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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王世玲 本报记者 包容 北京报道
“国务院两个副总理亲自审批”；
“理事有306人，常务理事101人，原部级副部级以上的就有106人”；
“原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同志出任主席”。
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推动下，中华环保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其庞大的身躯隆重登台。
4月22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此召开了“成立大会暨首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到会发言，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国政府向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正式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成立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探索。
中央和国务院高层如此重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这是从未有过的。
“这个新成立的联合会可以把政府、社会、民众联合起来，帮助、监督政府实现国家环保目标。”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晓东说。他认为，过去环境问题总是习惯性地被认为是环保总局的事，没有提高到国家、社会、人民环境的高度上来看，实际上单个部门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的宗旨是‘大中华、大联合、大环境’。”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原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副主任、现任联合会副秘书长汪东青一直强调这个目标。
不过，他也再三申明，中华环保联合会确确实实是民间组织，与其他民间环保组织相比，新生的联合会不过是“大个子的小弟弟”。
联合会是环保总局的外延？
“国家环保总局在某些方面做不了的工作，联合会能推动到更高的层面。”在勾画联合会的职能定位时，汪东青说。
“国家环保总局想开展生态保护的工作，但在其现有的职能中没有这一项。目前是国家林业局和水利部在做。这就导致一些问题很难协调。”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说。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质疑水利部淮河委员会越权之争，就是这一现象的印证。
两部委“话语权”之争，并不在于淮河排污数字的准确与否，而在于谁对环境数据更有发言权。国家环保总局拿出中央两个有关文件，强调文件规定其有“统一管理”的行政职能。水利部的应对也有其法律法规依据，并称“依法按照职责从事，没有错误”。两方权能界定不清晰显然是根本的症结。
这类矛盾，或许在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民间组织那里能得到缓解。“通过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可以部分实现大环境的功能。”汪东青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认为，环保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协调的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相应的职能部门都需要整合。他还开出了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部门名单：林业局、水利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海洋局。
“显然，让国家环保总局来整合统筹这些部门，它的力量是不够的。”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说。
而“中华环保联合会不是政府，避免了现行行政体制下的部门分割的限制，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倡导的大环境理念，有助于国家实施大环境的方略。”汪东青说。
“大环境”的领导格局
联合会“大环境”的战略定位，底气来源于它的领导格局。
在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有关简介中，可以看到：出任联合会副主席的有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环资委、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环保总局、林业局、解放军的领导以及团体、企业和社会知名人士，体现了“大环境”的领导格局。
在18位副主席的名单中，就包括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地矿部原副部长张宏仁、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建设部原副部长赵宝江、农业部原副部长刘成果、国家林业局原局长、国务院西开办副主任王志宝等等。
在解释这个领导格局时，汪东青说，“这样的格局，大家在一起讨论环境问题时，就不受部门条条框框的约束了。”
“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政府应该发挥一定主导性的作用，我认为未尝不可。”王名分析说，“在环境保护这项公共事业面前，各种力量实现协调，实现整合，包括多层次、多角度的互动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联合会让人感到有政府的背景，但汪东青更倾向于现在的身份——一个民间环保NGO的负责人。“作为民间组织，我们不拥有任何行政权力，但要有影响力。”
“我们的影响力表现为，为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提供建议；倡导一种理念，被社会认同；协助政府、监督政府，实现国家的环境保护目标。”曾晓东说。
这种影响，研究NGO领域的专家王名更愿意理解为一种整合力。这种整合，从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的名单上可以看出端倪——“自然之友”民间环保NGO的负责人梁从诫也在副主席之列。
据记者调查，除了梁从诫，有部分环保NGO负责人或以个人身份、或以组织形式加入了联合会。“NGO不是更多地强调独立性，而是看是否达到国家环保的最后目的和要求。”著名环保NGO组织——绿色家园的负责人汪永晨，这样对记者解释他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原因。
而王名则更希望联合会是一个平台，“这种平台对我们来说是太需要了。它可以为政府和NGO、企业和NGO、公众和NGO、NGO和NGO之间提供服务。”
拿什么来环境维权
要实现“大环境”的目标，最需要的是战略定位，运作管理的体制和战略规划。
“维护环境权益是联合会的业务旗帜。”汪东青说。
“联合会提倡环境维权，我非常感兴趣。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论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只要是实实在在推动中国的环保，实施环评法，为环境维权作贡献的，我就支持它。”一位著名环保NGO负责人在解释他为什么要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华环保联合会时说。“环境维权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我特别希望环境案件切切实实得到维护，联合会能真正实现维权的功能。”
“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对环境权益保护的酝酿已经有5年了，一直没有做起来。这次就把维护环境权益交由联合会来实现。”汪东青说。“今年我们要重点涉入重大的环境权益案件，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
援助必然涉及到资金。
据记者调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中华环保基金会”中申请设立专项基金——“中国维护环境权益基金”，初步拟定原始基金在2亿元以上。
“我们也在积极争取政府的资助。财政部新设了‘维护环境权益专项资金科目’，今年预算给联合会129万。”对此，汪东青颇为振奋。
当然，汪东青也明白，仅靠这129万元不足已撑起“环境维权”的大旗。他掰着手指向记者描述将来的主要资金渠道：
首先通过开展有实际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目前在做的是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对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编制的意见；
“博鳌论坛”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运营机制，对联合会来说，是个值得期待的模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环境领域做一个国际知名影响力的论坛呢？”汪东青说，“通过论坛等形式，可以建立NGO组织的良性造血机制。”
王名则强调，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环境保护本来就是一种公共资源，需要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在现有体制下，构建这样一个带有强烈官方背景环保NGO无可非议，关键是下一步，“有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内部民主决策机制；运作管理的方式是官办还是民办，可能是官的形式民的实体，也可能是民的形式官的实体，如果是后者那是一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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