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寂静的春天里看中国道路

　　本报记者 包 容

　　北京报道

　　1983年，一个冬日下午，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大学，正在此地做访问学者的牛文元接到了一封国内来信，写信者是中科院院士马世骏。马在信中希望他回国加入一项世界性的研 究课题。

　　这个课题就是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后称“布伦特莱报告”。

　　20多年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我加入这个课题组时，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当初确实没想到后来中国政府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

　　在这20多年里，他的生命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

　　他在中国首创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使“可持续发展”这5个字在今日中国家喻户晓；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对“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理论体系，被国外学术界称为“牛氏指标”，并以此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跟踪，从1998年起每年都出一本《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受联合国邀请，与其他39名国际科学家一起，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文本。

　　他坚信中国能够崛起，再度强盛。这几年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5个统筹、绿色GDP、循环经济等，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一种体现，这些都是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在国际上，中国政府也最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

　　但他也忧心忡忡，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5，而国际上普遍认为0.4是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贫富不均、差异太大了，足以冲击社会稳定。

　　脆弱的资源禀赋

　　《21世纪》：是什么触发您在中国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把它作为终生从事的研究工作？

　　牛文元：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发展中大国，虽有自己的发展优势，但也有很多不利的方面。比如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短缺；中国国土环境的先天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经年遭受土壤侵蚀和沙漠化、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等。

　　但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还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对我这样搞自然科学的人来说，感到很忧虑。

　　我当时在中科院地理所工作，平时研究和接触到的事实，使我认识到，支撑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是非常脆弱的。这种脆弱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资源肯定支撑不了，于是我就一直在寻求新的发展战略。

　　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我们到地方考察，看到了环境污染使当地百姓的生存状况恶化。在淮河流域，小皮革、小水泥等“十五小”企业泛滥，导致地方水源恶化，还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当地的民众不仅没有从发展中提高生活质量，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使我们坚信，传统的发展思路是有问题的。

　　第三，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仔细查阅过自二战以来，国际上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他们都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卡尔逊的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就是描述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我坚信中国的发展必须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想到后来中国政府支持的力度会这么大，可持续发展会成为国策。

　　城市化误区

　　《21世纪》：城市化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您一直倡导以城市群组团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这种方式是否可认为是创造财富最多，最节约资源的？

　　牛文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平均达到75%以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为62%。

　　而到2003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才到了40%，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已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提高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一个基本障碍。

　　中国城市发展的滞后，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城市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误区。误区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引发城市病。误区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误区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

　　其实，美国的经济就是由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创造的，三大城市群提供了美国总体经济的65%。日本也是由大东京区、(大)阪神(户)区和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构成了日本总体经济的70%。

　　而中国的三大组团城市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渤海地区，对全中国GDP的总贡献，只有38%。

　　从形态上讲，中国前20年增长形态基本上是点状拉动：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它们已经使中国的经济翻了二到三番，这很了不起。

　　但如果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还靠点状拉动，我们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点状会演变出一系列城市病，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交通拥堵，时间效率不高，以及城市污染等等。

　　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这就提出了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形态问题，应该是组团式的、城市和乡村结合的体系状的发展。在体制上，可以考虑欧盟的组织架构和经济约束框架，可以用利益补偿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0.45：中国基尼系数进入高危区

　　《21世纪》：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

　　牛文元：人口、集约化水平、社会公平三大因素都在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只有当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接近零增长的时候，人口就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是8‰，我们估计到2030-2035年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可以接近零，总人口达到15亿，但还有人口结构的问题，还要再调整2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数量才比较合理。

　　其次是集约化水平的建设。中国经济发展要尽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4方面的问题。一是单位GDP消耗多少能源。近些年的发展都是以拼资源来发展经济，在能源消耗上我们是发达国家的3-5倍。二是单位GDP消耗多少原材料。我们要努力做到消耗率的不增长，即零增长。第三是单位GDP放出多少污染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吃了很多苦头了，在创造价值之后反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治理污染。四是全员劳动生产率。而统计显示，世界平均用1美元可办成的事，在中国要花费1.25美元。

　　最近，联合国提出了四倍跃进法，即用现在一半的能源来创造比现在高一倍的财富。就是希望不增加能源的供应量，而使经济和财富有更高的增长。

　　世界上有些国家的水资源消耗基本达到零增长了。而只有当能源、原材料消耗数率接近零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环境的退化数率为零，就是开始不退化。

　　中国最紧张、矛盾最突出的时候还没到来，通常人均GDP达到3000-4000美元的时候资源矛盾问题最突出。现在中国人均GDP不过1000多美元。前面的道路还很艰难呀。

　　第三是社会公平的建设。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控制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国际上有个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2-0.3之间，0.4是个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就足以动摇社会的稳定。

　　《21世纪》：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

　　牛文元：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北大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曾经做过大概的估算：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起时的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20世纪初，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是0.53。

　　基尼系数本身只是一种反映，但它说明了深刻的社会背景，0.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据，这是必须要控制的。比较好的是0.3-0.35，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在这个点之间取得相对合理的分配，弱势群体不至于被甩得太远。

　　转型期的中国新价值观

　　《21世纪》：那么，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如何尽快解决中国社会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牛文元：我们搞长期战略的从来不为短期的状况迷惑。你去看看美国西部片，那时侯比我们现在还糟糕。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转型期确实让人感到痛苦、迷茫。有些人、有些利益，甚至一代人的利益会被牺牲，这个过程也会很长。

　　《21世纪》：您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牛文元：这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内心里一直遵守孔老夫子倡导的“学以致用”，希望自己所学的对社会、对民众有一些帮助。

　　我一开始搞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它会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只是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利于未来的发展。“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我很欣赏于右任老先生写的这幅对联，名利要求，但不能只求个体之名利。在利己和利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21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牛文元：任何一种文化，我们必须理性地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促进人类的进步、和谐，能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认识的局限，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由于过分注重社会秩序的培育，比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等级森严，在一定程度上它扼杀了某些创造力。但文化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会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优秀的保存下来，不利的地方改善一下。有一条要切记，在倒掉脏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也倒掉了，婴儿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主体。

　　《21世纪》：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各种思潮纷拥而入，传统文化似乎渐行渐远？

　　牛文元：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是各种思想融合的一个时期。既然是个开放的市场，各种思想、观念自然会进来，这并不可怕，我们只要通过实践进行比较，在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去粗取精。

　　但有一点我坚信，中华民族继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和思想遗产，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消失，仍然是中国的主流。

　　文化力是一种软实力，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长期起作用。现在在台湾，有些人在嚷嚷“去中国化”，你去得了吗？

　　这种文化的传承是组成国家实力很重要的部分，在有些方面，它会超过硬实力的作用。用物理学的解释，这就是熵增大的自发现象，就像一杯水，现在是80度，放在室温20度的房间里，过20分钟，就和这个房间的温度一样了。

　　我一直非常尊崇儒家的本质思想，比如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再比如中庸之道，不要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中庸是不走极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德服人”，这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

　　如果中国强盛起来，它在世界上也会是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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