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人：生活在小商品市场的边缘

　　见习记者 张凤安 义乌报道

　　“十多年前，这里绝对是义乌最繁华之地。”鲍旭明告诉记者。

　　义乌的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处的一个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不到两米高的雕塑老人，头戴斗笠，肩挑货郎担，右手高擎一个拨浪鼓，满脸刻着深深的皱纹。

　　当鲍旭明开着那辆略显破旧的出租车经过这座“敲糖换鸡毛”雕塑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当年全家人发愁如何打发刚刚收获的100担红糖的情景。鲍旭明的父亲会担着糖饼出去，换回带泥土的鸡毛，这是农田里最好的肥料了。

　　鲍旭明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卸下了“敲糖换鸡毛”的货担，在广场附近摆起了小货摊卖鞋垫。几年后，父亲花了18万元为鲍旭明在义乌城里购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商品房。自此，鲍旭明开始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义乌人的城里生活。那一年，他刚好20岁。

　　如今鲍旭明28岁了，8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开着那辆红色的

出租车，生意依然很好。他注意到，街上的广本、奔驰、

宝马、

奥迪车渐渐多了起来，而开这些名车的正是原来那些经常坐出租车的温州商人。

　　在义乌城戚继光大道尽头的不远处是历史学家吴晗的故居，在吴晗出生的时候，义乌人“敲糖换鸡毛”的小生意已经存在100多年了。只是吴晗在书写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篇章时，并没有想到，这出于生计之需的民间活动，居然催生出如今中国最为活跃的小商品市场，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义乌人的生活。鲍旭明家的变化正是二十年来普通义乌家庭变迁的写照。

　　“金盆洗手”

　　温州商人包烟纽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拿着一个花边样品，从西门的摊位走到东门的摊位，脸上的焦虑已经给出了答案。下午四点了，还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生产厂家。手中的订单这几天必须出货，否则丢了大客户就意味着这半年白忙了。

　　华灯初上，喧嚣一整天的义乌小商品城即将关张，准备把热闹转移到城里的大大小小几千家宾馆和娱乐场所。包烟纽终于从一个流动的小摊贩那里下了样品的生产订单，这一单少说可以挣几万块。

　　此时，远在10公里外的义亭镇，鲍旭明的堂叔也接到电话，说找到了生产订单，晚上可以继续开工了。半个月后他们就要将这批货送到包烟纽那里。

　　鲍旭明的老家也在义亭，在义乌城戚继光大道往西北方向。

　　在吴晗故居以东不到两公里处，正是鲍旭明的鲍家老宅。鲍旭明家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一楼的一间30平米的敞亮房间里，摆着一张宽约1.5米，长约2米的厚木板。木板上的坑坑洼洼见证了当年熬糖做糖饼的情景。如今木板上已经闻不到透着甜蜜的红糖香，取而代之的是一捆捆花布。木板斜对面墙角处有一架缝纫机，在鲍家仅有的不到两亩地被征用后，这架缝纫机才开始真正忙碌起来。鲍旭明母亲就在上面不停的缝着花边帽子。一顶帽子可以挣5分钱，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600顶，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将近1000块。

　　鲍旭明母亲将缝好的花边帽子送到隔壁鲍旭明堂叔家。在同样是三层高的楼房里，堂叔雇佣了10来个女工，埋头做着花边帽子的一道道工序：掐边、走线、质检、封装。

　　“现在挣不到什么钱了，一个花边帽子我们只有两三毛的利润，而他们拿去至少卖两块钱。”鲍旭明堂婶说的“他们”，正是像包烟纽这样的批发商。

　　十多年前，当鲍旭明的父亲把靠摆小摊赚到的钱给儿子买房子的时候，义乌小商品城也几易其址，从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处搬迁出来，形成现在的小商品城，当时每个摊位的租金不过一年三四千元。但鲍旭明的父亲认为太贵了，因为此前他的摊位几乎是不需要租金的。“生意做大了就有风险。”鲍旭明淡淡地解释当时许多义乌人挖了第一桶金就“金盆洗手”的原因。

　　此后鲍家几乎不再做小商品生意，而恰恰是这10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外地客商进军义乌，小商品城的摊位租金也从每年几千元被炒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田地被征用后，鲍旭明家发现，最好的出路就是给温州商人做“代工”。

　　“别看我这里有十几个工人，算下来每年也就净挣三四万元。与城里有摊位的人比，我们赚的不过他们的零头。”鲍旭明的堂婶说。而鲍旭明的母亲通过给堂叔家做“代工”的“代工”，每个月还能挣千把块。

　　“还好我父亲偶尔开开他那辆拖拉机，帮人运运货，每个月也可以有一千块钱收入。”鲍旭明心满意足。小商品城的一个摊位年租金十万元，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他们曾经挑着小货担的肩膀可以承受的风险之重。

　　同时，家庭小作坊也存在困境，舅舅家小作坊近期的遭遇让鲍旭明放弃了这一想法。

　　3月6日下午，义乌佛堂镇艳阳高照。鲍旭明的舅舅早早来到佛堂镇的小市场，举着招工牌子。从春节到现在，他们家的小作坊已经停工将近两个月，只靠卖存货支撑。小作坊的投入并不少，鲍旭明舅舅去年投入了10万元，一年辛苦下来没赚多少钱。

　　直到中午，招工现场还是招工的人多，应聘的人少。“民工荒”让几位来自江西的工人多了几分选择，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利润越来越低，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是鲍旭明家族小作坊面临的问题。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外地客商坐鲍旭明的车，都会问这个本地人，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为什么不做小商品生意，来开出租车呢？“做小商品生意风险太高；搞小作坊利润越来越低。”鲍旭明总是如是回答。

　　“现在我开出租车每个月平均有四五千元的固定收入，不是很好吗？”鲍旭明说，在义乌开出租车的本地人不少，除了7万元的押金外，由于许多人拿不到三证(驾驶证、出租车驾驶资格证、上岗证)，只好另谋他路。在义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如果拦下一辆红色的出租车，这辆车肯定是义乌人承包的。红色出租车在义乌有将近3000辆，另外3000辆淡绿色由外地人向出租车公司承租。

　　“白天我自己跑，收入大概450元，晚上租给别人收入是300元。扣掉油费200元、承包费210元、养路费100元、维修费100元，我每天可以净赚大约14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4000多元。”鲍旭明掐着指头算，“这样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消费很节省的。”

　　2004年鲍旭明结婚了，妻子在怀孕期间和生完小孩至今都没有出去工作。但以鲍旭明每年将近5万元的收入折算下来，人均收入仍达到1万以上，“我每天穿着制服上班，所以买衣服的钱也节省下来了。每个月给儿子买奶粉的钱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开支。每个月全家消费不到一千元。”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于去年底落成，新的商贸城更为现代化。许多商铺摊位仍然在热招之中，10平方米的商铺，一签五年，租金50万。鲍旭明对此心静如水，“今年出租车承包期到期，我还要再续租几年。”而妻子也打算在小孩可以送幼儿园的时候，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节俭过日子，这是经受市场大洗礼后普通义乌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