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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琼·贾亚杰夫（Arjun Jayadev 阿奇姆大学经济学教授）、阿查尔·普拉巴拉（Achal Prabhala 沙特尔沃思基金会研究员）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这样：一个由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网络，监测一种新出现的传染性病毒变种，定期更新疫苗接种方案，然后将这些信息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国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知识产权（IP）考虑的情况下完成的，也没有进行药物垄断，也不会利用公众的绝望将利润最大化。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实际上是对过去50年流感疫苗生产过程的描述。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反应系统（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分析和讨论新出现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数据，并决定每年的疫苗中应包括哪些菌株。作为一个跨越110个国家的实验室网络，GISRS几乎全部由政府资助（部分由基金会资助），它是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所说的“开放科学”的缩影。
由于GISRS只专注于保护人类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收集、解释和传播可用于疫苗开发的知识。这种方法在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它的优势正在迅速变得明显。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科学界非常愿意分享潜在治疗方法的知识、协调临床试验、透明地开发新模型，并立即发表研究结果。在这种新的合作氛围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几十年来，商业制药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锁定知识共享，它们通过无根据、不重要或次要的专利扩大对救命药物的控制，并游说反对批准和生产仿制药的行为。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现在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种垄断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对用于病毒检测技术的垄断阻碍了更多检测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项专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经让新生产商更难大规模生产医用级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韦（remdesivir）、法匹拉韦（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这三种最有可能有效的药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拥有多项专利。这些专利已经阻碍了竞争，并威胁到新药的价格和供应。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继续照常依靠大型制药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潜在治疗方法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并希望其他检测、测试和保护技术能够出现。在这种选择下的未来，专利将赋予垄断供应商对这些创新的控制权。供应商将把价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医疗服务定量配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干预，就会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费提供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数疫苗都有专利。例如，目前用于婴儿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价格高达数百美元，因为它是辉瑞制药（Pfrizer）的垄断资产。尽管全球疫苗免费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疫苗费用提供补贴，但许多人仍然负担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过10万名婴儿死于可预防的肺炎，而这种疫苗每年为辉瑞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种可选的未来中，我们将承认，现有的体制（即私人垄断企业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的知识中获利）不能达成我们的目的。正如公共卫生倡导者和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垄断企业通过拒绝提供救命药物来扼杀生命，而这些药物本可以在另一种制度下获得，比如用以促进每年生产流感疫苗的制度。
现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运动已经存在。例如，哥斯达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治疗COVID-19的知识产权库，这将允许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价格提供新药和诊断。
专利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通过药品专利库，多年来一直寻求增加对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结核病的治疗方式，现在已将该项目扩大到包括新冠病毒。专利库、奖励基金和其他类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开发和提供救命药物的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识的系统取代垄断驱动的系统。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会辩称，新冠病毒危机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威胁会迫使制药企业表现良好。但是，除了一线研究人员，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短期利润，还不清楚大型制药公司是否理解他们的责任。毕竟，雷姆德西韦的生产商吉利德最初对当前危机的反应是申请“孤儿药”身份，这将使其获得更强大的垄断地位和数百万美元的税收减免。（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该公司撤回了申请。）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开放科学”应用的成功证明并不是这样。随着COVID-19死亡人数的上升，我们应该质疑一个每年默默谴责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统的智慧和道德。
现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时候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希望的建议，以产生对社会有用的，而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药物创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开始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本文作者介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得主之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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