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个球 政府和农民各干各的

　　“政府和农民，各搞各的。”中共南平市委常委、市农办主任刘明说：“看上去目标一致，事实上是互不相干的两个循环体。”

　　当下，很多南平官员都能说出观点类似的话。福建省副省长李川身边的工作人员说，5年前，李川出任南平市委书记时就发现了这一点。

　　1998年底，时任南平市长的李川下乡调研，一个延平区溪后村农民，在回答“农民对政府开展农村工作有什么建议”时，跟他打了一个篮球的比喻：你们政府领导做农村工作，就像一个篮球扔到水里。你们站在岸上看，篮球是在水里，但是我们在下面看，球仍然漂浮在水面上，根本就没有沉下来。

　　李川提炼了这段话，就是说：农村体制改变了，但政府的职能未变。行政机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按照自己的惯性循环，农民春夏秋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按照自己的惯性循环。两个循环体相互游离，互不衔接。

　　从行政管理体制看，南平乡镇跟中国的众多乡镇一样，设有通常所说的“七站”：

　　农技站，负责农业技术推广；

　　农机站，负责农业机械化；

　　畜牧兽医站，负责发展畜牧业和禽畜医疗；

　　水利站，负责农田水利基层建设和维修；

　　林业站，负责林业管理和发展；

　　经管站，负责经济管理；

　　植保站，负责植物保护，防止病虫害。

　　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泽华说，单单看机构设置，你发现所有的农村问题都考虑到了，都有机构在管，实际上，农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和这些机构有什么样的关联，出了问题也从来没有想到找哪个部门帮助解决。

　　那么，这些机构和机构里的人们，到底在干什么？地方官员苦笑：干什么？主要是各种行政调度的执法活动，乡镇农技干部经常被抽调到“中心工作”中。中心工作是什么？计划生育！催讨公粮！

　　从涉农的部门和人员来看，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人，很多都远离农民。都知道，今天的农民，多数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但“线断、网破、人散”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并没有多少人去理会。1998年底，李川调研回来，让人一统计，吓了一跳。截至1998年底，南平拥有农业科技人员6336人，平均每351个农民拥有1名科技人员。然而，这里的拥有，也仅仅是数理意义上的推算，名义上的拥有。即便是6000余人的团队，40%的人员和70%的中高级职称拥有者，常年呆在机关大楼里，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实在没有必然的关系。

　　福建省有一所农林大学，南平市有一所农校，作为政府全额拨款的公办教育机构，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培养农村人才服务农民为旨归。而现实是，福建农林大学正在积极筹划更名，南平农校已不像一个培养农技人才的学校。学生们除非出于无奈，否则断不会选择农业类学校，毕业了，只要有门路，决不会回到涉农单位。

　　学生们担心，去了涉农单位，恐怕连母校的老师都看不起他们。一个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的科技特派员，总忘不了2002年7月24日和母校领导的一次会面。那一天，在南平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母校领导以声调不高但充满成就感的话语，大谈弟子们毕业后当了什么什么，有一个事实显然让他非常得意：“在福州，几乎所有星级大宾馆的老总，都是我们林业专业出来的！”闻此豪言，该科技特派员替老师圆场：如果大家都到山间树下跟农民混在一起，我们母校的名字就没有现在这样光彩。

　　岂独福建农林大学，中国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服务对象的科研人员，不是闻“农”色变，就是“叶公好‘农’”。2003年，福建省政府一个离休的高级官员给一个老朋友、厦门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打电话，谈起三农问题，教授劝导老同志：“农业问题你别碰，碰不得，我早就不研究了，我的学生们也改行了。”

　　一番话语，惊得这位心系农民的离任官员好一阵唏嘘。

　　李川说：农业研究人员在干什么？他们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去试验田中做实验，而后写出论文，评聘职称，有了职称，就去教学生，做导师，导师再培养学生，指导学生们写论文，写出论文的学生，再去评职称，然后再去教学生，如是循环，谈的都是农业，研究的都是农业，但就是跟农民没关系。

　　一套背离农村现实的工作机制，招致的最后结果，是两个循环：涉农部门在自身体系中上下循环；农民和农业生产在季节性和自发经营中自我循环。

　　显而易见，这两个循环体是互相游离的。上面那么多的会，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部门，最后悬挂在乡镇和行政村这个层面，落不下去，所谓“一级抓一级，抓到基层没声息”。

　　2002年福建省长卢展工在南平调研时，称断层现象为“高位截瘫”。他说了一句话：要是农民知道我卢展工说了一句什么与他们相关的话，就表明你们基层的农村工作做好了。

　　“计划经济”药方

　　能疗“市场经济”病？

　　“我们原有的管理农村农民的计划体制，亟待改善。”坐在武夷山下的一个农家饭馆，南平市府原副秘书长杨金鑫指着装修考究的包房说，极少数农民已自发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了，可我们的政府官员，还试图以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办法、老机制，来破解市场经济时代的新情势、新问题。

　　最近20年，南平，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都在急遽变化，但政府基本没有考虑到市场化背景，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和经济体制的变迁，蹈袭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集体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制度设计上，是以农民完全听命于“公社大队生产队”这样一个旧的行政管理体系为特征的。

　　过去的农民为什么会听“大队书记”的话？“大队书记”为什么能够秉承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始终兼政治权威经济权威道德权威于一身？原委固然众多，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他们把握着集体经济制度下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说白了，就是能给农民以“好处”。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村集体经济，逐渐变成了一个“空壳”，农民们再也不能从“大队书记”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了。

　　1989年，杨领着助手、现任中共顺昌县委书记郭跃进，往返6县9乡18村，耗时2个月的实地调查，催生了中国三农问题专家耳熟能详的新概念：空壳村。凭借空壳村概念支撑起来的调研对策文章，次年，杨破格被邀请参与国务院政策咨询高峰会，并去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主席等中央领导合了影。

　　杨在调研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10年，竹农从贫困的边缘富裕起来，而一些村集体经济却成了空壳。正常的数据调查分析之外，杨列举了两个极端化的例子：

　　民富。龙峰村有个非常偏僻的忙溪自然村，过去穷得叮当响，吃不饱，穿不暖，5户人家只有5间茅房，现盖了5栋小楼，点了电灯，每家都有两台彩电，各户年均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最近这个村有个村民娶了个城里姑娘，一次付聘礼1.5万元。

　　村穷。“偷鸡要把米。我们连这把米也没有了。”一个村官跟杨说：“我们村穷得几年没发村干部的补贴了。前些年总以为包产到户，不要干部，不要仓库，分得越光越净，思想就越解放，所以，能分的都分了，能卖的都卖了，不能分、不能卖的只剩下大队部。”走进村部大楼，看到偌大的礼堂，楼高人空，杂物凌乱，布满灰尘，蜘蛛结网，真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似乎有一股冷气迎面袭来。陪同的村官跟杨说，我们集体经济，就像这座大楼一样，只剩下空壳了。

　　杨分析了空壳的3枚苦果：

　　法制苦果—公有制优越性无从体现。杨忧心忡忡地感叹，农民看不到公有制的优越性了，因为村子穷，不能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不少村庄架桥修路办不了，五保孤寡顾不了，天灾人祸帮不了。

　　经济苦果—生产力发展受束缚。玉山乡汲溪村还有近万亩毛竹没有开发，因为没有公路可通过，农民说那里的毛竹“密得连野猫都过不了”，却任凭它自生自灭。杨跟村支书一起算了笔账，如果通了公路，全村竹笋的收入可增加100万以上。虽然开通这条路，只需集资70万元，可村里没钱，农民也不愿意集资。

　　文化苦果—中共传统思想文化受到冲击。乡民们一切向钱看，没有误工补贴没有人愿意去开民众大会，一些党员被叫去开支部会议，也要误工费。赌博，宗派，鬼神迷信风气日盛。

　　杨金鑫以拳拳赤子之心，提出了10条对策。他希望民富村穷的情态早日改变成“民富村也富”。记者查阅了杨撰写该报告的时间：1989年9月16日。

　　又是10年，杨的愿望显然是落空了。不仅是村集体没有富裕，10年前的“民富村穷”变成了“村穷民也穷”。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一点农村活力，已奄奄一息。

　　村集体的资产状态，多数已不再是杨调研时的“零资产”，而是“负资产”。据统计，1999年南平每个村平均负债39万元。为了躲避债务，建瓯市的一个村支书，竟然把户口迁移到别的村庄，再也不敢回故里。

　　农村的矛盾，也早已突破了过去。尽管杨认为，南平还没有像安徽那样发生过动用武警，打死上访农民，税负逼死穷苦人的恶性案件，但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边缘。1998年南平遭遇百年未遇的洪水，尽管“万众一心抗洪魔”的新闻报道，温暖了很多人的心，但围绕在南平政要身边的农民，注意力不在“天灾”，而在“人祸”。

　　上访，越级上访，成了政府要员头疼不已的事。李川入主市府不足一年，数次在一楼大厅目睹被上访农民挤爆的大场面。俗称“封疆小吏”的乡镇党委书记，情愿回机关出任非领导职务，也不愿当曾经艳羡的乡镇主官。

　　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开始意识到谋划民富的紧迫。正如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官员阶层本着良好的愿望，对不懂得外部世界的农民说：你们要调整产业结构，种植经济作物。于是，政府重新以计划的方式，引领还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生活的农民，进入市场。过去，南平部分县区组织农民种芋头和柑橘。当柑橘整筐整筐地倒进河溪，农人们想起了堆积街头无人购买的芋头。政府曾以号召机关公务员买芋头的方式赢得了农民的原谅，现在却没有能力消化无人问津的柑橘。

　　于是，政府的所有行为，都被农民们简单理解为“官逼民富”，民没有富，官却被逼到墙角。■

　　系列报道：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上篇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下篇

　　第二问：县域经济非农化？

　　第三问：“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第四问：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第五问：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第六问：中国的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