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提速凸显舆论反腐新路

　　章敬平

　　徐国建：“双规”36天后被曝光

　　2004年7月10日，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抢先两天面世，并以头版显著位置，曝光了原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建被“双规”的秘闻。

　　彼时，距徐被中共中央纪委“双规”刚好36天。素以低调稳健面目示人的徐，1994年12月由中共江苏盐城市委书记任上，擢升至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3年后跻身常委序列。有9年组织部长官场履历的徐，在江苏有“三朝元老”的坊间称谓。

　　业已被证实的消息说，6月4日上午，中纪委在与其“试探性正面交锋”后的第15天，宣布徐被“双规”，需带往北京审查。该报道指称，徐乃“中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的组织部长”。该报道披露，徐被双规后的第三天，江苏高层政要对省管干部、省政府组成人员、各地市“一把手”通报徐国建“双规”事宜。同一天，供职于南京市粮食局的徐国建妻子被“双规”。

　　2004年7月11日，北京《新京报》以更为详实的细节，披露了徐国建的“腐败关系网”。该报道在引文部分提纲挈领称，有证据显示，徐为此前落马的江苏省交通厅章姓厅长提供支持，作为回报，其长子徐扬在交通系统得到“肥差”。

　　垂注“徐案”的传媒人士称，于中国大陆发行的《凤凰周刊》早在7月初就以境外媒体的面目，公开报道徐国建被双规。

　　仅就中国大陆传媒而言，徐从被双规到被公开曝光，前后不过36日。一名南方资深媒体人士表示，徐案在如此短暂的时日内被披露，且在“内部审查阶段”，实在是匪夷所思。该资深媒体人士自6月起即关注徐案进展，一直在等待国家通讯社的消息。自以为新闻观念较为超前的他，计划一俟新华社一鳞半爪的消息发出，他所效力的媒体即以深度报道的方式，刊载他们所掌握的徐案的详情。

　　事实上，“徐案”在境外早已被曝光。

　　6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建被‘双规’”作为一句话新闻，在中国城市论坛等网页上，流传过数日。《凤凰周刊》称，仅仅过了两天，这则惊爆一时的新闻便从网上被删除。

　　6月20日，新加坡中文报刊《联合早报》刊载了一则200余字的消息。该报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证实徐被“双规”，并正在接受内部审查。客观地说，此则消息亦非原创，因为香港《明报》业已披露：江苏省一名高官到香港出席招商会时证实，徐国建被“双规”，但事件仍在内部审查阶段，问题性质亦未清楚。

　　尽管徐被“双规”的消息，已被消息灵通人士从境外获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的媒体可以随意报道。2000年4月20日，中纪委在“成克杰案”查处大半年之久行将移交司法机关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由新华社率先发出通稿。虽说海外和境外媒体早已曝出这条“猛料”，大陆媒体都未曾道出只言片语，只是在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次日，集体转发新华社的报道。

　　如此背景下，“徐案”的及时报道，确实让循规蹈矩的媒体人士大跌眼镜。据闻，徐被双规的当天，中国大陆就有媒体获得了消息，并从沪上遣记者前往南京采访。3天内，稿件就发到编辑部。由于一些部门的介入，才使该媒体见报日期被滞延。

　　觉得自己“可能保守了”的媒体人士远非一两个。一中央权威媒体的骨干宣称，似乎没有谁规定“徐案”在什么时间内可以披露，什么时间内不可以披露，但依据约定俗成的惯例，徐乃中央直管的副省级官员，中纪委对此案尚未公开表态，结论亦未曾作出。此时此刻，敢于突破媒体自设的“心理禁区”，无论如何，都是对新闻报道边界的一种超越。

　　提速，提速，再提速

　　接近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的人士猜测，该报之所以让“徐案”曝光时间提速，或与编辑部对公开时机的判断有关。

　　6月30日，《新华日报》发布了一则简讯：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徐国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委员职务。《新华日报》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所有关乎人事任免的新闻都是极其谨慎的。

　　又过了6天，《新华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共江苏省委全体常委向全省作出四项政治承诺：“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财、严格管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带头遵纪守法”，同时吁请江苏省各级党组织、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严格监督。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动作，目的是挽回徐国建出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媒体人士对孕育其中的玄机，更是洞若观火。

　　于是，“徐案”就此被曝光。

　　观察人士由此追溯到“韩桂芝案”的曝光时机。

　　2004年6月10日，黑龙江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议的所有议程进行到尾声。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上午10时半莅临政协礼堂，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宣布韩桂芝被免职的通知。行文简短的通知告知省政协党组，中共中央已于2004年5月20日决定，免去韩桂芝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职务，要求他们按政协章程规定办理。

　　随后，韩桂芝先前的副手宣读了《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免去韩桂芝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决议》，免去韩桂芝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主席职务，报政协黑龙江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备案确认。

　　决议随即表决通过。

　　宪法行政法学专业人士指出，在政协常委会上免除省政协主席职务在国内尚无先例，正式程序当于明年的省政协全体委员会上履行。猝然采取现行程序，纯属应急。此举或可表明，“韩桂芝案”行将进入司法程序。

　　另据报道，关于韩桂芝免职的通知已于5月29日下达。是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同时发出另一份通知，免去韩桂芝的党内职务。

　　尽管黑龙江政协会议现场的媒体人士事先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会议的某项议程与韩桂芝有关。14天后的北京《新京报》，就以《韩桂芝被免职前后》为题，曝光了“韩案”。此时距中纪委来人带走韩桂芝4个月又4日。

　　相比之下，“徐国建案”被曝光是在其被中纪委带走1个月零6日之后。仅以此项指标观察之，“徐案”曝光时限被大大缩短。

　　再看徐、韩二人从最后一次正式露面到被曝光的时间，舆论曝光提速显而易见。

　　据称，韩桂芝最后一次正式露面，是在今年2月14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当日闭幕。此前一天，作为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黑龙江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此时距“韩案”被曝光4个月又10日。

　　另据报道，徐国建最后一次正式露面，是在今年5月30日。当天，中共江苏省委举行第十届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徐以常委身份出现在大会主席台。而后，徐便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这一天，离“徐案”被曝光1个月零10日。

　　就在“韩案”“徐案”接连被曝光的当中，前浙江省副省长“王忠麓案”，在中国大陆首次被公开曝光。王因收受贿赂被开庭审判，他的生活腐化一事，也被新华社昭告于天下。此时，距离王被押往北京秦城监狱，将近一年。

　　2003年8月28日，王被依法批准逮捕，原由是“涉嫌受贿罪”。次日，王登临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赴秦城监狱，随行的不再是秘书，而是检察官。新闻媒体知道他出事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此前4日于杭州开庭的一桩圈地案件。孙达山倒卖土地使用权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人们听到了王副省长的名字。

　　然而，当时的媒体并未公开曝光。

　　由是观之，中国大陆媒体对省部级高官涉嫌腐败的案件的曝光，正在进入一个提速，提速，再提速的阶段。

　　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

　　综观曝光“徐国建案”的两篇大陆媒体报道，观察人士发现，与曝光提速相呼应，中国大陆媒体似乎在一夜间，改变了被动等待高层披露高官腐败的惯例，而是主动挖掘猛料主动报料。

　　去年，中国银行刘金宝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见诸海外和香港媒体后，北京《财经》杂志还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当局应该及时披露高官涉案真相。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落马后，有关方面较为及时地披露了相关信息，引来喝彩声此起彼伏。

　　研读曝光“徐案”的报道，大陆媒体在技术层面呈现出3个迥然异于往昔的显著特点。

　　主动掌握举报材料是其一。以往，举报省部级官员腐败的材料鲜有送达新闻机构的。对“徐案”的报道中，“举报人”、“举报材料”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

　　举报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说，“徐扬能量极大，走到哪都有市级或厅局级干部奉迎，人称江苏第二组织部长。”

　　徐扬，徐国建的长子，生于1972年，1992年到1995年在某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念书，3年就拿到了本该5年才能拿到的本科文凭。徐扬毕业后曾当过普通科员。2000年8月，在徐国建的“帮助”下，章俊元由交通厅副厅长提拔为正厅级董事长、党委书记，组建江苏交通控股公司。几乎在同一时间，徐国建将长子徐扬调入章手下。此后不到两年，徐扬便扶摇直上，从科员、副科、正科，到副处、正处、班子成员，连跳5级，轻松进入了省管企业的最高领导班子“交通产业集团的党委”。

　　《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徐扬擢升为“省管干部”，是一场“老子批准儿子的丑剧”。支持这个结论的依据，同样来自于举报材料，且是举报人送往中纪委的举报材料。

　　据有经验的调查记者分析，若无证据多多的举报材料，无论是《21世纪经济报道》，还是《新京报》，都不可能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在一个信息对他们的记者来说充分封闭的环境里，完成那么详实的调查报道，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消息说，不止以上两家媒体收到出自江苏省交通厅的举报材料。

　　主动采访知情人是其二。经常阅读《新京报》的读者多次在文章中看到被采访对象的名字。江苏省政府参事室赵奇僧的名字，就几次出现在该报报道中。此外，该报记者还在调查中采访了诸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等党政机构的人员。经由“江苏省人大一位常委会委员向记者回忆”，读者获悉章俊元于2001年6月被任命为交通厅厅长期间的曲折。被采访对象对该报记者说，关于这项人事任命，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不少人对此存在异议，所以当届人大常委会开第一次会议时，对章俊元厅长的任命并没有通过。

　　主动定性下结论是其三。相对于境外媒体，中国大陆媒体曝光“徐案”时，基本上都初步对其加以定性，并试探性给出了一些结论。排除技术上是否成熟不论，基于独家调查的定性和结论，其胆略是空前的。

　　正如中共江苏省纪委官员对《新京报》所说的那样：“徐国建的问题由中央直接处理，目前正处于内部审查阶段，我们对问题的性质并不清楚。”

　　中纪委有关人士接受《南风窗》采访时称，“徐案”被提前曝光定性，似欠妥当。他说，“双规”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别样称谓，是一种组织调查手段，尚未进入立案调查阶段。虽说中纪委实施“双规”措施的前提，必定是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已掌握了相当的证据，且“双规”期间被调查对象的权力暂停行使。但理论上说，被调查对象在“双规”期间，只是一个“被怀疑有问题”的同志，而非进入司法程序的嫌疑犯。一般而言，被调查对象此间的工资待遇都不会被停止。

　　即便如此，媒体依旧对徐国建作出了“腐败”的定性。《江苏原组织部长徐国建腐败关系网》，《江苏原组织部长落马，中纪委严查腐败“三合一”》，这样的标题，在读者看来就是定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读者还从文章中看到部分初步的结论，譬如：

　　“徐、章窝案具有‘三合一’的腐败新动向，即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腐败期权。”

　　“徐扬假借董事会之名行贿和变相受贿，这种手段具有隐蔽性，他自己指定董事违法召开董事会的做法国内实属罕见。”

　　“此后，徐氏父子更是配合默契地扶助章俊元树立绝对权威。”

　　“这正是徐国建在省级企业领导班子上，故意设置的‘二人班子’模式，目的是令董事会权力董事长化，党委权力个人化，总经理权力董事长化，个人权力绝对化，始终将权力集中在章一人身上。”

　　……

　　联想到2000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和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案”，抚今追昔，有媒体人士感慨不已。曾经，媒体不仅遵循“省部级官员案件只用新华社通稿”的纪律要求，对纵深层次的分析、评论、教训，大多参考《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者评论员文章。

　　媒体资深人士表示：我们或可从技术上对中国大陆媒体吹毛求疵，勉强说他们的新闻“不够节制”，但我们不能不赞叹他们在新闻报道边界的突破上所表现出的胆略和勇气。

　　力量源泉

　　依据原有的习惯思维，官方部分人士对“徐案”的“提前曝光”表示反对，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激发人们探询：中国大陆媒体及时曝光“徐案”的力量源泉在哪里？

　　据闻，截至本刊发稿，新闻媒体尚未从北京方面获得“徐案”“不准报道”的通知。有关人士猜测，“不得报道”之类的指令，即便有，也是地方官员针对本地媒体发出的。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部分地方官员业已形成了“负面新闻少报道”的思维模式。2002年5月，“贪官赃物首次公开拍卖”的消息从南昌发出，中央级媒体报道说，这次拍卖会拍卖的赃物，绝大部分是大贪官胡长清的。遗憾的是，江西的许多媒体自始至终对赃物物主胡长清只字不提，有人向江西新闻界的朋友求教，朋友告知，地方官员事前已经打过招呼，一是不要炒作，二是不能披露赃物物主的姓名。《检察日报》评论道，胡长清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确定的警示教育的典型，已经编成书，制作成光盘，发给全党，对他的名字和劣迹多念叨念叨，有利于防止腐败，我们不是说要警钟长鸣吗？为什么一到具体事情就不能坚持了呢？

　　当下，尚无证据表明，中国最高决策层有意图让舆论机构深入介入反腐败，但少数地方官员“腐败新闻少报道或者不报道”的思维习惯，正在被事实推翻。还没有完全平息的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风暴，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审计产生了那么大的力量，驱使那么多的机构出面表态？所有这些，都与媒体的介入紧密相关。

　　接近曝光徐案的中国大陆媒体人士说，《21世纪经济报道》和《新京报》敢于独立调查报道“徐案”，并将“曝光时限”提前，可能是看准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以及他们对开明政治的良好判断。此前，清华大学数位MPA学员集体发表研究文章称：“舆论监督之快速、公开、广泛是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比拟、难以替代的。从全球看，凡是法制化程度较高，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

　　观察家指出，让舆论监督在反腐败中彰显力量，既与变权力反腐为制度反腐的方向相一致，又能使公正透明成为高层力推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领导层在这些层面的努力，或是徐案提前曝光的力量源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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