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军民出席并发表演讲。 周军民表示，中国要想走出这一轮经济周期，国家和监管部门应该把金融降低成本作为这一轮中国经济走出周期的关键政策、关键工具。他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降成本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非常庞大。此外，国家已经推出了金融大开放的政策。 以下是演讲实录： 周军民：各位下午好！我平时主要研究产业领域，今天就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集中讲金融降成本的事情。通过今天上午的主题演讲，其实可以发现国内的宏观金融形势确实是很严峻的。上一个圆桌会议的几位专家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角度探讨，还是有很乐观的方面。综合两方面来讲，今天上午关于金融的严峻形势的讨论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结合我自己在经济研究的这些年的认识，金融风险的积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金融成本的问题。包括今天上午我们的很多推断、很多判断都是基于金融成本不断上升的假设，这里面是有一个潜台词的。 昨天，我们在探讨今天讲的内容，金融成本的降低到底应该怎么样为中国走出这一轮经济的周期作出贡献？我想讲一个最近几年思考的问题，2009年开始到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很长周期的调整，到今年已经是七年，下一步可能还有三年的时间，也就是十年，这是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整里最长的一次。我们在2012年就考虑过，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三大成本：一是土地成本，土地成本有时占到80%-90%；二是金融成本，这是我这么多年对经济研究里的一个最直观的感觉，包括直接融资很贵很难，我们说的融资贵实际上就是直接融资的贵，就是在银行贷款以及派生的业务导致的融资贵。实际上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企业不仅仅对融资贵有很大的反应，为什么融资贵对企业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企业在日常的经营里对生产端成本最敏感，二是资本市场融资贵，严重缺乏淘汰机制。这与欧美市场、日本市场的形势完全不一样，国外的发达经济体的上市数量都在往上走，指数也是。而我们数量是在往上走，而指数不是，投资和收益是往下走的，三是居民端融资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做的报告显示，居民端的贷款占到了金融融资总盘子的25%左右，仅次于企业的融资额度。所以我们平常经常讲的融资贵更多地聚焦于企业，而没有聚焦于居民生产部门。居民部门的融资贵最终回转嫁到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成本，正如一个人到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肯定首先要考虑要拿多少工资才能生活。第三个是能源成本，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中国要想走出这一轮经济周期，国家和监管部门应该把金融降低成本作为这一轮中国经济走出周期的关键政策、关键工具。我们看到，金融降成本还是大有可为的，空间非常庞大。二是国家已经推出了金融大开放的政策，在这个现状条件下，实际上我们倒转过来就可以看到，金融本身的利润或是收益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就是一个成本，另一个就是在国家金融大开放的政策下，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金融在世界经济体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二是国民财富在全球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自身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对全球来说就是给别人一个很大的机会了。三是金融企业和行业要承担起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社会责任。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部门、企业和个人并没有承担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我认为金融行业要为大湾区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降低整个湾区的经济运行成本起一个关键的作用。具体有几个途径： 第一，金融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除了最近几年有一些非持牌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领域很活跃，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持牌的金融机构。金融始终是一个严监管的行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在金融的新生力量和竞争格局没有大规模改变的情况下，在顶层设计方面应该要率先作一些制度的调整。我们可以借用华为任正非先生的一句话，“大湾区要做好金融顶层设计，要降低金融成本，国家需要把金融监管更向大湾区或者长三角这样国家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地区放炮火，监管机构应该更前置到经济前沿阵地。” 第二，改变金融机构的单一生存模式。所有制结构单一，在金融开放的政策下，我相信这方面会有所改善。人才结构单一，只有世界大国或是经济发达体才会有发达的金融，实际上就是取决于人才和服务半径，要改善目前的人才结构，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国际化人才进入到大湾区，有正常的人才流动，才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改变金融机构单一的生存模式。 第三，改变目前局限的金融产品。社会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选项一是不多，二是对收益有过高的期望，三是目前的金融产品主要局限在资产端。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虽然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实际上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所以导致金融市场给予社会投资者的一个信息就是必须要取得高的收益才愿意进入金融市场。 第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9月份公布的格力新大股东的转变，实际上最近两三天的交易率里，格力股份的走势给市场上一个很清晰的回答，就是金融与制造业的结合是市场很欢迎的一种模式。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例子是，伯克希尔的负利率资金成本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这样一种金融资本与实体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对于降低金融成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目前大湾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也有一大批规模非常大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在大湾区也有十来家，到2030年可能会有翻倍的数量。所以从金融行业来说，应该有更多的金融资本与产业和实体的直接结合。 此外，金融也进入工业地产，金融如果进入开发端，风险很高。但是现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佛山、东莞，这四大城市基本上定位了后工业化的形势，那么工业地产运营端的机会，它的机会应该说远远大于其他城市，包括长租公寓、其他P2P的投资项目，它的收益风险应该更对称一些，这样可以降低目前整个实体经济对应的成本。 最后一个例子，金融进入规模化农业，应该说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第五，跨境金融降低整个社会金融成本。建议利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特定的跨境金融的便利优势，包括现在澳门设立的交易所，未来广州要设立的交易所，都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应该继续开放这种资金的跨境流动，我们应该要利用这种国际上的互利互惠的作用，尽可能开放国内的市场，从资金的供给端降低整个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成本。 继续开放资金的跨境流动。十年期，我们还有三年的收益率，可以对比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包括香港、澳门乃至于台湾，他们的居民贷款中大概只有我们1/10的成本，我们国家降低居民端的金融成本的话，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降低也会有很大的贡献和很大的空间。两者之间看似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实际上降低金融成本就是降低金融风险，就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谢谢大家！ 董昀：周主任，您刚才主要谈的是降成本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在您的观察中，大湾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哪些短板是我们要尽快补上的？ 周军民：从补短板的角度来说，根据我的观察，应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包括最近证监会的主席讲到的创业板的改革，其实在创业板推出之前，深交所很长时间主板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从降成本的角度还是从补短板的角度，国家金融业的一个重大抓手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运营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金融行业的成本问题。目前，大湾区范围内，有期交所的建设、有澳门交易所的建设，这两块还是处于方案的初步阶段，它们建成以后，我相信对整个大湾区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社会运营的系统性的完善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从补短板方面来说，九个市与港澳的联系，主要是跨境的问题。一是资金的跨境问题，二是人员的跨境问题，三是制度的跨境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就是很明显的短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到要在这些方面去完善，但是因为金融本身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其影响面会很大，而且是连锁反应的，所以这块短板其实大家都看到了，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方法在尝试，包括深港通、沪港通等。未来怎么样利用境外市场联通境内市场？也是我们当前的这种金融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出路。 整个大湾区范围内的金融业要补短板，就是金融人才的建设。我们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在广州是很及时的，我们单位也是国家级的高端智库，整个广东只有两家国家级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第三家。最近在讨论大湾区时，我专门研究了整个大湾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问题。今天上午也讲到了，我们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和美国差距很大，在教育投入或者说有效投入上还是有欠缺的。教育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整个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整个大湾区无论是从高等学校还是从人才流动方面来说，都没有优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短板。 我想主要是这三个短板，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近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出席并发表演讲。 杨涛表示，央行的金融科技规划涵盖的主要是面向持牌金融机构，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正是其最主要规范的、最主要支持的对象。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巴塞尔委员会等等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共识是未来三年要对于金融科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规范。 他认为，技术支持企业，大家要看到它不在央行金融科技规划直接覆盖的范围内，如果这些企业跟金融机构有合作，只能间接地约束金融企业。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这类企业要做金融，需要转为持牌机构。 以下是演讲实录： 杨涛：谈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离不开经济供给侧改革这个大的概念。众所周知，“经济供给侧改革”是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的，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相关概念边界都有进一步的维系或者重新的更新。之所以会强调经济供给侧改革，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增长当中逐渐遭遇了新的挑战，十八大之后2013年就对经济形势做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所以经济供给侧改革归根到底是一个所谓“破”和“立”的问题。所谓“破”就是降低低效部门的资源配置；所谓“立”是找到新的动能，促进资源在高效有前景部门的优化配置。 所以我们谈论经济供给侧改革中的各种概念，无论是从生产角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新的消费、数字化经济等，都表达了希望通过经济供给侧改革摆脱经济下行的压力，找到新功能。由此才能够衍生出对于金融的考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早是政治局于2019年2月2日下午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提出的，归根到底是两条主线。一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适应经济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如何有效服务于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重新进行的有效资源配置，既有利于去低效产能，又有利于在新的高效部门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因为我们知道数字化与新技术对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新的分工模式、新的企业组织边界都需要与之相应的新的金融模式来支撑，我觉得这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的主线。二是新技术、数字化、新规则对金融本身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在金融发展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组织模式、持牌金融机构与风控组织和数据服务商的合作？大量问题的出现，既有监管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新技术、数字化对原有的金融产业链也带来了解构。 当然，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通过当时习总书记的讲话“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这句话不仅仅是强调其重要性，也是政治层有一种心有余悸的感觉。金融如果把握不好，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 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其实大家已经作了很多解读，比如说金融要进一步为实体经济服务谈得已经很多，如何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范风险，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如何有一些新的着眼点，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所有的主线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有两条线索一直贯穿其中：一是新技术；二是新规则、新制度。无论我们强调的是金融自身的改革优化，还是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部门的优化，在当前的特定条件下，新技术、新规则的相互影响越来越突出。 单独谈一下金融科技，因为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技术的线索已经扑面而来。回顾历史，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因此它天然地就与信息技术的演变密切相关。比如上世纪末期，我们曾经讨论过零售支付产品的更新换代问题，当时政治层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一点就是能否从过去利用存折这样一个时代直接跨越到卡的时代，中间是否还要经历个人支票的时代？这看似是一个政策的选择，但是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新技术的支撑、有了自动化的交易、有了信息化的支撑，才能够让我们在零售体系当中跨越个人支票，快速发展。 所以整个金融业就是一部金融科技发展史，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科技创新这条主线。当然，个人认为当前整个面向新技术的金融创新，其实我们更多地要保持稳妥，避免求快。因为整个金融创新和经济改革都一样，有时候过于追求交易，不断迭代，反而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踏踏实实结合我们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优势，按部就班地往前做，就能够有所裨益。上一轮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没有形成理论共识就大步快上，造成了很多豆腐渣工程。 央行在早期就开始了金融科技规划的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对下一步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更有具体操作的指引。文本中大量都涉及到未来一段时间具体的金融科技创新要做些什么事，“发展”与“风险”字眼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也是出现得最多的字眼，虽然没有用“区块链”，但是用了“分布式数据库”，没用“开放银行”，但是用了“开放的SDK”等最重要的开放银行的标准。 未来，着眼于以新技术为导向，整个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后是有新的动力的，当然与之伴随着新的制度规则。在我们国家认识金融科技的从业主体，往往需要把它的边界略作一些界定，我们在研究当中，把金融科技的主体分为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技术支持服务机构；以央行金融科技规划为思路，未来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以备案和认证为原则的政策思路的推进，这一系列将会对未来整个金融科技创新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大家要看到，央行的金融科技规划涵盖的主要是面向持牌金融机构，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正是其最主要规范的、最主要支持的对象。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巴塞尔委员会等等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共识是未来三年要对于金融科技进入金融机构进行规范。技术支持企业，大家要看到它不在央行金融科技规划直接覆盖的范围内，如果这些企业跟金融机构有合作，只能间接地约束金融企业。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这类企业要做金融，需要转为持牌机构。 在当前新的金融环境下，地方金融还能做点什么事？我们都知道地方金融早两年非常火，后几年随着温州、泉州地方金改，有一段时间中央慢慢强调的不再是地方金融，而是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这两年随着地方出了一些风险问题，又绕不开地方监管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地方发展金融科技离不开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先行。中国金融科技、新金融领域的实践远远走在研究的前列，难以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互动融合。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创新者不重视研究、政策、监管，因为互联网的风格就是先做后说，但是到金融科技时代就面临一些大的挑战，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以及长三角这样一些高校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首先应该是研究先行。金融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发现金融领域这些年学科交叉越来越突出，早期金融学科交叉主要是交叉在数理领域，出现金融工程；交叉在法学领域，出现法律金融；交叉在心理学行为的领域，出现行为金融学、演化金融学；慢慢地交叉的领域越来越多，包括物理领域、神经识别领域、地理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大量交叉的学科不稳定，导致相关领域的创新也缺乏有效的基础支撑。 第二，开放视野。有段时间金融地理学非常活跃，就本世纪初，用地理方法来研究金融。因为过去竞争更多基于空间地理位置，后来金融学家喊出来说“地理已死”。从金融角度来讲，慢慢地方金融发展特别是开放经济区的地方金融发展需要逐渐跳出过去“拉一堆法人机构成立交易所”的方式。国内发展大数据比较快的地方讨论的一个课题是“如何把大数据交易的好处留在地方”，我理解就是因为过去他设了一个大数据交易所跟巨头们合作，最后发现许多好处没留在地方。如果停留在过去的封闭视角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未来如何基于开放视野看新金融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安全优先。无论是粤港澳还是其他几个主要经济集聚区，重中之重是把风险、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标准化、技术、产品做在前面，否则未来如果遇到大量的风险和问题，原先的创新也是归零。 第四，功能为重。不仅仅看数量、规模等指标，更重要的是看功能。 第五，大象转身。符合中央推动金融改革的大思路，最终真正踏踏实实去落实的，首先仍是持牌金融机构，全球的情况都是这样。 第六，科技孵化。重点还是支持一批纯粹从事金融技术应用的企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然而这类企业的界定并不容易，因为这里有大量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的机构是“挂羊头卖狗肉”。我看到一个统计，说截至今年10月，全国注册的区块链企业已达27500多家，一批AI从业人员非常高兴地说“太好了，有区块链的火爆，终于大量的‘专家’要跑到区块链去了！”，就是这个领域竞争就没那么激烈了，也暗指了业内存在大量“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个人认为即便有中央所谓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并不意味着大量此类机构可以迅速起来，个人认为三年之内，27500家可能最后留下的不到三位数，所以科技孵化技术企业的甄别是重中之重。 第七，场景构建。要形成底层技术与金融应用的有效融合，推动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标准化建设。 第八，产融共享。金融科技创新应更好实现与实体的互动、共享、共赢。 第九，生态建设。不管引入多少机构，做多少产品，长远之计到底还是生态的建设，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第十，人本原则。一则，金融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尤其是跨界人才；二则，从需求源头上看，金融科技消费者保护、专业知识普及教育，成为重中之重。[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人民银行佛山中心支行行长谢端纯出席并发表演讲。 谢端纯表示，金融供给环境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问题，实际上穿透去看不一定是金融问题，所以金融系统有时有点冤。我们的调查人员经常会发现，很多大型企业拖欠我们小微企业的款项有的长达一年半到两年，实际上小微企业是小本经营，只要货款能够及时收回，其周转不存在问题。所以商业信用问题演变成一个金融问题， 以下是演讲实录： 谢端纯：谢谢主持人，今天很高兴能够以一个基层金融工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跟各位专家学习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关经验，探讨有关问题。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的学术风格。 关于这个话题，实际上2017年第五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对我们的金融工作作出了四大原则、三大任务。今年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就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了重要论述。佛山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永恒的主题，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全国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基于这个问题，佛山金融系统这些年来紧跟着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的宏观政策方向，着重在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也积累了一些心得，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首先，我认为目前佛山金融呈现高质量发展态势。从总量来说，我们的存款今年前三季度增长了12%点多，达到16000多亿，贷款增长了16%，达到将近12000亿，总量逐年在递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深化。我们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比如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增长20%多，对先进装备制造业的贷款增长了46%点多，远远超出全市平均贷款增速。同时，对房地产的信贷增速在持续下降。从贷款质量来看，全市的贷款不良率为0.85%，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从架构上来说，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45%，小微企业的加权平均利率是5.5%，应该说是持续下降的。目前，佛山的金融呈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发展方向。在党建合作共建机制上，我们在全国探索出了一条比较好的经验。以人民银行率先发起成立了“1+N+X”的党建合作工作联盟，已经延伸到企业和政府之间，使金融从业人员牢牢把握住金融工作的正确方向，牢固树立以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为服务宗旨的经营理念。 第二，今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在全市评选出10名金融标兵和30名金融先锋。人民银行在党的建设方面与金融机构不是一个系列的，各自有各自的系统，但是我们站在共建的角度，我们的思想是牢牢地统一起来的。我们国家金融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坚持了正确的金融发展方向，我们的金融就能够快速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正确的金融发展方向，我们的金融就会受到损失。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主要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我们更多的是从内部挖掘，当然也在积极努力向中央争取政策。佛山的金融机构不多，就是几个城商行和农商行，这已经与佛山的制造业特点不相适应，佛山的第一产业只占1.5%，往往服务三农的指标达不到，很多政策享受不到，而且农商行开始分区经营，这块也是我们今后要加大推动力度的，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开放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主要通过引进来和内部挖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动南海金融高新区的创新发展方面，目前金融后台基地已初具规模，经营示范区的建设也在加快推动。我们在金融组织体系，特别是在支持金融机构参与供应市场的机会获取方面，应该也是走在前面的。 第三，在经营市场机构方面也是不断优化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各个板块联动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态势。解决一个金融问题，单靠一个金融机构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实现金融板块联动。保险业给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上保险，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征信服务，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都在不断加大。银证保产品目前也很受欢迎，投贷联动在佛山特别是大型的金融集团，现在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四，经营创新平台建设方面要加紧推进。我们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登记平台。作为一个基层金融工作者，金融供给是否有效不是孤立的，它受制于金融供给环境，特别是受制于信用环境，现在信用环境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可取、不可用还是比较普遍的，也不能让小企业像大企业那样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如何获取他们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这个平台发展得非常好，汇集企业1300多家，今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推广到全市，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注册到这个平台里来。这个平台的信息是非常充足的，同时我们也鼓励金融机构和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获取更多企业的行为信息。 第五，金融风险的问题。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佛山地方金融监督系统机制更加健全，已经构建了中央把握全局，作用有效发挥，地方落实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二是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预防和处置机制比较健全。三是认真落实去杠杆、去泡沫、防风险的综合机制。这些年特别是地方政府非常支持，非常配合中央的政策落地生效。这两年佛山市各级政府主动偿还地方债务将近500多亿，我想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是太多。在防范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风险的问题上，政府还成立了100亿的舒缓基金，我们也本着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的思路，推进有关风险的处置工作。 最后，还要强调我们的金融供给环境。目前金融供给环境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问题，实际上穿透去看不一定是金融问题，所以金融系统有时有点冤。我们的调查人员经常会发现，很多大型企业拖欠我们小微企业的款项有的长达一年半到两年，实际上小微企业是小本经营，只要货款能够及时收回，其周转不存在问题。所以商业信用问题演变成一个金融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也看到中央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另外，我们也在推进广东金融安全区和征信示范区的建设，已经得到了省政府的批复。今年已经在佛山启动了金融文化创新区，为什么说金融文化？实际上供需的对接还是要归结到理论的对接，供方的理念和需方的理念相衔接很重要，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举措。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5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近日在广州举行。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出席并发表演讲。 邢自强表示，下一阶段中国的增长潜力还是巨大的，他分析到，中国的城市化率跟发达国家比还偏低，比如美、日、欧平均8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我国仅有60%，且还有5亿多的农村居民。 如何让这么多人进城，实现城市化的2.0呢？邢自强表示，主要是靠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相结合，让中国的城市化率从当前的60%继续上升到75%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有2.2亿市民继续进城，使得人均GDP到了2030年左右达18000美元左右，比今天的9400（美元）接近翻一番。 以下是演讲实录： 邢自强：刚才几位同仁通过全球视角讲了在金融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行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很多机会，因为我的本职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我主要就实体经济角度会给接下来的金融和资产管理提供怎样的投资机会做一些分析，特别是我们最近研究的焦点，下一阶段中国的增长潜力来自于城市化2.0所创造的很多投资机遇对财富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启示。 这几年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和中国面临很多的担忧，外有贸易摩擦，甚至大家担心科技脱钩，内有一些周期性放缓和长期的人口老化，所以很多人怀疑中国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觉得潜力还是巨大的，但是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得走一条不同的路径，主要是靠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相结合来实现城市化的2.0，让中国的城市化率从当前的60%继续上升到75%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有2.2亿市民继续进城，那么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即整个劳动效率的增速可以保持在全世界的GDP中较高的（1.2到2左右）人均增长，使得人均GDP到了2030年左右达18000美元左右，比今天的9400（美元）接近翻一番。这听起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我们要结合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来释放这种生产率。 城市化本身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越来越多人聚集在城市，还有人员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雇主、公司和雇员之间的匹配会更容易，而且有产业链的集群效应、知识外溢效应。但是我们过去30年城市化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1.0时代的城市化投了很多“铁公鸡”，重建安，轻设备和科技，体现在建了很多机场、公路、写字楼，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也涌现出了很多大城市病，包括交通问题、房价、污染、社会安全和债务问题等等。 中国的城市化率跟发达国家比还偏低，比如美、日、欧平均8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我国仅有60%，且还有5亿多的农村居民。怎么克服这些大城市病是我今天说到的2.0阶段的主要焦点。主要靠三大支柱：第一、构建都市圈或城市群；第二、打造智慧城市；第三、农业现代化。每一个机制都要靠制度改革来结合科学技术。比如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构建里，我们既要看到城际铁路、通勤铁路在未来十年的大发展，也要看到从制度上可能会打破地区的行政边界限制，来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一体化社保、养老，促进要素更多地往城市群集中。在打造智慧城市领域，城市化2.0未来十年的投资可能更多是软基建、数字类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估算未来十年有接近8000亿美元的软基建、数字、信息科技的投资，也就接近6万亿人民币。第三块就是在农业领域，土地管理制度的进一步灵活改革，同时加以智慧农业，实现更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以及农业的物流现代化。 具体来讲，我觉得智慧城市会更独特，更有意思，每个国家都经历过城市化，广州以及深圳的CBD和世界上比较发达的都市如纽约、东京比起来，从外形上看已经不输于对方，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城市2.0可能更多的在内在，比如说海量数据、万物互联、智能分析、视觉计算领域，中国的优势可能会独步于全球。 那么具体来讲包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如5G网络铺开之后，结合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进一步使用来显著地提高未来城市的管理能力、承载水平。过去我们人一多，可能就担心交通拥堵、污染问题等，但是有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管理智慧城市之后，实际上可能使得人越多，反而城市越有效、安全，打造一个快捷、安全、绿色、环保的城市。这是中国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最不一样的，因为在智慧城市领域中国投资比较靠前，很多新技术的应用领先于全球，比如说5G网络，中国是主要国别里面全面商业化最快的，基本上明年要覆盖300个城市，而物联网、智能分析和视觉计算，中国的应用也比较早，很多互联网巨头已经拥有较多的消费者的数据，而且进一步扩大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而西方很多经济体在这方面的应用相对滞后一点。 这是我们看到的智慧城市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如果城市的承载能力提高了，人会往哪儿走？我觉得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五大都市圈未来可能会继续承载中国2.2亿新进城的人口，到2030年，每一个都市圈的平均人口接近1.2亿，也就是说每个都市圈相当于今天整个日本的人口，也就是中国的城市群可能是世界上规模上、效率上比较罕见、举世无双的。为什么是这五大经济圈？我们分析了很多产业集聚效应，私人部门的有效，换句话说，主要尊重市场规律，人往高处走。国际经验是这样，市场的诉求也是如此。美国主要是东西海岸人口多，中西部人口比较稀少，没有多少经济体和承载能力。日本比较典范的都市圈、城市群——东京（首都都市圈），占了日本三分之一人口（4000万左右），这都显示了国际经验上城市化也是往高处走，往几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从我们目前面临的市场的一些主动的诉求层面也是如此。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更多聚焦于建通勤快速铁路，而不是过气的五横五纵的大高铁动脉，现在主要是倾向于毛细血管，连接这五个城市群里面的中心城市跟周边二线卫星城之间的快速通勤，比如说广佛之间，惠州和深圳之间，让大家生活在半小时的生活圈内，这是比较符合规律的，如同在日本，东京的人口平均密度其实比珠三角、长三角高，但在东京可能没感觉人那么多，主要是因为大家主要居住在旁边的七个县和一个市，而不是东京市内，但是有JR线提供通勤铁路，30分钟到45分钟，中间不停，不是地铁每站都停，通过快速通勤可以让大家在市中心上班。这是未来十年发展的主要聚焦点，我们分析人士判断现在中国通勤铁路只有2000公里，也就是说，五横五纵的大动脉建的很好，但是毛细血管不足，未来十年会从2000公里增加到17000公里，在五个都市圈内都能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从制度层面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政府策略的变化：1、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东中西部平衡发展，过去讲的是大中小城市甚至是小的城镇化，现在从8月份的珠江财经委的会议能够感觉到明显变化，开始强调非常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过去二十年的方向发生了很明确的变化。具体来讲，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在实验三年一体化的计划，不管是在社保、养老保险领域，还是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还是在交通网络打通“断头路”领域，三年之内逐步实现三省一市（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一体化。大湾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从制度层面看到了很多明显的变化去扶植整个城市圈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允许更加透明的主干体系地方债在这几个都市圈的大力发展，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人来了也要往高处走，从农村到县城大家的收入会增长一倍，从县城到都市圈收入再翻一番，但要辅以合适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让他能找到工作，这一块未来的潜力也比较大。到2030年，我们预计五大都市圈平均人口1.2亿，相当于今天的日本，这种人口的聚焦和收入增长会继续带来生产力的提振效应。 以上是关于两个主要支柱——都市圈和智慧城市。具体来讲，2030年能实现什么呢？如果还有2.2亿的新增市民，实际上中国的生产效益可以保持在全世界较高的增值水平，1.5%到2%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仅次于韩国。到2030年左右，人均GDP有望上升到18000美元，突破了所谓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这是宏观上的大数。 微观上怎么实现？第一，到了2030年，通过8000亿美元左右的智慧城市信息数字科技的投资，由于万物互联和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提升以及智能交通的控制设备，可能大家通勤时间会比现在缩到一半，上班等等都在半个小时内达到。第二，由于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广泛公开，碳排放和人均污染排放会比今天低一半左右。第三，万物互联之后，物联网的设备会增加到160亿左右。电子支付、人脸识别、智能手机上的设备会变成一个万物互联的状态，使得依托5G低延时特性的智能家居可以随时实现自动的清洗、烹饪，通过无人机来提供下单、送货等，这些听起来比较枯燥，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已经慢慢地成为现实。之前大家去一些生鲜部买大闸蟹，或者去机场办登记，实际上刷脸就可以了，这就证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科技应用很多已经独步于全球，比较领先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2030年的一些分析。在这个背后实际上是依托了目前有的四优做出的分析：第一，基础设施领域已经有了最长最快的高铁网络，过去是五横五纵的大动脉，现在开始更多地聚焦于旁边的毛细血管、中心城和卫星群的连接。第二，比较长的人力资本，不管是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包括工程师的比例以及我们每年在基础研发领域的投资都在增长，中国现在一年的研发投入（R&D）3000亿美元，接近第三名和第五名的总和，德国、日本、韩国加起来的总和。第三，在新科技的应用领域，中国至少在这方面的隐忧少了一点，在AI、大数据领域，中国的5G网络铺得比较开之后，这些上（市）的也比较早。第四，在数据的广泛性领域，今天的互联网巨头已经通过数字支付、移动支付，拥有了很多衣食住行方面的种种数据，为未来进一步物联网的发展，把所有数据连接起来创造了一些基础条件。所以这些并不是比较科幻的远景，而是实实在在有近期的基础了，包括在政府策略层面的转变和提到的我们中央财经委在城市化方面的转变，以及几个地方的一体化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市场诉求相结合的政府规划，在长三角三年一体化计划正在推出。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从经济理论上去分析城市化2.0，带来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主要是三块，一是从工业互联网的兴起找机会，二是从传统服务行业的现代化与数字化改造找受益的企业；最后是这些超级大的都市圈崛起之后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取向。具体而言，第一步未来一两年即将受益的行业板块，包含了城市很多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行业，如我们所说的工业互联网的兴起，像5G网络、云、数据中心、AI、视觉计算等现在已经明确在受益，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加重视自主可控，也就是说自主研发等等，所以在这一块有很多企业已经在受益。第二块实际上就是传统服务业，它会经历数字化改造，在5G时代，由于5G的低延时、可靠性，首先在汽车领域，更多是电动汽车和大家重视的自动驾驶仪的提升，在物流领域也是如此，智能物流减少路程的送货时间，提升效率。还有在金融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金融科技来减少坏账风险，增加资本配置的效率，这些都是典型的传统行业正在经历科技的打造。第三块是未来超级智慧都市里面的新的生活方式，由于人口聚集以及收入的提高，必然对于消费模式有更强的苛求，不管是对于远程医疗教育，比如说有了VR科技、沉浸式科技之后，对于名师授课和名医生把脉这些需求都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逐渐释放出来。以及网购、智能家居等领域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未来每个人手上的物联网设备会从当前1个上升到7到8个，也就是说万物互联，创造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总结一下，我觉得中国对于短期内部周期性放缓担忧比较多，但是城市化的潜力还都比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走出不一样城市化道路，主要是要结合制度改革和科技赋能，这一块我们信息比较强，也能看到未来十年通过智慧城市的发展，对资产管理和投资行业提供的三大机遇，我就简单分享到这儿，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彭兴韵出席并发表演讲。 彭兴韵表示，现在这种高速扩张的投资动力正在逐渐缩减，而且过去的大规模投资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总思路、总基调，相应提出了有效投资。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以下是演讲实录： 彭兴韵：今天主题是金融高质量发展，今年2月份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同2017年中央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都明确指出，金融要回归本源、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应当如何去做？核心问题就在于金融体系需要更好地配置储蓄，提高储蓄的效率。储蓄的配置有三大基本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相应的金融工具体系。 今天的主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有效投资是关键，总体是否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反映在投资是否有效，刚刚殷剑峰教授也有提到资本根据回报率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非常关键。第二，投资规模型驱动。中国过去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当然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投资急剧扩张，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现在这种高速扩张的投资动力正在逐渐缩减，而且过去的大规模投资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总思路、总基调，相应提出了有效投资。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有效投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三，我们如何实现有效投资。我们看到中国过去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只选取了几个国家。中国固定投资额跟GDP之间的比重，最高的时候（2016年左右）超过80%，而美国在过去将近100年时间当中，其固定投资和GDP的比重，即便是罗斯福新政政府大规模投资期间，占GDP比重最高是24%的水平，之后几十年当中也一直维持在22%的水平。美国经济增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远远低于中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在讲过去依赖于高速投资扩张速度固然带来很多问题的同时，也强调确实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过去投资规模扩张驱动了经济增长，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这是我们过去在几十年当中从一个非常落后的贫穷国家跃而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体的驱动因素。过去十多年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居民就业增长，得益于投资规模的扩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第二方面，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善了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供给，我们的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基本上与美国相当，以可居住的人口省份来说，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密度比美国要高。第三是在短时间内很快地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人均居住面积从原来的10平方米到了现在的超过30平方米，而且中国大陆居民的居住环境让很多香港居民都非常羡慕，周边的公共服务的设施也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另外也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这种投资的扩张带来的几个问题。一是投资效率低下；二是带来了投资结构的扭曲；三是宏观金融风险不断聚集。 第一，历年来中国单位投资对GDP的拉动效率不断下降，这与美国同期波动中略有上升的情况正相反。反过来看美国的情况，一个单位的投资从50年代以来所带来的效率都相对稳定，宏观效益较高。第二，中国投资结构的扭曲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建安的投资，轻设备的投资；二是重固定资产投资，轻研发投资；三是重固定资本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重建安、轻设备。我们的建筑安装投资和企业的设备投资相比，前者是后者4倍的水平。建安有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从美国的市政部门建安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情况来看，在四大投资之前，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时，他们的建安投资也是高于设备投资的，大概是在1.5倍的水平。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这个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总体来美国的建安投资和设备投资是相对平衡的，大概都是在1：1左右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持续保持技术领先的投资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今年特朗普对华为进行制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任正非非常有远见，十多年以前就在打造华为的“备胎计划”。所以美国政府对华为制裁的当天，华为就宣布了他们自己的芯片及操作细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华为也像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投资一样，看着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也大规模地进军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盖很多的楼盘，而没有打造他的备胎计划，也可能在今天使中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其次，与大兴土木投资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研发投资一直非常低下。中国的研发投资与固定投资的占比，最高的时候在80年代在7%的水平，最低时是3%左右。而美国的研发投资占固定投资的比例多在10%以上。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研发比重在持续上升。 最后，重固定投资，轻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简单比较了一下德国、美国、中国在教育等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与固定投资之比，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占比不断下降到不足6%左右的水平，但是美国、德国都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这也是我们过去的投资高速扩张的过程中带来的结构性的扭曲，大家注重的是非常短期的利益，而研发、人力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比较有利的、但对短期经济增长非常弱的投资并不注重。 第三，宏观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刚才张晓晶教授也给我们作了更全面的阐述，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债务的效率也在不断地下降。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投资规模的扩张越来越不可持续，所以中央政府早在2016年时就提出了有效投资。在去年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的政策方针以来，我们看到的也是在提稳投资，并不是像过去一样强调刺激投资规模的扩张。什么是有效投资？经济学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是指为达到满足最终消费的既定产出而使资本投资最小化的投资，是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投资。其中有三个维度：在总量上就是促使国民经济沿着均衡路径增长的投资；在结构上是能使各产业间、企业间不同用途的资本边际回报率相等的投资；在社会成本上，是使社会成本与收益内部化的投资。我们有很多投资附带的社会成本，投资的主体自身根本不会去承担，比如说环境污染，大陆一些地区的雾霾都很严重，这些社会成本没有内部化，它也会降低了投资的效率。 为什么有效投资很重要？我们结合当下中国的一些形势，主要是存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需要。我们知道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其中创新、协调、绿色这三大理念都非常需要有效投资，我们刚才所说的严重污染的投资显然与绿色是相通的，过分地注重固定资产的投资而轻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与我们的结构上的协调是相通的。二是投资规模扩张德和动力已经大幅度衰减。三是宏观怎么样均衡的需要。四是经济结构均衡和协调的需要。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时间关系这几点不再展开讲。 对于投资规模扩张的动能大幅衰减，我们在此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在2015年、2016年在整理数据时已经发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两个基本的现象：一是在2013年以来的这几年中，政府的投资扩张以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效地及时带动民间投资；二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也不能短时间内迅速地带动制造业的投资。这也是过去几年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整之后，为什么投资还不能够进行快速有效回升的原因。这些或许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的一个内在的表现。 如何实现有效投资？特别强调几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要“稳”。我们过去投资的扩张都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为了经济增长而大规模地投资，同时带来的也是债务累积、杠杆率上升的外部投资的扩张以及金融风险的积聚。二是投资主体结构要优化。要达到有效投资，我们要明确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比重。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产权保护就尤其重要。2016年，中央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对政府主体结构就作了很完整的表述。对于竞争性的领域，政府原则上是不应该去投资的。三是为消费而投资。中央政府也作了很好的表述。我们过去很大程度上在投资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有相当的程度就是为了保增长而投资，至于这种投资对于未来的供给面的效益带来了多少，考虑得较少。四是为民生而投资。这也是为了改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总书记一直强调的“要让中国的老百姓更多地受惠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新发展理念当中的最后一个——共享。从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新时代而言，最后两个是最关键的——为技术和研发而投资，以及为人力资本而投资。这是实现有效投资的六大方面的重要取向。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为了实现为技术和研发投资、为人力资本而投资，我们要善待企业家、善待广大的科研工作者。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出席并发表演讲。 张晓晶表示，居民杠杆率实际上是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的，房价现在之所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是居民杠杆率稳定了房价，现实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变化和房价的变化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跟居民总贷款有关系。这意味着，居民个人经营和短期消费都变相进入了房地产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杠杆率是支撑房价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现在中央政策是保持房价不升不降，那么就必须保持居民杠杆率的稳定，也就是说保持它的适度增长。 张晓晶指出，有人在提居民要不要去杠杆，这是没有了解中国现状，居民部门去杠杆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导向，中央政府没有提出来，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居民去杠杆。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午好！刚才殷剑峰教授讲到了对于增长的担忧，我想首先讲一点增长的问题，这在过去很多年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过去发明的“宏观调控”这个词，其实主要是来应对增长过快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中央要用“宏观调控”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要压一压，我们不是担心增长过慢，我们担心增长过快。现在出现了很多情况，有说法称经济不好等等，咱们要逆着周期，要给它力量，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 为什么增长问题引起大家很多的担忧，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是我们不能够支持增长，不是我们没有政策、没有能力让增长在上面，而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就是我们的杠杆率不断攀升，因为它所带来的是整个宏观风险的上升，我们有三个攻坚战，而且提出在2020年左右，三大攻坚战要基本告一段落，但是从今天来看，比如环境蓝天保卫战，比如扶贫攻坚战，似乎一定意义上告一段落，但是能不能在防风险问题上告一段落，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 所以我今天就要讲一讲一方面怎么去保增长，另一方面怎么面临着“紧箍咒”，这个“紧箍咒”有没有办法让它松一松。 宏观杠杆率是什么含义？就是整个债务比上GDP，有时候企业也讲宏观杠杆率，但是更多是微观杠杆率，也就是资产负债率。我特别强调一点，市场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2020年我们要全面完成建成小康的任务，我们对保增长是有压力的。我们指出来，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GDP规模和人均GDP两个都要翻番，如果要实现翻番怎么办？今年保不了，明年保不了，如果没有别的情况发生变化，都需要做到这两个翻番。显然这个给央行、财政部门都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有意思的是，市场上总是在流传各种说法，发改委搞不定的事儿，统计局能搞定。今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GDP会上涨，这就意味着我们明年增长率其实根本不需要达到，据说是5点几就够了。我讲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强烈去保6.2%增长目标的压力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实施宏观政策的时候，弹性就大很多，我们的定力就更强，我们就会更容易涉足“第三支箭”，就是机构改革，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么从杠杆率来看，我们发现，宏观杠杆率是支撑增长的最重要助力之一，之所以当做是助力，我们从来不认为信贷一出去，整个经济就会好起来，但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推动力，没有这个很难实现增长。 从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第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达到了超预期的6.4%，原来是很悲观的，到了6.4%大家就放心了，实体经济发展超出我们预期，因为有中美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好？一方面有实体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付出了代价，即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而且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时候，一年要增长12个百分点，一个季度要上升一个百分点以上，这是最快的速度。一季度增长了5.1的百分点，我们写政策报告时写道政策中心偏向了增长，这个总是没错，但是发力有点过。我们当时对于杠杆率快速攀升提出了这样的担心。 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出现了一个过度的调整，它超前了，当二季度一下子从5.1个百分点到0.7个百分点，一年才2.8个百分点，要知道，2008年到2016年是每年2.3个百分点，所以0.7个百分点是绝对太低了，所以我们的二季度报告主要关于稳增长助力的问题，三季度增长是1.6%，据说这是四舍五入的结果，弄不好就是张平教授提到的“5时代”。 如果说我们认为宏观杠杆率重要，那么就在这儿体现了，它和经济周期是密切相关的，我认为三季度是平稳的，宏观杠杆率回到了一个中位数，1.6个百分点，这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样一个比较合理能否真正能够保证经济较快增长，我认为仍然是有难度的。为什么这么说？过去保增长，这个杠杆上升幅度超乎大家想象，2009年杠杆率一年上升了31个百分点，大家想想放了多少货币，现在三季度是1.6个百分点，那么一年才不到7个百分点，显然这样的力度是不够的，但是所有的稳增长是否都需要简单的加杠杆来实现，我们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比如改革等。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根据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变化的数据，可以看到过去增长是非常快的。那么从201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去杠杆，2016年杠杆率继续攀升，我们经常会被当时的经济增长所制约，因为2015年10月提出来要降杠杆，但是到2016年一季度所有数据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中央已经掌握了我们一季度运行情况，压力很大，季度GDP降到很低的水平，再就是信贷的大幅度扩大，2016年并不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大家也能看到，2016年信贷扩张带来了全国房价上涨，大家把这些数据关联起来，杠杆率和房价关系密切，后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在2017年才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功。 这里面大部分时候不讲金融去杠杆，因为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实体部门，金融去杠杆也有利，但是要配合实体部门。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实际上比实体去杠杆是更严厉的程度，但是今年三季度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们根据负债方和资产方统计发现，金融去杠杆在三季度，特别是负债端，已经由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加了一点点，保持基本稳定，这说明我们金融去杠杆也好，还有其他方面的去杠杆也好，为了适应去杠杆的要求，我们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接下来讨论各个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正是因为他们的变化构成了宏观杠杆率的变化，而且中央提出来结构性去杠杆，所以一定要规划好，各个部门是怎样的情况，它有怎样的风险，结构性怎么去杠杆。首先是居民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实际上是一直保持平稳上升的，而且这个上升的幅度是非常快的，我们过去的十年，2008年到2018年每年增长3.53个百分点。美国在最快的时候是2000年到2007年，也就是次贷危机之前，杠杆率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增长3.53个百分点，已经接近美国最快的速度。再看今年，前三季度基本上每个季度1个百分点，那么全年接近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幅度和美国居民杠杆率上升最快的时期基本上追平。但是这样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担心，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内部报告都在谈到居民杠杆率的风险，其中一点是居民杠杆率上升太快，其中原因要非常认真来分析。 首先中央在提出稳杠杆的时候没有想清楚，我们去掉企业的杠杆，相对来讲这是比较快的，中央政府杠杆、地方政府杠杆又不想升，这时候只有一个部门可以来稳杠杆，就是居民部门，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居民部门的加杠杆来稳增长，没有居民来承担杠杆转移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实现了。我们去看居民杠杆和房价的关系，我们得出结论是，房价现在之所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是居民杠杆率稳定了房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来得出这个结论呢？住房抵押贷款的变化和房价的变化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跟居民总贷款有关系。这就比较奇怪了，居民总贷款里面还包含了居民短期消费贷以及个人经营贷，为什么总贷款比住房抵押贷款关系更紧密，也就是居民个人经营和短期消费都变相进入了房地产市场。由此我们得出来，居民杠杆率是支撑房价最重要的一环。如果现在中央政策是保持房价不升不降，那么我们就必须保持居民杠杆率的稳定，也就是说保持它的适度增长。 有人在提居民要不要去杠杆，这是没有了解中国现状，居民部门去杠杆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导向，中央政府没有提出来，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居民去杠杆。 接下来我们讨论各个地区、省市、城市的居民杠杆率，发现各个地方的情况比全国的情况似乎要严重得多，首先看各大城市，通过我们可以去估算它的杠杆率情况，全国才到50%多，杭州是全国的两倍，超过100%，厦门接近100%，还有温州、海口也很高，比较低的是襄阳、宜昌等等，广州达到了73.4%，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城市跟全国有这么大的差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被数据所迷惑而认为这些城市要么房价崩溃，要么杠杆率崩溃。大家去想，去杭州买房的都是杭州人吗，可能在座各位在杭州有房，北京人也有可能去杭州买房，你去杭州买房可能在当地去按揭，你贡献了杠杆率，但是你没有贡献它的经济，没有在那里工作，没有创造那里的GDP，所以杠杆率与GDP之间是有很大的缺口，所以这样的杠杆率是不能衡量当地居民杠杆率的指标，要打折扣。 那么各省区是怎样的？也有这样的差距。我们也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很多省比全国杠杆率要高得多，但是好在差距小得多，相比起来跟全国跟接近。因为这里面GDP是地方GDP，地方GDP加总和全国差异很大，而且地方GDP规模远远高于全国GDP，但是近几年差距越来越小，到了2018年差距在GDP比重1.6%，很小。所以我们认为，省份居民杠杆率对全国杠杆率来说还保持稳健。 接下来讲企业，企业部门杠杆率的问题其实被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说地方政府债务，但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转移了，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显性水平很低，地方政府债务是它的隐性水平，地方隐性债务现在不在地方，在企业，划到了国有企业，所以企业杠杆率是100%，占GDP1.6倍，英国是60%，美国是70%，德国不到60%，所以中国是非常高的。这个高的原因在哪儿？在企业杠杆率160%里面，我们估算大概65%左右，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把企业债务进行划分，一部分是国企，一部分是民企，国企占到60%以上，而国企债务里面超过50%以上是融资股权债务，如果大家对这个结构不了解，就永远不能理解中国债务水平为什么这么高，中国企业债务水平为什么这么高，无法去理解，好像中国企业以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方式在运行，如果把国企债务里面融资平台债务抛去，我国其实和国际水平是很接近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企业去杠杆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很大成绩，2017年以来，十个季度其中只有两个季度在回升，其他一直是下降的，这个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呢？我们代价是什么呢？我们越是去杠杆，我们国企债务占整个企业的债务就更高，因为我们去掉了民营企业杠杆，但是国有企业杠杆仍然是在比较高的位置，特别是国有债务企业去不掉，中央出了很多政策，地方也有很多呼吁，要考虑实际情况，怎么样处理清理企业所带来的安置员工、财政问题、坏账问题等等，有很多问题，这是其一。第二个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去企业杠杆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看到，尽管CPI在上，但PPI是在负的，如果PPI是通缩的状态，那么通缩是去杠杆造成的。我们用企业的杠杆率和PPI年度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发现，非金融企业年度杠杆率对于PPI有预测作用，我们发现，PPI还是在下降，但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其实是回头了，已经往上走了一点，也就是说明年PPI有可能会往上走，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我们用了季度环比，发现也有类似的规律，都是回头向上。所以如果我们要使得整个经济景气周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我们再给企业去杠杆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有针对性，我们过去针对所谓国企，但实际上这个差别并没有真正那么明显。 关于政府杠杆率，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政府杠杆率总体是低的，其中中央政府杠杆率是更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杠杆率没有任何债务问题，政府有很多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债务，我们估算，2018年，整个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45到50万亿左右，这是很高的水平，占GDP50%到60%，也就是说如果把隐性债务去掉，政府杠杆率会上升50到60个百分点，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 第二，刚才专家也有提到偿债高峰，但是如果根据现在的估算，今明两年并不是偿债的高峰，到明年全面建设小康，总的城投债和地方债占比14%，但是在之后会上升，达到将近30%左右，也就是说，2021到2024年会比较高，十四五期间会面临偿债高峰。政府借债都用出去了，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可能存在政府发债以后比较宽裕了，可以搞建设，搞投资，但是实际上这些钱没有很快用出去，所以我们把债务减掉政府存款，包括机关团体等等，有人考虑说机关团体的钱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包括社科院的钱，我们也是预算到位拨款到各研究所，但是执行进度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把钱花出去，其中存在财政部门管拨款的问题，但是纪检部门、审计部门是管花钱的事儿，那么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这个本身制度设计是相悖的，不应该有了钱乱花，但确实制约了预算，导致现在出现政府债务是负的。所以现在中央提出来，我们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包括社科院也接到了这样的任务怎么去加快，就是说用活资金，如果说有钱没有用，发多少债也没有意义。 金融部门杠杆率实际上是上升了，金融去杠杆现在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适应性调整来支持增长。 最后，来谈一谈政策，因为所有时候讲政策都要回归到改革，关于改革的问题我就不说的太细的，我就说跟稳杠杆相关的政策体系。首先如果我们要稳定总需求，就是稳增长，必须杠杆率保持稳定上升。过去在2017年杠杆率一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当时有一些媒体说，我们将有能力在未来去掉多少杠杆，其实这个说法太乐观了，在今天这个阶段，尤其处于新旧部门转换，经济新常态，经济下滑的阶段，我们需要有助力，信贷也好、杠杆也好，来稳住增长水平。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每年杠杆率保持略有上升，是有必要的。包括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杠杆率上升了5.1个百分点，我们预测全年应该是8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前三季度是7.4个百分点，我们今年一定是8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是支撑我们增长的重要助力。 第二，我们怎么从结构上来做文章，我们不希望总杠杆增长太快，我们需要结构调整。首先居民杠杆率要适度稳定增长，它的涨幅可以回到一年3.5或3.2个百分点，3到4个百分点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水平，不能增长太快，不然房价增长太快，不是说房价泡沫，而是说要维持房价稳定、社会稳定。 企业去杠杆更重要的是国企去杠杆，同时今天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出来，国企去杠杆里面，除了要应对僵尸企业的退出，我们还需要应对融资平台，融资平台债务怎么办，有些专家建议发行国债，把隐性债务替换掉。所以总的这个方向就是政府还是要加强，但是也有针对性，是中央政府加强。这个研究就出现问题了，中央政府加了这么多杠杆，谁来买呢？日本政府杠杆率非常高，200%多，但是其中有很多是日本央行购买，那么这样一个体制，也有人说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能不能让我们央行干这个事儿，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购买国债，我们叫做“特别国债”，但是央行需要购买。如何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国的制度架构还没有真正形成对于部门行为的约束，如果说我们现在赤字也好，我们政府发债也好，全国人大有类似的机构对它形成制约。如果我们放开了，做大一点，多发一点，反正央行来购买，我们把它形成制度，同时没有对政府扩张行为的制约，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个平衡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可以让政府加杠杆，可以让央行适度购买债券，但是一定要设定制度架构，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如果没有建立这样的制约机制，而比较早的来推出这样的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比现在政府杠杆率上升带来的风险更大。 最后我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结构上做一些文章，如果我们能够使得杠杆率保持一个平稳率的上升，我们增长将是有保证的，经济普查也可以看到，明年经济增长也没有担忧，最后还是要回到有了定力的情况下还要推进改革，“十四五”的希望将会更大，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张平出席并发表演讲。 张平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的趋势，他认为，从全球看，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弱需求，二是低利率。弱需求是由于中国PMI下降，导致了全球工业制造水平的下降，10月份，我们的PMI仍然在50%以下，仍然在收缩的过程中，PMI的下降引起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变弱，刚才看国际组织也全是认为这个结果。 谈及低利率，张平表示，全球负利率状况进一步深化，发达经济体大量的利率都变为负利率，中国现在应该有很大的降低融资成本的空间。从国债来讲，中国的国债和汇率保持稳定，大量的国际资本也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我们的国债市场已经容纳了很多外部资金，因为中国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比较稳定。 以下是演讲实录： 张平：非常高兴能够以双重身份，既是教授，又能够作为理事长落户到广东，非常希望能够为大湾区多作点贡献，谢谢大家的光临！我给大家作一个经济的展望。2020年的时钟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能看到中国经济在外部的冲击下仍处于增长的下滑状态。今年经济增长大概保持在6.1%，预计2020年达到5.8%，这是按照环比比较悲观的情景进行的预测。国际组织也做了预测，IMF认为2020年经济增长是5.8%，OECD也下调到了5.7%。 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外部冲击下压力比较大，全球由于贸易的收缩导致了制造业的压力，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冲击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国出现了出口、制造的“双降”，这无疑是外部冲击。同时，我们放弃了过去重要的调节手段——地产，所以出现了“三降”的格局。每一次降都是有压力的，2012年，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导致我们在2012年以后经济增长没有超过8%，2015年随着服务业超过50%，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超过7%。这次受到外部冲击和制造业的压力，经济增长有可能进入“5时代”。 这几年加大了调节力度，使得经济增长减缓但很平稳。但是微观层面上，我们现在压力重重，高质量转型必须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转变，广东引领了高质量转型，已经摆脱了下滑的压力，反而逐步向上，特别是广州。经济压力的下滑仅仅靠基建，虽然现在平稳化了，但是难度依然比较大。可以看到，很多基建花了很大力气，过去是双调节，即房地产和基建互为波动，现在基建单轮驱动确实是难度很大，其中最大的难度就是财政，虽然全面加码，但是地方财政困难重重。前三季度，只有广东省一枝独秀，财政收入第一，其他地方的压力更大。目前累计赤字已经超过了预算赤字，未来三个月减费降税加上扩大支出，会扩大一般性的财政预算，这又是我们现在不太允许的。现在主要依赖于专项债，专项债在前九个月也已经花完了，需要挪用2020年的专项债额度，但是现在还没看到。所以看难度，地方政府现在主要依赖于专项债，自身的能力已经下降。国务院提出的深化税收改革三条，也都是稳定地方财政的方法，现在主要是第二条的作用大一点，但是整体来讲作用不是很大。第二条留底退税机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的压力不那么大。至于消费税后移，因为现在我们开征的消费税有限并没有在根本机制上改变，而且只在珠宝和高端手表上，这个范围有限。所以整个财政的压力提高了。现在尽管使用了逆周期调节，但地方财政压力还是很大，尤其是降费，大大落到了地方，所以国务院出台的三项政策也是希望稳定财政，但是也证明财政的深化改革是下一步最根本的问题。 除了刚才说的财政压力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政策的压力也非常大，每一次下降都与地方隐形债务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压力有关。但是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但要支撑巨大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而且缺少必要的税收来源，因此债务和土地财政一直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必须进行财政的深化改革。 现在的更不利的条件是企业通缩，猪通胀，这个在广东感受更深，因为广东猪肉价格是比较高的。企业PPI9月同比为-1.2%，减税基本上没有实现利润的增加，反而基本上被通缩压干了。猪肉的价格上涨很快，9月CPI为3%，预计2020年2月突破4%。尽管我们的猪瘟疫苗现在已经投入使用，整个扩产也在开始，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存栏量还是不够的。现在好的猪都在育肥，主要是通过豆粕来进行的一个量价齐飞，就能看到，未来到2月份，猪肉价格仍然是一个压力，所以预计CPI突破4%，这样就使得2020年非常有难度。 我们的难度现在显象的非常清晰，从金融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的资产收益率在下降，因为企业通缩；另一方面CPI在上升，我们要求的资产回报率还要提高，所以这个岔口是最近我们非常困难的地方。 从货币政策来讲，央行实际上基础货币没有上升，主要通过降准来置换MLF，降低了基础货币供给，主要是扩大了乘数，所以能看到乘数占比很大，接近6.5%，但是我们的整体基础货币情况没有很高，所以现在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上保持了非常审慎的态度。 从全球看，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弱需求，二是低利率。弱需求是由于中国PMI下降，导致了全球工业制造水平的下降，10月份，我们的PMI仍然在50%以下，仍然在收缩的过程中，PMI的下降引起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变弱，刚才看国际组织也全是认为这个结果。全球负利率状况进一步深化，发达经济体大量的利率都变为负利率，中国现在应该有很大的降低融资成本的空间。从国债来讲，中国的国债和汇率保持稳定，大量的国际资本也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我们的国债市场已经容纳了很多外部资金，因为中国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比较稳定。全球的负利率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发达国家的债务永续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大量的债务都用于了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所以它的债务没有特定的资产回报，而中国的债务沉淀在资产中，很多是有回报率的，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债务都在公共福利债务中，没有特定回报率，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债务永续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把利率压低在经济增长速度以下，就能保证债务的持续性。所以这种格局就使得全球又进一步地进入负利率的状态，这是与经济低迷高度相关的。我们也能看到经济体越是依赖于制造业，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在全球的这种情态下，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外部的持续冲击。 在我们看来，大湾区确实引领了中国高质量增长，因为只有大湾区经过多年的调整，特别是广州，走出了一波与国内经济增长不一样的机会，这也是我们认真总结广州的经验，看看怎么把这些重要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因为广州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9%，深圳经济增长6.6%，远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的6.2%。大家知道，越发达的地区其实增长速度应该逐步变缓，而不是非常高的增长，因为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将近100%，服务业比重广州也很高，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增长？就要看你的服务产业是不是升级了，否则获得不了这么高的增长。广州金融也增长得很快，也是成为深化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方面，在此我不一一详尽地与大家讨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货币金融系统已经从储蓄动员体制向激励创新、风险防范、信任机制转变，这一点必须进行重要的转型。广东在这方面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强。从新三板来讲，核心是建立资本主体地位，这是新三板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重要任务就是需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础。 从产融结合来说，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产融结合的重要道路。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两套国际化法律体系进行对接，我认为这是大湾区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大陆法系，它对于很多经济运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香港是英美法系的，它对资本市场的促进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两个法律体系的对接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能看到中央给湾区的大量的金融指示已经非常清晰地把这些东西纳入到思维中，包括对广州和澳门都强调了绿色金融。我们的研究院专门设立了国际化绿色金融杂志，整个绿色体系主要是基于欧洲法律体系建立的，欧洲是非常重视绿色金融的，而中国尽管在全国成立了8个交易所，但是我们在国际化的标准和法律基础架构方面是做得不好的，有很多专家已经说了，连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法律交易框架都没有完成，所以能不能与澳门这些进行产融合作也是我们未来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探索了很多，包括花都的绿色金融都做的很好，所以产融结合是未来我们重要落地“一国两制”的方面。 在此，我简单描述一下产融结合的路径，路径一是直接融资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与香港英美法系进一步对接。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好，整个大湾区的上市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它的GDP，也就是说不包括新三板，我们的资本化水平已经很高，已经超过100%。2018年大湾区170多家上市公司，加上450多家新三板公司，我们整个资本化水平上得非常快。2019年，我们又在快马加鞭，这还不包括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基于信任的直接融资主体逐步壮大，这是未来最重要的广东金融产融合作的重要战略，就是推动中国从间接融资体制转向直接融资体制。但是也能看到，我们的行业分布还是比较偏的，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还需进一步努力，让更多的现代服务业能够上市，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了全球包括贸易和制造提升的核心。在研发强度上还是偏弱。现在广州的上市公司资本收益率还是低于融资成本，所以还需要优胜劣汰，加强我们的竞争。产融结合的路径二是绿色金融与澳门大陆法系对接，与欧洲形成交易体系。路径三是发展租赁与实体经济深入对接，提升服务与制造业质量。租赁业的发展对于服务业和产业的深化非常重要，我们租赁业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在租赁行业仍有大的发展潜力。路径四是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创新生态。深圳和广州都在供应链金融上发力非常大，尤其是广州，供应链金融除了金融科技的转型，更要做出新的创新生态圈，。什么叫创新生态圈？我们要有一整套中小企业的激励体制，要有一整套服务于中小企业分布式创新的包容共建特征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推动大湾区引领中国高质量增长。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理事殷剑峰出席并发表演讲。 殷剑峰站在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谈到地方债时表示，今年1到9月，地方政府发债速度还在加快，基本上是“我用青春赌明天”。他介绍到，根据各省市债务的水平、发债的利息，统计它未来几年需要偿债的本息与地方政府两本账深入作一个比较，到明年、后年这种偿债率都上升，尤其是到后年，像有的地方的偿债率能高达50%以上，也就是说当年他要偿还的债务本息相当于地方政府两本账的50%，基本上不可能还得起，而且穷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这种现象。 他还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现状，他把2010年和2016年的数据做了对比，发现在2010年，大型银行资产份额占比57%，到2016年下降了47%，增长快的主要就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他表示，目前中国有4000多家中小型银行法人机构，这4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中，估计有问题的不在少数。“未来银行业集中度一定是提高的，提高的方式要不是像包商银行破产清算，要不是像锦州银行兼并重组。所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整个金融行业未来日子也不好过，即使未来不会发生极端的情形，中国的杠杆率也会上升。” 以下是演讲实录： 殷剑峰：刚才张平理事长介绍了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三降局面令人很悲观，我给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改革提效率。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有很多渠道，最简单的增长渠道就是GDP增长率=MPK（资本边际产出）×投资率。投资越多，增长越快。投资效率越高，增长越快。 考察中国的资本边际、综合投资率，改革开放以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投资效率很高，投资率也在不断上升。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不太好的一个现象，投资效率MPK在持续下降，特别是2013年十八大之后，在MPK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投资率也在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 我们研究越来越发现，中国在一些方面和日本很像。我们知道日本从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之后陷入长期的停滞，所以日本经常是被我们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说中国不能像日本。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中国如果能够像日本那就好了。我们可以看日本的教训：1985年广岛协议后，日本大幅提高了投资率。但是与此同时从1985年之后，日本的MPK不断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投资率上升，投资的是什么东西？房地产。所以1990年泡沫危机之后，日本在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危机，投资率也在不断下降。 MPK下降、投资率的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20多年的长期停滞。但是从2012年中国十八大之后，日本的投资效率MPK在往上提。一个严重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现在看起来正在好转，有很多研究报告发现，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它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最高的，但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似乎是最幸福的一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日本的政治组合就是安倍提出的三支箭：扩张的财政政策、适应财政扩张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结构改革。 进一步考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MPK，决定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MPK，是投资效率，投资效率高，投资率上升，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如果不高甚至下降，提高投资率就会很危险，就会出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的状况。这里给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包括巴西、阿根廷、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除了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有其特殊性之外，MPK持续下降的主要是韩国和中国，尤其是中国，中国的MPK在十八大之前（2013年前）是主要经济体最高的，但是从2013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MPK下降得非常明显，现在已经被印度超越了。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中国的MPK已经接近美国的MPK了，美国是一个高速度国家，人均GDP6万美元，中国勉强达到1万（美元），按照这种速度，中国有可能会进入长期停滞。 在MPK不断下降的过程中，中国的杠杆率还在不断上升，负债还在不断上升，在负债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究竟哪个部门的负债值得格外关注？地方政府。随着减费降税，地方政府的收入在不断减少。但是基建投资稳增长依旧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负债还在不断上升，另外在我国的非金融的杠杆率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最高的，但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如何构成的？其中之一就是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所以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值得格外关注。进一步考察十八大以来各省市的投资率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省市的投资率都下降了，除了少数特别是如贵州、宁夏、青海等落后地区投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与此同时进一步与十八大之前相比较，比较各省市投资效率MPK，我们发现全国30多个省市MPK全部下降，没有一个省市是提高的。在全部下降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北上广下降的程度是比较低的，而落后地区（包括云、贵、川）、天津等地MPK，比如天津的MPK只相当于2012年的35%。进一步比较各省市的投资率和MPK，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投资率越高，MPK越低。 投资靠什么？投资肯定是靠债务。考察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债务，这里我们把城投债也算上，会发现一个现象：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地方政府杠杆率越高，比比如贵州地方负债就非常高。 再看城投债，为什么要格外关注城投债？因为城投债没有政府的隐含担保，说违约就违约。城投债占比最高的地方是天津、重庆、贵州，大体也是落后的地方的城投债的杠杆也很高。 前面的杠杆我们是用负债比上GDP，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关键的是他的收入。我们知道地方政府收入四本账：一般性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我们考察一般性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将这两笔账作一个比较，大体结论和前面是一样的，依然是落后的地方杠杆率水平高，比如说云南、青海、贵州，贵州是排名第一位的，天津排名第四。 负债高，如果他能还得起也没问题，那么能不能还得起呢？我们根据各省市债务的水平、发债的利息，统计它未来几年需要偿债的本息与地方政府两本账深入作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到明年、后年这种偿债率都上升，尤其是到后年，像有的地方的偿债率能高达50%以上，也就是说当年他要偿还的债务本息相当于地方政府两本账的50%，基本上不可能还得起，而且穷的地方基本上都存在这种现象。所以今年1到9月，地方政府发债速度还在加快，基本上是“我用青春赌明天”。 财政风险如果都是财政的问题也罢了，问题是随着财政部推出“堵后门，开前门”，地方政府发债全部是公开市场发债券的。2008年银行持有的债券规模只有5万亿，到2018年35万亿，翻了近3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地方政府债，在35万亿银行负债中地方政府债占将近18万亿。非银行金融机构在2008年的债券持有规模只有不到2万亿，到2018年接近20万亿，增长速度更快，翻了10倍，其中持有规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5.69万亿的城投债。所以如果财政还不起钱，买债券的金融部门一定会有风险。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是政府控股的，所以金融机构如果出问题，财政还是要兜底，就会出现财政风险到金融风险再到财政风险的恶性循环。 金融行业本身也正在面对问题。我们衡量金融行业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指标——金融业增加值指标GDP。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一半以上是银行的利润，而我们的金融体系也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业增加值GDP可以发现，从2016年开始，出现了一个持续下滑的态势。而在此前1990年到2005年，金融业增加值GDP持续下降，那十多年时间里金融行业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广州有深刻的体会。如果历史可以重复，自2016年以来金融业增加值GDP下降的趋势恐怕不是三五年的事情，恐怕是五年十年，这意味着整个蛋糕在逐渐缩小。在蛋糕逐渐缩小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结构一定要调整。怎么调整？ 我们对比了中美日德英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存款类机构资产份额占比高达83%，怎么调整？右边这个图给出了当年美国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指标，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征就是存款类机构（银行）资产占比从80年代的40%持续下降到90年代的20%，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银行业大范围地破产倒闭、兼并重组，这件事情在中国今年可以看到，包商银行和锦州银行两个银行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只是刚刚开始，银行业的结构也会调整。我们以2010年和2016年的数据为例，可以发现在2010年，大型银行资产份额占比57%，到2016年下降了47%，增长快的主要就是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目前中国有4000多家中小型银行法人机构，这4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中，估计有问题的不在少数。未来银行业集中度一定是提高的，提高的方式要不是像包商银行破产清算，要不是像锦州银行兼并重组。所以以银行业为主导的整个金融行业未来日子也不好过，即使未来不会发生极端的情形，中国的杠杆率也会上升。 根据IMF关于我国广义政府杠杆率和基本赤字（即政府赤字中扣除利息支付的部分）的预测，可以看到2019年之后，基本赤字和广义政府的杠杆率都是持续上升的，根据IMF关于中国政府杠杆率和基本赤字的推算可以发现，到2018年，中国扣除通货膨胀率的真实利率是-0.86%，到2019年是-2.45%，假设核心通胀是2%，意味着名义利率应该是0，即如果要维持政府杠杆率，央行应该把名义利率降到0。刚才张平理事长介绍了其他国家的零利率、负利率看起来好像和中国没关系，但是事实上中国按照目前这种状况，零利率与负利率实际上也就是一步之遥，那么未来则有两个选择：其一，继续加杠杆；其二，降息。 今年央行推出了LPR改革。它难以称之为利率市场化的重大突破，因为贷款利率定价的基本MLF利率也是复杂的央行利率体系中的一员。LPR改革另一个意图就是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2018年以来，无风险利率在持续下降，但是高风险的如评级为A+和A-的公司债利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去年3月之后，随着中美的爆发，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所以即使降息降低了无风险利率，但是由于风险溢价上升，实体经济的成本依然在这里。总而言之，从公司债的逆差可以看到，这种逆差的扩大反映了整个金融市场在逃离风险。与此同时，相同评级的商业银行、债券和公司债之间的逆差也在扩大。不仅在逃向品质，还在逃离市场。想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靠降息鞭长莫及。 出路何在？ 一是财政稳经济。我们国家政府总体杠杆率并不高。主要是两个不平衡：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平衡，中央政府杠杆率很低，地方政府杠杆率很高。二是地区间债务不平衡，越是穷的地方杠杆率越高，出路就是用期限长利率低的国债替换部分地方政府债。因为在财政的三项基本功能中，稳定经济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央事权，不能够让中央事权下放给地方，事权下放，债务下放。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中央的债务替代地方的债务，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二是货币稳债务。从人民银行的资产结构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以国债来吞吐基础货币的，其原因有很多。未来随着国债替代政府债，央行应该以国债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政府债务：一是可以降低国债的利率。二是央行买的国债，财政是不用还本付息的。难点在于财政和货币当局如何协调。现在两大部门似乎协调是比较困难的。 归根到底，出路何在？归根到底是通过结构改革提高MPK，这就是安倍三支箭中的最后一支。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 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改革，怎么改革？日本事实上在1990年泡沫危机之后一直在改革，但是改来改去似乎也没变化。按照美国学者沃格尔（Vogel）在2006年写的一本书，他说“日本的问题不在于它不愿意通过结构改革放弃老的体制，而在于它消灭了老的，似乎依然采取侧面的体制，同时却没有转到一个新体制。”我们知道，日本通过结构改革将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给消灭了，但是没有转变到一个新体制。日本经济学家榊原英资书中说，为什么改革困难？“由于政治家和官僚的紧密合作在1993年后会逐渐瓦解，官僚阶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推动真正的结构改革。”改革很困难，但是由于结构改革是归根到底的出路，未来我们一样要推动改革。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永民出席并发表演讲。 陈永民详细介绍了本次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内容和方向。他介绍，新三板市场将重点推进五项改革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完善市场分层，设立精选层；建立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实施分类监管，研究提高违法成本；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完善摘牌制度。 他表示，希望新三板将形成“精选层、创新层和基础层”的市场结构，通过转板、发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等差异化制度安排，提升市场融资功能和定价功能，改善市场流动性，发挥精选层市场引领作用。 以下是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借此机会，我主要就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做一下简要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2019年10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此次改革是资本市场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安排，是在新三板市场六年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新三板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能力，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步骤。 新三板正式运营以来，在服务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拓宽了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覆盖面，规范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创新创业资本的形成。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全市场挂牌公司9175家，覆盖了88个行业大类。其中，民营企业占比93%，中小企业占比94%，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合计占比72%。2013年以来，共计6395家挂牌公司（约占2/3）完成了10542次的股票发行，融资4918.25亿元，七成以上属于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从新三板市场交易量和融资量的关系看，这个融资量可以说是目前流动性所能支撑的极值。 二是新三板针对中小企业特点，坚持市场化方向，构建了特点突出的基础制度，在准入监管上大力简政放权，按照市场化原则，从一开始就探索形成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念，在满足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把交易所市场的一些准入条件转化为新三板市场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或作为准入要求，同时强调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在市场结构上，我们探索实施市场分层、构建差异化制度安排，针对不同市场层次构建层层递进的要求。在融资机制上充分体现市场化原则，在市场交易上实行做市交易、差异化的集合竞价交易制度，在国际合作上持续推进市场双向开放。 三是坚持依法治市，促进创新发展和风险控制相结合，持续完善监管制度安排。六年来，通过新三板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形成了错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挂牌公司质量明显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3年到2018年，挂牌公司平均总资产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为17.54%，超四成挂牌公司实现了净利润翻倍。挂牌公司2018年平均研发强度达3.23%，较全社会高1.05个百分点，2017年至2018年累计有37家挂牌公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这次新三板改革的总思路是坚持服务中小企业，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实现与交易所的错位发展，坚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打通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市场通道，完善基础制度安排，促进融资、交易、定价等市场功能有效发挥，坚持新三板六年多探索形成的经验和制度优势，建立健全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制度安排，为挂牌企业提供差异化精准服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市场风险，促进中小企业规范发展。 按照新三板改革的总思路，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改革措施： 一是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按照挂牌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构建多元化发行机制，改进现有定向发行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创新层企业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充分发挥新三板自律审查职能，支持不同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发展。 二是完善市场分层，设立精选层，按照不同层次配套形成差异化的交易、投资者适当性、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制度体系，引入公募基金等长期资金，增强新三板服务功能。 三是建立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在精选层挂牌一定期限，且符合交易所上市条件和相关规定的企业，可以直接转板上市，充分发挥新三板市场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衔接。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实施分类监管，研究提高违法成本，切实提升挂牌公司质量。 五是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完善摘牌制度，推动市场出清，促进形成良性的市场进退生态，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按照此工作方向，我们将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按照统一部署启动相关的改革工作，全力以赴“抓落实”。目前，新三板市场已经成立了规则准备、技术准则、人员准备等多个工作小组，推进规则、业务、技术、人员、市场的改革准备工作。在规则准备方面，我们将做好有关发行、交易、分层、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性、监督管理、市场退出等以及投资者保护等配套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目前，与改革相关的主要规则已经完成起草工作，将适时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在技术准备方面，有关发行、承销、审核、交易等技术系统已经完成主要的功能开发。在人员准备方面，我们已经成立了负责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审查的部门，配备了专职审查人员，近期还将启动内外部审查专家遴选工作。在市场准备方面，我们也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计划，将适时启动与相关市场主体的宣传培训工作。 本次新三板改革是系统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以后，我们希望新三板将形成“精选层、创新层和基础层”的市场结构，通过转板、发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等差异化制度安排，提升市场融资功能和定价功能，改善市场流动性，发挥精选层市场引领作用，带动创新层和基础层企业成长升级，提升挂牌公司质量，规范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新三板实现投融资平衡，形成良好市场生态，推动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所以，从目前证监会确定的有关新三板市场的改革思路和重点工作来看，这次新三板的改革有如下特点： 一是强调和交易所市场的错位发展。新三板市场还是要坚持服务中小企业的定位，要坚持新三板市场这几年探索形成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二是推出直接转板制度。要实现和交易所市场的衔接，通过这次改革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 三是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涵盖了从挂牌、分层、交易、投资者适当性、信息披露、监管、摘牌和转板等方面，不仅涉及精选层的问题，同时也在改革基础层和创新层；不仅是优化融资交易制度，同时也要加强中介的责任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四是要针对不同层次，进一步完善差异化的制度。我们将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安排，配套不同的投资者适当性，使这些企业逐步适应资本市场，形成规范的行为模式，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 所以，基础层和创新层的公司没有跟主板和创业板一样的IPO制度，而是采取小额灵活的定向融资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交易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在信息制度和公司治理方面同样需要遵守资本市场的基本规范，这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是注重资本市场的主体构建、行为模式的形成，不需要企业进行“惊险的一跳”。下一步精选层的转板制度也是相似的思路，希望也能够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上平稳走过。 新三板市场近年来的建设以及下一步改革也是重点通过构建适合中小企业发展阶段的差异化制度，使这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有一个适应、规范的过程，注重资本市场主体的构建和发育、行为模式的形成，形成一个平稳的、顺畅的资本市场之路。资本市场主体的构建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不仅仅要依靠发行交易制度，同时也需要我们做很多服务工作。这个过程既要依靠中介机构，也需要借助多种社会力量，包括交易场所提供各种精细的服务。 下面重点对我们与广东省、广州市的合作进行介绍。目前华南地区的挂牌公司很多，仅广东省就有2130家。新三板市场揭牌运营以来，得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我们交流很多，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去年1月，我们和广州市政府、荔湾区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共同建设了“新三板广州服务基地”。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建，目前已正式投入运营。广东基地设在荔湾，立足广州，面向华南，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广东省及广州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扩大市场主体规模，提升市场运行质量，有助于广州继续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有助于强化资本市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华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在目前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落地之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将积极对接优质资源，加大对广东服务基地的支持和投入，充分发挥激励的作用，助力华南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不断探索，将全国股转公司的市场推广、企业培训等业务在广州落地，为华南企业提供更精细化、更切合需求、更具体验感的服务。 二是加强和华南地区各市场主体的工作联络，发掘培育优质挂牌资源，引导金融资源和服务聚焦对接优质企业。 三是发挥基地场地功能，广泛开展企业路演、投融资对接会、沙龙等活动，为更广泛的投融资提供对接服务，积极助力深化改革落地。 四是支持配合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机构以及市场机构等各种社会力量，在合规的前提下做好新三板以及各类资本市场服务工作。 五是依托基地探索开展自律监管、现场检查等业务，为企业提供便利，提升市场风险的控制能力。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工作已经启动，全国股转公司以及广州服务基地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新三板服务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衷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新三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也真诚地期盼大家能够继续热心支持、积极参与新三板改革，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祝愿本次峰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聂林坤出席并发表致辞。 聂林坤在致辞中透露，今年前三季度，广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619.53亿元，同比增长7.8%，占GDP比重为9.1%，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10.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城市第一位；不良贷款率为0.90%，比去年同期下降0.04个百分点，防风险稳金融工作成效显著；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74家（其中5家过会），今年新增14家，新三板挂牌公司493家，今年新增7家。 以下是演讲实录： 李扬理事长、志英常务副市长、全宏副局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众多业界翘楚齐聚珠江之滨，参加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共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金融发展大计。在此，我谨代表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峰会的顺利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一周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金融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州金融界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着力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贡献力量。今年前三季度，广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619.53亿元，同比增长7.8%，占GDP比重为9.1%，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10.22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居北上广深津五大城市第一位；不良贷款率为0.90%，比去年同期下降0.04个百分点，防风险稳金融工作成效显著；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174家（其中5家过会），今年新增14家，新三板挂牌公司493家，今年新增7家。广州在世界城市体系、全球科技创新实力、全球金融中心等排名中位置也明显提升。 地方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和智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和智库建设一直高度重视。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中唯一的金融智库，其在广州设立基地、成立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并举办峰会，必将为广州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为广州引进优质金融资源和金融人才提供有效渠道，助力广州建设金融人才高地，携手港澳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希望与会各位嘉宾、专家朋友畅所欲言，充分发挥智库机构献计献策、引领舆论功能，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思想与智慧。 最后，再次感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广州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支持，预祝本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和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倪全宏出席并发表致辞。 在致辞中，倪全宏透露，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286亿元，同比增长8.9%，占全省GDP比重8.1%。各项主要金融指标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22.5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16.35万亿元，境内上市公司数60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365家，保费收入4342亿元，这些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以下是演讲实录： 倪全宏：尊敬的李扬理事长，志英副市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广州、充满活力的荔湾区召开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共同见证新型智库——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基地揭牌，这是广东、广州金融界的一件大喜事，这标志着广东、广州的金融研究和金融智库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在此，受何晓军局长委托，我谨代表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峰会的举办与新型金融研究智库的揭牌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金融作为重要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为中国经济腾飞贡献了重要力量。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新时期如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建新功，是十分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广东金融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各项工作，金融运行优中向好，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286亿元，同比增长8.9%，占全省GDP比重8.1%。各项主要金融指标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22.5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16.35万亿元，境内上市公司数60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365家，保费收入4342亿元，这些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8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叠加”“双核驱动”，为新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广东金融工作指引了方向。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奋力推动广东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各位嘉宾，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发展机遇，推动广东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广东金融工作的努力方向。广东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位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峰会汇聚了国内外知名的金融专家和学者，我们期待能够与大家一起研究探讨，建言献策，共商广东金融改革发展思路，共绘新时期广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美好蓝图。 最后，预祝本次峰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11月3日消息，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主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在广州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发表致辞。 李扬表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这儿落户了，看到了我们那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还是有点激动，总算是找到家了，“今天很高兴”。 谈及接下来的规划，李扬表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要尽可能地放在广东来实现，此外，还要做一些广东特色的研究。现在我们初步定的是这样几个机构：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投融资服务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要素区域交易研究中心、商业模式与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以下是演讲实录： 李扬：尊敬的陈市长，尊敬的广州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是在广州民政局批准下设立的一个民非机构，是一个专门从事金融研究的智库。成立这个机构，在国家层面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中国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在省里是为了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有特色的新型智库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从中央到省市领导的发展战略来设置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立于2015年11月，当时由深改办第十八次会议决定设立25家国家级高端智库，我们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金融智库。从那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展开了很多研究，我想各位对我们的很多研究应当也有印象。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在全国各地设立我们的研究基地和分支机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些机构，广州就是我们的基地之一。广州地处南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它有很多经验、很多实践需要总结，所以我们在广州设立一个研究基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成果已经摆在大家的面前。 这个机构的指导单位是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管部门是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国家关于民非机构的管理规定要求，必须有一个挂靠单位，包括设立党组织，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来从事我们的智库研究。我们是广东的单位，今天我们向广东的父老乡亲们报个到，以后我们在这儿工作。 机构设立于去年10月，到现在为止已经一年，这一年里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建章立制。新建设的机构有很多事要做，根据在中央操作这类机构的经验，首先要建章立制。包括两件事情：其一，制定章程、设立学术委员会、理事会、监事会、院长办公会；其二，制定各种各样的工作制度，包括科研管理制度、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等。同时，为了运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系统、网站等也在这段时间建成了。建章立制使得我们在机构的治理体系上比较完善。 第二件事是落实办公地点。感谢荔湾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无与伦比的地方，在白天鹅对面非常别致的楼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办公地。有这样的好条件，得益于荔湾区的鼎力支持，得益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支持。办公地不久前装修完毕，我们可以进驻了，真正做到了落地。 第三件事是做了一些项目。作为一个智库，不像工厂，我们的办公室在装修，但是事情要做，我们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启动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指数”，这是我们最早设立这个机构的初心。大湾区发展是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而且现在承担着非常重的任务，对于这个地方各方面的情况都需要摸一摸。我们作为智库，秉承做好基础的初心，在哪里一开始都是做基础性的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金融发展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金融最落后的实际上是金融基础设施，下一步的金融发展的基础数据在启动中，有些工作比我们想的难，但是在省、市、区的大力支持下正在大力推进。 第二，我们承接了国家发改委、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研究报告、金融创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研究、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的定位研究、广州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引擎研究等。另外我们承接了一些横向的研究项目，比如中国特殊资产研究中心，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关于不良资产的交易问题、另类资产的交易问题，我们都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并且已经开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会。同时，还有上海文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等横向课题。也就是说在这一年的筹备期间，在研究方面我们也没有闲着，做了一共8个项目，启动了1项基础工作。 第三，我们还编发了金融专报。基本上汇聚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各项研究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报给中央的。当然，我们是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编发可以向社会公开的项目。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了30期，其中有市委书记的批示，今后我们要把这个事做好。 这就是这一年来我们做的事。同时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后要做的事，主要是两类事情： 第一类事情是我们要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尽可能地放在广东来实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经过五年的发展，现在下面有21个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应当说对于金融，我们的目标是全覆盖，凡是金融问题我们都研究，因为我们是国家的金融智库。这样一些研究成果我们也会逐渐对口地平移到广州来，各位可以在媒体渠道上看到、分享这些成果。 第二类事情是我们要做一些广东特色的研究。现在我们初步定的是这样几个机构：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投融资服务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要素区域交易研究中心、商业模式与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市长刚刚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我们马上就会落实，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我们也会放在非常优先的位置上。另外，我们准备从这个月开始开设“金羊讲坛”，每个月一次。内容基本上有两项：一是本月发生的国内外的宏观经济事件及其影响，我们有很雄厚的积累，每个月可以通报一次。二是当前的金融经济的热点问题，主要基于我们原来的研究成果。目的是更广泛地、更有规律地、系统地、全面地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广东的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业界交流，把广州的事、广东的事做得更好。 总之，今天很高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在这儿落户了，看到了我们那么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还是有点激动，总算是找到家了。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履行好我们自己的职责，为广州、为广东的金融发展服务，进一步为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服务，希望与各位今后有更多的合作。谢谢各位！[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