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上篇

　　南平寓言拷问三农药方

　　本刊记者 章敬平

　　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笼，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无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此时，仅仅描摹农村的苦难，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其社会效应已不复当年。且不论资政价值是否式微，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一味地痛陈和惊呼，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业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传媒，当下的视野，当从为农民讨说法，转变到为农民想办法。

　　多数时候，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到新闻记者，都像一只漂浮在水面的“皮球”。从政界到学界再到新闻界，一个个三农问题的药方接连开出，一个个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接连出台，但我们的三农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为什么？

　　解剖南平，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

　　可以说，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层面的系统努力，松缓了剑拔弩张的乡村矛盾，剥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对农民欠下的部分呆坏账。它不仅为几百万农民争取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也为执政党完成乡村底层社会的结构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上篇：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

　　篇一：山里的世界不精彩

　　定义闽北乡村社会的形态是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看看市府少数部门的办公室，或者乡村农舍的厅堂，你就会发现，2004年的闽北还有着或浓或淡的毛泽东时代的影迹。闽北30日，我们不时想起一句老话：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红色情结

　　第一次走进南平市府原副秘书长杨金鑫的办公室，我们吓了一跳。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办公桌上则摆放着毛泽东的塑像。61岁的杨，已过了退休年龄，觉得离不得他的南平政要们，给他一个市府研究员的名义，劝他留任5年。曾出任9任市委书记“智囊”的杨，1990年破格参与国务院政策咨询“高参会”，并被问计于中南海怀仁堂，有人戏称他乃“闽北睁眼看市场经济第一人”。

　　杨说，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他之所以“供奉”毛泽东的影像，皆出于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态。5岁丧父，和小脚母亲相依为命，杨认为他能够读书上大学并成材，都是毛泽东带来的福祉。过去40年，他换过很多办公室，但毛泽东的画像从没有消失过。

　　洞悉南平历史的人们认为，闽北人钟爱毛泽东，是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的。南平是一块小农经济的宝地，“中国竹乡”、“福建粮仓”、“南方林海”指的都是这块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们形容这里的土地肥沃，有一句极为夸张的言辞：插根扁担都能发芽。这样的地方，农民最需要的就是一块活命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中叶，夺取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土地，无异于给了“穷人”向上天要饭的金饭碗。

　　缅怀毛泽东的这块土地，异常看重中国革命老区的革命家史。他们浓郁的红色情结，常常从不经意间流露一二。延平区王台镇的公务员们，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不忘给我一本小册子。内有两张老照片，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这块土地的双重特色：

　　绿色金库，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颁给王台“绿色金库人民公社”的奖状；

　　红色土地，1930年代上溪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南平溪口革命委员会旧址。

　　从计划经济回到自然经济？

　　19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以一纸血手印，掀开中国农民“第二次革命”的大篇章。汹涌澎湃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在1980年代初期席卷南平山村。遗憾的是，导致中国由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带给南平农村的，不是市场经济的进步，而是自然经济或者小农经济的回归。

　　拜自然的恩赐，闽北经济总量，直到1980年代都遥遥领先于福建其他地市：木材产量全省“状元”；粮食总量全省“榜眼”；农业GDP全省“探花”。

　　状元，榜眼，探花……共同打造了闽北农村的巅峰时代。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小农经济形态。为什么光泽县小寺洲村70余户村民20多个姓氏？专家回答：良好的自然条件，吸引崇尚小农经济的移民们纷至沓来。

　　逐水草而居的小农经济时代，被集体化时代的生产方式，中断了数十年。集体化时代的弊端是毫无疑问的，但渗透其间的大机器生产或者农业技术支持，显示出比过去高得多的生产率。

　　待到分田到户，老农们看到的，是漫长的传统农业形态的回归。拖拉机被弃置不用，牛前人后的千年耕作方式，重回乡间。

　　历时数个世纪的演变，闽北乡村依旧没有逃脱“靠天吃饭”的命运安排。先人们用刀耕火种的农作经验写就的黄历，遗留给1990年代的后人们无尽的泪水和无奈。

　　200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记者去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拜见主持释泽道。大和尚送我们两盒禅茶。据他说，寺庙所在的武夷镇天心村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清朝皇帝所赐御茶园即在此村落。村民世代以茶为业。此前，官方数据说，全村的岩茶面积4500亩，可是，见拙于落后的茶叶生产管理和制作工艺，茶叶亩产量出奇地低：32.5公斤。最要命的是，农药残留量47%的检测结果，使得知情的茶商望而却步。

　　农民也知道需要技术，但他们把技术看作科学家的专利，似乎只有袁隆平才可能带领大家找到技术。建阳市郊区的一个农民，跟记者说过一个桔柚园的惨痛故事。故事说，建阳市童游镇赤岸村有一片桔柚园，100多亩的果苗，都经过嫁接。原来以为每亩年产量不下10万公斤，可是技术上的壁垒，使得实际年产量不过2万公斤。1999年又逢罕见冻害，1/3被冻死。年底盘点，整个桔柚园当年亏损80余万元。

　　这样一来，再好的项目，农民都不会趋之若鹜。依然以建阳为例，该市外资办仰仗农校的技术背景，选派技术人员用三五年时间培育出一个适宜当地水土的柑橘良种，品质和口味俱佳。遂命名为建阳桔柚。考虑到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建阳官方有意大规模推广。柑橘协会会长方金妹说：我们这里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武夷山南麓，搞柑橘肯定有前途，可是农民不敢试种。也不能埋怨农民，种桔柚是个技术活，没有技术人员的支持，风险也蛮大的。所以，尽管官方一再努力推广建阳桔柚，几年下来也不过寥寥数百亩。放眼建阳，全市将近5万亩柑桔，多是市场上无人问津的老品种。

　　方金妹认为，1999年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尚未推行之前的几年，农民想获得官方技术人员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已然凋敝，官方结论为6个字：线断、网破、人散。

　　我们在南平采访期间，恰好看到新华社《半月谈》上刊载的文章：《拯救农技推广》。2004年4月，该刊记者王新亚等人来到河南驻马店市关王庙乡。该乡农技站曾经是昔日的全国先进典型，记者扫描到的却是一派荒芜景象：1998年盖起的两层农技站早已人去楼空，锈迹斑斑的大门上靠着农民们晾晒的玉米秆。走进后院，一边已平整好准备种菜，另一边凌乱地种着些大蒜。

　　据悉，1998年关王庙乡农技站彻底“断奶”，财政援助完全切断，除了一个留守两年没得到一分钱工资的会计，已经没有人光顾这个15年前曾被中国农业部表彰过的农技站。

　　我们把驻马店的情景转述给两个南平人。一个熟悉农技站的人觉得，那情形就是南平1999年前的写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除了地点人物和年份的不同。另外一个觉得没有那么惨烈。据他估计，可能还有1/3的农技站在运转。

　　较之往昔，喜欢说“想当年”的一个南平明星科技特派员感叹：不能和过去比呀。他估计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我们相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研究员的数据。胡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介绍：1990年代中叶，中国在册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多达百万，呈“金字塔”结构。国家级农技人员万分之五，省级2%，地市一级6%，30%在县一级，一半以上的农技人员在乡镇。如今，金字塔由于“底座”被毁弃，变成了“倒金字塔”。1980年代初叶，村一级农技人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一夜间消失于无形。1990年代初叶，乡镇一级农技人员随着“断奶断粮”的时势，也骤然间四分五裂，各谋出路。

　　如此情势，无论农民对技术表现出怎样的望眼欲穿，也不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从科技副镇长的下派，到科技下乡，一阵阵运动式的“科技烙饼”，最终还是没有从天上落下来。难怪方金妹说，1999年乍听领导让她下乡做科技特派员，她的第一反应是：又要运动了。

　　没有技术支持的闽北乡村，是一张张亏损后徒然叹息的脸。

　　此时的南平，丰沃的土地，非但吸引不了外来移民，连土地上的人，也留不住了。曾任南平市长助理的游劝荣说：漂亮的村姑都去城里洗脚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1997年，福建每亩耕地创造的GDP是1592元。沿海的漳州市，每亩耕地的产值则高达3223元。而一直以农业为骄傲的南平，每亩地的产出，仅仅1185元。

　　伤心？气馁？面对这样的数据，所有负面的形容词似乎都不足以描述南平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山外面的市场有经济吗？

　　1999年中叶，中国入世谈判最后冲线。WTO语境下的中国农业和农民，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那时候，记者还专门找了个农业问题专家，正经八百地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计。观察南平，记者才发现，我们问得多么的不切实际，因为类似南平乡村的农民，还不知道大山之外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何物。

　　虽然说在差不多20年前，他们就告别了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但回归到传统农业老路上的他们，实际上搞的是小农经济，本质上同样是排斥市场的。南平的农民，非常熟悉只在“文革”期间短暂停止过的“赶墟”，但连他们自己也不觉得，延续了数百年的集市贸易，跟大山外面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建阳市流通副市长廖献平说，她带领属下的流通队伍，像“红桃K”广告业务员一样，去农民的墙壁上刷写流通之类的标语，她想告诉农民，提篮小卖的交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是走向山外的流通。

　　显然，这样的市场意识启蒙，极富价值。信息闭塞的山民们，经常守着富山唱穷经。蒲城县九牧镇，是南平市的最北端，代表福建和浙江、江西3省共同形成一个三角地带。辖区内151平方公里，1.2万余人口，20万亩山地，17万亩林地，2.7万亩耕地，“八山半水半分田”，一个典型的山区镇。海拔不足500米的山上，有三大闻名八闽的物产：苞酒、豆腐、酸腌菜。可是，市场和基地间产销脱节，他们的生产，只是小作坊式的家庭生产，产品始终没有走出推门可见的大山。

　　大山外面的市场，对他们来说，除了陌生，就是神奇，神奇得有时候难以置信。没有市场意识的农民，似乎只能提供不值钱的粗放型产品。1997年，从日本进口的红富士苹果，一个能卖6元，而南平市场上的橘子5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记者把这个“神话”告诉了延平区的一个农民，他算了算，一个日本苹果相当于120斤橘子。记者注意到他的神情，惊讶，稀奇，不相信。他说，他只相信“5分钱一斤的橘子卖不掉”，因为他亲历过那样的景象。

　　顺昌县的官员告诉记者，1998年之后的3年，一到秋天满山橘子红，他们就担心“温桃生式的悲剧”重演。据称，1999年收获3万斤的果农温桃生，找了一个货运司机，装满柑橘后温问司机，橘子应该运到哪里？司机懵了。哪有“东家”问“雇工”的？温对同样不知道哪里好卖的司机说：“你觉得哪里可能好卖，就去哪里吧。”最后，车去苏南一带，陪了车费，无功而返。

　　见农民们走不出大山，找不到市场，官员们甚至害怕他们丰收，因为他们害怕随处可见的情境：“橘子挂树梢，西瓜河里漂，果树当柴烧。”

　　任由柑橘烂在树梢的农人们，自然没有读过卡尔·马克思100余年前写就的《资本论》，尽管山沟里的广播多次提过“马克思主义”。据读过《资本论》的专家说，马克思以其敏捷的才思，把产品进入市场，比喻为“惊险的一跳”。一个南平官员援引南平前官员的话说：几年前，我们在“惊险一跳”中，非但摔坏了产品，摔垮了产业，还摔死了农民。

　　闽北农民不懂得市场需求，不明白市场营销。他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常被商人们当作笑话说起。建阳市“葡萄大王”组建流通协会，不少农民害怕协会大了，种葡萄的人多了，会不会降低他们的价格。他们不晓得整个葡萄市场的形成，知名品牌的树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希望自己村的葡萄丰收了，邻村的葡萄全烂掉。

　　1997年，顺昌县久富盛名的“柑橘之乡”洋墩乡，柑橘总量30多万吨，自产自销的果农们，旺销时节，竞相抬价，滞销时节，则竞相压价，末了，他们遭遇了罕见的库存积压。

　　是年底，南平农民的收入陡然下滑。官方数字显示，1996年到2000年，南平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从26.4下降到2.9%，局部地区出现负增长。

　　系列报道：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下篇

　　第二问：县域经济非农化？

　　第三问：“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第四问：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第五问：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第六问：中国的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农民问题是个球 政府和农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