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问：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民的主要问题是穷，但穷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概括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表述不一的回答，大体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国民待遇，没有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从来不必怀疑，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三农”之外的制度设计，简单说，就是中 国的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缺乏平等的国民待遇，心灵和身体都受到垄断和束缚。如果我们永远不给农民以民主，不改革针对农民的制度，三农问题则永远无解。

　　然而，民主、私有化这些制度要素能在一夜间还给农民吗？让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最低的人享受层次最高的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南平采访期间，那些熟悉乡村情况，并在城市里获得硕士博士文凭的官员们，几乎都承认，制度层面的补偿，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破解三农问题。

　　过去的5年内，中国乡村漫天飞舞的选票，不仅以选举的名义表达了民主对民意的尊重，而且改变了中国乡村民主制度推行之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级政府任命而后确认的威权传统。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2002年，记者去浙江富裕地区的乡村，发现那里的乡村民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义乌，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已成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瑞安，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使得草根民主的制度创新，大大迈进了一步；

　　温州，贿选风的刮起，以及贿选班底的出现，标志着温州式的贿选早已超越贫困乡村以钞票易选票的原始方式，“黑金政治”骤然升级。

　　这一切都让人震撼。经济的繁荣已使那里的乡村成为开放性社会。民主的诉求，被那里的人们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浙江的民主故事还提醒我们，即便是草根民主成熟到已在制度层面开始创新的浙江，民主发展水平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一般齐整，个体上的差异依旧存在，其整体状态还可以用“红”“黑”胶着来描述。

　　《南方周末》报道了2002年6月25日山东淄博的“暴力民主”案，一个农民因为拒绝选举自己不信任的候选人，在“不选我就打死你”的怒骂中，被候选人的猎枪打得弹痕累累。

　　宗族势力，官方任命，这些影响乡村民主的要素，暂且搁置不谈，单看诸如旧恶势力强暴民主的极端个案，我们就可进一步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发展水平，是多么的不平衡。

　　或许，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转型时期的现实：一方面，选民在众目睽睽下被候选人打得血肉模糊，另一方面，遏制新贵为政不仁的协议堆积如山。看后者，我们有理由对乡村民主的未来表示乐观，但我们必须还要看到前者，我们的乐观不能演化成急切。考察个案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在同一个中国，在不同的角落里，民主进步的差异委实太大。

　　现在，让我们将视角从发达的浙江乡村社会，转移到贫困的闽北乡村。今天的南平，官方已认同经济能人走上政治前台的合理性。官员们认为，让乡村新富阶层走上政治前台，不仅有利于农村增收现实，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过去，即便是浙江等思想开放的地区，人们对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政治还是极为担忧的。为了解放思想，2年前江苏省人大一名高级官员还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号召解放思想，主张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使得他们在当选后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获得“双赢”。

　　事实上，中国落后的乡村，其政治生态不像精英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给点民主的阳光就灿烂。2002年早春，记者去经济学家们从事“天村实验”的汉江平原，在湖北省沙阳县群力村，训政的民主之花终于在几次失败后挂果群力村。农民也可以搞民主，民主并不招致混乱，这是我们当时的结论。回想起来，当初兴奋异常的我们，现在冷静了许多。因为，记者不能肯定，离开博士生的指导培训，离开县乡政府的关注，群力村能否收获有秩序的乡村民主？记者同样不能肯定，没有培训一天发10元钱的激励机制，农民们是否愿意参加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民主训练？所以，记者在两年后的今天，开始担心这样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就南平而言，他们的“大户强村”战略推行得一直较为艰难。首先是“大户”少，其次是大户不愿意染指“村政”。距离建殴市大约20公里的井歧村，有个经济能人刘义海，有文化，见多识广，敢闯敢干，会做生意。为了土地承包的年限，以及村民负担，刘从地方一路上访去了北京，惊动中央。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在获得下派书记认同后，怎么也不接受出任“接班人”的角色。

　　“大户”，虽然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但采访中接触到的“大户”普遍不愿当村官。他们有朴素的公平观念，路遇不平，会挺身而出，但他们缺乏进步的政治意识，认为“当官”是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不是他们的所为。

　　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南平乡村的村官们，大体上还是乡村道德权威在主政。井歧村下派村支书黄长荣3年下派期满，返回法院当他的法官去了，接任书记之职的是一名40岁的女村官，她怯生生跟我们握手的感觉，至今还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由得让人担心这样的道德权威，能否真的引领村民走上小康的路？

　　当下的村民自治，仅仅保证了村务公开，至多只是限制了村官为所欲为的不良习惯。农民对其利益受“剥夺”的不满，开始从村官身上转移开来，乡村社会渐趋稳定。但能就此赢得一个没有怨言的乡村社会，农民可以就此过上和谐的、令人愉悦的幸福生活？置身于后WTO时代的中国农民，即使真的摆脱了盘剥和欺凌，也不可能过上桃花源式的生活。

　　当封闭的自我循环被开放的全球化所株连，中国农民需要的就不是单纯的公平问题，他们还要拥有效率、发展。而后者不是浅层次的村民自治这个民主制度所能给予的。对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来说，制度设计的蓝图业已绘出，接下来的问题是技术层面的执行力，乡村公共事业管理，农村基础医疗，九年义务教育，路桥水电的基础建设，通往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的铺设，这些历史上对农民欠下的呆坏账，不是靠村民自治或者民主制度所能消弭的。

　　如果我们的知识阶层，不就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给出一个个清晰的解答，而是大而化之地谈制度，这对农民命运的改变，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系列报道：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上篇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下篇

　　第二问：县域经济非农化？

　　第三问：“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第五问：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第六问：中国的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农民问题是个球 政府和农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