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七十年砥砺奋进,中国经济奇迹举世瞩目。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金融业对中国经济腾飞的贡献功不可没。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展望未来,金融体系将不断重塑和调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升,从供给侧加速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创富效应”,从需求侧助推企业做强做大和居民消费升级。 随着中国金融业加速回归本源,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将不断创新,金融业必将与实体经济携手蓬勃奋进,实现“创富梦”。 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七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国金融业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世界前列。 截至2018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4万亿元,是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64万亿元的9倍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攀升: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比重,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十二五”期间提升到16%左右,目前达18%左右。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持续改善。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业的天职和宗旨。近两年来,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等相关监管部门协同作战之下,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金融风险整体呈现收敛可控局面。影子银行规模大幅缩减,高风险金融资产显著压缩,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实体企业转型升级腾挪出更多空间。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新增资本投入最多的经济体,但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任务十分艰巨。关键要解决好“脱实向虚”问题,持续清理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空转。 创新提速 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仅需要优化存量结构,更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做好增量“文章”,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金融创新要平衡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要求短期回报之间的关系。 金融理念与实践都需创新:一是增加资本的耐心,二是革新风险管理方法,三是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容忍失败。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 近年来,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助力方式不断推陈出新。金融机构从只做“铁公基”到普惠、小微金融遍地开花;从只看企业抵押物到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和担保体系优化,为实体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注入更多力量。 金融创新,科技赋能,让企业“软实力”真正变现为“硬财富”。监管部门明确要求相关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科创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充分支持。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发展对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发挥实实在在作用。 深化供给侧改革 携手实现“创富梦” 金融活水注入,实体企业自强,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增强。展望未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仍需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彻底解决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供给。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看来,经过七十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已经从单一银行体系,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业体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效率也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高速腾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还需在加大银行业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力度,推动新一轮金融开放、适度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占比等方面多做努力。 尤其是金融资管行业,既是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既是我国资管行业重塑的开端,也为实体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创富梦”奠定基础。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说,资管新规发布实施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它标志着我国大资管行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资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对资管行业市场格局与业务模式的研究,不应该停止。 资管新规发布一年多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陆续出台相关配套细则。蓬勃发展的资管机构,正在为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不断奋进。[详情]
原标题:姜靖宇:移动支付渗入小摊小贩的十年幕后事 | ‘吾国吾民’特别策划 作者:王涵 从现金支付到全民手机支付,从“擦边”支付行业转型到“专心”技术研发,姜靖宇用自己的十年(2009年—至今)职业转向的故事诠释了小微商户的移动支付发展轨迹。 移动支付于中国蓬勃发展,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越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时间就越能模糊它的界限,越是容易对它出现的时间产生恍惚。 在中国,手机支付已成为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当街头的小商小贩左右边摆上了不同的二维码牌,问每位顾客:“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我们知道支付这件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甚至无法回忆具体是何时发生的突变。从现金支付到全民手机支付,在移动支付普及的背后是一拨拨无名的幕后英雄。要知道仅仅还是几年前,一般的小商小贩是不愿意使用移动收款的,这其中不单是手续费高居不下的原因,还有结算办理中的诸多不便,但在亿万消费者不知不觉中,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基本消失。这一切的背后,在汇付天下负责技术的姜靖宇深有感触,从“擦边”支付行业转型到“专心”技术研发,姜靖宇用自己的十年(2009年—至今)职业转向的故事诠释了小微商户的移动支付发展轨迹。 初始:“可有可无” “我不相信也不会弄什么银行卡支付、支付宝、微信付款。我们店铺小本买卖,服务周边的居民,只有收现金进兜里,我才放心。他们操作太复杂了。”徐汇宜山路上的一家零售便利店老板林明辉在各种支付刚出现的时候曾如此担忧排斥过,彼时的他也料想不到,因为移动支付的出现“拯救”了他的营生。 其实,情有可原,流程过于繁琐。姜靖宇回忆道,至少在2009年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对小微商户获得收款(主要)的功能是不方便的。“他们需要向金融机构提交各种各样的支持证照,当时移动互联网化的程度很低,证明资料的传递更多是以纸质的方式传递,受理机构的受理过程效率不高,所以商户获得普惠性服务非常不方便,这也是很多商户实际上最后也没有去申请,也没有办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9年,3G刮起的旋风裹挟着移动支付涌进人们的视野。彼时,移动支付更多是作为移动终端最有潜力的3G增值业务之一,是以完善电子商务的闭环中“配角”般的存在。 NFC技术(近场支付)从充满想象到逐渐沉寂。在随后两年的摸索中,支付行业日渐体系化。2011年5月,央行发放第一批27张第三方支付牌照,不曾想,支付宝等机构探索的二维码支付正在酝酿一场移动支付“风暴”,这已是后话了。 不过,此时的汇付天下副总裁姜靖宇还在老东家做科技业务,以偏工业化的产品将成品提供给其他企业。凭借着曾效力于支付清算、卡基业务、电子商务等行业项目的经历,他似乎嗅到了支付时代的“气息”。 身处2013年,姜靖宇最先在打车软件上体会到了科技的力量。“我在一次打车APP使用后,让我颇受震撼。在我打车过程中,司机和我的联系仅是一个二维码。我不用去找现金去付费,打车的小额、高频场景与二维码支付异常契合,成为扫码支付最先普及的领域。” “我明显地感觉到科技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不像原来IT技术仅是企业里、研究所里的存在,我当时思考,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去转型了。”现实中细节的捕捉对于科技出身的姜靖宇可谓是不小触动。 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之间的战火已经四处蔓延。支付史上“打车之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促成了姜靖宇对科技职业生涯的重新规划。 2014年,姜靖宇转型进入这家老牌的支付机构汇付天下。他坦言:“我做支付,谈不上是选择,可能说是被选择,我一直有服务支付行业的技术背景。另外,汇付重视技术,在科技方面舍得投入,与我自己的职业目标也相当契合。 正如姜靖宇回忆2013、2014年:“感觉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没有太大的担心会失去什么,更担心的是赶不上什么,会错过什么精彩。” 同时,2014年可以说是移动支付发展最迅猛的一年,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达到了77660亿元,环比增长近500%。第三方支付企业互联网收单的规模达到了88161亿元,环比增长近50%。微信春节红包、手淘、双十一都是中国移动支付普及中的标志性例子。 改变:“全面渗透” 移动支付给街边小摊小贩迈入数字经济时代的门票。 从现有数据统计,仅以支付宝为例,中国新经济研究院与支付宝联合发布《小店经济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9成路边小店用支付宝收钱后,生意变好,消费频次提升3成,销售额提高2.5%,百元商品销售额提升能达5%。 有太多典型的小摊小贩在上演林明辉模式,曾经营收大幅缩减,因为客户的支付手段变更,扫码支付大行其道,一部手机出门,现金的使用频率下降,让他的小店一度在关门边缘。但也是得益于移动支付,日均营业流水翻了三成多。 林明辉回忆道,他们小店在2016年那一段时间才开通各种支付,结合顾客的付款习惯变更。多数附近居民或者过路人在小店购买的都是小件物品,像一瓶水、一包盐、一条口香糖等,多时几十元,少时仅两元多,移动支付更为便捷,也不需担心零钱不够用。 移动支付的普及,最基层的小商小贩是最需要支持的一个群体。姜靖宇的团队打造了一种完全基于移动互联的跟小微商户进行沟通的平台。商户只需要登录到系统上进行简单的操作,进行人脸识别等这样的生物识别,提交资料的影印照片件,系统通过后台运算,结合多渠道的认证这些工作就能使商户资质评审过程完成,大大提高的商户获得移动支付和结算功能的效率。除此之外,商户获得一个简便的收银设备就可支持移动支付。 另外,对于商家,效率首先体现在支付服务的价格上。零售行业中众多的小微商户对于成本较为敏感,“低价才是王道”。得益于各种新兴的技术手段,第三方支付服务商降低了支付成本,在酒店、餐饮、百货、超市等标准类商户,支付的费率仅为0.3%-0.6%,而二维码支付费率甚至更低。同时,部分支付机构为了抢占市场,全力补贴商家,对于中小商户来说,诱惑力十足。 选择造就了未来命运的千变万化,说不清是时代的洪流推着让你做出了选择,还是因为无数个同你一样人的选择成就了一个年代。姜靖宇的职业转型故事并没有结束。作为一名专业的“支付人”,他从技术端出发看中小微商户市场,为此提供商户端的支付需求的解决方案。移动支付的发展少不了“对手方”的参与。 支付宝、微信支付服务于付款人,而姜靖宇等人做的工作服务于收款方,尤其是为基层商户提供了支付服务,帮助这些小摊小贩在数字化时代拓展生计。 追踪:“技术串联支付” 此外,他认为技术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倘若没有手机或者没有强大的网络功能协调的设备,移动支付是没法做成的。 2014年起,姜靖宇带领的团队就开始潜心研究机器学习。“闭门造车不可取。”姜靖宇坦言。2015年年底,研究机器学习模型的技术团队完成了整套模型的建设;2016年年初,经过测试后的机器学习模型正式投入使用,第一个使用场景就是小微企业的综合支付。 姜靖宇所在的汇付团队在几年内正在赋能小微商户(小商小贩),切入点依旧是支付功能。比如聚合功能,能够受理各种类型的支付,各种种类的钱包支付、银行卡等等各方面。同时基于支付,在对小微商户打造一些轻便易用的功能,比如说小微商户基于私域的会员体系,基于收款之后的对账功能;作为支付公司天然有结算的义务,在结算方面,根据小微商户收款的整个历史交易、评级情况进行分析,提供一个合理的即时取现的功能,以满足他在经营当中的资金需求。 2019年,5G前夜,人工智能已串联起支付的各个环节。在技术端摸索的姜靖宇谈及个人努力方向“希望不停地追踪新的技术,研究新的技术应用场景上的结合点,最终使得技术能够创造出新的场景,从而提升服务的效率,把基于支付的各项服务普适性提高到最佳,体验度最好的程度。” 时代的唯一规律就是在不停歇地进行改变。在旋风刮起的那刻,或许十年为单位来度量都会显得过长,因为它饱含着细数不尽的辉煌。 [详情]
来源:招行微刊 今天,招微君特别心潮澎湃,因为明天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啦。为了庆祝这一特别时刻,招微君精心制作了一张长图,将招行从深圳蛇口一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32年发展历程,放置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之下。招商银行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招商银行的故事,也是新中国繁荣富强之路上的沧海一粟。这张长图将带你解读:个人和企业的发展和强盛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和强盛,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此刻,招微君和所有招行人想喊出这句表白:我爱你@中国! [详情]
来源:保险文化 1949 ▶ 1949年10月,保险业的“共和国长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 1979 ▶ 1979年2月5日,国内保险业务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作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11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业。 1980 ▶ 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重开,恢复财产保险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业正式复业。 1983 ▶ 1983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财产保险合同方面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颁布实施。 ▶ 1983年9月,保险业第一家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1984年1月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监督和稽核。 ▶ 1985年3月3日,中国第一部保险业管理法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发布实施。《条例》适用于经营各种保险业务的企业,后来被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代替。 1986 ▶ 1986年10月,我国第一家股份制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组建保险业务部,经营保险业务,打破了上海保险业务由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 1988 ▶ 1988年3月21日,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公司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工商银行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资本金为4500万元。1992年9月29日,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 1998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集中统一地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1991 ▶ 1991年,保险业首次形成三足鼎立局面。1991年,5月13日,交通银行组建成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至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1992 ▶ 1992年,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上海。1992年,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 1992年,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上海。1992年,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 1992年11月,友邦保险培训的第一代寿险代理人上街展业,寿险代理人制度迅速为国内寿险业采用。 1994 ▶ 1994年,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资独资财险公司获批成立。199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个外资独资财险公司。 ▶ 1994年6月,我国第一家引进外资入股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功吸纳美国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世界财团参股。 1996 ▶ 1996年,保险业第一份生命表制订完成。 ▶ 1996年,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获批设立。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97 ▶ 1997年,我国第一个《全国保险行业公约》实施。9月9日,13家全国性、区域性中资保险公司共同签署我国第一个《全国保险行业公约》,并于10月1日起实施。 1998 ▶ 1999年10月25日,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推向市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首家在上海推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型保险给我国寿险市场带来深刻变化。与此类险种相类似的分红保险和万能型寿险相继推出。 ▶ 1998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集中统一地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1999 ▶ 1999年,保险资金首次入市。10月26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29日,保监会下发《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1999年12月,保监会首次设立派出机构。保监会决定在全国设立11个派出机构,包括上海、北京、广东等。 ▶ 1999年12月16日,保险经纪公司首次成立。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北京江泰、上海东大、广州长城三家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自2000年6月16日起,三家保险经纪公司相继开业。 ▶ 1999年,大陆首次进行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 2000 ▶ 2000年6月,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综合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 ▶2000年6月28日,第一条保险服务专线电话开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通了国内金融业首条集保险报案、咨询、投保等功能为一体的专线服务电话:95518,依靠遍布全国的300多个电话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服务网络。 ▶ 2000年6月29日,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保险企业——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 2000年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保险行业公约》。 2001 ▶ 2001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人寿首次恢复国内人身保险业务。11月30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1929年始创于上海1956年移师香港专营海外业务近半个世纪的太平人寿全面恢复经营国内人身保险业务,成为第六家全国性寿险公司。 2002 ▶ 2002年2月1日,中国第一部外资保险法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 2002年2月8日,第一次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参加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体现了WTO关于“国民待遇”的原则。 ▶2002年4月18日,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2002年9月20日,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获批。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工商局和中国保监会批准,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全国性保险公司。 2003 ▶ 2003年7月,国内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同意和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 ▶ 2003年,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上市,成为金融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 2003年,我国第一家由保险企业绝对控股的银行——平安银行成立。平安银行前身为福建亚洲银行,2003年被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收购。2006年11月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市商业银行,2007年6月深圳市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更名为深圳平安银行,2009年1月深圳平安银行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万亿元。 ▶ 2004年9月17日,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在探索建立农业保障长效机制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 2004年11月11日,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获准筹建,填补了我国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 ▶ 2004年11月18日,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2006 ▶ 2006年3月28日,第一个强制性险种——交强险出台。3月21日,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发布。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要求所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辆都应在3个月内投保交强险 ▶ 2006年5月31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保险“国十条”颁布实施。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保险“国十条”,在科学界定保险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将保险从行业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 ▶ 2007年1月9日,国内首家“三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中国人寿登陆A股市场。 2008 ▶ 2008年,国内第一款商业灾害意外伤害保险由中国人寿推出。年初的南方雨雪冻灾和5月汶川大地震让建立巨灾风险保险的讨论提上日程,建立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十分紧迫。中国人寿率先推出国内第一款商业灾害意外伤害保险。 ▶ 2008年,偿付能力监管首次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9月1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出现“分类后的统一监管”。 2009 ▶ 2009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保险法》正式实施。 2011 ▶2011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迈出第一步。9月23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2012 ▶2012年4月,保监会正式开通全国第一条保险消费者维权电话:12378。 ▶ 2012年12月7日,人保集团H股整体上市。人保集团H股整体上市,是继农业银行之后,全球最大的中资企业IPO交易,也是2012年全球最大的一单首次公开募股。 2013 ▶ 2013年7月8日,全国首个公众宣传日启动。为进一步加强保险公众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保险意识,中国保监会决定,将每年7月8日确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每年确定不同的宣传主题。 ▶ 2013年11月6日,我国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众安在线在拿到中国保监会的批件后设立之后,泰康在线、安心财险和易安财险等3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相继登场。与此同时,阿里巴巴、腾讯以及网易等科技巨头均纷纷参与到互联网保险的布局中。 2014 ▶ 2014年,保险事业从行业意愿首次上升到国家意志。8月13日,以“顶层设计”形式明确保险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十条”),提出到2020年,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5%,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要达到3500元/人,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新国十条”出台,把发展保险事业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志。 ▶ 2014年,全国首个巨灾保险落地深圳。 ▶ 2014年,首次开始以房养老保险试点。 2015 ▶ 2015年,金融领域第一部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制度文件——《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出台。 ▶ 2015年,商车费改首次启动改革试点。3月24日,中国保监会发布《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具体方案出炉。山东、广西、重庆、陕西、青岛、黑龙江等6个保监局所辖地区为改革试点地区。根据进度表,从4月1日开始,经营商业车险业务的财险公司可以申报商业车险条款费率。 ▶ 2015年,全国首家专业性航运保险公司在宁波创立。 ▶ 2015年,全国首家专业性航运保险公司在宁波创立。 2016 ▶ 2016年,首个个人健康税优保险开始销售。 ▶ 2016年,城乡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和首个地震巨灾保险产品落地。中国保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 2016年,宁波成为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2017 ▶ 2017年,保险行业新闻发言人名单首次向社会公布,提升行业透明度。 ▶2017年9月,内地“互联网保险第一股”众安在线成功登陆港交所。 2018 ▶ 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成立。 ▶ 2018年,全国首家科技保险公司——太平科技开业。 ▶ 2018年11月16日,人保集团回归A股股,上市首日总市值突破2100亿元。 ▶ 2018年,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政策落地实施。 2019 ▶ 银保监会批准筹建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财政部发布《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险企手续费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比例提至18%。 ▶ 安盛集团将其中国财险公司更名为安盛保险,成为我国境内首家外资持股100%的财险公司。 ▶ 慧择保险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上市申请,有望成为全球保险电商第一股。[详情]
原标题:《中国金融》卷首语|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文/蒋万进 10月1日,是全体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的日子,是共和国的七十华诞。七十年前的今天,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瞬间,尤其是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相比。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七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最全面的指标是联合国倡导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体系残缺不全,统计制度也极为不完善。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我国统计体系用的是原苏联的物质资料生产体系MPS,后来补充核算的1952年的GDP为679亿元。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到1978年我国GDP为3679亿元,居世界第11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18年达到90万亿元,连续九年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1952年至2018年的67年间,我国实际GDP复合增长率为8.1%,在世界上居于很高的水平。 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对外支付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其外汇储备。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当时我国外汇资源严重短缺。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快速增加,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曾经达到3.99万亿美元。 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和粮食产量,坚守18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百姓温饱问题完全解决,正在迈向全面小康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等原材料,在这方面我国的成绩非常显著。据统计,2018年,我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7.71亿吨、9.28亿吨和11.06亿吨,其中钢材产量是1949年13.06万吨的8504倍。我国当年粗钢产量是欧盟、北美、日本三大经济体总产量的两倍多,这为我国建立更加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很低。1956年,我国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63年间年均增长8.4%。我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家电、手机等重要工业品的消费大国。 七十年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但是,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未来,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详情]
原标题:《中国金融》|易纲:新中国成立70年金融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文/易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金融业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国民经济恢复重建。改革开放后,金融业的活力和潜力得到极大释放,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有效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机构比较少,长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从1979年起,陆续恢复建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打破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1994年,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原来的政策性业务,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真正向商业银行转变,多层次银行体系逐步形成。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588家,其中政策性银行2家、开发性银行1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农村信用社812家、村镇银行1616家、民营银行17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租赁公司69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53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消费金融公司23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证券公司131家,基金公司120家,期货公司149家;保险公司229家。全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证券业总资产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股本中占比超过40%,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比超过50%,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占比超过80%。 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并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逐步建立了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债券市场方面。1981年,我国重新发行国债,结束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长达20年的“无债”时代。1982年,为满足信贷资金之外的生产资金需求,企业债券开始发行。2005年以来,银行间债券市场明确了“放松行政管制、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发展方向,实行备案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导,包括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元化、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超过9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方面。1984年,我国第一只股票公开发行。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形成。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近年来,在先后设立了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后,于2019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板,开始探索股票市场注册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股权市场体系。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近3700家,总市值54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保险市场方面。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了由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组成的保险市场体系,形成了覆盖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医疗保险、再保险、农业保险等多领域的产品体系,在风险分担、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我国原保险保费收入3.8万亿元,保险密度2724元/人,保险深度4.22%,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货币市场方面。同业拆借市场起步于1984年,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率先建立同业拆借网络,随后形成各地的同业拆借市场。1994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并不断扩大同业拆借市场参与主体,成为金融机构调剂头寸余缺、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2018年,同业拆借业务成交139万亿元,增长76%。同时,票据市场迅速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票据业务诞生开始,陆续建成中国票据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2016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平台即上海票据交易所。2018年,全国共发生票据业务2.22亿笔,金额150万亿元。 外汇市场方面。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外汇留存管理,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市场。1994年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目前,外汇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品不断丰富,可交易货币由美元等少数货币币种逐步扩大到26种货币。2018年各类外汇交易产品累计成交29万亿美元。2019年8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系统坚持以民为本、服务民生,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面对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持续加大金融服务供给。目前,我国银行账户107亿个,股票投资账户1.5亿个,居民寿险保单11.6亿件。至2017年,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达到8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至2018年末,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3%。 支付清算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支付清算从手工操作、手工联行到电子支付、电子联行,逐步建成现代化支付系统,特别是核心支付系统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5年,建成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实现了跨行支付交易的即时转账清算,成为连接社会经济活动及资金运行的“大动脉”。2006年,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为小金额、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交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同时,我国移动支付的业务量、处理效率、覆盖面,均居世界领先水平。2018年,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共发生移动支付业务约5224亿笔,金额约445万亿元,其中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呈现爆发式增长,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小额资金支付汇划需求,为中国各类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征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2006年7月,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贷征信系统建成运行,目前已覆盖全国2200万户企业和9亿自然人,为商业银行等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近年来,非银行信贷领域的市场化个人征信、企业征信机构发展日趋规范,信用登记、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征信业务迅速发展,竞争有序、功能完善的征信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目前经备案的信用评级机构97家、企业征信机构133家、个人征信机构1家,80%以上为民营企业。 人民币现金现钞供应得到充分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先后设计发行了五套人民币,人民币印刷工艺、防伪性能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8月末,流通中人民币现金(M0)7.3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金融科技发展需要,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并取得重要进展。 经理国库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发布,建立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2014年8月修改后的《预算法》再次明确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目前,全国共设立五级国库机构5000余个,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和标准化业务处理模式,实现了财政、税收、海关、商业银行以及国库(中央银行)之间的横向联网,纳税人足不出户几分钟内就可完成税款缴纳。 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显著改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几家抬”合力,实施信贷、债权、股权“三支箭”政策,持续引导和改善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至2019年8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贷款覆盖面稳步提高,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470万户;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 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金融风险。针对重大风险隐患,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稳妥处置化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金融风险有所显现,当时的一些舆论认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2003年以来,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核销损失、剥离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四个步骤,精心设计,稳步实施,在国家支持下,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沪、港两地上市,健全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此同时,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要求,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设计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农村信用社逐步“上台阶”。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通过撤销、关闭、重组、购并等方式,有效治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行业性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 通过改革,我国银行业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先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资产总规模和主要经营指标位居全球同业前列。2019年6月末,银行业不良率1.99%,资本充足率14%,拨备覆盖率180%。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水落石出”。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一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出台资管新规并给予适当的过渡期,影子银行风险得到初步治理。二是专业、高效、稳妥处置重点机构风险,依法果断对包商银行实施接管,坚决打破刚性兑付,严肃市场纪律。三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四是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存量风险大幅压降。五是及时补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领域监管制度短板。目前,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 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法治体系,提升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1948年12月1日,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宣布成立。1979年,国家外汇局成立,由人民银行管理。1983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职责。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并入中国证监会,同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协调进一步强化,2013年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17年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人民银行承担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2018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实现职能整合,组建中国银保监会。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架构。 现代金融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金融法律为核心,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重要内容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出台了《票据法》《反洗钱法》《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还建成了全国集中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取得重要进展,有效遏制了金融领域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 近十几年来,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初步建立了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网。其中,2005年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2007年成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2008年成立保险保障基金,2014年成立信托业保障基金,2015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已经在风险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形成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统一货币发行,结束了此前的法币恶性通胀局面。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货币信贷的统收统支、统存统贷,有效控制现金和信贷总量,促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革开放后,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本世纪初的通货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企稳回升。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扭转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较快上涨势头。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既保持战略定力,又适时预调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超过30%;消费物价涨幅保持在2.2%左右,较好地实现了金融调控预期目标。 一是优化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体系。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改革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模式,取消了信贷规模限额控制,逐步确立货币供应量(M2)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逐步下降,数量型中间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趋于弱化,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增加。为此,2012年我们适时创建优化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 二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健全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创新设立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等货币政策新工具,不断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199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以来,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有序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到2015年10月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逐步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奠定了基础。 四是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随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探索建立外汇市场、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以我为主,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进行预调微调。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同时,我国利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低位,近年来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了稳中有降。 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金融开放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逐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协同推进扩大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不断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使之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 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1979~1981年中国集中批准3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承诺开放了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扩大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部分开放证券服务业,外资证券机构可通过合资券商从事国内证券发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了全部地域和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在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我国还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需要,积极实施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金融业是竞争性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建立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大幅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相关措施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人民银行代表金融系统立即宣布了11条对外开放举措,银保监会、证监会随后陆续推出40条具体开放措施。2019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宣布,到2020年全面放开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同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再次公布新的11条金融开放措施,对银行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保险、证券、基金、期货、评级等领域大幅放宽准入条件或业务范围。 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内外资已按照同等条件批设金融牌照,并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会计、税收和交易等配套制度不断完善。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在华机构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9年4月,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为解决人民币汇率双轨制问题,推动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再次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持续改革,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弹性明显增强。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5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82%,其中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1%。 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1996年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协定条款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下的40个子项来看,我国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企业和居民跨境贸易投资、旅游、购物、就学的外汇兑换便捷性大幅提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2.22%。 在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方面。1980年,我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主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借助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多边开发机构、区域性合作机制等各类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政策协调,推进与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再创金融改革发展新辉煌。[详情]
原标题:消费金融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专访中邮消费金融副总经理李乃钦 记者:余继超 70年沧海桑田,中国居民消费经历了从刚需型到发展型再到品质型的升级,消费金融从蓬勃的消费市场中孕育,并随着消费的升级而变迁,在助推国民经济发展上日益迸发出活力。 作为国有大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控股的中邮消费金融,虽然不是首批试点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但依托股东的优势及稳健的运营正逐步跻身持牌消费金融第一梯队。财报显示,中邮消费金融2018年全年净利润为2.03亿元,同比增长199%;2019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39亿元,同比增长82.38%。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邮消费金融副总经理李乃钦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畅谈了70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的升级及消费金融的变迁。 李乃钦认为,“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整个行业来看,消费金融行业正在向科技驱动、注重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三次消费升级 “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和快时尚品牌正在快速崛起。同时,高品质的教育、体育娱乐、出境旅游市场扩张迅速。” 中邮消费金融总部位于广州东站附近的天伦控股大厦,他们租了其中5层楼用来办公,李乃钦的办公室位于12楼。 在加入中邮消费金融前,李乃钦曾担任邮储银行分行副行长一职。2015年11月19日,中邮消费金融成立。李乃钦是中邮消费金融“元老级”的员工,开业至今,李乃钦一直都在中邮消费金融。 采访当天,初次见到李乃钦,是比较典型的传统银行出身的形象:白衬衣搭配黑西裤、黑皮鞋,自称要像互联网企业学习“互联网思维”。 回顾70年消费变迁之路时,李乃钦表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至少经历三次消费升级,每次消费升级均伴随着新的消费特征,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的必须品消费升级。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消费者对轻工业产品,如餐饮、服装的追求开始提高,并且对其产生购买行为,中国的第一次消费升级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末发展型消费品的消费升级是第二次消费升级。当时,我国开始农村改革,建立和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迅速富裕起来,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消费升级浪潮。 李乃钦认为,当前正在发生品质型、享受型消费品消费升级。从21世纪初开始,国家经济进入信息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2010年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兴起,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爆发态势,居民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改变,从而引发第三次也是当下正在经历的消费升级。 “与前两次消费升级不同,高品质消费与个性化消费成为了这次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消费内容方面,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和快时尚品牌正在快速崛起。同时,高品质的教育、体育娱乐、出境旅游市场扩张迅速。本次消费升级中,中产人群成为消费升级的主力。与其他群体相比,中产阶层是更加优秀的消费者,拥有较高的品味和对品质的追求。”李乃钦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依然是引领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9.5万亿元,同比增长8.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 消费金融变迁 “如今消费金融进入了规范期。一方面,国家肯定消费金融的积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消费金融规范化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活跃,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金融悄然孕育,并随着消费的升级而变迁。李乃钦认为,中国消费金融业务正式兴起于1985年,那一年,中国银行发行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 记者了解到,1985年中国银行在国内发行首张“准贷记卡”,使用该卡须先往账户里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时,持卡人才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消费。 据悉,当时的“中银卡”只是一种凸印字符卡,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条,但不是磁条。有资深银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中银卡”开了中国消费信贷之先河,“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真正意义的标准信用卡是在1995年由广发银行推出的。 李乃钦指出,此时的消费金融正处于萌芽阶段,消费金融产品主要由商业银行提供,产品相对有限,以信用卡为主,审核手续比较严格,主要服务于央行征信体系覆盖的高净值、高收入人群。 为了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监管部门考虑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为汽车消费、教育消费、家装消费、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需求提供金融支持。2009年原中国银监会(现银保监会,下同)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随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4个城市先后各设立中银、北银、锦程、捷信4家消费金融公司,国内首批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应运而生。 2013年底,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消费金融领域,原银监会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允许境内非金融企业作为主要出资人,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不过,原银监会要求发起人最近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亿元,且主营业务为适合提供消费贷款的产品。 李乃钦表示,这一阶段,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在审核方面的要求相对宽松,其产品主要服务特点是小额、快速、无抵押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无法覆盖的消费金融需求缺口。 此后,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大型电商企业、互联网企业、网贷平台都纷纷布局消费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丰富。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对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进一步放开,消费金融行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并逐步形成了银行系(包括银行消费信贷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电商系(以互联网小贷牌照放贷)及网贷系(无牌照)的格局。 李乃钦判断,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代表的流量平台,从目前发展趋势上看,这些平台会以平台服务输出的方式为主。“因杠杆及监管因素,这些平台很难以金融主体形式呈现,还是以平台服务为主”。 李乃钦认为,如今消费金融进入了规范期。一方面,国家肯定消费金融的积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消费金融规范化管理,消费金融行业进入全面整顿和规范发展阶段。 助推经济发展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政策层面利好之下,李乃钦觉得,与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相贴近的教育、租房、旅游、装修、家电、3C等产品将成为消费金融主流场景。消费金融的政策利好促进了实物消费不断提挡升级,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质扩容,且向“绿色智能产品”等新消费领域引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19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主体的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这三类参与者分层、互补发展,将消费金融服务覆盖至不同人群。其中,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其技术、场景能力触达长尾人群,满足大众高频、小额的普惠金融需求,是中国消费金融领域最大的创新。 《报告》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消费金融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作用也将愈发明显。我国消费金融行业至少还有五年的高速发展期,预计表内消费金融占总信贷规模有可能突破25%以上。 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发现,2018年,我国335个城市中,人均互联网消费贷款越高的城市,人均网络消费金额也越高,两者相关系数为0.85。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无论基于政策理论,还是国际经验分析,消费金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消费金融机构应该深挖有效消费场景,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充分运用金融科技,使消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 为此,作为消费金融行业国家队、邮储银行子公司的中邮消费金融,在业务发展上也有自己的布局。李乃钦表示,中邮消费金融在消费金融领域践行普惠金融服务理念,致力于打造城乡消费者和商家的综合性消费金融服务平台,以服务国家消费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努力建设成为一家全国性一流消费金融公司。 此外,中邮消费金融将坚持“3+3”发展战略,以线上渠道、线下渠道和大数据应用为三大发展“引擎”,以全面风险管理、科技引领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能力“保障”,发挥比较优势,错位经营、协同发展,打造三到五个核心产品品牌,服务大众提升消费品质、创造美好生活。 在具体的布局上,李乃钦指出,公司将围绕三大平台建设进行战略布局。一方面,打造生活服务平台,实现“金融+生活”的消费金融综合服务全覆盖;另一方面,将与邮储银行密切联动,错位经营、差异化发展,提高协同效应;此外,还将深化与以BATJ等互联网渠道为主的平台合作业务,以“融合、开放”的理念,实现“价值链整合”。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李乃钦表示,消费金融行业正在向科技驱动、注重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详情]
来源 金融时报 原标题 保险业70年:打造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后盾 本报记者 付秋实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座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55公里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在创下多项世界纪录的同时,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伴随着巨大的工程建设风险。中国人保财险作为首席承保公司与其他5家保险公司合作承担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项目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约为6年,合同投保金额高达278亿元,创下全国单个工程保险标的新高,也为保险业参与大型建设与高风险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原创性经验。 这只是我国保险业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我国保险业也获得了源源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伴随现代化建设而繁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1979年,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不久便发布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就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保险机构设置等问题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作出指示。 彼时的中国保险业,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这5个险种再次起步,开始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金融时报》记者在《老保单》一书中翻阅到一张投保日期为1981年7月29日的赔款计算书。经办单位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保户单位是厦门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签单不到1个月,保户单位就发生了火灾。这张赔款计算书显示:“1981年8月20日中午,因搬运工人进万平仓库,违反制度抽烟,烟蒂引起什草生火,燃烧寿板胚。经各方支援及时扑灭,并从原堆488片寿板胚中清出202片,被烧286片,按账面价值损失人民币11571.56元,残值收回1567.97元,实损10003.59元。”最终,根据查勘、核实,保险公司确认该事故属于公司责任范围,作出了给予赔付人民币10003.59元的决定。这是当时重新起步不久的保险业保障企业财产安全的一个小小事例。 如今的中国保险业,仅财产险公司就经营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健康险、意外险等近10个险种。 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到一件快递包裹,大到国之重器,背后都有保险“默默”的保障。 为经济社会发展筑起风险保障网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保险业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4325万亿元;保单件数达到2772901万件,赔付支出达到8290亿元。 经历复业以来近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保险业成为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保障人民财产、人身安全方面,保险业承保范围和保障责任逐步扩大,赔付支出和风险保额不断增长。特别是近年来,保额增速明显快于保费增速,保险保障逐步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托底作用日益显现。 保险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2006年和2014年,国务院分别颁布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使现代保险服务业成为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将保险的地位提到了“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保险一旦介入社会治理,就不再是纯粹被动提供补偿,而是承担了管理职责,也改变了政府左右为难的情况,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力的抓手。”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浙江宁波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希望保险在宁波成为一项基础设施,百姓日常生活背后均有保险保驾护航。 2016年,宁波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针对社会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宁波不断创新保险新产品、新模式,构建起了一张多层次、广覆盖、高效率的风险保障网,在这张保障网的保护之下,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大提高。 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新中国保险业70年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作出重大政治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保险业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践遵循。 事实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跑马圈地”似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保险业已经深刻认识到,风险保障是立业之本,高质量发展是基业长青之根。由内而外向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将保险业推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推动着保险业必须提供让人民满意的产品与服务。有关调查机构今年发布的《关于投资理财的国人选择和未来趋势》显示,保险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项目,选择比例达到了29.36%,接下来是房产(22.95%)、理财产品(19.00%)、基金(17.73%)、股票(16.80%)。这已经是保险连续第四年占据榜首。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为将来多做打算,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不久前撰文称,保险业“经营”的是风险,而风险是不可能消失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规模的增大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庞杂,风险总量会越来越大、风险类型会越来越多、风险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只要风险存在,以风险管理为己任的保险行业就有存在的充分理由,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而是必须稳健地成长与壮大,以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于保险业而言,必须实现自身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提升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成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服务业。[详情]
原标题:金融业发展70年如歌岁月:银行如何撬动经济发展、技术革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经过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中国GDP规模已突破90万亿元(约合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银行业总资产达270万亿元,资产规模位列全球第一,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也首屈一指。 回顾金融发展历程,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大财政、小银行”。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改革同时起步,邓小平指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1983年6月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把具体金融业务交给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并陆续批准在我国部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商业银行,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步伐。随后,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一批股份制银行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先后成立。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加快,通过银行业的杠杆作用,以货币的投放推动经济增长。1992年以后,中国金融监管逐渐从混业走向分业。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强制金融机构分业经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抓住加入WTO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在1999年,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增至1999年的4.5倍,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股份制改造和转型之路,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式。在加入WTO后,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决定利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体制和不良资产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挂牌成立,正式形成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21世纪以来,金融改革发展提速,先后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坏账;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商业银行改制为上市金融机构。2003年至2008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 197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159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0.3。经过40年改革开放,2018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182.7万亿,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逐步完成经济货币化进程。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中,从“大一统”的银行改革,到“搞活银行”,再到股改上市,多元化的各类金融机构先后设立,粗放发展模式一度不可避免。 抚今追昔,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中,股份制银行是一道亮眼的光芒。作为金融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在发展模式、业务路径上多有创新。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为中国贡献了两家股份制银行。这其中,招商银行的发展并不容易。截至1994年末,全行储蓄存款只有约15.7亿元人民币,余额甚至还不及国有银行在中心城市的一个大储蓄所。可就在这时,银行业迎来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中央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面向全球信息化发展未来,启动了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金卡工程”,由此拉开了我国信息化建设以及金融电子化的序幕。这一次,招商银行抓住了机会。因为靠近香港,视野更加开阔,早在90年代初,招行就定下了信息化建设方向。 深圳的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2012年,经过A股史上最大规模金融并购案,在吸收合并原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后,新组建的平安银行获得新生。时任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曾指出,深圳银行业在未来三十年必须把握的两大机遇:一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高度关注面向零售客户的服务。 70年继往开来,商业银行正在向轻型银行、“大零售”转型,招行、平安又给予了业界新的观察样本。招行以全行之力发展金融科技,开启零售金融3.0;平安银行则在平安集团“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下,推进转型智能化零售银行。 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全球前1000家大银行中,2019年国内有136家银行榜上有名,产生的银行利润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比美资银行利润总额多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位列前十名,并继续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金融为实体经济之血脉,大型商业银行还需要作出更大贡献,其他银行也将坚持走自己的特色经营道路。前途任重道远,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仍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详情]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七十年砥砺奋进,中国经济奇迹举世瞩目。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一,金融业对中国经济腾飞的贡献功不可没。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展望未来,金融体系将不断重塑和调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不断提升,从供给侧加速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创富效应”,从需求侧助推企业做强做大和居民消费升级。 随着中国金融业加速回归本源,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将不断创新,金融业必将与实体经济携手蓬勃奋进,实现“创富梦”。 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七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国金融业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世界前列。 截至2018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4万亿元,是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64万亿元的9倍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攀升: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比重,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十二五”期间提升到16%左右,目前达18%左右。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持续改善。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业的天职和宗旨。近两年来,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等相关监管部门协同作战之下,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金融风险整体呈现收敛可控局面。影子银行规模大幅缩减,高风险金融资产显著压缩,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实体企业转型升级腾挪出更多空间。 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新增资本投入最多的经济体,但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任务十分艰巨。关键要解决好“脱实向虚”问题,持续清理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空转。 创新提速 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仅需要优化存量结构,更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做好增量“文章”,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金融创新要平衡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要求短期回报之间的关系。 金融理念与实践都需创新:一是增加资本的耐心,二是革新风险管理方法,三是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容忍失败。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 近年来,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助力方式不断推陈出新。金融机构从只做“铁公基”到普惠、小微金融遍地开花;从只看企业抵押物到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和担保体系优化,为实体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发展壮大注入更多力量。 金融创新,科技赋能,让企业“软实力”真正变现为“硬财富”。监管部门明确要求相关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科创企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充分支持。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发展对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发挥实实在在作用。 深化供给侧改革 携手实现“创富梦” 金融活水注入,实体企业自强,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增强。展望未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仍需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彻底解决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供给。 央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看来,经过七十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已经从单一银行体系,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业体系,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效率也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高速腾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还需在加大银行业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力度,推动新一轮金融开放、适度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占比等方面多做努力。 尤其是金融资管行业,既是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既是我国资管行业重塑的开端,也为实体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创富梦”奠定基础。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说,资管新规发布实施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它标志着我国大资管行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资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对资管行业市场格局与业务模式的研究,不应该停止。 资管新规发布一年多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陆续出台相关配套细则。蓬勃发展的资管机构,正在为企业和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不断奋进。[详情]
原标题:姜靖宇:移动支付渗入小摊小贩的十年幕后事 | ‘吾国吾民’特别策划 作者:王涵 从现金支付到全民手机支付,从“擦边”支付行业转型到“专心”技术研发,姜靖宇用自己的十年(2009年—至今)职业转向的故事诠释了小微商户的移动支付发展轨迹。 移动支付于中国蓬勃发展,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越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时间就越能模糊它的界限,越是容易对它出现的时间产生恍惚。 在中国,手机支付已成为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当街头的小商小贩左右边摆上了不同的二维码牌,问每位顾客:“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我们知道支付这件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甚至无法回忆具体是何时发生的突变。从现金支付到全民手机支付,在移动支付普及的背后是一拨拨无名的幕后英雄。要知道仅仅还是几年前,一般的小商小贩是不愿意使用移动收款的,这其中不单是手续费高居不下的原因,还有结算办理中的诸多不便,但在亿万消费者不知不觉中,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基本消失。这一切的背后,在汇付天下负责技术的姜靖宇深有感触,从“擦边”支付行业转型到“专心”技术研发,姜靖宇用自己的十年(2009年—至今)职业转向的故事诠释了小微商户的移动支付发展轨迹。 初始:“可有可无” “我不相信也不会弄什么银行卡支付、支付宝、微信付款。我们店铺小本买卖,服务周边的居民,只有收现金进兜里,我才放心。他们操作太复杂了。”徐汇宜山路上的一家零售便利店老板林明辉在各种支付刚出现的时候曾如此担忧排斥过,彼时的他也料想不到,因为移动支付的出现“拯救”了他的营生。 其实,情有可原,流程过于繁琐。姜靖宇回忆道,至少在2009年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对小微商户获得收款(主要)的功能是不方便的。“他们需要向金融机构提交各种各样的支持证照,当时移动互联网化的程度很低,证明资料的传递更多是以纸质的方式传递,受理机构的受理过程效率不高,所以商户获得普惠性服务非常不方便,这也是很多商户实际上最后也没有去申请,也没有办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9年,3G刮起的旋风裹挟着移动支付涌进人们的视野。彼时,移动支付更多是作为移动终端最有潜力的3G增值业务之一,是以完善电子商务的闭环中“配角”般的存在。 NFC技术(近场支付)从充满想象到逐渐沉寂。在随后两年的摸索中,支付行业日渐体系化。2011年5月,央行发放第一批27张第三方支付牌照,不曾想,支付宝等机构探索的二维码支付正在酝酿一场移动支付“风暴”,这已是后话了。 不过,此时的汇付天下副总裁姜靖宇还在老东家做科技业务,以偏工业化的产品将成品提供给其他企业。凭借着曾效力于支付清算、卡基业务、电子商务等行业项目的经历,他似乎嗅到了支付时代的“气息”。 身处2013年,姜靖宇最先在打车软件上体会到了科技的力量。“我在一次打车APP使用后,让我颇受震撼。在我打车过程中,司机和我的联系仅是一个二维码。我不用去找现金去付费,打车的小额、高频场景与二维码支付异常契合,成为扫码支付最先普及的领域。” “我明显地感觉到科技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不像原来IT技术仅是企业里、研究所里的存在,我当时思考,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去转型了。”现实中细节的捕捉对于科技出身的姜靖宇可谓是不小触动。 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之间的战火已经四处蔓延。支付史上“打车之战”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促成了姜靖宇对科技职业生涯的重新规划。 2014年,姜靖宇转型进入这家老牌的支付机构汇付天下。他坦言:“我做支付,谈不上是选择,可能说是被选择,我一直有服务支付行业的技术背景。另外,汇付重视技术,在科技方面舍得投入,与我自己的职业目标也相当契合。 正如姜靖宇回忆2013、2014年:“感觉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没有太大的担心会失去什么,更担心的是赶不上什么,会错过什么精彩。” 同时,2014年可以说是移动支付发展最迅猛的一年,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方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达到了77660亿元,环比增长近500%。第三方支付企业互联网收单的规模达到了88161亿元,环比增长近50%。微信春节红包、手淘、双十一都是中国移动支付普及中的标志性例子。 改变:“全面渗透” 移动支付给街边小摊小贩迈入数字经济时代的门票。 从现有数据统计,仅以支付宝为例,中国新经济研究院与支付宝联合发布《小店经济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9成路边小店用支付宝收钱后,生意变好,消费频次提升3成,销售额提高2.5%,百元商品销售额提升能达5%。 有太多典型的小摊小贩在上演林明辉模式,曾经营收大幅缩减,因为客户的支付手段变更,扫码支付大行其道,一部手机出门,现金的使用频率下降,让他的小店一度在关门边缘。但也是得益于移动支付,日均营业流水翻了三成多。 林明辉回忆道,他们小店在2016年那一段时间才开通各种支付,结合顾客的付款习惯变更。多数附近居民或者过路人在小店购买的都是小件物品,像一瓶水、一包盐、一条口香糖等,多时几十元,少时仅两元多,移动支付更为便捷,也不需担心零钱不够用。 移动支付的普及,最基层的小商小贩是最需要支持的一个群体。姜靖宇的团队打造了一种完全基于移动互联的跟小微商户进行沟通的平台。商户只需要登录到系统上进行简单的操作,进行人脸识别等这样的生物识别,提交资料的影印照片件,系统通过后台运算,结合多渠道的认证这些工作就能使商户资质评审过程完成,大大提高的商户获得移动支付和结算功能的效率。除此之外,商户获得一个简便的收银设备就可支持移动支付。 另外,对于商家,效率首先体现在支付服务的价格上。零售行业中众多的小微商户对于成本较为敏感,“低价才是王道”。得益于各种新兴的技术手段,第三方支付服务商降低了支付成本,在酒店、餐饮、百货、超市等标准类商户,支付的费率仅为0.3%-0.6%,而二维码支付费率甚至更低。同时,部分支付机构为了抢占市场,全力补贴商家,对于中小商户来说,诱惑力十足。 选择造就了未来命运的千变万化,说不清是时代的洪流推着让你做出了选择,还是因为无数个同你一样人的选择成就了一个年代。姜靖宇的职业转型故事并没有结束。作为一名专业的“支付人”,他从技术端出发看中小微商户市场,为此提供商户端的支付需求的解决方案。移动支付的发展少不了“对手方”的参与。 支付宝、微信支付服务于付款人,而姜靖宇等人做的工作服务于收款方,尤其是为基层商户提供了支付服务,帮助这些小摊小贩在数字化时代拓展生计。 追踪:“技术串联支付” 此外,他认为技术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倘若没有手机或者没有强大的网络功能协调的设备,移动支付是没法做成的。 2014年起,姜靖宇带领的团队就开始潜心研究机器学习。“闭门造车不可取。”姜靖宇坦言。2015年年底,研究机器学习模型的技术团队完成了整套模型的建设;2016年年初,经过测试后的机器学习模型正式投入使用,第一个使用场景就是小微企业的综合支付。 姜靖宇所在的汇付团队在几年内正在赋能小微商户(小商小贩),切入点依旧是支付功能。比如聚合功能,能够受理各种类型的支付,各种种类的钱包支付、银行卡等等各方面。同时基于支付,在对小微商户打造一些轻便易用的功能,比如说小微商户基于私域的会员体系,基于收款之后的对账功能;作为支付公司天然有结算的义务,在结算方面,根据小微商户收款的整个历史交易、评级情况进行分析,提供一个合理的即时取现的功能,以满足他在经营当中的资金需求。 2019年,5G前夜,人工智能已串联起支付的各个环节。在技术端摸索的姜靖宇谈及个人努力方向“希望不停地追踪新的技术,研究新的技术应用场景上的结合点,最终使得技术能够创造出新的场景,从而提升服务的效率,把基于支付的各项服务普适性提高到最佳,体验度最好的程度。” 时代的唯一规律就是在不停歇地进行改变。在旋风刮起的那刻,或许十年为单位来度量都会显得过长,因为它饱含着细数不尽的辉煌。 [详情]
来源:招行微刊 今天,招微君特别心潮澎湃,因为明天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啦。为了庆祝这一特别时刻,招微君精心制作了一张长图,将招行从深圳蛇口一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32年发展历程,放置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之下。招商银行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招商银行的故事,也是新中国繁荣富强之路上的沧海一粟。这张长图将带你解读:个人和企业的发展和强盛离不开祖国的发展和强盛,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此刻,招微君和所有招行人想喊出这句表白:我爱你@中国! [详情]
来源:保险文化 1949 ▶ 1949年10月,保险业的“共和国长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 1979 ▶ 1979年2月5日,国内保险业务翻开第一页,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作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11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开始复业。 1980 ▶ 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重开,恢复财产保险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业正式复业。 1983 ▶ 1983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财产保险合同方面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颁布实施。 ▶ 1983年9月,保险业第一家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1984年1月1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监督和稽核。 ▶ 1985年3月3日,中国第一部保险业管理法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发布实施。《条例》适用于经营各种保险业务的企业,后来被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代替。 1986 ▶ 1986年10月,我国第一家股份制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组建保险业务部,经营保险业务,打破了上海保险业务由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 1988 ▶ 1988年3月21日,我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平安保险公司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工商银行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资本金为4500万元。1992年9月29日,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 1998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集中统一地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1991 ▶ 1991年,保险业首次形成三足鼎立局面。1991年,5月13日,交通银行组建成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至此,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1992 ▶ 1992年,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上海。1992年,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 1992年,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上海。1992年,国务院选定上海作为我国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 1992年11月,友邦保险培训的第一代寿险代理人上街展业,寿险代理人制度迅速为国内寿险业采用。 1994 ▶ 1994年,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资独资财险公司获批成立。199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首个外资独资财险公司。 ▶ 1994年6月,我国第一家引进外资入股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功吸纳美国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世界财团参股。 1996 ▶ 1996年,保险业第一份生命表制订完成。 ▶ 1996年,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获批设立。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与外经贸信托在上海合资设立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97 ▶ 1997年,我国第一个《全国保险行业公约》实施。9月9日,13家全国性、区域性中资保险公司共同签署我国第一个《全国保险行业公约》,并于10月1日起实施。 1998 ▶ 1999年10月25日,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推向市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首家在上海推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型保险给我国寿险市场带来深刻变化。与此类险种相类似的分红保险和万能型寿险相继推出。 ▶ 1998年1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全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主管部门,集中统一地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 1999 ▶ 1999年,保险资金首次入市。10月26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29日,保监会下发《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1999年12月,保监会首次设立派出机构。保监会决定在全国设立11个派出机构,包括上海、北京、广东等。 ▶ 1999年12月16日,保险经纪公司首次成立。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北京江泰、上海东大、广州长城三家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自2000年6月16日起,三家保险经纪公司相继开业。 ▶ 1999年,大陆首次进行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 2000 ▶ 2000年6月,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综合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 ▶2000年6月28日,第一条保险服务专线电话开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通了国内金融业首条集保险报案、咨询、投保等功能为一体的专线服务电话:95518,依靠遍布全国的300多个电话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服务网络。 ▶ 2000年6月29日,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保险企业——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 2000年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保险行业公约》。 2001 ▶ 2001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人寿首次恢复国内人身保险业务。11月30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1929年始创于上海1956年移师香港专营海外业务近半个世纪的太平人寿全面恢复经营国内人身保险业务,成为第六家全国性寿险公司。 2002 ▶ 2002年2月1日,中国第一部外资保险法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 2002年2月8日,第一次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参加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体现了WTO关于“国民待遇”的原则。 ▶2002年4月18日,首家以民营资本为投资主体的保险公司——民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 ▶2002年9月20日,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获批。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工商局和中国保监会批准,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成为全国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全国性保险公司。 2003 ▶ 2003年7月,国内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同意和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 ▶ 2003年,第一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上市,成为金融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 2003年,我国第一家由保险企业绝对控股的银行——平安银行成立。平安银行前身为福建亚洲银行,2003年被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收购。2006年11月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市商业银行,2007年6月深圳市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更名为深圳平安银行,2009年1月深圳平安银行正式更名为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2004年5月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万亿元。 ▶ 2004年9月17日,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在探索建立农业保障长效机制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 2004年11月11日,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获准筹建,填补了我国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 ▶ 2004年11月18日,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2006 ▶ 2006年3月28日,第一个强制性险种——交强险出台。3月21日,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发布。交强险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要求所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辆都应在3个月内投保交强险 ▶ 2006年5月31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保险“国十条”颁布实施。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保险“国十条”,在科学界定保险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定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将保险从行业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2007 ▶ 2007年1月9日,国内首家“三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中国人寿登陆A股市场。 2008 ▶ 2008年,国内第一款商业灾害意外伤害保险由中国人寿推出。年初的南方雨雪冻灾和5月汶川大地震让建立巨灾风险保险的讨论提上日程,建立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十分紧迫。中国人寿率先推出国内第一款商业灾害意外伤害保险。 ▶ 2008年,偿付能力监管首次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9月1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出现“分类后的统一监管”。 2009 ▶ 2009年10月1日,新修订的《保险法》正式实施。 2011 ▶2011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迈出第一步。9月23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 2012 ▶2012年4月,保监会正式开通全国第一条保险消费者维权电话:12378。 ▶ 2012年12月7日,人保集团H股整体上市。人保集团H股整体上市,是继农业银行之后,全球最大的中资企业IPO交易,也是2012年全球最大的一单首次公开募股。 2013 ▶ 2013年7月8日,全国首个公众宣传日启动。为进一步加强保险公众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全社会保险意识,中国保监会决定,将每年7月8日确定为“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每年确定不同的宣传主题。 ▶ 2013年11月6日,我国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众安在线在拿到中国保监会的批件后设立之后,泰康在线、安心财险和易安财险等3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相继登场。与此同时,阿里巴巴、腾讯以及网易等科技巨头均纷纷参与到互联网保险的布局中。 2014 ▶ 2014年,保险事业从行业意愿首次上升到国家意志。8月13日,以“顶层设计”形式明确保险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十条”),提出到2020年,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5%,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要达到3500元/人,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新国十条”出台,把发展保险事业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志。 ▶ 2014年,全国首个巨灾保险落地深圳。 ▶ 2014年,首次开始以房养老保险试点。 2015 ▶ 2015年,金融领域第一部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制度文件——《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出台。 ▶ 2015年,商车费改首次启动改革试点。3月24日,中国保监会发布《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具体方案出炉。山东、广西、重庆、陕西、青岛、黑龙江等6个保监局所辖地区为改革试点地区。根据进度表,从4月1日开始,经营商业车险业务的财险公司可以申报商业车险条款费率。 ▶ 2015年,全国首家专业性航运保险公司在宁波创立。 ▶ 2015年,全国首家专业性航运保险公司在宁波创立。 2016 ▶ 2016年,首个个人健康税优保险开始销售。 ▶ 2016年,城乡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和首个地震巨灾保险产品落地。中国保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 ▶ 2016年,宁波成为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2017 ▶ 2017年,保险行业新闻发言人名单首次向社会公布,提升行业透明度。 ▶2017年9月,内地“互联网保险第一股”众安在线成功登陆港交所。 2018 ▶ 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成立。 ▶ 2018年,全国首家科技保险公司——太平科技开业。 ▶ 2018年11月16日,人保集团回归A股股,上市首日总市值突破2100亿元。 ▶ 2018年,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政策落地实施。 2019 ▶ 银保监会批准筹建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财政部发布《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险企手续费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比例提至18%。 ▶ 安盛集团将其中国财险公司更名为安盛保险,成为我国境内首家外资持股100%的财险公司。 ▶ 慧择保险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上市申请,有望成为全球保险电商第一股。[详情]
原标题:《中国金融》卷首语|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文/蒋万进 10月1日,是全体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的日子,是共和国的七十华诞。七十年前的今天,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七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瞬间,尤其是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相比。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七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最全面的指标是联合国倡导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体系残缺不全,统计制度也极为不完善。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我国统计体系用的是原苏联的物质资料生产体系MPS,后来补充核算的1952年的GDP为679亿元。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到1978年我国GDP为3679亿元,居世界第11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18年达到90万亿元,连续九年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1952年至2018年的67年间,我国实际GDP复合增长率为8.1%,在世界上居于很高的水平。 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对外支付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其外汇储备。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当时我国外汇资源严重短缺。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快速增加,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曾经达到3.99万亿美元。 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和粮食产量,坚守18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百姓温饱问题完全解决,正在迈向全面小康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等原材料,在这方面我国的成绩非常显著。据统计,2018年,我国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7.71亿吨、9.28亿吨和11.06亿吨,其中钢材产量是1949年13.06万吨的8504倍。我国当年粗钢产量是欧盟、北美、日本三大经济体总产量的两倍多,这为我国建立更加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百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很低。1956年,我国百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63年间年均增长8.4%。我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家电、手机等重要工业品的消费大国。 七十年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但是,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未来,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详情]
原标题:《中国金融》|易纲:新中国成立70年金融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文/易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金融业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国民经济恢复重建。改革开放后,金融业的活力和潜力得到极大释放,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有效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机构比较少,长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从1979年起,陆续恢复建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打破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1994年,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原来的政策性业务,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真正向商业银行转变,多层次银行体系逐步形成。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588家,其中政策性银行2家、开发性银行1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农村信用社812家、村镇银行1616家、民营银行17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租赁公司69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53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消费金融公司23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证券公司131家,基金公司120家,期货公司149家;保险公司229家。全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证券业总资产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股本中占比超过40%,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比超过50%,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占比超过80%。 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并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逐步建立了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债券市场方面。1981年,我国重新发行国债,结束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长达20年的“无债”时代。1982年,为满足信贷资金之外的生产资金需求,企业债券开始发行。2005年以来,银行间债券市场明确了“放松行政管制、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发展方向,实行备案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导,包括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元化、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超过9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方面。1984年,我国第一只股票公开发行。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形成。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近年来,在先后设立了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后,于2019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板,开始探索股票市场注册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股权市场体系。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近3700家,总市值54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保险市场方面。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了由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组成的保险市场体系,形成了覆盖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医疗保险、再保险、农业保险等多领域的产品体系,在风险分担、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我国原保险保费收入3.8万亿元,保险密度2724元/人,保险深度4.22%,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货币市场方面。同业拆借市场起步于1984年,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率先建立同业拆借网络,随后形成各地的同业拆借市场。1994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并不断扩大同业拆借市场参与主体,成为金融机构调剂头寸余缺、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2018年,同业拆借业务成交139万亿元,增长76%。同时,票据市场迅速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票据业务诞生开始,陆续建成中国票据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2016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平台即上海票据交易所。2018年,全国共发生票据业务2.22亿笔,金额150万亿元。 外汇市场方面。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外汇留存管理,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市场。1994年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目前,外汇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品不断丰富,可交易货币由美元等少数货币币种逐步扩大到26种货币。2018年各类外汇交易产品累计成交29万亿美元。2019年8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系统坚持以民为本、服务民生,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面对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持续加大金融服务供给。目前,我国银行账户107亿个,股票投资账户1.5亿个,居民寿险保单11.6亿件。至2017年,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达到8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至2018年末,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3%。 支付清算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支付清算从手工操作、手工联行到电子支付、电子联行,逐步建成现代化支付系统,特别是核心支付系统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5年,建成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实现了跨行支付交易的即时转账清算,成为连接社会经济活动及资金运行的“大动脉”。2006年,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为小金额、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交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同时,我国移动支付的业务量、处理效率、覆盖面,均居世界领先水平。2018年,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共发生移动支付业务约5224亿笔,金额约445万亿元,其中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呈现爆发式增长,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小额资金支付汇划需求,为中国各类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征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2006年7月,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贷征信系统建成运行,目前已覆盖全国2200万户企业和9亿自然人,为商业银行等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近年来,非银行信贷领域的市场化个人征信、企业征信机构发展日趋规范,信用登记、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征信业务迅速发展,竞争有序、功能完善的征信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目前经备案的信用评级机构97家、企业征信机构133家、个人征信机构1家,80%以上为民营企业。 人民币现金现钞供应得到充分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先后设计发行了五套人民币,人民币印刷工艺、防伪性能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8月末,流通中人民币现金(M0)7.3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金融科技发展需要,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并取得重要进展。 经理国库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发布,建立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2014年8月修改后的《预算法》再次明确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目前,全国共设立五级国库机构5000余个,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和标准化业务处理模式,实现了财政、税收、海关、商业银行以及国库(中央银行)之间的横向联网,纳税人足不出户几分钟内就可完成税款缴纳。 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显著改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几家抬”合力,实施信贷、债权、股权“三支箭”政策,持续引导和改善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至2019年8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贷款覆盖面稳步提高,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470万户;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 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金融风险。针对重大风险隐患,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稳妥处置化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金融风险有所显现,当时的一些舆论认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2003年以来,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核销损失、剥离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四个步骤,精心设计,稳步实施,在国家支持下,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沪、港两地上市,健全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此同时,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要求,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设计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农村信用社逐步“上台阶”。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通过撤销、关闭、重组、购并等方式,有效治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行业性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 通过改革,我国银行业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先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资产总规模和主要经营指标位居全球同业前列。2019年6月末,银行业不良率1.99%,资本充足率14%,拨备覆盖率180%。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水落石出”。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一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出台资管新规并给予适当的过渡期,影子银行风险得到初步治理。二是专业、高效、稳妥处置重点机构风险,依法果断对包商银行实施接管,坚决打破刚性兑付,严肃市场纪律。三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四是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存量风险大幅压降。五是及时补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领域监管制度短板。目前,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 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法治体系,提升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1948年12月1日,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宣布成立。1979年,国家外汇局成立,由人民银行管理。1983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职责。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并入中国证监会,同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协调进一步强化,2013年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17年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人民银行承担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2018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实现职能整合,组建中国银保监会。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架构。 现代金融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金融法律为核心,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重要内容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出台了《票据法》《反洗钱法》《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还建成了全国集中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取得重要进展,有效遏制了金融领域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 近十几年来,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初步建立了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网。其中,2005年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2007年成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2008年成立保险保障基金,2014年成立信托业保障基金,2015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已经在风险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形成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统一货币发行,结束了此前的法币恶性通胀局面。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货币信贷的统收统支、统存统贷,有效控制现金和信贷总量,促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革开放后,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本世纪初的通货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企稳回升。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扭转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较快上涨势头。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既保持战略定力,又适时预调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超过30%;消费物价涨幅保持在2.2%左右,较好地实现了金融调控预期目标。 一是优化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体系。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改革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模式,取消了信贷规模限额控制,逐步确立货币供应量(M2)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逐步下降,数量型中间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趋于弱化,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增加。为此,2012年我们适时创建优化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 二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健全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创新设立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等货币政策新工具,不断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199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以来,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有序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到2015年10月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逐步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奠定了基础。 四是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随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探索建立外汇市场、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以我为主,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进行预调微调。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同时,我国利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低位,近年来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了稳中有降。 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金融开放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逐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协同推进扩大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不断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使之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 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1979~1981年中国集中批准3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承诺开放了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扩大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部分开放证券服务业,外资证券机构可通过合资券商从事国内证券发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了全部地域和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在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我国还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需要,积极实施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金融业是竞争性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建立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大幅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相关措施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人民银行代表金融系统立即宣布了11条对外开放举措,银保监会、证监会随后陆续推出40条具体开放措施。2019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宣布,到2020年全面放开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同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再次公布新的11条金融开放措施,对银行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保险、证券、基金、期货、评级等领域大幅放宽准入条件或业务范围。 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内外资已按照同等条件批设金融牌照,并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会计、税收和交易等配套制度不断完善。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在华机构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9年4月,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为解决人民币汇率双轨制问题,推动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再次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持续改革,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弹性明显增强。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5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82%,其中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1%。 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1996年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协定条款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下的40个子项来看,我国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企业和居民跨境贸易投资、旅游、购物、就学的外汇兑换便捷性大幅提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2.22%。 在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方面。1980年,我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主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借助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多边开发机构、区域性合作机制等各类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政策协调,推进与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再创金融改革发展新辉煌。[详情]
原标题:消费金融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专访中邮消费金融副总经理李乃钦 记者:余继超 70年沧海桑田,中国居民消费经历了从刚需型到发展型再到品质型的升级,消费金融从蓬勃的消费市场中孕育,并随着消费的升级而变迁,在助推国民经济发展上日益迸发出活力。 作为国有大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控股的中邮消费金融,虽然不是首批试点的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但依托股东的优势及稳健的运营正逐步跻身持牌消费金融第一梯队。财报显示,中邮消费金融2018年全年净利润为2.03亿元,同比增长199%;2019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39亿元,同比增长82.38%。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邮消费金融副总经理李乃钦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畅谈了70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的升级及消费金融的变迁。 李乃钦认为,“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整个行业来看,消费金融行业正在向科技驱动、注重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三次消费升级 “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和快时尚品牌正在快速崛起。同时,高品质的教育、体育娱乐、出境旅游市场扩张迅速。” 中邮消费金融总部位于广州东站附近的天伦控股大厦,他们租了其中5层楼用来办公,李乃钦的办公室位于12楼。 在加入中邮消费金融前,李乃钦曾担任邮储银行分行副行长一职。2015年11月19日,中邮消费金融成立。李乃钦是中邮消费金融“元老级”的员工,开业至今,李乃钦一直都在中邮消费金融。 采访当天,初次见到李乃钦,是比较典型的传统银行出身的形象:白衬衣搭配黑西裤、黑皮鞋,自称要像互联网企业学习“互联网思维”。 回顾70年消费变迁之路时,李乃钦表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至少经历三次消费升级,每次消费升级均伴随着新的消费特征,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的必须品消费升级。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消费者对轻工业产品,如餐饮、服装的追求开始提高,并且对其产生购买行为,中国的第一次消费升级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末发展型消费品的消费升级是第二次消费升级。当时,我国开始农村改革,建立和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迅速富裕起来,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消费升级浪潮。 李乃钦认为,当前正在发生品质型、享受型消费品消费升级。从21世纪初开始,国家经济进入信息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2010年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兴起,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呈爆发态势,居民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改变,从而引发第三次也是当下正在经历的消费升级。 “与前两次消费升级不同,高品质消费与个性化消费成为了这次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消费内容方面,更高性价比的轻奢品牌和快时尚品牌正在快速崛起。同时,高品质的教育、体育娱乐、出境旅游市场扩张迅速。本次消费升级中,中产人群成为消费升级的主力。与其他群体相比,中产阶层是更加优秀的消费者,拥有较高的品味和对品质的追求。”李乃钦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消费依然是引领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201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9.5万亿元,同比增长8.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 消费金融变迁 “如今消费金融进入了规范期。一方面,国家肯定消费金融的积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消费金融规范化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活跃,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金融悄然孕育,并随着消费的升级而变迁。李乃钦认为,中国消费金融业务正式兴起于1985年,那一年,中国银行发行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 记者了解到,1985年中国银行在国内发行首张“准贷记卡”,使用该卡须先往账户里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时,持卡人才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消费。 据悉,当时的“中银卡”只是一种凸印字符卡,背面有类似磁条的褐色条,但不是磁条。有资深银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中银卡”开了中国消费信贷之先河,“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真正意义的标准信用卡是在1995年由广发银行推出的。 李乃钦指出,此时的消费金融正处于萌芽阶段,消费金融产品主要由商业银行提供,产品相对有限,以信用卡为主,审核手续比较严格,主要服务于央行征信体系覆盖的高净值、高收入人群。 为了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监管部门考虑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为汽车消费、教育消费、家装消费、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需求提供金融支持。2009年原中国银监会(现银保监会,下同)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随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4个城市先后各设立中银、北银、锦程、捷信4家消费金融公司,国内首批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应运而生。 2013年底,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消费金融领域,原银监会对《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允许境内非金融企业作为主要出资人,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不过,原银监会要求发起人最近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亿元,且主营业务为适合提供消费贷款的产品。 李乃钦表示,这一阶段,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在审核方面的要求相对宽松,其产品主要服务特点是小额、快速、无抵押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无法覆盖的消费金融需求缺口。 此后,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大型电商企业、互联网企业、网贷平台都纷纷布局消费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丰富。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对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进一步放开,消费金融行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并逐步形成了银行系(包括银行消费信贷及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电商系(以互联网小贷牌照放贷)及网贷系(无牌照)的格局。 李乃钦判断,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代表的流量平台,从目前发展趋势上看,这些平台会以平台服务输出的方式为主。“因杠杆及监管因素,这些平台很难以金融主体形式呈现,还是以平台服务为主”。 李乃钦认为,如今消费金融进入了规范期。一方面,国家肯定消费金融的积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加强消费金融规范化管理,消费金融行业进入全面整顿和规范发展阶段。 助推经济发展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政策层面利好之下,李乃钦觉得,与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相贴近的教育、租房、旅游、装修、家电、3C等产品将成为消费金融主流场景。消费金融的政策利好促进了实物消费不断提挡升级,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质扩容,且向“绿色智能产品”等新消费领域引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19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主体的多层次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这三类参与者分层、互补发展,将消费金融服务覆盖至不同人群。其中,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其技术、场景能力触达长尾人群,满足大众高频、小额的普惠金融需求,是中国消费金融领域最大的创新。 《报告》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消费金融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作用也将愈发明显。我国消费金融行业至少还有五年的高速发展期,预计表内消费金融占总信贷规模有可能突破25%以上。 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发现,2018年,我国335个城市中,人均互联网消费贷款越高的城市,人均网络消费金额也越高,两者相关系数为0.85。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无论基于政策理论,还是国际经验分析,消费金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消费金融机构应该深挖有效消费场景,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充分运用金融科技,使消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 为此,作为消费金融行业国家队、邮储银行子公司的中邮消费金融,在业务发展上也有自己的布局。李乃钦表示,中邮消费金融在消费金融领域践行普惠金融服务理念,致力于打造城乡消费者和商家的综合性消费金融服务平台,以服务国家消费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努力建设成为一家全国性一流消费金融公司。 此外,中邮消费金融将坚持“3+3”发展战略,以线上渠道、线下渠道和大数据应用为三大发展“引擎”,以全面风险管理、科技引领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能力“保障”,发挥比较优势,错位经营、协同发展,打造三到五个核心产品品牌,服务大众提升消费品质、创造美好生活。 在具体的布局上,李乃钦指出,公司将围绕三大平台建设进行战略布局。一方面,打造生活服务平台,实现“金融+生活”的消费金融综合服务全覆盖;另一方面,将与邮储银行密切联动,错位经营、差异化发展,提高协同效应;此外,还将深化与以BATJ等互联网渠道为主的平台合作业务,以“融合、开放”的理念,实现“价值链整合”。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就为拉动内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李乃钦表示,消费金融行业正在向科技驱动、注重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将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详情]
来源 金融时报 原标题 保险业70年:打造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后盾 本报记者 付秋实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座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总长约55公里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在创下多项世界纪录的同时,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伴随着巨大的工程建设风险。中国人保财险作为首席承保公司与其他5家保险公司合作承担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项目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约为6年,合同投保金额高达278亿元,创下全国单个工程保险标的新高,也为保险业参与大型建设与高风险项目积累了宝贵的原创性经验。 这只是我国保险业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我国保险业也获得了源源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伴随现代化建设而繁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1979年,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了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不久便发布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就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保险机构设置等问题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作出指示。 彼时的中国保险业,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这5个险种再次起步,开始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金融时报》记者在《老保单》一书中翻阅到一张投保日期为1981年7月29日的赔款计算书。经办单位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保户单位是厦门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签单不到1个月,保户单位就发生了火灾。这张赔款计算书显示:“1981年8月20日中午,因搬运工人进万平仓库,违反制度抽烟,烟蒂引起什草生火,燃烧寿板胚。经各方支援及时扑灭,并从原堆488片寿板胚中清出202片,被烧286片,按账面价值损失人民币11571.56元,残值收回1567.97元,实损10003.59元。”最终,根据查勘、核实,保险公司确认该事故属于公司责任范围,作出了给予赔付人民币10003.59元的决定。这是当时重新起步不久的保险业保障企业财产安全的一个小小事例。 如今的中国保险业,仅财产险公司就经营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健康险、意外险等近10个险种。 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小到一件快递包裹,大到国之重器,背后都有保险“默默”的保障。 为经济社会发展筑起风险保障网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保险业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4325万亿元;保单件数达到2772901万件,赔付支出达到8290亿元。 经历复业以来近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保险业成为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保障人民财产、人身安全方面,保险业承保范围和保障责任逐步扩大,赔付支出和风险保额不断增长。特别是近年来,保额增速明显快于保费增速,保险保障逐步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安全网和稳定器,托底作用日益显现。 保险业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2006年和2014年,国务院分别颁布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使现代保险服务业成为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将保险的地位提到了“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保险一旦介入社会治理,就不再是纯粹被动提供补偿,而是承担了管理职责,也改变了政府左右为难的情况,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力的抓手。”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浙江宁波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希望保险在宁波成为一项基础设施,百姓日常生活背后均有保险保驾护航。 2016年,宁波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针对社会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宁波不断创新保险新产品、新模式,构建起了一张多层次、广覆盖、高效率的风险保障网,在这张保障网的保护之下,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大提高。 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新中国保险业70年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作出重大政治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为保险业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新要求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践遵循。 事实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跑马圈地”似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保险业已经深刻认识到,风险保障是立业之本,高质量发展是基业长青之根。由内而外向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将保险业推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推动着保险业必须提供让人民满意的产品与服务。有关调查机构今年发布的《关于投资理财的国人选择和未来趋势》显示,保险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项目,选择比例达到了29.36%,接下来是房产(22.95%)、理财产品(19.00%)、基金(17.73%)、股票(16.80%)。这已经是保险连续第四年占据榜首。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为将来多做打算,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不久前撰文称,保险业“经营”的是风险,而风险是不可能消失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规模的增大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庞杂,风险总量会越来越大、风险类型会越来越多、风险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只要风险存在,以风险管理为己任的保险行业就有存在的充分理由,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而是必须稳健地成长与壮大,以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于保险业而言,必须实现自身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提升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成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服务业。[详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侯潇怡 导读:在零售转型攻坚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未来零售成果将更多反哺全行其他业务板块,推动全行均衡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公领域。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政策落地也给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新的机遇。扎根于深圳的金融机构也将从中获得新的机会与挑战。 平安银行,这一诞生于深圳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它股份制银行相比有其独特的底蕴与历史。 它的前身包括中国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与第一家上市股份制银行。从1987年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到2012年平安与深发展合并,成立新的平安银行;从不良抬头、资本金濒临红线,到零售转型取得卓越成效,资本充足率显著改善,银行板块成为平安集团的发动机,平安银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史上最大金融并购 2012年,经过A股史上最大规模金融并购案,中国平安从外资手中收回深发展的控股权,在深圳发展银行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并更名为平安银行后,平安银行获得新生。 平安银行内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彼时两行合并困难重重,盈利欠佳。有人曾建议手握两张银行牌照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卖掉一张稀缺的银行牌照,但马明哲坚持不卖。他选择将两家银行整合在一起,把其中一张牌照注销,实现1+1大于2的结果。 坚定了决心,落实两行合并绝非易事,两行架构、业务和系统的整合工作从2011年2月15日正式启动,至2012年12月8日IT系统整合完成,历时将近两年。 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平安银行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组织架构、干部员工、业务、系统、品牌等全方位的统一,实现了平稳的过渡,并在整合期间没有出现大的风险和问题,在全球的银行业兼并史上也属罕见。 整合完成后,全新的平安银行总资产达1.5万亿元,网点410家,零售客户2500多万户,公司客户20多万户,客户服务能力等得到大幅提升,两行各自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1+1>2”的成效显著,新平安银行从此跻身全国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行列。 对新平安银行而言,如何定位、如何选择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或许是它面临的首个难题。 此处要回忆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两行整合过渡时期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这位具有丰富国际视野和银行整合并购经验的行长以他的专业与耐心牵头推进了两行的整合工作,他也因在平安的优异表现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谢永林的三年零售突围 新诞生的平安银行虽然具备平安集团零售金融的基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将零售转型很好地推行下去。平安银行真正的零售转型是从2016年下半年,平安银行新班子到任之后,以董事长谢永林为核心的高管团队明确提出了“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战略方针。 平安银行某员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转型零售的思路存在多年,但直到兼具平安保险、银行、证券等多重经历的谢永林掌舵平安银行,才真正激活了大家的斗志与士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推动零售转型顺利进行,业绩年年刷新。 数据证明了平安银行的三年零售转型成果。 平安银行中报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平安银行实现营业收入678.29亿元,同比增长18.5%;净利润154.03亿元,同比增长15.2%。而在2018年同一时期,平安银行营收同比增幅5.9%、净利润同比增幅6.5%;再追溯到谢永林刚上任后交出的第一份半年报(2017年上半年),当时平安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只有-1.27%和2.13%。 尤其亮眼的一组数据是,2019年上半年平安银行零售业务营业收入385.96亿元、同比增长31.7%,在全行营业收入中占比为56.9%;零售业务净利润108.10亿元、同比增长19.1%,在全行净利润中占比突破新高,达到了70.2%。 平安银行得以实现“脱胎换骨”的零售转型,除了得益行事作风霸气、雷厉风行的掌舵人谢永林的领导外,擅长金融科技的零售转型实际推动者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蔡新发亦功不可没。 对于未来的零售银行,蔡新发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描绘道,银行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大数据公司。如果用户在银行开户,意味着银行可以掌握他所有的消费信息,且优于电商平台的是,银行不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推断资产负债情况,而是直接掌握。未来银行还是要和场景结合,一方面是与场景结合,另一方面是自己制造场景,银行在这个场景中可以做到比科技公司和平台公司更有竞争力。 在平安银行零售转型已初见成效的当下,接下来就是未来要怎么发展?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的零售任务界定为“继续做强”。 谢永林公开表示,关于未来,平安银行的关键词是新变化。他称,具体来看,一是业务发展从一枝独秀到均衡发展,零售、对公、资金同业都将按照“3+2+1”新的发展策略实现新的升级,补齐短板;二是科技赋能将从量变到质变;三是银行将从集团综合金融的参与者变成主战场。 这意味着,在零售转型攻坚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未来零售成果将更多反哺全行其他业务板块,推动全行业务均衡发展。 对公业务蓄势待发 在平安银行这一轮零售转型的十二字方针中,“对公做精”是重要一环。但在过去三年中,因为零售业务的突出,不少人对平安银行的对公板块提出了质疑。 对于平安银行零售与对公之间的轻重关系,谢永林始终强调零售转型的方向并没有改变:“过去三年我们不是不发展对公,而是有侧重、有策略的发展;而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对公,也不会改变零售转型的战略方向。发展对公,公私联动,为零售提供更多的优质资产,同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些效应也将最终传导到零售领域,最终支持零售更好地发展。” 2019年6月,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张小璐正式履新平安银行分管对公。这位20多年国际顶级投行从业经历的“木兰”加入,足见平安银行将在对公板块有所发力。 针对近几年表现低调的对公业务,张小璐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公业务强调的是发动机概念,平安集团发展至今,热点很多,但缺少一个主轴把优质资源整合起来,银行的对公业务就是担当这样一个角色。零售业务是业绩亮点,对公板块的转型也要服务全行零售银行的定位,所以零售和对公虽然是不同的条线,但并不会泾渭分明,且合作、整合更多,对公板块并不追求在曝光和业绩上抢风头。 虽说不抢风头,但平安银行近期对对公条线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 其中,为了解决互联网时代之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基于交易产生的大量业务往来的需求问题,平安银行今年新成立交易银行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据交易银行部相关业务人士介绍,交易银行部通过科技赋能,创新业务模式、促进智慧管理、提升队伍产能,构建智能供应链金融体系,打造了“存贷汇管”本外币一体化的新现金管理平台,并不断优化面向企业的口袋财务、供应链金融。 而针对越来越多“走出去”企业对跨境金融的服务需求,平安银行将在离岸金融同业第一的领先优势基础上,继续打造领先同业的跨境金融品牌,涵盖跨境投融资、跨境同业金融、跨境资金管理、跨境贸易金融和跨境e金融五大产品体系,使跨境金融成为包含境内外、离在岸、本外币等多渠道、多通道、多种服务产品以及多客户体系的综合服务平台。 即将开业的香港分行将拓宽跨境金融对公业务范围,更好地满足企业经营国际化、融资国际化、投资国际化的需求。 未来,平安银行将在继续推动零售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做精对公,通过独有的综合金融和金融科技优势将助力业绩进入新一轮爆发期。此外,对公业务作为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有力抓手,平安银行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详情]
原标题:金融业发展70年如歌岁月:银行如何撬动经济发展、技术革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经过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中国GDP规模已突破90万亿元(约合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银行业总资产达270万亿元,资产规模位列全球第一,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也首屈一指。 回顾金融发展历程,自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大财政、小银行”。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改革同时起步,邓小平指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1983年6月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把具体金融业务交给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并陆续批准在我国部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商业银行,加快银行体制改革步伐。随后,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一批股份制银行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先后成立。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加快,通过银行业的杠杆作用,以货币的投放推动经济增长。1992年以后,中国金融监管逐渐从混业走向分业。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强制金融机构分业经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外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抓住加入WTO的重大机遇,大力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在1999年,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增至1999年的4.5倍,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股份制改造和转型之路,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式。在加入WTO后,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可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决定利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时间背水一战,彻底解决国有银行体制和不良资产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挂牌成立,正式形成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21世纪以来,金融改革发展提速,先后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坏账;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商业银行改制为上市金融机构。2003年至2008年,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 197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159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0.3。经过40年改革开放,2018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182.7万亿,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逐步完成经济货币化进程。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中,从“大一统”的银行改革,到“搞活银行”,再到股改上市,多元化的各类金融机构先后设立,粗放发展模式一度不可避免。 抚今追昔,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中,股份制银行是一道亮眼的光芒。作为金融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在发展模式、业务路径上多有创新。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为中国贡献了两家股份制银行。这其中,招商银行的发展并不容易。截至1994年末,全行储蓄存款只有约15.7亿元人民币,余额甚至还不及国有银行在中心城市的一个大储蓄所。可就在这时,银行业迎来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中央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面向全球信息化发展未来,启动了国家信息化重大工程“金卡工程”,由此拉开了我国信息化建设以及金融电子化的序幕。这一次,招商银行抓住了机会。因为靠近香港,视野更加开阔,早在90年代初,招行就定下了信息化建设方向。 深圳的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2012年,经过A股史上最大规模金融并购案,在吸收合并原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后,新组建的平安银行获得新生。时任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曾指出,深圳银行业在未来三十年必须把握的两大机遇:一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高度关注面向零售客户的服务。 70年继往开来,商业银行正在向轻型银行、“大零售”转型,招行、平安又给予了业界新的观察样本。招行以全行之力发展金融科技,开启零售金融3.0;平安银行则在平安集团“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下,推进转型智能化零售银行。 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全球前1000家大银行中,2019年国内有136家银行榜上有名,产生的银行利润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比美资银行利润总额多了近四分之一。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位列前十名,并继续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金融为实体经济之血脉,大型商业银行还需要作出更大贡献,其他银行也将坚持走自己的特色经营道路。前途任重道远,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发展,仍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详情]
郭晋晖 新中国成立70年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曾经两次获得国际最高殊荣,且都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进步密切相关。 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SSA)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2014~2016),以表彰我国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工作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其中全民医保功不可没。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说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推动世界社保覆盖面拉高11个百分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医疗保障制度经过了从无到有、试点探索、全民覆盖、 新一轮完善等发展阶段,制度架构从多元分割到整合,逐步迈向公平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 截至2018年底,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已达13.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 计划经济时代的“三足鼎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比较紧缺,医疗设备简陋,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较低。 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人口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不足1%,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不足40岁。 我国的医保制度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中起步,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医疗保障一直维持着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三足鼎立”的态势。 仇雨临表示,在计划经济时期,以企业为主要责任的劳保医疗和以财政为主要责任的公费医疗组成了城市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农村,农民自发探索的合作医疗在我国首创了集体与个人合作分担医疗费用的形式,表现为小范围内的集体保障。 这30年间标志性的事件是,1951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企业职工有了劳保医疗;1952年,公费医疗制度建立,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医疗费用由国家财政拨款负担;1955年春,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七名村医建立的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最早实行了“医社结合”,开创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先河。 其中,合作医疗是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的集体保健医疗费制度,按照米山乡规定,社员每人每年缴纳保健费5角,以1955年计算,18个社共社员4651口人,分夏秋两季缴纳,全年收入保健费2325.5元。当年11 月,卫生部肯定了米山乡的经验,这一做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截至1977年年底,全国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覆盖人口80%以上,农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达到 500万人(不脱产)。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的研究显示,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我国人均GDP为381美元,卫生支出占GDP的3%,人均医疗费用为11.5元人民币,个人支出占比为卫生总费用的20%,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上升到68岁。 从公平缺失到回归公平 从改革开放到新医改的这30年间,中国试图通过医疗市场化增加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医疗领域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在医疗保障领域,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特别是城市所有制改革和农村合作经济解体,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被社会保障“网”住了。 仇雨临表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公平性缺失和再度回归公平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卫生系统的公平性大大降低。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双轨运行的历史惯性,导致我国城乡之间在资源的配置方面存在分割与不公平性。 长期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一直是一项农民自主探索的实践,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化规定。直到 1979 年 12 月,卫生部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才有了合作医疗制度化的规定。然而,不久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原来的合作经济体制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瓦解了。 与此同时,城镇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劳保医疗制度的医疗费由企业负担,经营状况和职工年龄结构的不同使得企业之间苦乐不均,部分企业的劳保医疗甚至名存实亡,职工医保缺乏公平性。 更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除了干部和工人等“铁饭碗”之外的其他行业从业者,他们也不能被医疗保障制度覆盖。 在这种形势下,从劳保医疗转向医疗保险的改革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98年12月,国务院在总结“两江”(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此为起点,我国进入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阶段。 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的前期,制度的碎片化仍然非常严重,覆盖面有限,加上医疗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医疗费用高涨,老百姓的获得感并不强。2000年,个人医药支出占到卫生总费用的60%,因病致贫事件频出。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公开了“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此后医改风向标开始改变。国务院启动了持续4年的新医改方案设计。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坚持公共卫生公益性”和“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并将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从此,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在公平和统一的路上加速前进。 全民医保的新时代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 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2003年1月国务院正式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二是2007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建立,它标志着我国在制度框架上实现了对国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 到2011年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08年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2011 年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2亿,参合率超过96%。此后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稳固在95%。 杨燕绥表示,从2009到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卫生投入产出绩效上升,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支出的比例从38%升至 28%,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仇雨临认为,全民医保实现之后,城乡居民医保的整合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也使得制度内部的分割性降低。当前,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两项制度组成了医疗保险的宏观架构,基本实现了一个统筹区内所有参保人群待遇统一。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将“全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要求2019年底前全面实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过渡。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046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8%,比1985年增加7.0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240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2%,比1985年增加7.8个百分点。[详情]
峥嵘70载 与国同梦恰当时 守望美好支付 保障金融安全——访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 来源:金融时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新兴建设的网联作为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运而生于我国网络支付发展的澎湃潮头,立足于行业革新发展的航道起点,见证着支付领域跃进的脉搏,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持续深化改革的缩影写照。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 董俊峰 行稳致远、砥砺前行,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总裁董俊峰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联将坚持金融基础设施中立定位,发挥中枢优势,遵循“守正、安全、普惠、开放”原则,秉持“共建、共有、共享”理念,立足民生,服务大局,保障支付体系平稳运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发挥清算机构的行业组织协调和资源整合作用,激发多层面的创新驱动潜能,强化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赋能,助力深化改革和实体经济发展,携手支付行业实现持续健康共赢发展,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感,让信任与价值互联,让支付更美好。 《金融时报》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支付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网络支付业务规模急剧扩大,网联应运而生,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支付市场提供转接清算服务。刚刚成立两年,网联已成为全球处理业务量最大的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打造的新金融基础设施范例,网联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网联建设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关键节点? 董俊峰: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互联网世代涌现流量红利,金融科技浪潮激发产业代际革命,我国支付行业,特别是网络支付市场进入创新变革、快速发展的兴盛期。在推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创新业态发展,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但同时行业内也存在支付机构自建跨行转接清算平台,与银行多头直连,导致海量资金监控困难,交易信息碎片化、孤岛化,系统重复建设带来资源成本抬升,规则标准无法统一制约行业运行效率,以及市场生态不平衡等问题,对金融乱象的滋生蔓延起到诱发助推作用,危及金融消费者权益,阻碍行业良性发展,蕴含系统性风险隐患。 在此背景下,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针对第三方支付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跨行支付业务应通过合法清算机构进行。为此,在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全行业的力量,按照“共建、共有、共享”原则,以市场化、商业化模式组建网联平台这一全新的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主要为涉及银行账户网络支付业务提供转接清算服务。网联平台也通过完成一项项重要的建设运行任务,为支付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纽带和支撑: 高效完成平台建设。网联平台于2016年10月由人民银行正式批复筹建,市场机构派出行业专家共同参加建设,并贡献成熟技术产品和经验。2016年12月,平台技术方案通过人民银行组织的行业权威专家评审。2017年3月底,网联平台上线试运行,并于6月底开始实际场景业务切量。 运营实体正式成立。2017年8月底,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近40家支付市场机构参股出资,立足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市场力量,充分倚重行业共治,以创新模式运营管理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平台性能充分检验。网联平台会同全行业建立联合运维及应急机制,保障春节、618、“双十一”等特殊时段支付高峰交易。2018年11月11日当天,网联平台牵头顺利完成重保任务,保障支付体系平稳运行,处理跨机构交易共计11.7亿笔,相应交易处理峰值超过9.2万笔/秒,平台性能得到实际场景充分检验。 规范改革政策落地。2019年1月,按照人民银行部署要求,网联平台会同全行业共同完成“断直连”政策落地,相关支付交易全部通过合规清算机构处理。同时基于网联平台前置系统,配合支付机构备付金集中存管政策落实。支付行业至此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 截至目前,网联平台连接3300余家商业银行(含2900余家农村金融机构),搭建1100余条专线,开通5.4万个线程,累计处理业务突破3000亿笔,日均处理交易规模超过10亿笔,按交易笔数计,已成为全球最大清算体。 同时在技术层面,为了支撑中国网络支付行业领先全球的海量交易规模和高并发交易峰值,网联平台全面采用先进的分布式云架构系统,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6数据中心多点多活,实现平台系统高性能、高可用、高安全、高扩展、高可控、高一致性等全面高标准。目前,网联平台的系统规模和性能在全球清算基础设施中也具备先进性,受到国际各方高度关注。同时网联平台也是我国首个采用新系统架构建设的清算系统,更广泛来看,网联平台的建设运行也为国家传统金融体系的系统架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先行案例。 《金融时报》记者: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并指出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网联作为我国最年轻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支持网络支付业务、行业合规发展、服务监管、防范风险等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董俊峰: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的核心和根基,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更加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在系统性风险防控中的作用。结合我国网络支付行业发展的特性和现状,网联的建设运行无论对于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优化和生态格局完善,还是宏观层面的金融稳定和有效管理都有重要且深远的作用和价值。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支付体系效率性能。网联平台的建成运行,为支付机构提供了统一、公共的资金清算服务,同时统一了业务规则、接口标准、报文规范,在对账、差错、争议和运维等方面建立了中心化管理体系,行业集约化程度显著提升,市场主体的连接成本、运营成本、运维成本显著降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同时网联平台积极发挥中枢统筹作用,牵头建立覆盖支付机构、清算机构、商业银行的市场全链条联合运维机制,完善应急处置体系,有效整合优化行业技术能力和保障资源,支付链条的普遍连接能力、业务处理时效、故障监控水平、异常响应速度等均有显著改善,提升了支付体系的整体处理效率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完善市场格局,促进行业平衡健康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具有行业公共服务属性,对市场基础生态的完善性和平衡性有重要影响。支付市场参与主体通过“一点接入”网联平台,即可公平共享业务、渠道、技术等重要资源,无歧视性享受高标准高质量服务,行业整体发展基线显著提升,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壁垒有效削弱,行业格局更趋于平衡,有利于维护公平竞合的市场秩序,防止市场自然垄断和恶性竞争,引导支付机构回归支付本源,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维护金融稳定,强化风险监测防控能力。网联平台为支付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中心化的清算服务,提高了清算透明度,资金流和信息流得以完整监控和匹配,通过机构及资金的异动监测等手段,可为监管部门监控风险提供及时准确信息,实现风险隐患及时排查处置。此外,支付体系实现在阳光下运行,暗箱操作无处遁形,有利于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测机制,有效打击利用互联网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助力驱逐劣币,让合规发展成为行业主流。同时网联平台为备付金集中存管提供实施落地和前置管理支撑,降低了资金违规挪用风险,也让人民群众的资金安全得到更好保护,为支付清算体系、金融经济体系乃至社会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防控提供了有力抓手和保障。 服务宏观管理,保障货币政策有效传导。支付体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行为的天然联接界面,金融基础设施为宏观管理衔接微观治理提供了重要支点,网联作为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在服务宏观管理方面也显现出内在价值。例如人民银行的许多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均依托支付系统完成操作,并通过调剂支付系统参与者的日间流动性间接影响同业拆借利率等模式,实现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意图。网联平台的建成运行,实现支付机构相关资金与信息的集中化处理,节约了流动性成本,提升了资金流转路径的透明性和可监测性,便利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为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间接支撑。 《金融时报》记者:网联作为网络支付行业的基础设施,在平稳完成“断直连”任务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哪些业务创新? 董俊峰:作为支付行业的基础设施,在合规清算基础上,网联平台旨在从纵向维度沉浸到市场生态底层,提供更加强健的行业级基础服务支撑。在横向维度坚持中立原则,发挥中枢优势,着力统筹与整合,遵循平等开放原则,激发前沿技术潜能,积极深化延展多层面的创新实践,以水泽渔,善利八方,为行业发展提供立体化的创新驱动力。 发挥中枢引领作用,加强统筹创新。网联平台通过联接协调市场各方,实现行业共治和中心化引领,显著提升了行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特别是在标准规范和顶层设计层面,区别于先前市场主体分散化、差异化的创新模式,网联平台的出现让行业统筹创新更具操作性。例如网联平台统一行业资金调拨服务的时间窗口标准,提供7×24全时服务,简化资金归集流程,实现以往部分T+1业务的实时处理,减少客户等待时间。同时建立权威性的平台交易终态规则,市场机构可据此向扣款成功但交易失败的客户及时退回资金,显著降低客户资金无谓占用。此外,网联平台根据监管相关指导精神,建立条码支付领域的统一性标准和解决方案,推进行业规范化建设,提升前端用户、商户的支付及管理便捷性。 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助力场景创新。市场主体“一点接入”网联平台,改变既往支付机构与银行多头对接,因适配不同技术标准以及系统重复建设所占用大量资源成本。特别是让中小市场机构可公平享受高质量基础资源和服务,不再因行业生态失衡而对良性创新有心无力,促进市场机构更加专注于前端和场景业务合规创新,提升金融加科技匹配多样化需求的能力,让支付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围绕市场主体诉求,推进对等创新。网联平台处于行业中心枢纽位置,能够更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审视市场各方痛点诉求以及全链条运行问题。特别是打破既往惯例业务和思维模式,转换切入视角和维度,兼顾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实现更加对等的业务创新。例如网联立足支付交易本质,拓展业务发起主体范围,支持处理银行发起支付业务,落地银行发起一键绑账户业务,惠及参与各方,显现创新价值。 立足资源配置优势,促进整合创新。作为中心化清算节点,网联平台在基础联接之上,更具有促进信息对称,协调撮合差异化资源互补配置的优势。通过接入网联,显著改善了中小市场机构在渠道建设方面的困境,实现行业资源的基础普惠,扩大业务触达界面进而强化模式创新的多元化能力。同时网联也为更加广泛的资源整合提供了纽带桥梁,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不同行业、领域、场景,基于支付的普适性价值,网联已在助力打通金融和社会体系的全维度资源通路,以更充分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支付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发力监管科技赋能,探索智能创新。网联平台作为行业信息枢纽,深挖技术潜能,服务监管合规需求。已配合监管要求,围绕资金违规挪用、P2P高危交易等风险场景,建立起市场主体资金异动监测分析和信息联动同步机制,持续深化各类技术算法,丰富信息解析维度。并基于智能学习技术,建立起涉嫌赌博交易等违规行为监测模型,结合黑白名单机制,不断强化模型训练,完善风险监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立体化水平,最大化监管科技创新潜能。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支付清算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网联有何具体进展?此外在普惠金融方面,网联又有哪些行动? 董俊峰: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步入结构性转型升级新阶段,金融普惠与对外开放,正对应了深化优化内部资源配置,以及统筹强化国内国际资源配置两个关键要素,也是网联充分发挥金融基础设施优势,更好履行自身职责的重要着力点。 坚持支付为民,让百姓更好享受普惠支付服务。在民生重点时段方面,网联持续提升业务连续性水平,统筹协同全行业顺利完成“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618购物节等支付高峰时段重点保障任务,全面覆盖电商促销、春晚红包等多种民生支付场景,确保支付体系平稳运行,为人民群众美好支付体验提供坚实支撑。在民生垂直场景方面,针对缴税公共服务的现实痛点,支持国库缴税支付业务,以网络支付新模式和技术手段,实现足不出户在线支付缴税,显著改善用户体验,极大提升了缴税人的便利性。2019年上半年,网联平台新促成46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同农村地区各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合作,新促成建立828条渠道通路,激发网络支付在农村场景的普惠性潜能,建强涉农经济金融活动的支撑体系,有力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下一步,网联将继续发挥金融基础设施的搭桥开路先行作用,以及中枢纽带整合优势,以网络支付为核心拓展金融科技场景,将底层服务延伸融入居民日常需求、新兴市场领域和欠发达板块。例如为区域性水电煤气、公交、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缴费场景、相对落后地区市场以及智慧城市等项目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整合支付市场主体的服务能力与网联的科技能力,增强各类支付普惠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达性,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及幸福感,增强国家经济发展内生活力和基础驱动力。 坚持开放共赢,积极探索实践跨境支付业务。网联积极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服务支付行业双向开放,先行实践跨境支付新领域,立足金融基础设施定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支付系统互联互通,为境内外支付机构提供跨境交易转接及人民币清算的合规通路和高效服务,实现业务场景落地。同时网联与国际卡组织合作,稳妥推进支付“引进来”,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及清算领域的高层次国际交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支付行业高质量开放。 放眼未来,网联将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秉持我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立足网联“共建、共有、共享”的原则模式和经验,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好中国支付行业“走出去”,推动金融基础设施“走出去”,加强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推进中国支付技术和标准迈向国际,探索“引进来”的经验做法,务实推进实践落地。网联将以支付开放为支点,努力成为我国发展大局中促进开放共赢的有生力量,为我国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开放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做出积极贡献。[详情]
原标题:央行将发行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金银纪念币 一套两枚 中新网9月29日电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0月10日发行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2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正面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 背面图案 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南开大学校名及校徽等组合设计,并刊“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中文字样、“NANKAI UNIVERSITY CENTENARY CELEBRATION”英文字样、“1919-2019”及面额。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南开大学主楼、校训及校钟装饰纹样等组合设计,并刊“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中文字样、“NANKAI UNIVERSITY CENTENARY CELEBRATION”英文字样及面额。 纪念币规格和发行量 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金8克,直径22毫米,面额10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量10000枚。 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30克,直径40毫米,面额1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量20000枚。 该套金银纪念币由沈阳造币有限公司和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详情]
原标题:张晓宇:一位外资CEO的成长史 | ‘吾国吾民’特别策划 记者:姜鑫 2019年,时间的年轮驶过了100年。张晓宇所掌舵的友邦中国大陆业务在对外开放的大潮流中迎来时隔17年的扩容,“有压力更有动力”,面对进一步的开放,张晓宇已经做好了准备。 上海外滩,中山一路17号,友邦大厦。隔着黄浦江,与对面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相比,多了些许历史感。 在这里,友邦中国CEO张晓宇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低调、内敛、逻辑清晰、直击要点,这位数学系出身的CEO似乎并不愿意长篇大论;半开放的办公区域内,摆放的最多的是书籍,书桌的正对面摆放着一组相框,照片中的张晓宇坐在复旦的“小白楼”前,意气风发,充满着学者气质。 少年班、复旦高材生、曾经最年轻的北美精算师……这些标签足以反映出张晓宇优秀的成长历程,但他却谦逊地坚持,自己最为认可的还是AIABaby(AIA为友邦简称)这一标签。1998年进入友邦实习,2000年加入友邦,2017年成为友邦中国区CEO,张晓宇目前是友邦体系内最年轻的一任CEO。 时间回到1919年,一位年仅27岁的美国小伙子科尼利厄斯·范德·史带,在当时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租了两间门面,雇了两名职员,在中国先后成立了美亚保险公司和四海保险公司,四海保险后来更名为友邦。 2019年,时间的年轮驶过了100年。张晓宇所掌舵的友邦中国大陆业务在对外开放的大潮流中迎来时隔17年的扩容,“有压力更有动力”,面对进一步的开放,张晓宇已经做好了准备。 励志做学术的高材生进了保险公司 1992年,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保险业由此进入竞争起步阶段。 同样在这一年,友邦保险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外资人寿保险公司营业执照,成为国内首家外资寿险公司,同时其也是截至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这被称为中国保险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这一年,张晓宇16岁。 在别人刚进入高中求学的年纪,张晓宇提前拿到了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来没想过做CEO,而且之前就没想过要进公司。”因为在复旦读的是数学系,彼时张晓宇一心想做研究,希望能够在学术上做出成绩,就业目标更是成为一名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教授。未曾预料,本来计划出国深造的张晓宇在毕业前夕遇到了家庭困境。“大学快毕业时,我父亲生病了,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楚,好像是胸腔积血,当时做了二尖瓣的手术,但第一次手术做失败了,失败之后很长时间才缓过来。” 困境面前,张晓宇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财力、精力上的大量付出后,张晓宇改变了出国的计划,决定留在国内深造。 成绩优秀的张晓宇在毕业前夕获得了直升资格(保研),“当时想着是选一个利于就业的专业,从一个热衷于研究的学生变成了看‘钱景’选专业,可见遇到家庭困境对人的改变有多大。”张晓宇笑着打趣道。 自1994年后,友邦保险先后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及北京大学等四所国内著名高校合作,共同成立精算中心。正好友邦-复旦精算中心设在了数学系,成绩顶尖的张晓宇成为了其中一员。 张晓宇与友邦的缘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是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的第六年,也是友邦在中国复业的第六年。 “在1998年的时候,友邦找了一些大学生去公司实习,我也是其中一员,实习期间为一个月。”孰料,学习到第二周,张晓宇就得到了友邦公司的认可,并希望他一直实习下去,彼时,张晓宇刚刚读研一。“所以后来他们叫我AIABaby,我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在友邦工作了。” 研究生学分修完后,张晓宇于2000年加入了友邦精算部。进入友邦中国之后,张晓宇在2002年自学完成了北美精算师的所有课程,并通过了考试,获得北美精算师资格证。2002年5月,26岁的张晓宇到美国领取了精算师证书,那时,他是通过这一考试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外资保险机构看好中国保险市场,并加快市场进入节奏。2002年那一年,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批进入中国保险市场。 最年轻CEO成长记 从2000年加入公司,再到2017年出任CEO,张晓宇的成长仅用了17年。 在进入友邦中国的17年里,张晓宇前后经历了精算部门、渠道业务部门、分公司渠道部等多个部门,每一次转变对于张晓宇来说都意味着一次蜕变,也铺垫了下一步的长远。 张晓宇的第一次职业改变发生在2008年。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导致当时全球最大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AIG)出现危机,作为AIG成员公司的友邦也难免受到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其实对每个友邦人触动都是蛮大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母公司AIG遇到危机,美国政府参与纾困,那时候我有参与到项目里去。”尽管在亚洲展业的友邦最后经住了考验,但对于他个人来说,2008年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份。 也正是在2008年,张晓宇的精算生涯从此改变了方向。当时同样精算出身的中国区CEO希望张晓宇跳出精算部门,去接触一些渠道等其他方面业务,便安排张晓宇到其它部门工作。已经在精算领域深耕近十年的张晓宇对此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联想到最后带友邦保险成功经受危机考验的是企业文化、渠道品质和风险管理,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跳出舒适区,做一些突破和转型,后来的经历也让我知道这一步并没有走错。” 在渠道部门,张晓宇经历了友邦中国的系列变革。 1993年上海分公司成立之后,友邦保险首次将保险营销员制度引进中国大陆寿险市场,不仅培育了第一批专业保险营销员,还将现代商业保险理念和制度植入中国大陆寿险市场,并引发一场寿险营销革命。 但随着这一制度的快速发展,营销员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人海战术推进下,呈现质量不高、缺乏管理、活动率很差的特点,那时张晓宇配合管理层进行了营销员渠道2.0改革。这也是张晓宇第一次,从精算部门走向业务一线。 真正独当一面的时候是在2011年,已经在渠道部门做得风生水起的张晓宇,授命到分公司担任业务发展总监。 “我们内部的话叫秀才去带兵了,因为要真的到第一线去管理营销员的队伍了,把此前设计的一些改革落实到实践中,那两年对个人成长是非常大的。”张晓宇坦言,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过程很艰难,印象里我刚去做业务,主要是做团队改革,刚去的前半年有一段时间每天回到家坐在那边就想吐,不是由于生理不适,而是因为心理压力。”张晓宇用很累、很焦虑,有很多挑战来形容负责渠道的前半年工作。“做了半年之后,才开始顺畅,事后看,那段时间是很宝贵的财富。” 张晓宇的改革起始于清虚。“把一个松散的、用人海战术的、兼职的模式队伍,变成一个高素质、注重质量并注重优质增员、专业化的队伍,这个过程其实很艰辛,清虚的工作中,开始需要去做很多变动,可能有些有经验的主管会被调整,会引起大的反应,除了这些,还需要赢得很多想认真做事情人的心。”张晓宇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些预定的目标。 随后的时间里,张晓宇被调回中国区总部先后担任CMO(首席市场官)以及CAO(首席业务官)、CPDO(首席多元渠道官),先后经历了市场品牌、高净值客户、产品开发、代理人渠道管理、其他渠道管理等业务管理工作。自此,张晓宇几乎经历了保险业务条线的所有部门。 在这个过程中,友邦中国的高净值客户业务正式成为公司的重要板块;全面优质增员拉开序幕,友邦中国自此告别了兼职营销员;电子化的平台也在那时建立。 总结自己的成长,张晓宇最想要分享的是,如果真的到企业里面,要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勇于跳出一个很熟悉的环境,突破舒适区,尝试新的东西。 管理的秘密 2017年,友邦中国管理层再度迎来变化。 执掌友邦中国8年之久的蔡强升任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张晓宇成为了继任者。 2018年友邦中国定义了新的愿景:我们可能不是最大的,不是保费最高的保险公司,但是我们希望成为市场上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这,既是对友邦的传承,亦是张晓宇自己的经营之道。 眼睛要在云里,脚要在地上,如果都在地上就走不远,如果都在云里那就飘远了,要抵得住诱惑,但是又不能固步自封。面对保险行业的发展沉浮,张晓宇努力做着平衡。“做精算的时候,精算就是数字,只是跟数字打交道,那时以做复杂的事情为乐,以做高深的事情为荣。到后面就会发现,怎么样能够把一件事情能够深入浅出讲出来,能够非常清楚地让别人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种business到最后都是人的business,做管理更重要的是要去洞察人心。”张晓宇表示。“真正能够带领人走远的,不光是技术、系统、创新,更是公司的文化,公司的价值观,以及公司倡导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很容易走偏。”在张晓宇看来,不仅仅是要给客户带去健康保障,组织自身自己也需要健康的发展成长,眼前的成功不代表长远的成功。 从管理市场到掌舵几万人的盘子,更大的视野上,张晓宇慢慢认识到了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这也是“中国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愿景的初衷。 2017年,金融业开启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幕,2018年、2019年先后有系列政策出台。 2019年,在友邦中国百年生日的时间点上,友邦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石家庄、天津服务部获批开业,这是时隔十七年之后,友邦中国的再度扩容。 年轻的张晓宇亦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压力加动力面前,他未来将讲出怎样的友邦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详情]
原标题:【吾国吾民】深圳银行第一代柜员徐汉松:曾提着麻包袋到人行提取备用金算盘结账是“家常便饭” 记者:老盈盈 第一代银行柜员对这样的情景或许印象深刻:提着麻包袋坐公交去人行提取数十万元回营业网点做备用金、骑着自行车带着钱袋到办公网点办公跑客户、用算盘轧帐结帐...... 在平安银行工作的徐汉松就是第一代银行柜员,他17岁来到深圳,1983年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当时的深圳农行信用社工作,做过个人客户业务、会计、出纳、对公信贷等各种工种。在那个时代,银行柜员还不叫柜员,如真要给个名词的话“柜台人员”或许适合。在徐汉松印象中,柜员是近些年伴随着银行网点工种增多、分工细化之后才有的名词。 徐汉松这一干就是20年。期间农信社改制成“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2003年,由于深发展深圳分行成立档案库房,徐汉松被安排到档案管理的新岗位工作,而后深发展更名为平安银行,徐汉松就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一直工作至今。深圳第一代银行柜员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他的第一代柜员同事基本上都安排调岗,转入从事银行后台工作,如管理ATM机员机、事后监督、综合管理等工种,很多人已经离开行业或退休。 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职业,过去数十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银行员工还需要用算盘计算和手动记账,电脑的出现让他们逐渐从“算盘”中解放出来;如今随着科技和AI的发展,人们办理银行业务变得方便快捷,银行网点也越来越智能化、人性化。 “拿着麻包袋坐公交提取备用金” 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还没成立,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同年,一位美国游客拍到了这样的深圳城区:主干道大街上没有一辆汽车、男子用扁担挑东西、人们习惯性地背着帆布包与蛇皮口袋,如今繁华的华强北、华侨城在当年还是一片“蛮荒”。 这一年,17岁的徐汉松来到深圳,做过工人,也在商场打过工,1983年通过招工考试进入了农行西乡信用社上合分社(现在等于一个网点支行)。深圳市成立初期,在罗湖区的人民路、解放路、和平路、深南东路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而各大自然村生产大队的金融流通业务则通过农行信用社办理。 当时分社的工作环境很简陋,放一张桌子和一个保险柜,就可以办公了。当时银行业务主要就是存款、结算和贷款,比较单一、业务量也比较小,存款品种只有活期和定期两大类,结算业务也只有行内转帐、信汇和电汇等业务。 徐汉松记得当时为了增加储户动员存款,信用社提倡员工为大额户和困难户提供存取上门服务,支持深圳特区发展的基础建设。他就每天骑着自行车,拿着钱包到网点上班,除了当地的客户外,一些华侨汇入的款项他也会亲自去送,在他那一代银行人看来,服务到位很重要,可以增加很多的业务机会。 刚来深圳的时候,徐汉松没有房子,就住在信用社联社(相当于现在的支行)的宿舍,顺便把上班的的备用金给带回去,放进库房保险柜里,然后等到第二天再骑着自行车背着备用金钱袋到网点上班。 提备用金的事让徐汉松印象深刻。在备用金出现缺口或超出库存限额的时候,就要到上级银行提取备用金或上解现金入库。彼时工作条件很简陋,他们都是用装糖的麻包袋坐公交车上解现金或下调备用金提回营业所,这是徐汉松亲自做过的工作:一趟五六十里的路程,鉴于当时交易量不是很大,一次提取10-30万左右,大约半个月提一次。“两年后营业所配了面包车,我们就不用坐公交了,但还是要自己去提,到了1989年才配了行警和解钞员压钞到营业网点。”徐汉松回忆。 银行员工的一天 1985年前的农信社没有内勤外勤一说,对于银行职员来说,全部工种都要做,而通常的行内分工是会计员、出纳员、信贷员。所以在那个时代,银行柜员不叫柜员。 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银行要实现账、款分管,会计管账、出纳管现金,这些活儿徐汉松都做过。刚开始他觉得自己很不走运,刚进分社那会儿有一个老员工生病去世了,剩下有半年多的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分社办公,包揽了全部的工作,后来那位老员工的儿子过来接他的班,这样徐汉松的工作才轻松了一些。 当时没有计算机,全靠手动记账和珠算计算。徐汉松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银行员工上班的一天,第一件事是穿袖套(因为数钱怕把衣服袖口弄脏),然而摆好算盘,打开储蓄帐卡和帐薄箱锁、做出纳的话还要准备好点钞用的水缸(因为要数钱,手太干就不好数)、把储户当天来存取款的发生额在分户帐上记帐并轧出余额,下班前要轧平收付账、款并记总帐。(轧帐:就是下班后对帐,查看保险柜里的库余额与会计现金现帐余额是否一致。平账:转帐账户中的各个分户收(借)、付(贷)方发生额合计是否一致,总账各科目余额是否与各料目分户帐汇总余额相符;收付方或借贷方帐户余额汇总是否平衡等)徐汉松告诉记者,有时候客户特别多,服务时间又有限制,超过了时间要扣分,就很容易把数字记错。 每年6月20号的计息日和12月31日年中结算日,是银行最忙的时候,员工都不能请假,要加班加点把每一储户的利息计算出来存到储户卡片上,徐汉松试过一次通宵了两个晚上。“每户算的利息跟那个总账算的基数必须是一致的,不一致的话,要重新再算。你错了就是错了。”徐汉松说道。算错数哪怕几分钱都要罚钱,那个时候管这叫“交学费”。银行账户的格言是“金帐铁算盘”,哪怕一分钱的差错都要查出来。 1985年,徐汉松从西乡农信社调到了福田上步农信社,两年后,由深圳特区内的农村信用社合并成立的“深圳市信用银行”改名为“深圳发展银行”。深发展于1987年5月首次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并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成立,徐汉松所在的上步农信社从此改叫上步支行。 从“算盘”中解放出来 转制到深发展之后,上步支行最多时候管着16个网点,一个网点最开始也还只有两个人左右,1988年以后员工慢慢多起来。大的网点会有五个人,小的还是两三个,网点的人数多寡跟网点的存款规模有多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1985、1986年还有了新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小型计算器,这对于平时只能用算盘算账的银行员工来说无疑是“福音”,但是在徐汉松看来,小型计算器的位数很小,他们做表做出来数据在小数点末尾十位数,那个时候的计算器最多可能只能到八九位数,位数不够还是用算盘方便。 1993年后出现了微机,即小型电脑。刚开始也不是完全都能用电脑记账,当时的电脑记账与手工帐并行的,因为要看电脑帐会不会出差错,后来开发了软件,有了公式,从此计息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当时每个网点的做法都不太相同,有的网点是对公账户先上微机;有的点是个人账户。 有了计算机之后一天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输入柜员号签到,然后开始上班,存钱、取款,转帐收、转帐付,这些都有固定交易代码,有代码输入的操作比较简单。每天轧帐是少不了的,工作流程没有改变,但是方式改变了,从电脑把扎帐表打出来,每天打单出来跟电脑总数进行比对,防止单据或者凭证有记帐遗漏的情况出现。 小型电脑用了两三年后出现了大微机,即大型电脑,银行会计出纳基本上从算盘计算中“解放”出来了,深发展到了1996年个人对公账户全部上大微机电脑,从而实现网点跟网点之间的通存通兑。“之前用小电脑的时候,哪个点开的户还是必须回哪个点去取钱。1996年上了大电脑以后跨网点可以存取现金,但是如要销户或更改帐户信息还是要回到原网点办理,一直到了1998年前后,这种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徐汉松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2003年后,由于深发展深圳分行成立档案库房,也因为需要腾挪更多空间给年轻人到银行分支机构锻炼,徐汉松被安排到档案管理的新岗位工作,一直工作至今。2012年,深发展和平安银行通过两行合并方案,深发展吸收合并平安银行,并更名为“平安银行”,徐汉松就一直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负责档案工作。他觉得这些年银行的网点随着科技的进步和AI技术的发展变化很大,客户存取款可以在ATM机搞定、很多银行的业务也可以直接在口袋银行App上办理,银行网点越来越智能化、社交化,呈现出各种令人惊喜的变化。[详情]
原标题:工行:35年攀顶银行市值NO.1 作者:朱丹丹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工商银行成立35周年。 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这被认为是新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得以确立、国家专业银行体系最终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之后,工行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国有专业银行时期(1984——1993年)、国有商业银行时期(1994——2004年)、股份制商业银行时期(2005年至今)。尤其是2005年的股份制改革及2006年的“A+H”上市更被视为工行发展史上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彻底转变。 股改上市之后,工行的经营业绩步入“快车道”,并成长为全球市值最大、盈利最多、成长性最好的国际性大银行之一,以及获得“宇宙行”的称号。 工行半年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686.9亿元,同比增长5%。反映经营成长性的拨备前利润达到3084亿元,同比增长9.9%。营业收入4429.15亿元,同比增长14.3%。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1.17%,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4.41%。连续7年蝉联英国《银行家》“全球银行1000强”榜首, 连续3年蝉联Brand Finance“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榜首。 “经过持续努力和稳健发展,本行已经迈入世界领先大银行之列,拥有优质的客户基础、多元的业务结构、强劲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工行在半年报中亦指出。 成立35周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1984年1月1日,工商银行宣告正式成立,标志着“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进入专业银行体制阶段。 在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间,工行处在国家专业银行时期。该行以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积极开拓,存、贷、汇等各项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成长为中国第一大银行。接着1994-2004年间,工行迎来国有商业银行时期,这一时期,该行建立了以质量和效益两大类指标为中心的新型经营管理体系,促进了全行资产质量、经营效益的根本性好转。 数据显示,2000年工行一举扭转了此前连续6年经营性亏损局面,营业利润开始逐年增长。到2004年,该行境内外机构实现营业利润746亿元,5年间累计实现营业利润2277亿元,年平均实现营业利润455亿元。 随后,工行又迎来了发展史上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即2005年的股份制改革及2006年的“A+H”上市。 2005年4月18日,国家正式批准工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三天后的21日,国家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动用外汇储备向工行注入资本金1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40亿元);同年8月,工行以组建承销团的方式成功发行了首期350亿元的次级债券。而在进行资本重组的同时,工行部署实施了不良资产的第二次剥离工作,即完成了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剥离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转让工作。2006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了在沪、港两地同时公开上市,开创了A+H股同步上市的先河。按照当日股票的总市值计算,该行成为当时全球排名第五位的上市银行。工行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创造了资本市场上的多个历史之最,在当时刷新了28项纪录,被时人誉为“世纪IPO”。 工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就曾发文指出,“股改上市使工商银行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嬗变,迎来了建设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新的历史阶段。” 事实上,上市后,工行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尤其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该行已经成长为全球市值最大、盈利最多、成长性最好的国际性大银行之一。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1686.9亿元,同比增长5%。反映经营成长性的拨备前利润达到3084亿元,同比增长9.9%。营业收入4429.15 亿元,同比增长14.3%。 今年7月1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工商银行以3375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七年位居榜首。同时,按照总资产和税前利润排名,该行继续位居全球银行业第一。 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2019年年中工作会议上亦表示,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奋斗,工商银行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 金融科技的“主力军”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而工行行长谷澍曾指出,金融科技是银行未来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可以看到,2016年8 月,金融科技被列入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为此,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布局金融科技创新战略。 纵观这几年,工行也聚焦建设“智慧银行”,加快金融科技创新,通过组建网络金融部、建立“七大创新实验室”、加快实施e-ICBC 3.0战略升级、启动智慧银行信息系统(ECOS)建设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加快金融科技的落子布局,致力于更好地发挥银行服务经济社会的金融“主力军”作用。 2017年,该行组建“七大创新实验室”,投入300人的新技术研究团队,全面布局金融科技各技术领域,并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领域初步实现了科技价值到业务价值的转化,形成了可面向内外部开放、输出的企业级技术能力,保持了技术水平在同业的领先地位等等。 “作为去年(2018年)创新的重头戏,我们秉持工行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观,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启动IT架构改造工程,全面推进智慧银行建设,让工商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从破冰起航变成激流勇进,成为金融科技的‘主力军’。”工行的2018年年报也指出。 今年上半年,工行更是全面推进智慧银行信息系统(ECOS)工程建设,加快金融科技管理转型, 着力提升金融科技服务供给能力,积极赋能全行业务转型发展。 尤为关注的是,今年5月8日工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工银科技在雄安新区正式挂牌开业,这被视该行探索金融科技领域一块新的试验田。 资料显示,工银科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主要业务方向是以金融科技为手段,聚焦行业客户、政务服务等金融场景建设,开展技术创新、软件研发和产品运营。 陈四清在开业当天也表示,工银科技具有鲜明的开放基因,是工行以开放式的金融服务理念,实施业务与IT架构开放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银行业在拥抱金融科技等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线下物理网点的智能化变革,近年来,基于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度整合应用,不少银行推出了5G智慧银行网点。 比如今年6月11日,工行基于5G应用的首家新型智慧网点在苏州亮相。该网点深度集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手段,为客户打造了更具科技感、未来感、温度感的金融服务体验。 彼时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信息科技飞速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客户行为不断变迁,网点服务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工商银行以金融科技为支撑,积极打造新一代智慧网点体系,努力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客户关心和期盼的金融服务。该行5G智慧网点的建立运营,将有力推动工行经营转型和服务质量提升,为智能制造、幸福产业和民生领域等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陈四清亦曾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银行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历史交汇期,工商银行把握大势,积极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金融服务体系进行智能化改造,以技术和体制创新的“双轮驱动”,全面推进智慧银行建设,力争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挥创新领跑作用。 [详情]
作者:刘陈希婷 1.3亿客户,506.12亿元净利润,资产总额超7万亿……,今年上半年,招商银行交出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 然而,作为零售业的排头兵,招商银行却不拘泥于固有城池,反倒是积极求变,加快推进转型。招商银行副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施顺华表示,2019年是招商银行数字金融3.0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之年,随着零售业务竞争的不断加剧,我行在不断深化专业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坚持金融科技银行的战略。 半年业绩表现不俗 从1987年成立于深圳蛇口至今,招商银行已走过32个春秋。作为在改革开放中诞生,从改革试点中启航,也在改革开放中升华,发展成为国内市值第五大的银行,招商银行完成了从走出蛇口到《财富》世界500强的嬗变。 根据最新的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招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83.01亿元,同比增长9.64%,业务及管理类费用同比增长12.69%,不过信用减值损失的增幅低于收入增幅,因此该银行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3.08%,至506.12亿元;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2.54%,至501.74亿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招商银行资产总额71931.8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63%;贷款和垫款总额43235.3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93%;负债总额66191.8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72%;客户存款总额46997.3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80%。 资产质量方面,不良贷款实现余额和占比双降,拨备覆盖保持稳健水平。截至报告期末,招商银行不良贷款总额532.21亿元,较上年末减少3.84亿元;不良贷款率1.23%,较上年末下降0.1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394.12%,较上年末提高35.94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在半年报中表示,2019年上半年,本集团继续坚持“轻型银行”战略方向和“一体两翼”战略定位,积极稳健开展各项业务,总体经营情况良好,“质量、效益、规模”实现动态均衡发展。 对于上半年的不俗表现,亦有不少分析团队认为,招商银行存贷款规模扩张加速,且盈利能力强,业绩增速有望继续提升;不良率显著下降,且拨备覆盖率持续上升。预计2019年全年的净利润仍将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零售业务依旧抢眼 复盘招商银行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一卡通、一网通等具有银行业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产品迭出,到2002年通过上市募资抢抓市场机遇,再到如今向金融科技迈进,其每一次的跨越都可谓是相当成功。特别是在2005年,央行和银监会发布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报告》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后,招商银行实施的转型,更是奠定了其此后的业界地位。 “不做对公业务,现在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未来没饭吃。”2005年1月,在招商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时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提出,加快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的转型。这标志着招商银行转型拉开序幕。 到了2009年,招商银行“一次转型”带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开始衰退。在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波动、利率市场化在即、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监管对资本要求越来越高之际,其不得不全面提升自我,并于次年提出实施“二次转型”。 与一次转型相比,二次转型更多的是一次管理转型,通过精细化管理把“外延粗放型”发展道路转向“内涵集约型”,并将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等设定为目标。 通过不断摸索,招商银行“轻型银行”战略方向和“一体两翼”战略定位逐渐清晰,其随后的零售业务的营收和利润贡献占比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国内首家真正意义上的零售银行,也因此被冠以“零售之王”的称谓。 事实上,招商银行也绝非浪得虚名。2019年半年报显示,其零售贷款占客户贷款及垫款的比重高达51.27%,相比较而言,同期建行、工行、中行和农行的比重分别为42.18%、37.11%、37.82%和39.18%,交行的比重为32.24%。这也是其总生息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原因,该行于2019年上半年的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为4.47%,而建行、工行、中行、农行和交行的总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88%、3.89%、3.69%、3.83%和4.09%。 平安证券一分析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零售业务的效率优势让招商银行拥有更理想的贷款结构,也享有更高之收益率,这是其制胜之道之一。连同较同行为低的付息成本,其净利息差更具优势。正因如此,零售业务也是不少商业银行试图攻破的一个市场。 开启数字化转型 如今,招商银行仍在创新之路加速奔跑。 2019年9月12日,招商银行向外发布公告,招商银行App用户突破1亿大关,正式跻身“亿级App俱乐部”,与一线互联网企业同台竞技。而此时,距离其用户规模突破9000万仅仅只过去了106天,较上一个千万级别的增长用时缩短近一个月。这是招行继零售客户数(含信用卡)、两大App用户数、个人储蓄账户数“三亿齐飞”后,在零售用户规模上的第四个“亿级”里程碑,招行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家App用户数破亿的股份行。 在现任行长田惠宇的构想下,招商银行将以客户和科技作为面向未来的两大核心主题,围绕客户体验、面向金融科技,重新审视银行经营管理的一切,全新开启数字化的转型。 “具体来看,一是开放平台,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效率;二是借助数字化运营不断加强与客户线上的交互;三是基于数字化经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施顺华表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数字化银行和庞大的客群能够通过互联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借助技术的突破,实现更加深入的了解,银行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客户也能获得更合乎心意的服务体验。 除此之外,招商银行也加入了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争夺战中。半年报显示,招商银行已于2019年4月获得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本公司筹建理财子公司的批复。目前该公司筹建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在公司治理、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品牌建设、系统建设等方面已取得实质进展,预计将在6个月筹建期届满之前能够达到开业条件,待监管批准后正式开业。 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拥有巨大流量和丰富场景的招商银行,理财子公司或将成为其又一净利润增长的利器。 不过,转型提速也加重了招商银行的业务及管理费用支出。报告期内,招商银行业务及管理费381.57亿元,同比增长12.69%。其中,员工费用同比增长14.18%;其他一般及行政费用同比增长12.79%。 招商银行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招商银行极力保持战略定力,围绕客户和科技两条主线,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着力打造金融科技银行和最佳客户体验银行。[详情]
原标题 砥砺奋进开创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历史新篇章 来源 金融时报 卓尚进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金融系统400多万干部员工满怀豪情,以金融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庆祝新中国70华诞,充满自信、砥砺奋进,再创新时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新辉煌。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70年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权威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同时,我国也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债券市场、第二大保险市场、第二大证券市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 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这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这是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金融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信心。 根据央行行长易纲日前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介绍,作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中国现已建立起包括“五个体系”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是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币制度。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 二是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不断丰富,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大幅增长,综合融资成本逐步下降。 三是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上市,有效处置了农村信用社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不断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和风险处置制度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框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变化。 四是基本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重点推动调控机制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创新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注重逆周期调节。 五是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金融对外开放体系。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现在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取得重要进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中国金融业迄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金融系统广大干部员工几代人艰苦奋斗、拼搏实干创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为此,金融系统广大干部员工要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砥砺奋进、再展宏图,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把金融大国建成金融强国,开创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历史新篇章。 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切实加强金融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工作,有效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充分激发小微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要有效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在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产品体系和优化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效监管跨行业、跨市场、跨部门的金融创新活动,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严厉打击金融犯罪,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要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创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和高水平开放,深化金融科技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和城乡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着力发展普惠金融,大力发展国际金融,建立健全民间融资体系,构建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金融体系。[详情]
原标题:中国平安,与时代同行 马明哲 中国平安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1988年,中国平安在深圳应运而生,一路走来,实现了收入、市值、纳税等指标年均逾20%的复合增长,为2亿多客户提供服务。从国内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首个综合金融集团到全球上市保险公司市值第一……平安的每一次突破,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为企业的成就感到自豪,更感恩时代的机遇。服务国计民生是平安的初心与使命,进入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开发“金融+科技”潜能,强化创新驱动;我们发挥企业资源优势,开展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打造智慧城市,提供多维度技术支撑 近十年来,平安从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入手,构建可覆盖财政、卫健、交通、司法、农业等21个功能板块的“1+N”智慧城市一体化平台体系,助力各省市克服“城市病”,实现“优政、兴业、惠民”的目标。 优政,助力政府提升运转效率、效能。平安的智慧财政系统已被财政部PPP中心和几十个省市推广应用,管理约万亿元资产。这项技术帮地方政府解决负债管理难、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升资产运营效率超50%。平安的智慧司法一体化平台与法院系统合作,促进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审判效率质量,提升整体司法水平,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兴业,服务实体经济,改善营商环境。我们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了金融贸易供应链一体化平台,链接数百家银行、上万个贸易机构和供应链企业,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助力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 惠民,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优化市民体验。平安在深圳、广州等20多个城市落地智慧交通,提供出行畅通、交通安全、运输监控与交管服务,实施区域平均车速提升12.4%,交通事故率下降10%,重点路段拥堵时间缩短30%。平安的智慧卫健一体化平台,集成智能诊断、智能医保等功能,在近200个城市覆盖12000多家医疗机构,帮助患者节省问诊时间和医疗费用。 发力精准扶贫,开展全方位资源保障 近年来,平安积极投身扶贫事业,紧扣“精准”二字,聚焦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构建并实施“村官、村医、村教”三村扶贫工程。在集团党委和全公司1000多个基层党组织的号召下,累计80多万平安人参与扶贫工作。 村官工程,帮助乡村产业升级。平安从种植、养殖业入手,为偏远贫困地区提供全面的生产、技术和资金支持。在种植业前端,我们首创“平安扶贫保”产业扶贫模式,撬动扶贫贷款,为贫困户免费提供优种、合作种植、保护性回购等一条龙服务;在中端,提供遥感、智能识别等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后端,提供电销平台服务。截至目前,集团及平安银行为内蒙古、贵州等9省份贫困地区提供扶贫贷款余额逾800亿元,集团协销扶贫产品总额数千万元,带动数十万贫困人口加速脱贫。 村医工程,帮助打造健康乡村。平安通过远程医疗、智能读片等技术,连接村民与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平。近两年来,我们累计升级乡村卫生所近800所,购置多台移动医院设备,组织名医专家,深入贫困地区一线开展村民体检义诊活动。通过创新的云端平台,实时上传检查报告至后方数据中心,及时向村民警示疾病风险,向地方卫生机构通报重大疾病情况,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平安的移动医院现已行驶数十万公里,为近百个乡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村教工程,帮助村娃享受智慧教育。平安以云技术为桥梁,建成“双师课堂”平台,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引入贫困地区。平安挂牌的智慧小学现有700多所,培训村小教师近3000名。 不忘初心,久久为功。我们坚信,中国发展的背后,必有一批屹立全球的优秀民族企业作为支撑,平安有信心、有信念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下求索、奋发努力。 (作者为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详情]
原标题:让中国银联卡刷遍全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作为支持经济金融稳健发展的重要一环,我国支付产业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迅速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自主建设、自主品牌、自主标准的发展之路。中国银联已成为全球发卡量最大的卡组织,发行近80亿张银行卡。 中国银联自诞生之初就以提升支付效率、改善支付服务为目标。成立17年来,始终以满足社会大众对于便捷、高效、安全、普惠、全球化的支付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致力促进消费升级、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稳健发展。 一是打造自主银行卡转接清算系统,夯基垒台。随着银联一代、二代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的建立,银行卡交易量快速增长,2018年,银联网络转接交易金额首次突破百万亿大关,达120.4万亿元,是2001年全国银行卡跨行交易金额的1200多倍,银行卡已成为商业银行向个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基础工具和主要载体。 二是开启中国电子支付时代,全产品、全场景服务民生。从现金支付、卡基支付,到如今全面普及的移动支付,银联建立的银行卡账户体系,不仅成为支付服务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也成为服务企业、改善民生的有力支点,超过2亿用户的云闪付APP、覆盖主流手机品牌的银联手机闪付,推动中国支付行业深入城乡,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三是金融科技促进产业各方共创安全支付。稳定高效的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容量弹性的金融行业云、沉浸式VR支付技术,银联在支付创新的路上携手产业各方,依托自主研发,通过共同营造有序合规的产业生态,为消费者提供高效、安全、便捷的支付服务。2019年上半年,银联网络欺诈率降至0.97BP,持续处于全球低位水平,持卡人的资金、信息安全更加可靠。 四是支付网络覆盖全球,支付标准走向国际。如今,银联受理网络已经延伸至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逾5200万商户。除了支付产品、支付网络,银联的支付标准也步入国际舞台,为各国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与借鉴。未来,中国银联将推动实现一张银联卡刷遍全球。 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市场支付需求也将随之改变,中国银联将不断提升六大能力,实现新一轮发展。 以平台型生态体系为基础升级开放合作能力,提供聚合型、一站式精准服务。作为开放式、平台型综合支付服务商,中国银联将不断发挥卡组织优势,联合境内外的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服务商、互联网公司、商户,共同为持卡人、移动支付用户、小微企业、涉农主体等提供一站式支付服务、增值服务。 以金融科技应用为抓手升级科技创新能力,为支付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引擎。中国银联将推进下一代支付清算技术的前瞻性布局,推动各项创新与支付应用、交易处理、风险防控等服务的深度结合,推动银联的新技术、新产品与支付产业链各主体的技术、产品全面融合,切实满足产业各方的业务发展需要。 以为民理念升级普惠便民能力。中国银联的各项支付产品与服务正在不断向二级地市、县域、农村市场下沉,不断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使所有人民获得更便捷、成本更低的支付服务,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 以智能风控为核心升级风险防控能力,守护支付安全。中国银联将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以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区块链等技术为支撑,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全面性,更好地落实反洗钱、反欺诈等要求。同时,加快提升智能反欺诈、智能身份认证、用户安全赋能、风险价值挖掘能力,促进支付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以打造国际品牌为目标升级全球服务能力。中国银联将不断延伸受理网络,同时加快银联手机闪付、云闪付APP等移动支付产品境外推广,使国人、境外银联用户可在全球更多地区、各类商户使用银联支付产品,为全球支付产业效率提升贡献力量。同时,继续大力推动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技术标准的国际合作。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契机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激发内在动力。中国银联将坚定不移地加快市场化转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治理结构,多措并举汇聚各方英才,为产业各方、银联用户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支付服务。 (作者为中国银联董事长、党委书记) [详情]
张荣旺 “中国是全球数字银行的领军者之一,金融科技、数字创新在这里方兴未艾。中国也是德意志银行全球业务网络的战略重点。”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峰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基于此,德意志银行集团(以下简称“德意志银行”)决定在中国成立其首个名为 “Blue Water金融科技空间”(Blue Water Fintech Space)的创新中心,借此深化与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合作。 无独有偶,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的日本众议员小田原洁也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无人机、人脸识别技术和金融科技等,中国在实际应用方面已远远走在前列,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且最有活力的人寿保险增长市场,贡献了全球新增保费收入的30%,预计未来几年内将持续保持两位数的迅猛增长,到2025年,中国寿险市场保费收入将达到4.3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寿险保费收入的16%。 不只是银行、保险和金融科技在飞速进步,中国的金融体系整体都在迅速进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改革更在不断提速。而这一切都浓缩在了70年来的金融发展中。 开放融通 2019年9月10日,国家外汇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除了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在外资机构看来,此次额度放开体现了金融监管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意向。瑞银证券更是直呼此举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且必须的一步,而且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会持续深化。 此前,资本市场改革大刀阔斧,科创板、沪伦通快速落地,鼓励并购重组,股指期货放松,两融政策放松及转融通费率下降;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大,将证券外资持股比例放开时间提前至2020年,A股纳入全球基准指数(MSCI、富时罗素及标普道琼斯指数)并逐步提高权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公开表示,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称,到2024年,中国将占全球GDP的19%,很快就会接近美国对全球GDP22%的贡献。而按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在2014年就已经超越美国,并且预计在2024年将达到美国的1.5倍。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巨大转变,将对那些期望从相关经济成长中获取收益的投资者股票资产配置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而按照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末,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2.07%,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 事实上,人民币从宣告国际化到成为世界第五大货币只用了十年时间。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式起航。2016年10月,IMF执行委员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显著提高。截至2018年末,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027.9亿美元,同比增加793.17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由2017年末的1.23%上升至1.89%。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全球央行持有人民币储备快速增加。根据IMF统计数据,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1925亿美元,占比1.8%,较上年末提高0.57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六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改革求新 如果时间倒回到70年前,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从40年前的1979年到1984 年,中国先后恢复或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四家国有独资银行。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开始单独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1985年之后,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相继诞生。 与此同时,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邮政储蓄机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1984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随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性保险公司先后成立。1979年,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4年,第一家财务公司成立;1986年邮政储汇局成立,负责全国的邮政储汇业务。 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等也在此期间开始建立。1981年恢复了国债发行;1987年,部分企业尝试发行短期融资债券;1994年,政策性银行开始发行政策性金融债。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省市也开始了股份制和发行股票的试点工作,1986年,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1987年,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1990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40年的改革和开放,金融业成绩斐然。 金融市场从改革前的基本空白发展成由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等组成的较完备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产品从改革前单一的储蓄产品演变为日趋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不仅出现了包括储蓄、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多种投资理财金融产品,而且还产生了以利率、货币、债券、商品及贷款等为基础资产或标的物的金融衍生品。[详情]
兴业银行:敢为人先者“因变而胜” 王柯瑾 自1988年成立以来,从东南一隅的地方性银行起步,逐步成长为国内主流商业银行集团,兴业银行跨越式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时代缩影和样本。 回首来时路,兴业银行从同业金融、绿色金融,再到养老金融、普惠金融;从地方银行、区域银行,再到全国银行、上市银行、集团银行,在实现多级跨越的同时,不断努力破解金融同质化困局,逐步形成了被市场和业界广为称道的特色化经营模式、差异化发展的范本。 三十余年来,兴业银行牢记“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为经济建设多作贡献”的初心和使命,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和实体经济相伴成长,在持续深化改革,优化金融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华丽“蝶变”,稳居全国股份制银行第一阵营。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兴业银行深谙“适变而变,因变而胜”,结合形势大局的变化和自身禀赋优势,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蓝海,以宏大的格局开创了“寓义于利”的独特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观,不仅“在商言商”,而且更讲责任担当,将银行经营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实现经济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敢为人先 打造行业范本 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280亿元,居全球首位,多元化银行业服务体系逐渐形成,金融科技运用赋能行业转型。其中,兴业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之一,在探索规范的现代商业银行办行道路上,总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屡屡留下为人称道的“兴业传奇”。 在经营管理层面,兴业银行最早采用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第一批建立“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全面确立“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理念;第一批建立统一法人、分级经营的管理体制,探索建立“条块结合、矩阵式管理”的新型经营体制;最早推行以EVA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模式;第一批引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信贷资产分类管理等现代银行管理方法,建立以FTP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第一批探索事业部制、条线专业化改革;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置,风险管理职能打破常规内嵌至业务条线;首家设立市场化研究机构、金融科技公司。 在业务层面,率先发力绿色金融,打造全球一流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商;率先搭建中小银行合作平台——银银平台,开创普惠金融实践新模式;率先推进投行、资管、FICC等投行与金融市场业务发展;率先推出国内首个养老金融服务方案等等。 与此同时,兴业银行“跳出银行做银行”,为中国银行业快速构建金融控股集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兴业经验。自2010年成立首家全资子公司兴业金融租赁公司以来,相继并购兴业信托、组建兴业基金、兴业消费金融、兴业研究和兴业数字金融等公司,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涵盖银行、信托、金融租赁、基金、消费金融、期货、资产管理、研究咨询、数字金融等多领域,具备较强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实现了业务发展由“单兵突进”向“集团军作战”的重要转变。 回首30余年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兴业银行创造了诸多值得借鉴的行业范例。 2003年,兴业银行在国内同业中最早提出推进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两个转变”,“轻资本、高效率”转型方向始终贯穿于发展的各个阶段;同年12月,该行成功引入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公司(GIC)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被媒体评价为“创下了国内商业银行一次性引入股东家数最多、入股比例最高、涉及金额最大的纪录”;2004年,首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购并城市商业银行的个案在广东佛山尘埃落定,并购的主角正是兴业银行;2006年,兴业银行开创了国内商业银行向金融同业输出核心业务技术管理的先河,帮助三四线城市和边远地区金融机构提高现代化金融服务能力;2007年2月5日,作为我国金融全面开放元年首只大盘金融股——兴业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一家公众上市银行;2008年,公开承诺采纳赤道银行原则,成为中国首家、全球第63家“赤道银行”…… 虽然创新的动力始终澎湃,但稳健也一直是兴业银行给外界的印象。从开门营业的“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到2000年提出三大治行方略“从严治行”为首, 再到如今掷地有声的“合规致胜”,兴业银行始终坚持依法经营、稳健经营,在防风险与谋发展之间寻找最佳路径。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兴业银行围绕新的战略布局,主动调低发展速度,“强优势、补短板”两条腿走路,持续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启动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从产品主导向客户主导,从部门银行、条线银行向整体银行、流程银行转变,打造集团层面统一客户关系系统和一体化的营销服务能力,专业能力和服务效率更加精进。作为转型成效主要衡量指标的非息收入快速增长,在营业收入占比已超三分之一。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运用大大改变了传统银行业的格局。分析人士认为,金融科技将成为商业银行转型下半场的核动力。作为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之一,兴业银行是国内少数具备核心系统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首家通过ISO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国际标准认证的银行,也是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信息系统提供商之一。兴业银行始终奉行“科技兴行”战略,促进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并在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流程机器人等八大领域系统布局,持续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客户服务水平,推进安全银行、流程银行、开放银行、智慧银行建设,积极构建面向未来的银行。 特色经营 探索差异发展 作为一家旧有体制外的新生银行,兴业银行诞生之初既没有强大的股东背景和行政资源,也不占据中国经济发展要津,毫无“先天优势”,兴业银行何以成功? 而兴业银行的答案是念好“差异化”三字经,办真正商业银行。出身草根,白手起家,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产物、股份制企业的“身份”,都决定了兴业银行在市场摸爬滚打求生存、谋发展,不能走“寻常”路,这也恰恰锻造了兴业银行敏锐的市场洞察、前瞻的战略把握和强大的创新力。 成立之初,网点稀少一直是兴业银行的短板,如何以网点之寡,博弈存款之广,服务客户之众?兴业银行寻觅市场,敏锐地嗅到了证券资金清算这一当时不被同业关注的业务,1996年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展开合作,成为国内最早开展资本市场银行业务并服务于金融同业的商业银行,为后来在同业金融领域大展拳脚打开了局面。 2005年后兴业银行加快全国网络布局,但学国有大行广设网点明显不切实际,而城商行、农信社、农商行的营业网点在辖区内星罗棋布,出了“地界”却没有网络支撑。兴业银行又一次捕捉到了商机,面向广大中小银行首创“联网合作、互为代理”的合作模式,以互联网平台思维拓宽彼此服务半径。2007年正式推出合作品牌“银银平台”,近年来升级扩展为涵盖支付结算、财富管理、资产交易、科技输出、研究咨询等多维服务体系,成为商业模式又一成功案例。 不止于此,兴业银行的触角从银证、银银合作向银信、银保、银基、银财合作,以及场内资金交易、代理贵金属、FICC、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领域不断延伸,形成了独树一帜、长袖善舞的金融市场业务板块,运用市场化手段有效配置资金资源,实现价值创造。如今,兴业银行资产管理、资产托管、资金交易等业务均稳居行业第一梯队,FICC业务能力为市场称道,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有业内人士评价,金融市场业务具有资本消耗、风险生成相对较低的优势,以及围绕金融市场业务长期形成的“跑市场文化”和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机制,使得兴业银行的运营效率相对更高,成为过去十年轻型银行之路最为成功的商业银行之一。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2006年兴业银行在国内首推能效融资产品,开辟国内绿色金融市场。13年间,从首推能效融资、节能减排贷款、碳金融、排污权金融、低碳主题信用卡,到率先承诺采纳赤道原则,设立专营机构,再到建立健全涵盖信托、租赁、基金、理财等在内的集团化、多层次、综合性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兴业银行累计提供绿色融资突破2万亿元,服务客户上万家,探索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近年来,兴业银行还顺应中国金融体系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人口老龄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发展趋势,大力发展培育了投资银行、养老金融、交易银行等一批特色业务、优势业务,在多个细分市场形成核心竞争力,构筑起了更宽阔的“护城河”。截至今年6月末,兴业银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2412亿元,同比增长24%,继续保持同类型银行第一,资产流转同比增长147%,业务模式稳步从持有资产向交易管理资产,从单个市场向整个金融市场转变;交易银行、绿色金融增势强劲,供应链金融融资余额同比增长125.27%;养老金融服务老年客户超过1400万户,综合金融资产超万亿元。 事实上,商业银行多年来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同质化竞争已经难以维系,不同银行在资金成本、目标客户、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将日趋明显。兴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也与业内专家不谋而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刚看来,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知易行难。银行体系广覆盖、多层次已实现,差异化是未来一段时间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和目标。 坚守本源 以实力兴实业 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绿色产业的培育发展,到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让企业开户“最多跑一次”,兴业银行始终与企业唇齿相依、相伴成长。 上世纪90年代初,转型中的中国服装企业大起大落,初创期的利郎集团也因此遭遇融资困境。在其他银行犹豫未决时,兴业银行为其发放了首笔贷款。20多年来,在兴业银行持续不间断的合作支持下,利郎集团实现了从地方性服装公司、全国性品牌男装公司到香港上市公司的三级跨越。 2002年,吉利集团还叫美日汽车有限公司。那时市场对民营企业造车普遍不看好,兴业银行基于对我国汽车制造业前景和公司自主研发的信心,率先给予其7000万元授信,由此开启了双方的密切合作。十多年来,兴业银行的服务也从单纯的信贷支持扩展到涵盖供应链金融、债券承销、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境外融资等在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伴随吉利集团成为代表性民族汽车品牌并迈向世界舞台。兴业还积极为吉利一线产业工人提供各种贴心服务,代发工资、开发园区支付IC卡、提供个人便利贷款和定制理财产品等。2017年9月,设在吉利宁波基地厂区的兴业普惠金融服务站正式挂牌,工人们真正有了身边的银行。 上述案例仅是兴业银行三十多年来支持实体经济的缩影。近年来,监管导向愈发强调商业银行回归本源,强化主体责任,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一手抓风险化解,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力度,与实体经济同舟共济。兴业银行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加快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两年(2017~2018年)兴业银行实现了“两个9000亿”,即表内贷款增加9000亿元,同业非标投资压降超9000亿元;“两个6000亿”,即新增客户存款约6000亿元,标准化债券投资增加约6000亿元;“两个9.5”,即贷款占总资产比例较2016年末提高9.5个百分点,同业负债占比较2016年末下降9.5个百分点。 在此基础上,2019年上半年进中求精,兴业银行继续深化自身供给侧改革,推进资产负债表优化,实现了亮眼的突破:存贷款增量双双超过3000亿元;贷款和法定利率存款规模双双超过3万亿元。资产方面,继续突出表内贷款资产构建,聚焦先进制造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与服务。上半年各项贷款余额3.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0.78%,远高于同期资产规模增速,增量位居同类型银行首位。其中按行业分,制造业企业贷款余额3523亿元,在各类贷款中占比最高,占全部企业贷款的20%;从企业类型看,民营企业贷款6934亿元,较年初新增559亿元,新增占比超过1/3,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7%,提速的同时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贷款企业数较年初增长32%。 负债方面,持续推进结算型、交易型银行建设,加大核心存款尤其是结算性存款拓展,为服务实体提供更多稳定的低成本资金。上半年增量存款中法定利率存款占比超过90%,执行法定利率存款突破3万亿元,较年初增加近4000亿元,增幅14.51%,创近年最好水平。随着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流动性指标显著改善,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等主要指标均好于监管标准要求。 从开业之初的“为金融改革探索路子、为经济建设多做贡献”,到起步阶段的“办真正商业银行”,再到快速发展阶段的“建设全国性现代化商业银行”,再到如今的“建设一流银行、打造百年兴业”,兴业银行始终向“实”而生,勇当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在发展壮大中依托集团“联合舰队”经营优势,综合运用信贷、信托、租赁、基金等多元融资工具,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品覆盖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深化自身转型发展,走出了一条相伴成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详情]
作者:徐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有一本著名作品——《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书中,潘功胜博士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体制改革、创新求变给出了鲜活、权威、极具国际视野的答案。同时,潘功胜是工行和农行这两家曾轰动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大银行IPO的一线操盘手,2006年,工行以219亿美元融资额创下当时全球最大IPO,4年后,农行以221亿美元发行规模打破了工行的纪录。潘功胜把他的亲历都写进了书中,作为中国银行业发展壮大的又一见证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成立之初的弱小和不健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成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和初具现代化特征的银行体系,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和动力保障。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70年的风雨历程,除了在规模体量上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位置外,国有大行、全国性商业银行等纷纷创新求变,走出了自己独有的服务特色之路。 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全球第一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银行业处在成长和发展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41年来,中国银行业迎来高速跨越发展。《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588家。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1家、政策性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住房储蓄银行1家、民营银行17家、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农村信用社812家、村镇银行1616家、外资法人银行41家。 银保监会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19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281.58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14.40万亿元,占比40.6%;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49.79万亿元,占比17.7%。 2019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最新排行,中资银行依旧保持领先位置,连续第二年包揽排行榜前4名。其中,工行连续7年名列榜首,中国建设银行保持第二名不变,农行升至第三,中国银行排名第四。 报告显示,中国共有136家银行榜上有名,其利润总额达到31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李健曾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国外媒体新闻标题叫做“风景这边独好”,说世界上很多商业银行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牵连,业绩经营受到重创,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很多利润指标非常好。 进入21世纪,国有大型银行股改上市,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启了在内地和赴港上市的热潮。6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19》显示,中国上市银行数量现在已经达到48家。 国有大行改革创新不停步 对于“宇宙超级行”的国有大行来说,除了体量外,也纷纷改革创新,突出自身特点,与为人民服务更相契合。 2019年9月3日,农行副行长王纬在银行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农行结合三农金融事业部发展的经验,将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成熟的机制推广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目前已经完成省级分行层面的普惠金融事业部组建工作。 自1979年恢复成立至今,农行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赋予的支农定位和职责,积极适应不同时期“三农”经济特点。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是农业银行在股改上市时期国家确定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践证明,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符合我国国情和农业银行行情,是破解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世界性难题的有效探索和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也为同业设立三农金融事业部和普惠金融事业部提供了较好借鉴。 在银行的业务里面,有很大一块是房贷。办房贷要找银行,买房子要找房企,租房子要找中介,这是已有的定向思维。但建行近2年来却悄无声息办了一件大事,依托“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创造的整体优势,建行打造了一个全国性的“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建行董事长田国立去年底说,建行的租房平台拥有的房源2018年就能突破1000万套。 田国立说,建行的发力点是长期租赁,十九大报告适时确立了“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方向,培育市场、规范发展,大型国有金融企业介入租赁市场非常必要,建行和第三方合作共同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全国性安全、阳光的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 2018年净利2987亿的“宇宙行”工行,在其2018年度年报中提道,2018年重点打造创新重头戏“智慧银行”建设。工行秉持自己特色的金融科技发展观,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启动IT架构改造工程,全面推进智慧银行建设,让工商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从破冰起航变成激流勇进,成为金融科技的“主力军”。 作为探索智慧金融的领先型银行,工行通过组建网络金融部、建立“七大创新实验室”、实施互联网金融战略升级、启动智慧银行信息系统(ECOS)建设等系列举措,加快金融科技的落子布局,聚焦“智慧银行”建设。 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说,外汇是这家百年银行的“金字招牌”。中国银行长期以来深耕外汇业务领域,积极参与外汇管理改革,让市场主体切实享受到改革创新带来的政策红利。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获得日本人民币清算行资格,集团跨境人民币结算量5.95万亿元,市场份额保持第一。 全国性商业银行成为有效补充 为适应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银行业开始探索多元化发展。招商、兴业、广发、光大、华夏、浦发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相继组建,外资银行从经济特区向沿海扩展。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实力雄厚的大行。 比如中国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去年底曾透露,未来民生银行将以金融科技为引领,积极布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技术领域,探索以物联网驱动的移动支付创新,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投入创新,以云计算驱动的风险防控体系创新,以区块链驱动的信用体系重构创新,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围绕市场需求和客户痛点,构建金融+科技+生活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打造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移动支付、网络支付六大平台。 又比如提出2018-2020年发展规划的中信银行,将区域差异化发展作为重要改革举措之一,将自己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和综合化服务持续加大对国家规划建设的19个城市群,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三大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的支持力度。同时全面启动对公业务转型。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自身不断的改革创新,积极回馈用户,增强自身竞争力,成为我国银行业除国有大行外的有效补充。[详情]
作者:冯樱子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农业银行恢复建立40周年。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1979年2月,《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颁布后,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恢复建立。 回顾40年风雨兼程,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慕冰刊发的署名文章《谱写中国农村金融事业华彩乐章》中提道,40年来,农业银行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从一家专业银行成长为拥有49万员工、2.3万个营业网点的国有控股大型上市银行,谱写了中国农村金融事业的华彩乐章。 恢复建立的40年以来,农业银行逐步从一家专业银行成长为全球公众持股银行,迈入世界大银行之列。 商业银行股改的“收官之作” 2008年10月21日,酝酿了三四年的农行股改方案,终于获国务院批准。同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与农行签订了注资协议,汇金公司向农行注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与财政部各持农行50%股份,农行财务重组启动。至此,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幕终于拉开。 与其他几家银行不同,农行股改正遇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恶化、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大背景。而对于农行自身而言,历史包袱较重,机构臃肿、管理链条长、资产质量较差,并承担着大量政策性业务等。因此,农行股改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根据农行披露的年报显示,200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达8179.7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50%,比上一年初上升0.07个百分点。如何处置8000多亿元规模的不良资产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 针对不良资产处置,农行制定了三套方案,即比照工行、建行相关方案处置不良资产,全部委托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及不良资产剥离后再委托农行处置。最终采用的是第三套方案。 具体而言,与工行模式类似,农行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将所有需要剥离的不良资产划入共管基金的账户。但与工行方案不同的是,财政部将全部8000多亿元不良资产委托农行自身处置。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潘功胜表示,这一方案主要考虑了农行不良资产的构成特点。 与此同时,农行执行了“减肥”计划。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表示,农行利用三年时间,将机构数量减少近一半,在岗员工数量也减少17万。其中,60%的机构和超过50%的员工都在农村。 实际上,合并同类项,撤并功能重叠部门,减少人员冗余,是近年来农行组织架构调整持续贯彻的思路之一。上市之后,农行组织架构继续优化调整。如今的农行逐步摆脱部门过多、人员臃肿、管理效率低等问题。 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后,在恢复建立后的31年4个月5天,农行成功上市。在2019年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目前已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潘功胜回忆道,2010年6月底,农行上市路演期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振荡,美国股市连续两天分别下跌了4%和3%。投资者普遍信心不足,新股发行频频破发,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股价也出现大跌,给农行上市带来很大压力。 幸运的是,农行最终克服了诸多困难,成功上市,并且筹资221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这也宣布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完美收官。 40年服务“三农”初心不改 股改准备期间,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在更加明确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农行的“三农”金融服务驶入了快车道。 周慕冰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因农而生、因农而长、因农而强,服务“三农”是农业银行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无论是在专业银行时期、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期还是在国有控股大型上市银行时期,这一基本定位从未改变。 从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到支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从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村金融事业到建设农村商业性金融主渠道;从简单的存贷汇老三样到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理财一揽子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农业银行始终站在中国农村金融事业发展最前沿,有效发挥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并为全球普惠金融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同时,顺应农村数字化发展新趋势,农行创新推出互联网服务“三农”的“一号工程”,建设“惠农e贷”“惠农e付”“惠农e商”三大平台,让广大农民分享数字化金融红利。同时,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七大行动”,开创服务“三农”新局面。 近些年,尤其在金融扶贫方面,农业工作成效突出。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农行在83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10331亿元,较年初增加1092亿元,增幅11.82%,高于全行贷款增幅。 同时,上半年,全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1208亿元,截至6月末贷款余额3635亿元,较年初增加335亿元,增幅10.14%,高于全行贷款增幅。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大幅增长。截至6月末,在深度贫困地区各项贷款余额3724亿元,较年初增加386亿元,增幅11.57%,高于全行贷款增幅。定点扶贫工作成效明显。 举例而言,贵州省东南部的黄平县致力发展太子参产业已有数年,已从太子参的种植、采挖到加工、销售,逐步形成了一条助推脱贫的“造血式”产业链。而在这条“参”生不息的发展链条中,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扶持,率先打通了黄平县太子参产业链运行的最初一环。 面对黄平县的情况,农行贵州分行探索“网络融资+产业扶贫”等扶贫新模式,创新推出“太子参e贷”, 可为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最高10万元的线上信用贷款,较好地满足了太子参种植户的资金周转需求。扶贫带动的齿轮悄无声息地开始运转。此外,苗银e贷、烟农e贷、乡村旅游e贷等系列e贷产品相继落地,为当地农户发展产业、脱贫增收提供了较多便捷高效的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农业银行还通过支持“飞地”园区发展,探索出了扶贫开发的新路子。2012年以来,成都分行重点支持“成阿飞地工业园区”4家中小企业,累计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近5000万元;并通过支持园区项目和企业,带动当地县支行为28家小微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超过4亿元。 不仅如此,农行云南分行新增贷款66%投入扶贫重点县,创新推出了“七彩云南”系列产品,包含“普洱贷”“蔗农贷”“乡村振兴贷”“光伏贷”等近20个产品;农行安顺普定支行1.8亿元支持普定县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等。[详情]
民生银行:首家民营银行探路者 ■朱丹丹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至今已有23年。 23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民生银行已从当初只有13.8亿元资本金的一家小银行,发展成为资产总额超6万亿元、净资产逾4300亿元、分支机构近2800家、员工超过5.8万人的大型商业银行。 早在2015年6月,民生银行启动凤凰计划,推动全行业务发展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转型。接着2018年4月,在“凤凰计划”核心成果基础上,民生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改革转型暨三年发展规划方案》,明确了“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综合服务的银行”三大战略定位,全面推进改革转型落地实施。 2019年该行全行改革转型继续深化落地实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民生银行改革转型的关键之年。”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亦表示,随着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全体民生人要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定坚决地推进改革转型,致力于将民生银行建设成为一家特色鲜明、价值成长、持续创新的标杆性银行。 23年时间资产额超6万亿 在新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诞生于1987年,到1993年,已经组建的各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不是地方政府就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国还没有一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银行。 1993年11月,在第七届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许多民营企业代表及各地工商联的负责人都向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提议,能不能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随后,经叔平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申办银行,建议成立一家主要股东由民营企业构成的股份制银行,作为银行业改革的试验田。 两年后的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复同意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一家民营商业银行。全国工商联立即成立筹备组,经叔平亲任筹备组组长。1996年1月12日,国内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组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在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 据悉,在当时,民生银行这块银行业改革试验田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成立之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上海分行、深圳分行等各分支机构相继成立;国际业务、活期储蓄通存通兑业务、银团贷款业务、借记卡业务、住房按揭贷款业务等各项业务相继开办,开始在国内银行业崭露头角。 而2000年可以说是民生银行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新一任领导班子产生,同时12月19日,该行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数据显示,2000年全年,民生银行的总资产就从1999年末的356亿元增加到697亿元;贷款余额从1999年末的189亿元增加到376亿元。此后几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在2001年到2005年该行更是创造了总资产年复合增长超过70%、净利润年复合增长超过160%的奇迹。 2005年10月26日,民生银行还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国内首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商业银行。2009年11月26日,该行H股股票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上市以来,该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大力推进改革转型,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 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总资产规模达63406.5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458.36亿元;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6.23亿元,同比增长6.77%;实现营业收入882.56亿元,同比增长17.02%。而在成立之初,其是只有13.8亿元资本金的一家小银行。 可以说,23年来,民生银行持续改革创新、业务领域不断拓展,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各项事业保持稳健,实现了自身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推进改革转型落地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商业银行纷纷加快战略转型步伐。 2015年6月,民生银行启动凤凰计划,推动全行业务发展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转型。2017年底,凤凰计划30个项目全面完成并取得预期成效。 去年4月,在“凤凰计划”核心成果基础上,民生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改革转型暨三年发展规划方案》,明确了“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综合服务的银行”三大战略定位,全面推进改革转型落地实施,推动全行高质量发展。 今年更是该行加快推进改革转型和三年发展规划有效落地的关键一年。 在“民营企业的银行”方面,民生银行在今年半年报中指出,该行坚持民企战略不动摇,根植民企、与民共生,聚焦优质大中型民企、核心企业供应链上下游、小微企业,通过为民企客户及企业高管提供一体化、个性化、综合化金融服务,做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的金融管家,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商业模式,持续提升民企服务专业化能力,成为民企客户的主办银行,民企客户心中的首选银行。 2019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报告期末,该行战略民企客户650户,比上年末增长83.62%;中小企业客户数超过14万户。[详情]
胡金华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在20世纪前几十年便是十里洋场,当时欧美电影与上海电影同步上映,成为远东重要的国际都市。今天,上海依然是外国人、外资企业、跨国企业首选的中国城市。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之一的上海,囊括了自贸区,践行着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其再一次承载着国家的“雄心”,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9月23日,在上海各界人士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谈及上海未来的发展战略时明确指出,上海要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尤其需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传奇。这一番讲话无疑为此前国家给上海定位的在2040年前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科创中心、文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下了最好的注解。 从最早设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资本商品要素最聚集的城市之一;到率先设立自贸试验区进而扩容,引领全国各省市自贸区纷纷落地;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出台使得上海成为“领头羊”;到每年一届的国家级进口博览会正式进驻。上海正在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往前奋进。 国际中心如何建 毫无疑问,在上海完成五大国际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国际金融中心首当其冲,而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 就在9月23日,由交通银行主办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交通银行副行长吕家进就表示,交通银行作为有着“上海基因”与“改革基因”的国有大型银行,将牢记使命,积极投身到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在内的六大中心建设中,与上海共同打造一流的优良金融生态系统。 “交银理财继承发扬交通银行民族金融、改革先锋、稳健永续的企业文化基因,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认真落实好合规经营、风险隔离等方面要求,强化科技赋能,锤炼核心能力,为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做好护旗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冲刺行动贡献更大的力量。”吕家进称。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也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今年初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集聚和发展一批具有重要市场影响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全球资管中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交银理财也同时发布了首批新产品,聚焦现金管理、商业养老、科创投资、上海要素市场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等六大主题。吕家进透露,交银理财首批产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完全符合资管新规要求,二是响应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三是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与交通银行不谋而合的是,总部同样设在上海的中国平安旗下平安资产与澳洲昆士兰投资公司合作的首款产品“QIC-平安中国企业债基金”也在9月23日正式全球发布。 据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介绍,该基金结合了中国平安积逾20年的中国债券投资经验与QIC丰富的全球资产配置与服务能力,旨在为全球投资者精选中国企业债投资机会并享受到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红利。 “与发达资本市场相比,中国债市的外资规模占比仍偏低,但随着外资机构相继宣布将中国债券纳入其旗舰债券指数,将为中国债券市场引入超1000亿美元的指数追踪资金,中国债市未来的规模增量仍有广阔空间。由于境外机构缺乏对中国在岸信用债市场的了解与研究资源,国际投资者需要经过深度研究与长期尽调才会深入这一市场,周期长、成本高、风险管理壁垒成为横亘在境外机构面前的几道难题。为了化解以上痛点,QIC-平安中国企业债UCITS基金应运而生。该基金的发行为中外资本市场的投资合作架起一座桥梁,平安会加强国际合作互鉴,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与回报。”任汇川表示。 在国内的金融集团正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之时,外资也纷纷进入上海。 9月16日,上海市政府42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共约77亿美元;今年8月,总投资额为46亿元的21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在上海金山集中开工,其中有8个是外资项目;今年5月,上海吸引38个外资大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金额合约492亿元人民币。 对此,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振华分析指出,上海从政府到机构的每一步措施,都在夯实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自贸区+长三角 一体化勾勒新蓝图 从2013年挂牌至今,上海自贸区已走过近6年的发展历程。今年8月2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首批13家企业获颁最新营业执照。是日,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对外透露,上海将设立新片区的专项资金,5年资金总规模超过1000亿,重点是要支持新片区内的高端人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9月21日,在上海国企走进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对接交流会上,上海银行称将聚焦区内重点产业布局要求,为临港新片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实体企业、机构提供不低于1000亿元的授信支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则表示将充分发挥保险投资平台的独特优势,支持新片区四大开放型产业发展,共同参与新片区公租房投资平台建设,持续丰富和优化金融供给,助力临港新片区实体经济发展。 与上海自贸区建设同步进行的,是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一体化进程。从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浙沪皖四地已经开始落实执行这份纲要的内容。 9月22日,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智库联盟由复旦大学倡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所联盟高校共同发起,面向区域内外智库开放,旨在着力发挥长三角高校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国际合作优势,计划通过联合研究、互鉴特色、人才培养等机制,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引领性智库集群。 9月20日,长三角社会治理论坛在上海举行,长三角七市一区签订了合作交流框架协议,共同推动区域内的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共享。来自浦东新区、南京、杭州、合肥等七市一区的代表,约定依托论坛共建“长三角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研发基地”。 今年8月29日,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阮青对外透露,《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正在有序推进,69个事项已经顺利完成,250个事项正常推进。 就在此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就表示,进入新时代,上海要承担起中央赋予的新使命,扩大开放是必由之路。当前,上海正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并努力把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得更好。[详情]
原标题:建行:开启第二发展曲线 作者:朱丹丹 1954年10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宣告成立(当时名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3月26日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2019年10月1日,在普国同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同时,这家银行也迎来成立65周年的时刻。 回首65年来,建设银行经历了从国家财政投资拨款时期到国家专业银行时期,再到国有商业银行时期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其中,股改上市可以说是其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股改上市之后,建设银行在经营理念、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已成为全球盈利、市值、存贷款和品牌价值位居全球最前列的大型金融集团。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纷繁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 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2018年年报中曾表示,建设银行人将继续以“服务大众安居乐业,建设现代美好生活”为奋斗目标,用金融这把“最温柔的手术刀”纾解经济社会“痛点”,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 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和回报,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和担当,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成立65周年 1954年10月1日上午9时50分,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到100米的北京市东交民巷公安后街3号一幢不起眼的土灰色办公楼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3月26日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宣告成立,其任务是经办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款,管理和监督使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部门、单位的自筹基本建设资金。 “哪里有重点工程建设,哪里就有建设银行。”这句话非常简炼形容了彼时建设银行的职能任务。 数据也显示,1954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建设银行从早期的156个国家建设项目、694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始,共经办各类基本建设投资5628亿元,建成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4000多个,促进了60多个大型骨干项目提前投产。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处在国家专业银行时期的建设银行又先后开办了现金出纳、居民储蓄、固定资产贷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国际金融、住房贷款和各种委托代理业务,丰富了银行职能;1994年,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建设银行将财政职能和政策性基本建设贷款业务分别移交给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则从功能转换上迈出了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重要一步。 至今,经过65年的改革与发展,建设银行已经具备了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实力。截至2018年末,该行市值约为2071.79亿美元,居全球上市银行第五位。 在这65年的发展历程中,股改上市对于建设银行来说是个不得不提的里程碑事件。 2003年12月30日,国务院决定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2004年9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国务院决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两年来,首家实现公开发行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当时全球IPO(首次公开招股)的最大规模纪录,也创造了当时香港上市公司集资额的最高纪录,得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认可。 时任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挂牌上市,不是股份制改造的完成,而是宣告了一个新的开始。 当年郭树清曾这样对媒体表示,对于像建行这样的全国性大型银行,如果不改革、不走出去的话,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上市正是转变经营机制、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唯一途径。 上市后,建设银行迅猛发展,经营实力稳步提高,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空前增强,现已成为全球盈利、市值、存贷款和品牌价值位居全球最前列的大型金融集团。 截至今年6月末,建设银行资产总额达243831.5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1604.58亿元,增幅为5.00%;盈利水平平稳增长,税前利润1911.8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8%,净利润1557.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9%;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ROA)和年化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ROE)分别为1.31%和15.62%。 建设银行近年来亦多次强调,将按照“综合性、多功能、集约化、创新和智慧银行”的转型战略,全面建设“国内最佳、国际一流”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现代商业银行集团。 新三大战略 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商业银行无疑是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国有大行更要当好普惠金融的“领头雁”。 近年来,建设银行则全面发力普惠金融,在经营体制机制建设、产品服务创新、系统科技运用、服务网络搭建等方面持续创新。早在2017年4月,该行在大型银行中率先成立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持续将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向一、二级分行以及县域、乡镇延伸,已形成总行、分行、支行“三级”普惠金融垂直组织架构。 2018年5月2日,建设银行召开普惠金融战略启动大会,提出将普惠金融业务打造为该行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的战略支点,全面推进普惠金融战略实施,全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当时,建设银行方面表示,60多年来,该行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应运而生、砥砺奋进,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潮中应势而起、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有大型银行兴行强国之路。尤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民生领域发展、破解社会痛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建设银行一直以国有大行的格局和担当,积极支持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发展,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普惠大众、造福百姓、为国分忧。 数据也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8311.22亿元,较上年末新增2210.47亿元,普惠金融贷款客户数122.59万户,较上年末新增20.79万户。 普惠金融战略与住房租赁、金融科技同时成为建设银行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打造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建设银行称,住房租赁战略与普惠金融形成了战略纵深,金融科技战略则为普惠金融战略提供了技术支撑。 早在2017年11月份以来,建行在佛山、深圳等地推出多项住房租赁相关业务,成为首家进军住房租赁市场的国有大型银行。截至今年6月末,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已在 300多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运行,平台累计上线房源超过1600 万套,平台注册用户超千万。住房租赁指数上线城市52个,基本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及住房租赁试点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普惠金融,还是住房租赁,均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持。 “金融科技战略为普惠金融战略提供了技术支撑,特别是业内领先的‘新一代’系统竣工投产,赋予了建设银行更好支持普惠金融客户的能力。”建设银行方面指出。 建设银行表示,今年以来,该行不断探索新金融发展路径,发力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开启“第二发展曲线”,巩固了良好发展势头,培育了新的发展优势。[详情]
“百年老店”中国银行 新时代变革图强 ■冯樱子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中国银行的百年史也被视为我国近、现代金融史的一个缩影。 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并于同年2月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自此,中国银行开启了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它非贸易外汇业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又相继完成了企业化、商业化、重组、股改等一系列改革。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了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公司。中国银行发展史上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百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如今的中国银行资产总规模突破22万亿元,为国内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商业银行。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银行以1277.14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44位,也是迄今唯一一家连续31年入选此榜单的中资企业。 近两年,中国银行喊出变革图强的口号,要将自身打造为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化优势的银行,中国银行势必趁势而为,再上台阶。 中行的上市“神话” 2006年5月18日,中国银行开始在香港公开招股。此时,多家派发认股表格的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场面火爆。 而就在中行认股结束的前一天,恒生指数经历了自2001年“9 ·11事件”以来,单日点数的最大跌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机构投资者和香港居民对中国银行的抢购热情。5月23日,即公开市场发售的截止日期,又增加了十间分行接收中行的认股表格。中国银行预备的300万份认购表供不应求,最终不得不加印100万份认购表。 6月1日,代号“3988”的中国银行正式登陆H股,募集资金超过754亿港元,成为当时中国公司中最大的股票发行项目,是全球金融业最大的股票发行项目,是全球有史以来第四大首次公开发行项目。挂牌首日,中国银行成交200多亿港元,打破历来新股首日挂牌最大成交额纪录。 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后,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行顺利完成了A股的询价发行工作,成功实现了两地上市。 A股市场对中行股票申购同样热情高涨,网下发行参与配售对象共达169家,锁定资金人民币1281.48亿元,超额认购倍数达20倍。中行网上申购资金冻结量达5489亿元左右,中签率为1.94%。网上、网下申购资金冻结量超过6600亿元,成为A股市场上发行冻结资金最多的一只股票。 2006年7月5日,9点25分,时任董事长肖钢和行长李礼辉共同为中国银行鸣锣开市,标志着中国银行挂牌上市,进入交易。中国银行成为首家在A股市场挂牌上市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中行上市没有分拆任何资产,而是采取了整体上市方式,为国有银行改制试点创造了一个成功范例。 此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改绝大多数采取分拆上市模式,即把企业内最有盈利能力的优质资产整合上市,把盈利能力较差或权属不清的资产剥离在存续公司。这导致存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诸多问题。 而中行采取了整体改制模式,成立中行股份公司,由其完全承继原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 债权、债务、员工及所有业务,且不再设存续公司如控股母公司或集团公司。 这有利于建立和巩固良好的治理机制,实现中国银行品牌的统一经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既符合中行适应金融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中国银行自身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股权投资多元化的需要,更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实际上,作为首先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商业银行,中行的股改上市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时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肖钢曾表示:“这次股份制改革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公司治理结构上,还是在内部机制上,都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 要进行股份制改造,降低不良资产比例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截至2003年底,中国银行境内机构的不良贷款为3113亿元,其中大部分是2000年以前遗留下的。 2004年1月6日,中行发言人表示已获得汇金公司225亿美元的注资。此外,央行和财政部还动用了其他资源支持国有商业银行顺利完成财务重组,包括组织可疑类贷款拍卖、设立囯家补充款项、发行央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次级债券等。1月8日,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楼继伟透露,注资之后,财政部在中行原有的资本金将转为银行的不良贷款专项拨备,用于核销不良贷款损失。 以此为契机, 中行将原有的所有者权益转作专项呆账准备金,用于核销历史包袱。这既不影响国家投资的收益,又解决了中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为转换银行经营体制,进行股份制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中国银行还采取了多项措施控制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以确保股改后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4年末,中国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达到10.04%,资本实力大大增强。基本完成了对前期不良资产的清理处置,资产质量显著改善。2004年末不良贷款比率为5.12%,拨备覆盖率为68.02%。 2004年8月26日上午,中国银行总行地下二层会议室内,时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宣布:“同意你行改制为股份制有限公司。”由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是第一家由国有商业银行改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也为其争取上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除了在公司治理机制、业务发展机制、财会制度、风险管理体系,考核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转变外,还要进一步引入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其中,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中行股改后、上市前一个关键性步骤。当时,国有银行“贱卖论”始终不绝于耳。“如果当时没有引进战投,光凭建行、中行本身的盈利水平,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上市的。引进战投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结局,可以借助境外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帮助中国银行提升国际形象,这对于上市估值、发行股票大有裨益。”中央汇金公司高层人士如此评价道。 一边是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另一边是对中国银行股权不抱信心的海外投资机构。如此环境下,中国银行攻坚克难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分别与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私人)控股、瑞士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四家境外投资者签订引资和战略合作协议。 2006年3月,中国银行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达成引资协议,引进资金100亿元人民币,购买中行3.58%的新股,进一步充实了中国银行的资本金。至此,中行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尘埃落定。 回首往昔,所谓中行上市“神话”,其实是中行全体员工日以继夜地工作,和2年7个月艰苦努力的结果。 国际化布局策略升级 随着国有大行奋起发力,股份制商业银行快速崛起,农信社改革、城商行组建,国内银行业形成了激烈竞争的格局。尽管如此,在一个领域的优势中国银行始终牢牢紧握着,那就是全球化发展。 成立以来,中国银行曾长期作为我国唯一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1979年4月,国务院确定中国银行为外汇专业银行,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全国外汇业务,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特色进一步强化。 尤其股份制改革后,中国银行不断加快全球化经营步伐。近年来,中国银行积极支持国家对外开放新战略,全力做好“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和自由贸易区金融服务首选银行,全力支持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球化经营优势更加突出。 与此同时,中行积极推进海外机构区域整合,加强区域内资源的统筹协调。在全球网络布局不断扩大的同时,改变过去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小而散的格局。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银行共拥有553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商业银行客户存款、贷款总额分别折合4492.30亿美元、3832.3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3.64%、4.92%。上半年,实现税前利润48.09亿美元,对中国银行集团利润的贡献度为21.34%。 “全球化是中国银行的使命和特色,也是中国银行永远的主题。” 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经过多年来的经营,中国银行在实现全球一体化,包括战略安排、区域化整合、差异化定位、集约化经营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中国银行在新加坡、韩国、迪拜等地交易所积极开展人民币期货做市业务;发挥合规经营优势,成为伦敦清算所首家中资银行集团中央清算会员;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区拓客能力不断增强,专业服务能力进一步对接国际水平。汇率、利率、大宗商品产品线结构持续优化,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等。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打造了全球一体化的人民币清算网络,在全球26家授权人民币清算行中占有12席,为同业第一。2019年上半年,集团跨境人民币清算量212.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64%,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日本人民币清算行开业并正式对外开展服务。积极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间接参与行业务,市场占有率保持同业第一。 尤其“一带一路”的提出,让中国银行的全球化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15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银行累计跟进“一带一路”重大项目逾600个,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授信支持超过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保持优良水平。 2019年上半年,该行在国际市场成功发行第五期“一带一路”主题债券,总量折合约38亿美元,包括美元、欧元、澳元、人民币和港币5个币种,共计8个债券品种。 2015年以来,中国银行持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目前已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5大洲32个国家,200余名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参加交流学习。 中国银行原董事长陈四清曾提道:“中国银行坚持统筹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稳步推动全球化发展,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张名片。” 科技引领成转型筹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紧跟信息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推进产品创新、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优质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平台连接的缔造者、数据价值的创造者和智能服务的先行者。 1980年,中国银行率先从国外引进计算机终端数据站。此后,在银行业务与信息科技融合的道路上,中国银行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张银行卡和信用卡、第一台ATM、第一家在互联网发布信息的金融机构等。 面对新的经济环境和竞争格局,2018年中行提出“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型求实、变革图强,把中国银行建设成为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 在全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手机银行、交易银行、智能柜台被视为重要载体。其中,手机银行被定位为“综合金融移动服务门户”。中国银行副行长任德奇在中银慧投产品发布会上提道,中国银行将坚持“移动优先”,将手机银行打造为全球一流、同业领先的集团综合金融移动门户,让客户一机在手、走遍全球,一机在手、共享所有,实现手机银行客户体验、业务功能及智能化水平领先主要同业。 截至2018年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客户数突破 1.4 亿户,交易金额突破 20 万亿元,客户体验和市场口碑大幅提升。2019年6月5日,中行正式发布手机银行6.0版本,中行副行长郑国雨表示:“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将手机银行打磨成为服务客户最主要的渠道。” 智能柜台建设方面,中国银行2018年实现了境内网点全覆盖,同时推出了移动柜台、现金柜台、移动对公开户等一系列业务新形态。2018年,智能柜台已将主要个金产品大类迁移完毕,服务客户超过1亿人次,月交易量约3600万笔,已超过人工柜台,成为线下服务主渠道。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加强基础技术研发,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大基础技术平台,筑牢数字化发展基石。也为业务与经营管理的网络化、智能化、生态化奠定坚实基础,深化在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物联网、量子通信等四大方向的新兴技术研究。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新技术,建设智能渠道、智能客户管理、智能投顾、智能消费金融、智能运营和智能风控等六大产品体系。 为确保从传统银行向数字化银行顺利转型,中国银行每年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将不少于上年度集团营业收入的1%,同时要在3-5年内将集团内科技背景人才占比提升到10%,重点培养产品经理、数据分析师、客户体验师、互联网安全专家等数字化人才。 2018年11月14日,中国银行全球首家创新研发基地在新加坡正式揭牌成立。对此,刘连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天面对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银行主动顺应趋势,将“科技引领”作为发展战略首要工程。我们还要加大投入研发,兼顾短期见效、中期突破、长期发展的要求,制定了科技引领数字化发展战略实施方案。 这一系列的转型举措为中国银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活力和动力,一年多以来中国银行业务规模稳中有升,净利润持续增长,资产质量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模式初见成效。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化优势的银行,中国银行将趁势而为,再上台阶。[详情]
70周年国寿再出发 ■吴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揭开了中国保险史的新篇章。 作为中央直管的国有、副部级央企,中国人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10月20日成立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室。 含着金汤匙出生 1996年7月23日,根据《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的要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和中保海外机构。从此,我国保险业进入了专业化经营时代。 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商业保险监督管理职能。保监会的成立是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和管理规范化的标志。同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拆分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香港中保集团四家完全独立的保险法人机构。 此后4个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为国有独资的一级法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至此,中国人寿正式独立登上中国金融保险市场的大舞台。2002年,中国人寿提出了“实现保费1000亿,跻身世界500强”的目标,当年实现保费收入1287亿元,并以此业绩首次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企业。 2003年,是中国人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并独家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开启了集团化发展的征程,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股份公司联合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中国人寿在其董事长杨超的领导下制定了“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集团化发展战略。同年底,国寿财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相继成立。同时,对海外公司、国寿投资公司、保险学院的改革工作也基本完成,一个集寿险、财险、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保险教育等业务于一体的我国最大保险集团初具规模。 一年后,中国人寿股份在上海成功回归A股。自此,中国人寿成为国内首家“三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从1996年寿险专业化经营到2008年实现多元化经营的12年里,中国人寿总保费收入翻了四番,年均增长率达26.4%;总资产增长了23.2倍,年均增长率达30.4%。 “寿险一哥”之争 但引起注意的是,2004年开始到2017年的14年里,中国人寿的市场份额从46.87%到不足20%,足足丢失了近二十八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 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7年,中国人寿市场份额依次为46.87%、44.07%、45.27%、39.73%、40.28%、36.23%、31.72%、33.29%、32.41%、30.42%、26.10%、22.96%、19.85%、19.15%。 反观当时尚处改革之中的“老二”中国平安,2003年、2004年、2005年辗转三年保费仍难冲破600亿元关卡。市场份额从2004年的17.18%到2017年的13.79%,虽然也有所下滑,但较过去的六年却有所回升,且与中国人寿的差距已经相当接近。 直到2018年开门红首月,中国人寿负增长两成,保费收入1268亿元,平安人寿则逆势增长两成,达到1152亿元,两者差距已缩小至百亿元,一度引发“寿险一哥”之争。 2018年9月,原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正式接棒杨明生,出任中国人寿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滨正式上任10天,宣布国寿股份总裁林岱仁退休,集团副总裁苏恒轩兼任国寿股份总裁一职。 王滨与苏恒轩均是保险老将。六年前,王滨提出三年再造“新太平”。在他掌舵的六年里,中国太平的总保费由2011年的499亿港元到2017年的1787亿港元,增长3.6倍;总资产由2011年底的1914亿港元到2017年的6665亿港元,增长3.5倍;净利润从2011年的9.2亿港元到2017年的79.6亿港元,增长8.7倍。 而苏恒轩具有超过35年的寿险经营管理经验,系高级经济师。其简历显示,苏恒轩于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12月19日期间担任中国人寿非执行董事,现任中国人寿副总裁。曾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执行董事,以及保险职业学院董事。 两位保险老将强强联手的背后,是中国人寿所面临的内外挑战。面对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结合自身实际,2019年初,中国人寿提出了“重振国寿”的战略目标。在中国人寿2019年工作会议上,王滨首次明确了重振国寿的“两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用一到两年时间,抓好战略布局,升级发展理念,突破发展格局,重构组织体系,提振品牌形象,凝聚精神力量,聚焦做强做优国寿,为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保险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步,再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建成综合化经营特色突出、科技化创新能力强大、国际化布局基本成型、核心主业市场引领地位稳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卓越的国际一流金融保险集团。 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人寿也交出了“重振国寿”开局之年的“中考成绩单”。上半年,中国人寿首年期交保费达831.33亿元,占长险首年保费比重的98.79%;内含价值达8868.04亿元;新业务价值达345.69亿元;总资产3.48万亿元,稳居寿险行业首位。2018年,中国人寿已连续16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最新排名第42位。 推动中的变革 “重振国寿”战略开局良好。但市场更关心的是,下一步,中国人寿将如何走。 在8月23日举行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中国人寿为未来变革转型做出全面规划,宣布启动“鼎新工程”。 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鼎新工程”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面转型变革,包括构建“一体多元”的发展布局、构建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管理体系、全面强化科技驱动、加快推进公司前中后台融合、推进财务资源精准配置、完善市场化政策机制六大核心内容。 “一体”为聚焦个人客户群这一主体,构建大个险发展布局,升级营销、突破收展,推进保险规划师、电销坐席与收展三支队伍融合。“多元”为紧紧围绕团体客户,做好团险、银保和健康险业务,巩固市场领先地位。投资管理体系将建立市场化的组织架构和选人用人机制,引进投资专业人才,构建科学绩效激励体系。科技板块将建立研发分中心,增强科技供给能力,推进科技应用创新,强化孵化能力建设。运营板块将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大服务体系,深入实施“睿运营”模式,加快共享服务中心建设。 新的组织架构将按照“强总部、精省域、优地市、活基层”的定位要求,进一步提升总部决策指挥、专业支撑、科技赋能和风险管控能力,强化前台、优化中台、精简后台。前台建立三大中心,分别为大个险业务中心、多元业务中心和投资管理中心。大个险业务中心分设六个部门,传统营销与新型收展部门分设,企划、运营、培训和综合金融等部门共同助力转型。多元业务中心由团险、银保、健康险以及基金销售等部门组成。投资管理中心根据投资价值创造链条组建专业团队,强化投资研究、资产配置、账户与委托管理及全口径风险管理职能。架构调整后,总部前台部门明显增加,中后台部门适当压缩。 在建立市场化机制方面的改革,一是建立市场化机构分类分级体系。突出业务价值贡献和队伍扩量提质,实施年度动态管理,差异化配置各类各级机构基础资源,完善机构升降级制度。二是持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进一步关注投产比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围绕价值创造,不断提升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不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建立以价值贡献为导向的薪酬分配机制,薪酬向专业领域、关键人才以及基层倾斜;持续优化机构经营和职能考核体系,聚焦价值和队伍,突出市场对标;不断完善以业绩为导向的干部考评机制。四是持续优化人才发展机制。做好人才队伍建设整体规划,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不断完善培养培训体系,加强干部员工交流。 振兴中的大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大中城市不约而同地成为包括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太保等在内中国老牌保险公司的重点攻坚区域。2018年各地保监局不完全数据显示,平安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厦门、青岛、宁波等地稳居老大地位。中国人寿在大中城市却是短板,重振国寿的要点之一便是“重振大中城市”。 今年2月份中国人寿开放日,中国人寿总裁苏恒轩在谈及如何重振大中城市时表示,这是中国人寿历任高管层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寿在大中城市的竞争力的确是相对比较弱,特别是在一线城市。” 在保险公司中,中国人寿好比一艘航空母舰,俗话说“船大难掉头”。不过,苏恒轩说,难掉头不是不掉头。关键是,国寿认识到自己的差距,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他表示,办法总比困难多,尽管压力很大、道路坎坷、任重道远,但是我们有着我们的信心。 关于中国人寿如何提振大中城市,他提出了几点: 首先,强化顶层的设计。要制定一个三年的规划,要充分地吸纳先进同业的经验和国寿这几年的经验与教训。 第二,在大中城市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谓市场化的改革是针对国寿的公司管理,要在用人的机制、考核的方式、薪酬的分配上,真正体现出市场化的特征。 第三,要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不单是财务的投入,还包括培训的投入、人才引进的投入、职场建设的投入、科技支撑方面的投入、服务方面的投入。 另外,苏恒轩认为,国寿还存在后发优势,除了品牌、网络、机构、资本的优势以外,中国人寿还有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的优势。具体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打通不同渠道、形成合力,中国人寿公司内部以及与其他兄弟公司之间如何形成协同效率,资产负债这两端如何形成联动效应,等等。 “当然振兴大中城市不仅仅是口号,更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也深知,作为一线城市来讲,要振兴,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一旦咬定目标要矢志不渝。”苏恒轩还补充道,除了大中城市以外,中国人寿会高度关注三四线城市的优势地位,以及重乡重镇的优势。 八月底的中期业绩会上,苏恒轩透露,今年公司强化顶层设计,已经出台了《大中城市振兴三年行动方案》。 据苏恒轩介绍,公司专门出台了以“推进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推进重点城市人力资源市场化改革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即实行战功经济制,对价值贡献高、经营发展好的重点城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就予以提拔;对于对标业绩没有明显改善,或者处于落后的城市,该惩戒的要惩戒;对于业绩改善趋好的,该奖励的要奖励。 苏恒轩透露,国寿股份最近已迈出了一些实质性步伐,对大中城市中排名末位中的三位已经进行了淘汰。 而中国人寿在对管理人员考核的指标中,利润和新业务价值这两个指标最为重要。国寿股份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赵鹏表示,考核具体目标数字不便公布,但利润指标有绝对数,同时,净资产收益率(ROE)要有市场竞争力;利润的考核占比为40%,新业务价值的考核占比为30%。 近期,中国人寿对省级分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涉及河南、黑龙江、四川、福建、内蒙古、广西、北京、陕西等多家省级分公司以及中国人寿旗下独立法人机构。 如江龙海不再主持中国人寿福建省分公司全面工作,由原青岛分公司总经理叶寿华接任;免去李春的中国人寿陕西省分公司党委书记职务,由原甘肃分公司总经理张举科接任等。 此外,中国人寿旗下机构也发生了人事变动,如原四川分公司总经理郎中伟已经成为成都保险研修院法人代表,原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赵松林担任保险职业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新任中国人寿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张文亮则来自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 当然,重振国寿的战略不仅仅是对组织架构的大调整以及自上而下的人事变动。中国人寿新的管理层雷厉风行,改革动作不断。近日,有报道称中国人寿内部已经成立国寿互联网寿险公司筹备组,副总裁詹忠任筹备组组长。 目前,共有众安在线、泰康在线、安心财险、易安财险四家持牌互联网财险公司。其中,泰康在线作为泰康集团创新的桥头堡,凭借泰康集团的资源和互联网思维的团队,以及创新基因,最终还是很快上线,也成为了泰康集团“保险+医疗”模式下,第一个推出齿科保险的子公司。如今,“寿险一哥”想要拿互联网寿险牌照,也预示着第一家互联网寿险牌照已经浮出水面。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产销分离是大趋势,随着互联网渠道日益壮大,单设互联网寿险独立子公司更有利于分工明确,同时更好盘活代理人渠道。 如今,重振国寿战略第一步已经完成,未来改革成果值得期待。[详情]
原标题:紫金农商银行:化“知本”为“资本” 赋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作者:王强 创新,让古韵与新潮同行,而知识产权,却见证着古都南京的创新之变。作为“南京人自己的银行”,紫金农商银行紧跟时代脉动,发力金融科技,在提高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上,腾挪资本活水滋润科技型企业发展,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助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南京提升创新首位度刻入“紫金”印记。 引流金融活水 灌溉“我的麦田” 欲强者,明故而创新。2016年,在江苏省、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大力支持下,南京江北新区打造了“我的麦田”知识产权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以“互联网+知识产权+金融”为特征,采用知识产权质押的方式作为担保方式,为资金需求企业的知识产权融资提供全链条服务。 服务科创,紫金风范。紫金农商银行应势而动,在去年与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我的麦田”平台签署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合作与服务协议。2018年该行通过“我的麦田”平台服务企业共46户,投放金额1.68亿元;在知识产权质押类型中,该行专利质押发放9540万元,排名南京市第四;软著质押发放6076万元,排名南京市第一;商标质押发放1200万元,排名南京市第一。 丰盈“甘霖雨露” 滋润科创企业 “盘活”知识产权,变“知本”为“资本”,促进专利资源价值最大化,推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成为紫金农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创新南京”的重要内容,紫金农商银行在推出“知识产权贷”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产权+”概念。 企业借力,紫金给力。南京云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也是南京市准独角兽企业。作为一家轻资产企业,单一的融资渠道,成为其跨越发展的重要掣肘。云田网络融资部门负责人张雨绮介绍说,长期以来,企业和银行的合作基本是用房产进行抵押融资,相对比较局限。而通过“我的麦田”平台,企业拥有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便有了用武之地。目前,该企业已经通过知识产权融资在紫金农商行顺利贷款500万元。 厚植服务优势 践行多元创新 “懂技术的不懂金融、懂金融的不懂技术”,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面临的尴尬问题。对此,紫金农商银行潜心厚植服务优势,在制度设计、流程打造、人才培训方面下足功夫,打通了高效服务的关键“关节”。 人才培训上,开设“解读知识产权贷”专项课程,在各分支行展开业务培训,全面提升业务人员的知识素养和服务水平;制度设计上,鼓励全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同时明确奖励机制;流程打造方面,持续优化知识产权贷产品流程方案,开通“知识产权贷”绿色审批通道。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措施,培厚了紫金农商银行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底气和实力。 近年来,紫金农商银行科技支行通过广泛资源对接,针对性地开辟出覆盖多个行业的产品系列:对接江苏省文化厅,推出网咖经营专属产品“网咖易贷”;对接南京市文化中心,推出“文化征信贷”;对接宁海商标事务所,推出“商标质押贷”;联合南京市市妇联,推出南京市女企业家专属产品“锦绣贷”;联合人社局、金融办,打造针对优秀毕业生的“大学生创业贷”……依托多元创新产品,紫金农商银行正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成为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重要推动者。[详情]
原标题:百年交行“因变革而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仲琦 冯樱子 北京报道 “交行因变革而兴,更引领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要进程,在中国金融的蜕变中书写辉煌。”作为一名长期在交通银行工作的“老交行”,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彭纯上任伊始,对交行多年来的发展做出总结。 “因变革而兴”既代表着各界对交行此前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交行改革发展责任的重大托付。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1987年4月,重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承担着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的艰巨任务。2008年,该行确立了“两化一行”的整体战略(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2015年,作为国务院批准的深化改革试点,该行在改革创新中寻求战略突围的重要出路,“分行制+事业部制”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2018年,交行对2008年提出的“两化一行”战略表述进行了调整,由“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到“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战略新内涵的背后,也正是这家百年银行对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的再定位。 从这些探索、改革不难看出,交行作为第一家完成“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具改革创新基因。 受益于此,交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息收入跑赢同行。“申万宏源”在对交通银行上半年业绩点评时表示:盈利能力持续修复,资产质量稳健。 混改激发新活力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到今年已经跨越历史走过111年。交行不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的发钞行之一。1986年7月,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同时鉴于交通银行对于中国金融的巨大历史影响以及在国际上良好的声誉,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重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金融改革的试点,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中实现了六个“第一”,即第一家资本来源和产权形式实行股份制;第一家按市场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设置机构;第一家打破金融行业业务范围垄断,将竞争机制引入金融领域;第一家引进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以此规范业务运作,防范经营风险;第一家建立双向选择的新型银企关系;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 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内地商业银行。2007年5月,交通银行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A+H”商业银行。 2015年,中国银行业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从组建开始便肩负改革创新使命的交通银行再次成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当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透露,国务院批准的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一共有12条措施。主要集中在完善股权结构、引入民营资本,建立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机制,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内部经营机制和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 回顾当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程,彭纯将其评价为“交行在改革创新中寻求战略突围的重要出路”。据介绍,转型为交行带来充沛活力,集团规模逐步扩大,也为未来经营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交行深化改革成效显著,受到业界和市场的充分关注。彭纯表示,交行的深改精准对接发展所需、谋基层所盼,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通过专项授权机制为基层搭建新舞台,全面激活经营机构发展新动能,已经开始释放红利。 彼时,交行成功打造了一批事业部制利润中心,“分行制+事业部制”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基本成型。2017年,交行托管、信用卡、市场、资管、贵金属、票据等六大事业部利润中心税前拨备前利润同比增长14.88%,已成为集团的重要利润增长极。信用卡业务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支柱,利润同比增长17%,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长42%,全年新增信用卡活户破千万大关,长期稳居市场优势地位。 对此,彭纯称:“交行通过推进事业部制利润中心建设、建立市场化的用人薪酬考核机制等措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培养竞争性文化,激发经营活力,让事业部的动能更强一些,让分行和事业部两个轮子转得更快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战略方向再定位 交行自2008年确立“两化一行”(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的发展战略,境外业务、非银业务贡献度连年上升。 截至2017年末,交行境外银行机构和子公司资产总额较年初增长15.38%,占集团总资产14.18%;净利润同比增长3.52%,在集团净利润中占比为13.27%。交行国际化持续推进,其中约翰内斯堡分行获批,香港分子行分拆筹建顺利进行。 此外,交行在国际化业务发展的同时,综合化发展成绩斐然。公开信息显示,2017年年,交银投资成功筹建;交银国际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中资银行系券商。不仅如此,交银租赁作为国家批准成立的首批五家试点金融租赁公司之一,各项核心业务均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财富管理方面,交行非息收入已成为利润稳健增长的重要引擎。该行全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人民币405.51亿元,同比增幅10.21%,增幅位居同业前列。 2018年,交行对2008年提出的“两化一行”战略表述进行了微调,由“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调整为“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战略新内涵的背后,也正是这家百年老行对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的再定位。 在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交行董事长彭纯特别阐述了微调后的战略的内涵:“创造共同价值、提供最好服务是核心要义,前者着眼服务客户的能力,后者着重服务客户的品质。交行此次战略调整的核心,就是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着力提高跨境跨业跨市场跨界跨线的服务能力,为客户、银行、股东、员工创造价值;就是要在线下服务广受赞誉的基础上,将服务内涵做深一步,线上线下协同,做全渠道服务最好的银行。” 具体来看,去年交行境外银行机构、子公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对集团业绩实现强劲支撑。2018年交银集团的业务布局进一步拓展,墨尔本分行正式开业,布拉格分行获境内外监管批准,交银理财子公司获得监管批准。截至2018年末,交行境外银行机构和控股子公司资产总额分别较上年末增长10.83%、16.02%,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7.47%、13.14%。境内外联动委托量达541.57亿美元,同比增幅8.08%。交银租赁各项核心业务均保持行业龙头地位,交银国信连续三年在信托业协会评级中获评A级。 银行卡、托管、私人银行、交易型银行等业务较好增长,进一步凸显了交行在财富管理领域的经营特色和专业能力。全国首家上线“税延养老险”,业内首创“拼团理财”,信用卡消费额排名市场第二。零售重点客群增长良好,管理的个人金融资产(AUM)达人民币30,575.9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11%。交易型业务收入增长123%。托管资产规模达人民币89,132.1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33%,实现公募基金托管规模破万亿。 多元化促盈利能力提升 从“两化一行”战略定位不难看出,交行实施的是多元化发展路径。但是,单从境外业务看,交行不及中国银行;单从零售业务看,交行不及招商银行。交行将如何与其他大行竞争? 2018年年,交通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36.30亿元,同比增长4.85%,增幅创近三年新高。资产总额达人民币9.5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45%。今年上半年,交行实现营业收入1182亿元,同比增长16%;实现归母净利润427亿元,同比增长4.8%,不良率季度环比持平于1.47%,拨备覆盖率季度环比提升0.1个百分点至173.53%。 对交行上半年的表现,“申万宏源”点评时认为,交通银行业绩符合预期,营收与拨备前利润维持双位数增长,核心盈利能力修复,资产质量稳健。 值得一提的是,交通银行和其他大行相比,其营业收入对净利息收入的依赖成都相对较小。2019年半年报显示,交行的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5.5%至700.6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28%,同比下降0.27个百分点。这一收入占比显著低于其他国有大行和招商银行。 在非利息收入中,交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也处于同行的平均值。 此外,交通银行的境外业务占比较高。虽然境外业务不能与有四分之一的利润贡献来自境外的中国银行相比,毕竟中国银行是外汇外贸专业出身,但相对于招商银行的境外业务规模,交通银行还是占有一定优势。今年上半年,交通银行的境外银行机构实现净利润35.6亿元人民币,占比为8.33%,而同期招商银行境外业务税前利润占比只有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交通银行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业务集中风险相对较低。 另外,记者者注意到,虽然交行上半年净息差只有1.48%,是国有6大行和招商银行中最低的,但由于净息差同比增幅最大,使交行的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5.5%,增速是国有大行中的最快的。 进一步看,今年上半年,交通银行的净利息差同比提高了18个基点至1.48%,增幅最大。其中,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提高了14个基点至4.09%,而计息负债的平均利息支出率同比下降了4个基点,至2.61%。显然,平均收益率提高及平均利息支出率下降造就了这一增幅。 同时,交行总生息资产同比增加3.03%至89694.51亿元,加上平均收益率提高14个基点的积极影响,交行总利息收入同比增长6.64%至1818.62亿元;总计息负债规模同比增加3.18%至86262.49亿元,但由于平均利息支出率下降了4个基点,利息支出仅同比增加1.74%至1118亿元。用利息收入扣减利息支出后,交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同比增加15.5%至700.62亿元。 在资产质量方面,交行的公司贷款占比较高,从行业来看,其贷款的分布非常平均,只有制造业务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大类的占比在10%以上,其余产业都没有超过10%,这意味着交行的行业风险较为分散,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责任编辑:冯樱子 主编:冉学东[详情]
原标题:中国人保:共和国长子的70年担当与使命 来源:华夏时报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称“中国人保”)的历史可追溯到1949年。就在新中国建立刚刚20天,为迅速发展经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国人保在北京西郊民巷108号挂牌成立,中国人保也因此被称为保险业的“共和国的长子”。 在近70年的改革发展征程中,中国人保历经了数次重大变革。 中国人保的70年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努力,中国保险业迈开了第一步。在全国总收入只有200多亿元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积累保险资金4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5亿多元。 然而,1958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西安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1959年,人身保险业务和其他国内保险业务全面停办。直到1979年,中断营业20余年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并且一直垄断中国保险市场至1985年。 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保险公司)。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1988年,作为改革试验的产物,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这也是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至此,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保、平安、太保三分天下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1996年,中国人保大刀阔斧进行机构体制改革,成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三家专业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公司,从此,我国保险业进入了专业化经营时代。直到199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名称。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果战略性调整,金融综合经营程度日益加深,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人保乘势而为,重组改制,2003年,改制为控股公司,并成立第一家专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16年更名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6月,为秉承历史和传承品牌,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 2009年9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功改制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从传统国有企业向现代国有控股金融保险集团的重大转变。2012年12月7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完成了H股上市,开创了中管保险集团海外整体上市的先河。2018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登陆A股市场,成为国内第五家“A+H”股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 目前,中国人保旗下拥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香港)有限公司、中盛国际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等10多家专业子公司,实现了全保险产业链和银行、信托等非保险金融领域战略布局,业务范围覆盖财产险、人身险、再保险、资产管理、不动产投资和另类投资、金融科技、年金和养老金、保险经纪等。 推动市场化体制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保的改革步伐并未停止。 2018年上半年,中国人保在集团总部完成机构改革和“三定”工作(定部门职责、定内设机构、定人员编制)。 机构改革和“三定”工作,是人保集团深化改革的举措之一,也是人保集团新一届党委班子成立以来,重点抓的三项工作之一。 人保集团副总裁李祝用曾表示,人保集团的“三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化完善集团党委和行政层相关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设置。增设了党建领导小组,优化了风险合规委员会、管理交易控制委员会、品牌建设委员会的组成和有关职能。二是优化集团公司的机构设置、部门设置,加强职能配置。从数量上,集团公司的部门从22个优化为18个,处室从93个优化整合为80个;从职能上,战略管控、信息科技、运营共享、审计监督等部门向一体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解决长期以来部门职责存在的交叉、空白等问题。三是集团公司的编制管理在有效控制总量的基础上,优先向重要的业务领域重点发展倾斜,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一定的编制空间。 李祝用介绍,“三定和机构改革总体思路是完善公司治理,强化战略管控,推进协同创新,目标是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激发活力、降低成本、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效能。” 在推进“三定”工作的同时,中国人保确立了“3411工程”的高质量转型发展主线,即“推动财险、寿险、健康险三家保险子公司的转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数字化、一体化、国际化四大战略,打好一场中心城市攻坚战,守住一条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人保也于近期交出了一份成绩单。 今年上半年,人保财险在财产保险市场占有率为35.1%,维持行业第一。上半年非车险方面实现较快增长,与车险保费占比近乎持平,其中车险占比54%,非车险占比为46%。 从险种来看,上半年车险保费收入1274.87亿元,同比增长4.1%,而非车险方面的意外伤害及健康险、农险、责任险、信用保证险、企业财产险保费收入分别为409.37亿元、220.31亿元、156.45亿元、104.37亿元、93.88亿元,分别实现同比增长41%、18%、32.5%、115.3%、13.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中国人保旗下三大子公司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人保健康的市场占有率均有所提升。其中,人保财险市场占有率为35.1%,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人保寿险市场占有率为3.8%,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人保健康的市场占有率为0.8%,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此外,在投资方面,2019年上半年,中国人保总投资收益为239.48亿元,同比增长11.3%;总投资收益率为5.4%,同比提升0.3个百分点。 在2019年中期业绩会上,中国人保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公司面临的改革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公司将加快推进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集团“3411工程”落地实施。公司将深化改革,以机构改革与“三定”为契机推动市场化体制变革。坚持把机构改革与组织变革有机结合,以扁平化、敏捷化为方向,优化业务流程,减少管理层级,把主要的资源调整到市场和一线上去。坚持把机构改革与机制变革有机结合,建立市场化、差异化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体现岗位差别、能力差别、绩效差别,薪酬激励要多向一线倾斜。坚持把机构改革与队伍优化有机结合,优化管理干部队伍结构,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年轻干部,到地、市、县这个层级,大量启用有激情、有专业能力的年轻干部。[详情]
ATTENTION! 国庆节将至 祖国母亲 永远是我们的最爱!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看央行青年都在用何种方式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吧! 01 我与国旗合个影的N种打开方式 邢台市中支 南京分行 总行机关 枣庄市中支 赣州市中支 九江市中支 张家界市中支 成都分行 石泉县支行 巴州中支 金昌市中支 新乡市中支 石河子市中支 西安分行 玉树州中支 莆田市中支 泉州市中支 02 创意致敬我们心中的“70” 总行营管部 总行机关 承德市中支 晋中市中支 邢台市中支 沈阳分行 长沙中支 贺州市中支 惠州市中支 汉中市中支 榆林市中支 黔江中支 滁州市中支 泉州市中支 三明市中支 枣庄市中支 03 国旗下的深情告白 吉安市中支青年在井冈山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南京分行青年岗位能手(总行级)倪清、优秀共产党员芮凯在梅园新村纪念馆进行国旗下演讲《祖国颂·央行人》。 镇江市中支青年梅洁在镇江烈士陵园进行国旗下的演讲《与祖国同在 展央行风采》。 防城港市中支开展“我在界碑旁演讲”主题团日活动。 阳江市中支赴当地小学开展“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主题队日活动。 沈阳分行组织青年开展“我爱你中国”快闪活动。 承德市中支组织机关团员青年瞻仰承德市革命烈士纪念碑。 七台河市中支组织青年在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成都分行组织机关青年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 我们都是护旗手”快闪活动。 嘉兴市中支组织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上海总部组织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反洗钱中心联合金融出版社组织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金融时报社组织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日喀则市中支组织青年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郑州培训学院“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之升旗仪式。 文山州中心支行“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之升旗仪式。 泉州市中支青年在机关大楼前共同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上海清算所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合唱比赛。 龙岩市中支青年在古田会议旧址举行“我与祖国共奋进——国旗下的演讲”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之升旗仪式。 郴州市中支青年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详情]
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首发,各地民众排队兑换,人们对它的热情,就是对祖国深深的爱。197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我国第一套现代贵金属纪念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金币,此后每隔十年,中国人民银行都会发行一套国庆题材贵金属纪念币,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从国庆纪念币中也能看到新中国富强之路。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 纪念金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金币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纪念金币背面图案分别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这些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每一个都有其特殊意义。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3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毛主席纪念堂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也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刻道理;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象征。币中虽没有出现一个人物,但却又能看到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中有领袖、有民众、有英雄、有先烈……能看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前赴后继,实现当家作主站起来,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风雨历程。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 金银纪念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金银纪念币(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金银纪念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方各民族青年意气风发,载歌载舞,全国各族人民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的脊梁,雄鹰振翅高飞,象征祖国的腾飞向上;人民大会堂上方飞过和平鸽表达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生活、追求国家与民族积极发展的理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全国各族人民正坚定的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华大地一派蓬勃发展、不断向前迈进的精神风貌。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金银纪念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金银纪念币(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金银纪念币展示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现了中国经济、外交、军事上的不断强大。“锦绣中华”背面不仅有华表、长城,还有香港标志性景点维多利亚湾,百年游子终回母亲怀抱,这是完成祖国统一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辉煌成就”中高楼大厦、立交桥梁、石油化工、江河水库、航空航天,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象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箭头”说明新中国成立5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团结”,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祖国华诞;“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祖国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成果。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金银纪念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金银纪念币(部分) 60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纪念币中火箭、卫星、高速列车、奥运场馆、吊塔、齿轮、麦穗及DNA链、电子信息符号展现60年国家和民族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改变,从科技到航天,从交通设施到奥运场馆,从IT产业到传统农业,每一个小细节都蕴含着祖国的大成就。推开历史厚重的宫门,一座座直插云霄的高楼拔地而起,构建起现代文明的高速列车往来于城市之间,一丛牡丹破门而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开放的大门,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部分) 70年来,中国已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小小的纪念币上不再罗列新中国发展的成就,但形象地表明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徽是国家象征之一,也是民族的象征,双国徽的出现更彰显国家力量。石榴象征着团结,牡丹象征繁荣与祝福,百合象征和谐,外围五十六朵简笔石榴花相环绕。寓意“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总结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民族团结,是民心所向,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只要所有中国人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无论多么复杂的环境,新中国都会繁花似锦、如意飞扬。 70年风雨历程,70年峥嵘岁月,光阴被刻在器物上,也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今天,我们从一枚小小的国庆纪念币,一窥新中国富强之路。 [详情]
原标题:【吾国吾民】92岁“金融改革活字典”龚浩成 这样回忆参与组建上交所的细节 记者:程亦曦 经济观察报 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个信用评估机构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的龚浩成被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的活字典。 虹口区祥德路的上海财大教师公寓,六层楼的老公房,很难想象一位有着如此历史地位的人常年住的房间连客厅都没有,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办公桌,用的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到上海来时学校配备的课桌,吃饭、办公都在这张课桌上。“我觉得一个人吃饱穿暖就足够了,应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所专注的工作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尽到自己的一份力。”但向记者谈起过往所参与的金融改革,这位92岁的老人,精神矍铄,神采奕然。 参与筹备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现年92岁的龚浩成,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上海财经大学任职;第二个阶段以大队支部书记身份负责农村工作;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黑龙江上山下乡;第四个阶段,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行长。而第四个阶段,发生在五十八岁以后,按现在说,已到了退休的年龄,被龚老称为最有成就感的十年。 1984年年底,龚浩成由上海财经大学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行长和外管局副局长。 “社会主义金融工作、经济工作怎么去做,都没有经验,当时大家还是按照苏联的经济模式来进行经济工作。”龚浩成回忆道。 但是,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行商品经济,已是国家箭在弦上的改革方针。龚浩成仍记得,在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龚浩成到任人民银行时,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已经形成规模,但都还是专职银行。龚浩成当时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冲破这些条条框框,提出一个口号:“农行进城,工行下乡,中行上岸,建行拆墙”。逐渐打破过去银行不能选择企业,企业也不能选择银行这样的局面。 为了使银行的品种更加丰富,当时国家决定成立专业性的综合银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总部都在北京,还没有一家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 中国要建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交通银行就这样应运而生。 上海有了股份制银行后,龚浩成开始寻思着在上海建立信用合作社。这成为了今天上海银行的前身。 对于城市信用社的探索,龚浩成回忆道:”当时有同事请示我,上海应该建多少家,我说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一百家也不多。”最终,上海筹办了99家信用社。 参与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朱镕基主持。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第一个议题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一致认为已经到了该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了;对第二个议题则顾虑较多。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断过,龚浩成的压力自然可以想象。 龚浩成回忆道,当时朱镕基等市委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有条件上市的公司太少。最好有100家到200家公司具备上市的条件,其中的50家到100家能够上市,到那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就会水到渠成。” 但市委主要领导说,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昔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股票市场这项工作要大胆做,尽管有阻力,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果不采取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 最终,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祥瑞,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龚浩成三人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李祥瑞任组长,“三人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 当时的市委领导要求,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市委领导还强调,对筹建交易所,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龚浩成回忆道:“有一次朱镕基接待香港证券交易所主席利国伟,请教他如何办交易所,结果人家一进门就说,朱市长,你们还搞交易所啊,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听完后直接回答,利先生,我们不谈论政治问题,只谈交易所具体手续的工作。”龚浩成向记者表示,倘若中央不表态,高层不做出决策,之后的发展肯定举步维艰。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龚浩成还记得当时朱镕基晚上经常打电话来,来问关于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当时,龚浩成有三四本数据书都是关于上市公司的。 除了证券市场外,当时上海金融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外资银行的引进。当时已经有四家外资银行,分别是英国的汇丰和渣打,香港的东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只不过没有业务牌照,恢复就行,之后又批准了日本、美国和法国的七家银行。“当时11家外资银行,一次引进,这个影响相当大的。”龚浩成回忆道。 此外,龚浩成还参与了信用制度与金融要素的改革,推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的成立,参与浦东金融改革先试先行。 “八九十年代上海的金融改革,一个解决金融市场问题,一个解决银行的问题。当时我们就把目标设定在要重新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目标是要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在龚浩成看来,改革的结果,是新事物的诞生,而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经历种种困难和阻力。当遇到困难时,“不要先说不行,要想一想怎么才能行”,本着这样的态度,困难往往是可以化解的。[详情]
原标题:坚持稳健取向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马玲 2019年以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加。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货币政策未来走势备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升高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下行压力增强,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聚焦实体经济痛点难点,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进行政策倾斜。 谈及我国货币政策取向,业内专家分析称,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从长远来看,应坚持稳健基调,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注重结构性、市场化调节功能,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 近期,欧洲央行重启了QE,美联储也开启了年内第二次降息,目前已经有20多个经济体央行先后降息。面对全球降息潮,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势将会如何?对此,易纲回应称,中国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所以决定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优化和逆周期调节,适度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专栏中特意解释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从数量上,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大体匹配;从价格上,利率水平应符合保持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的要求;从结构上,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促进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高杠杆是宏观经济和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继续实施结构性去杠杆。因此,在宏观杠杆率重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坚持稳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继续引导金融资源从低效领域退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董希淼预计,坚持“以我为主”,或将意味着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不同价格、数量、期限的组合,以价格型为主,实施适时适度调节,其中,“适时”即根据经济增长、物价趋势等内外部因素变化进行更为灵活的调节;“适度”则意味着虽然调节频率或许更大,但幅度不会太大。 货币政策空间充足 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易纲表示,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的利率处于一个适度的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中信证券明明研究团队分析称,在海外开启降息周期的外部环境下,我国以内部为主的货币政策保持了政策定力,也为货币政策保留了操作空间。具体来看货币政策方面具有充足空间,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三支箭”的结构型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财政政策方面,除提前下达明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外,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容忍度也将放宽。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包括MPA考核、监管政策的协调等,都能释放较大的空间。 “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易纲表示,将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完了,比如说它们已经接近零利率了,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我们应该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 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易纲强调,在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的同时,也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业内专家看来,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调控方式和政策工具,实施定向精准调控,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与此同时,央行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调节的灵活性和及时性,较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央行8月17日发布公告称,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董希淼认为,此举有利于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贷款利率与LPR挂钩,LPR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挂钩,政策利率变化将及时传导到贷款利率。 在董希淼看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以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为核心,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流动性能够更有效率地注入到实体企业,从而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详情]
原标题:降准降息、数字货币……一文读懂易纲70周年新闻发布会讲话重点 作者:杜川 70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股票、债券、外汇、同业、期货、贵金属等各大市场相继成立,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对货币政策走向、数字货币推出时间表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易纲表示,综合分析国内形势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既要稳当前,也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 重点一:并不急于像其他国家央行那样,有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降息并重启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央行会不会进一步考虑降息降准,或允许汇率一定程度贬值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备受关注。 易纲表示,目前全世界的经济确实有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数据也有一些下行。但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是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目前的利率水平是适度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是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了充足的空间。”易纲称。 易纲强调,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那样,有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保持稳健的取向,要保持这个定力。客观来看,不管是在货币政策工具上,还是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上,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们的空间都比较大。 如今,负利率在欧洲和日本已司空见惯。易纲表示,我国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有利。 重点二:再过几年,保持正常货币政策区间的经济体应是全球经济亮点 近期,欧洲央行重启QE、美联储开启了年内第二次降息,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取向是否会进行调整? “中国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我们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所以我们决定货币政策也主要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易纲称,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在合理区间,物价也处于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我们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易纲认为,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既要稳当前,即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也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同时考虑到长远,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对第一财经表示,70年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推陈出新,护航经济周期的平稳演进。从内部来看,央行推出多种创新型工具,既稳定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亦实现流动性调控的期限精准化和方向精准化。此外,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够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常态化“精确治理”,及时阻断市场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演变。得益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从总量调控转向优化市场流动性、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结构布局,有效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如果看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再过几年,哪个国家、哪个主要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是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易纲表示。 重点三:数字货币推出目前没有时间表 “数字货币推出目前没有时间表”,易纲表示。 2014年至今,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透露,央行数字货币决定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并采取双层运营体系。 易纲表示,数字货币研究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我们把央行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所以叫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一揽子计划。” 易纲称,数字货币的目标是取代一部分M0,也就是说替代一部分现金,不是替代M1或M2。数字货币将来的框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 易纲强调,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 “我们也设立了和市场机构激励相容的机制。我觉得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这里面还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和KYC(了解客户)等一系列监管要求。”易纲称。 重点四:明年将全面放开外资股比限制 此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提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一大批金融对外开放措施已在路上。 易纲表示,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外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 据易纲介绍,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有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近年来,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2018年末,我国拥有458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1家证券公司、120家基金公司、229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29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规模居全球第一,证券业总资产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2018年末,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股本中占比超过40%,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比超过50%,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占比超过80%,民营银行已批准开业17家。 看点五:继续用好“三支箭” 2018年以来,央行采取了“三支箭”政策组合,破题小微企业“融资难”。具体而言,第一支是加大信贷支持的力度、第二支是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三支是研究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我们用‘三支箭’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易纲表示,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发挥“几家抬”合力,央行、财政、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同时,在宏观政策上用降准、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今年看,民营企业的贷款增长较快。 “支持民企发债也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易纲介绍,我们支持66家民营企业发债488亿元,同时通过这些支持撬动了几千亿元的民企发债,有金融机构还有地方政府也仿照这种办法,用融资工具支持的方式分担风险,使得民营企业债券的发行不仅仅能够发得出去,而且在发行利率上有所降低。 截至今年8月末,普惠金融小微贷款余额是11万亿元,增长23%,增长的幅度比去年末高8个百分点。从贷款覆盖面来看,目前有2500多万户民营小微经营主体得到了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就业、创业和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易纲称,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一起,继续把“三支箭”用得更好。 重点六: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在今年5月严格依法接管了包商银行,接管后,500多万储户、20多万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还有绝大多数对公业务的存款者都得到了完全的保障。整个处置目前平稳,银行照常营业,井井有条,存取款都是非常自由的。”有关包商银行风险处置问题,易纲这样说。 今年5月,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接管一年。7月,锦州银行也宣布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市场化方式化解风险。 “前些年,有些银行盲目扩张,做跨区、跨省同业业务,使他们服务的焦点跑到区外、一些风险高的项目上了。我们主张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要求中小金融机构聚焦为实体经济服务、聚焦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服务,转向当地,使业务是可持续的,风险也可以得到化解。”易纲表示,针对目前出现的这些风险,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法来严格依法化解。 市场化、法治化意味着什么呢?易纲强调,首先机构要负责任,主责在股东。同时,大的债权人要有风险识别能力,地方政府也要负起责任,监管部门和人民银行也要各负其责进行化解风险。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思路,股东负什么责、机构负什么责,责任是清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保护普通存款人的权益,特别注重保护普通理财人的权益。”易纲称。[详情]
原标题:病有所医 医有所保 从断肢再植到5G手术 医疗质量迈大步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日前,在积水潭医院机器人远程手术中心,院长田伟的目光一直在3块屏幕之间转换,桌上的显示器是远程系统控制平台的操作界面,墙上两块屏幕分别显示着远在山东省烟台市和浙江省嘉兴市的手术现场。在5G网络的支持下,田伟通过远程操控机器人,交替完成了两台手术的最关键步骤,为两名脊椎病患者分别精准植入了6根椎弓根导针,这是该院开展的首例5G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远程手术。 70年来,中国医生用灵巧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1963年,面对一位右手腕关节以上一寸处被冲床完全切断的青年工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率领团队经过8小时奋战,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之后,患者成功闯过肿胀关、休克关、感染关、坏死关,接上去的手恢复了屈、伸、转、翻等功能,断肢再植获得成功。在同年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外科手术会议上,陈中伟被赞誉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断肢再植手术,成为世界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70年来,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一百一十名,2015年提高到第六十名,2016年提高到第四十八名,是全球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拳头大的成人心脏,到核桃大的小儿心脏,再到拇指大的胎儿心脏,我国均能开展手术治疗。麻醉技术应用人群包括子宫内胎儿、新生儿和百岁老人,解决了“不敢”和“不能”手术的问题,扩大了手术麻醉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70年来,我国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推动了重大疾病诊疗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 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 分级诊疗惠万家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朱佩娴 在河南开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有一间24小时值班的卫生室。无论白天黑夜,村民随时可以来看病。这间卫生室的主人叫马文芳,今年68岁,村卫生室就是他的家。52年来,他默默地守护了几代村民的健康。 1967年,16岁的马文芳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当时,村卫生室条件简陋,只有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老三件”。凭着“一根针、一把草”,他为很多乡亲解除了病痛。改革开放后, 马文芳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如今,村卫生室实现了标准化建设,马文芳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家庭医生。目前,全村共有695户人,其中265户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和马文芳签约的主要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65岁以上居民。村里有4个贫困户,马文芳每周都去上门体检,送医送药,有时还要给他们垫钱买药。近年来,他坚持每年义务为全村40岁以上的村民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每年给全村儿童免费预防接种,一个不漏,保障了全村儿童的健康。 马文芳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代表。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共有90.7万人,成为农村居民的健康守门人。截至2018年底,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230万人。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59人。其中,我国全科医生已达30.9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2.22人。 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家庭医生团队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优先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人群,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等慢性疾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目前,我国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和整体效益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明显提升,就医秩序更加合理规范,“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成。 从在家接生到无痛分娩 妇幼健康有保障 本报记者 邱超奕 “我是今年6月生的孩子,头胎。”在预产期前一天夜里,家住石景山区的范女士感到强烈腹痛,丈夫赶紧送她到朝阳医院京西院区。进入病房后,采用无痛分娩技术,范女士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几乎没有痛感。 “听我婆婆讲,她第一胎分娩时是在家里找村医接生的。当时,她疼得把床沿都抓破了,产后还出现大出血,留下了后遗症。”范女士说,如今在医院生产,有专业医生、助产士和护士团队的全程呵护,还有无痛分娩等先进医疗技术,真是太幸福了! 70年来,我国妇幼健康水平大幅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妇幼健康事业面貌焕然一新,2018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 大力普及产前检查。全面推行妊娠风险分级管理和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实现孕产妇风险管理防线前移。全国产前检查率稳步提高,2018年达到96.6%。同时,全面推广住院分娩,全国住院分娩率升至99%以上。 改善产妇就医体验。2018年全国共有助产机构2.6万家,助产士18万人,产科医师近21万人。积极推广自然分娩、分娩镇痛,今年全国913家医院将开展无痛分娩试点。预计到2020年,试点医院无痛分娩率达到40%以上。 落实婴幼儿健康管理。为1岁以内儿童提供4次免费健康检查,为2岁和3岁儿童每年提供2次免费健康检查,为4—6岁儿童每年提供1次免费健康检查。全国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和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稳步增高。 加强城乡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建设。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80家,妇产医院807家,儿童医院129家,从业人员近64万人,年门诊量4.0亿人次,年住院1379万人次,床位33.8万张,各类医疗机构中妇产科和儿科床位数持续增加,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从自费看病到全民医保 基本医保全覆盖 本报记者 李红梅 田豆豆 家住广东省韶关市的李阿姨患高血压10多年了,因为在当地参加了新农合,平时看病能够报销一半。几年前,她随子女居住,前年在大医院做了一次心脏微创手术,花了3.5万元,报销了2万元,实时报销,非常便捷。李阿姨感慨道:“有医保真好!” 70年来,中国人经历了从自费看病到全民医保的重大变化。1966年,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当时,村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就不用再交钱。村民全部参加了合作医疗,两年试点下来还有结余。很快,合作医疗制度在各地农村得到推广。200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8年6月底,新农合覆盖全国,一项覆盖8亿农村居民的制度建立,农民看病从此告别全自费。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医保制度,并先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进行“两江试点”。2007年,我国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后来,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制度覆盖了13.4亿人,成为全世界覆盖人群最多、规模庞大的全民医保体系。 从2009年起,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增加人均财政补助经费,用于补助城乡居民医保筹资。目前,基本医保平均报销比例达到60%,个人自付费用仅占28.7%。基本医保衔接各类人群的特殊保险,大病人群有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贫困人口、低保户等困难人群有医疗救助制度等。 越来越多好药纳入报销范围。2018年,17种抗癌药通过谈判降价后纳入医保;2019年8月,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公布,绝大部分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等进入目录;2018年12月,国家在11个城市试点药品集中采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好药才有资格竞标,中标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2%。 异地报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2017年1月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启动以来,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受益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7月底,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超过2万家,达到21598家,国家平台备案人数450万,200多万人次从中受益。 图片说明: 图①:2019年7月17日,基于5G智慧技术的远程手术在武汉协和医院和600公里外的湖北省咸丰县人民医院完成。当天,武汉协和医院骨科教授叶哲伟利用“5G混合现实云平台”,佩戴MR(混合现实)眼镜远程指导了一台胸椎骨折手术。 程远州 郑淑琴摄影报道 图②:河北省石家庄市妇产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内,护士正在照料一名早产宝宝。 翟羽佳摄 图③:2017年4月8日,首都开始推行医药分开改革。 影像中国 图④:2019年9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电子社保卡正式上线,市民展示已办理的电子社保卡。 陈理杰摄 图⑤: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卫生院健康服务团队来到大娄村残疾农户王青昌老人家,给老人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好处,为老人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 蔡晓雨摄 版式设计:沈亦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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