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少城42条街道犹如蜈蚣足

清代成都。

清代成都的商业。

成都满城图。

成都老街巷。

　　“八旗制度”是大清独具特色的一种军政制度，为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贯穿整个清代。“我朝定鼎以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屯驻京师，以绿营兵隶督抚、提镇，分驻各省。其紧要地方更设立驻防旗营。”有了八旗兵，便有相应的八旗军营，遍布全国的“旗营”宛如一座座“城池”，时人称为“满城”。
　　“成都满城”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满城由于处在战国秦张仪修建的少城遗址上，故又习惯被称为“少城”。

　　傅崇矩《成都通览》称，满城“以形势观之有如蜈蚣形状，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
　　据建筑专家称，这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为罕见的一种形态。
　　近三百年来，无论你何时从空中鸟瞰，少城的街道都形似蜈蚣。由南到北，将军衙门是头，长顺街是蜈蚣身子，各街巷形成了蜈蚣百足。这些很有意思的街巷按长幼有序，尊卑贵贱，亦官亦兵分成左右两翼。
　　从北往南，在长顺街东面的是左翼，包括现今的八宝街、东二道街、半节巷、过街巷、红墙巷、东马棚、东门街、长发街、黄瓦街、娘娘庙、商业街、多子巷、仁厚街、桂花巷、斌升街、东胜街、将军街、永兴街、牌坊巷、祠堂街和南面的头甲巷子、双桅杆巷子、仓房街等。
　　在长顺街西南面的是右翼，包括现今的西大街、西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焦家巷、西马棚街、槐树街、吉祥街、奎星楼、栅子街、实业街、泡桐街、支机石、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西胜街、柿子巷、金河街、横小南街、方池街、蜀华街、包家巷等。其中有官街八条，兵丁居住的街道四十二条。
　　现在我们习惯叫街、巷子，只不过那时都统统以“胡同”唤之。
　　清朝少城占成都上风上水的形胜之位，其显赫的地理位置令人瞩目。除此之外，满城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规划布局严整有序，疏密有致，设计合理，结构完美，它，既是一座设施齐备的城池，又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兵营——城池与兵营的完美结合，这应是少城令人惊叹的重要特色了。
　　每一街巷都无一例外地纳入整体之中，没有半点草率之处，更没有一处误笔。那多达42条的形如蜈蚣足的胡同，住着携带家眷的将尉兵丁。
　　长顺街即蜈蚣之脊，以将军衙门为头，长顺街为脊，直抵西大街与八宝街之间的延康门为尾，应是官兵们通向最高首脑机关的通道。
　　或许在老一辈成都人心中，少城只剩下断垣残壁，留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符号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城更多的是指宽巷子和窄巷子两条幽深的巷子，少城本身也只能是在指指点点的地图上和心目中去勾勒了。
　　我常常漫无目的地站在车水马龙的金河宾馆外凝神，这里就是当年将军衙门之所在，我在努力地肆意发挥自己充沛的想象力，想象当前这里的森严与威风，想象将军应该是怎样一种生活模式，想象当年这只“蜈蚣”的头，在如何引领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八旗军……

　　满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城周长约四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全城为一矩形。其范围东西从今红光路口沿东城根街一线；南部为南较场；西面靠同仁路以西一线；北面为红光路一线。
　　满城内最为气派的建筑要数“蜈蚣的脑袋”——将军衙门。它地处黄金口岸——少城金河的北岸（现金河宾馆所在地）。这里开始是副都统衙门，到乾隆四十一年增设将军，四川总督文绶奏请把这里作为将军衙门。同治七年将军崇实因衙门房屋破烂，重新改建后显得分外庄严。
　　说它庄严，不仅仅是社会地位，更多的体现在建筑本身上。衙门分头门和二门，头门的匣额上书“帅府”，二门上写仪门。二门以内又有堂五：大堂二堂三堂是办公地点，大堂前牌坊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控驭岩疆”四字，甚为威严，在成都这偏隅之地极具皇家气派。
　　此处层层叠叠，曲径通幽，真可谓“既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四堂五堂方走近主人的隐私——内室。
　　头门外有东西辕门，系栅栏形式，头门对面是照壁，两旁有桅杆，高数丈，东辕门上有匾一道，上写“望重西南”四宇。西辕门内一道写有“声扬中外”四字。
　　将军衙门东西辕门内嵌有吹鼓楼，楼北是前锋营值班处。头门内东是满印房，仪门里面东是文巡捕房，西是武巡捕房。文巡捕房上面是汉印房，再上是满巡捕房，又再上是文职官厅，武巡捕房上是汉戈什哈值宿处，再上是满戈什哈值宿处，又再上是武职官厅。
　　二堂旁是东西花厅，东花厅是木樨香署，西花厅多有亭台花木，四时俱备。
　　衙门左侧有升官祠马号，右侧是较园（俗称箭道），有柱笏楼，衙门前后都有八旗步兵营，是守卫将军衙门和巡查盗贼的设备。
　　区区一个管辖着几千上万名官兵的“将军”，其待遇真可谓排场之极，气派之极。
　　比将军稍逊一筹的，便是副都统衙门，此衙门在少城都统胡同（现商业街），从前是镶黄正白二旗协领和正白头甲佐领的衙门。只因乾隆四十一年之际，原都统衙门已经被将军衙门所占，副都统衙门只得挪窝。同治九年副都统富森保大加修培后，还专门设有暖阁，规模也与将军衙门相当，只是不及将军衙门宏敞而已。
　　按这样的程序往下排列，还有一长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单子。它们分别有左司衙门、右司衙门，以及各旗的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等等，名目之繁复，规矩之冗杂，装修之气派，可谓叹为观止。
　　鲜为人知的是，“满城”及营房是由四川省各州县官民捐资修筑的。整个少城都是四川百姓的税赋修建的，究竟耗了多少纳税人的银子，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少城与大城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皮与毛的关系。在分析满城的“城市格局”之前，先看看“大城”是怎样的。
　　成都自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建城以来，一直是四川以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应该说清代的成都是在经历了明、清初之际的毁灭性破坏之后，从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我比较同意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的观点，即，顺治、康熙年间是成都市政建设重新起步阶段。最先恢复的市政设施，是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城垣、桥梁和部分文化设施。
　　“一省之中，工程最大者莫如城廓”。这个时期，成都城垣的修建仍是最为重要、耗资最多的市政建设项目。封建时代的城市布局中，城垣不但最集中体现了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而且也是标志城市和乡村的分界线，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物质实体。
　　因为财力原因，康熙年间，“驻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员，见朝廷没有重筑成都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集资的形式修复成都城。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霄、成都知府冀应熊、成都知县张行、华阳知县张瑄等，共同捐资重修成都城垣。
　　这次筑城的主要任务是将坍塌的城垣重新树立起来，修好以后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1丈8尺，周22里3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个，东西相距9里3分，南北相距7里7分，炮楼4座，堆房11间，门4道（东面迎晖门，南面江桥门，西南清远门，北面大安门）外环以池。”
　　依靠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毕竟不能使新修的城垣达到唐宋时的巍峨壮观。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康安上奏朝廷，获60万两银币彻底重修成都城。
　　此项浩繁工程历时3年，3年后的成都城重现昔日光彩：“周围9122丈，计22里8分，垛口8122个，砖高81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间，小堆房28间，八角楼4座，炮楼4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据说新城竣工之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
　　如此看来，清代的成都城市风光，丝毫不比蜀后主孟昶当政时差，每值春秋两季，妖艳的桃花和绚丽的芙蓉花都盛开了，且有如春风般绵软的青青柳枝拂动其间，成都便又显现出她婀娜多姿的浪漫与休闲来。

　　其实地方官在这个时候捐资修城、建桥，也与当时清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关。
　　顺治年间，清政府规定：“各省城垣倾圮、桥梁毁坏，地方官能设法修葺、不致累民者，该督抚具题叙录。”因此，地方官在选择所要修筑的桥梁时，往往比较看重该桥的知名度。清初成都急需修复的桥梁甚多，张德地等首先重建南门外万里桥。
　　当时的成都，从交通方面来看，万里桥尚不如东门外各桥重要。由于相传诸葛亮曾在此为出使东吴的费祎饯行，地方官率先重修此桥，并题额“武侯饯费祎处”，由知府冀应熊大书“万里桥”三字勒石，这样无非可以扩大修桥人的影响。
　　康熙年间，随着各地经济的恢复，清政府不再鼓励地方官捐俸修城，改为主要由政府拨款修建。但对地方官在修城方面的责任仍极为强调，颁布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此，成都地方官对于关系仕途的修城之事，不敢有任何大意。
　　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宪德对康熙初年重建的城垣又及时加以补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又请款60万两，集全川之力，彻底重修成都城垣。工程由各州县分段负责，按统一规格施工，墙砖皆刻各州县及督工人员姓名，以便考核。
　　工程未完，福康安离任，由后任李世杰接替完成，整个工程历时3年。
　　完工后，“其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此时，大城完善之后成都城西南垣内又新筑“满城”。由于满城自成系统，四川总督无权过问，而成都“将军衙门”里的将军却可监约总督。
　　满城此时成为成都城中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这“独立王国”有四座城门：南称“安阜”，北称“延康”，东边两门一叫“迎祥”一叫“受福”。城楼上内有“少城旧治”，外有“既丽且崇”的巨匾。
　　也如林成西所言，在清代成都市政建设中，满城的修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应该说，修筑满城时的成都，已经是一座货真价实的较为繁华的“大都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