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问：中国的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个官员对农民没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理解农民和三农问题。

　　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怀忠最后落得个被注射死刑的下场？这个分管农业的前安徽省副省长如果真的体味农民的苦难，他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政绩农业，去上级长官那里邀功请赏吗？

　　如果一个官员的眼睛始终向上，他就不可能为底层社会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品味低层社会苦难的现实情怀，他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保持独立的学术态度，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建议。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农研究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研究大规模进入到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此前10年，中国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的征兆，但社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他们把眼光投注到三农问题上。1990年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在意，全凭着官方智囊机构的一些良心。

　　1991年，当下的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还是一个官居中层的司长。敏感于1989年后农民收入连续3年负增长的严酷现实，范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骑单车微服私访20多个县。当自行车由新车变成旧车，他的中国农民调查，渐趋沉重起来。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结论呈送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中一：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过重，执政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由此受到影响。

　　据称，刘拿着范的报告盘桓良久，最后决定力排众议，以个人的名义据实上报。

　　与此同时，一些接近中央决策层的“前官员”，也以各种途径陈述他们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1993年，又一个与农村打交道的司长写出了又一个惊人的调查报告。据悉，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司长杜鹰，经由对农业大省安徽长时间的调查，小范围内公布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

　　同年，声名尚不为人知的温铁军，在当时影响力甚大的《经济日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

　　遗憾的是，“官方智囊”们就农民问题发出的声音，相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一路高歌的“热环境”，显得那么的虚弱单薄。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那时候也压根没有注意到社会低层的农民。

　　中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入到农村政策研究的大合唱，大约是1990年代中叶民工潮兴起时的事。清华大学秦晖等学院派教授的参与，改变了官方智囊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他们令人尊敬的立场和成果，渐渐启发了知识界。至于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等到2000年后几本书的出版：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是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副题，2000年，温将自己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主张，由当下一直追溯到世纪之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2001年出版的该书，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3个主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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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中国社会兴起关注农民问题的一股潮流，而不再像先前仅局限于政界和理论界。

　　综观三农问题由地下而地上的唤醒国人的过程，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其实，问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会开错药方，并不准确。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开过药方，即便是亡农论，或者消灭农民论，也都是不加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轻率言论。动辄把问题归因于制度不合理，或者套用书上看来的欧美的经验，用以指点中国三农问题的“江山”。

　　2001年5月，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次引发民间反弹的演讲。媒体以《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为题，刊发了这位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的言论，李昌平以这篇讲演录为对象，批评厉以宁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世界，认为厉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于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功莫大焉，厉以宁被业界推崇为“厉股份”。在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厉提出中国农村有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需有5法，其中一条“用公司加农户”，用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厉认为，公司加农户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第二阶段是租地经营；第三阶段是“股田制”。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缺乏诚信，所以订单农业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则不同，农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后，如果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话，概括了“厉的观点”：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李有些尖酸地说：厉果然3句话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驳斥厉所谓的3个阶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厉的“股田制”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最后，他给厉的言论扣了顶情绪化的“帽子”：“歪理邪说”。

　　李昌平对厉以宁的批评一俟见诸报章，舆论大哗。有报道说，厉指责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对他的批评多有不实。

　　显然，没有多少人静下心来，聆听厉先生的辩解。人们由此引发开来，联想到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这样笼统的批评，似乎唤醒了公众的某种共识。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

　　温铁军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温铁军指出，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坦率地说，指望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给出一个个立竿见影的良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不能希望学者取代官员去具体行政，但吁请知识阶层走进现实世界的要求，是不过分的。以学者专家自居的人们必须自律，必须尊重科学精神，不能眼光始终向上，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一个“饼”。

　　“沉”到乡村社会的底层，从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农的政策，是吃“三农饭”的学者们的本分。-

　　(本文作者关于南平的专著《南平寓言：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上篇

　　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下篇

　　第二问：县域经济非农化？

　　第三问：“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第四问：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第五问：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农民问题是个球 政府和农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