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大，笔耕沽上|北京大学_新浪财经

　　被时人称为桐城派古文家“殿军”的林纾，因极力反对已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眼下正被新文学家们围攻。面对着四面楚歌，林纾恼羞成怒，情急之下他写出了“恶意诅咒”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学家的小说《荆生》与《妖梦》。作为上海报刊特约通信员，张厚载匆匆阅过两文之后，便在第一时间将其寄往沪上《申报》。

　　1919年二三月间，《荆生》与《妖梦》在《申报》甫一面世，便引起学界大哗。尤其在北京大学，从校长蔡元培，到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李大钊诸教授，无不愤慨异常，纷纷撰文予以回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桩公案由此形成。

　　面对此等阵势，张厚载急忙上书校长承担责任。蔡元培虽恼火异常，但念其人少才高，起初尚无惩罚之意。然而以胡适为首的校评议会认为，其言行已构成对学校肆意诽谤损坏校誉罪，坚持将其赶出北大。此时张厚载仅差两个月即毕业，闻听此言，他急忙求见蔡元培。蔡元培虽心怀恻隐，但学校评议会的决定又无法更改。于是只能交给他一页成绩证明书，叫他立即赶往天津，去北洋大学报到，并告之已办妥转学手续，他仍可在本学期毕业。

　　然而事情至此，张厚载已是万念俱灰。他虽来到天津，但没再求学，而是重新操起了赏戏写剧评的旧业。但这种随心所欲的日子并未过得太久，1925年至1927年，其双亲先后弃养，加上家庭生变，他遂困居沽上坐吃山空。此时期，他除了以稿酬维持生活外，因别无它技，生活异常窘迫。1928年，经朋友介绍，他终于觅到一份固定工作，任职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工作之余，他又兼任了《北洋画报》《大公报》及《商报》的副刊编辑，除继续写剧评外，还在《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写长篇连载《豹斑琐缀录》，一时吸引了津沽大量读者。1936年，他被调往上海交行总部工作。抗战军兴，他投笔从戎，随部队奔走于港、滇等地。

　　一年后，他脱离军界重返津沽，在法租界恒安里隐居度日。此间虽也与一些遗老、名流过往，但始终不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据吴云心回忆，这一时期，“他夫妻度日颇艰苦，每日饭一盂，辣椒炒白菜一碟而已。除夕买鸡一只，沽酒自饮以度春节，有诗云‘只鸡斗酒强为欢’”。生活虽苦，但仍笔耕不辍。除了继续写一些剧评文章外，他还将早年所写文章结集为《听歌想影录》，交天津书局出版。1940年，其好友刘云若的长篇小说《旧巷斜阳》连载引发媒体大讨论，他所写文章却抛开书中内容而去探讨那个时代的妇女命运。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天津交行，不久再次被调往上海总部。1949年后，他将早年所写剧评文章结集为《歌舞春秋》，于1951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晚年他患有严重肾病，据说每隔五分钟便要小溲一次，故其最后几年几乎足不出户。上世纪50年代初，他病逝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