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邓颖超与钱之光(左)、刘昂(右)夫妇及叶扬眉(前排女孩,叶挺之女)、小乐天(男孩,荣高棠之子)的合影
▲叶剑英、李克农、徐冰赠给钱之光的铜墨盒
表面上看,这个圆圆的金属小盒子已生锈、出现磨损等岁月留下的痕迹。若问当下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什么物件?能一口答上来的恐怕不多。但在70多年前,它可是一件相当流行的礼品——铜墨盒。
这个铜墨盒的主人名叫钱之光(1900-1994年)。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36年,钱之光就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会谈,达成了苏区与西北军互通贸易等协议。
1938年8月,钱之光奉命调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年12月,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兼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1939年初,钱之光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南方局经济组组长。1944年,他出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负责南方局日常工作)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钱之光负责毛泽东在红岩的饮食起居,并参与保卫工作。
当年,南方局秘密设在位于红岩嘴(现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南方局以办事处为根据地、大本营,并利用办事处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各方面活动,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
据介绍,在出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的岁月中,钱之光一直被办事处的同志们称为“红岩的好管家”。为了保证办事处工作的正常运转,钱之光可谓是呕心沥血。比如,为了解决红岩的饮水问题,他带领大家挖岩缝引山水,打水井,修水堤;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大家学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喂猪养鸡。抚养烈士子女,帮助同志寻找亲人……
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时,钱之光和李克农、叶剑英、徐冰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只铜墨盒就是1946年时他们三位联名定制,赠送给钱之光的。
“仔细看这只铜墨盒,它直径为11厘米、高3.2厘米。盒盖为白铜,盒底为红铜,有子母扣。”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马乐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更别致的是,李克农、叶剑英和徐冰在联名定制时专门请师傅在盒盖上阴刻了行楷苏轼的《后赤壁赋》全文,“右上角还专门题有‘之光同志留念’的字样,落款则是‘李克农、叶剑英、徐冰敬赠’。”
马乐说,现在的人可能对墨盒比较陌生,但它在当年确实是文人、知识分子之间非常常见的礼品。“我们都知道那时还流行写毛笔字。用墨盒来储存墨汁就更为方便,既不容易挥发,也方便携带,拿出来就能用。”
据介绍,李克农、叶剑英和徐冰当时一共定制了两只墨盒,圆形的送给了钱之光,另一只长方形的则赠与了董必武。在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的国共南京谈判中,董必武也一直使用着这只铜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翻看钱之光获赠的这只铜墨盒底部,还有清晰的“北京同古堂”的钢印。“它可是刻铜文房(指上面镌刻有图案、文字的铜质文房用品)收藏中的第一大名店。”马乐说,北京同古堂见证了民国时期北京画派的书画名家亲自参与书画铜(即刻铜)的这段历史。这也足见李克农、叶剑英、徐冰三位对钱之光之间友情的珍视。
1959年,重庆红岩纪念馆建馆一周年之际,钱之光将这只铜墨盒捐赠了出来。
“铜墨盒既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同时更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革命情谊。”马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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