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新中国金融奠基人：重温老一辈金融家故事

　　来源：中国金融家 

　　致读者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致敬！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事业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众多“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残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以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勇气和智慧，不懈奋斗，不断创造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金融战线”上的捷报频传，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示了精神的力量。

　　今天，本刊为您讲述在战争和建设年代，老一辈金融家依靠智慧、胆略和奉献精神为中国革命当家理财的故事，重温人民金融事业的初心与使命。

　　致敬！新中国金融奠基人（上）

　　毛泽民

　　为党当家理财的“大管家”

　　文|叶婷

　　“ 毛泽民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是当之无愧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毛泽东主席曾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实践证明，“枪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做支撑，而毛泽民就是那个拿着算盘账本，抓着“钱袋子”，为中国革命赚得生存、发展资本的重要人物。

　　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中央苏区的“红色大管家”，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他在中央苏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组织建立完整的金融体系，其积累的财经工作经验和培养的金融管理干部，为新中国财政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是当之无愧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统一苏区财政金融

　　毛泽民 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胞弟。1921年，毛泽民毅然追随毛泽东来到长沙，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建国家银行，中央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显露杰出金融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家银行刚创立时，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经形势非常严峻。根据地又偏处赣西南一隅，地域狭小，经济十分落后。受命以后，毛泽民从调人员、建机构、订条例开始，白手起家。最开始，毛泽民掌握的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 20万元。1932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中央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没收并筹集了许多金银首饰及布匹、药品、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经过紧张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开始营业。毛泽民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国家银行的经营范围，它不但有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职能，也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职能；不但经营存放款等金融业务，还直接介入生产流通。苏区地处偏僻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区域，对开展金融工作极端不利。毛泽民领导金融部门主动出击，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工作的推动作用，使苏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反过来又为金融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资支持，扩大了苏区金融阵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

　　建立国家银行必须拥有自己的货币。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报经中央批准，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家银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当时的印刷原料极其稀缺。没有造纸原料，毛泽民就号召并带领大家捡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在 1932年7月7日印制出第一批纸币。1932年年底，中央造币厂成立，以缴获的银器、手饰、铜材等为原料生产银元和铜元。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扫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第15大队，携带着全部家当，在长征中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等艰巨任务，被称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先遣团副团长、总供给部副部长。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毛泽民与时任第15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红军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必需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

　　长征途中，带着国家银行的几乎全部家当行军，困难实在太大了。毛泽民不得不一次次下令轻装。即便如此，第15大队没有丢一两金银，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14人，有6人在途中牺牲，其他人胜利到达陕北，其中包括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任远志、黄亚光、郭金水、曹根全和迟了一年才到陕北的莫钧焘，成为红色金融存续的宝贵种子。

　　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长期执掌财政大权的毛泽民，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位于乌鲁木齐市明德路29号的毛泽民故居

　　边疆“植柳”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毛泽民积劳成疾。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病。毛泽民离开陕北，准备经新疆前往苏联。不料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便住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招待所等候。

　　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加上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而束手无策，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上任后，毛泽民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宣告了新疆金融混乱局面的终结。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在毛泽民的努力下，仅一年多时间，濒于崩溃的新疆财政金融就被挽救出困境，边区经济日渐繁荣。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1942年9月，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捏造“暴动”罪名，将毛泽民抓捕入狱后秘密杀害，一代红色金融家就这样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出一生。

　　董必武

　　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基

　　文|董方冉

　　“ 董必武作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为新中国金融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揭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与发展的篇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董必武，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开拓者。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书写了人民金融事业的崭新篇章。

　　直面难题 肩负重任

　　让我们的镜头回放到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当时，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地方货币。据统计，仅在抗战期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抗币”和“边币”就达700多种，对反抗国民党的打压及支持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46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这时各解放区之间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财政经济及货币金融既不利于共产党统一领导金融，也无法形成反抗国民党经济、金融打压的力量。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等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解决华北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等问题。

　　1947年3月10日，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拟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当时董必武在党内威望很高，既懂法律，也明白中央的财经统一战略意图，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并组织统一的财经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

　　成立货币兑换所 

　　为人民币题字

　　华北财经办事处首要任务即尽快发行统一的货币，董必武称之为“第一要务”。他提出的方针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放在建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前边。经过调研，董必武率下属干部很快就把各解放区货币的兑换比价确定了下来并上报中央批准。同时，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董必武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货币兑换所，负责兑换各解放区的货币及物资调配，同时又部分地执行银行的功能。虽然货币兑换所不发行统一货币，但经过它，各解放区的货币就能有一个统一的换算和兑换，具备了银行的雏形。它的建立，为统一货币和建立银行打下了基础。

　　1947年8月1日，董必武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上报中央，8月16日即获中央批准，其中第五条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1947年中秋节前一天，董必武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该局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10月2日，董必武经刘少奇同意，致电中央：“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鼎丞）、邓（子恢）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当时毛泽东正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电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仔细推敲，回电同意银行名称用中国人民银行。自然而然，后来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1947年10月8日，根据中央回电精神，华北财办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设计背面图案和花符。

　　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在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工工整整地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各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自此，董必武庄重秀丽的“柳体”字就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上，开启了我国人民币流通的大门。

董必武为人民银行题写的行名

　　权衡局势 

　　作金融事业奠基者

　　发行人民币准备工作完毕后，董必武认定：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机已经成熟。1948年5月，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

　　在1948年11月18日召开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时，作为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临时增加了《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会议讨论后作出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1月22日，董必武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董必武甚至自己守在印刷厂彻夜未眠。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布，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家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自此中国人民银行得以成立。

　　建国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董必武作为奠基者与开拓者，为新中国金融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揭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与发展的篇章。

　　南汉宸

　　人民银行的首位“掌门人”

　　文|李清如

　　“ 凭借对财经工作的一腔热忱和过人智慧，南汉宸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币顺利流通，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从抗日战争中发行边区货币，到解放前夕统一全国各地货币、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再到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全程筹划、执行和推进，他就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红色金融家南汉宸。

　　1895年，南汉宸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韩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之初，他带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统一领导的银行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借对财经工作的一腔热忱和过人智慧，南汉宸为稳定物价、保障人民币顺利流通，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坐落在石家庄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旧址。门前矗立着董必武和南汉宸铜像。

　　边区政府的红色理财家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临危受命，不负重托，一到财政厅，就把“钱”作为解决边区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紧抓不放，一抓到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万余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好转。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之后，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边区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南汉宸在边区开展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在财经制度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方法虽然简便，收益却大增，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日臻完善。这些税收政策，既保障了财政支出的需要，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把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真正调动了起来。

　　1941年，粮食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寒冬”。随着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实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自然逐年减轻。边区富裕了，但功臣南汉宸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一双鞋子穿许多年，直到破得不能再穿。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所作的努力。其间南汉宸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撰写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等资料，为毛泽东的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8年12月1日当天问世的三张人民币

　　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1947年，应董必武邀请，南汉宸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期间他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工委还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南汉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在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其次，他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这期间，南汉宸以党的金融家的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带领中国人民银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和投机资本的不法活动，平息了上海的银元风波。

　　资料显示，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买办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华北、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和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余人。南汉宸无疑是宏伟的社会主义金融大厦的奠基人。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发展方针，研究调整了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内部的劳资关系。1952 年12 月，在南汉宸努力引导下，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拓者

　　南汉宸在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初，就注意发挥人民银行的金融职能，为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资本条件，不仅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还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资条件。

　　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南汉宸于1952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新中国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回国后不久，在南汉宸的推动之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当年5月4日成立，南汉宸担任第一任主席。6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的三名日本议员应南汉宸之邀，来华访问。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签订了总金额3000万英镑的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与西方世界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从此，新中国对外贸易揭开序幕。

　　由于长期透支身体，南汉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患。1954年，他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但继续为对外贸易的相关工作尽心尽力。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南汉宸遭到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夜里猝然逝世，终年72 岁。一颗照耀中华大地的金融之星，无声地陨落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中央召开南汉宸同志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说：“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简单的一句话肯定了南汉宸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做出的贡献。

　　致敬！新中国金融奠基人（下）

　　曹菊如

　　红色金融开拓者

　　文|叶婷

　　“ 在曾经那样艰苦卓绝的年代，在那样浴血奋战的征程中，红色金融家曹菊如竭尽身心，呕心沥血，为党的金融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从在瑞金协助毛泽民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长征至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首任行长；从奉命创建东北根据地银行，到坐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在曾经那样艰苦卓绝的年代，在那样浴血奋战的征程中，红色金融家曹菊如竭尽身心，呕心沥血，为党的金融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坐落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苏区银行的奠基者

　　1901年，曹菊如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县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五四运动爆发后，曹菊如接受了革命思想。1930年8月，曹菊如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从谋生近7年之久的印尼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龙岩，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参加革命的曹菊如，就肩负着根据地人民的重托，和邓子恢等同志一道紧张地筹建闽西工农银行。同年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正式成立，从此曹菊如与银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闽西工农银行是最早的苏维埃金融机构之一，主要业务是发行“苏币”，代理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虽然条件艰苦，但曹菊如和同事们边实践，边总结，制定出了简单实用的操作规范。并慢慢掌握了现代银行的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为日后筹备国家银行奠定了基础。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发动“石头过刀草过火”的疯狂反扑，闽西工农银行随着留下打游击的福建省委、省苏机关辗转到离长汀城七八十里外的四都乡山区，环境和条件极端困苦。在1931年红军攻克汀州后，闽西工农银行派曹菊如等人带两担银元先行入城，用作发行兑换并代财政收款。一个月后，局势稳定，全行人员才进城营业。在曹菊如等人的努力下，一年时间里，闽西工农银行的资金大量增长，大大繁荣了苏区经济，苏区纸币的信用日益巩固。

　　1931年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任命毛泽民为行长。1932年元旦，曹菊如奉命调国家银行参加筹建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辛苦工作，国家银行正式开张营业。

　　在国家银行，曹菊如协助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建立国家总金库，并开展了整顿税收、统一财政、制定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发行货币设立分支机构和培训金融人才等许多工作，奠定了国家银行经营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曹菊如作为国家银行的一分子。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而又艰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没有马骑，同工作人员携带着国家银行的大量现金、印钞设备等，克服种种艰辛，时刻保护着银行财产的安全。

曹菊如主持发行的光华商店代价券

　　从陕甘宁到冀热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形成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

　　在曹菊如领导下，边区银行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以便于资金的统一调度和物资的进出，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发行货币、促进边区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打破边区银行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的限制、争取货币发行权以及弥补市面辅币不足的情形，经边区政府批准，光华商店以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名义，发行了一分、二分的辅币，后又逐渐发行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七角五分等辅币。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商店代价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区银行一手发行货币，壮大资金力量；一手抓物资，以兑换的法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军民供应，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币值。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前往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曹菊如在冀热辽解放区担任分行行长。1946年，冀热辽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并与晋察冀老区隔绝，斗争十分艰苦。曹菊如主张，在金融上要像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一样，来个“金融割据”，请求中央批准发行冀热辽地区的钞票。后来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筹建了长城银行，发行了“长城券”，对支持冀热辽地区的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党的赞许。

　　1948年冬，曹菊如担任东北统计局局长，这是我党第一个经济统计机构。在解放战争时期，曹菊如还担任了东北银行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的具体策划下，东北地区金融业有了很快的发展，为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发行统一货币、迎接全国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64年8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右二）热情会见前来我国访问的几内亚中央银行行长巴尔代·乌斯曼。

　　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开始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不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54年，曹菊如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任期。

　　一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曹菊如就明确地提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统一的政策计划下，与财政部门密切联系，使预算与信贷结合，努力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节约资金使用。”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积极贯彻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曹菊如坚决地实行了现金管理办法，把国家分散在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的大量现金，集中到银行里来，同时把集中的大量资金用来支持国营商业掌握物资。随着财政、物资平衡的胜利实现，金融物价迅速得到了稳定，从根本上扭转了反动统治造成的历时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当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外的敌人曾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胜利了，但是财经工作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曹菊如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坚定地说：“事实响亮地驳斥了敌人的谎言，中国人民在建国以后短短的时间里，就在财经战线上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

　　1955年，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曹菊如主持全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在曹菊如的精心安排下，新币采用混合流通、无差别兑换等方式开展兑换。新人民币的发行，大大便利了交易和核算，我国货币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健全和巩固。

　　1981年1月6日，曹菊如带着对祖国金融事业的不舍，带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匆匆地离开了，留给后人无限的怀念。

　　黄亚光

　　红色金融史上的“亚洲之光”

　　文|董方冉

　　“ 黄亚光一生朴实无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家本色，为建立和巩固苏区经济和边区财政、金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精通日语，擅长绘画，能写一笔好字；他是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纸币设计者，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他还担任过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在对日货币斗争中建立功勋——他就是被称为“红色纸币设计之父”的黄亚光，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心系祖国  为国争光

　　1916年夏末的一天，在福建省汀州通往漳州的“官道”上，有六个小青年匆匆地走着，他们徒步赶往漳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出国留学考试。其中的高个子正是出身于教师之家的黄亚光。

　　漳州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留学考点之一，在这个考点上只录取30名学生，而报考者高达200多人，录取比例很小。考试结果出来，黄亚光排在第二名，同行的其他同学成绩也在30名之内，实现了出国学习的梦想。在日本高等农林学校留学的两年里，他接触了外国的美术，小时候的绘画爱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成为业余画家，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留学期间，耳濡目染他国的强大和富裕，想想自己祖国的贫穷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把“黄雨霖”改为“黄亚光”，取“冲出亚洲，为国争光”之意。

　　毕业回国后，他在长汀七中任图画教员。当时的长汀正处于革命风暴的中心区域，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他和同事张赤男成立了长汀学生会，办起《汀州》杂志。翌年8月，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培养下，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汀连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常委。

　　1931年，闽西地区在“左”倾错误路线下发生“肃社党”冤案，多人被错杀。黄亚光也被诬陷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冒着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嫌疑犯的风险，找到兄长毛泽东，请他出面交涉，最终将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黄亚光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纸币

　　克服困难 设计精美“苏币”

　　死里逃生后，黄亚光从闽西来到红都瑞金，开始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从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主要为毛泽东抄写、起草文件，书写标语，并经常在国家银行协助毛泽民工作。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大礼堂门首上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个大字，便是他书写的。

　　由于当时各苏区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毛泽东指示要设计印制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根据黄亚光绘画的特长，毛泽民委托他手工绘制苏区纸币钞票图案。

　　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封锁和破坏，工作条件很差，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黄亚光又没有设计货币的经验，困难很多。毛泽民从上海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版后，黄亚光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纸币图案的设计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所说的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的指示，在设计每张纸币时，都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或分别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或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政治色彩，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还绘上了列宁头像。黄亚光设计的“苏币”朴实、精美，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准。同时，这套“苏币”采用了双重防伪标志。

　　货币图案设计完成之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铸版老师傅把它雕刻在铜版上，而后送往中央印刷厂印刷。当时中央苏区纸张匮乏，能印制“苏币”的高质量纸张更难找到。毛泽民、黄亚光带领同志们到处采购烂鞋底、断麻头，采集纤维较韧的树皮，硬是自己在瑞金办起一个造纸厂。

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大礼堂，门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4个大字为黄亚光书写。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批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苏币”印刷出来了。1932年7月开始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纸币，“苏币”票面主要是壹元券，也印刷了四种“角”“分”的辅币：伍角券、贰角券、壹角券和伍分券。同时，江西及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停止发行，并逐渐回收。1932年下半年，国家银行共印制了壹元票37.5万元、贰角票10.3万元、壹角票12.98万元、伍分票4.83万元。

　　发行流通钞票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存在和其经济实力的体现。在战争环境中印刷发行的这套“苏币”，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开辟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权发行统一货币的纪元，对苏区抵制国民党货币的渗透、繁荣当地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黄亚光为“苏币”的发行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调到国家银行工作，任国家银行调查处处长，先后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画过“苏币”、公债券、邮票的图案。

　　朴实无华 保持革命家本色

　　1934年，黄亚光参加长征，编入国家银行第15大队，靠双腿走到陕北。途中因黄亚光生病实在走不动路，毛泽民同志让出自己的马给他骑。黄亚光是当时银行干部参加长征的十四个人之一。到陕北时，国家银行改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他继续为西北分行设计货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间，他先后设计了“壹角”“贰角”“壹圆”“贰圆”多种面额的货币图案。西北分行货币既有纸币又有布币，既有用木刻印刷的，也有用石印印刷的，由于形势变化，设计图案的主题思想也有了变化，如有群众抗日的场景，增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等。

　　抗战开始，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黄亚光除继续参与光华代价券及陕甘宁边区银行券的设计外，还参加了银行业务的领导工作。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9月行长朱理治离任，由他代理行长，不久，被正式任命为行长。他长时期在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领导边区银行紧密配合财政、外贸，为保证战争供应和发展边区经济而艰苦奋斗。

　　1949年4月，西北农民银行正式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黄亚光担任经理（行长），1952年调入人民银行总行任副行长。在此期间，黄亚光积极参加人民币的规划、印制及发行等工作，为国家金融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与财政部合并办公，黄亚光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1993年4月15日，黄亚光以92岁高龄病逝于福州。他的作品，成为红色金融史上的瑰宝。黄亚光一生朴实无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家本色，为建立和巩固苏区经济和边区财政、金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年黄亚光

　　朱理治

　　临危受命稳金融

　　文|叶婷

　　“ 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的短短两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也是最活跃的两年，边区的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作为一名从大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老革命家，朱理治在推动中国革命金融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他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时，正是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关键时刻，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通过建立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得边区银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临危受命 构建独立货币体系

　　1940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不仅立刻断绝了输往边区的财政拨款，而且对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在经济上困死共产党。面对这种情势，毛泽东动员大家说：“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党中央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独立的货币，在全边区停止法币的使用和推行新的金融政策，以克服财政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和代理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河南及豫鄂边区党主要领导人的朱理治，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

　　朱理治此次的任命可以用“临危受命”来形容，这个“危”就是陕甘宁边区以及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一方面，能否战胜这个困难，关系到能否坚持持久抗战，也关系到党和人民军队的生存。另一方面，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被视为“财政的出纳机关”。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时，正面临由不公开向公开、由经营商业（光华商店）向全面开展银行业务、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历史时刻。如何实施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摆在朱理治面前的课题。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

　　到任后的朱理治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办事”等几个大字，做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然而，给予他的时间并不多。1941年3月14日，他被正式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3月18日，边币即正式投放市场，同年上半年共发行1224万元，到5、6月间便发生了金融物价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由边境逐渐向延安中心区域退回。此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仍然要求增发边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边币已经超过饱和点，不能再发行了。

　　朱理治深感事态严重。他通过认真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在《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中分析指出，金融物价波动主要是内部生产物资不够、出口不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等原因。1941年8月，朱理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报告一并附上，并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充分的肯定，认为“很有价值”。同月，中央财经委员会作出了坚持不超过现行发行额、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并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朱理治的发行思想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的肯定，更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个时期，他不仅大力推行边币，还针对物价上涨的情况搞了平价运动。到 7、8 月份，边区物价有所下降，公营的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币，使大部分法币被打到黑市里了。

　　稳定边区 调整存贷汇业务

　　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短短两年（1941-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也是最活跃的两年，边区的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在稳定边币发行的基础上，朱理治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根据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相应地调整贷款、汇兑、存款三方面业务。

　　在贷款方面，边区银行调整了放款对象及贷款方式。在朱理治的领导下，开创了新的存放款种类，发放以农业生产为重点的贷款，农业贷款从无到有。此外，银行还开展了平价运动和倡导实物贷款制。

　　在汇兑方面，为保障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掌控，朱理治建议“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公开创办交换所，允许法币与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通过市场来调剂边法币比价、稳定金融，是银行汇兑业务扩展的重要标志。

　　在存款方面，朱理治提议“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例如，规定3元以上即可开户，每月结息一次；在报纸上刊发有奖储蓄广告；发行储蓄奖券等。有奖储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银行“票子”的信任度。

　　爱才惜才 健全金融行政

　　朱理治尊重知识，更爱惜人才，在调整业务的同时，也十分关注银行内部建设等问题。

　　朱理治经常说：“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帮助的办法，他都主张试，主张用。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大量专业书籍，抓紧时间潜心研读。同时组织全体干部加强业务学习，使边区银行的金融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朱理治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强金融队伍建设。他聘请边区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组成银行顾问团，聘请法学家鲁佛民担任银行法律顾问，陆续从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及中央领导机关调集知识分子干部50余名，使边区银行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银行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此外，朱理治在健全业务管理制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边区银行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据不完全统计，在朱理治任期内，边区银行制定的各种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货币交换、法币管理等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有二十多项，为业务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北工作时期的朱理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理治奔赴东北解放区，历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新中国的金融工作、经济计划工作积累了经验。1951年，朱理治调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物资分配局局长，国务院交通部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1975年初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1976年任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父亲朱理治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英勇奋斗的一生。”他的儿子朱佳木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的确，朱理治的一生，历尽磨难，屡遭打击，但他始终坚信着自己经过思考所选择的道路。无论是在金融事业上的辉煌，还是在革命征途上的奋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和坚持真理的精神是他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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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