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2.96亿公共工程串标案 建筑公司分取好处费

    11月15日下午17点，该案在温州瓯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审判长口头宣判，主要犯罪人张志文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罚金80万元；其他犯罪人员均判处6个月到2年不等徒刑，缓期执行，罚金10万元到80万元不等。本报记者 范军利 摄（图片来源：新京报）

　　

温州滨海园区起步区二期工程串标案示意图。（图片来源：新京报）

　　参加投标者事前串通，相继从中标单位分取“好处费”1216万元，活跃当地建筑招投标市场的中介群体一手导演此案

　　本报记者 范军利 温州报道

　　“这是目前为止，全国司法机关查处市政工程串通投标案件中标的额最大、分取‘好 处费’最多的一起串标案。”11月11日，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检察长南宪伟告诉记者。

　　据公安机关查证，温州串标案“三大工程”投资总额达2.96亿元，参加投标的6家建筑公司相继从中标单位分取“好处费”1216万元，涉嫌串通投标。

　　11月15日下午，该案在温州瓯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由此曝光的温州公共工程招标市场黑洞，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凌晨抢标事件

　　“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投标的话，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必须阻止他们投标，抢标书是最简单的办法。”付光敏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说。

　　串标黑洞被曝光的导火索是上海第一市政工程公司(简称“上海市政”)遭遇的抢标事件。

　　2002年8月20日凌晨6点40分，距离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起步区项目(简称“滨海园区工程”，系三大工程之一)技术标开标时间还有2小时20分钟。

　　温州市奥林匹克大酒店633房间内，由上海市政派出的竞标人员姚井宝和一位同事正在安睡。室内柜子上的两个纸盒中，分别放着11份技术标资料，每份300多页。

　　由于是次投标任务重大，上海市政5名投标人员特意将技术标与商务标分别放在不同房间保管。

　　几分钟后，门铃作响。

　　姚的同事下床刚一开门，六七个青年人冲了进来。姚井宝事发后在警方笔录中说，这些人进屋后，在床上、沙发上四处乱翻，最后得知纸盒中放的是投标资料，便将其全部抱走。

　　“这次招标分技术标和商务标两种，只有技术标入围的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商务标的投标，商务标价低者得。

　　所以，我们的技术标被抢走，就相当于废标，没有竞标机会了。“姚井宝说。

　　在与其他房间的同事紧急沟通后，上海市政猜测，抢标事件应是两名温州人操控。

　　上海市政市场部副经理周耀申事后告诉警方，抢标事件发生前的8月19日晚上，经人介绍，他们与两名温州人在奥林匹克大酒店423房间见面。当日谈时，对方提出通过运作帮助上海市政中标，作为回报要分给温州人大于50%的工程量。此提议被周及同事回绝。随后，两个温州人又提出上海市政采取“封标”(即确定本公司报价后封在信封里，不再变动也不使其他人知晓)，再次遭拒后温州人离开。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两位温州人名叫付光敏和蔡景枢。

　　开标前的2002年6月，两人均参与了滨海园区工程的投标事宜。为达到串标目的，这两人经中间人介绍，拟与上海市政达成挂靠协议，承诺以“封标”的方式获得标的后，回报上海市政6%的管理费。

　　由于不满意温州人付光敏提出的报价，上海市政一直未予答复挂靠一事。付着急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投标的话，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必须阻止他们投标，抢标书是最简单的办法。”付光敏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说。

　　入围者的密谋

　　除张志文系长沙市政的部门负责人外，其他涉案人员并非对应公司的职工，仅按挂靠关系以公司的名义实施串标。

　　警方人士透露，如果2002年8月20日开标前不抢标，付光敏的确会出“大问题”。

　　据检方介绍，2002年6月，滨海园区工程第二标段向社会公开招标，并采用最低造价中标评标办法。这一上亿元的工程引起国内99家承包单位的注意，各方代表纷至沓来。

　　经过“资格审查、实地考察及随机抽签”三大程序的筛选后，共有7家单位被确定为最后参加投标单位：湖南省长沙市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市政”)、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工”)、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以下简称“中建八局”)、中港第二航务局、北京市政三

建设工程总公司(简称“北京三建”)、武汉市政工程总公司(简称“武汉市政”)和上海市政。

　　付光敏是滨海园区串标案参与者之一。警方侦查案卷显示，入围最终投标名单后，多次密谋串通投标事宜的代表中，长沙市政2人(张志文、姜景美)、中建八局1人(项光宇)、上海建工2人(陈剑彬、郑定忠)、中港二航局1人(杨旭暖)、北京三建2人(许一云，另一个外逃)、武汉市政5人(沈明芳、曹长清、应国宝、林万运、朱善怀)、上海市政2人(付光敏、蔡景枢)，共计15人。

　　其中，除张志文系长沙市政的部门负责人外，其他涉案人员并非对应公司的职工，仅按挂靠关系以公司的名义实施串标。

　　据上述15人员的供词，2002年7、8月间，7家公司的代表分别在市区下吕浦茶馆、东方花苑、金瓯宾馆等地点多次商议串标事宜。

　　“第三次会谈是一个下午，我们在市区黎明路东方花苑一个办公室里商量。”挂靠在中建八局的温州人项光宇说。

　　会谈内容主要围绕如何串标，如何统一报价，中标单位拿出多少好处费等。

　　当时并未确定由谁来最终承接工程。

　　数天后，上述人员在金瓯宾馆522房间再次进行会谈。各公司代表从下午2点多钟，一直谈到晚上12点，仍无结果。这次会谈出现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各中标方该给出局公司拿出多少好处费。有提出应给每家80万，有提出应给100万，还有提120万元较合适。

　　第二天，522房间会谈仍在继续。“还是上述人员参加，这次由于上海建工和中港二航局两家的报价无法确定，也没有谈妥。”一位参与者表示。

　　此时，距离滨海园区工程开标只剩两三天了。

　　“8月18日下午，约三时许，我们仍在金瓯宾馆商量。至当晚12时许，大家最终确定，给我和张志文搞。”项光宇回忆说。

　　在8月18日晚的这次会谈中，7家单位商定，滨海园区工程由项光宇挂靠的中建八局和张志文、姜景美所在的长沙市政两家单位合伙，以“长沙市政”名义中标。

　　中标后，项光宇、张志文、姜景美三人共同支付给其他5家投标单位每家100万元好处费。在开标前后分二次支付。共计500万元。

　　7家单位一致同意由长沙市政承接工程还有另一层缘由。

　　据警方人士表示，当时入围的7家建筑单位实际上并不是由这7家公司直接参与。而是由项光宇、郑定忠等中间人代为参与操作。7家公司中，除长沙市政张志文、姜景美有技术外，其余均无技术及资金来承接该工程。

　　在此背景下，大家商议让长沙市政中标，并由姜景美、张志文出钱给其他几家支付补偿费用。由于该标是价低者中标，在投标前，长沙市政需要知道其余6家单位报价后方可出报价标书。

　　直至招标前四五天，除杨旭暖的中港二航局和付光敏的上海市政无法控制外，另外几家报价均已经确定。

　　串标“紧箍咒”

　　“如果按照正常投标，相互之间都会压价，要想中标都会降30%左右，这样我们相互串通报价后，已经把中标价抬高了750万元左右。除去已经付出的串标款500万元，另外250万元就作为承担风险的好处了。”袁七德说。

　　串标需参与投标各方达成一致，有一方不妥，整个串标便告失败。

　　8月18日晚，由北京三建的袁七德起草了一份串标协议书，7家公司在场的人员均在协议书上签字。为保证串标顺利进行，协议书规定，违反协议者罚款500万元至900万元。这一规定使付光敏不得不走上了“抢标”之路。

　　据了解，对于最终中标者的标的，长沙市政的张志文经计算后与大家商定控制标的为1.5亿至1.6亿元，上限不能高于20%，下限不能低于26%。统一确定各家报价后，写进串标协议书内，再由各家单位参加人员签字确保所定的串标报价不变。

　　袁七德在审讯中称，北京三建最后投标的报价是1.47亿元，当时商定报价时，确定北京三建的报价要下降约24%。

　　“如果按照正常投标，相互之间都会压价，要想中标都会降30%左右，这样我们相互串通报价后，已经把中标价抬高了750万元左右。除去已经付出的串标款500万元，另外250万元就作为承担风险的好处了。”袁七德说。

　　长沙市政成为滨海园区工程的最终中标者。该公司的张志文则认为，此次串标并未给他带来太高利润。“我们支出的串标款500万元，是从相互串通报价时抬高报价的这部分利润中补偿的。

　　但在这次工程串标过程中，挂靠中港第二航务局的杨旭暖不能控制报价，所以我们抬高报价的幅度不是很大，赚回的利润不是很高。“此外，各公司还商议了每家参与投标单位的报价。

　　截至当时，付光敏尚不能得到其对口的上海市政的报价。“中港二航局和上海市政都属正规大单位，标书均由其公司自行做标，外人无法得知其标的报价，也就无法保证让长沙市政中标。”据杨旭暖回忆，头天晚上，为获知中港二航局的报价，他曾到位于王子花园904室的该局温州分公司办公室，从经理陈立的抽屉中偷看到了报价，并提供给同伙以做统一安排。

　　至此，付光敏的上海市政成为最后一个疑问。即便如此，大家当时都认为付可以自己“摆平”。

　　8月19日晚，各自得到50万元好处费的7家公司代表，已相继开始庆祝。郑定忠、杨旭暖、袁七德三人在温州市区府前街

嘉年华歌厅K歌，姜景美、项光宇分别回家休息。约11时许，郑定忠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奥林匹克大酒店3楼某房间有事。

　　“我赶到时，他们表示上海市政的标书不能封标。”郑定忠说。第二天就要开标了，入围的7家单位都已经谈妥，但上海市政的定标价由总公司掌握，挂靠该公司的付光敏无法操作。

　　如何使上海市政不能参加投标？当时有人提出，要把付光敏扣押，让他赔偿1000万元违规费；也有人提出，既然上海市政不同意串标，只要把他们的投标书抢过来即可。

　　第二种提议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有人甚至表示，如抢标不成功，第二天早上开标时，可考虑在会场大门口或电梯里对上海市政实施抢标。

　　“除了抢标，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签订协议的付光敏说，如果由于其个人原因不能保证长沙市政中标，意味着要支付双倍罚金。

　　串标中介

　　“现实中，如果不参与串标的话，他根本就拿不到项目。”上述乐清承包商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在温州和乐清，做串标中介一年下来赚500万元不成问题。而他们只需为保证金和介绍信的开具付出成本。

　　在温州串标案中，甚至有一种专门以串标为职业的中介机构或群体。“他们通常只需到大的建筑公司开张介绍信，就可以从中分羹。”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检察长南宪伟告诉记者，作案情节较严重者，一次可以开七八封介绍信，以增加入围比率。

　　据了解，串标中介并不是真正搞建筑专业的人士，也无意承接工程。

　　“我只想通过串标拿到些好处费，我自己并不懂工程建设，也不知道串标是否犯罪。”串标者杨旭暖说。

　　“当时我们考虑到滨海园区工程较大，但我们没有资金实力，就想从中拿些好处费。”串标者陈剑彬说。

　　挂靠上海建工的郑定忠则表示，明知串标不合法，但这是“可以赚钱的机会”。

　　资料显示，参与温州串标案的24名涉案人员中，一半以上无业或从事非建筑行业工作。众多串标中介的出现，使真正承接工程的企业面临不得不串标的现实。

　　“这个案子之后，我再也不会做建筑行业了，太艰难。”38岁的张志文大学毕业学的是建筑专业，工作不久即担任长沙市政温州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警方人士告诉记者，张志文有着专业背景，其内心还是想做几个有影响的工程。

　　如张志文参与投标的滨海园区工程和南塘大道第三标段工程，从一开始他以最终成为中标者为目标。

　　“现实中，如果不参与串标的话，他根本就拿不到项目。”一位乐清承包商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在温州和乐清，做串标中介一年下来赚500万元不成问题。而他们只需为保证金和介绍信的开具付出成本。

　　在滨海园区投标过程中，每家公司必须交纳50万元的保证金方可进行投标。

　　挂靠上海建工的郑定忠和陈剑彬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实际来源于长沙市政处提供的第一笔串标款50万元。

　　上述两人8月19日下午得到串标款后，次日投标时直接拿去缴纳投标保证金。开标后，这笔款项退回上海建工等未中标单位。

　　“关于介绍信问题，通常他们去挂靠一些大型建筑企业，承诺缴纳一定的管理费，以方便入围。”瓯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长郑海雄说。

　　项光宇接受讯问时称，自己找中建八局，就是因为该局资质是特级资质，全国有名，通过资质审查抽签后便顺利入围。

　　串标中介通常向挂靠企业承诺缴纳的管理费为2%-6%不等。开到介绍信后，前期投标费用以及保证金等全部由串标中介自行负责。

　　逢标必串的现实

　　由于建筑工程利润空间大，隐蔽利润多，长期以来有“金山银路”的说法，而“更快速、更隐蔽地捞钱”成为工程发包领域串通投标盛行的直接原因。

　　温州工程界的行话是把串标称为“拢标”。

　　“几乎可以说逢标必拢、逢标必串。”11月14日，温州市乐清一位承包商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滨海园区串标案发生后，温州第二起、第三起串标案随后发生。

　　2003年7月，温州南塘大道二期工程第三标段招标。入围投标的长沙市政工程公司、浙江伟达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宏达建设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的挂靠人员。

　　在该工程开标日8月28日前七八天，分别在市区“万豪大酒店”茶座、下吕浦上海耿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办公室进行预谋策划串标，最后确定由长沙市政工程公司拿出540万元分给另外六家公司各90万元作为串标好处费。其他六家公司标价在9500万元以上并高于长沙市政的报价，让其中标。

　　长沙市政的张志文在开标前后分二次付给未中标单位540万元，结果由长沙市政工程公司以9499万元的报价中标。

　　2003年8月，南塘大道二期工程第二标段招标。招标仍然采用最低造价评标办法，仍然经过“资格审查、实地考察和随机抽签”等科学程序，最终筛选出7家公司最后投标。

　　与2002年串标不同的是，后两次串标案中，串标公司从上海、长沙、北京、武汉等地迅速扩展至更大范围，来自宁波、上虞、厦门、株洲、河北的公司也出现在串标行列。

　　温州市乐清那位承包商告诉记者，由于建筑工程利润空间大，隐蔽利润多，长期以来有“金山银路”的说法，而“更快速、更隐蔽地捞钱”成为工程发包领域串通投标盛行的直接原因。

　　“公共工程的发包原则上应采取竞争投标的方式进行。这样企业间相互竞争可以压低价格，减轻纳税者负担。”国家发改委招投标专家刘忠魁认为，实际上企业并不希望这样做，因为竞争会使标价降低，即使企业幸运中标，利润也会减少。因此一些企业选择通过串标来避开价格竞争，增加利润。

　　温州反串标尝试

　　“要根除串标，不能光从招投标的角度做文章，而应从整体环境上考虑问题。”温州市招标办负责人表示，当前应更多地从规则体制上堵漏洞，查问题。发现违规，严肃查处。

　　“我们现在正采取一个措施，就是扩大入围企业量，比如每次摇号，摇出20家企业入围，这样串标相对难以形成。”温州市招投标中心主任郑滨认为，由于串标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从根本上杜绝它很难。

　　记者采访获悉，温州系列串标案发生后，温州市政府成立了温州市招投标中心，建立了专门的平台，并对各部门权力进行了相对制约。

　　温州市招标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标中心成立一年半以来，一直在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对市场主体违法的监督管理及时跟进。

　　目前，温州市政府正在加大查处力度，加强对市场主体规范的措施。

　　“串标是法律上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虽然它是明显的犯罪，但很多串标者并未因之获罪。”

南开大学招投标专家何红锋说。

　　刑法第223条规定，串通投标罪是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这是刑法修改后的新罪名。

　　在何红锋看来，公共工程的串标就是“税金小偷”。

　　但由于法制环境不完善，中国的工程建设法规体系起步晚，缺乏长期实践考验和及时修订补充，加上在行业管理上政出多门，致使此法规体系存在不配套、不完善和不严谨的问题，使不法行为有机可乘。

　　“要根除串标，不能光从招投标的角度做文章，而应从整体环境上考虑问题。”温州市招标办负责人表示，当前应更多从规则体制上堵漏洞，查问题。发现违规，严肃查处。

　　同时，部门之间应形成合力，防止政府管理出现断层。

　　政出多门导致的监管不力是对串标行为执法不力的因素之一。从部门分工角度看，工程建设一般由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管理，但实际上工程建设是根据其投资性质和行业类别分部门来管理的，各行业、各部门根据国家法规又分别制定一些部门规章。这便造成各行业规章尺度不一，执法力度和水平也有差别，缺乏协调统一。

　　专家介绍，事实上，串标并非中国特色。在建筑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日本等国家，被揭发案件数最多的也是道路铺装业的串通投标事件。“在企业串标这个问题上，东西方都是一样的。”郑滨表示，国外企业也通过串标来规避价格竞争，获取高额利润。

　　在日本，企业也习惯通过串标来得到工程，制止串标，引入竞争有时甚至会引发骚乱。在欧美，串标相对较少。美国投标企业数量在5家以下的情况很多，但是，由于企业会认真地做工程预算费用，因此通常只有真正想拿到工程的企业才参加投标。

　　资料显示，日本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防范措施大致有：减小串标的作用，即严格设定作为上限价格的预定价格，令企业即使串标也不会取得过大收益。同时，加强对串标者的处罚。此外，日本设计了一个使串标难以实现的体系，比如邀请工程建设地域以外的企业和外国企业参加竞标，以此打破企业间因熟悉而串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