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创新驱动、区域规划和纽约湾区转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 张德礼

　　纽约湾区的成功转型既有区域合理规划的因素，也受政府、企业、高校以及金融资本所构成的良性创新系统的深刻影响。这对于同样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纽约湾区是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级湾区，并且经历了多次产业转型，从最早期的美国制造业中心转变为金融中心，最终又成功转型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纽约湾区的成功转型既有区域合理规划的因素，也受政府、企业、高校以及金融资本所构成的良性创新系统的深刻影响。这对于同样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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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湾区概况

　　纽约湾区，又称纽约大都会区，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平原。根据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定义，纽约湾区（纽约大都会区）可以分为大都市统计区（MSA）以及联合统计区（CSA）。

　　前者为狭义的纽约湾区，覆盖面积包括纽约市、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部分区域等（共计25个县）。后者为广义的纽约湾区，覆盖了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共计31个县）。

　　广义的纽约湾区面积约3.35万平方公里，约占美国总面积的0.4%，城市化水平达90%以上，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纽约湾区部分社会与经济发展指标如图所示：

　　（一）经济繁荣，人均收入高

　　纽约湾区作为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以占比极低的土地面积，创造了美国8%-9%左右的GDP。2017年纽约湾区GDP规模达1.72万亿元，位列美国各大都会区之首。如果将纽约湾区视为单一经济体，则其GDP规模可在全球中排名第十位，相当于巴西和加拿大的经济体量。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纽约湾区实际人均收入也偏高。2017年纽约湾区实际人均收入约为55142美元，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3.3%。

　　从人均收入增长率来看，纽约湾区与全国变动方向基本一致，多数时间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2017年纽约湾区人均收入增长率约为4%，高出全国近2.2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主导，金融地产业尤为发达

　　纽约湾区是名副其实的“金融湾区”，最为发达的产业是金融保险业以及地产租赁业。两大行业2018年产值规模合计达7671亿美元，占行业总产值比重接近30%。

　　除了金融、地产两大支柱产业外，纽约湾区服务业中的技术商业服务、教育医疗、信息产业等第三产业产值比较高，带有比较明显的“知识经济”色彩。而第二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产值相对偏低，第一产业的产值规模则更是低至仅34亿美元。

　　纽约湾区的就业结构与行业产值结构大致相同，也明显是以知识导向型行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其中稍有区别的是，纽约湾区吸纳就业占比最高的行业为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医疗服务业，分别为15%和13.4%，而产值最高的金融保险业和地产租赁业的就业占比相对靠后，分别为7.1%和5.8%，这主要受就业门槛和行业属性影响。

　　若将纽约湾区就业结构与全美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性并不大。但是在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纽约湾区就业占比明显低于全美水平，而在教育、金融地产、医疗等领域则明显更高。在上述三个领域，纽约湾区就业量占全美国就业比例分别高达15%、14%、12%。

　　繁荣的经济使得纽约湾区几乎所有职业类别的平均小时工资都高于美国平均值，其中，管理、法律、金融、教育、艺术设计等标志性行业的工资约为美国均值的1.2-1.3倍。此外，纽约湾区的计算机与数学、医疗等高技术类职业的薪酬也比较高，约为45-50美元/小时。

　　而反过来，具备竞争力的职工薪酬又使得纽约湾区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以支撑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三）纽约州为核心，三大州定位各异

　　从区域结构来看，纽约州在纽约湾区三大州中居于核心地位，2018年GDP占比高达65%，而新泽西州和康州占比分别为24%和11%。三者产值占比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纽约州的GDP增速持续高于其他两大州，这也使得纽约州GDP占比稳步回升。

　　纽约湾区三大州各自的区域定位有所区别。其中纽约州是贸易、金融中心，拥有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交通极为发达，货物运输便利。同时纽约州聚集了多家世界知名跨国银行以及著名金融集团，拥有着自由开放、监管完善、制度健全的证券市场，金融业极度繁荣。此外，纽约服装、化妆品、机器制造、石油加工及食品加工等制造业也在美国占有重要地位，商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也十分发达，近年来以纽约市、布鲁克林市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也非常迅猛。

　　新泽西州是世界制药业中心和高端服务中心。新泽西州的制药业在美国排名第一，聚集了默克集团（Merck）、罗氏集团（Roche）等世界上前40大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的总部及中心。同时作为全美科学家最集中的地区，私人资助的科研规模在美国居于第一位，专业技术服务业也十分发达。

　　康州是传统“高精尖”制造业重镇，其军工及装备制造业举足轻重，素有“美国兵工厂”美称，航天航空、运输装备制造业享誉全国。除制造业外，康州亦被称作“保险之州”，州内聚集了100多家保险公司的总部，同时全美国1/3的对冲基金也聚集于此。

　　从行业产值占比来看，三大州产业结构的整体相似度较高，均是以金融保险、专业和商业服务、房地产租赁、教育医疗等第三产业为主。但部分行业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康州受其发达的军工及装备制造业影响，耐用品制造业产值占比高达7.8%，而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仅有3%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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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湾区产业升级转型之路

　　（一）20世纪50年代前：以港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

　　纽约湾区内的纽约港位于纽约州东南部的赫德森河口、大西洋沿岸，海岸线长达600英里，航道深度达30多米，港内泥沙淤积极少，四季通航，是美国乃至整个西半球最大的天然海港之一。天然良港的自然禀赋，使得纽约湾区一开始就具备发展港口贸易绝佳的地理条件。

　　除了优越的区位优势外，受历史因素影响，纽约港始终具备商业至上、利益优先的文化基因。一方面，这样的社会风尚使得纽约居民非常热衷于从事商贸往来活动，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纽约社会环境较为包容开放，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地区的移民。

　　随着人口逐渐聚集、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十八世纪末期，纽约兴建了长达4000多公里的公路，逐渐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并在港口、内陆地区以及州内不同地区间建立了多渠道的联通。到了1815年，纽约港已然崛起。纽约州的港口贸易额高达2760万美元左右，远远超过同样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的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1825年伊利运河的通航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加速了纽约的经济腾飞。由于伊利运河的开通大幅降低了美国东西部之间的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允许以比以前成本低十分之一的价格运输货物，使得东西部货物贸易规模迅速增长。1849年伊利运河由西向东海岸运送的物资总计158万吨，价值5238万美元。到1853年，伊利运河已占据了美国全部贸易的62%。

　　而伊利运河西起伊利湖，东连哈德逊河，哈德逊河终点便是纽约湾。因此这一运河直接将纽约港与美国广阔的经济腹地相联通，进而大大加速了纽约港的发展进程。

　　1840年纽约的贸易量已经占据全国贸易量18%，约为新奥尔良、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4个城市的贸易总量。1850年，纽约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3亿美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贸易中心，从全世界来看也是仅次于伦敦和利物浦的第三大港口。

　　便利的交通和繁荣的贸易往来吸引了更多的移民。1850年纽约人口已经扩张至51.6万，其中45.7%都是外来移民，而移民又带来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乃至技术。外加由伊利运河打通的广阔美国内陆市场，这一切都为纽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中期，美国开启工业革命。由于纽约自然资源缺乏，因此转而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本与劳动力优势，针对性地发展服装、皮革、印刷以及机械制造与食品加工等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纽约的制造业由此顺应时代的发展迅速崛起。

　　1840-1860年间纽约制造业投资合计增长了55%，借着良好的商业基础，1860年纽约制造业产值顺利攀升至全美第一，其中以服装、印刷、制糖、造船等制造业发展最为突出。1860年纽约州成衣产品产值占全国的1/3，印刷出版物占全国的30%，制糖业可满足国内需求的50%。

　　到了21世纪初，纽约集中了美国约11%的制造业工人。从1900年就业结构来看，纽约大约有42%的居民在从事制造业（含建筑业）。

　　进入20世纪后，期间除了一战、二战、大萧条等特殊事件对纽约制造业造成较大冲击以外，总体而言纽约制造业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截至1960年，纽约一直保持着全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二）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制造业逐渐衰退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化进程变迁，使得纽约湾区的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制造业逐渐式微。具体而言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技术进步带来了产业更替。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许多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逐渐被市场淘汰。

　　第二，制造业企业成本提升。大都市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加剧了传统制造业的困境，生产成本抬升导致大量制造业企业难以为继。而随着交通、通讯愈发便利，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也更倾向于迁离中心城市。

　　第三，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后，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相继崛起，对美国制造业构成了强劲挑战。

　　第四，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的衰退趋势。

　　20世纪60-80年代，纽约湾区三大州的制造业产值占比均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其中纽约州制造业产值占比已由26%下滑至15%左右。

　　从就业情况来看，制造业的衰退迹象更为显著。1950年至1990年间，纽约市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03.9万人大幅下降至33.8万人，占比从30%降至9.5%。在1969年-1977年间，纽约市143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就业人数增长的仅有9个，其它行业就业人数均在下降，且减少的工作岗位多达31万多个，大量制造业公司总部外迁。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传统制造业受影响更为严重， 1966年-1991年，纽约市橡胶、塑料和运输设备等产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了约三分之二，家具、食品、皮革等产业甚至遭受了高达70%的就业缩水。

　　而与此相反的是，服务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例如服务业从50.8万人增长至114.9万人，占比从15%增至32%。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知识经济主导

　　实际上不只是纽约湾区，整个美国东北部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基本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有许多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单一，未能实现城市升级转型，进而陷入长久的衰退之中，例如美国五大湖附近的“铁锈地带”。

　　而有一部分城市在“去工业化”趋势的冲击下，抓住机遇艰难转型，最终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衰退阴影，使经济重焕活力。纽约湾区就是这些区域中的典型代表。

　　进入21世纪后，纽约湾区的制造业产值占比仍在快速下滑，已由2000年的11.3%下滑至2018年的6.7%。而专业和商业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文娱等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较为明显，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代表了纽约湾区“知识经济”的崛起。

　　横向对比来看，金融保险业、地产租赁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三大产业仍然是纽约湾区的主导产业，2018年三者产值占比合计48.5%。

　　随着制造业继续衰退，知识经济崛起，纽约湾区就业结构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制造业就业占比由2000年的8.3%迅速下滑至4.5%。而其他知识经济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占比均有所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纽约湾区为了挖掘区域发展的新动力，除了继续保持金融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外，再一次推动产业升级，其中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产业迅猛发展，是近年来纽约湾区最为亮眼的两大产业。

　　从创意产业来看，无论是在音乐、影视还是广告等领域，2013年纽约市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国比例均较2003年出现了全面提升。由于纽约城拥有远超其他城市的剧院、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艺术资源，同时兼具资金优势和人才优势，这使得创意产业也成为了纽约市最具备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另一类重要产业是科技创新产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硅巷”，在此处有大量科技创新企业汇聚，谷歌、Facebook、微软等高科技巨头也纷纷在此设立了研发机构和业务中心。硅巷的快速崛起，使得其与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一同构成了美国三大科技中心。

　　但是与硅谷有所不同的是，受纽约浓厚的文化、商业氛围影响，纽约的科技创新产业并不是围绕着芯片、半导体等硬件设备展开，而更倾向于通过研发各种信息技术，来为时尚传媒、金融商业等领域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和改进优化，进而实现科技创新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即发展出所谓的“东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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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区域规划

　　纽约湾区（都市区）作为全球起步最早的大都市区，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合理的区域规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纽约湾区规划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都市圈治理的典型范例，一方面应当归功于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这一组织的特殊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应当归功于历次规划方案的科学合理性。

　　（一）保障独立性和多方参与程度

　　1921年，罗素·塞奇基金会资助成立了纯粹的私人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非政府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专门从事于纽约湾区的区域规划事务。

　　RPA作为进行跨州协调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职责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区域发展和治理进行科学研究并提出规划意见，二是协调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公众间的意见分歧，三是推动规划和公共政策的落地实施及监督。RPA的职能得到良好发挥，首先与其良好的组织架构有关。

　　目前RPA主要由董事会、专家委员会以及职员部门构成。其中董事会由协会主席、学界知名教授、各界企业领导人、基金负责人等社会人士组成，为区域规划提供智力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专家委员会按照地域和规划内容，分为州委员会和项目委员会，前者涵盖了纽约湾区三大州，后者包括了社区规划、能源环境、交通三个类别的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多由社区和商业领袖组成，主要向RPA提供重要策略建议。

　　职员部门主要负责规划具体事项的安排与处理，包括组织考察调研、推广宣传、举办论坛交流活动等。

　　独立性和多元参与是RPA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RPA是纯粹的第三方组织，未获得任何官方支持，运行资金完全来自于会员缴纳会费以及社会捐赠，因此保持了非常高的独立性，也更强调市民参与，这使得RPA的规划带有许多独特优势。

　　第一，在跨州规划中，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存在边界，因此往往会以自己的区域利益为重，这就使得规划难以达成一致，决策效率低下。而RPA作为独立组织，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决策中的局限性。

　　第二，政府机构在进行规划时往往会面临政治体制约束，例如地方官员受任期约束，可能会片面追逐对短期利益，造成决策短视，又或者更注重打造政绩，过分看重经济利益的实现。而RPA则完全从市民需求出发，将住房、环境、公共空间等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规划内容全面考虑在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第三，作为非政府机构，RPA为了推动区域规划成为可实施的公共政策，必须要充分获取民众支持，最大限度地考量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真正实现了由政府主导转为全民参与。RPA的规划编制过程往往耗时很长，需要组织一系列咨询会、听证会、交流会、社区讲座、问卷调查等各种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活动，但这最终将使得区域规划更为科学、全面和系统。

　　（二）四次规划内容科学合理

　　自成立至今，RPA已经针对纽约湾区提出了四次规划方案，成功推动了纽约湾区的持续发展。

　　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纽约湾区，对城市治理和区域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PA就开启了第一次区域规划，并发布了《纽约及其周边地区规划》，这是世界上首次针对大都市地区所进行的综合性、长期性的区域规划，其中对于纽约都市区的公路、铁路网、开放空间的早期规划，深刻地影响了纽约未来的城市发展格局。

　　而后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湾区又面临城市无序郊区化下，中心城区迅速衰退的问题，由此开启了以“再集中”为核心的第二次区域规划，从环境、交通、居住政策等层面入手复兴旧城。此次规划在第一次规划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共的参与和多部门的协作，同时关注点也不再仅限于城市的建设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下行后，纽约湾区面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考验，1996年开启了第三次规划，此次规划的核心是重建经济、公平和环境（3E目标），并提出了绿地方略、中心发展方略、区域畅通方略、劳动力方略和治理方略等五大方略。

　　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纽约湾区发展仍存在着内在脆弱性，为此2017年RPA开启了第四轮规划，此次规划的核心是区域转型，就湾区的经济机会、宜居性、可持续性以及治理和财政四个方面提出规划。此次规划进一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注重解决湾区民众在居住、就业、通勤、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

　　在这四轮纽约湾区规划中，有许多内容值得借鉴与学习：

　　第一，历次规划都非常重视完善交通运输体系。1929年首次规划便强调要提高都市区内的交通便捷性和可达性，提出要建设高速公路网来缓解交通堵塞问题，并且提出了部分桥梁、机场等关键的交通基建工程。第二次规划提出要构建完善的地铁、通勤铁路和公共交通体系，改变过度依赖汽车通勤的趋势。第三次提出了区域畅通方略，强调了形成交通网络的重要性。第四次规划则注重整合区域铁路网，并主张对地铁系统进行翻修和现代化建设。

　　第二，注重调节产业在区域内的分布格局，实现城市错位发展。在第一次规划中便重点分析了区域内各地间的影响因素与联系，并基于此引导工业在不同区位的布局。第二次规划提出要建立新的卫星城和城市中心。第三和第四次规划中则更侧重于加强中心商业区建设。

　　第三，将环境因素纳入整体区域规划中，历次规划都致力于保护绿地和水域。早在第一次规划中就提出要兴建公园以及设立森林保护区，第二次规划中强调要降低都市圈建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提高污染治理水平，第三次规划则更是直接将环境改善作为区域规划核心目标之一，第四次规划更多是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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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

　　（一）政府出台大量激励政策，强化城市创新活力

　　政府尽管不直接作为创新主体，但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完善激励机制，以推动相关主体更好地发挥创新潜力。在进入21世纪后，纽约州和纽约市政府开展了大量工作，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的创新活力。根据效果发挥方式的不同，这些政策又分为直接促进政策和间接促进政策。

　　直接促进政策主要是指各种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以纽约市为例，创新创业优惠政策众多，包括了税费抵扣、租金减免、能源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在内，并且针对个别产业还有专门的优惠政策，例如影视税抵免、生物科技产业退税等。由于纽约市税收成本偏高，各种税费减免能够有效缓解初创企业的生存压力。

　　特别是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纽约市提供了一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创新激励体系。以纽约市某生命科学企业为例，首先在大学期间便为创新项目提供投资基金生命科学奖，用以鼓励创设企业，而后自企业初创期到成熟期都有相应的税收优惠、融资、人力培训等相应的政策支持，例如生物技术税收抵扣政策，使得小型生物初创企业购买设备时的税费减免最高可达25万美元。

　　其次是间接促进政策，主要包括城市改造计划、众创空间计划以及应用科学计划。这些计划尽管不直接作用于创新主体，但是大大改善了纽约的创新创业环境。

　　城市改造计划的核心是加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提供更友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和环境。

　　具体而言城市改造计划包括多个措施，例如纽约市政府正在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免费公共WIFI网络，有利于创新创业活动更便捷地开展。同时与BIM合作打造了“数字纽约”（Digital.NYC）创业平台，利于当地高科技公司、投资机构以及求职者能够互相掌握最新动态。此外，将传统社区改造为更具备包容性的都市社区，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进而加强包容、创新的氛围。

　　众创空间计划的核心在于提供低成本、更开放的办公空间，进而降低创新创业门槛。

　　众创空间在早期多是由政府资助而形成，形成传统的“科技孵化器”，如BXL、Bronx商业孵化器等。而后众创空间逐渐商业化，成为所谓的“联合办公空间”，赋予传统的办公活动以一定的社交属性，将个体创业行为转变为多元协作，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WeWork。此外还有一种类型为高校或科研机构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实验空间”，如城市未来实验室、哈林生物科技空间等。

　　2008年以来在纽约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纽约市的孵化器数量迅速增长，到2014年已经增长至接近40个。而根据Coworker.com统计，2019年纽约市的众创空间总数已超200个，并且正在由曼哈顿区向外围扩散，以覆盖更广阔的区域。众创空间网络的形成，大大拉近了大众与创新创业间的距离，加强了城市创业活力。

　　应用科学计划的核心在于，在现有优质科教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产研结合，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

　　2008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加快纽约向科技创新型城市转型，时任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于2010年推出了应用科学计划（Applied Sciences NYC），即由纽约市政府提供土地和财政支持，吸引全球顶级理工类院校来纽约来建立大学，或加入新的科技园区。

　　这一计划一是通过补全纽约高校理工科偏弱势的短板，扩大了纽约在应用科学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二是使得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将这些园区培育成为科技创新企业的重要根据地。据预测，该项目未来三十年将衍生出近1000家创业公司，带来超过33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截至目前，已经有康奈尔科技园（康奈尔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纽约大学+纽约工学院）、数据科学和工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三个项目相继启动。

　　（二）创新主体水平较高，产学研紧密结合

　　1、高校院校密集分布，科研实力强劲

　　纽约湾区及周边地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高水平院校和研究机构最为密集的区域。丰富而优质的科研、教育资源对纽约湾区的科技创新形成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其中，纽约州有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康涅狄格州有耶鲁大学，新泽西州有普林斯顿大学。除此之外，还有约50余所世界著名学府也坐落于纽约湾区内，而纽约湾区毗邻的马萨诸塞州则更是教育重镇，州内的哈佛、麻省理工等均是历史底蕴深厚、科研实力一流的全球顶尖院校。

　　同时，纽约州还拥有美国规模最大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包括纽约州立大学（SUNY）和纽约市立大学（CUNY）。其中纽约州立大学又包括64个分校区，纽约市立大学包括11个四年制学院以及多个其他类型学院，两者一共容纳了超100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两大院校的实力同样不俗，迄今已培育出2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

　　另外，纽约湾区还有曼哈顿社区学院、布朗克斯社区学院等社区学院和职业技术培训性的学院约200所。这些学校的存在对科技创新贡献不大，但为湾区输送了高质量的劳动力、熟练的技术工人，这对纽约湾区的产业落地与发展形成了有力补充。

　　2017年纽约湾区25-64岁居民中，高中以上学历占比达87%左右，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居民占比约39%，受教育程度高于美国平均水平。从本科专业分布来看，科学与工程为主导，占比达35%，意味着纽约湾区拥有大量的科技型人才。

　　而从更高端人才来看，纽约州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位列全美第二，2018年共计6390人，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

　　这些高等学府除了为纽约湾区源源不断地培养着优秀人才，还通过较高的研发投入，持续输出着最新的科技研发成果。2017年纽约州学术R&D规模达63.6亿，同样仅次于加州，排全美第二，学术R&D费用占GDP比例约为4%，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从学术界科研成果来看，2017年纽约州科学与工程领域学术论文共25325篇，位列全美第二，学术专利540个，位列全美第三。在人才+经费充足的情况下，纽约州高校科研创新成果丰厚。

　　2、产业巨头和研发型企业大量集聚

　　从创新的另一大重要主体——企业来看，纽约湾区也具备特殊优势。首先是全球性产业巨头在纽约大量集聚，截至2018年，共计84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位纽约，为全美之最，并且远超第二名芝加哥。

　　一方面，有许多研究显示大规模产业集聚将带来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在纽约设立了区域总部和研发机构的公司中，不乏谷歌、Facebook等实力雄厚、影响广泛的国际大型科技公司，也存在全球生物医药巨头例如辉瑞公司等，这对于纽约科技创新的生态塑造产生了重要的正向影响。

　　同时，有研究表明研发密集型企业与相关一流学科具备较明显的空间匹配特征，而纽约湾区广泛的高校分布和强劲的科研实力，也带动了大量研发密集型企业在湾区内聚集，其中又以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研发企业、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企业等最为显著。这一类型的企业往往具备非常强的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

　　这些研发密集型企业一般也是高科技型企业（科学、工程和技术型的员工比例至少是所有行业平均比例的两倍）。而纽约州高科技型企业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已达41983家，在美国位列第四，仅次于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

　　与此同时，纽约州的企业R&D费用也在持续提升，2016年纽约州企业研发费用已增长至157亿美元。

　　3、完善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美国作为全球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源地，高校与业界一直以来就存在合作共赢的传统，而不仅仅只是两大孤立的创新主体。纽约湾区也不例外，高校科研往往具备较强的产业导向性。

　　纽约湾区的产学研模式总共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及的“科技园”模式。以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倡导、由康奈尔和以色列理工合作建设的康奈尔科技园为例，这一科技园吸引了Facebook、谷歌、亚马逊、推特等一众高科技企业加盟。

　　科技园内的高校与企业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高校为企业提供人才和科研力量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也向学校输送业界导师培养实干型人才，并为学生提供大量业界实习和就业机会。

　　第二类是“科技孵化器”模式。此类孵化器主要附属于高校，通过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市场，最终形成初创企业，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发育环境。

　　以康奈尔大学的McGovern孵化器为例，这是一家旨在帮助发展生命科学公司的孵化器。在最重要的孵化环节，这一机构将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开发协助、业务计划制定、管理团队招募、融资帮助等一系列重要服务。从硬件来看，McGovern孵化器将为初创企业提供足够的办公空间和场地、学校实验室设备以及其他校内基础资源。从软件来看，该孵化器将为初创企业提供学生志愿者服务、校友资源、市场调研报告、管理者培训、融资支持等各色服务。

　　其中融资支持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尤为重要，该孵化器可以整合康奈尔大学以及纽约州多方面的资源来帮助企业筹资，包括Upstate Capital、Cayuga Venture Fund、Triphammer Ventures等一众风投机构都是其合作对象。

　　迄今为止，McGovern孵化器已经协助了300余个创业团队，成功孵化了90多家新公司。

　　第三类是“技术转让”模式。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美国高校都开始建立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OTL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所建立。目前基本各大美国高校都建立了OTL来管理专利事务，即向研究者申请这些发明的专利权，再将其许可给产业界，进而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专利费。

　　通过由该部门负责挖掘专利标的，寻找目标企业，能够帮助发明者减少搜寻成本，有效提高专利成果的转化率。并且通过合理的专利费分配，可以让相关科研人员享受到科研成果商业化带来的巨大利益，进而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科技投资部（基本等同于OTL），以促进学术成果从研究实验室向商业市场转化，当专利许可费收入在12.5万美元以下时。发明者可以获得40%的收入，超过12.5万美元的部分则更多由学校、科技投资部等共享收入。

　　每年哥伦比亚大学CTV都管理着超过350项发明公开，100项许可交易，授权收入达数百万。

　　（三）金融实力雄厚，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纽约湾区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金融最为发达的区域，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等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的总部及分支机构均设立于此，金融资源非常丰富。这也造就了纽约湾区的独特优势，即聚集了雄厚的资本，以及拥有极为便利的融资环境，这能够很好地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

　　作为创新型企业，其在早期选择的融资方式往往以风险投资为主，而纽约湾区的风险投资市场非常发达。以纽约市硅巷为例，可以看到风投机构（蓝点）在此处大量集聚，而初创企业（橙点）也往往伴随着风投机构分布在这一区域。

　　2018年，纽约湾区风险投资交易数量共计735件，吸引了约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规模仅次于旧金山湾区。而纽约市自2010年以来共发生了6100多轮风投融资，且热度始终未减。

　　2016年纽约州风投交易数占高科技企业数量比例较高，在美国位列第三，这意味着在科技企业的创立过程中，风投机构发挥的作用更突出。同时，纽约州的单笔风投成交额也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风投机构的资金实力。

　　同时，纽约湾区还是世界上最先探索和建设科技金融生态系统的区域，坐落着全球知名的金融创新实验室，为推动湾区的金融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9年2季度投资额前五的金融科技公司中，有两家公司位于纽约且UiPath公司位居第一。

　　而利用金融创新可以很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例如利用金融大数据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对小企业进行信用评定，进而促进银行发放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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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湾区面临的困境

　　（一）高额的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纽约湾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其中最明显的成本就是住房成本，2016年纽约湾区的住房成本家庭负担比高达44.0%，高居美国第二。

　　在扣除了住房、交通、税费后，多数家庭的收入基本只能用来覆盖饮食、医疗和教育，这一方面导致湾区内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削弱了其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湾区人才的引进，近年来湾区人口不断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所导致的。

　　同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办公室租金以及税收，也造就了纽约市的高营商成本。根据毕马威数据，2016年纽约的营商成本为全美国最高，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纽约地区的经济活力。

　　（二）社会分化现象严重

　　纽约湾区有很长的种族歧视历史，虽然纽约湾区经济总体蓬勃发展，但并非所有人都充分受益，许多居民并未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工作机会以及和谐的社区生活，特别是居住于此的黑人群体。

　　不同种族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较为显著。2016年纽约市白人占比仅32%，其他大部分居民为其他种族，其中有14%为亚裔，22%为黑人群体。然而从不同种族的家庭收入和住房价值中位数情况来看，白人明显要超过其他种族，特别是黑人群体。后者的家庭收入和住宅价值甚至只有前者的55%和7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纽约市乃至整个纽约湾区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

　　（三）通勤便利度有限

　　由于中心城区居住成本较高，许多居民更倾向于将住所迁至城市外围，这导致通勤时间较长。2017年纽约湾区平均上班时间为31.44分钟，比美国总体水平多出5分钟左右。其中，纽约州15县的平均上班时间为35.16分钟，多出美国总体水平近10分钟。

　　尽管纽约湾区已有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但是由于人口聚集，因此通勤压力仍然较大，时常会出现交通拥堵现象。对比美国其他大城市，可以看出2017年纽约的交通延误时间和拥堵成本仍然相对偏高。

　　（四）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

　　随着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纽约湾区的环境污染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2018年，设立于纽约的清洁服务公司Busy Bee分析了全美40座主要城市的垃圾、害虫与环境污染等指标，认为纽约是美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另外，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对纽约湾区构成了潜在威胁。自1990年以来，纽约湾区面临洪灾风险的人口增加了20万，到2050年，RPA预计海平面将上升至少6英寸，预计将有230万人生活在湾区内面临洪水风险的地区。

　　湾区内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也将处于洪水泛滥地区，将在未来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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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二战后纽约湾区陷入了制造业深度衰退的困境中，但却在20世纪后期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一，要更为重视区域规划在城市群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强化区域规划工作的科学性。在纽约湾区的发展历程中，非政府组织RPA的科学规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次区域规划编制过程均经历了漫长的调研过程，以及一系列咨询会、听证会等大规模的公众参与活动，最终充分保障了规划内容的科学性，同时最大程度上协调了区域内部各方的利益。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跨区域规划主要由政府专门成立的建设领导小组来完成，在未来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应当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方面是要更主动地加强市民参与程度，举办更广泛的公众活动如咨询会、讲座论坛等，来让市民了解规划并表达诉求，让各界专业人士提出意见建议，这样能够更好地保障规划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是除了注重最大化经济效益以外，还应当将环境、社区生活、公共空间等更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

　　此外，也可以借鉴RPA的组织经验，尝试着搭建类似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第三方组织，从不同的视角同步开展专业化的区域调研和规划，来为政府建言献策。

　　第二，更注重综合交通运输网和规划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其他世界级大湾区类似，纽约湾区的成功也源自于很早就对区域交通线路进行了合理规划，同时注意错开城市与城市、市区与郊区的工商业分布格局。

　　在交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的交通网络密集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未来人口规模增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通勤圈建设。同时，未来粤港澳湾区应该吸取纽约湾区的教训，及时对老化的交通设施进行修缮，保障城市居民的出行体验。在产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产业同质化程度仍然较高，导致城市间互相竞争而非协作，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城市定位，优化湾内产业布局。

　　第三，要继续推动创新主体科研实力建设，并加强产学研模式的探索与推广。纽约湾区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各类产业巨头和研究密集型企业，强劲的科研能力是区域创新生命力的根基，并且政府还非常注重推动产学研一体化，例如纽约市开展的应用科学计划，搭建规模浩大的科技产业园区，大大提升了提高校企合作程度和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一是要更注重高校教育资源的培育与整合，积极引导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与省外乃至境外院校，尤其是理工科类院校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科研新高地。二是要通过更完善的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例如对创新型企业加大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三是要更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的产学研经验，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市场，具体可以学习纽约湾区各高校的技术转让模式以及孵化器建设模式，并通过建立科技产业园区吸引高校和企业入驻，给予产学研更便捷的环境。

　　第四，各地政府应当注重培育当地的创业环境，加强城市创新创业活力。纽约市近年来创意产业和科技创新型产业得以快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纽约市政府通过多种措施加强了城市的创新创业氛围，例如实行城市改造计划和众创空间计划等。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需要湾内各城市的共同努力，加强城市内部的创新创业活力。具体而言，一是可以考虑打造更高效的创业平台，给予投资者、求职者、创业者更方便的信息交流渠道。二是可以学习纽约市经验，由政府鼓励建设各种开放式办公空间，降低市民创新创业门槛，增强城市创新氛围。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