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

　　作者|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2019年春节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首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近期（到2022年）及远期（到2035年）发展目标。这是大湾区在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上的新起点，更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开放合作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

　　《规划纲要》把大湾区11个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珠海、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中每一个城市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并鼓励不同城市之间优势及资源进一步互补，因此，《规划纲要》的一个重点是，如何让大湾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素如何在各个城市更加顺畅地流通。大湾区已经是中国最市场化、最开放、最国际化的城市群，一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加顺畅，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之间会形成新的聚合效应。城市之间不仅有互补，也有竞争，虽然竞争的结果无法预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竞争会提升大湾区整体的效率、竞争力和活力，并形成一个世界少有的开放、自由、法治的营商、生活及文化交流的统一市场生态环境，对中国及世界未来的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规划纲要》给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这个定位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湾区的特点来确定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发展面临两个瓶颈：一个是创新，另一个是国际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跨境金融交易。这两个瓶颈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群来应对、试验及突破。

　　在《规划纲要》全文中，“创新”一词出现了102次，可见国家对大湾区在创新方面的期待。创新是需要市场化的，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在技术上能不能突破、什么时候突破、突破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没有办法通过计划进行准备和预测，创新更多地要依靠极具活力的民营企业，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民营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市场化、最开放、法治建设也最完备的世界一流城市之一。

　　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风险非常大，因而创新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在所有金融工具中是最能够吸收创新风险的；通过资本市场，创新风险将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被分散和吸收，这才能使得中国未来的创新有后劲、有冲劲。

　　创新还需要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因为创新不仅仅包括与国内经济有关的创新，还包括在世界范围内高质量的、最前沿的创新，从这个层面看，国际金融就变得非常重要，与国际金融发展相关的是开放的离岸经济体，而大湾区有这个条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规划纲要》在金融开放方面提出很多发展思路，特别是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些与国际金融相关的领域，香港具有独特的优势——港币与美元是挂钩的，此外，香港定位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有了美元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未来香港在国际金融方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种货币就是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当然，英镑和日元也很重要，它们是五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中的另外两个国际储备货币。目前来看，与美元、欧元相比，人民币国际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未来，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整合成中国的离岸经济圈的话，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有相当大的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许可以为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作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决策：一是四十年前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二是十八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个决策推动中国用四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最近，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大到我们进入市场不仅会改变价格，也会影响游戏规则。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的估算，中国的经济体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因此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美国强硬的鹰派声音越来越大，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全世界对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秩序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诉求。此外，在国内，中国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我们目前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

　　在这种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宝贵的突破口，因为大湾区有香港。香港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制度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体现在它的法律制度、开放传统、简单及超低的税收体制、小政府等方面。海外投资者非常适应香港的国际化环境，他们也希望中国的未来会像香港一样。不过确实，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不断地向香港学习，也越来越像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在生活方式、企业的经营模式等方面都越来越国际化，都在向香港学习。由此，一方面，大湾区将承担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特别是在市场化、法治建设、开放程度及创新能力等关键领域。这是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领域，而中国也需要利用大湾区的优势在融入全球经济、与国际城市发展接轨方面先行先试。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协调发展路径也许就是让周边的城市复制香港的经济制度，使得中国有一个10倍于香港的、富有活力与竞争力的离岸经济体来对世界作贡献，并先行先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

　　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是因为，除了香港因素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金融科技。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领域之一是金融监管。当颠覆性的金融科技出现后，金融监管就可能不需要物理边界，因为金融业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的过程。比如，内地的老百姓和企业家到香港，人到了香港，钱不一定可以去香港；人不在香港，钱如果符合监管要求，也可以去香港。现代的资金跨境流动是由数字化的金融监管来决定的，而与物理海关关系不大。当数字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就可能创建一个“电子围栏”，用无形的电子边界来实现更快、更彻底、更高质量、系统性风险更低的金融开发。我国目前的渐进式金融开放进步巨大，但与国内外的期望相比，差距还很大，而短期内完全的金融对外开放并不现实，因此，可以考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至少在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数字金融科技，在一个规模足够大、范围足够广的经济、金融制度生态体系内，尽可能试点全方位开放。

　　建立这个开放生态体系的主要挑战是制度。当年的深圳特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本上来讲都是制度改革。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也需要一个更大胆、更彻底、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金融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不可能碎片化发展。要建立一个与全球市场接轨的开放的金融体系，就必须让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具备开放的制度基础，因为钱的流动性很强，会在碎片化的系统中寻找漏洞，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在刚刚公布的《规划纲要》中提到，推进珠海横琴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横琴的一个试点思路叫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就是用电子围栏的方式管住“二线”；如果不能管住“二线”，监管当局就无法彻底开放“一线”。数字金融科技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未来很短时间内建立及管住无形的、非物理的“二线”，这个“二线”就是按照数字金融的规则，以法律及各种监管规则来合理界定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度。这个“二线”使得中国实际上可以将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经济扩大10倍以上。

　　粤港澳大湾区尽管面积只有全国的1.5%，但人口达到7000万，是香港的10倍，占全国的5%，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2%。中国的对外开放，包括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改善等，都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开放经济特区来先行先试，尽早融入世界发达经济体，也尽早让全世界看到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开放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年轻、最有前途、最开放、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如果把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港、中国12个自贸实验区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开放的离岸经济金融生态体系，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全方位现代化的一个突破口。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也许应该去试试。因为四十年前我们在做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它会创造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奇迹。■

　　（责任编辑  张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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