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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福环
明清十几代帝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西方开始迅速推进工业革命，并向世界各地急剧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皇帝、贵族、官僚和附庸于他们的知识群体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直到1840年英军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开口通商、割地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全线对外通商，长江从入海口到中游的汉口也被迫对外开
放。“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付“变局”、抵御“强敌”的出路在哪里？
为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1861年初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咸丰皇帝的六子恭亲王奕訢主其事、以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为辅佐，负责全部外交事宜和一切涉外(洋务)活动。奕訢、文祥与当时在江南一带主持军政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内外呼应，掀起了以“自强”为旗帜的洋务运动。总理衙门和洋务派们认为：“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从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初起，在总理衙门在北京办起了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并支持洋务派们先后兴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等十余个造枪造炮造兵船的军工厂，以及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等一批民用工业企业。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訢、文祥则满怀信心地期望：“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总理衙门组织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赴外考察和派使出洋。1866年春，总理衙门章京斌椿随同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赴欧洲考察。1867年，清政府任命两名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为“钦差大臣”，偕同卸任归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出使美国和欧洲各国。这是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的官员第一次踏上地球另一面遥远异国的土地。他们眼见到沧海之阔、轮舟之奇，体会到欧美各国的社会文明、风土人情。从1875年起，在总理衙门的策划组织下，清政府先后派郭嵩焘出使美国，派陈兰彬、容闳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派何如璋出使日本，派刘锡鸿出使德国，紧接着在这些国家设立了使馆。
总理衙门冲破重重阻力，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向西方国家官派留学生。1872年8月12日，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在容闳和陈兰彬的率领下，乘轮船离开上海，驶赴美国。其后，连续四年，共有120名中国青少年官派赴美留学。十年后，由于封建顽固派官僚的一再反对，这些留学生被迫中止了在美国的学业，返回祖国，给中国近代的留学事业留下了令人深思的遗憾。1875年至1886年，在洋务派官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力倡之下，总理衙门又主持选拔一些青年官兵和船政学堂学生赴德国学习军事，赴英国、法国学习造船与驾驶。总理衙门组织的晚清留学活动，虽然规模不大，波澜迭起，但毕竟使一批年轻学子走向了另一个文明世界，开辟了中国近现代留学事业的先河。
150多年前，魏源曾热切地希望“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使中国“东海之民”与欧美“西海之民”并驾齐驱。洋务运动中，总理衙门奕訢、文祥等人挚恳地要求“全国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坚定地走学习西方的“自强”之路。 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中国对外开放所进行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是值得后来的中国人总结和借鉴的。
(作者系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清季总理衙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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