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募基金跟中国政策一起做多

　　本刊记者 | 裴金钢

　　下一步，国际私募资本可能会锁定哪些目标呢？

　　凯雷、华平、黑石、KKR；IDG、SAIF这些国际私募基金纷纷举起了他们的手中的望远镜，正在慢慢聚焦，上下左右地打量着中国的投资市场。

　　下一步，他们可能会锁定哪些目标呢？对于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市场来说，中国又该如何正确利用和引导这些资本，而这些私人资本在华要想实现顺利投资又该注意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环球财经》记者先后采访了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区主管王仲何、ePlanet全球投资基金执行董事孙文海、美国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川以及中国亿中投融(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张亨。

　　《环球财经》：您如何看待国际私人资本集团对中国市场的热情？

　　王仲何：2004年开始，一些在中国投资的老牌主流私募基金都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一些带有中国概念的基金也陆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融资扩容，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的经济周期都远没有发展到市场均衡阶段，投资中国就是要搭载中国这趟高速行驶的列车。

　　孙文海：近年来，国际闲余资本大大增加，比如石油美元的膨胀。但9·11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安全的认识，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人们发现了中国经济的环境的抗震性能，尤其是在2000年美国IT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中国又加入了WTO至今已经度过了保护期，这些都成为国际私募基金涌向中国的动因。

　　《环球财经》：据您分析，2007年这些国际私募基金将会在中国选择哪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

　　王仲何：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中国政府下一步要着重推动的。中国有13亿人口，有1亿人口消费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了。衣食住行的消费领域上级非常多，比如肉类加工、食品、造纸、电信、汽车、汽车配件、饮料，等等。

　　孙文海：机会无处不在。比如家居、汽车、旅店等等。

　　彭川：电信、媒体、互联网、医疗服务、医疗器械、新能源等等。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新能源里，目前太阳能企业发电的主要原材料硅矿石基本依赖进口，如果太阳能项目一哄而上，必然缩减行业利润；2、研制新药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

　　张亨：传统行业，比如机械制造、医疗服务、医疗器械、零售领域、酒店、汽车后市场(二手车买卖、汽车维修、汽车美容、汽车俱乐部，等等)；其它如新能源(风能、太阳能、植物能等)、物流(急宅送马上要在香港IPO)、金融等与人民币升值直接相关的行业可能会非常热。

　　据我所知，目前就有一些VC准备投生物柴油了；凯雷计划明年将重庆商业银行推上香港资本市场；希尔顿酒店也争取到来自VC的5亿美金，计划在中国内地大规模推广中端酒店；其它还有计划投资RFID(电子标识技术)以促进物流业发展的。

　　《环球财经》：未来这些热门行业具有哪些共同特征？

　　王仲何：传统行业投资起点比较低，但是高增长潜力大。有些企业还有很强的获利能力，而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相对比较安全，投资周期也更短一点。

　　孙文海：中国的传统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演变。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使传统行业也能焕发出新兴经济的特质和市场。

　　比如，20年、10年以前的煤炭行业，基本是采煤技术，但是目前却有了煤的液化和气化技术。再比如，中国钢铁业10年前年产量1亿吨，大家就担心过剩，但是到目前已经达到了4亿吨，依然有巨大获利空间。这里面跟新技术、新工业的开发是密不可分的。其它再如新材料对纺织行业的意义，基因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意义……这些也许都将根本改变某些行业作为传统产业的原有定位。

　　《环球财经》：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还有很多不均衡的地方，对于这样一个市场来说，如何利用国际私募基金比较妥当？

　　王仲何：中国政府需要在法规、监管方面标准化、透明化。

　　一方面要鼓励私募基金在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考虑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合；还要促使私募基金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和承担社会责任等等。在税法方面要进行完善，在保障税收的同时，考虑如何建立一种好的激励机制，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市场。

　　还有一点，制定政策要让大家理解，要规范。如果变也可以，但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变，宏观依据是什么。就像制定一个裁判规则一样，要有讨论稿和征求意见稿，那样最好。

　　孙文海：VC可以帮助中国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但是PE(并购基金)就不同了。PE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对私募基金的这两种不同形式是要仔细分辨、区别对待的。希望今后对VC和PE分开监管。

　　通过股权、市场引进资金和技术的设想，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了，比如在汽车制造业领域，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到现在，我们根本拿不到人家的一流技术，依旧落后别人10-20年。现在，国家允许KKR、凯雷、华平、高盛进来，并且允许他们并购徐工、双汇……这些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还得以观后效。

　　彭川：中国市场越来越接近美国市场的规则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越来越强。但是中国法律法规比较杂、经常出新，但是不够系统、不够灵活、不够稳定，而且各地区执行情况不一致。再者，如公司注册、股份变更转移、公司合并等等都要到工商局备案、审批，这些与离岸管辖区如开曼群岛、英属处女岛相比，对私募基金的发展来说都是不方便的。

　　未来，怎样把市场建设出一个能够预测的，比较稳定的结构，就是需要政府及业者努力的方向。比如，2005年年底外管局关于中国居民在境外持股的规定，其具体执行标准下放给了各个省市，各个省市执行的结果自然是不一样的了，而且还会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造成了系统的不稳定性。

　　张亨：现阶段，中国外汇管制宽进严出的策略是正确的。进来没问题，出去就要进行管制。但是在收购的问题上，锁定第一大股东三年，其股票的流动性就差了，其它如退出机制比较少、市场需要完善等等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环球财经》：从进入中国的私募基金角度看，未来他们应该怎样实现与中国经济的共赢效应？

　　王仲何：基金应该充分理解中国市场的监管环境，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尽量少去接触，对于那些有限制性的行业通常也要介入少一点。一定要理解中国的政策，在政策许可条件下进行投资。

　　如果要投资，还选择那些监管比较少、政策比较明朗的、前景光明的项目。如果没有把握，就要观望观望。

　　对于在中国并购国企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国际私募基金都需要通盘考虑。

　　国家允许KKR、凯雷、华平进来，并且允许他们并购徐工、双汇……这些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还得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