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军民：应把金融降低成本作为关键政策工具

　　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军民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军民表示，中国要想走出这一轮经济周期，国家和监管部门应该把金融降低成本作为这一轮中国经济走出周期的关键政策、关键工具。他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降成本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非常庞大。此外，国家已经推出了金融大开放的政策。

　　以下是演讲实录：

　　周军民：各位下午好！我平时主要研究产业领域，今天就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集中讲金融降成本的事情。通过今天上午的主题演讲，其实可以发现国内的宏观金融形势确实是很严峻的。上一个圆桌会议的几位专家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角度探讨，还是有很乐观的方面。综合两方面来讲，今天上午关于金融的严峻形势的讨论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结合我自己在经济研究的这些年的认识，金融风险的积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金融成本的问题。包括今天上午我们的很多推断、很多判断都是基于金融成本不断上升的假设，这里面是有一个潜台词的。

　　昨天，我们在探讨今天讲的内容，金融成本的降低到底应该怎么样为中国走出这一轮经济的周期作出贡献？我想讲一个最近几年思考的问题，2009年开始到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很长周期的调整，到今年已经是七年，下一步可能还有三年的时间，也就是十年，这是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整里最长的一次。我们在2012年就考虑过，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三大成本：一是土地成本，土地成本有时占到80%-90%；二是金融成本，这是我这么多年对经济研究里的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包括直接融资很贵很难，我们说的融资贵实际上就是直接融资的贵，就是在银行贷款以及派生的业务导致的融资贵。实际上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企业不仅仅对融资贵有很大的反应，为什么融资贵对企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企业在日常的经营里对生产端成本最敏感，二是资本市场融资贵，严重缺乏淘汰机制。这与欧美市场、日本市场的形势完全不一样，国外的发达经济体的上市数量都在往上走，指数也是。而我们数量是在往上走，而指数不是，投资和收益是往下走的，三是居民端融资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做的报告显示，居民端的贷款占到了金融融资总盘子的25%左右，仅次于企业的融资额度。所以我们平常经常讲的融资贵更多地聚焦于企业，而没有聚焦于居民生产部门。居民部门的融资贵最终回转嫁到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成本，正如一个人到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肯定首先要考虑要拿多少工资才能生活。第三个是能源成本，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中国要想走出这一轮经济周期，国家和监管部门应该把金融降低成本作为这一轮中国经济走出周期的关键政策、关键工具。我们看到，金融降成本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非常庞大。二是国家已经推出了金融大开放的政策，在这个现状条件下，实际上我们倒转过来就可以看到，金融本身的利润或是收益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就是一个成本，另一个就是在国家金融大开放的政策下，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金融在世界经济体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二是国民财富在全球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自身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对全球来说就是给别人一个很大的机会了。三是金融企业和行业要承担起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社会责任。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部门、企业和个人并没有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我认为金融行业要为大湾区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降低整个湾区的经济运行成本起一个关键的作用。具体有几个途径：

　　第一，金融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除了最近几年有一些非持牌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很活跃，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持牌的金融机构。金融始终是一个严监管的行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在金融的新生力量和竞争格局没有大规模改变的情况下，在顶层设计方面应该要率先作一些制度的调整。我们可以借用华为任正非先生的一句话，“大湾区要做好金融顶层设计，要降低金融成本，国家需要把金融监管更向大湾区或者长三角这样国家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地区放炮火，监管机构应该更前置到经济前沿阵地。”

　　第二，改变金融机构的单一生存模式。所有制结构单一，在金融开放的政策下，我相信这方面会有所改善。人才结构单一，只有世界大国或是经济发达体才会有发达的金融，实际上就是取决于人才和服务半径，要改善目前的人才结构，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际化人才进入到大湾区，有正常的人才流动，才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改变金融机构单一的生存模式。

　　第三，改变目前局限的金融产品。社会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选项一是不多，二是对收益有过高的期望，三是目前的金融产品主要局限在资产端。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虽然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实际上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所以导致金融市场给予社会投资者的一个信息就是必须要取得高的收益才愿意进入金融市场。

　　第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9月份公布的格力新大股东的转变，实际上最近两三天的交易率里，格力股份的走势给市场上一个很清晰的回答，就是金融与制造业的结合是市场很欢迎的一种模式。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例子是，伯克希尔的负利率资金成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这样一种金融资本与实体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对于降低金融成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目前大湾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也有一大批规模非常大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在大湾区也有十来家，到2030年可能会有翻倍的数量。所以从金融行业来说，应该有更多的金融资本与产业和实体的直接结合。

　　此外，金融也进入工业地产，金融如果进入开发端，风险很高。但是现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佛山、东莞，这四大城市基本上定位了后工业化的形势，那么工业地产运营端的机会，它的机会应该说远远大于其他城市，包括长租公寓、其他P2P的投资项目，它的收益风险应该更对称一些，这样可以降低目前整个实体经济对应的成本。

　　最后一个例子，金融进入规模化农业，应该说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第五，跨境金融降低整个社会金融成本。建议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特定的跨境金融的便利优势，包括现在澳门设立的交易所，未来广州要设立的交易所，都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应该继续开放这种资金的跨境流动，我们应该要利用这种国际上的互利互惠的作用，尽可能开放国内的市场，从资金的供给端降低整个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成本。

　　继续开放资金的跨境流动。十年期，我们还有三年的收益率，可以对比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包括香港、澳门乃至于台湾，他们的居民贷款中大概只有我们1/10的成本，我们国家降低居民端的金融成本的话，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降低也会有很大的贡献和很大的空间。两者之间看似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实际上降低金融成本就是降低金融风险，就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谢谢大家！

　　董昀：周主任，您刚才主要谈的是降成本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在您的观察中，大湾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哪些短板是我们要尽快补上的？

　　周军民：从补短板的角度来说，根据我的观察，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包括最近证监会的主席讲到的创业板的改革，其实在创业板推出之前，深交所很长时间主板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从降成本的角度还是从补短板的角度，国家金融业的一个重大抓手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运营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金融行业的成本问题。目前，大湾区范围内，有期交所的建设、有澳门交易所的建设，这两块还是处于方案的初步阶段，它们建成以后，我相信对整个大湾区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社会运营的系统性的完善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从补短板方面来说，九个市与港澳的联系，主要是跨境的问题。一是资金的跨境问题，二是人员的跨境问题，三是制度的跨境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就是很明显的短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到要在这些方面去完善，但是因为金融本身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其影响面会很大，而且是连锁反应的，所以这块短板其实大家都看到了，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方法在尝试，包括深港通、沪港通等。未来怎么样利用境外市场联通境内市场？也是我们当前的这种金融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出路。

　　整个大湾区范围内的金融业要补短板，就是金融人才的建设。我们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在广州是很及时的，我们单位也是国家级的高端智库，整个广东只有两家国家级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第三家。最近在讨论大湾区时，我专门研究了整个大湾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问题。今天上午也讲到了，我们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和美国差距很大，在教育投入或者说有效投入上还是有欠缺的。教育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整个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整个大湾区无论是从高等学校还是从人才流动方面来说，都没有优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短板。

　　我想主要是这三个短板，谢谢！

责任编辑：贾振飞 20318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