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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梓；见习记者 杨卓 北京报道
“如果说上一次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那么，这次争论的主要焦点则是中国经济是否正在趋冷。”对于近期关于宏观经济的新一轮大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有着独到的理解。“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第十个周期，正进行第五次宏观调控。”
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刘树成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走势总的特点就是 “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所以，他判断，与前四次针对经济的全面过热不同，本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11%的大起，而是为了防止“大起”导致的“大落”；针对的不是已经出现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不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而是部分行业投资的局部过热。
近期，就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未来走向、调控与改革等问题，刘树成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经济向适度增长区中线回归
《21世纪》：7月20日，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您如何分析上半年的经济形势？
刘树成：今年1季度GDP增长率为9.4%，2季度为9.5%，上半年也为9.5%。这有点出人意料。一来，最近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趋冷，而实际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GDP增长率不但没有比1季度下降，反而还高出0.1个百分点；二来，中央宏观调控调了一年多，经济运行还这么平稳，从理性感觉上说，2季度GDP增长率应再往下走一点。
这涉及到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经济正按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运行。这里用“预期目的”，而不是用“预期目标”，是因为“预期目标”给人感觉好像要有一个固定的指标数一样，如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百分之几才算达到预期目标。而“预期目的”好说，这次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就是：适当地控速降温，使经济保持既较快又平稳地运行。进一步具体地说，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正常地、合理地回归。这是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中央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取得的预期效果。
2003年第1季度到2004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9%、6.7%(抗击“非典”)、9.6%、9.9%、9.8%和9.6%。除去2003年第2季度抗击“非典”时为6.7%之外，其余均在9.6%-9.9%之间。这是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见图)。而2004年第3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9.5%、9.4%和9.5%。这是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正常地、合理地回归。
《21世纪》：为什么在这次宏观调控下，经济增长率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的回归过程如此平稳？
刘树成：我认为，这与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因素有关。
其一，宏观调控对象的市场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也好，紧缩型宏观调控也好，都是中央政府自身的行为。中央政府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进行扩张，又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进行紧缩型调控，自己调控自己，经济增长率很快会调下来。而现在，调控的是市场经济，调控对象即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已经市场化了。企业对市场供求走向和对宏观调控政策要有一个辨认、理解、消化、吸收的过程。同时，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地方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也市场化了。加之，这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动手早、见效快，在经济增长率尚没有冲出10%之前，就及时进行了宏观调控，而且是有保有压。这样，向上扩张的市场力量还有很强的惯性，还在释放之中。
其二，市场竞争力量的作用。从市场的供给面看，在市场竞争下，原有的产能在释放，这两年所形成的新的产能也开始释放。这样，在一定的消费需求下，供给面的活跃使经济增长，而物价下降。
其三，国际市场因素。今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仍然比较活跃，我国出口增长很快。去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是逆差68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是顺差396亿美元。外贸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下行。
在分析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时，我们可以反过来考虑，如果没有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一系列及时的宏观调控，那么，经济增长率就会像我国历来经济周期那样，一进入上升阶段往往就冲出10%而达到两位数，形成过高的“大起”，而“大起”之后就是“大落”。现在，我们防止了经济增长率过高的“大起”，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既较快又平稳地运行。
《21世纪》：对2005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您的主张如何？
刘树成：到目前，中国经济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的回归过程还正在进行中。我认为，2005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态势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需要向着更加紧缩的方向加大力度，也不意味着宏观调控要向扩张的方向施加力度。由于在已经实施的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政策下，经济正在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而且这些调控政策的效应尚在进一步释放、消化和吸收之中。
所以总体上说，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改变，而应继续实行下去。也就是说，当前宏观调控的总体政策取向，仍应实行松紧适度的中性政策，既不要变为紧缩性政策，也不要变为扩张性政策。当然，在实行“松紧适度”的中性政策中，并不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局部问题，而进行“略有从紧”或“略有从松”的适度微调。但这种微调也不宜频繁。总的说，应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稳定。
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冷热之争
《21世纪》：近期，关于经济的“冷”与“热”、增长速度是否会大幅下滑等问题，各方争论颇多，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论？
刘树成：在最近的中国经济冷热之争中，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不同看法很多，我主要归纳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趋冷，表现为“增长快速下滑＋通货紧缩”。这种看法的具体表述有以下几种：
其一，5月23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摩根士丹利网站发表题为《假如中国减速》(What if China Slows)的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在年内有很大可能将进一步减速”，并说：“在过去8 年，经常有人预言中国增长后劲不继，事实证明看法错误。在求增长的世界里，目前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的繁荣会持续下去。然而今天，中国要避免实质性的减速将比以前更为困难。世界需要认真考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
其二，6月3日，有专家发表《中国经济过山车已处在周期顶端》一文，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拐点(周期顶峰)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处于周期的下行段，已经并将继续处于下滑态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可能会像1997年至2000年那样坐在飞速下滑的“过山车”上。
其三，7月3日，有专家发布对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通货紧缩，出现了下降的拐点。预测今年2季度GDP增长率为8.9%，3季度进一步下滑为7.9%。并进一步预测今年第3、4季度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出现负增长，四个季度的CPI将分别为1.14%、0.89%、-0.81%和-0.62%，全年平均为0.27%。预测2005年第4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将低于10%，仅为9.7%。
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增长＋通货紧缩”，认为中国经济仍可维持高增长，但通货紧缩在下半年不可避免，明年很可能继续通货紧缩。
第三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由上升期转入稳定期，由加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是“高增长＋低通胀”。认为2005年的中国经济是自1998年以来高增长、低通胀表现最好的一年，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么好的组合，目前通货紧缩不容易发生，经济增长快速回落的情况基本可以被排除。
第四种，认为目前经济增速的小幅回落是合理减速，是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预计经济增速有个一两年的回落后，会再次往上走，2006年的情况可能是前低后高，开始新一轮增长周期。
第五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仍然过热，而且是全面过热。
《21世纪》：在各派的争论中，您认为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观点？
刘树成：除了罗奇的观点，“过山车”理论值得关注。分析起来，这种判断是对经济周期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认识。
首先，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所推动的。这一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这一轮周期如果从2000年算起的话(该年GDP增长率为8%)，到2004年，上升阶段已历时5年；如果从2002年算起的话(该年GDP增长率为8.3%)，到2004年，上升阶段已历时3年。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往往只有1至2年相比，已属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从经济周期一般理论来讲，在以10年左右为期的“中程周期”来考察时，其中可能包含2至3个“短程周期”，也就是说，其中可能包含不止1个上升拐点(周期顶峰)，或者说在1个“短程周期”的顶峰过去之后，可能还会出现第2个、第3个“短程周期”的顶峰。所以，说“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拐点(周期顶峰)已过，经济已经处于周期的下行段，并像‘过山车’一样将飞速下滑”，未必就是如此。
其次，1980年代以来，世界一些国家出现经济周期平滑化、微波化的趋势，我国经济周期也出现了这种趋势。各国所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与各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宏观调控的不断改善有关。所谓经济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趋势是指，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向着起伏平缓、峰谷落差缩小的波动轨迹转变。所以，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拐点已过，并非接下来就像“过山车”一样飞速下滑。在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中，控制经济周期的峰位，及时削峰，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环节。因为“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与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相比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动手早、见效快，及时控制住了峰位。这有利于实现经济周期的平滑化、微波化，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平稳运行。
再次，经济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是一种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一种清洁机制，是正常的清理过程，可以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和有效经营，同样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适度高位平稳运行。企业应该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的波动。
最后，我国经济在1997年至2000年间，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克服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了7%至8%的增长(GDP增长率分别为8.8%、7.8%、7.1%和8%)，这与同期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包括与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已属难得的平稳增长，根本不是有人所说的那样“坐在了飞速下滑的‘过山车’上”。
不会面临通缩的威胁
《21世纪》：上半年CPI是2.3%，相对9.5%的增长率会不会太低？
刘树成：我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很好的组合。从价格结构看，是有升有降。在四大类价格中：(1)粮食价格近来出现了下降态势。谷贱伤农，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保证明年的粮食生产。(2)主要工业消费品，如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及通信等的价格，均呈轻微下降之势。这是反映了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还是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相对过剩呢？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从居民消费来说，200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的名义增长13.2%，并不算低(县以下的农村相对较低，但名义增长也在10%左右)。从工业消费品的供给来说，1%左右的物价负增长并不意味着就是供给过剩，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的供给略大于需求，说明的是市场经济下供给面的活跃。物价轻微的负增长，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降低成本、降低能耗和物耗。(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略呈升势，这是正常的。(4)居住价格上涨较高，这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关。
其次，我国目前价格总水平较低，也与非供求因素有关。一个是政府对居民消费价格的限价政策，另一个是政府对资源要素的限价政策。这些限价政策应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
《21世纪》： 在考察价格形势时，还要注意哪些价格因素？
刘树成：首先，居民消费价格之外的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的动态，以及生产资料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动态值得关注。这些居民消费价格之外的价格，目前还处于较高位势中。
在考察国内价格形势时，还要注意国际价格的走势，及其可能对我国经济和国内价格的影响。特别是国际油价、原材料价格还处于高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允许价格有一定的升降波动空间。有些价格升点，有些价格降点，可能属于正常的供求反应和市场调节。允许价格有一定的升降波动空间，正是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21世纪》：您认为目前我国是否存在“通缩”的可能？对于“通缩”的利弊，您怎么看？
刘树成：我不认为我国将面临通缩的威胁。扩展来说，通货紧缩并非都伴随着经济衰退，也就是说，通货紧缩并非全姓“恶”。有伴随经济衰退的通货紧缩；亦有伴随经济正增长，但经济增长率已减缓的通货紧缩；还有伴随经济增长率上升的通货紧缩。英国1814-1849年的通货紧缩，美国1814-1849年和1866-1896年的通货紧缩，伴随的都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物价的轻微下降，并不意味着经济衰退。
积极推进各项改革
《21世纪》：您认为，在本轮宏观调控过程中，为了保证调控效果，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刘树成：我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实行中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要有两个“注重”：
一是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当前经济形势良好，但一些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还很多，特别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手段、各种制度手段、财政手段、信贷手段、价格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以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发现，一些主张中国经济已趋冷、要重新提速的观点，往往都避而不谈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包括土地资源约束、能源资源约束、矿产资源约束、水资源约束等)。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特别是住房建筑业发展很快。住房建筑业无疑是我国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住房建筑业的发展，还有城镇化的发展，都要有节奏地进行，都要考虑资源的承受度问题。
二是注重推进改革。应利用经济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的良好时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消除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导致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21世纪》：“改革”确实也是今年经济的核心概念，您认为目前亟待推进的改革有哪些？
刘树成：我认为，首先，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而政府应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特别是政府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建立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改变盲目投资和投资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状况。从而，使各级政府不要成为推动经济过热的根源。
其次，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政策规则，加强法制建设，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再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只有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市场运作水平和法律意识，政府才能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改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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