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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川报观察 吴晓铃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千古名句，记录了1000多年以前南朝寺院林立的盛景。

然而，南北朝作为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与北朝造像丰富的遗存相比，南朝造像实物资料却极为稀少。

鲜为人知的是，最近几十年来，四川境内出土不少南朝佛教造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万佛寺石刻。这批造像题材丰富、造型生动，不仅极具艺术审美价值，更从侧面印证了南朝时四川成都的繁华与富庶。

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南北朝时期和唐朝成为佛教石刻造像艺术的两个发展高峰。闻名全国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就是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然而同样推崇佛教的南朝，其造像实物却相当罕见。直到近一个世纪以来，南朝造像在四川集中出土，惊艳全国。    

四川博物院馆员成吟介绍，四川地区出土南朝石刻造像的遗址主要有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

其中，尤以万佛寺出土的南朝造像数量最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造像雕造精美，其学术价值已被广泛认同。  

万佛寺遗址位于今成都五丁桥西北方，白马寺与一环路北二段交叉路口北侧。根据资料记载，万佛寺在汉代就已立寺，从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间，香火连绵不断，是成都著名古刹。万佛寺在南朝时名为安浦寺，唐代名为净众寺，明代称为万佛寺，最终在明末清初毁于战火。

1882年，成都西门外的农民在地里劳作，首次在万佛寺遗址挖出百余尊佛像，其中有1件是有明确纪年的南朝造像。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万佛寺又经过3次发掘，其中63件造像为四川博物院收藏。这些造像包括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佛头像、菩萨头像、伎乐像和各种建筑构件，让人得以管窥当时佛教艺术的兴盛。  

为何南朝时期的造像，会在成都地区集中发现呢？

成吟认为，这与四川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南北朝对峙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对立。从西域而来的僧人如果想前往汉人主政的南朝，一般就会选择从凉州南下过巴蜀，再到江东的路线。因此，作为西北地区和建康（今南京）之间交通枢纽的四川，也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

近年在成都地区大量发现的南朝造像，暗示着南朝时的成都与当时的建康一样，同样也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在万佛寺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中，一尊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的释迦牟尼像，是体量最大的一尊，高达153.7厘米。

这尊造像除头部缺失外保存较好，可见释迦牟尼赤足立于方座上，他身穿圆领通肩袈裟，衣纹在腹部和腿部形成稠密重叠，衣襟下坠而飘逸。衣衫轻薄体贴，衬托出颀长而匀称的身躯，显得高大而健美。

最为珍贵的是，佛像背后下部刻有铭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籍……景焕世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躯……中大通元年即公元529年，也正是南朝时期。  

这些南朝时期的造像，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南朝崇尚飘逸清瘦、名人雅士喜穿宽袍大袖的风气，在造像中就呈现为“秀骨清像”的特点。

成吟说，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这批南朝造像，雕刻都非常精练，衣纹细腻流畅。不过南朝自晋室南渡之后，就形成清谈玄学的中心。四川在归属南朝后，自然也沾染了这些风气，因此佛造像出现趋于清秀的气质。佛像均细颈宽衣，双肩下削。后来梁王朝崇佛达到高峰，全国不断有佛学交流，从异域带来大量经像，这时佛像的形象有的才变得“丰艳”。  

迄今为止，四川以外的南朝佛教石窟寺与摩崖造像遗存仅有两处：一是南京西霞山千佛崖龛像；另一处是浙江新昌宝相寺。相比之下，四川近年集中出土的南朝造像，不仅题材丰富，保存情况也更好，因此更具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文来自于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