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柳传志身上学到的三件事
文 | 李翔
我在2011年6月时第一次采访柳传志。那时候,柳传志可以说是一个半神半人般的人物。
当时他还处在再次回归联想集团的“复出期”。具体来说,2004年的时候,联想集团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之后柳传志从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上卸任。联想集团进入到了一段杨元庆搭配外籍CEO的阶段。先是出身IBM的沃德,然后是来自戴尔的阿梅里奥。这段时期延续到2009年。由于联想集团的市场份额下滑,业绩大亏损,阿梅里奥离职,柳传志复出重新担任董事长,杨元庆担任CEO。那一年柳传志65岁。
结果,用了两个季度,联想集团停止连续亏损,开始恢复盈利。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向回归的英雄致敬。”然后,到2011年底,柳传志再次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把重心转移回联想控股身上。
一方面是商界江山代有人才出,另一方面是柳传志现在总是以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长者形象出现,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出当时柳传志的威风凛凛。不过,我还记得,柳传志复出担任集团董事长之后,当时联想集团董事田溯宁接受采访,描述开董事会的情景:柳传志往那儿一坐,就已经代表了中国的成功故事。
当然我并不是想去讲柳传志在商业上的成就、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中他扮演的符号角色、他的标志性地位等等。历史会给出自己的评价。
这篇文章,我只是想从自己的角度,谈一下之后多年的交往里,我作为一个后辈,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些事。
第一件事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守时。
第一次采访柳传志,他的同事反复提醒,千万别迟到,因为柳传志特别看重守时。有的CEO是不允许别人迟到,但是自己事务繁忙,经常让人等。但柳传志不同,他要求别人守时,自己也从来不迟到,说几点就几点。
我专门问过他这件事。柳传志讲,这个习惯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有一次柳传志陪父亲去见香港企业家安子介。到地方之后,父亲说,其实安子介已经来了,就在隔壁电影院看电影海报,有教养的人,既不会迟到耽误别人时间,也不会早到以免打扰到别人。这之后柳传志观察,父亲每次开会或者约人见面,从来不迟到。
这让柳传志也养成了这个习惯。不过,柳传志说,跟父亲不同的是,父亲对迟到的人还挺宽容的,但是他也不能容忍别人迟到。
我后来还听说,有一次柳传志年底答应要参加一个会,在会上做一个演讲。会是早上开,前一天晚上北京开始下大雪。他住在西边,开会在东边,从家里到开会的场地有一段距离,柳传志担心早上交通拥堵,赶不上早上会议的开场,于是,前一天晚上就直接住到了会场附近的酒店。
我自己亲也身经历了一次。那次是在美国参加中企俱乐部的活动。下午出发去开会之前,我跟刘东华老师一起,在柳传志房间跟他做采访。正聊着,柳传志抬手一看表,脸色一变,说咱们快走,要迟到了,然后拿上外套就是一路小跑,一边跑一边还埋怨我:要迟到了都赖你。
第二件事是关于利益。
2015年联想控股香港上市之前,柳传志找我和其他几个近些年跟他一直有沟通的记者交流。不可避免,又谈到联想改制的过程。
这要说回联想的历史。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拿出了20万元,以及一间20平米大小原本用来做传达室的空间,支持中科院计算所工作人员柳传志等人,创办了联想。可以理解,当时所有人都没有股权的概念。柳传志自己后来也说,当时的状态就是憋着一股劲,只要有活儿干就行。
这应该是中国第一代公司普遍的情况。
到1993年,也就是联想集团在香港上市的前一年,柳传志决定要找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去谈一谈股权的问题。
他的态度很简单,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要想越做越好,员工必须有股权。道理今天看其实很简单,如果干事的人得不到激励,时间一长,人的心态会出问题。
其实在企业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最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满足自己不能合法得到的利益。比如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公司的利益转移到自己私人持股的公司。
话讲到这里,柳传志劈头就是一问:如果当时周院长说了,不能给你们股份,不能给你们分红权,以你们对我的了解,觉得我会怎么办?
卖完关子,柳传志回答:不管面对的是哪位领导,我肯定不干。而且会很坚决。公司的东西我一分不会拿,立刻就走。我不做那个窝囊事。这就是我的性格。
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当坏人,也就是去私拿公司的利益,但是也不能不照顾所有人的利益。
柳传志碰到了一个好领导。周院长认同了他跟联想团队提出的方案。1993年联想先是拿到了分红权,2001年,再用分红的钱最终买下了中科院答应分给员工的35%股权。
顺便说一句,在这35%的股权中,柳传志个人持股2.89%,团队整体持有剩下的30%多股权。从这个角度讲,柳传志去要股权,还真的不是只考虑自己。
但是,如果没有柳传志当年光明正大地去跟院长谈股权问题,如果没有院长的开明,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后来联想到底能做多大,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
所以,在柳传志看来,利益的问题上,要光明正大地谈,不能等着别人安排。放到今天,就是要跟投资人和老板去谈。如果你认为在利益分配上是不合理的,就应该敞开来光明正大谈,而不是私底下满腹牢骚,甚至采用其他方法。
第三件事关于现实。
有一次跟柳传志坐同一班飞机,在去往登机口的路上,他看到我,主动加快脚步走过来,开始问我一连串问题。比如最近在关心什么问题,见了什么样的人,在看什么书。问我为什么看的主要都是外国人写的书。如果看外国人写的书很多,怎么了解中国的情况。他自己就不一样了。唐浩明的《曾国藩》、畅销的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跟战争有关的书《血红雪白》、《两代军人的对话》都是他会读的书。
后来我回想,其实他是想知道像我这样的记者,都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现实。或者也是要提醒我,要始终记住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现实中。
柳传志可以说是现实世界中的成功者。虽然这几年他始终也没能处理好跟网络舆论的关系。
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你得知道自己是谁。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现实中去考虑,去考量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去跟环境互动。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要把事儿想通透,想通透以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所谓的忧国忧民,能忧到什么程度。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当然都希望国家发展得很好,但是心里要清楚,自己能做到哪一步,愿望不能超过能力太多。
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有理想是要有追求,不能理想化就是要认清楚现实,理解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
柳传志还喜欢称自己是“种地派”。他喜欢讲,要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具体而言,就是努力把公司搞好,对得起同事,同时也通过纳税、提供就业等来有助于社会。
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层面,柳传志有一些在企业界流传很广的语录。比如管理三段论,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比如小步快跑,比如大鸡小鸡理论,比如拐大弯,比如复盘,比如跳出画框看画面。这些朴实的话,里面都是他做公司过程里总结提炼出的金玉良言。
回过头看这三件事,会发现,守时背后是规则,利益背后是人性,现实背后是方法。
具体而言,通过不迟到这一个小小的抓手,柳传志是在建立规则意识。今天互联网公司津津乐道阿里巴巴的组织文化,十几二十年前,联想的斯巴达方阵、入模子体系举世闻名。
而且,不仅适用于联想。我的朋友、中企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就说,柳传志做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开会不迟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王健林、马云、郭广昌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万个理由迟到。但在柳传志以身作则的要求下,硬生生做到了每次开会没人迟到。
第二件事,光明正大谈利益,其实就是不去考验人性。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面上特别不愿意谈利益,但是私底下却有诸多想法和不满。柳传志就要求把利益摊在桌面上谈,谈到大家都能接受。否则,面上利益得不到满足,人难免会在私下动一些心思。最后结果肯定不会好。
柳传志还说过,谈利益,要分空饼。也就是说,在利益还没有变成现实时,大家就谈好怎么分配利益。为什么?也是不考验人性。分空饼容易,大家容易达成一致;等到饼真做大了,究竟怎么分,多一点少点,大家就更容易有分歧。而且,他也主张公司尽量做到全员持股,让每个人都跟公司的发展有关。
第三件事,有理想但不理想化,谈的其实是跟现实共舞的方法。柳传志有一次曾经说,经常有人找到他说,老柳,这件事情特别好,你要是愿意来掺和一下,这件事就肯定能做成。他往往会非常谨慎,大概率都拒绝。他会解释,在别人看来他总是能做成,就是因为他不是什么事儿都做。要是这也答应那也答应,最后就变成什么都做不成。
开始的时候我理解,这就是要学会拒绝、要聚焦。后来我再揣摩,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是在讲要划边界。有些事情,说起来再好,但不是该自己做的事,还是不能做。得知道自个儿是谁。
总之,我在柳传志身上学到的三件事,透过去看,其实就是怎么去建规则、怎么去理解人性、怎么去跟现实相处。这三件事,只要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我想,应该对你都会有一些启发。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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