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掘结构性潜能 聚集于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

原标题：专家：发掘结构性潜能 聚集于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 来源：新浪综合

上半年统计数据出来后，各方反应不一。GDP二季度低于一季度，但6月份多项数据出现反弹，如与5月份相比，工业增速由5%上升到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由8.6%上升到9.8%，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5.6%略增至5.8%。

6月份的变化似乎有些超出意料，因为前期一直在下行。但对腾景数研来说，这个运行轨迹相当熟悉，它出现在我们的预测轨道中的时间已经超过半年了。按照我们先前的预测，5月份是GDP这一轮波动的底部，6月份开始转入回升通道。

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持不乐观看法者认为，作为近年来稳投资中坚力量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走弱，基建投资只是温和回升，未必能够填补房地产投资留下的空缺；消费和工业的反弹不可持续；而出口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些变量中的大部分确实存在，也势必对经济走势产生影响。问题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同时在整体预测分析框架角度还应考虑更多因素。我们需要的至少是月度水平上的量化描述。

这里所说的“更多因素”，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服务性消费。目前服务性消费已经接近全部消费的一半，在大城市比重更高，但在官方月度统计数据中看不出来，因为目前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尚未形成完整的统计体系。一般商品消费，至少在一二线城市中正趋于饱和，增速逐步回落符合规律。服务性消费更能反映增量变化，但我们的信息严重不足。

另一个因素是存货。存货是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调节变量，产量、投资、人员短期内很难调整，一旦需求有变，最容易调整的就是存货。预期变化也表现在存货变动上。目前存货正处在一个底部反弹的区间，这正是支撑近期经济总量趋稳或反弹的重要因素。令人困惑的是，存货并不在众多经济形势分析者的视野之中。然而，当人们对宏观经济增速在零点一的水平上较劲时，仅仅是存货变动，就可以覆盖宏观经济的变动而有余。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今年宏观增速保持在6%以上应该问题不大。问题在明年，当上面提到的下行变量能量充分释放后，明年宏观增速“保6”的难度就相当大了。

提到稳增长，很多人会诉诸于放松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放松宏观经济是有效果的。从历史情况看，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多。尤其需要明确的是，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中国的增长速度之所以高于成熟经济体，主要是因为仍然存在着结构性潜能。以往长时间高增长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等。进入中速增长期，这些增长来源对宏观经济存量仍然重要，但对增量作用不大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些增长来源减速，才导致宏观由高速转向中速。

到了中速增长平台，增速仍然高于成熟经济体一倍以上，例如美国经济在2-3%之间，中国在中速平台上的增速可能稳定在5-6%之间。保持这样一个增速需要另外一些结构性潜能。如何发掘并充分利用这些结构性潜能，才是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首要问题。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认为，当下应当聚集于大都市圈的城乡融合发展，因为它是下一步结构性潜能的首选项。

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入大都市圈加快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也改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一批新一线城市带动的城市圈、城市带，都在吸引着更多人口，房价上涨也集中在这些区域。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内含着高效率增长。从空间上看，需要提高经济活动人口的密度和频度。密度反映的是人口聚集程度，频度反映的他们流动和重组的程度，密度和频度的提高为改进效率创造条件。这就是到了高质量阶段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的内在逻辑。

所谓大都市圈，就是现有的核心城市周边50-100公里的范围内，在原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这个一批，可能是数十个到数百个。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

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既集中，又分散。相对于原有的过度集中、城市病严重的的核心城市，是一种分散，部分城市功能要疏解出来。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圈的范围内，又有更多人口进入，提高了经济活动人口的密度和频度，从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这样就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都应该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一段时间以后，或许就看不见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是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

不仅是农村，城市结构也在发生重要调整。有进必有出，在大都市圈吸引人口的同时，有报道说，上百个其他城市人口收缩。不论人们是否愿意，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乡结构、城市结构的重组。

可以预期，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通常所说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将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

形成这种新的城市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有体制、政策上的阻力，更有观念上、说法上的阻力。因此，破这个局，首先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比如，有人认为，允许农民宅基地流转，他们会拿到钱后去喝酒，最后居无定所，农村要出大问题。这种人在农村有，在城市也有，问题是有多大比例，一百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一定要相信大多数农民的智力和自我责任意识。

以往我们把土地当作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块阵地，城市呆不下去了，可以回到农村。而到了当下，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工，即使城里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回到农村。对他们的“兜底”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解决，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能更好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有人认为，限制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农民宅基地流转，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如果要流转，只能限于集体经济内部。近年来农村宅基地流转试点，就是按这种思路设计推行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之间就不能有交易了，也不可能有什么混合所有制，更不可能有什么市场经济。

说到保护农民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知道农民土地真实价格，知道农民的利益是多少。不允许市场交易，农民利益是多少都搞不清楚，谈何保护。

还有人认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要掠夺农民。这种事情过去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曾经出现过，但我们的思维不能停留在此类有限场景之中。市场经济中流动性最强的是资本，资本动起来了，才能带动人员、技术、土地等要素的流动和有效组合。资本所到之处，有可能出现不公平竞争、市场垄断等问题。此类问题既可能出现在乡村，更可能出现在城市。人们并没有因此不允许资本进入城市。

对付此类问题，要靠市场规则并严格监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应当相信在严格有效监管下，进入农村的资本能够正常流动和配置。事实上，打开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后，愿意下乡的大多数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无非是想买个房子，图个空气新鲜、空间宽敞、成本低，有的人可能还想创新创业。这种投资消费行为，正是人们所期待的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把这些观念问题、认识问题理清楚，有助于增加共识，增强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简而言之，不要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义。

就顶层设计而言，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平等入市，同时创造条件使农民宅基地能够流转。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而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是这方面改革的底线。

在方向和底线明确的前提下，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应当把这个范围内乡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放在优先位置，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城乡要素流动起来，就少了后顾之忧。

这项改革成功将更多有赖于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尤其是首创精神。应当给出更大的试错空间，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究竟什么样的做法、政策乃至模式适合各地的情况，只能靠试，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来的。对的东西是靠试出来的。

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问题，甚至是想不到的问题，遇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就前进了，发展了。不向前走，看起来问题少，似乎风平浪静，其实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民进城务工，当下正在经历的城乡融合发展是第三次。这三次变革都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基础。前两次变革，开始时都以解放思想、解决观念认识问题起步；然后是大范围、大力度的允许试、允许改，进而出现了大量极具智慧和创造力的办法；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和政策。第三次变革与前两次内容不同，改革的内在逻辑看起来应该大体相同。

简而言之，中国还有结构性潜能可挖，挖掘出来用好了，就会为中速稳定增长提供可靠支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调整，那就与成熟经济体一样进入了低速增长期；或者，虽有结构性潜能但用不上，被迫落入低速增长期，这正是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