没做。因为看上去投资回报很高，但它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我宁可不做，也不能让自己的业务亏损。
《英才》：如何把握市场快速变化的风险？
王国良：收集全球金融经济的情报，这非常重要。我跟国外公司谈判，他们对我们的条款非常苛刻。突然我看到一条消息，说这家公司出问题了。我马上让发展战略研究部在网上搜索这个公司的所有情报，这家公司确实出毛病了。再谈的时候，我态度就非常强硬，最后对方的董事长跟我们说，他们遇到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
《英才》：风险一词对保险公司意味着什么？
王国良：保险行业比其他行业都要讲诚信，因为你卖的是一张纸，所有的诚信都在这张纸上。几十年中，你这张保单能不能经受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的考验，长期为公司提供利润，这叫内涵价值。
《英才》：客户比较关心的太平洋寿险的偿付能力问题将如何解决？
王国良：在凯雷进入以后，我们2006年再发一部分次级债，再加上调整业务结构，减少低内涵价值业务对资本金的压力。现在正在建立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也就是集团上市。
《英才》：哪些业务是低内涵价值的？
王国良：车险里的私家车我们是要控制的，再比如住房信用保险，我们公司控制得很紧，这方面损失很小。寿险里的一些“洗钱”业务我们不做。“洗钱”就是指下半年做进来的业务，一过年就退保了。客户得到手续费返还，分公司得到手续费的提取，下面的分支机构都很肥，成本都加到总公司来了。这样非常危险。
为什么与凯雷合作
《英才》：为什么太平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持续了5年左右的时间才谈成？
王国良：我们最初跟澳大利亚安宝保险集团谈完以后，但它投资失败。在印度它收购一个财险公司，赔了7.5亿美元。在我们签约以前，它收购了伦敦的一个寿险公司，赔了35亿美元。最后它没有钱了。
《英才》：在众多竞争者中最终携手凯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国良：首先因为它是优秀的投资公司之一。其次，它带来全世界一流的美国保德信保险集团。投资技术、保险技术全来了。其他的投资公司只有投资技术，没有保险经营管理技术，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投资。
《英才》：你说的保险经营管理技术如何才能获得？
王国良：我们马上就要有一个计划，每年选择100名外语过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保德信去培训，三五年之后培养出三五人。
《英才》：外界有一种评论，认为这么快与凯雷敲定合作事宜，主要是因为太平洋寿险资金有缺口，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国良：这不是主要原因，之前与凯雷拖了较长的时间，是因为双方都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双方都不肯让步。最后美国新桥等投资公司来了，说条款可以比凯雷更优惠，我们表示欢迎。那么凯雷就很紧张，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利益上的让步。
《英才》：凯雷主要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王国良：比如说，开始时凯雷投入的4亿美元想分批次投入。我比较理解，他是要给经营层一些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终凯雷终于同意了一次性投入。
《英才》：你主要通过什么方式说服对方的？
王国良：太平洋的股东、合作伙伴分布在香港、台湾和美国等地。我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做好凯雷的工作，不要因为这么点钱，合作搞不成。最后这些股东说，我们都出钱，终于凯雷同意一次性付款。
《英才》：你会不会担心，凯雷赚几年钱就走了？
王国良：凯雷肯定是要走的，但是合同里都已经规定，凯雷走必须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保德信，保德信全部都要，具体的价格由他们去商量。
多花1000万成本也值？
《英才》：你个人的领导风格是怎样的？
王国良：综合型。我们的领导班子里，各种性格都有，他暴躁，我就温和。他温和，我就告诉他，你太慢。
《英才》：还有对你暴躁的下属？
王国良：有，他是分管财产保险的副总，也是我上任第七天找来的。他那会儿还在省级公司工作，我到南京三顾茅庐，把他请到总公司来。但这人脾气不好，他冲老板发火是常事。我说发牢骚可以，但是活还要按我的要求干。现在他干得很好。
《英才》：我听说由于你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比较怕你？
王国良：如果员工在客户里捣乱，藏利润，想来年日子好过一点儿，那是经常会被我抓住的。不过，没有人怕我。坐电梯时，都是我给员工按几楼，按错了还要挨批评，说董事长水平不高。
《英才》：如果员工对你说假话，你怎么办？
王国良：你做错了事，我告诉你办法，你解决去。否则被我发现了，我就不含糊了。我曾经免过东北一家省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拿着一个本子来给我汇报，我一看就很烦，说你把本子丢掉，结果，他就乱了套。我一问问题，他就傻了。那些本子上的东西都是秘书写好的。后来我很快免掉他的工作，像这样的素质怎么行呢？
《英才》：凯雷进入太保后，在人员配制上会有哪些调整？
王国良：公司的第一代领导者已经不太适应了，需要腾出来给年轻人坐。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人事波动，我们准备专门设一个“高级专务系统”，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工资一分钱不少他的，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即使多花1000万元的成本，年轻人形成的新竞争能力所创造的利润远高于他。
股东眼中的王国良
“第一次打交道就亏5万美元”
第一次看见王国良时，他正和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在聊天。“他是我老板”，王国良指着傅军说。傅军是太平洋保险集团的股东，但他和王国良第一次打交道就亏了5万多美元。
十几年前，当时王国良还是江苏镇江市轻工业局局长。傅军找到王国良，要将自己手中的一些布浆卖给轻工局下面的造纸厂，双方很快签订了2000吨的合同。谁知，合同刚签完，国际市场上的布浆价格大大上涨。
这笔生意还要不要做?王国良笑称，“我知道他亏了，但是有合同在，当然得履行。”傅军也按原价做了这笔买卖。二人之间第一次生意上的往来，傅军就亏了5万多美元，这也是二人惟一做的一笔生意。
“朋友归朋友，做事情一定要讲原则”，王国良的风格得到了傅军的认可。“南方的北方人”、“地方的军人”，傅军一下子给了王国良两个称谓，显然同为南方人的傅军喜欢王国良这种豪爽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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