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招：稳定政策 推进改革

　　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持

　　调控与改革

　　《21世纪》：针对本轮的经济形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同时在财经、金融等领域积极推进改革，对于调控和改革的不同作用，诸位如何评价？

　　哈继铭：中国经济处在缓缓往下走的阶段，实际上是为改革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改革总是要有一定的代价的，这涉及效率和速度的权衡。在速度趋缓的时候，正好可以发展效率。因此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非常重要。

　　中国前20年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物价改革和实体经济部门竞争机制的引进，比如制造业，但今后增长的动力可能不在实体经济部门，而是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实体经济已经是市场经济，但经营领域，如银行、上市公司、券商全都是国有的。如果将来不改革金融领域的话，会造成进一步的资源错配，这样增长速度即使很高，增长质量堪忧。将来的增长亮点就是质量，而不一定是速度。金融领域的改革，包括资本市场的开放，我觉得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也是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

　　我们现在出台的很多政策都被冠以“宏观调控”的帽子，但实则不是。我们必须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和一般意义的宏观政策。后者其实包含制度改革和建设。

　　张小济：我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能把中央所有的政策都算做是宏观调控政策，这样会给市场带来很多错误信息和方向性误导。

　　哈继铭：制度性建设就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治理房地产泡沫就应该一人生病，大家吃药。不能因为哪个地区有泡沫就在这个地方搞一些政策措施加以调整，而对别的地方不予考虑。任何一个大国的泡沫都是局部的，但是泡沫一旦爆裂之后，对经济的影响却是全面性的。比如当年日本对东京的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整，采取了一些土地政策，但别的地方并没有采用，造成的后果是东京的价格下落的很惨，大阪的价格却飞涨，最终是整个日本经济骤然下滑。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南方某个城市有泡沫，就只对那边进行调控，可能就会把泡沫往北边挤，到时候可能出现中国经济整体下滑的景象。日本在这方面可谓前车之鉴，我们必须注意制度性建设。

　　陈兴动：如果我们站在市场而不是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两方面的担心。第一，如果政策不适当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悬崖上掉下来；第二，掉下来是否会摔在地上，摔的多重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下来，这已经是无需争论的问题了，但会不会真的像市场上最悲观的预计那样，断言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是4%—6%？什么因素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只有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但全球房地产泡沫不可能在顷刻间破灭，中国的经济即使变冷也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为改革提供了契机。因此正如哈继铭刚才讲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但很遗憾的是，虽然今年是改革年，但我们现在制度建设还是远远不够。

　　制度变革是关键

　　《21世纪》：今年被中央定为“改革年”，目前改革的任务已经相当紧迫，而改革的推进则举步维艰。诸位认为，哪些领域亟待改革？

　　哈继铭：改革有宏观层面的改革，也有微观层面的改革。宏观层面的改革就是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回顾一下这次经济过热的过程，国家的宏观政策用得还是比较少，这和调控能力比较弱有关，比如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中有必要考虑使财政支出向消费倾斜，理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和事权。要解决前者的问题，汇率制度需要改革，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需要加强。

　　另外，我们一谈到宏观刺激支出，就想到政府投资，但其实宏观政策不仅有政府投资，还有政府消费。政府消费指的是通过转移支付给老百姓，刺激消费，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因此政府将来的重要任务是拉动消费，而不是拉动投资。此外，可以适当将隐性的财政政策明朗化，也就是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发债。其实现在即使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隐性的财政负担还是很大的，只不过是通过企业最后把风险转嫁到银行头上。

　　就财政政策而言，我国税收政策应该要在地方和政府的分税权上进行一个很大的改革。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因为没钱，入不敷出，所以就拿土地开刀，在这上面创收。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明确什么税归地方，什么税归中央，但是我国目前的中央地方税种划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革。具体而言，我认为，个人所得税一定要归中央，而不动产税等税基流动性不大的税种应该归地方。

　　就微观方面而言，要加大金融领域的外资投资的比例。诚然，外资渗透在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需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对于一些正在进行改革的银行，可以考虑通过吸收更多的外资来深化改革。我们的实体经济改革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引进外资的经验，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的，事实证明它们都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根据实体领域的经验，在金融领域一步一步平稳推进，我相信也会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在上市公司和券商的问题上也可以仿效之，引进外资的成分，创造一个有助于提高总体水平的竞争环境，改善国有上市公司和券商垄断的局面。

　　王建：我认为经济增长是目标，改革是手段，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障碍。

　　以往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供给不足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则可能要首次面对生产过剩问题，我们还缺乏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这是对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新挑战。

　　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一个办法是消除供给，一个办法是扩大需求。消除供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办法，例如让大批项目破产，把过剩的产品扔到海里去。我们不能这么做，因此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是开拓需求。如果放开新上项目的口子，继续扩大投资需求，只能解决未来几年的增长，却会使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更严重。在“十一五”期间启动需求必须从消费入手，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

　　这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利用个人所得税建立从“富人”到“穷人”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水平上升；国家财政应增加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显著扩大社会保障面，因为居民不敢花钱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顾之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农村人口是中国的居民的主体，中国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乡收入差别扩大造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环节。去年农民增收比较多，今年的消费增长率就高于去年，就说明了扩大农村消费的重要意义。扩大农村消费，主要应从减轻农民负担角度考虑，比如增加农村公共品提供，支持农村发展新合作医疗，以及把农村中等义务教育由国家包下来等等。此外，还应考虑较多地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救济标准；拓展消费贷款的空间，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方面消费。

　　《21世纪》：但是，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扩张消费需求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从酝酿准备到实施到出现成效，可能费时很长，而全面生产过剩是马上要面对的事情，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

　　王建：还得从投资和出口方面想些办法，可考虑的是：

　　其一、通过建设“廉租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在任何国家，住宅消费都是最大的消费。我国目前城市居民对住宅仍有较强烈需求，而在发达国家，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居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一般居住在“廉租屋”的居民要占到居民的一半以上。政府为此可考虑发行30年期的城市住宅建设公债，到30年后还款到期时，可以再进行一次“房改”，让租屋人买下来。由于在30年间房地产肯定会升值，即便到时政府卖出房子的价格很便宜，也能充分收回投资。

　　如果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75%，城市人口将增加7亿～8亿，且有一半人口是居住在“廉租屋”，按人均建筑面积25平方米，每平米均价2000元，则有近40万亿元的投资空间，而在“十一五”期间，可考虑至少每年安排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就可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投资增长，吸纳大量生产资料产能，还可在重工业投资“落潮”后，为数千万人的建筑业队伍提供新出路。

　　其二，鼓励转向集约化生产的技术改造投资。

　　至少在中期内，我国应严格限制生产能力已经过大的产业部门继续增加投资，但对技术改造投资应“网开一面”，重点鼓励节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技术改造。自“七五”时期以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已经从“七五”时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我国粗放型增长的格局目前仍很明显，而由于资源、环境等原因，传统的粗放型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必然选择，但要有物质条件支持。政府应出台类似日本“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法律，强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产能力，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业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改造投资。

　　其三，稳定人民币汇率，促进扩大出口。

　　去年全球的货币交易额超过700万亿美元，但国际商品交易额只有6.8万亿美元，去年全球一、二产业的生产额只有20多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的金融交易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亿美元，这些情况说明，目前物质产品生产与流通所引起的货币和金融活动，只占到全球年金融与货币交易额的1%，所以汇率的变化，早已不决定于本国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而是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自90年代以来，美元维持了长达十年的强势，美国的贸易逆差却连年扩大，而自2002年以来，欧元对美元连续三年升值，累计升值了50%，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增加了90%。由此而言，改变汇率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国际贸易关系。

　　进一步说，发达国家到中国来投资，说到底是因为与中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几十倍的价格差，但发达国家是位居生产要素价格差的高端，中国是在低端，人民币汇率即使升值一倍，对居于生产要素高端的发达国家来说，要素价格差仍是几十倍，所以格林斯潘说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还得从中国进口产品。

　　双稳健政策求变？

　　《21世纪》：赵晓认为，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已经到位，目前不应该再继续紧缩，林毅夫认为，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年初通货紧缩不可避免，因此有必要调整目前的宏观政策。那么，诸位以为，今年的“双稳健”政策是否需要改变？

　　李稻葵：这种提法是针对某一个时期提出来的，现在不见得还适用。在我看来，可能不宜于强调，重点在于改革。关于政府的政策，如果大家相信这个判断的话，宏观调控恐怕要采取新的形式，可能不提这个概念了，宏观调控只是针对经济过热时期的概念，并不是说马上要刺激，要拉动需求，恰恰相反，利用经济下落的时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趁机把效率不高的企业，成本比较高的企业退出来，而不是继续给补助。实际上我看来就是微观上使得价格下降的过程。效率高的企业，使得整体成本降低，它也可以以兼并的形式退出，整个消费价格就会往下走，这是通货紧缩的微观机制，这也是在回应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政策上，我有三点考虑：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判断，经济增长，GDP增长速度下降本身并不是坏事，如果说我们如果通过这个下降，能够促进产业的调整，能够促进金融改革的话，那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第二，在重点的行业、重点地区可能要适当的放松贷款的规模，要防止出现经济下滑，比如说一些需要扶植的行业，比如说西部或者是东北的一些需要扶植的区域，需要放松。

　　第三要加紧改革，一个是汇率改革，我觉得汇率改革现在正是时机，汇率改革不仅能够减少通货紧缩潜在的可能，而且汇率的升值，也能够改进贸易比价，同时汇率改革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对于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比如说出口退税的机制来重点扶植一些行业。汇率是一个全局性的因素，稍微做一点让步，在对外关系争取主动，在若干负面的方面做一些调整，还是划得来的。

　　另外就是需求，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城市化，我不太同意林毅夫“启动农村的存量消费需求”的观点，农村有了钱之后，除了盖房子以外，就没太多消费的空间。关键是城市化，城市化的最关键是要采取合适的城市化的模式，按目前搞土地规模的扩大搞城市化，我认为是非常有害的。

　　王建：我不同意李稻葵的观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去年农民增收，今年的消费市场前五个月比去年同期大概高出一个百分点左右。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农民这个群体收入很低，所以消费倾向高，我们现在的情况和西方经济学讲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储蓄曲线和收入增加是成正比的，收入增加越高储蓄曲线越高，收入越低的人消费倾向越高，储蓄倾向越低。去年农民增收比往年高了两个百分点。过去，农村的消费也就是增长6%至7%之间，今年农村的消费增长都到11%了，就是因为兜里有钱了。

　　而提高农产品价格，启动农村消费这个观点我也是不赞同的。比如日本，它实行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就是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日本是把大米作为战略物资的，它的价格是国际市场的10倍。用高额关税保证国内大米的稳定在国际市场价格的10倍， 鼓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日本实行这个政策的前提是，日本人口的主体是城市人口，日本在人均1000美元GDP的时候，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80%。80%的人保护20%的人，这就比较容易。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是1：4的关系，如果说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元钱， 4个人拿出一元钱来补贴一个农民这是比较容易的。

　　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4亿城市人口和9亿农村人口的关系，要少数人保护多数人，这在世界各国没有先例。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提高1倍，城市人口是不能承受的，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收入分配关系入手。当然中国有一个特点，城乡的收入差别大，二元结构，我们的基尼系数比较高，其中也有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影响因素。农产品的价格适当提高我也不反对，但是要像日本那样提高四五倍，这个就是灾难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还是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当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不是很容易，没有个5年10年时间不会有成效。但是我们在未来两年就有可能面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注意出口问题，就是从出口出发。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就必须保证出口，在这个前提下就不能动汇率。

　　现在我们讲动汇率的条件是什么？我认为最基本的条件是收入分配关系得到改善，出现了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转变的趋势，有了这个趋势，我们就可以用内需替外需，没有这个趋势，对外需的倚重就会很高。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投资需求不能再加了，能加的就是消费和出口了，消费如果通过我们财政的转移支付可以临时加一些，根本性的通过建立整个社会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来实现，这个的时间要很长。那么我们未来可能更多的是依赖出口。

　　陈兴动：现在所谓的松与紧，第一就是概念上，让大家有一个紧的预期；如果现在不变，大家觉得就不会是更紧的预期，可能就会放松了。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行政的办法需要改变，比如说银监会贷款的限制政策、房地产抵押贷款等，各方面条件非常紧。上面紧一点，下面的就更紧，再加上银行面临着上市，都不愿意贷款，惜贷的问题更加严重。

　　王子先：财政和金融两大体制不推进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解决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可能采取的手段和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是相悖的，特别是货币政策。我觉得政策选择，一个要靠深化改革，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像房地产投资，这应该是大力发展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房地产过热是由于行政力量过多的参与，这是不正常的。居民自身需要的就应该是积极发展的，而不应该被限制。

　　第二，无论是短期来看，还是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上来看，都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最终动力转型的问题。现在过度的依赖出口，消费力持续20多年下降到全世界最低的水平，最落后的非洲国家，也是70%到80%，我国现在是58%。我们提出扩大内需政策这几年，增加的是政府投资，居民消费相对的比重还是在下降。下一步经济发展，从日本的教训或者是东南亚的教训来看，如果不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太大。

　　张小济：定义宏观调控总是有问题，中国政府讲宏观调控绝对不只是财政货币政策，我特别注意到今年中央政府提法，实际上已经给了信号，就是不会再去用过去的行政手段和拼命紧缩土地和信贷的办法来控制投资过热，这个政策是不再在这方面加力，而是推进改革。从表面上来讲，普遍政策上不加力，但是可能会在某一点上，比如说对于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出台，用精确打击的办法，不再用普遍施压的办法加力。这些信息其实政府已经传递出来了。如果有人批评去年政府的政策，强调了用行政的办法，或者说过度的、完全是靠财政货币政策，这是担心这种强政策会造成扭曲。中央政府今年是在强调改革，不改革，跟其反向操作的那些政策如果不动的话，最后会造成扭曲。

　　张汉亚：讲宏观调控，我一直认为应该适当的放松。由于前一段过紧造成企业困难，包括很多国有企业，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投资只增长了12%。在去年和前年大量投资以后，应该有一个消化过程，使企业继续有盈利，无论是技术改造也好，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也好，都需要企业有能力投资，才有可能发展和转变，现在许多企业已经没有能力再投资了。另外国家现实的角度来讲，不能让大量的企业倒闭，所以必须适当的放松。

　　另外一点，我们的投资决策缺乏信息导向，什么挣钱大家都上什么，所以我提出建议，必须从信息引导上多做一些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信息保障系统，随时提供投资方面的准确信息，让老板也好，各地政府也好，都知道投资什么赚钱，投资什么不赚钱，特别是对生产过剩的，要引导他们上马新的产品，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包括新能源。目前整个国家的经济信息工作还是差得很远。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经常是大起大落，二战以后虽然还有经济周期，但振幅要小多了，使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供的准确信息使他们的投资决策更科学一些，减少了投资失误和社会生产的大量过剩。对于我们国家来讲，还是要赶快建立投资决策信息系统，指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