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家庭的非典型北京生活

　　本报记者 杨磊 北京报道

　　3月5日，付长运收到了一个来自房屋中介公司的短信，提醒他下午三点钟要在清华大学北门见面。“约了一个人看房，打算租房子。” 付长运说。

　　他并不缺房——身为北京市瀚运科技公司的首席架构官，付长运在北京朝阳区拥有 两套房子——一套来自以前的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一套自购。但他仍然需要租房。

　　因为他是外地人。“女儿要读初中，这个时候户口就变得非常重要。海淀的学校是最好的，但是我的户口在河北，只能在这边租房子，然后想办法。” 付长运简单计算过，这项额外的支出，将会花去他一年纯收入的八分之一。

　　“不是一个很离谱的数目，但会令人格外堵心。”付长运一年要为北京上缴超过3万的

个人所得税，但这不足以使他获得北京户口。

　　漂在北京

　　作为河北沧州的农家子弟，付长运从到北京工业大学读书那一刻起，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而这个梦想随着他娶了一个北京妻子之后接近实现。“我的家庭就是北京人的典型家庭，但我仍然不是北京人。”

　　严格来说，他曾经拥有四年的北京户口——那时候他在大学读书，用的是集体户口，之后分配回老家工作，再之后为了爱情回到学校的校办企业工作，并获得了一套房子，但却发现再也无法将户口调入北京。

　　女儿马上就要读初中，将来还有高中和大学。这使得他开始关心与户口有关的一切东西。

　　北京市公安机关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北京实际居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目前已超过1524万人。这是1949年时北京实际居住人口的4倍。其中，流动人口的数量超过330万人。

　　这是这个城市的宿命。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孟平分析说，作为首都，北京给整个周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空吸现象”，这主要指的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自于2月27日，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中指出，在首都周边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

　　付长运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作为北京工业大学87级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8名同学，除了6个出国的，一个车祸去世的，其余的31名同学现在全部在北京就业——“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可是想着要改变家乡面貌的，但现在，大家都选择了北京。”

　　根据国家行政学院专家所作统计，北京每年的外来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来自各个省市的富余劳动力；毕业后自愿在北京就业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北京企业从外地吸引来的专才。

　　相对于第一个要素，该专家认为，后两个因素更多是因为北京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这最终构成了另外一个循环，因为政策优势北京吸引人才，而因为人才优势则获得了技术研发等优势，最终收获了资金优势，这使得距离北京最近的几个省份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幅下降，最终则有可能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空吸效应

　　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

长三角”的一半。

　　“‘长三角’经过20年的合作，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行政学院的专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合作不畅，北京对京津冀地区的拉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这或许还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首都建设布局有关。在大行政、小市场的单维度规划下，北京的城市发展被赋予了太多的指标含义，而其周边地区，则被简单定义为生产、生活要素的输出地、供给源、储藏库。

　　付长运记得一个事情，2005年初北京出现大规模的

天然气缺口，负责供气的中石化作出的选择是压缩往河北沧州方面的供气量，以确保北京天然气供应。

　　而河北沧州正是他的老家，这使得付长运更加确信，留在北京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要考虑的还有家庭”。

　　这使得付长运的家庭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彻底被北京同化，“女儿甚至不愿意我跟老家通话时说方言，觉得土。”

　　“作为核心城市，北京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从其它两个地区汲取养料，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小。”这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专家的共同观点。

　　而如果将这个宏大的概念放置于付长运的家庭来看，则更加明显。

　　作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付长运目前每年对其家族的贡献为一年6000块的汇款，这只是他为北京贡献的个人所得税的1/5，他全年收入的90%以上都是在北京消费。即便如此，他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北京人，“顶多我就是个北京女婿。”

　　虽然如此，这也无法动摇这个家庭在北京继续生活的决心。而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间，北京人流动人口增加的比例仍在持续攀升——在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同比超过20%。

　　这促成了另外一个话题的产生：在2005年和2006年北京“两会”上，连续两年都有代表提出要对外地来京者的准入资格进行限制——虽然这个话题每次公开都会被民众口诛笔伐，但学者们确信，抱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

　　这使得专家们开始担心北京的容量和周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由于京津周边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这正是北京“空吸效应”的极端表现。

　　这份报告将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应着眼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并引导社会或民间力量参与区域发展，发挥他们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制订本地发展规划时应具有区域视角，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要求。

　　这则引向一个更新的命题：北京突出的政策优势不可动摇，其他城市将如何竞争？

　　而对于付长运来说，他离不开北京这个平台，“我做的面对政府部门信息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只能在北京才能发挥最大效应——举例来说，只要一个部委采用了我的软件，那么这个部委下属的所有地方机构，都会采用我的技术。”

　　这使他只能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