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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折射的中国“乡情”拷问三农药方--下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 11:40 南风窗

  作者:章敬平

  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土地私有化能救农民于穷苦?“盆景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未来?民主制度能消弭三农难题于无形?面对高居“庙堂”的部分学者高调开出的三农“药方”,处江湖之远洞悉乡村真实世界的人们,应该针对他们挥斥方遒的论调,多打几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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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南平的现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高瞻远瞩的“消灭农民论”,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给他们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在寻求“消灭农民”理论支持时,又是怎样的一种冷酷。

  下篇:三农药方再审视

  第一问:“消灭农民”?

  2004年春天,记者在南平电力宾馆上网时,偶然看到一个投资机构的宏观政策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消灭农民,已经作为一个常识,一个无须再经论证的公理,成了投资决策者分析投资增长模式的论据。

  我们不妨将部分相关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资的内生性与行政干预的较量中,有3个因素决定了目前投资增长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续性。首先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为投资大幅增长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其次便是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为城市基建投资提供了持续推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消灭农村,让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农业的产业化才有基础。这一过程从城市向周围农村的扩张开始,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带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投资活动也将是持续的。

  记者无意于辩驳该分析的正确与否,记者关心的是,消灭农民怎么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谁说“消灭农民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消灭农民需要多长时日?在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怎样才能消灭农民?

  记忆中,过去的3年里,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提出过这样的“高见”。原以为他们的说法,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没料到它们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网络搜索引擎上一查,“消灭农民”确已成为公众广泛接受的概念,一个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宾结构”。从作客著名网络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书立说的理论家,把脉三农问题,无不言之凿凿地开出“消灭农民”的药方。

  当然,他们一般会解释其实不用解释的两个小问题:消灭农民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让他们转变为工人;农民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消灭农民的出路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综合改革,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显然,这样的药方,已经赢得广泛的认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划人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一频道的“两会报道”上,讲到三农问题,他援引了当天早上从报章上看到的专家的一句话:“解决农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民。”他说:“虽然极端了一点,但是也不乏道理。”

  记者出身的策划家,显然要比一般的专家冷静,他在电视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毕其功于一役的短线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主张“战略眼光,长线思维”的策划家认为,如果能用20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他的估计,应该是乐观了。我们从不相信中国农民问题无解,但我们绝对没有乐观到“2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程度。从西方经济学中克隆出“消灭农民论”的专家学者们,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把自己心灵中的“皮球”真正沉到乡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比较而言,李的书对中国乡村现状的描述,应该更客观更真切些。

  中国乡村还没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原始概念,他们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集市上的提篮小卖,他们还不知道美国的柑橘商人的到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大山外的市场是什么样子,也无从获悉上海小姐们对竹笋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情势,20年解决三农问题,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许局部地区可以,但整体上是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副有效疗治中国三农沉疴的灵丹妙药,遑论毕其功于一役。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世界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案例。一个大众化的说法是: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用了50年,美国花了70年,英国拖了近百年。考虑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知道专家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短期内消灭农民,完成农业现代化。

  没有人能推算,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在多长时间内解决,中国的农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灭。但我们可以尝试着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作个比较后的揣度。

  从时间来看,消灭农民,进入农业现代化,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就开始追求的目标。1950年代初叶,毛泽东就从提高生产力水平入手,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农业机械化。20年后,毛泽东终生的革命同志周恩来总理,亮明了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农业现代化。又20年过去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劳作方式,还是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牛前人后。

  当然,应该客观地指出,50年没有“消灭农民”,没有进入农业现代化,症结在于领导层的精力不在生产力,而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完全是“零积累”,农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工业化所榨取。如果排除这两个要素,“消灭农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这让人毫不乐观。

  仅就人口而言,较之过去可谓长势忧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关键要素,变得更为突出。根据农业问题观察家温铁军的数据,中国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从空间看,中国农村贫富状态的地区差异委实太大。最近两年,记者频频造访苏南和浙江绍兴嘉兴一带的乡村,那里的工业化程度,可以从农民的脚部看出,有人形容为:赤脚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领带。

  2001年,记者曾去绍兴采访土地流转,发现多数农民的土地,确如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是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

  而南平,耕地对占南平市总人口3/4的农民,是“生产资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逊色于生产功能。

  2002年,记者去温州农村采访,一个乡镇民政办的小公务员,递出的香烟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烟。

  2年后的今天,记者在南平农村采访。顺昌县一个镇长接待包括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内的我们,在食堂吃了一顿晚饭,寒酸得让我们惊讶不已。那时候,我们心想,要是把温州乡镇干部的生活告诉他们,他们会不会不想干了?

  我们在谈论空间差异的时候,还要强调一句:富裕的乡村,是少数,贫穷的地方,是多数。

  综观时间和空间的比较,现在,请专家们揣度一下,把“消灭农民”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妥当吗?-

  系列报道:

  第二问:县域经济非农化?

  第三问:“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第四问: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第五问: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第六问:中国的神医为什么总是开错药方?

  农民问题是个球 政府和农民各干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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