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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屈宏斌
近期，尤其是去年十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到消费导向的转型成为未来几年政策的基本方向和讨论的焦点。中国过去三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高水平上，政策层面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状况似乎也比较满意，在遭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贸易顺差(1018亿美元)，以及随之而来的剧增的贸易摩擦之后，增长模式
调整的旋律上升为政策的主旋律意义非同寻常。在对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的讨论过程中，有一种声音是把扩大内需和出口对立起来，认为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内需消费，要减少出口依赖。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有偏颇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中国为了使内需，也就是国内最终消费为推动经济增长起更大的作用，除了政府财政政策方面的减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比如去年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等等措施鼓励消费，和政府财政向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增加投入支出，对居民未来消费倾向也有积极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大多数消费者的当期以及未来收入，提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拿提高个税起征点来说，着眼点也就在于立即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提高消费者的当期以及未来收入，关键不是使目前收入比较高的40%的人收入更高，关键是使占中国人口总数60%的低收入及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使他们有机会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目前对于实现消费者收入增加已有的共识有两个：一是通过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来减少农民的数量。由于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就要求将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主要方向就是转移到制造业，尤其是以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条路。由于制造业是全球性行业，决定了制造业的扩大必然带来出口扩大；二是基于我国人口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求，以及要发挥不断扩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就必须依赖全球市场，而不能只依赖国内市场。
在两个共识基础上，就可以看到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出口对中国意义重大，通过这个途径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换句话说劳务输出，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传统的观点只是把出口作为一国赚取外汇收入的工具，从而仅作为支持所需要的进口支出而产生的支付的来源，显然已经不适应目前全球化的情况。
如果单单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由于政府参与投资和消费活动，从而政府行为的改变能够直接影响GDP的构成。不仅如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可以改变经济环境，从而影响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消费决策。然而现实中政府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从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中国的高储蓄率，财政收入近来20%的年增长速度，与教育投入数年之内达到占GDP百分之四这样一个目标从1993年一直说到今年等实际情况观察，再加上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各种因素相加，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来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看来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加工和装配对于实现中国的出口奇迹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推动出口总量上升的同时也改变了出口结构。出口产品构成中增长最快的是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其中以外资企业，尤其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企业为主导。中国的官方数字表明70%的电子产品和IT产品的出口都是由这些外资企业实现的。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进口半成品进行加工装配然后再出口。
有观点认为由于这些出口是低附加值的，赚取的是“血汗钱”，所以不应该继续鼓励，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应当有选择地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出口，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先不说紧随身后的印度、越南等国对中国全球世界工厂地位的觊觎，就回到贸易发生的基本条件上来看，中国与世界进行贸易的决定性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充足的劳动力。一边是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非农产业的吸收，另一边是广阔的全球市场。在这样的天时地利的条件下，中国难道不更应该继续推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贸易出口吗？目前中国产品已经统御了纺织品和鞋子的出口市场，下一步就完全可以在其他产业的劳动密集工序发挥这一优势。
中国目前在劳务出口方面可谓效率极高。所以对于进口原材料的加工装配只是作为中国的劳动服务的载体，这个过程在中国实现的价值大约是在20%左右。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围绕着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这个中心，扩张其劳务出口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在如此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压力下，中国除了扩大劳务出口之外别无选择。
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出口相对比，替代的方案会更加痛苦。为什么这样说呢？理论上来讲，另外一个实现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方式可能就是移民了，特别是移民到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去，但这个方案显然是不现实的。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扩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出口不仅对于中国来说是解决剩余劳动力，提高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最优方案，同时对世界经济来讲，也是一个对中国的崛起相对容易接受的途径。
(作者系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区经济预测与投资战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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