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增值税改革是一切税制改革的先决条件

　　新浪财经讯12月9日消息，“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8年12月7 - 9日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世界变局与中国改革开放。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出席并演讲。

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他表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家法治水平是比较低的，学欧洲的增值税制度较为容易，但征收非常困难，特别是到了1995、1996、1997年，虚开发票、偏税非常猖獗，导致当时我国的征收率急剧下降。如果我们税务局不能把增值税的征收管好，增值税就要废掉，退到改革以前。如果增值税要退了，分税制也退了，因为分税制最主要分的是增值税。

　　所以发展到2001年，我们才完成了一个金税工程，这样才使得增值税增收基本控制住，才保住了增值税税制的运行，保住了分税制不至于倒退回去。

　　具体内容如下：

　　80年代的时候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用什么方法来办这个事？有一种意见是把农村的承包制引到城市，对城市企业也实行承包，承包，包价格包利润，包贷款包外汇，包税收；一步一步把经营的要素都包下来，创造的财富多，企业就可以多留，职工可以多涨工资。这个承包在放权问题上是发挥着很大作用的，企业的活力是有增长的。

　　但承包里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一个企业一个合同。企业要想经营好，获得利润高，主要看领导人跟政府谈判的能力，并不是企业在市场上经营的好坏。谈判好了，就留利多交的少，谈判不好，就交的多留的少，这变成第一因素，这使得企业导向有问题。二是所有包的都得比法定的交税少很多，都是大幅度把税收的缴纳减下来。这个情况从1987年开始，到了1988年、1989年，政府的收入比重就急剧下降，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所以，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意识到，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要调整，要增加政府的收入比重，今天的话，就是要提高宏观税赋。

　　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因为当时中央和省里也包，都是省里多得好处的，中央的份额也急剧下降。所以，又觉得要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要增加中央的份额。这就是1993年政治局决定的要搞分税制改革的背景。

　　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国家税制改革关键是搞了增值税，其他的有很多改革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增值税又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就是征收率。能不能把增值税这个复杂的税给收上来，当时刘部长在讲到1994年改革的时候曾经讲，“我当部长，当时改革有三大风险，出现一个风险，我就得承担责任，就得下台。”第一条，是不是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如果增值税一收，税率百分之十几，调整不好的话，可能物价就会急剧上涨，像1988年抢购一样，这改革就失败了。第二条，会不会经济萎缩。因为增值税17%的税率，收不好，企业税赋增加的很多，中央政府还多收钱，会不会经济发生萎缩。如果经济发生萎缩了，也得下台。第三条，税能不能收上来。因为增值税是个新税种，税务局收不上来税，我也得下台。当时有个应急措施，经过领导批准，从央行专门借了一笔钱放在财政部，一旦税务局收不上来，用这借的钱开支。所以，当时为了分税制1月1日出台，是准备有很大风险的，但实践证明，比预期的要好。

　　特别要讲到增值税的收入问题，我们国家法治水平是比较低的，学欧洲的增值税制度还好学，但征收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到了1995、1996、1997年，那时候虚开发票，偏税非常猖獗，甚至可以说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虚开发票的，那时候我们的征收率急剧下降。当时一个领导同志讲：“如果我们税务局不能把增值税的征收管好，我们的增值税就要废掉，退到改革以前。”如果增值税要退了，分税制也退了，因为分税制最主要分的是增值税。从1994年开始启动这个事，到2001年，我们才完成了一个金税工程，这样才使得增值税增收基本控制住，才保住了增值税税制的运行，保住了分税制不至于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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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