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范必[微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和资源实现了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替代；人力可以用 “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外延式、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待转型升级，而创新驱动和制度红利将是转型方向。
怎样才能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活力？这是历史和现实中经久不衰的话题。瑞士有两家独立研究机构，每年发布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竞争力排名报告。中国大陆的排名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但这两年出现了位次下降的趋势。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里，中国大陆由2011年的26位下降到2012年的29位。这是我们经过5年稳定上升后的第一次下降。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报告中，2010年中国大陆排在第18位，2012年是第23位，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
从19世纪开始至今，大部分关于竞争力的讨论，是沿着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的分析思路展开。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各国生产要素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不同，只有那些价格低廉、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商品才能占有市场较大的份额，从而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实践中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相反。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经济体比较优势不同所形成的国际贸易和分工格局。
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资源禀赋不佳、要素成本偏高，却很有竞争力。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当代经济最显著的特征。生产要素和资源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替代；人力资源可以用 “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因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一个国家要提高竞争力不仅仅要提高比较优势，而是要全面改善发展环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生产要素。它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创新能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初级的生产要素是自然形成的，如矿产资源，而高级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则是人为创造的，必需依靠大量的投入。一个国家要获得竞争优势，高级要素远比初级要素重要。
二是需求因素。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形成产业的规模经济，高层次的消费者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性能和服务。
三是关联产业的支持度。包括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纵向支持，以及相似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横向支持。
四是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状况。
当然，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是短时间形成的，纵观世界上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大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初，几乎所有成功的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们可能是自然资源，或是适合农作物生产的自然环境，或是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在投资导向阶段，国家竞争优势的确立在国家和企业的投资能力的基础上，企业能够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升级。在创新导向阶段，企业在应用和改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始具备独立的研发能力，技术创新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创新驱动是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在，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要改变对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过度依赖。从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迈向创新驱动阶段；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转向依靠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转型升级不可能全国齐步走。譬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现在已明显感到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因此，这些地区应当率先从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走向创新驱动阶段。而中西部很多地区，可能还处在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和投资驱动阶段，其发展模式很难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到了创新驱动阶段情况则不同。竞争力的大小不再由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所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选择了提高生产率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在这一阶段，国家竞争优势的提高，有赖于政府发挥正确的作用。它不仅要承担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还要承担培养高级生产要素的职能；政府要致力于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使各类生产要素充分竞争；放宽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市场管制，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各贸易国相互开放市场。
国际机构调低中国竞争力排名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了我们，中国应当怎样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实现转型升级，才能使中国不断走向繁荣。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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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