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自我审视微笑曲线扁平化趋势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11日 12:15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评论员王梓见习记者杨卓

　　在中方对欧美纺织品设限作出“强硬反应”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举行了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此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体现了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定而积极的姿态。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以中美贸易为例，机械电器、家电玩具等产品每年都有百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而纺织品出口在配额取消后更是呈“井喷”式增长。这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增速，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年年攀高：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004年超过70%。

　　据此，有专家提出了对我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忧虑。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们把自己的市场和贸易发展命运寄托于贸易伙伴的力量，本身蕴藏着对国家经济与政治安全的潜在威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也表示，尤其对中美贸易而言，高额的贸易往来所带来的经济依赖是值得警惕的，毕竟，一个如此依赖进出口贸易的经济大国史无前例。

　　高度贸易依存的国际经济背景

　　与国内一般的分析不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对于目前的贸易依存度很不以为然。早在1980年代中期，王建在其代表作《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中就提出“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为党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对于贸易依存度的分析，也显示了王建开阔的国际视野。

　　根据王建的分析，我国目前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依赖于已经彻底改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这可以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起。

　　197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批判的依据就是，二战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一改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流向，转为在发达国家之间运动。根据有关统计，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间的投资要占到全球FDI的80%以上，而国际贸易结构也相应的从二战前以初级产品贸易为主，转变为80%以上的制成品贸易。克鲁格曼基于产品需求的差异化发展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效应的新贸易理论得以立足。

　　当时，国际贸易处于两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之内，在发达国家之间彼此分工和贸易的“水平分工圈”之外，还形成了一个南北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圈”，这两个分工圈的长期存在，构筑出南北国家间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和物价体系方面的鸿沟，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以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交换之间的巨大“剪刀差”，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缓慢。

　　1991年，“冷战”格局宣告结束，长期被压抑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的冲动很快得以释放，由此导致国际产业资本运动方向的又一次改变。国际产业资本流动方向再次改变到主要是朝向发展中国家，而投资的内容也从二战前主要是开发初级产品资源转为是主要投资到制造业。在外资的拉动下，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1994年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中国的首位出口产品，2004年机电产品则首次出现贸易顺差，顺差额高达224亿美元，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二战后到198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所消费的工业制成品是由发达国家间彼此分工的生产体系共同生产，初级产品资源的流向则和二战前一样，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但是，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发达国家则是将物质产品的生产体系逐步向发展中国家“搬移”，使制成品贸易替代初级产品贸易，成为南北国家间的主要贸易内容，而世界初级产品贸易的流向，也从以往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改变为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甚至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发达国家国内的资源出现剩余，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以中国为例，由于制造业的迅速发展，1994年中国开始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2004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已超过1000亿美元，当年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则超过了700亿美元。

　　王建判断，两个价格体系的逐渐融合，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不断外移，现在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到达高潮，在此背景下，资源稀缺而又充当“世界工厂”的我国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增加，达到80%、90%的水平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虑。

　　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隆国强的研究，进行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需要考虑各国在GDP构成、贸易结构、汇率等方面的差异，据此修正后的中国贸易依存度在19%～60.5%之间，远低于德、美、日等大国，高度贸易依存的压力本身也许并不存在。

　　规避“拉美化”

　　对于我国贸易依存度的忧虑，直接的原因在于拉美的比照，判断中国是否会“拉美化”，需要从二者的贸易模式上加以分析。

　　与二战后新型贸易形势相关，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长期饱受“价格剪刀差”之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官员和学者提出“进口替代”战略，为进口机器设备，拉美国家大量借贷。恰逢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巨额流到美国金融体系中的石油美元找到了出口。但是，施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后的拉美国家在出口减少的同时也降低了偿债能力。加之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为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幅加息，使得拉美国家所借商业贷款凭空增加，从而引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此后，拉美国家一直没有走出债务陷阱。

　　王建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贸易策略完全可以规避拉美化——出口能力的增加显然会提高偿债能力。统计数据表明，尽管2002年以来，我国每年利用外资的额度超过500亿美元并持续增长，但同样，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在持续增加，目前超过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况且，相比拉美的商业贷款，我国吸引直接外资的偿债压力要小得多。

　　在否定我国拉美化危机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外资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担心，我国从2002年开始每年10个百分点贸易依存度的迅速增长，如此超常规的速度势必会带来诸多问题，内需的不足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梅新育表示，过度依赖外需确实制约了内需的可持续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本身就无法获得足够外需，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失衡。但是，外需能够通过前、后连锁作用拉动内需，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需能够在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通过“示范效应”推动内需升级；反过来，庞大内需市场也能够通过强化企业竞争力而促进扩大外需，我们的家电产业就是如此。

　　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分享全球的产业化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解决经济的内在拉动力也有着广泛的共识，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尽快推动产业升级——这是决定一个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

　　“微笑曲线”扁平化趋势

　　以此次纺织品摩擦为例，可以判断，中美不会发生全面的贸易战。核心原因在于，与上个世纪发生的日美贸易冲突不同，中国的出口优势产业是美国的夕阳产业，而且大多没有自己的核心品牌，还远不能与美国的优势产业产生针锋相对的竞争。而目前产生的贸易摩擦多是在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相靠拢产生的结果。最激烈反对全球化的恰恰是各个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各种劳工组织，但是毕竟，财富阶级掌握着资本，控制着国家权力。对于我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而言，从产业转移中获得了巨大收益的利益群体是我国最有力的支撑，而我们的强硬立场也增强了外来投资的信心，要知道，我国进出口超过50%的产品属于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

　　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目前中国的贸易品大多还处于产业链条的下端，也就是“微笑曲线”的底部(如图)。这意味着，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自主品牌和附加值都还没有达到与一个贸易大国相匹配的地位。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绝对的劣势。一方面，加工贸易的发展使我国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比较优势最大化，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王建判断，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产业链的前段与后段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微笑曲线”将会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期趋于“扁平”。而在转移的高峰期，由于发达国家总是将产业链条中附加价值低的部分首先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张“笑口”会张得更大，即曲线的中间部分还会进一步“下沉”。图随着时代变化的微笑曲线的形状　

　　正像自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科学技术的发明首先是集中在工业生产能力最强大的英国，而后转移到新的“世界工厂”美国一样，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不断外移，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开始成为新的世界物质产品生产中心，科技进步的中心也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根据OECD的数据，从1991～2002年，美国的R＆D经费的年均增长率为5%，日本为1.8%，而中国为16.2%，增长率排名世界第一，总额也超过了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位居世界第六。日本在6月3日发表的白皮书也显示，“10年前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日本公司只占0.9%，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1.5%。”而这显然是趋势所在。

　　可以判断，从长期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论低端还是高端，都将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顺承此趋势，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也就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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