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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学前教育无法扭转低迷生育率
言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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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则数据结合来看,正好是因果关系,虽然只是原因之一。这两则数据分别是:其一,北师大学前教育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在一次会议上介绍,挪威政府每年将GDP的2%投入幼儿教育(在挪威指0-6岁儿童),而中国,据2016年的数据,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0.3%(在中国指3-6岁儿童)。其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其主编的书中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人。两者相差了300万人。到今年10月29日“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已整整三年。
学前教育领域的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只是压制生育意愿的原因之一,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不重视学前教育,必然无法扭转低迷生育率。
中国对学前教育的欠账很多,学前教育的供给和人们对它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的实施让矛盾更加尖锐。这些年国家有所发力,从2010年的学前教育“国十条”,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开始的第三期),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前所未有地提出“幼有所育”,都可以看作是国家对这种矛盾的正视。在政策的作用下,2018年的一大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民办幼儿园获得财政补贴,降低保育费,变成普惠园,家长的经济负担切实减轻。
但也应该看到,学前教育供给量少质低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沸腾一时的携程亲子园和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过去一年之后,类似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如何改善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呼吁扩大学前教育经费的支出,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支出比例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可以尽量多一些,有钱毕竟好办事。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根据李敏谊的调研,挪威有大量小规模幼儿园,幼儿园将80%的经费用于支付教师工资,20%用于校舍运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师资的重视。反观中国,很多教育官员及幼儿园经营者,对硬件的重视大于对软件的重视,大量教育经费用于钢筋水泥,而不是用于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结果是,幼师队伍常年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偏低,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亟待扭转的一个观念,不是口头上的扭转,而是切实认识到师资的重要性,内化于心,付诸于行。唯有将对师资的重视推动为社会共识,在实际行动中把提高幼师准入门槛、保障幼师尊严与待遇作为首要任务,才有可能改善学前教育粗糙发展的现状。
如果这个理念深植于心,对幼儿园资质的审批标准也可以更加灵活。现在很多小规模民办幼儿园,甚至家庭园,拥有相当有爱心、有专业能力的教师队伍,却因为场地不合格而无法获得资质。其实,只要场地安全能被保障,对于面积大小或硬件好坏不用太拘泥,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愿力的社会资源为学前教育提供供给。
另外,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还要防止搞“形式主义”。比如有的普惠园,保育费降了,但师生比也减少了,不是多收孩子,就是减少老师。有的幼儿园通过把原先课内的内容变成课外的内容来降低运营成本。“降价降质”定非政策本意。这与教育部今年9月推动中小学托管至5点放学,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各种问题类似。有的学校“托管”即“放羊”,连老师都建议家长“最好别参加”。对于这种为了完成任务而提供的“低质托管”,家长纷纷用脚投票,校外托管班不仅没关门,还依旧火爆。
很多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覆盖对象是0-6岁孩子,但在中国,0-3岁托育阶段一直是空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加强0-3岁托育阶段的财政投入也为舆论所呼吁。的确,从婴儿出生到幼儿园入园这段时期的抚育负担,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的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家庭来说,生育成本太高。
对老龄化社会的忧患倒逼生育政策的改革,生育政策的改革倒逼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加强。但是,如果不从以钢筋水泥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的落实政策,学前教育领域的生态不会有改观。在学前教育供给昂贵、稀缺、粗放的现状下,生育率难以回升。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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