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之道

　　乡村振兴之道

　　◎ 文 《法人》记者 黄贵耕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讲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充分说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也道出乡村振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目标中的关键性和艰巨性。

　　尽管全国各地已经先后涌现出一批乡村振兴的成功典型和标杆示范村，但相对我国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村来说，成功的还只是凤毛麟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凤毛麟角”多少都占有一定天时、地利与人和等方面的优势，比如毗邻城市近郊、或本身拥有丰富可开采的自然资源、或具备可挖掘的历史文化素才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建立起一个有远见、有市场经济意识的村委领导班子，占得市场先机，先人一步完成资金积累。

　　然而，现在亟待振兴的绝大多数乡村是人、财、物均缺，也不具备可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景资源。因此面对资源贫乏、财力贫困、人才空缺的广大农村，探讨这些“三无”贫困乡村的振兴才是问题根本。

　　乡村振兴到底该怎么搞？带着这一问题，《法人》记者在“两会”期间先后采访数名来自乡村振兴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此后又采访到多位著名“三农”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专家，寻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破解之策。

　　乡村振兴——农民的中国梦

　　2017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今年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再次深入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要求和制度保障。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时代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温铁军认为，现在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巨大挑战，在这一次的巨大挑战面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恰恰是自觉地延续万年农业文明为载体的中华文明。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农民多而不富、农业大而不强、农村广而不美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的发展，乡村振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丁关良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乡村是生态文明的宝库，乡村价值体现为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教化价值，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员吕德文看来，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乡村本身具有非凡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徐德全、刘志华、张全收三位都是来自乡村一线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既是成功的 “乡镇”企业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践行者与带头人。“两会”期间他们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不仅讲述了他们有关“三农”发展的令人感奋的故事，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

　　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人才、资本、技术和各种产业要素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毫无障碍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互补、城乡促进、城乡融合。”几乎是接受采访的专家与全国人大代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致的呼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自河南省漯河市北徐庄村的徐德全代表说，“乡村振兴离不开‘三农’的发展，事实上也只有农村和农民富裕起来才能实施乡村振兴。”

　　徐德全同时强调，项目带动也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乡村振兴的目的就是实现全体村民共同富裕，必须实施产业致富。因为仅仅依靠在土地进行简单耕作是无法实现农村脱贫致富的，更不可能完成乡村振兴战略。

　　“北徐集团现在就与几个五百强企业合作，这些合作项目的建立不仅可以解决村民的就业，而且可以为村集体发展积累资金，有了资金积累，发展就更有后劲和可持续。”徐德全介绍说。

　　徐德全从1977年开始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村民从最初的面粉加工开始，继而发展成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肉类加工、物流运输一条龙、集团化的大型企业集团，走出了一条具有北徐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土生土长喝黄河水成长起来，被誉为“黄河女儿”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志华，现任新乡县小冀镇京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董事长。从1972年担任小冀镇东街村第五生产小队(现京华村)队长开始，带领全村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实力雄厚的京华实业公司，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京华村的贫困面貌，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现在的都市村庄。

　　在刘志华看来，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国家重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农民的脱贫致富，还有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环境治理、农民养老等诸多因素和环节。刘志华指出，要成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个关键的共性，就是必须选好一个好的村委领导班子。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坚强而有作为的村委领导班子，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但是，农民外出务工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导致村庄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成为乡村振兴中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现在农村不少地方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谈乡村振兴不仅缺人，更缺人才。”来自河南上蔡县拐子杨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对此表示同样的关注和担忧。

　　张全收是全国带领农民外出务工脱贫致富的典型代表，据统计，他创办的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从2001年成立以来，累计帮助农民工就业200多万人次，因此荣获“农民工总司令”的称号。

　　张全收表示，在农民收入靠打工的背景下，农村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可以让一部分返乡创业人员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实现农民和农村增收、创收。张全收因此认为，留住和吸收人才进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温铁军指出，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点第一个就是要实现三产融合即立体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及体验农业的融合。第二个就是城乡融合，越来越多的城里有多种思考和技术能力的人，多种创业和经营能力的人，开始纷纷进入乡土社会，所以发动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形成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如何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产业化？温铁军认为，生态产业化需要精细的市场制度设计，而不是以往粗俗地一放了之。

　　温铁军还强调，实施乡村振兴，发展绿色新农业的多元业态，只能是以综合性的合作社为主要操作主体，有效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才能是合格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宅基地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要素，是农民祖祖辈辈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朱启臻说，“在宅基地基础上形成的农家院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农户经营，这是由农业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

　　朱启臻因此认为，庭院经济对乡村振兴非常重要，他强调农家院落价值，并要求深化乡村宅基地改革。他态度鲜明地反对盲目性集中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一家一户的庭院经济两种模式，丁关良认为，两者各有优势，并且各有适应的地方。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两者可以兼而有之，适宜规模化经营的就搞规模化，适合一家一户的庭院经济的就按照庭院经济发展，不宜搞一刀切。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股份合作性质的组织也是一种选择。

　　人才下乡——破除瓶颈制约

　　刘志华认为，实施乡村振兴需要从立法的层面进一步完善村干部选举制度，制定有利于德才兼备的能人获选村委干部。

　　出身农村、生长和发展在农村的徐德全代表深知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困境与短板，他认为，鉴于目前科技水平的局限，还无法人为控制天气、气候引发的各种农业灾害，为了防止因灾致贫返贫，建议加快出台农业保险政策，使农业保险补偿成为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安定生活的稳定器。

　　“实施乡村振兴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2019年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年。但通过调研我们还是发现一些问题和错误思路亟待纠正。”朱启臻对记者说。

　　朱启臻指出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基层政府对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理解不是很清楚，存在片面理解。有些地方采取了一些想当然的错误做法，结果产业振兴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很流行的口号“把农民变成股东”让农民把土地交出来，交给大户后收取地租，然后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加速了乡村的衰败，不断提高的地租也使得农业“大户”经营苦不堪言。这种排斥农民的做法，其实是伤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人才下乡还有重重阻力，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没有得到落实。乡村的振兴人才是关键，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人才首先就不能发展生产。比如市民下乡下不去，农村集体土地建房不能卖给市民，宅基地建房同样禁止向市民转让。不能解决居住问题，如何能吸引市民中的人才下乡？

　　第三，将宅基地定义为建设用地，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对乡村振兴的极大破坏。规模农业是必然趋势，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人把趋势与理想混为一谈，于是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搞形式上的规模化。

　　朱启臻还指出，城乡关系的另一极端倾向是单向促进城镇化，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

　　“城乡人才双向流动还存在政策障碍。”温铁军同样不无担忧地说，“如何能带动市民下乡，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丁关良则认为，乡村振兴必须选择新的思路、拓展新的路径、寻找新的突破，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在广大农村扎根落地。

　　丁关良指出，首先，必须防止过度行政化。因为乡村振兴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但是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应该避免政府凭借掌控资源的优势和垄断权力，通过层层下指标，采取行政下命令式的方式强行推进乡村振兴。

　　其次，须防止超高标准的推进。目前我国各地乡村差距相当大，有东部发达地区的，还有欠发达的中部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农村，资源与贫富迥异，各地乡村的人力、财力及自然资源配置相当不均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才极度缺乏，为此，必须因地制宜地制订适合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规划进行实施。

　　再次，需防止相互攀比，盲目追高。搞得好的地方肯定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条件相当的地方学习和模仿起来比较容易。但条件差的地方如果也直接按照高标准实施起来就会不适应甚至导致失败。

　　最后，要防止同构化。各地乡村资源与贫富不同，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制订不同的乡村振兴方案。如果都搞一个模式或者盲目借鉴，也不利于各地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