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的全球经济正遭遇着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幅下跌。而虽然各国在疫情中无一幸免，但如果无法给予更多帮助的话，那么付出最高昂代价的将是世界上那些最为贫穷的国家。

　　生活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近15亿民众正在当地薄弱的公共卫生体系，有限的机构能力以及（在许多案例中的）高债务水平下挣扎求存。所有这些国家在陷入危机时都能力有限，而它们在疫情导致旅游，侨汇和大宗商品出口收入下降之际却同时面临着支出需求急剧增加的窘境。当发达国家拿出相当于GDP20%的款项去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之时，低收入国家的这类支出只有2%左右。

　　鉴于今年有多达1.15亿人面临落入极端贫困的风险，当前的严重经济衰退可能会逆转过去20年的生活水平提升轨迹。由于儿童（尤其是女孩）辍学，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和就业水平持续低迷，当前的破坏效应很可能会延续多年。

　　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因为贫穷国家的不安全状况会转化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态势，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全球所有国家都战胜了新冠病毒之后这场危机才算真正结束。

　　为此国际机构和双边捐助者必须在为本国创造适当经济复苏条件的同时向各贫困国家提供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继续在手把手地向其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帮助各国政府处理债务，增加收入和管理公共财政以确保它们能有效提供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重要服务。而荷兰对这方面的支持则体现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类专用主题基金注资以及出资构建基金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加勒比地区的能力建设中心网络。

　　眼下的关键任务是帮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克服当前危机并增强其未来冲击抵御能力。像荷兰这类双边捐助者会把钱用在基金组织关于卫生、教育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针对性干预贷款项目以及那些围绕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的计划上。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帮助那些背负不可持续债务的国家。其实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处于（或很可能陷入）债务困境。眼下许多国家只能获得极为有限（如果还能有的话）的新市场融资，这令它们必须在疫情期间救助本国人民与偿还债务之间做出极为艰难的权衡。

　　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包括荷兰在内的13个双边捐助者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29个最贫困成员国提供了约5亿美元的一年期债务偿还减免，并在寻求更多资源以求将这一减免延长至2022年4月以后。我们也对G20集团发布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表示欢迎——该倡议已经为那些最贫穷国家提供了约50亿美元的临时债务减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支持G20集团和巴黎俱乐部去建立一套构思宏大的新债务解决通用框架，将债权人群体内决策的标准性手段与针对每一个个案的订制性债务减免手段结合起来。

　　除了解决债务问题之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得到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支持。自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获取应急融资设施的渠道拓宽了一倍，并向指定类别中的47个国家提供了110亿美元应急资金，同时也将继续致力于确保各国能在今后几年中拥有足够渠道去申请此类信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依靠其最富有的成员国拿出新贷款资源来资助优惠贷款计划。自疫情爆发以来基金组织已经额外争取了220亿美元资金，目前也正努力筹集赠款以确保在这些层面上的零利率贷款，而荷兰也将为此捐款。许多双边捐助国还强化了自身方案以支持低收入国家。比如荷兰最近就筹集了5亿欧元（折合5.95亿美元）去维护现有开发工作强度以及资助新援助项目来帮助贫困国家抗击新冠疫情。

　　最后，低收入国家在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贸易。全球贫困水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国际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才实现了大幅下降。但是疫情和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危及了这一进展。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稳定和透明贸易体系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以及长期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通过维持开放市场并倡导进一步政策改革来持续推动全球贸易的复苏，而在欧盟内部荷兰和法国也都推行了旨在更加强调可持续性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的贸易政策。

　　包括各国公共开发银行和多边机构在内的双边捐助者需要进一步共同努力去满足低收入国家的许多未竟需求。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就可以帮助那些最脆弱国家和社区从疫情中实现复苏，并以此为所有人构建一个更能抵御冲击的包容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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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许多人都宣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提供了证据，证明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是政府向前发展的唯一路径。对于初次接触这一理论的人来说，现代货币理论或许听起来极端复杂——甚至如科学般细致严谨。它的倡导者们仿佛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新经济范式。然而在光鲜的名号和自信的政策声明背后隐藏着一条简单而危险的信息——尤其是当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肆意花钱以维持疫情期间的经济运行之时。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可以将任意数额的金钱花在任何想达成的目标上，直到实现充分就业为止，而且还不必担忧融资问题，因为中央银行将通过直接印钞来提供资金，无需政府支付成本。鉴于这一经济思维核心概念的非原创性（和平庸性），这种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否值得被称之为一项新“理论”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有关政府支出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经济学家阿巴·P·勒纳（Abba P． Lerner）的“功能性融资”概念，现代货币理论只是增添了联邦就业保障而已。

　　于几年前出版的第一批现代货币理论出版物——例如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的《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遭到了各政治流派经济学家的近乎一致批评。尽管如此，有关现代货币理论的辩论仍在继续，主要是因为它已被英国工党前领导人杰里米·科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政治人物所选中。

　　在2015~2016和2019~2020的民主党初选期间，桑德斯请到了现代货币理论其中一位最知名拥护者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做顾问，她也是新书《赤字的神话：现代货币理论和人民经济的诞生》的作者。桑德斯在最近那段时期的竞选活动中将现代货币理论置于其经济政策方略的核心以确保它能在民主党左派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拜登会否在赢得总统职位后采纳该理论的核心思想还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全世界的左派人士将继续着迷于现代货币理论，因为他们坚信该理论才是实现一长串公共项目以促进就业、保护环境，推动社会正义等事务的关键。联邦就业保障计划的提案就承诺会提供充分就业以及服务于有用公共目的且支付充足工资的“好”工作。

　　但是有人怀疑，倘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以类似的热情采纳了现代货币理论（也许是为了支付他承诺在美墨边界上修建的隔离墙），那么该理论的拥护者是否仍会喜欢它？如果可以无限且无成本地为政府开支筹集资金，那么不管谁当权都俨然住在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但这只会是一个暂时的天堂，因为政府的大举消费将不可避免地推高通胀，这时机会之窗将被关闭，民众则因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疲软而不得不为此埋单。

　　有鉴于此，现代货币理论建议政府在必要时增加税收，以此吸收掉足量流通资金以避免通货膨胀。试想一下：以往对政府支出没有任何财务限制，但如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的限制——必须提高税收以收回流通在外的多余资金！很难想象有什么民主政治理念要比现代货币理论所暗示的更为幼稚了。

　　即使能在政治上奏效，各类严重问题却依然存在。比如究竟应该在通胀率到达哪个点位时开始加税回收资金？那些已获批但仍在筹备中的公共项目该怎么办？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考虑可能已被计入工资，利率和众多协议中的通胀预期？经验表明一旦通胀进程启动，只有付出相当大的宏观经济代价——尤其是在失业率上升方面——才有可能让它停止下来。而西方恰好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经受了这一磨难。

　　当然，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护者指出任何能够以本国货币偿还债务的国家都不会破产，因为它可以无限制地创造货币，这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仍然愿意以这种货币进行投资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到某个时候外国资本将实际上被拒之门外，并因此对私人企业融资产生严重影响。但现代货币理论再次声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美国，他们假装认定政府不会失去对利率的控制权。

　　但正如许多研究表明的那样，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就越低。这就是为何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将中央银行独立制度化置于首位的原因（主要是在1990年代）。然而现代货币理论却会撤销中央银行对印钞机的控制权，并将这种权力移交给政府。历史表明那些正常规则会在紧急情况下被叫停，而现代货币理论则是一种可能催生这种混乱的手段。

　　在当今近零（甚至负）利率以及央行大量采购政府证券的大环境中，我们见证了朝着现代货币理论方向迈进的步伐。如果政府可以依赖央行采购无限量政府证券来遏制利率上升，那么它们实际上已经从央行手中夺回了印钞权。

　　原则上，一家独立的央行有权通过减少甚至停止购买政府证券来随时终止这一过程。但此举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旦央行最终在事实上被置于现代货币理论倡导者所渴求的位置，它能否重夺控制权也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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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经济如此脆弱，为何美国股票市场估值仍然一路飙升？在此有一个因素正在日益凸显：这场危机对小型企业和低收入服务业者的影响尤为严重，而这两者虽然对实体经济至关重要，但在股票市场上却并不那么要紧。与此同时，虽然对当前的高估值还存在其他解释，但每种解释都有其局限性。

　　比方说，鉴于股票市场具有前瞻性，因此当前股价可能反映了对有效新冠病毒疫苗即将问世以及检测和治疗选项将得到极大改善的乐观态度，这意味着封锁措施会变得更为有限和细致。这种预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或许市场也低估了今冬爆发第二波严重感染潮的可能性，同时又高估了第一代疫苗的功效和影响范围。

　　对于当前股市表现的第二个（或许也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美联储已将利率降至近零区间，令到市场相信利率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可能上涨，而房屋、艺术品，黄金甚至比特币等长期资产的价格都已上涨。同时由于高科技企业的收入流基本都会在过一段时间后才兑现，因此它们将从低利率中获取不成比例的收益。

　　但我们同样不清楚市场对远期持续低利率的预期是否正确。毕竟长期的负面供给效应，尤其是去全球化所引发的那些，可能会在全球需求复苏后依然长期存在。

　　第三种解释是美联储除了提供超低利率外还直接支持了私人债券市场，这对美联储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干预行动。但我们不应将这些私人债券采购视为常规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相反它们类似于一种在紧急情况下由央行充当财政部代理人的准财政政策。

　　因此这种特殊的干预措施可能是暂时性的，只是美联储尚未成功将这一事实传达给市场而已。尽管宏观经济动荡严重加剧且企业债务供应增加，但在许多市场中政府债务的利差实际上缩小了，且迄今为止大型企业破产的数量相对经济衰退的程度来说依然相当低。

　　到了某个时点市场就会摒弃那种纳税人将无限期兜底的错误想法，美联储最终也在允许其承担的风险程度上受到限制。一旦今冬第二波感染潮来袭，人们认为央行仍然会承担更多风险的信念可能会受到冲击。

　　而尽管这三种解释为实体经济下行时的股价上涨提供了一些见解，但它们往往会产生一块很大的遗漏：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经济惨状并非由（更集中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承担，而是落在了股市以外的小型企业和个人服务业者（从干洗店到餐馆再到娱乐场所）身上。这些较小型经济参与者根本没有足够资金来承受这如此漫长和强烈的冲击，同时协助它们度过难关的政府项目已经陆续失效，一旦出现第二波感染潮就会增加发生雪球效应的风险。

　　虽然一些小企业的破产可被视为疫情引发的更广泛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但其他许多原本经营正常的企业也将破产，导致大型上市企业占据了比原来更大的市场地位。事实上这也是令市场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虽然确实有一些大企业申请了破产保护，但大多数这类企业（尤其是实体零售商）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困境。

　　而进一步加剧疫情不平等影响的，则是在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创纪录战后失业率水平（或者欧洲支付给那些暂时离岗工人的大笔开支）之下，政府税收收入的下降幅度却并未如人们预期中那样大。原因当然是失业主要集中在纳税较少的低收入人群中。

　　但是当前股市的上涨不仅蕴含经济风险，还包括且不仅限于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发生史无前例政治危机的巨大可能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普遍反对那些似乎偏袒华尔街而普通民众的政策。而这次不但华尔街将再次受到斥责，民粹主义的怒火还会直接指向硅谷。

　　因此产生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企业减税趋势的逆转，特别是在去全球化进程使得企业更加难以向低税率国家转移业务的情况下。这对股价不利，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民粹主义的反噬就将止步于此。

　　在健康和经济表现的全面复苏能支撑高昂的股票市场估值之前，投资者不应对手中大笔的疫情盈利感到理所当然。要知道市场就是这样，有涨必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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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中。自此以来，它一直受到历史波动的影响，最近一次便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如今，COVID-19正在让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另一场严峻考验。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由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中国、日本、韩国组成，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进一步体现出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一直在竭力加强区域金融安全措施。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年会便是区域合作的焦点，其旨在加强经济和金融韧性。

　　在这方面，东盟与中日韩国家在2000年决定签署清迈协议（CMI），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

　　CMI是一个东盟与中日韩国家之间双边互换协议网络，其目的是在必要时向成员国提供美元流动性以及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补充。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年3月，CMI进一步演化为清迈多边协定（CMIM），根据该协定，参与方之间的互换安排将由一个协定和一个中心化的决策机构统一管理。CMIM便利的规模定在1200亿美元。

　　CMIM协定升级过两次。第一次修订是在2014年，资金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并增加了“IMF脱钩”比例，将成员国在没有IMF共同融资的情况下可获得的最大资金比例从20%提高到了30%。

　　第二次修订在今年6月生效，提高了与IMF金融援助的共同融资的灵活性，并强化了与IMF的协作。

　　在9月18日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就全球和区域经济前景，以及COVID-19疫情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的政策应对交换了意见。在过去几个月中，区域决策者采取了大规模大量疫情相关措施，包括定向家庭和企业财政、货币和信用支持，并向金融体系提供监管便利和流动性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宣布了一项及时的历史性协议强化CMIM，这必然有助于成员国更好地处理疫情带来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最新的强化允许成员国在没有IMF合作融资的情况下获得CMIM便利的40%。此外，成员国同意除了美元之外，还可以在自愿和有要求的情况下，选择用本国货币进行CMIM危机融资。

　　这些修订将在所有东盟与中日韩成员国签署同意后生效，生效后将进一步强化作为稳定可靠的区域自助机制的CMIM，并提高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和地位。

　　在这方面，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研究办公室（AMRO，成立于2011年，目标是进行区域宏观经济监控并协助CMIM的实施），起到了“受信任的家庭医生”的重要作用，支持了集团成员。AMRO的使命是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这在当今环境中更加至关重要。在土井俊范的领导下，AMRO对疫情的区域影响进行了及时的分析和更新，对成员国决策起到了支持作用。

　　COVID-19疫情爆发后，造成了人身和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在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内部，决策者实施了必要的抗疫措施限制病毒传播，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活动。在全球经济日益联动的今天，国际供应链的破坏和诸多产业所面临的挑战证明，降低区域面对经济和金融冲击的脆弱性十分重要。我们为CMIM和AMRO在作为强化经济韧性的重要工具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感到欢欣鼓舞。

　　今年，许多国家的增长预计将大幅下滑，而我们预计东盟与中日韩经济将及时反弹——现在已经有了早期复苏信号。但是，由于疫情轨迹仍不确定，东盟与中日韩将继续保持警惕，我们也将谨慎制定退出疫情相关措施的计划，捍卫区域增长和金融稳定。

　　最后，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承诺坚持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决心，加强区域合作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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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许多地方，弱势群体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许多受害者工资低得离谱。尽管税收抵免为单身低收入母亲提供了支持，同时也为其子女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但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以及药物滥用等迹象依然存在。

　　许多低收入劳动者往往必须放弃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薪水太低。如果没有一份“好工作”，这些工人就无法拥有“美好的生活”。 这种结果，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是一个可怕的迹象：问题不是“不平等”，而是高度不公。

　　劳动和企业报酬的下降趋势令社会各界深感沮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 工作满意度也普遍下降，后来在英国、法国、德国部分地区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此外，实际利率几乎下降到零点。这背后的原因是创新能力的下降。显而易见，人类满意度机制中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并未被完全消除掉。

　　在西方社会努力确保经济公正的同时，他们必须恢复和维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广泛体验。这意味着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在企业资本主义中，参与者将其积累的财富和发展的能力分配给建立各种产业和投资于各种项目。为了做到这一点，各国培养和教育了那些能够通过构思新的商业方法和产品来发挥其创造力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冒险支持创新的人。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经济公正的辩论正在兴起。民主党的声音，包括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biden），已经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即如果当选，他们将解决在最近的大会上受到谴责的不公正现象。相比之下，共和党人——早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认为，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措施是以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他们想到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为提高贫困劳动者的收入而实施的大规模计划，首先是林登·约翰逊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大社会”计划，以及在70年代推出的所得税抵免政策。另外，就像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党人立法制定了联邦医疗保险、食品券、启蒙计划以及同时为白人和少数族裔提供帮助的一系列其他计划。难道这一切都拖慢了经济增速？

　　的确，看似恰恰在上述法案颁布后，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下降，而且除去互联网革命的高潮期外，生产率从未恢复原来的快速增长。然而，正如老话所说，“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

　　我相反的论点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而且现在已经经过了广泛的验证。我认为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不是大社会政策，而是因为热衷于设计新商业产品和方法的人员大量流失。当然，怪罪那些帮助了伟大社会的人是没有道理的。无论如何，似乎没有任何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援助弱势群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少。

　　另外还有一个担忧—— “财政费用”。某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担心，因为筹集大规模减贫所需资金而提升本已高企的税率，导致收入减少。由于纳税人减少了劳动力供应，企业对提高效率失去了兴趣，税收甚至可能流失。然而，没有一点学术证据表明，西方经济体——当然不是低税收的美国经济体——已经达到了财政能力的极限。

　　美国（以及不同程度上其他西方政府）有足够的空间来抨击经济不公。为使低收入劳动者薪酬达到可接受水平，政府将希望制定一项补贴计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该计划将针对逐步递增的工资等级设定逐步降低的补贴水平。

　　现在人们对经济不公的关注大多来自正义理论，这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近50年前的划时代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提出，正义需要最大限度的提升最低薪酬者的薪酬——而这将引发满负荷征税。（其后不久，我就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建立了罗尔斯的税收模型。）当然，理论是从诸多因素中抽象出来的，而罗尔斯则从各个方面着眼于贫困。我今天的希望是，能为一个既包容又公正的经济而努力。

　　虽然知道脱贫之路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不该走的路。我们必须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这是一种对公共收入的可悲利用。它利用公共收入来增加低薪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这对于培养自尊至关重要。但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导致民众及其子女脱离劳动，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实现个人成就和满足外部世界参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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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加速了人们远离现金的长期转变，有关数字货币的官方讨论正在升温。如今，中国正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脸书（Facebook）即将推出的Libra加密数字货币，这些可能正在重塑这一代的全球金融。G30最近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美联储想要影响结果，他们需要开始迅速行动。

　　很多事情都危在旦夕，包括全球金融稳定和信息控制。金融创新如果管理不当，往往是危机的根源，而美元赋予了美国重要的监督和制裁能力。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仅与使用何种货币有关，还与结算交易的体系有关，而从中国到欧洲，人们越来越渴望挑战这一点。这是很多创新发生的地方。

　　美联储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对现有系统进行重大改进：降低信用卡和借记卡费用，确保金融普及，升级系统，让数字支付能够瞬间清算，而不是需要一天的时间。

　　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都严重落后，主要原因是银行业和金融游说势力过于强大。公平地说，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如何保证支付系统的安全：下一个打击全球经济的病毒很可能是数字病毒。快速的改革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同时，任何维持现状的努力都应该为新进入者提供空间，无论是像脸书（Facebook）的Libra一样与主要货币挂钩的“稳定金币”，还是诸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零售科技公司发行可赎回平台代币，这些代币都应具备购买平台销售商品的能力。

　　最激进的做法将是使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零售央行货币，这样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在央行开立账户。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巨大的优势，比如保证金融包容性和消除银行挤兑。

　　但彻底的变革也会带来许多风险。一是央行在为小额零售账户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处于劣势。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或通过扩大邮局分支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事实上，当谈到零售央行数字货币时，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银行失去了大部分零售储户，谁来给消费者和小企业贷款？这些储户是银行最好、最廉价的贷款来源。

　　原则上，央行可以将从数字货币存款中获得的资金再放贷给银行业。然而，这将给政府过多的权力来控制信贷的流动，并最终控制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好处，但大多数央行行长可能对央行承担这一角色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见。

　　安全是另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体系中，私人银行在支付和贷款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一体系在世界各地已经实施了一个多世纪。当然，肯定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尽管银行业危机带来了种种挑战，安全体系的崩溃却并不是主要问题。

　　技术专家警告说，尽管新密码系统的前景很好（许多新想法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新系统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来“完善”。“哪个国家会想成为金融实验品？”

　　中国新的数字货币提供了第三种中间视角。G30的报告比以前更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做法，包括最终取代大多数纸币，但不取代银行。换句话说，消费者仍会持有银行账户，而银行又会持有央行的账户。

　　然而，当消费者想要现金时，他们会在央行收到电子钱包里的代币，而不是纸币（无论如何，纸币在中国的城市里正迅速变得过时）。和现金一样，央行的数字货币将支付零利息，这使计息银行账户具有了竞争优势。

　　当然，政府以后可以改变主意，开始提供利息；如果整体利率水平大幅下降，银行也可能失去优势。这一框架确实取消了纸币的匿名性，但包括欧洲央行（ECB）在内的许多货币当局，已经讨论了引入匿名低价值支付的想法。

　　最后，向数字货币的转变将让实施深度负利率变得更容易，正如我多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这将大大有助于恢复货币政策在危机中的效力。无论如何，大流行后的世界将在支付技术方面迅速发展。美联储承担不起追赶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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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基本面和市场结果的差异越大，谜团就越难以解答，除非尝试从大众心理、思想传播和大流行的动态方面来解释。毕竟，股市走势受影响最大的，是投资者评估其他投资者对消息不断变化的反应，而不是消息本身。

　　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评估经济或科学新闻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人们对新闻媒体高度不信任时，他们更倾向于依赖他们认识的人对新闻的反应。这个评估过程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不会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对消息做出突然和完全的反应。消息开启了市场的一个新趋势，但它模棱两可，让大多数精明的投资者难以从中获利。

　　当然，我们很难知道是什么推动了股票市场，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事后做出推测。

　　美国的经济困境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从1月30日冠状病毒危机开始到2月19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3%；从那一天到3月23日，下跌了34%；从3月23日到现在，这一数字上升了42%。上述每个阶段都和消息有一种令人困惑的关联。而市场反应之所以滞后，是因为投资者要消化消息、并且浸淫在坊间故事里一段时间后，才做出反应。

　　第一阶段始于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宣布新冠病毒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接下来的20天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3%，在2月19日创下历史新高。为什么在一场可能的全球悲剧宣布之后，投资者会给予股票有史以来最高的估值？在此期间，利率没有下降。为什么股市没有在衰退开始之前通过下跌来“预测”即将到来的衰退呢？

　　有一种推测是，大流行并不常见，大多数投资者在2月初都不相信其他投资者和消费者会关注这类事情，直到他们看到对该消息和市场价格出现了更大反应。1918-1920年流感大流行以后，大多数投资者没有经历过类似流行疾病，这意味着没有对此类事件的市场影响进行统计分析。1月下旬中国开始实行封锁，没有引起世界媒体的注意。这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直到2月11日才有了名字，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

　　在2月19日之前的几周里，公众对全球变暖、长期经济停滞或债务危机等长期问题的关注正在减弱。2月5日结束的特朗普弹劾审判仍是美国的主要话题，许多政客显然认为，警告一场假想的新的巨大悲剧即将来临，可能不利于自己。

　　第二阶段始于2月19日至3月23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34%，与1929年股市崩盘类似。然而，截至2月19日，在中国以外，只有少数报告的2019冠状病毒病死亡病例。在这段时间里，改变投资者想法的不只是一种说法，而是一系列相关的说法。

　　有些新闻纯属无稽之谈。2月17日，香港抢购厕纸事件首次被提及，并成为一个极具感染力的笑话。当然，关于这种疾病传播的消息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称其为大流行。“大流行”的网络搜索量在3月8日至14日这一周达到峰值，“冠状病毒”的搜索量在3月15日至21日这一周达到峰值。

　　在第二阶段，人们试图了解这个奇怪事件的基本情况。大多数人都无法立即掌握它，更别提认为那些可能影响市场价格的人也在这样做了。

　　随着股市继续下滑，有关封锁造成的困难和业务中断的生动故事出现了。例如，据报道，在实行封锁政策的中国，一些人不得不寻找鲦鱼和沙蚕来吃。在意大利，有报道说，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医务人员被迫选择让哪些病人接受治疗。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叙事盛行。

　　第三阶段开始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开始了40%的上涨，标志着一些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真实消息。3月23日，在利率已经降至几乎为零之后，美联储宣布了一项积极的计划，以建立创新的信贷工具。四天后，川普签署了2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承诺将进行积极的财政刺激。

　　这两项措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的类似行动，被描述为类似于应对2008-09年大衰退时所采取的行动。大衰退之后，股市出现了逐步但最终大幅上涨。从2009年3月9日到2020年2月19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最低值上涨了5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美联储的计划或《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中有什么内容，但投资者确实知道这些措施曾经起过作用。

　　人们都想起了规模虽小但仍具有重大意义的股市崩盘和强劲复苏的故事，其中有几次发生在2018年。没有在当时或2009年触底时买进的遗憾，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市场在2020年已经跌得够惨了。于是，“害怕错过”（FOMO）占据了主导地位，投资者更加相信重返股市是安全的。

　　在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股市经历的所有三个阶段里，真实消息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价格波动并不一定是一种及时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事实上，他们很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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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做出有力应对，相应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总金额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10%。然而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最新发表的全球评估报告，这些刺激措施或许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刺激消费和投资。

　　问题在于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被直接导入到了银行的资本缓冲之中，导致预防性储备增加。整个情况与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忧心忡忡的“流动性陷阱”极为类似。

　　当前的刺激措施都是匆忙，而且几乎是恐慌，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尽管这种洒水枪式的方法既没有针对性也称不上精确，却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当时的唯一选择，他们认定如果没有海量的紧急流动性注入就可能造成大面积破产，企业组织资本的流失以及更为艰难的复苏之路。

　　但如今各方已经明确意识到疫情将延续更长时间，而非最初出台这些紧急措施时假定的几周，这也意味着所有方案都需要从长期角度进行更仔细评估。在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由于家庭和企业都会担忧未来走向，因此预防性储蓄通常会有所增加。

　　当前这场危机也不例外，由于对未来的忧虑和广泛减少的消费机会，刺激政策派发的大部分资金可能会闲置在家庭和企业的银行帐户中。同时由于信誉良好的贷款者屈指可数，银行可能被迫持有过多的流动性。

　　不出所料，在2月至4月期间美国存款机构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几乎翻了一番，从1.5万亿美元上升至2.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大衰退期间各银行所持有的超额准备金仅为1万亿美元。银行储备的大量增加表明迄今为止业已实施的刺激政策并未产生多大的乘数效应，仅凭银行信贷显然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当前的经济僵局。

　　更糟糕的是，当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伴随着很高的社会成本。除了对债务和通胀的常规担忧之外，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银行手中多余的现金会被投入金融投机活动。股市每天都在剧烈反转，而这种波动反过来又可能令不确定性增加的氛围常态化，进而导致更多的预防性行为并遏制推动复苏所需的消费和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面临流动性陷阱和流动性迷局：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但只有有限数量被家庭和企业所使用。精心设计的刺激措施可能会在新型冠状病毒受控后发挥作用。但只要疫情仍在肆虐，情况就不可能恢复正常。

　　因此目前的关键就是降低风险并增加消费动机。只要企业依然忧虑从现在起六个月或一年内经济仍会疲软，它们就会推迟投资进而拖延复苏。而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国家才能打破：各国政府必须挺身而出，以如果经济无法在某个特定时点复苏就会向企业提供补偿的方式来为当前的各项风险担保。

　　针对这方面的举措已经存在一个模型，也就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和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名字命名的，可以在某些预定条件下兑现的“Arrow-Debreu证券”。比如政府可以保证，如果一个家庭今天能购买一辆汽车，而病毒流行曲线在距现在六个月后的某个时点仍处于某个点位，则其每月的车贷可以暂停支付。同样可以用按收入比例偿还的贷款和抵押来鼓励购买住房等各种耐用消费品。类似的规定还可以适用于企业的实际投资。

　　政府还应考虑发行消费券以刺激家庭消费。这点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该国有5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发行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数字优惠券。优惠券标示的有效期使之成为了短期内，也是最急需时期的消费和总需求强力刺激手段。

　　由于疫情的持续时间可能比原先设想的长出许多，因此有必要出台更多刺激措施。比如尽管美国已经在各种形式的援助上花费了3万亿美元，但如果没有采取更多措施，这些钱只会使许多企业再苟延残喘几个月，而不是真正挽救它们。

　　有种在几个国家中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在企业保留其雇员的条件下向它们提供帮助，并按照企业收入的减少比例来相应补助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在美国，华盛顿州女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以及其他几位参议员都提出了类似的立法建议。

　　设计不当的刺激计划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还蕴含着危机。糟糕的政策会导致不平等，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并在恰恰需要防止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时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选项，只是不知道政府会否采纳而已。

　　本文观点与联合国或其会员国无关。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面对疫情，发达国家为了支持其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短短三个月内启动了很多规模无法想象力度前所未有的政策。

　　查尔斯·金德伯格等历史学家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应归咎于当时失败的国际合作。而且，即使自那以后人类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协调行动，但这样的行动往往却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成本之后才开始采取。

　　关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世界大战带来巨大破坏后才召开。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布雷迪计划则在失落的十年后才得到同意。

　　但2009年召开的伦敦20国集团全球金融危机峰会则证明了尽早采取统一行动，限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破坏、维系贸易和支持脆弱新兴市场所带来的价值。

　　部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爆发下一轮疫情危机。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严峻估计显示，亚洲很可能有900000人在此次疫情中丧生，非洲则还要有300000人左右。

　　尽管社交隔离是压制病毒的方式，但部分发展中国家拥挤的城市和常常过度拥挤的贫民窟将加大了隔离的难度。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洗手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人们所面对的选择狭窄而又严酷：冒着患病的危险去上班，或者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挨饿。

　　但如果疾病在这些地方得不到遏制，最终将会卷土重来——形成第二、第三和第四波——困扰着世界每一个角落。

　　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经济和金融困境同样威胁着所有国家赖以生存的供应链。鉴于规模庞大，新兴市场债务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构成威胁，而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在严重依赖央行的强势援助。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新兴市场债务也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

　　就像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以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资产负债表一样，国际社会需要 “竭尽全力”维持正常运转的全球金融系统。美国额外借入2万亿美元满足自身需求之际，强行对本以严重承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大规模紧缩政策将会带来悲剧性后果。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需要像各国央行一样积极拓展其借贷业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当前接近零的利率环境导致可能比此前更多地使用杠杆，而且如果现在不能动用储备，那么储备几乎就失去意义了。

　　2009年，世界银行近三倍拓展其借贷规模。现在，或许适合设定更宏伟的目标，同时大规模增加补贴贷款，因为富裕国家实行低利率导致借贷成本降低了许多。除减轻债务利息支出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借其15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与各国央行之间的信贷额度网，应当准备发放高达1万亿美元的借款额度。

　　其次，如果要抓住时机扩大使用被称之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那么这个时机就在眼前了。如果要使全球货币与富裕国家的国内货币扩张保持平衡，那么就迫切需要增加远超1万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额度。

　　第三，如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金融支持最终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债主而非民众，那么这样的结果既可笑也是悲剧性的。危机爆发之前的国家债务必须在国际金融议程上首当其冲。我们应当立即达成一致，一旦我们搞清楚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我们将会在捍卫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新增投资前景的同时，在其国内推行那种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系统性对策。

　　但是最直接、同时规模最大的短期支持可以来自免除由国际发展协会支持的76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即将支付的债务。

　　现有建议是由债权国提供双边债务偿付6~9个月的停顿，总成本为90~130亿美元。但上述提议的时间跨度和涉及债权人范围都是有限的。

　　我们建议，免除今明两年内超过350亿美元的官方双边债权国债务，因为这场危机显然无法在6个月内解决，而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有一定确定性的支出计划。

　　近20年前，当我们列举理由要为近40个负债累累的穷国减免债务时，几乎所有债务均来自官方双边或多边债主，而很少见到私营部门债务。现在，200亿美元——通常以高利率借入——需要在2021年底前归还给私营部门债主。

　　就像代表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债主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所承认的那样，私营部门也必须分担痛苦。如果源自我们多边机构帮助最贫困国家的全部资金不是用于医疗保健或消除贫困，而仅仅用来偿还给私人债主，尤其是那些在危机时刻还在继续发放红利的大型美国银行是不公平的。本周召开的部长和行长会议应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动员私营部门拿出一份解决上述债务问题的自愿计划。

　　就像尽早采取大胆举措可以最有效、最经济地控制疫情一样，过去给我们的教训是，迅速、大胆地采取措施可以最好地避免国际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伤亡。我们必须立即共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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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渐渐看似只不过是当前经济大灾难的一场预演而已。而眼下正在爆发的短期全球产出崩溃似乎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过以往150年间发生的任何一场衰退。

　　即使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竭尽全力缓解冲击，发达经济体的资产市场依然陷入了瘫痪，资本则以惊人的速度逃离新兴市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剩下的关键问题则是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在我们能够快速彻底地应对这场公共卫生挑战之前，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去预测这场危机将如何收尾。而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在未来几周/几月内的行为方式所涉及的社会经济不确定性至少会跟新型冠状病毒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一样大。

　　毕竟世界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类似于外星人入侵的事件。我们知道人类终将凭借决心和创造力取胜。但在这个过程要花费多少成本？在我撰写本文时市场似乎谨慎地希望复苏能很快到来，或许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许多评论员都指出中国的经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兆头，预示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

　　但是这种预期真的合理吗？中国的就业有所反弹，但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就算中国制造业彻底复原，在全球其他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又有谁来购买这些商品呢？而在美国方面恢复产出的70%或80%似乎都有点遥不可及。

　　尽管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卫生系统，但美国仍未能成功控制疫情，因此美国人会发现要让经济恢复常态将非常困难，因为这得等到广泛配备疫苗之后，而整个过程可能需要耗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连美国将如何完成2020年11月总统大选都还是未知之数。

　　就目前而言，市场似乎在美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上找到了慰籍。该计划对于保护普通劳动者和防止市场崩溃是绝对必要的，但显然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司空见惯的金融恐慌，大量注入政府需求型刺激将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世界正经历着自1918~1920年大流感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疫情。如果这次全世界还会有2%的人口死亡，那么死亡人数将达到1.5亿。

　　幸运的是，在全球范围的激进封锁和社会隔离措施下或许不致产生如此极端的结果。但在健康危机得以解决之前经济形势将表现得极为严峻。即便经济得以重启，对企业和债务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也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全球债务在危机爆发之前已经处于创纪录水平。

　　当然，各国政府和央行已经动手采取了一种似乎完全照搬中国的方式去大面积支持金融业；而且它们也有足够火力去在必要时实施更多举措。但问题在于我们遭遇的不仅是需求冲击，还有大规模的供应冲击。支撑需求可能有助于令传染曲线趋向平坦，因为它能让人们留在家中，但如果有20%~30%的劳动力在未来两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自我隔离状态，那么对经济的帮助将是有限的。

　　我甚至都不想提及全球萧条可能引发的深刻政治不确定性。鉴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深刻的政治瘫痪并催生了一批反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会导致一些更加极端的破坏作用。在多个治理层面（包括最高级别）的无能和疏忽相结合下美国的公共卫生反应堪称一场灾难，如果任由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光一个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就可能超过意大利。

　　当然人们也可以想象一副更为乐观的图景。借助大范围的检测，我们可以确定谁生病，谁健康，谁已经产生免疫力并可以重返工作岗位——这类认知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同样由于多个层级的管理不善以及多年前的优先事项错误排序，美国如今正可悲地缺乏足够的检测能力。

　　即便没有疫苗，如果能快速部署有效的治疗方案，经济也可以相对迅速地恢复正常。但由于缺乏广泛的检测以及对未来几年“常态”状况的清晰认知，因此很难去说服企业投资和招人，尤其是当它们预计在危机过后要支付更高的税款时。虽然迄今为止股票市场遭受的损失或许比2008年时少，但这只是因为大家都对价值如何在上次复苏过程中迅速回升记忆犹新。但如果事实证明2008年确实只是这场危机的预演，那么投资者也别再指望什么高速反弹了。

　　科学家将在几个月内对我们这位微小入侵者实现更深了解，而随着病毒目前在全美各地蔓延，美国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拿到第一手数据和病例资料。也只有在这场入侵被击退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为其随后留下的经济灾难估算一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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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促使经济学家将目光转向流行病学家所使用的模型，因为前者难以理解疫情的动态及其可能产生的成本。最早的传染病模型（通常称为SIR模型）由威廉·奥格维·克尔马克（William Ogilvy Kermack）和安德森·格雷·麦肯德里克（Anderson Gray McKendrick）于近一个世纪前提出，将人群分为易感者（S），感染者（I）和已康复或死亡者（R）。

　　在这一标准模型中，在易感者数量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当从感染者（I）队列退出的人数超过进入该队列的人数时，传染病就会消失。该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群体免疫”，也就是感染者和易感者的数量同步下降，但前者比后者更快降至零（意味着有些人可以完全避免感染）。

　　而经济学家也使用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类似转变去研究失业动态，只不过这项工作开展得更晚，并且是在流行病学家的模型之外独立发展出来的。其中一个典型成果是戴蒙德-莫腾森-皮萨里德斯匹配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atching model），阐述了失业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接触所引发的有效就业匹配，从而实现从失业到就业的转变。

　　但是在传播疾病和有效就业这两种接触之间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区别。传染病中的一个感染者可以传染更多人，而拥有一个空缺职位的雇主只能将其给到一个劳动者。从经济角度来讲，职位空缺是“可穷尽的”，而传染病是“不可穷尽的”。

　　这种穷尽性引入了一种流行病学文献中尚未研究过的动态。如果有消息说公共场目前有传染病患者在活动，那么其他人将避免产生人际交往，从而导致经济下滑以及感染率降低。反过来，在SIR模型各项参数保持不变情况下，更低的感染率将使感染者数量减少到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

　　而较少的感染意味着实现群体免疫的进程会减慢。但通过将劳动经济学的技术运用于流行病学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因人们避免彼此接触所达到的最终群体免疫状态将使免遭感染的人数最大化。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质疑政府是否有理由去要求某种程度的社交隔离，而不是允许公众自愿改变其行为。而我们则认为隔离是有理由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尽管一个人可能选择限制自身社交互动，但是当他/她进入公共场所（例如杂货店）时，其接触程度将取决于其他所有人同时选择限制自身社交互动的程度。因此接触的程度——以及遭到传染的风险——可能会比个人实际选择的要高得多。在劳动经济学中，这种动态类似于从就业匹配技术中获取的“增加回报”可能性——虽然该结果尚未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证实，但却似乎很容易在疫情上得到印证。

　　其次，在疫情期间，政府可能需要出手干预以减少医疗服务不堪重负的风险。“压平治疗曲线”将取决于国家的作为，因为个人通常会忽略自身求医问药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而将经济和流行病学两方面的见解相结合所得出的一条主要信息是，即使人们对传染病的自然反应也可能会降低感染率，但在群体免疫因强制性社交隔离而得以推迟的时候人们的境况会更好。尽管政府下达的限制措施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时间延长并需要动用更多的执法力量，但最终实现的群体免疫将呈现出一种感染，住院或丧生者数量都更少的状态。

　　当然，在严格社交隔离措施下实现全面群体免疫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此过程的后期，政府可能会决定人口免疫状况已经足够接近终点线，因此可以开始放宽限制，例如重新开放学校或某些行业。但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依然可能受到感染，他/她们或许仍会选择与他人保持距离，例如在家工作，不让子女上学等等。

　　那么届时政府又是否应将其社交隔离政策扭转过来，强制个人实施比其本身意愿更多活动，例如强制上学？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不幸的是，距离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回应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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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急于寻找工具以维持自身经济正常运作的政府来说，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非常诱人但又危险。该理论的鼓吹者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声明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在谈到英国目前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时，她指出：“他们将出现巨额赤字，这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在于尽管这一判断当前没什么毛病，将来却未必如是。事实上，我们大概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封锁结束后的第二年，可能就是现代货币理论彻底破产之时。而英国将面临的是通胀的爆发。

　　就算排除这一特定结果，那些采纳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犹如在悬崖边跳舞：   “制造赤字，无视赤字。只管增加公共支出或削减税收，然后将由此产生的失衡货币化即可”。

　　无可否认，现代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该理论将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视为国家的单一单元的组成部分。财政部是央行的受益拥有人（或者换句话说，央行是财政部的流动性窗口），这意味着央行独立性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在涉及到财政和准财政操作方面。

　　现代货币理论正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可以印制货币或利用央行创设商业银行存款，因此它可以随意发行基础货币。同时由于这一货币基础是不可赎回的，因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负债（即使其肯定会被持有者视为一项资产）。只要国家发行的非货币债务是以本币计价，主权债务违约便是一个选项而非一种必然操作，因为债务总是可以被偿还的。

　　但如果主权债务违约是一个选项，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主权违约。如果需要货币化的赤字足够庞大，或是公共债务的利息占据了该赤字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维持主权债务偿付能力所需的货币融资可能会导致政治上无法接受的通胀。在那种情况下，主权国家可能会选择一个“不那么罪恶”的做法：对以本币发行的债务实施违约。

　　要想直抵问题的核心，那么请不要考虑债券融资这类事务，而是直接着眼于国家将如何通过创造货币来为赤字融资。假定公共支出和税收都是按实际（排除通胀后）价值计算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赤字将等同于私人部门在每个时期必定愿意吸收的基础货币实际存量的增加量。

　　基础货币需求存在两种“体制”。首先是许多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处境：身陷一个名义政策利率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的流动性陷阱中。在当前接近零的无风险短期名义利率下，对真实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是拥有无限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应该遵循一个简单的信条：如有疑问，必消灭之。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直升机撒钱”（将公共支出或减税所产生的增量货币化）的做法就是一项适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只要利率停留在有效下限水平，派发现金就不会引发通胀。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影响金融市场或实体经济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可以使一个国家迅速脱离其有效下限的高位，继而下降到政策经济学家所谓的常态货币体制，即政策利率高于有效下限。随着日本在过去20年间一直停留在有效下限或附近水平，“正常”的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尽管如此，如果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中性利率（在充分就业且通胀达标时经济中普遍通行的利率）将徘徊在零附近并以此设计政策，那就有点不顾后果了。

　　在第二种常态情境下，只要经济拥有过剩产能（闲置资源）就不会存在通胀威胁。但如果对货币基础的需求受到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可以通过收入或消费来衡量）的限制，那么国家赤字的无限制货币化最终将耗尽那些回旋空间，进而为通胀带来上行压力。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会对相对于需求的供应产生持久影响。尽管在疫情持续情况下的投资疲软和预防性储蓄增强可能会压低中性利率和市场利率，但我们也应该为社会隔离措施的松绑以及供应链的至少部分恢复做好准备。为此各国政府将不得不相应调整自身财政状况及融资手段。

　　而现代货币理论则忽略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水平，从而为自身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很多人认为负利率对于央行来说遥不可及，但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这一看法了。目前在美国，得到财政部支持的美联储很可能要为经济中几乎所有私人、州和城市的信贷托底。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类似的措施。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要求政府大规模出手干预，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放弃市场化的分配机制？

　　如果人们认定近期的市场压力仅仅是短期流动性短缺，而且很快就能被疫情后的强劲持续复苏所缓解，那么全面债务担保就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但如果快速复苏无法实现呢？倘若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如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必须花费数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我们又该怎么办？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则各行各业都不一定能全盘坚持下去，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难以继续维持其偿付能力。

　　而对此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则是采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财富将以灾难性的规模被摧毁，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债权人也需承担一部分冲击，而这一过程必将引发持续数年的谈判和诉讼。对于那些破产律师和政治游说者来说这将是一场大餐，其中一部分将来自向纳税人施压，要求他们履行救助担保。这样的场景将及其混乱。

　　现在让我们试想一下，美联储可能会将整个经济体的大部分短期利率推至接近或低于零的水平，而不是仅仅通过担保来支撑市场。欧洲和日本都已低调迈入了负利率区域。假设各国央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将短期政策利率下调至-3%或更低的水平，以抵制当前政府债务进一步膨胀的状况。

　　首先，就像过去正利率的好日子一样，负利率将使许多公司、州和城市免于违约。如果操作得当，负利率将起到与正常货币政策类似的作用，刺激总需求并增加就业。那么在对所有一切实施债务重组手术之前，尝试一定程度的正常货币刺激难道不好吗？

　　为了使深度负利率变得切实可行，我们需要采取多项重要步骤。而其中一项尚未有任何央行（包括欧洲央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防止金融企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大规模囤积现金。各种监管措施的结合，对央行大规模重新存现费用，以及逐步淘汰大面额钞票，都应该起到作用。

　　这种操作可算不上什么高精尖科技。随着大规模的现金囤积行为被取缔，将负利率传导给银行储户的问题也会被消除。即便不去阻止高风险高费率的批发式囤积，欧洲银行也越来越有能力将负利率转嫁给大型储户。而且政府在完全保护小储户免受负利率影响方面也不会花费太多。同理，只要给足时间和做足规划，实现这一点就很简单。

　　虽然负利率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但正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反对声音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易于解决。我还解释了为何不应将量化宽松和直升机撒钱之类的“替代性货币工具”视为财政政策的形式。虽然财政应对是必要的，但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后者才能解决贯穿整个经济的信贷问题。在通胀和实际利率摆脱一蹶不振状况之前，只有有效的深度负利率政策才能发挥作用。

　　而先进经济体的负利率政策也将给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巨大福音，它们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外逃，高负债和弱势汇率而遭受重击。虽然在利率为负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也依然需要延期偿付债务，但是美元汇率走弱，全球增长走强以及资本外逃减少将对其有所帮助，尤其是在规模更大的新兴市场。

　　但不幸的是，当美联储执行其2019年政策工具审查时，关于如何实施深度负利率的讨论实际上被搁置一旁，其全部精力都被放在了抗击疫情上。那些有影响力的银行业游说者也憎恨负利率，即使只要执行得当就不会损害银行利润。经济学界也许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都被那些确实存在一个零利率限制的经济体所产生的有趣反直觉结果所迷惑了。

　　深度负利率的紧急实施并无法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但是采取这么一项政策将成为一个起点。正如日渐揭示的那样，均衡实际利率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设定在一个低于以往的水平，那么各大央行和政府就该对这个想法进行长期、细致且紧急的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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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这样：一个由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网络，监测一种新出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定期更新疫苗接种方案，然后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国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知识产权（IP）考虑的情况下完成的，也没有进行药物垄断，也不会利用公众的绝望将利润最大化。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实际上是对过去50年流感疫苗生产过程的描述。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分析和讨论新出现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数据，并决定每年的疫苗中应包括哪些菌株。作为一个跨越110个国家的实验室网络，GISRS几乎全部由政府资助（部分由基金会资助），它是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所说的“开放科学”的缩影。

　　由于GISRS只专注于保护人类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收集、解释和传播可用于疫苗开发的知识。这种方法在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它的优势正在迅速变得明显。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科学界非常愿意分享潜在治疗方法的知识、协调临床试验、透明地开发新模型，并立即发表研究结果。在这种新的合作氛围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几十年来，商业制药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锁定知识共享，它们通过无根据、不重要或次要的专利扩大对救命药物的控制，并游说反对批准和生产仿制药的行为。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现在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种垄断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对用于病毒检测技术的垄断阻碍了更多检测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项专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经让新生产商更难大规模生产医用级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韦（remdesivir）、法匹拉韦（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这三种最有可能有效的药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拥有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已经阻碍了竞争，并威胁到新药的价格和供应。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继续照常依靠大型制药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潜在治疗方法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希望其他检测、测试和保护技术能够出现。在这种选择下的未来，专利将赋予垄断供应商对这些创新的控制权。供应商将把价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医疗服务定量配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干预，就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费提供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数疫苗都有专利。例如，目前用于婴儿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价格高达数百美元，因为它是辉瑞制药（Pfrizer）的垄断资产。尽管全球疫苗免费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疫苗费用提供补贴，但许多人仍然负担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过10万名婴儿死于可预防的肺炎，而这种疫苗每年为辉瑞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种可选的未来中，我们将承认，现有的体制（即私人垄断企业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知识中获利）不能达成我们的目的。正如公共卫生倡导者和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垄断企业通过拒绝提供救命药物来扼杀生命，而这些药物本可以在另一种制度下获得，比如用以促进每年生产流感疫苗的制度。

　　现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运动已经存在。例如，哥斯达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治疗COVID-19的知识产权库，这将允许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新药和诊断。

　　专利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通过药品专利库，多年来一直寻求增加对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结核病的治疗方式，现在已将该项目扩大到包括新冠病毒。专利库、奖励基金和其他类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开发和提供救命药物的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识的系统取代垄断驱动的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会辩称，新冠病毒危机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威胁会迫使制药企业表现良好。但是，除了一线研究人员，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短期利润，还不清楚大型制药公司是否理解他们的责任。毕竟，雷姆德西韦的生产商吉利德最初对当前危机的反应是申请“孤儿药”身份，这将使其获得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和数百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该公司撤回了申请。）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开放科学”应用的成功证明并不是这样。随着COVID-19死亡人数的上升，我们应该质疑一个每年默默谴责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统的智慧和道德。

　　现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时候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希望的建议，以产生对社会有用的，而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药物创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开始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本文内容不代表新浪财经观点）

　　欧盟理事会4月23日举行虚拟会议讨论欧盟应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冲击。而目前看来西班牙提交的提案是众多提案中考虑最为周全也最具创新性的。

　　西班牙抛出的主要创新内容是要求欧盟发行永久债券。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新鲜，英国早在1752年就首次发行了统一公债（Consols），并先后利用其来资助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废奴法案》，爱尔兰救灾贷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也曾于1870年授权发行统一公债以合并南北战争积累下来的债务。

　　虽然欧盟从未考虑过发行永久债券，但如今西班牙提议将其作为应对特殊情况的非常规措施，而这些债券将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眼下正遭到一种鲜为人知的新型冠状病毒侵袭，而永久债券将为我们提供赢得这场斗争所需的资金。同时我们还卷入了另一场威胁人类文明的战斗——气候变化。我认为永久债券也可以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

　　顾名思义，永久债券无需偿还本金，但可以在各类合适情况下被赎回。例如英国就在2015年全额赎回了所有统一公债和战争债券。每年只需要支付50亿欧元利息就可以发行1万亿欧元（折合1.1万亿美元）票面利率为0.5%的债券，这意味着给50亿欧元加了200倍杠杆。甚至可能连西班牙所提交的“非正式文件”的作者们都未能意识到这些含义。因为他们把提案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讨论如何为永久债券付息。

　　但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欧盟各国政府可以通过一致同意或自愿联盟来轻松拨款50亿欧元以发行1万亿欧元面值的永久债券，根本无需为此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同时以0.5%的收益率出售价值1万亿欧元的永久债券也不成问题，因为目前在售的最长期债券（奥地利10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还稍低于0.5%。市场固然需要一些时间来搞清楚永久债券所承载的理念，但这种债券在发行后并不需要一次出清，而是可以分批出售——它会成为人寿保险公司等长期投资者的宠儿。一旦发行完毕，它们就将以高于奥地利债券的溢价出售。

　　关于永久债券的发行规模也存在争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希望发行1万亿欧元，但西班牙的非正式文件则将发行上限提高到1.5万亿欧元。这让我们有机会将对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威胁（也就是气候变化）囊括在内。这种威胁原本就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欧盟委员会的首要关切，只不过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压倒了一切而已，我们不应将其抛诸脑后。

　　发行1.5万亿欧元永久债券的首要目的必然是对抗疫情，一旦形势得到控制，或许还能剩下一点钱来应对气候变化；如果用光了的话则可以考虑单独发行债券。但必须强调的是疫情和气候变化都是需要特殊政策应对的特殊事件；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动用永久债券。

　　同时我还有另外两项见解。其中一项与西班牙非正式文件中的以下陈述有关：“该基金可以固定在跨年度财政框架（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的覆盖范围之内，必须低于自有资源上限但可以高于支出上限。”

　　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跨年度财政框架应该服从于永久债券发行，还是反其道而行之。鉴于各方在跨年度财政框架事务上向来难以达成一致，如果后一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永久债券的发行可能会错过最佳时机，甚至永远无法发行。

　　这份非正式文件指出，“资金的划拨应提前准备”，从2021年1月1日开始，“并在未来2至3年内执行以迅速启动受影响国家的经济。”这似乎又表明前一种解读才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更清晰的说明。

　　而我的另一项见解则与意大利有关，意大利的舆论正在朝着脱离欧元和欧盟的方向发酵。试问如果丢掉了意大利，欧洲还能剩下些什么？这个问题凸显了动用永久债券的重要性——并应当促使欧洲理事会放弃当前的迟疑，以更快的速度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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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称欧洲需要花费大约1万亿欧元（折合1.1万亿美元）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同时这笔钱可以用来建立一项欧洲复苏基金。但问题钱要从哪里来呢？

　　我建议欧盟通过出售不必偿还本金（但发行人可以酌情回购或赎回）的“永久债券”来为基金筹集资金。

　　虽然欧盟发行永久债券，尤其是数额如此庞大的债券，堪称有史以来头一回，但其实这对其他政府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属英国，该国曾发行统一公债（Consols）去资助拿破仑战争，也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战争债券。这些债券一直都可以在伦敦交易，直到2015年才双双被赎回。在1870年代，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来合并那些先前发行的债券，并在随后几年中继续发行这一公债。

　　欧盟正遭遇着一场千载难遇的战争，而它的对手是一种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还威胁着欧盟存续的病毒。如果某些欧盟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关上了国门，那么联盟赖以构建的团结原则就会遭到破坏。

　　因此欧洲需要采取各项特殊措施来应对这种对所有成员国都造成冲击的特殊状况，而且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也不必担心会树立一个恢复常态后将欧盟发行共同债务合理化的先例。发行这些承载着欧盟全部信念和信誉的债券将为欧洲中央银行业已采取的行动——在实际上取消对其债券购买计划的所有限制——提供一个政治背书。

　　与此同时，永久债券还拥有另外三个使之适用于当前情况的优点：

　　首先，由于永久债券永远无需偿还，它们可以在动员相当巨量资金的同时给欧盟带来轻微得不可思议的财政负担。此外因为不存在到期日的因素，所以欧盟无需通过再融资，分期或甚至专门留出资金（例如偿债基金）来最终偿还这些债务。

　　欧盟唯一的义务就是定期向债券购买者支付利息。发行1万亿欧元票面利率为0.5%的永久债券每年只需花费50亿欧元欧盟预算，还不到其2020年预算总额的3%。

　　第二个优势更集中于技术层面，但也几乎同样重要。市场或许无法一次性吸纳全部1万亿欧元的债券。而通过发行永久债券，欧盟可以分期提高发行金额，也不必每次都发行一种新债券。

　　第三个优点是欧盟发行的永久债券对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来说将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资产。由于永久债券的到期日总是相同的，因此欧洲央行无须重新平衡其投资组合。

　　同时欧盟也不需要建立任何新机制或架构来发行这一债券，因为它过去已经发行过各类债券。发债所得款项应被用于与抗击疫情有关的投资和拨款。欧盟委员会可以直接或通过那些直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成员国和其他机构（例如市政府）来发放资金。

　　由疫情引发的破坏只会是暂时的，但前提是欧洲领导人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来防止其对欧盟造成长期性损害。因此欧盟复苏基金的建立就是当务之急，而用永久债券来为其融资则是最简便快速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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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政府借债利率正处于数十年来的低点，以至于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可以向日本的负债水平（即便按最保守标准衡量也超过GDP的150%）靠拢而不致产生任何长期后果。那些主张更高债务者或许是对的，但他们往往会略过或无视所有那些可能出错的地方。

　　首先，这种新债务观低估了其他公共税收收入申领者——比如养老金领取者这类二十一世纪福利国家中的非优先债权持有者——所承担的风险。其实大多数社会保障体系都相当于某种债务，政府从人们手中征收钱款，并承诺在他/她们年老时连本带息偿还。对政府而言，这种“非优先”债务规模相对于构建于其上的“优先”市场债务来说要大得多。

　　确实，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当前支付的养老金总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而意大利和希腊则高达16%。如果精细算下来，尽管许多政府一直在尝试逐步下调养老金（正如欧洲在金融危机期间以及墨西哥和巴西近期在形势逼迫下所做的那样），但计划拨付去支付养老金的未来税收规模早已数倍于用于支付债务的未来税收。不幸的是，缓慢的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还有更多的烂摊子要收拾。

　　因此即便政府看似可以承担更多债务而无须支付更高的市场利息，但实际风险和成本或许只是尚未显现而已。经济学家艾伦·奥尔巴赫（Alan Auerbach）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早就提出了类似观点。

　　其二，甚至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关于更高负债的自满情绪似乎已经提前认定下一次危机会跟2008年的上一次危机一样导致政府债务利率崩溃。但历史证明这个假设是相当危险的。说不定下一波危机可能会发端于各界突然意识到气候变化速度比预想快得多，要求政府在拖慢资本主义发展引擎的同时将大量资金投入预防措施和补救措施，甚至应对大批气候变化难民，又或是爆发了一场对增长和利率带来未知影响的网络战争。

　　此外，更高额债务的激进试验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发生相应变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批评说政策的大转变会因其引发的预期大转变而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在此当前全球经济风险的任何现实评估都必须坦率地承认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正处于政治瘫痪状态，而任何冲动性决策都将使其缺乏足够能力去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超常规危机 。

　　说到底，没人能保证利率必定会在下一次全球危机中下降。

　　然而上述论点都不会削弱当前投资于一些高回报基础项目（包括教育）的合理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些项目都会产生超越其本身的回报。只要政府坚持合理的债务管理标准，在选择偿还期限时注意平衡风险和成本，那么当前的超低利率就将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但是那种将发行政府债券视为名副其实的免费午餐（类似于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利）的更广泛说法已经被危险地夸大了。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减少不平等，唯一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就是提升高收入者的税收。须知借债可不是一个既可以向穷人付钱又无需追索富人的神奇捷径。

　　无可否认，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当前政府债务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利率都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可以据此推测政府其实无需加税就可以承担更多的债务。毕竟只要收入的增长高于公共债务的增量，简单的算术运算就能得出债务与GDP（收入）的比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利率之所以极低，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资者都对那些在经济出现急剧下滑或灾难时仍能保值的“安全”资产趋之若鹜。但倘若存在下一次重大系统性危机中利率上升的风险，政府事实上还可以免费提供这种保障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对55个国家/地区时间跨度长达200年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几乎一半时间内经济增长率都能超过政府债务利率，但却无法很好地预测被调查国家/地区是否可以在危机导致利率飙升时全身而退。

　　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如何能确定自己在下一次危机中会像2008年那样首先得到偿付？美国政府是否会再次让华尔街的利益凌驾于中产阶级之上，或是在承担对养老金领取者的义务之前先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债务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有着许多重要用途。但是对政府而言可绝不是一个无风险选项，这也是为何即使在借款成本近乎触底的情况下也应该明智地借债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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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继续改变着全球经济的大部分。大数据、计算能力的提高和基于云的系统的结合产生了新的服务，并正在迅速改变现有的行业。连接不同用户群的平台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带来了在线搜索、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

　　由于它们的覆盖范围、规模和巨大增长率，其中一些平台已经成为它们所提供服务的数字看门人，这使它们能够独家访问某些用户群。这些做法的回报是显而易见的：按市值计算世界上的五大公司--微软、亚马逊、苹果、Alphabet （谷歌）和Facebook--都是数字公司。

　　竞争法赋予反垄断部门保持市场开放竞争的任务。它意在限制单个公司的经济实力，来确保消费者选择。如果一家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充当数字守门人，并滥用权力，竞争监管机构应该进行干预以确保可竞争性，保护消费者。

　　但是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竞争监管机构该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数字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大数据，隐私和竞争之间的关联在当下日益明显。由于收集，处理以及货币化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因此新的企业模式是数据驱动的。个人数据在数据传输服务例如搜索引擎，社交网络或“智能家居”设备提供的服务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诸如此类，它拥有着重要的经济和竞争价值。

　　然而即便当下正处在数字时代，天下仍没有免费的午餐。获取个人数据的能力对于许多公司来说极具价值，同时这也是有助于数据驱动经济领域市场力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采集与加工个人数据的方式与公司间竞争能力以及市场表现力日益相关。因此，竞争监管机构对这些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的数据处理活动的评估变得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考虑与其他政策法律领域的潜在重叠变得极为重要，尤其是消费者保护及隐私法。

　　今年年初，德国竞争监管机构（Bundeskartellamt）对Facebook处理德国用户数据的方式实施了影响深远的限制。根据Facebook的条款和条件，即使是在Facebook网站之外，使用社交网络也需要用户同意才能允许公司收集用户的数据。一个人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的任何地方的活动数据都可以被调配到他所在公司的内部资料中。Facebook对这些数据源的访问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市场影响力。

　　德国竞争监管机构的目标是确保Facebook不再强迫其用户同意几乎不受限制地收集和分配非Facebook数据。但是Facebook却对我们的决定提出了上诉，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在初步评估中暂停了新规定，对关键法律问题采取不同的看法。然而，为了确保未来数字经济竞争的重要性，德国竞争监管机构上诉至德国联邦法院请求进一步澄清。

　　在近些年来，德国竞争监管机构处理了其他几起数字案例，从合并到纵向协议，这些案例促使我们在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其他潜在的合作领域中提高意识。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混合平台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亚马逊等平台使第三方卖家能够通过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接触到潜在客户。但是这些平台本身也提供他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在提供他们的基础设施给第三方，也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其中一些混合平台的市场力量日益增强，利益冲突和滥用商业惯例的潜在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幸好，德国竞争监管机构最近对活跃在亚马逊全球市场上的卖家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进。为了回应我们对竞争担忧，亚马逊修订了它的条款，解决了许多我们从卖家处收到的投诉。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亚马逊单方面免除责任、终止和封锁卖家的账户、出现纠纷时的管辖权法院以及亚马逊对产品信息的处理。亚马逊的修正案足以让我们终止针对该公司的诉讼。但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亚马逊收集和使用交易数据的行为。

　　如同上述我们所看到的，数字经济在竞争法以及相关联政策领域提出了诸多新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以坚实的经济和法律背景来应对这些挑战，正如我们与法国竞争局（L’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合著的《竞争法与数据》（Competition Law and Data）等报告所概述的那样。根据上述提及的案件中获得的经验，我们正在努力让公司明白，在竞争法律下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

　　此外，德国联邦议院在2017年修订了《德国竞争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澄清了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今年秋季，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正案，将使针对占主导地位的数字平台可能存在的滥用行为采取行动变得更加容易。

　　消费者福利、消费者选择和竞争自由是交织在一起的。德国竞争监管机构将会继续紧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执行竞争法，如此我们得以保持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免受新守门人的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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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国而言，亿万富翁所带来的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市场经济都会为产生全新的财富创造机会，包括创新这一过程。更多的创新可能发生在更少的规则阻碍创业创造力的地方。其中一些创意可能会导致对公共福利实际上有害的过程和产品。不幸的是，当立法或监管的必要性变得明显时，创新者们已经拥有了数十亿美元——他们可以用这些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亿万富翁带来难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了。每一个时代，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只要市场结构或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便有机会迅速创造财富，缔造各个时代的传奇。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加速，巴尔扎克预见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无明显成因的巨大财富，其自身秘密就是一种已经被遗忘的罪行，因为其恰到好处的出现了。”换言之，用更流行的说法：每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罪恶。

　　在历史上，著名的案例便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黑奴贩卖至西印度群岛以攫暴利、以及煤矿主。所有参与者都在短期内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得到自身所需之物，包括免因可怕虐行受罚。在19世纪的鼎盛时期，铁路利益所有者控制着许多英国议会成员，甚至可能是大多数。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出亿万富翁问题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部分原因在于：在工业革命之前，美国的缔造者们仍然遵循理想主义，他们无法想象金钱会像如今这般（或仅仅几十年后便完全清楚）操控政治。此外，长期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们很愿意让私人企业承接新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其它地方是由政府控制。

　　例如，德国邮局建造了世界上范围最广、效率最高的电报系统之一。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敦促国会采取同样（或更好）的措施。但美国的电报通信由私人开发——就像后来的电话系统一样，所有的钢铁产业、整个铁路网络、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早期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当美国政府真正参与经济活动时，则主要是为了开辟新的领域——为个人和私营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二战结束后，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的高级顾问瓦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狡黠地辩称：科学代表了下一个前沿，因此为政府充当催化剂构建了一个获胜的政治论据。

　　正如我和乔纳森•格鲁伯最近在《启动美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后，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战略投资刺激了私营部门的显著创新——包括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状况的普遍提升。大量新财富由此诞生。

　　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战后私营部门的繁荣就影响了政界，但这些影响却并不总是积极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反税收情绪日益高涨，要求放松监管（包括金融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更多的企业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政界。

　　近几十年来，这种企业游说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设立现有行业的准入壁垒，并使之保护了现有行业，并降低了自身的实际税率。事实上，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损失——因为对经济增长的纯粹拖累，也限制了每个尚未成为寡头的人的机会。随着美国公共财政受到寡头政治的侵蚀，为基本基础设施、教育改善以及让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种突破性科学提供资金的能力也受到侵蚀。

　　一些美国的亿万富翁因为其慈善事业而获得荣誉。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采取一种“毁人不倦”的态度——为了保护利润而挖更深的壕沟，或者抓住每一个机会摧毁规模较小的企业。

　　此外，还有第二重影响，这一影响更加微妙。在一些全新的领域，尤其是数字领域，至少在早期阶段是可以进入的。创建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企业家们无法设置有效的进入壁垒——因此，Facebook、亚马逊（Amazon）和优步（Uber）等较新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及数十亿美元）。

　　但现在这些新巨头的控股股东们的运作方式与卡内基、洛克菲勒和最初的JP摩根差不多。他们用钱来购买影响力，抵制任何对他们反竞争和反工人行为的合理约束——即使这种约束会破坏民主制度。

　　我们总会有亿万富翁。事后监管和提高税率在今天很有吸引力，但展望未来，在一个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花钱（并废除他们讨厌的任何东西）的政治体系中，这些措施是否足够？现在是采取格鲁伯和我提议的新方法的时候了。

　　巨大的利润来自于伟大的新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联邦科学基金应该被设计成包括将创建的企业的积极参与。公众应该更多地直接参与这些利润。亿万富翁们应该用更少的钱来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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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对拉丁美洲来说可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新政府承诺实现社会变革和更美好的未来。去年也是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下台的一年，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也将结束，这可能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同时，2019年也成为了遗憾的一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不足以减缓贫穷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如情况不得到改善，这将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去年10月，当厄瓜多尔和智利的民众涌上街头要求变革时，动荡的趋势愈加显而易见。

　　但是，拉丁美洲的经济趋势与该地区各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倾向关系不大，而受外部严峻的世界形势影响更大。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全球经济增长疲弱正给予双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对秘鲁、智利和一些国家而言，中国经济放缓是影响其社会内部的主要因素。对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其它国家而言，则是全球需求疲弱。另外，石油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美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尽管全球流动性有所增加，但外资流入仍在下降。如今，人们对风险的估值有所不同，各地区也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了。当前的世界局势可能到2020年都不会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府执政起来稍微有些棘手。目前政治资本正迅速贬值，难以进行社会改革。自2017年起，列宁·莫雷诺（LenínMoreno）担任厄瓜多尔的总统，该国今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恢复了进入国际信贷市场的渠道。 但是为了实行财政调整，政府大幅削减了燃油补贴，这令所有人感到惊讶。当地民众发起了持续十天的抗议活动，这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瘫痪，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些措施。 该国与IMF达成一致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实施。

　　同样，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只上涨了不到0.05美元，却在10月引发了智利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地铁调价的政策被推翻，军队不得不到街头维持秩序。对此，数百万人游行抗议，要求进行变革。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Piñera）总统改组内阁，通过了新议程，并取消了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峰会和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以集中精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更多的经济支持。

　　不利的外部条件和社会动荡不是该地区唯一的问题。 委内瑞拉的局势比一年前想象的还要恶化。 目前，尚无可靠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动乱的的严重性，但IMF估计，2019年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再下降35%，这意味着自2013年以来收缩了65%。通货膨胀率目前约为百分之二十万。

　　随着国内危机的加深，委内瑞拉民众大多移居到邻国。 联合国曾估计，到2019年底，有450万委内瑞拉民众离开本国，其中370万人定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 哥伦比亚的人数最多，有140万委内瑞拉移民，其次是秘鲁（860900人）、智利（371200人）和厄瓜多尔（330400人）。

　　从短期来看，移民会消耗东道国本已紧张的财政资源。虽然移民可以在人口增长不足的国家（如哥伦比亚）促进中期经济增长，但政治辩论一如既往地以短期考虑为主。政府将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来接纳移民，从而推迟其他支出政策。例如，IMF当前的研究假设为，到2023年委内瑞拉移民国外的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

　　2019年拉丁美洲最大的挫折可能就是委内瑞拉没有变革。去年1月，美国、欧盟和大多数拉美国家承认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为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大多数人预期马杜罗政权最终会终结。世界石油领袖年会（CERAWeek）在休斯顿举行，该年会其中一个主要话题是石油产量将以多快的速度恢复到每日200万桶。如今，日产量为70万至80万桶，而且还在下降。

　　胡安·瓜伊多从未能够真正执政，因为当地军队继续为马杜罗（Maduro）效力。 但是，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和国外的影响力正逐渐减弱。 在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于10月连续第四次获胜。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他在政府任职14年后，控制了一个许多人认为有偏见的选举机构。 （在引起广泛抗议后，莫拉莱斯于11月初辞职，该国进一步陷入政治危机。）马杜罗并不是厄瓜多尔和智利社会动荡幕后操纵者，即使 他可以利用当地群众，但他不是幕后主使。

　　社会动荡的影响正迅速蔓延，这让该地区的政府更加谨慎。 减少福利或增加额外财政负担的改革将被推迟。“温和”将是新领导人就职时的关键词，尽管他们在上任时曾承诺进行大胆而果断的变革。

　　每个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改变什么。在哥伦比亚，是与当地革命武装力量签订的和平协议；在墨西哥，则是建立新的自由主义议程，其大致目标包括改变过往的市场友好型改革，也包括在公私伙伴关系下建设的基础设施；巴西的关注点则是反腐败；阿根廷的是结束经济危机。

　　但在以上四种情况下，经济现状、外部条件和潜在的社会动荡都限制了当地领导者的选择。 就在智利转向更为进步的阶段之际，如果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纽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 AMLO）和阿根廷当选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希望创造他们承诺的就业和社会繁荣，他们就需要吸引商界人士。墨西哥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阿根廷也深陷其中，这两种结果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唯一的出路是对市场友好的实用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的花言巧语。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立法挫折和10月份的地方选举失败后，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Iván Duque）将继续逐步放弃改变和平协议的计划。尽管他最初批评现有的经济政策，但他保持了连续性，让哥伦比亚迈向了稳定的道路。

　　巴西始终是特例。 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领导的政府在国会通过了一项养老金改革，而私有化，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私有化，正在全速推进。投资者的信心正在恢复，如果宣布的结构性税收改革得以实施，这种信心可能得到进一步巩固。这让巴西成为该地区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尽管博尔索纳罗犯了错误，而且不怎么受群众欢迎。

　　缓慢的经济增长，对社会包容的需求，以及新兴中产阶级更好的生活条件是拉丁美洲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另一种选择——不断升级的民粹主义言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会疏远许多人，使得治理变得非常困难。正如一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的，走向政治中心是政治生存和最终促进增长的经济改革的唯一明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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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8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自此以后WTO不再拥有一个正常运转的上诉机构来裁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那么世贸组织为何会走向内部崩溃，又还有机会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被复活过来吗？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许多人担心授予中国成员资格会对该组织有负面影响，原因有三：首先，怀疑论者声称中国可能大肆违反规则，以至于针对该国的上诉案件激增，最终压垮由七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机构；其次，中国可能会通过对其他国家提起大量潜在无意义上诉案来表达自身不满，这也超出了该组织的能力范围；最后，中国可能会无视WTO的任何裁决，从而损害了该体系的信誉和效用。

　　然而上述三点都并未发生。自2001年底起，提请WTO裁决的349宗贸易争端中以中国作被告的仅有44宗，占总案件数的12.6%，与2018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12.8%份额相符。而有趣之处在于该数字要少于同期起诉美国的99宗和起诉欧盟的52宗。对此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一直在依据——甚至超出——其入世协定条款不断减少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并放宽投资限制。事实上在此期间也很少有国家能拿出中国这样的力度去减少此类壁垒。

　　同样，中国也并未化身为一个过于激进的上诉方。自2001年12月以来中国总共向WTO提交了21宗上诉案，占总数的6%，低于其2018年在全球进口中所占的10.8%份额。而令人瞩目之处在于这一数字也大大低于美国和欧盟分别提交的55宗和46宗。

　　世界各大国往往都不具备遵守世贸组织裁决的完美记录。但是自2001年以来起诉中国的44宗案件中，其他国家不得不再次求助WTO以确保中国切实履约的案件仅有2宗，而同期针对美国的99宗案件中却有15宗要再次上报。

　　世贸组织允许各个成员国利用自身国家体系来执行贸易规则，尤其在补贴和倾销（以低于成本价出售）的贸易规则方面。这可以广义地解释为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框架的一部分。借助2017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所有WTO成员国对出口国提出的反倾销和抵消（反补贴）案件数量（其对数值位于下图的垂直轴上）会随着出口方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水平轴上的对数值显示）而趋于下降。

　　图表上的每个蓝点都代表一个WTO成员经济体，黑色实线代表国际平均值（参照除中国之外的所有成员经济体绘制）。由此展现的数据模式非常清晰：随着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裕，针对它的反补贴或反倾销案件也越来越少。这可能是因为较富裕的国家会更加遵守规则，或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不太可能惹来抱怨，又或是这两项因素的某种结合。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我们可以检验其他国家是否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问题。为此我们将1995~2017年间所有其他WTO成员对中国出口商提出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总数（相对于中国出口量）叠加在同一张图表上。自从中国于2001年入世以来此类案件相对于出口量的数量随着中国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也与国际平均经验所预期的相吻合。换句话说，跨国比较数据表明中国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问题（当然中国的体量意味着针对中国上述案的绝对数量较大。）

　　直到最近的事件之前，从未有人想过美国这个世贸组织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会选择扼杀该组织的上诉机构。但这一切似乎正在发生。自2017年以来，随着该机构几位在任法官的四年任期陆续届满，美国有计划地否决了其他国家提名所有继任者，而这样做显然是想让该体系陷入停摆，直到其他国家同意根据美国的喜好去更改规则。

　　任何WTO争端解决小组都至少配备三名法官。因此随着上诉机构余下的三名法官中的两名于12月10日卸任，该组织的“最高法院”现在已经功能性灭亡。

　　自WTO于1995年成立以来，全球GDP已经累计增长了近250%，而全球贸易额则增长了约270%。而一个专业且客观公正的国家间贸易争端裁决程序则是成功的关键。因为在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中大国总会比小国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所以该程序有助于营造一个有利于绝大多数世贸组织中小型成员的公平竞争环境。

　　复兴世贸组织将需要改变其规则。也许应该以多数或绝对多数投票去任命上诉机构法官，从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阻止被提名人。此外根据贸易量的增长，该机构可以扩展为15名法官并延长其任期，或者可以暂时延长最后三名法官的任期。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不够的。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还必须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反倾销案件和数字贸易方面更新WTO规则。而无论这些国家希望进行何种改革，扼杀该组织的争端解决体系都不会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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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一个又一个经济体，经济学界——以及健全的政策制定和危机管理的分析基础——也必须与时俱进，而眼下尤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关于病毒传染，恐惧和“断路器”的经济学。经济思想越向前推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为政策应对提供依据的分析工作就越有效。

　　这种应对既非常新颖，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代价沉重。各国政府和央行正在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来缓解全球经济下滑，以避免当前已成定局的全球经济最终衰演变成一场萧条（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高风险）。在这类举措下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主流经济研究方向之间的区别正进一步消失。

　　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变革。鉴于已有压倒性证据表明各国之间的消费和生产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发达经济体的分析师必须首先考虑一种迄今只在那些脆弱/失败国家和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社区中比较常见的现象：经济突然停顿，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破坏性事件。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为熟悉的其他挑战。

　　以疫情经济的特性为例，无论消费者是否有花钱的意愿，他们都无法去消费，因为被要求或命令留在家中；而无论商店是否有意愿去销售，它们+都无法触及其客户，同时许多店家都与供应商断了联系。

　　当然当务之急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这就要求采取一些社交隔离，自我隔离以及其他从根本上与现代经济的联系方式不一致的措施。而经济活动也会因此迅速收缩（经济上的福祉也是如此）。

　　而眼下这场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卫生政策应对措施能否成功，尤其是那些识别/遏制病毒传播，治疗疾病和增强免疫力的努力。在等待在这三个方面有所进展的过程中恐惧和不确定性将不断加深，并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当被以如此突然且粗暴的方式被抛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制于某种程度的瘫痪，反应过激又或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恐慌倾向又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经济动荡。随着流动性趋紧，市场参与者必然争相套现，不仅是想卖什么卖什么，更是能卖什么就卖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的可预见后果就是极高的大规模金融清算风险，如果对此缺乏明智的紧急政策干预，市场的运作就将遭受威胁。在当前危机中金融体系反向影响实体经济并造成经济萧条的风险极大，根本无法忽略。

　　而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优先分析点：断路器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紧急政策干预措施可以实现什么，还在于这些措施无法覆盖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将何时来临。

　　可以肯定的是，鉴于同时进行经济和金融去杠杆化将对社会福祉造成灾难性影响，当前显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价”，“拿出全副家当”和“整体型政府”的政策方针。当务之急是建立断路器以限制那些危险经济和金融反馈回路的影响范围。这项工作将由央行牵头，但也会涉及财政当局和其他机构。

　　但其中会存在一些棘手的权衡。比如有很大的呼声提议实施现金转移支付和无息贷款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持企业偿债能力并保护战略经济部门。这个提议有其道理，因为其理念是要将流动性问题转化成偿付能力问题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现金和贷款注入计划将当即面临具体实施方面的挑战。除了所有全方位措施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和附带损害外，还需要建立新的分发渠道去在当前危机中将货币大批注入整个系统。而如何才能准确无误地向计划中的受援者发放现金的问题也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

　　在实施直接救助计划方面则存在更大的困难，而且出现困难的可能性也日益凸显。航空公司，邮轮公司和其他严重受影响的行业绝非异类，而是预测未来状况的主要指标。从跨国工业公司到家庭餐馆和其他小型企业，政府纾困的战线将拉得很长。

　　如果缺乏关于为何、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条件提供政府援助的明确原则，那么救助方案就极有可能被政治化，设计不当并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这将破坏等企业重新站稳脚跟后就收手的退出策略，并有可能重蹈2008年危机后的覆辙——当时危机已经受到压制，但却未能为其后的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基础。

　　鉴于这次可能会进行的广泛政府干预，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自身干预措施的局限性。如果人们仍然忧虑自己的健康，那么退税，低息贷款或廉价抵押贷款再融资也无法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此外只要公共卫生的重点是社交隔离以消除社区传播，政府就不会希望人们四处游走。

　　以上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亟待更多的经济研究。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许多发达经济体研究人员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从危机管理和市场失灵到克服调整疲劳，再到为结构合理、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奠定更好的基础。只有当他们从两个领域都获得洞察力，经济学才能在此发挥更好的效用。但直到近期该行业还依然在极力抵制人为学科划分的取消，更别提采用更为跨学科的方法了。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特别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发达经济体饱受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的困扰，而且这些障碍都以发展中经济体十分熟悉的方式抑制了增长，但这些自我施加的限制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间加深了政治和社会分裂，破坏了金融稳定，也令我们更加难以应对这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的空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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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封锁的城市、一片恐慌的金融市场、裸露的货架，还有缺乏床位的医院。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未在战争以外出现过的现实场景。

　　通过要求人们实施居家隔离，政策制定者希望能减缓并随后扭转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速度。但仅靠实施封锁或印刷一大笔钱是无法阻止这场疫情或是挽救经济的，我们需要的是政府干预，然而当前许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误导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虽然还有一些人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却其作用却有点过于零碎了。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而这项行动应被视为专为我们的生命和生计而设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形式短期系统性保险。鉴于我们对上述两者所赋予的绝对价值，民众和政府应准备好为这种保险支付一份看似过份高昂的保费。

　　而当前所需的系统性保险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

　　·  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

　　· 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

　　·  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去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

　　·  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从而减轻金融部门所面临的灾难性风险。

　　这么一个系统性保险远远超越了目前那些花费数万亿美元的提案，因为后者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于那些将危机误判为总需求不足或常规供应冲击的政策动议。同时这些提案虽然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救助，却并未将其用途明确限定于企业参与抗击健康危机及其经济后果的举措。

　　因此当世界各地的官员正考虑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投入巨资时，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其实是当前筹划中的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够保险以应对眼下迅速增长的系统性风险。相关判断条件很简单：

　　·   政府支出是否足够专注于克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   经济救援计划是否足以维持民众的福祉？

　　让我们首先思考第二个条件，政府为帮助维持民众生活水平而实施的所谓“直升机撒钱”（直接现金派发）手段不应该是当前讨论的一次或两次性支出，而应当是周期性的。同时失业救济福利的提升再加上食品券和其他此类付款获取资格的放宽也将有助于提供支付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而那些旨在刺激就业的政策——比如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倡的削减企业税或所得税等做法——则肯定无助于遏制疫情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依赖那些已经患病或身体孱弱从而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员工来维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眼下一个令人痛苦而清晰的事实是医疗设备和设施正陷入空前的供应短缺。而同样明显的则是美国正在考虑的各项政策主要依赖于对现有制造能力的自愿转产，因此也根本不足以弥补日益扩大的供应缺口。

　　重新整备工厂以生产病人辅助呼吸机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本来就需要时间，因此必须立即扩大这些措施的规模。此外这种重新整备需要大量的财务支出，但这对一个持续垮塌中的经济来说并非易事。

　　为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政府应有条件地对任何愿意生产关键设备（由医学专家团体指定）的私人企业提供支持并向其员工支付合理工资。为避免价格欺诈，必须将医疗用品的价格定在危机前水平。

　　而这种条件限制不仅应适用于那些设备生产企业，分配纳税人资金的系统性保险手段还会要求那些大型服务业企业（例如航空公司或连锁酒店）只有在重新调整自身能力以支援抗疫工作时才能获得救助。应当为航空公司提供资金来改装飞机以运送医疗用品和设备，或是将患者转移到有能力救治的地方，而不是让客机闲置在那里等待人们恢复出行。同理，只有当连锁酒店集团同意将旗下酒店改作临时医院后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除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外，系统性保险还要求被救助企业的员工能继续获得足够工资，不得将救助资金挪用到管理层的加薪，股票回购或分红上。

　　而使系统性保险如此史无前例的一点在于它不仅需要政府支出（可以被视为保费的现金部分），同时还需要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以决定我们的经济该如何生产及分配商品和服务。这种国家行动所涉及的范围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也是人们经常提及的类似事件——要广泛得多。

　　但对我们的经济进行这样的重组不只存在操作上的困难，特别是在历史以来一直严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生产活动的美国。尽管政府对现代经济的干预存在多种形式，但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均衡状态的根深蒂固观念仍然在阻碍着对当前危机的充分回应。

　　迄今为止，特朗普总统和一众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偏爱那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指导——实际上是重组——私营部门的时候。纵使情况已是如此危急，他们对市场和私人行为动机优越性的本能坚信却使其不愿实施足以挽救我们生命和生计所需的政府干预。

　　而我们绝不能让那些挥之不去的、对国家适当角色的过时看法成为缓解当前严重系统性风险的绊脚石。须知各国政府在应对另一种存续性威胁（即气候变化）方面的糟糕记录可没法激发起人们的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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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20年的到来，欧洲和美国的就业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且仍在不断攀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就业损失几乎完全得到了弥补。然而这一点在众多发达国家的公众情绪中却并未体现出来。面对如此大量的正面经济报道，为何大众的情绪竟如此黯淡？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新研究对各发达经济体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以确定在过去20年间个人作为劳动者，消费者和储蓄者三个不同角色的体验是如何变化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令人振奋之处，包括新出现的就业机会以及某些商品/服务价格的下降。但同时至少还有三个关键事务正在对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亿万民众造成负面影响，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总体经济数据与个人体验之间的不匹配现象。

　　首先是一些好消息：在二十一世纪前20年中工作机会大幅增长，经合组织22个国家的就业率平均都爬升到了70%以上。当前就业人数比2000年增加了4500万，其中3100万是妇女。兼职就业——尤其是那些能提供更灵活工作的自愿性兼职就业——同时惠及了男性和女性群体。

　　与此同时消费者则受益于从通讯到服装家具等可支配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下降。全球化加剧了竞争，大大拉低了价格，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0个采样国家中的劳动者每年平均可以减少六个周的工作时间就可以享有与2000年相同的消费水平。

　　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之后，个人财富中间值也有所恢复。得益于数字银行，机器人顾问以及其他金融技术创新，储蓄者可以接触到更多投资机会和产品——其中许多以往都是富裕阶层的专利。

　　然而整体情况却并不乐观。劳动力市场的高低技能工种之间正日益两极分化，许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学术界将大量注意力放在了中等技能/薪酬就业岗位的流失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入最低者才是受打击最严重的，该群体的就业增长虽然也有所加速，但是工资停滞再加上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的上涨以及养老金方案的变更使这些家庭更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

　　除日本和韩国外，我们调查的另外18个国家的住房成本在过去二十年中都出现了飙升。住房是家庭预算中支出最大的项目，平均约占家庭支出的四分之一（是食品支出平均占比的两倍以上）。此外自2000年以来住房成本上涨也贡献了总体通胀的37%。

　　再加上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费用（在美国尤其高昂），这三个类别的家庭支出抹杀了这些国家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其中法国为87%，英国则超过10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0个国家中的消费者必须每年平均多工作四周才能挣到足够的钱去享受与2000年相同品质的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

　　而养老金是另一个压抑人们情绪的因素。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必须为更长的退休生活储蓄更多。然而在我们调查的22个国家中，强制性养老金平均只能维持20年预期退休生活中的10年。在过去二十年中由公共养老金和前雇主所支付的强制性养老金计算得出的养老金净替代率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同时养老金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固定收益养老金方案已转换为固定缴款总额方案，从而将市场风险转移到了个人储蓄者身上，并在家庭储蓄业已下降的时候把负担转嫁给了个人储蓄。截至2017年，15岁以上民众中有略超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养老储蓄，而有四分之一的人根本连任何储蓄都没有。

　　上述事态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动化，全球化和人口构成等更宏观趋势的结果。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正日益减少。但将个人与各类体制捆绑在一起的社会契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和家庭越来越必须对自身经济状况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其他体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已退出了契约。

　　科技的进步将使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几十年更加激动人心，而我们则需要确保头20年所取得的成就能得以维持和扩大，以便充分兑现获取更多机遇和经济繁荣的潜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下一代人的境遇能比上一代更好，也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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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似乎正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随之失去的还有他们对经济学家的信心，毕竟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

　　《纽约时报》记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的新书《经济学家的重要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们中那些不赞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还是受到了这个学派过多的影响？如果剑桥学派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响力更大，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更小，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里的剑桥，我指的当然是英国的剑桥。

　　50年前，当我在剑桥大学学经济时，经济学家会和哲学家交谈，教授并认真对待福利经济学。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还在剑桥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义以及它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在加尔各答大学本科时期，阿马蒂亚•森读到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并受此启发，写作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相对和绝对贫困以及功利主义等其他理论的文章。莫里斯解答了如何兼顾对平等的追求与尊重市场激励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则展现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论如何与测量方法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在美国，芝加哥学派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谁都不会质疑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贡献，以及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对法律和经济学的贡献。

　　然而，这些作品与剑桥学派对不平等和正义的广泛思考完全背道而驰。事实上，在最极端的观点中，金钱成了衡量幸福的标准，而正义只不过是效率。1983年，我来到美国，因为对不平等的思考而被指责为“不专业”。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读到的斯蒂格勒1959年的观点：“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使人在政治上变得保守”。那时我还以为是他打错了；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保守的经济学家。

　　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仍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产生的，会反映出品味各异的人们的选择。他相信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但强烈反对遗产税，并认为遗产税是“一种不好的税”，是“对美德征税”，“鼓励了浪费性支出”。700多名经济学家最近对这些说法表示了支持，如今我们还在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征收财富税。弗里德曼也支持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他认为，限制结果不平等不仅会扼杀自由，还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而自由市场将产生自由和平等。

　　可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相反，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用了超过120亿美元，恶化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而这已经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创可贴和婴儿奶粉的制造商强生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在塔斯马尼亚种植罂粟，加剧了这一问题。讽刺的是，与此同时美军正在打击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Taliban）的鸦片供应。1839年，英国派遣炮舰前往中国，为英国（和印度）的鸦片走私者提供安全保障。私人股本公司收购救护车服务，并在医院急诊室配备自己的医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向病人收取“意外”费用，即使那家医院在那些病人的保险范围内。

　　这才是我们期望不受监管的市场真正的运作方式：建立本地垄断，并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有时是字面意思上的没有意识）、无弹性需求的情况下，收取高昂的价格。至少回顾过去，自由市场，或者至少是政府允许富人寻租的自由市场，产生的不是平等，而是四处劫掠的精英。这并不令人奇怪。毕竟，这并不是高唱自由的乌托邦式花言巧语第一次造成这样不公正的反乌托邦社会。

　　阿佩尔鲍姆最好的例子是弗里德曼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引入了完全志愿者军队（all-volunteer military）的理念。我怀疑大多数经济学家至今仍支持这一做法。但是，从受教育少、机会少的人中招募军队真的是个好主意吗？2014年，只有7%的应征士兵拥有学士学位，相比之下，84%的军官拥有学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Anne Case）和我一直在研究美国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人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我们发现，在工资、劳动力参与水平、婚姻、社交孤立、痛苦、酗酒、吸毒死亡和自杀方面的情况，两者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现在，我们还要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服务，而这些精英们决定了他们在何处、何时以及与谁战斗。

　　我们已经失去了人们在一起服役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比如，听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描述，他将自己在军队中的经历看作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如果特朗普拒绝接受2020年的选举结果，或者在被弹劾和定罪后拒绝离开白宫，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对这样的社会分裂感到遗憾，正是这种分裂让我们招募的军队成了特朗普最热诚的支持者。

　　芝加哥经济学派让我们所有人得以充分尊重自由市场，但也让我们几乎不怎么关心什么是市场做不到的、做得不好的，或者什么是我们根本不应该要求市场去做的。哲学家们从来不认为金钱是衡量好处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家们很少认真地去读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观点。

　　但变化可能就在眼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莫里斯的长期合作者，并且他与伊曼纽尔·塞兹（Emmanuel Saez）的研究正帮助沃伦制定计划，以重新对富人征收高边际税率。沃伦是2020年挑战特朗普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无论2020年大选的结果如何，更多地关注剑桥经济学派可能有助于重建信心，不仅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还有对经济学本身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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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欧元区陷入了困境。尽管欧洲央行（ECB）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刺激措施，但通胀率仍滞于目标水平之下。在利率为零或接近零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政策甚至量化宽松政策的效力显然有限。

　　此外，对货币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担心，进一步降低利率将损害欧洲的银行。他们警告称，如果购进已获批的每月200亿欧元（220亿美元）的额外资产，将损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欧洲央行如果推高资产价格，那么高企资产价格跌落将可能震荡金融体系。

　　经济衰退显然将促成这一跌落。当这种低迷成为现实时，欧洲央行的抵消行动空间将非常有限，这也是因为利率已经很低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意图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通过购买带有负利率的政府债券，投资者实际上是在央求欧洲各国政府借款。只要由于私人支出疲软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在低水平，那么增加微弱的公共支出正是药方。如果经济仍然陷入衰退，可以进一步加大财政刺激力度。

　　问题在于：以德国为首的许多欧元区国家政策制定者坚决反对财政扩张。他们认为，为了提供意大利等国无法提供的刺激，他们就被迫让自己的孩子背上债务，因此他们乐于援引欧盟（EU）的财政规则，为不运行预算赤字辩护。

　　这种僵局促使人们提出，欧洲央行应秘密推行财政政策。例如，它可以采取双重利率政策。它可以在吸收商业银行存款时支付正利率，从而缓冲银行的盈利能力。然后，它可以以极低的负利率向这些银行放贷，即以如此优惠的条件向它们提供资金，让它们觉得无法抵抗向央行借贷的优惠。欧洲央行在其所谓的定向货款计划（TLTRO-II）中小规模地试验了这些政策。

　　但如果扩大一项政策，即欧洲央行对债务的支付高于对资产的收费，欧洲央行将蒙受损失并侵蚀其资本。可以肯定的是，央行可以在负资本的情况下运作，通过印钞为自己融资。但是，这样做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观察者对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欧洲央行的股东，也就是欧洲各国政府，届时可能会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资本重组——这对其自身而言，无疑是一个惨重的代价。

　　因此，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人士将以欧洲条约中严格区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对此类政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有一个回应是：谁又真正在乎呢？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创造性地重新解释条约条款。在欧元20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

　　但欧洲央行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法律程序。从根本上说，它源于公众的支持。在德国等国，公众对欧洲央行采取准财政措施的意见将是强烈负面的。德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普遍的愤怒，比如拒绝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而这需要全体一致的同意。任何熟悉1965年“空椅子危机”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抗议可能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当时，法国因一场有关共同农业政策的争端，拒绝参与欧洲联盟理事会。

　　与其试图规避欧洲央行法规的意图，不如动用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的资源。欧洲投资银行拥有700亿欧元的实收资本和储备，以及2， 220亿欧元的可赎回资本。其董事会成员来自所有28个欧盟成员国，限制了“中枪”的危险。它的职责是为可持续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并有权为此目的借款。因为它必须将债券交给私人投资者，所以它必须遵守市场规则，而且它的投资将获得正回报。此外，增加借贷和支出将完全符合其使命。

　　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上限为其股东认缴资本的250%。现在要想有所作为，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就必须大幅提高这种能力。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的提议将遭遇一些人的政治抵制，因为这些人担心，规模更大的欧洲投资银行将是一家亏损的欧洲投资银行。但在借贷成本仅为股票投资回报率一小部分的环境下，不太可能出现重大亏损。

　　无论如何，这是欧洲应该进行的辩论。正面解决经济刺激问题比采取托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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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预测冠状病毒爆发的长期趋势还为时过早，但意识到下一次全球衰退可能即将降临就已经不算太早了。而且这次的衰退看似与2001年和2008年开始的那两次大有不同。

　　与本世纪前两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同，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冲击。事实上上次出现同等规模的冲击还得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供应危机。虽然对传染的忧虑将打击航空公司和全球旅游业需求，同时预防性储蓄也会增加。但当数以千万计的人（出于封锁或是恐惧）无法上班，全球价值链崩溃，边界被封锁，世界贸易也因各国不信任彼此的健康统计数据而出现萎缩之时，供给侧也会受到同样巨大的损害。

　　那些受影响国家只能（也应该）背负巨额赤字去花钱巩固其卫生体系并支撑经济。它们本应平时就积下些未雨绸缪的财政储备，也早该意识到在繁荣时期实施无底洞式赤字支出的行为之所以危险，原因就在于总会有瘟疫、战争，气候危机和其他意料之外的事件不期而至。

　　但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太多的经济评论家都未能理解供给因素是如何令下一次全球衰退不同于过去两次的。与主要由需求短缺导致的衰退相反，由供给侧驱动的衰退所带来的挑战在于它可能导致产量急剧下降和普遍的生产瓶颈。在那种情况下，普遍性的短缺（也是一些国家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状况）最终可能导致通胀上升而非下降。

　　诚然，当前遏制普遍通货膨胀的初始条件异常有利。但鉴于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几乎肯定是造成低通胀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贸易摩擦加剧之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甚至只是对可能发生疫情的持续恐慌）所导致的持续闭关锁国将会是物价上涨压力卷土重来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通胀率上升可能会推高利率并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者带来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冲击世界经济之时恰逢全球增长显露疲态且许多国家过度杠杆化的时点。2019年的全球增长仅为2.9%，与历史上构成全球衰退的2.5%的水平相差不远。意大利的经济在病毒侵袭之前才刚刚有点起色，日本在不合时宜的加增值税后已经濒临衰退，而德国则在政治混乱中跌撞前行。美国目前状态最佳，但是原本在11月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之前只有15%的发生衰退可能性如今看来要高得多。

　　而令人惊讶之处在于新型冠状病毒竟然能对那些看似拥有足量抵抗资源和技术的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此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前几代人比今天的穷得多，所以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冒险上班（从而维持了经济的运转）。与现在不同，当年如果为应对疫情而采取极端经济缩减措施可是要饿死很多人的。

　　当前在中国武汉是具备说明意义的。中国政府基本上封锁了整个湖北省，与此同时，政府至今似乎已经连续6个星期没有中断向湖北民众供应食物和水，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中的许多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室内以减少接触病毒。韩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可能并未采取中国这样的极端措施，但许多人仍待在家中，并因此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上升，远远超过了投资者和国际机构原本认可的传统预测范围。 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除了降息和财政刺激措施外，还需要解决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 最直接的缓解措施可能是美国大幅削减贸易战关税，从而安抚了市场，并把钱塞回到美国消费者的腰包。一场全球衰退正是开展合作的好机会，而非自我孤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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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年初，我一般都会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预测2020年可能会发生什么。2019年的收尾相对乐观：全球增长有望实现，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各国央行都重申将维持超低利率并继续提供充足流动性。金融动荡得到抑制，许多资产类别的投资者都有合理的预期获得稳定的回报。

　　尽管沉湎于当前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很诱人的，但这样做有可能混淆未来前景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近期预期的相对清晰与未来五年前景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对比。

　　许多国家正面临结构性不确定性，这可能对市场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系统性影响。例如，在今后五年中，欧洲联盟将寻求与联合王国建立新的工作关系，同时也处理缓慢、包容性不足的增长所产生的有害社会和政治影响。欧盟将不得不在长期负利率的危险中渡过难关，同时也将支撑其经济和金融核心。只要欧元区的架构不完整，持续的不稳定风险仍将存在。

　　此外，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将决定是否继续脱离世界其他经济体，这一进程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背道而驰，美国的表现明显优于许多其他经济体。

　　还要考虑中国的发展进程。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变得像是对增长的拖累而非福音，中国可能面临风险。最重要的是，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将不得不在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上前行，因为它们试图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避免一场彻底的对抗。

　　这种不稳定性让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体制，政治和/或社会前景蒙上了阴影。今天的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放大技术中断、气候变化和人口统计带来的不确定性。它们还将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运行和恢复能力提出质疑。

　　在数十年的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不确定性程度尤其显著。近年来，广泛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稳定已经大大削弱，各国央行抑制金融波动和为实体经济争取时间的能力也大大削弱。

　　如果不加以管理，这些中期结构趋势将为更大程度的政治和社会分裂奠定基础，并引发世俗去全球化的幽灵。如果说有一件事全球经济和市场都没有关联，那就是跨境经济和金融关系的长期和不断加深的破裂。如果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得以实现，今天的贸易、投资和货币紧张局势将会加剧，并蔓延到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

　　不良后果并非不可避免（至少还没有）。通过持续执行促进更强劲、更具包容性的增长的政策，恢复真正的金融稳定，以及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可信（同时仍然是自由的）的国际贸易、投资和政策协调制度，仍然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近期的政治运作。进入2020年政治家们将获得一条有利路径使其可以启动一些可以将短期积极前景延伸到中长期的政策。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已经消退，金融状况极为宽松，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也有所放松。

　　不幸的是，一个能够改善和澄清中期前景的政策推动是不太可能的。美国正进入一个紧张和分裂的选举年。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正处于艰难的政治转型期。欧盟正在处理英国脱欧和其他地区分歧。主要的担忧是，在未来五年内，全球经济和市场状况可能需要恶化到接近危机水平，然后国家、区域和多边政治体系才能作出适当反应。市场参与者很少看到这种担忧。

　　而幸运之处在于，我们还有时间可以采取行动以防止最坏设想状况成为无法摆脱的现实。让我们祈祷我对当前政治瘫痪状况的忧虑是错误的。只要还有时间，政策制定者就有机会遵循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2017年10月所提出的建议——“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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