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寻求共同立场

　　——专访美国前商务部长米基·坎特

　　本报见习记者 左薇薇 本报记者 谷重庆

　　编者按：

　　这段时间，关于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话题简直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热浪。

　　本周，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抵达中国开始进行访问。虽然两人一属共和党，一属民主党，但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却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本来，想在100名参议员中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为政治生涯加分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找到一个热点话题，并站出来，却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数。

　　两人通过在国会中提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而在中美经贸界一时之间成为了“明星”人物。两人提出假如中国不改变目前的人民币

汇率制度，就将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关税，因此该法案也变成为“汇率报复案”。那么在两位参议员眼里，人民币到底被低估了多少呢？答案是15%～40%。

　　为此，他们本周被安排与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一系列高官的会面。据媒体报道，虽然舒默参议员宣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是中国菜，并且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提案，但实际上此次访问却是他第一次出访中国。看来参议员在中国问题上是个新手，但在借助中国问题为自己造势方面却不一定。要知道，国会中期选举就要到了。

　　相对来说，白宫的立场似乎更为缓和一些，也更加希望通过谈判和对话来解决这些分歧。例如据媒体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上月提交的“美国贸易代表报告”即被认为是希望暂时缓解国会的焦虑。

　　就在参议员先生们利用出访表达自己的强硬立场时，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则表示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方法无异于“经济自杀”。同时，已经退出政界一段时日的美国前

商务部长米基·坎特先生却在相对低调中提出中美关系应该“寻求共同立场”。十年前，坎特先生就任美国商务部长。下周，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也将访华。

　　作为克林顿政府的核心成员之一，坎特见证了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也参与了包括“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等大量对华商贸谈判。无疑，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究竟应该如何获得共赢，听听过来人的经验总不会有错的。尤其是，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大概是这个最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

　　美国参议院定于3月31日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谷重庆)

　　北京报道

　　3月21日下午，美国前商务部长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在

北京大学发表了“美中关系——寻求共同立场”的演讲，就目前有些纷乱的中美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中美两大国应该更多注重在贸易、能源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合作，这不但有利于两国的利益，也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聚焦合作

　　《21世纪》：您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美中关系：寻求共同立场”，但现实的状况似乎又让人感到问题比较严重。本周，常在美国国会造势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抵达北京，主要目的是决定是否推迟在3月31日通过一项旨在向中国汇率施压的议案。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在纺织品、贸易顺差以及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有着许多的争执和不同意见。那么您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持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坎特：中美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变得有些复杂，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应该得到恰当的解决，例如，美国面临贸易损失，要应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大量出口，这些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烦恼。美国所要采取的措施，直至最终达到目的做出决定的过程，都将是完全透明的。

　　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需要面对贸易领域中更大的问题，例如，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很好地执行对知识产权的监管；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在制订并通过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上做得很好。据我所知，为了解决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中国很快还将通过至少17部新法。

　　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在关注汇率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在对待货币升值这个问题上需要十分小心。原因有二：第一，剧烈的汇率变动将会破坏中国的银行系统，银行在为商业提供贷款，一旦货币升值过快过大，这些贷款也会升值很多，从而损害经济的正常运行；第二，货币的升值究竟能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产生多大的作用，这是很不确定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影响贸易赤字和货币升值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站在中国的角度，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让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弱变动，这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式，也是中美双方的责任。

　　《21世纪》：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虽然中美之间时常会因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而引起一些纷争和紧张，但1997、1998年两国元首的互访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中美关系态势良好。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四年了，但近年来双方在汇率、顺差等诸多问题上的激烈争执给人总体感觉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对此，您如何看待呢？

　　坎特：我们需要对话，树立信心，通过合作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政治自然是有它的影响力，但我们的领导力却是要强调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两个政府在政策和风格上肯定是有所不同的，由于“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布什政府变得富有攻击性，我觉得这是不幸的一面。

　　《21世纪》：您去年在接收本报采访的时候曾表示贸易摩擦的根源是经济不景气。但2004年美国GDP增长了4.3%，2005年估计仅为3.6%，2006年的预测增速为3.3%，均低于同期的全球增速，而且今年恰逢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那么按照您的看法，今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是不是必定会掀起不少的波澜呢？

　　坎特：的确将会有关于中美贸易的争论产生。有些人认为美国经济没能达到像中国那样快的发展速度，但是让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达到8%或9%的增长速度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目前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了美国GDP的将近8%，如果美国可以扭转这种不平衡，或许会对世界更有利。但美元走强，利率降低，会促使资金加速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利率在上涨，吸引了资金的流入，出现了预算和贸易双赤字，消费在下降。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很强的，增长也不错，不过现在这种状态又有重现的趋势了。

　　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公民更加关注他们自己的工作机会和生活质量，担心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他们害怕万一有所改变，会对自身造成不利影响，而其中有很多改变是他们并不理解的。他们关注中国问题和巨额的贸易赤字，因为这部分地来自于一些不公平的竞争，例如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美国毕竟是谷物生产的大国，还有知识产权也是。

　　《21世纪》：那么您认为现在如此数量的纠纷是不是太多了呢？

　　坎特：我觉得数量不是关键，我更关注美国对中国抱有的看法。我认为视对方为攻克的目标是错误的，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点和兴趣点，需要相互合作来解决各种细节的问题。

　　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不论是民营还是国有公司，都会加速对美国资产的收购。像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海尔也试图收购美泰克，不过因为价格太高，有些不值而没有最后达成。不管是收购美国公司，还是货币、知识产权等问题，都需要双方合作，共同来寻求解决之道。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中国和其他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分歧。两国在贸易、能源以及很多世界性问题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需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现有这些问题在两国的关系发展中都是属于短期的，像中美这样大的两个国家，贸易量如此大，不产生任何矛盾也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美加两国走得很近，并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接壤，政治上也很接近。但其实美加两国是有着很多摩擦的，有问题很正常，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解决它们，再继续前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促成两国的合作，达成一致的协议。

　　实际上，有时问题可能源于缺乏理解。但我们在能源、环境，甚至国际关系等领域，仍然可以非常好地合作，以解决问题，并建立公平的贸易体系。总之，要将目光聚焦在合作上。

　　构筑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

　　《21世纪》：二战后，美国曾经积极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重新燃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去年年底在香港结束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的僵局就是一个例证。WTO体制目前危机重重，而美国在钢铁、农业等方面的政策似乎令人感到它更有兴趣施行贸易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

　　坎特：其实这种批评并不是很中肯，美国对乌拉圭回合的胜利和WTO的建立都是有贡献的。在出口补贴方面，欧洲有着高达17%的出口补贴，美国有一些，但决不像欧洲那样。

　　现在情形与克林顿时期在某些程度上是有点区别的，但并非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时候，美国政府都是奉行有规则基础上的开放贸易，立足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协议；现在的政府更倾向于双边的贸易协议，也许是由于多哈回合进展缓慢，也许就是一种政策决定，这就是它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地方。

　　《21世纪》：那么您觉得这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坎特：这还不是很确定，即使有影响，也是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总体上还是好的，只是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来承担起责任。

　　《21世纪》：当古铁雷斯部长抱怨中国的经贸政策的时候，我们也许心存侥幸地认为这是政治家为了连任而进行的“表演”。相对来说，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一直都在抨击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支持自由贸易。但2004年夏，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文章指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此文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令很多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感到寻求到了新的理论依据。似乎学界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

　　坎特：完全的自由贸易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有一些规则，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没有规则的完全自由只会带来混乱。我赞同在有规则基础上的开放贸易体系，所有的国家都共同遵守，这也是我们要在全球建立的。贸易协议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都运转良好，例如世贸谈判乌拉圭回合，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现在的风险是双边协议太多，没有一个统一遵守的规则，有时很难有效地监管，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21世纪》：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在美国是否占到了主流呢？

　　坎特：不，只是部分人有这样的观点。从1993到1996年，美国在短短4年里建立了200多个贸易协议，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存在，有一部分人确实不太支持有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但大多数人仍是很赞同的。

　　人民币应扩大波动幅度

　　《21世纪》：美国国内不断就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政府施压，那么您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有效地缓解这样的贸易顺差的状况吗？

　　坎特：不，人民币的升值不会有效缓解贸易顺差的状况。还有很多宏观经济上的因素在影响商品出口，当商品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又回到美国时，价值当然是增加了的，但我们把这种情况也计算在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赤字被夸大了。

　　《21世纪》：美国国内部分人士希望中国采取行政性的人民币升值手段，但温家宝总理已经表示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的了，人民币汇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弹性(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那么您怎么看待双方预期上的差距呢？

　　坎特：各个中央银行都会管制货币的汇率，人民币的波动幅度非常有限，货币受到低估。但到底低估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仅仅升值2%也不是解决办法，我还是主张加大人民币波动的幅度，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使问题有缓慢进展的基础。

　　《21世纪》：去年中国统计中美贸易顺差额为1017亿美元，美方数字超过2000亿，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途径香港转口的商品是否计算在内。众所周知，中国的外贸出口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香港企业虽然在内地设厂出口，但其中利润大部分归于香港公司，假如以获利比例来判断归属，那么这1000亿美元的顺差应该属于香港。而香港作为自由贸易的一个特殊地区，可能不会面临中国目前所遇到的这种指责。假如本属香港的贸易顺差额算在大陆头上，由此导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增大，这似乎显得有些不公平，您对此怎么看？

　　坎特：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存在这个巨额的贸易赤字，也知道它部分地来自于贸易中的不公平，到底是1000亿还是2000亿其实并不重要，只是要透过数字看到问题本身，即贸易中的不平等。

　　其实这是一个很傻的争论(silly argument)，因为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假如途径香港转口的商品不计算在内，那么我会很不理解：究竟香港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就好像说，来自洛杉矶或者是加利福尼亚的出口商品不要算在美国头上一样，这是没有道理的。

　　《21世纪》：25年前，日本政府受到了今天中国政府类似的压力，但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造成当时巨大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更大原因是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今天似乎也是如此。您对此怎么看呢？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有可能出现重复呢？

　　坎特：目前的中美贸易和当年的日美贸易问题类似，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中国经济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是不一样的，当时美国商品在日本市场上所受到的歧视比今天在中国的状况更为严重。对照当年的情况，我们应该有信心解决好今天的问题。

　　寻求共同立场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双方目前在全球经济格局下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说，您对一说法如何看待呢？

　　坎特：这种说法很正确，我们是互相依存、共同进退的。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经济会很受影响；反过来，如果中国消费者不购买美国商品，美国经济也会很受影响，这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

　　目前，为建立和平、稳定的世界，中美双方需要建立共同的立场。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我们别无选择。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1世纪》：这与您所说的“寻求共同立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坎特：由于两国之间高度的互相依存和利益关联，我们需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和立场。这不仅仅是在某些方面，而是全面的，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继续合作，解决分歧。虽然分歧总会存在，但我们总会正确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的。

　　《21世纪》：中美两国之间近几年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存在不少的纷争，但有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50%来自美国经济，25%来自中国经济，中美之间的摩擦实际上往往对双方的利益造成损害，那么您觉得中美双方能否跳出眼前的利益纷争，着眼于长远而寻求一种共同的立场呢？

　　坎特：是的，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实际上，如果中国不好，就意味着美国也不会好，反过来也一样。我们要利用双方的长处，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维持全球的平衡，这些都意味着合作。

　　《21世纪》：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制，能让双方寻求到共同的立场呢？

　　坎特：肯定有的。以能源问题为例，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中国则是第二，双方都需要对使用新燃料的汽车引擎等课题进行研发，这既是为了环保，也是为了降低对石油出口国的依赖。目前石油出口国处于强势的地位，对石油进口国有着很大的支配力量，对全球的政治格局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口国很多政策都受它们的制约，同时中东、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政权并不稳定，这会对我们将来的政治和政策产生影响。中国、美国和日本应该联合起来，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

　　节约能源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日本经济是节能型的，其效率是中国的9倍，美国的3倍。对照日本，中美两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

　　《21世纪》：您认为双方应该寻找共同立场，但此事恐怕殊为不易，比如我们称双边关系为“中美关系”，您称之为“美中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而要协调往往十分困难，您对于自己的这些主张抱有多大信心呢？

　　坎特：每个国家都会存在这样的状况，欧洲称其为欧美关系的，美国会称作美欧关系，说法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兴趣，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虽然在有些问题上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我们具有共同立场的基础，即使短期内解决不了所有分歧，长期下去还是以合作为主的，我对此抱有相当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