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没有国家年GDP 增速能超7% 保持5%都已经非常困难
孙行之
[一定的贫富差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前提是这些富豪所控制的财富没有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还未形成一个已经丧失活力、以家族为纽带的精英阶层。“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不仅让金钱和生意成为赚取不义之财的捷径，也在政治体系中引发一轮连锁反应。”]
人民币汇率“破7”的消息发酵的那个早晨，鲁奇尔·夏尔马（RuchirSharma）正在上海黄浦江边一幢摩天大楼里参加闭门会议。中午，他抽出了两个小时接受媒体的采访。
出现在小型会议室里的他又高又瘦，深陷的眼窝下方的黑眼圈，让他看上去有些疲惫。“我认为人民币必定会缓慢走弱，原因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民币一直被高估了。但这和美国讲的中国政府操控汇率无关，它只是曾经被低估了而已。”操着一口印度腔英语的夏尔马不假思索地说。
很少有财经作家拥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又对细节了如指掌。在新书《国家兴衰》里，从北美到中东，从亚洲到非洲，二战以后所有重要经济体的兴衰都成了夏尔马手下的琴键，行云流水地表达着自身的起承转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10条准则，来衡量一国之兴衰。
过去20年里，这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战略师兼新兴市场股票业务负责人不断游历于世界各国。平均每个月，他都会在发展中国家逗留一周，会见当地的政府官员、企业主、管理者，也会到工厂和公司考察，观察当地普通劳动者的状态。当然，中国也是他每年必到的地方。“只有到一个地方，真的沉浸其中，才能领会和理解这个国家的事。”他的写作很少引用经济学理论，但充满有趣的案例。许多观点都来自亲身见闻和对历史事件信手拈来的回顾，而不是理论推导，这些都让他的文章很接地气。
不过，作为职业投资人，夏尔马近年来却并不顺利。“过去十年是我投资生涯中最为艰难的十年，投资新兴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只有投资美国和中国才行。”
20年前，他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夏尔马正在摩根士丹利驻新加坡和孟买的办公室工作。许多自己尊敬的前辈和同事都黯然离开公司，这使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市场的残酷。他意识到“关注大趋势并在转折点上做出明智选择的重要性”，“构建一套能够识别经济形势变化的规则体系”，于是成了他之后20年的主要工作。
主流媒体的预测往往靠不住
夏尔马说，《国家兴衰》是一本帮投资人寻找投资机会的书。它的精华部分就在于那10个衡量国家经济前景的指标，包括人口、通货膨胀率、政府干预程度、贫富差距、制造业、地理禀赋以及全球主要媒体的评价等。按照这10个指标打分，夏尔马把高分给了美国、其他美洲国家以及南亚。东亚位居中游，而非洲则比较差劲，“从总体趋势来看，非洲国家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概率很大”。
这10个指标里，只有“全球主要媒体的评价”这一项是与国家兴衰呈反向关系的。夏尔马觉得，对国家的崛起和衰退，主流媒体的预测往往靠不住。一般来说，一国增长的持续时间越长，媒体就越青睐它。当媒体的赞誉到来之时，常常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繁荣到达尾声。当媒体泼冷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好日子或许就要来了。他以《时代》周刊为例，1992年，该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鼓吹当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潜力无穷，会在2000年超过美国。但很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了漫长的衰退。
反之，2003年，《时代》又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贬为“昔日的老虎”，可这些东南亚国家在之后的5年里GDP年增长率超过了7%。据统计，《时代》122个以消极基调报道的国家中，有55%会在之后的5年呈上升趋势。而如果以积极的态度去报道，那么66%的国家会在之后5年呈现经济下滑态势。夏尔马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心理偏差。“记者更愿意倾听市场研究者、严谨的学者以及IMF等主要金融机构的观点。但对于当下热门经济体，他们也无法规避普通人的心理偏差，以系统的方式给予追捧和炒作。”
“最重要的还是要牢记一个准则：高速增长的时间越长，它持续下去的概率就越小。最让你一见钟情的国家，基本不可能在未来5~10年里成为经济前景最美妙的国家。”相反，那些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国家倒是有可能因为被忽视而获得养精蓄锐的机会，成为下一个成功故事的主角。
或许是有些“近乡情怯”，思路极为清晰的夏尔马在谈起印度时显得有些犹豫，即使他已经在美国工作多年，还入了籍。“印度是一个让我感到模糊不清的国家，我不能对它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是一种中间状态。”他认为，相较于中国，“很难想象印度能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它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企业家精神等等”。
财富分配的两难：贫富悬殊与平民主义
超级富豪和贫富差距拉大，是过去几年的热点问题，也是夏尔马提出的十大指标中的一个。他曾目睹了一场激进的财富分配制度改革，这场失败的改革引发了他很多思考。
2015年4月，他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一场学生抗议运动将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赶下了台。当时，智利国内12位亿万富豪控制了整个国家15%的财富，这是全球最高的比例，引得民怨沸腾。继任的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对财富分配体系做了彻底的改革，誓要摧毁精英主义的财富分配方案。她提议扩大政府规模，增加政府扶贫开支，提高企业所得税来支持免费大学教育。
但夏尔马接触的一些企业家对新总统的平民主义言论感到惊慌失措，许多人撤走了在智利的投资。随着投资大幅减少，智利的GDP开始放缓，从皮涅拉时期的6%降至3%以下。
夏尔马觉得，是让大家听听皮涅拉看法的时候了。果然，这位靠信用卡业务成为富豪的前总统有着与巴切莱特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思路，他提到，要改善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必须在重新分割蛋糕的同时，做大这块蛋糕。他还对夏尔马说：“拉丁美洲漫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形势向好时，国家往往会倾向于左翼，而在衰退时期，政府导向则会倾向于右翼。”
夏尔马觉得，智利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在非洲和中南美洲都十分盛行，尤其是那些通过改革走出殖民统治的国家。“人们对长期坐拥巨大财富的富裕阶层怨声载道，当这种仇富心理使得善于引导民众情绪的平民主义者掌权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被扼杀。”
在夏尔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富豪的数量，而在于财富的来源。他把富翁分为“好富翁”和“坏富翁”。一个国家的富翁如果都来自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行业”，如建筑、房地产、博彩、采矿、钢铁、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依赖地下开采自然资源的大众商品行业，那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些行业往往是从国家的存量财富中分一杯羹，而非以创新的方式创造新的财富。此外，这些行业的竞争者最需要讨好监管者，行贿是很有可能用上的手段。“良性行业”则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医药、电信、零售、电子商务、娱乐业等，“它们最不可能引发民众对财富创造的怨愤”。
一定的贫富差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前提是这些富豪所控制的财富没有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还未形成一个已经丧失活力、以家族为纽带的精英阶层。“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不仅让金钱和生意成为赚取不义之财的捷径，也在政治体系中引发一轮连锁反应。”
过去15年里，全球范围内，“好富翁”与“坏富翁”的较量已经经历了三个轮回，争夺集中在能源巨头和科技企业之间。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三位新晋富豪——马云、李彦宏和马化腾——全部来自最具竞争性的行业，而非银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
但“好富翁”回归不是普遍现象。在一些由僵化领导人统治的国家，政商勾结的社会文化持续发酵，新晋富豪中的“好富翁”寥寥无几。比如，在土耳其，富豪阶层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持续加深，他们的财富也大都来自“寻租行业”。
夏尔马记得，他曾在墨西哥的一家宾馆看到一大群身穿黑衣、佩戴无线耳机的人站在道路两边，一问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地一位矿业巨头的保镖。该巨头从不轻易露面，直到最近总统与他会晤，媒体才终于拍到了他的影像。“当富豪们不得不这样行踪诡秘时，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系统或许已出现问题。”
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人口不增长的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10个指标中，最关键的是人口增长率的问题”，夏尔马的这个论断来自他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经济体会在随后的四五年中迎来复苏。而事实是，直到2015年，全球依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达到危机前的平均水平。那么，失去的增长去哪儿了？经济学们像侦探那样四处寻找原因，夏尔马也是其中之一，他找到的“罪魁祸首”是“人口”，更确切地说，是适龄劳动人口的萎缩：“包括中国在内的40%的国家，劳动人口都在衰退。人口问题将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二战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这构成了全球经济2%的基础增长率。夏尔马曾选取了56个案例，它们都在10年内保持着不低于6%的高增长态势。无一例外地，这些国家的适龄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都在2.7%。由此，他认为，它们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增长。
但到了1990年，全球人口增长率遭遇断崖式下跌，降至1%。在许多发达国家，适龄劳动人口已开始萎缩。人口问题也席卷了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头十年，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人口增长率都跌破了2%。
2005年，欧盟曾发出这样的警告：“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人口不增长的经济增长。”夏尔马团队搜集的698组时间跨度为10年的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配对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为了应对适龄劳动力不足的态势，许多国家都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佳。夏尔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引入移民或许是个方法。另一方面，他也很看好人工智能。他认为，人工智能将是一个经济新热点，它能在很多方面补足劳动力的短缺。
责任编辑：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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