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心从出口投资转向消费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 罗 奇

　　最新动态：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其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一个关键性的调整：从出口和投资主导模式向私人消费转移。这对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以至世界金融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结论：中国经济再平衡包括三个重要环节：(1)中国最新五年计划的目标增长率为到2010年实际GDP年增长平均7.5%；显著低于过去25年来的9.5%水平，反映了中国增长将从过去对数量的追求转为对质量的追求。(2)在新增消费支持到位之前，来自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动力可能已减退，与公布的较为保守的GDP增长目标互相呼应。(3)通过提高国内消费实现再平衡，将有助于促进中国进口并且缩窄经常帐顺差，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改革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对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再平衡将给商品价格，包括石油和非石油工业材料，构成下调压力，同时给中国的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提供以进口为导向的增长动力。中国现行的经常帐顺差将下降，继而外汇储备增长放缓并促使人民币稳步升值。对商界而言，中国消费提升将有利于批发销售、零售及电子通讯平台服务行业的长足发展。

　　风险：对可能出现不稳局面的担心仍然是中国推进改革的最大制约。它可能挑战中国对截至201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只有7.5%的忍受力。然而，随着国企改革已进一步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能更好地抵御经济模式转折可能带来的冲击。

　　增长质量成为核心

　　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其经济发展模式将出现一个关键性的调整——从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向私人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转移。这个转变不会突然而来，然而它将日益成为未来五年主导中国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转变首要的任务是要使中国经济更好地稳定下来。这对于全球经济以至世界金融市场也将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得出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府部门发出的清晰明确信息。这也跟本人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分析的结果一致。事实上，调整的本质非常简单：在资源调动上的一个长久战略：即把庞大的国内储蓄资源转化为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增长动力，现在已起不到多大作用。

　　中国政府部门认为现在是时候由私人消费带动，让经济结构转型为一个较能自我持续的内需增长模式。这样的再平衡将不单有助于中国更有效地解决内外部的失衡问题，并且可让改革者把目光转向目前在国内正引起极大争论的增长质量问题。

　　再平衡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经济一直以来过于依赖两个板块：出口和固定投资。取决于所用的计算基准，这两个板块共占了中国整体GDP约70%至80%。时至今日，它们合计仍以每年约25%的速度继续增长。假如这个趋势持续，中国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将面临相当大的危机。出口业经过多年来的急速扩展已引起严重的贸易摩擦和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风险。

　　此外，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收缩。与此同时，中国显而易见地日益迫切需要大力拉动私人消费，其私人消费部分再创新低，去年下跌至仅占GDP的50.7%，远低于被认为是较发达国家标准的65%水平。同样地，从资金密集的制造业(占去年GDP47.3%)和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40.3%)所占比重，我们可看到中国经济被扭曲的另一面，一种对创造职位无甚贡献的增长动力——这与改革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恰恰相反。为了纠正这些失衡情况并避免它们潜在的破坏稳定力量，中国经济的组合成份必须立刻有所转变。

　　过快增长会危害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部门已向其国民和较广泛的全球经济体成员发出了信息，中国将立刻着手推进如上所述的一个再平衡。显然这是新出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所在，中国在改革和转型的进程上将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中国领导层强调至关重要的再平衡举措包括三个主要环节——首先是较低的总体增长目标。新的五年计划是以截至2010年实际GDP平均增长7.5%为目标，显著低于过去25年来的9.5%平均增长水平。我们无需视此为一个令人忧虑的缺口，相反，它反映了当局有意改善中国增长的质量。

　　我感到，中国政府部门已越来越关注到高速成长给转型中经济带来的压力。战略性原材料瓶颈成为近年棘手的经济难题，还有能源价格飙升造成的连带冲击。此外，人们也担心过去三年炽热的10%的GDP增长速度，已扩大收入不平等差距和进一步破坏环境。

　　随着高速增长而来的外在条件恶化，令人不得不关注最终可能危害到改革的潜在破坏力。而这正是中国政府部门的底线。在温总理明确表明中国领导层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强劲增长的同时，他在高层论坛上强调道：“中国不会在改革路上退缩。”

　　把增长目标从数量上的追求转向为对质量的追求，应可视为是中国维护其改革决心的一个重要手法。第二个重要环节是政府宣布，希望在未来五年重新平衡GDP的增长组合比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这方面有详细的阐述，强调有需要通过降低出口和固定投资在中国GDP的比重，以提高消费和服务业的相应比重。他还明确表示有需要设立一个安全网，特别是在社会保障，还有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

　　这些都被视为是改善人们对收入缺乏安全感情况的必须措施，从而减少人们为了积谷防饥而进行过度储蓄，该现象的持续严重阻碍了私人消费的扩展。中国经济活动转型所要涉及的数字和时间因素，与当局公布的较低的未来五年总体增长目标互相呼应。这反映了在新增消费支持到位之前，来自出口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动力可能已减退。

　　会改善金融改革环境

　　金融改革是中国宏观再平衡的第三个重要部分。金融改革的焦点向来主要放在银行业上。然而资本市场也是同样急切的需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最近，货币改革已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尤其是鉴于和美国日益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方的高层金融官员，特别是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已对外汇储备的过度快速累积表示关注。

　　侧重提高内需的实体经济再平衡应该能促使中国进口有较快的增长，从而缩减贸易顺差。换言之，此举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减缓外汇储备累积的过快步伐、继而纾缓在货币和贸易层面所面对的压力。因此，实体经济再平衡将能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金融业改革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这样的再平衡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力——对中国如是，对全世界亦然。把经济活动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连同较低的总体GDP增长目标，这样一个的再平衡意味着它有可能推翻目前金融界对于“中国因素”所持有的多种看法。我最担心的三大潜在冲击是：

　　大宗商品市场：投资增长放缓可能会减低中国在众多工业商品市场需求一方的影响力。去年，中国对铝的需求约占全球总量的25%，铜、钢铁和煤的需求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30-35%。随着中国工业活动在未来日子将会放缓，工业材料市场的需求压力应会有所纾缓，凸显了商品市场的下调风险，特别是当大部分投资者正相信目前的“超级商品周期”会继续攀升之际。中国致力节省能源(目标是在未来五年把每GDP 单位的能源耗用量降低20%)可能会激化油价和

成品油市场面临的下调冲击。

　　货币与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由于再平衡之故，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

人民币升值，作为推动从过度出口增长转向进口和消费的手法。升值多少无疑将取决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及其稳定性。鼓励消费的措施应同时有助于拉动进口需求，结果是降低中国的净出口盈余，从而为其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比如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提供支持。人民币升值加上外贸顺差减少，应能有助于缓和目前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股反华贸易情绪。

　　中国消费者的角色：中国消费者不会在一夜间改变。然而他们将在未来的3-5年担当重要的角色。发改委的马主任强调，重点将首先放在涉及分销和运输服务的劳动力密集行业上，表明了机遇不单只存在于批发、零售和全国性运输业，同时也存在于以电子通讯为本的贸易零售系统。以人民收入和安全网保障得到改善为前提，新五年计划的明确焦点所在，中国消费品行业在未来几年的成长，应会体现在价值链上从软产品到硬产品的迅速提升。中国并没有拒绝向外商开放消费品市场；根据进入世(WTO)协议，外商跨国公司三年内将获准进入更广阔的零售交易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