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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对美国而言，亿万富翁所带来的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市场经济都会为产生全新的财富创造机会，包括创新这一过程。更多的创新可能发生在更少的规则阻碍创业创造力的地方。其中一些创意可能会导致对公共福利实际上有害的过程和产品。不幸的是，当立法或监管的必要性变得明显时，创新者们已经拥有了数十亿美元——他们可以用这些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亿万富翁带来难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了。每一个时代，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只要市场结构或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便有机会迅速创造财富，缔造各个时代的传奇。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加速，巴尔扎克预见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无明显成因的巨大财富，其自身秘密就是一种已经被遗忘的罪行，因为其恰到好处的出现了。”换言之，用更流行的说法：每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罪恶。
在历史上，著名的案例便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黑奴贩卖至西印度群岛以攫暴利、以及煤矿主。所有参与者都在短期内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得到自身所需之物，包括免因可怕虐行受罚。在19世纪的鼎盛时期，铁路利益所有者控制着许多英国议会成员，甚至可能是大多数。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出亿万富翁问题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部分原因在于：在工业革命之前，美国的缔造者们仍然遵循理想主义，他们无法想象金钱会像如今这般（或仅仅几十年后便完全清楚）操控政治。此外，长期以来，美国的领导人们很愿意让私人企业承接新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其它地方是由政府控制。
例如，德国邮局建造了世界上范围最广、效率最高的电报系统之一。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敦促国会采取同样（或更好）的措施。但美国的电报通信由私人开发——就像后来的电话系统一样，所有的钢铁产业、整个铁路网络、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早期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当美国政府真正参与经济活动时，则主要是为了开辟新的领域——为个人和私营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二战结束后，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的高级顾问瓦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狡黠地辩称：科学代表了下一个前沿，因此为政府充当催化剂构建了一个获胜的政治论据。
正如我和乔纳森•格鲁伯最近在《启动美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后，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战略投资刺激了私营部门的显著创新——包括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状况的普遍提升。大量新财富由此诞生。
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战后私营部门的繁荣就影响了政界，但这些影响却并不总是积极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反税收情绪日益高涨，要求放松监管（包括金融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更多的企业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政界。
近几十年来，这种企业游说产生了两个主要影响。首先，通过设立现有行业的准入壁垒，并使之保护了现有行业，并降低了自身的实际税率。事实上，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损失——因为对经济增长的纯粹拖累，也限制了每个尚未成为寡头的人的机会。随着美国公共财政受到寡头政治的侵蚀，为基本基础设施、教育改善以及让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种突破性科学提供资金的能力也受到侵蚀。
一些美国的亿万富翁因为其慈善事业而获得荣誉。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采取一种“毁人不倦”的态度——为了保护利润而挖更深的壕沟，或者抓住每一个机会摧毁规模较小的企业。
此外，还有第二重影响，这一影响更加微妙。在一些全新的领域，尤其是数字领域，至少在早期阶段是可以进入的。创建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企业家们无法设置有效的进入壁垒——因此，Facebook、亚马逊（Amazon）和优步（Uber）等较新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及数十亿美元）。
但现在这些新巨头的控股股东们的运作方式与卡内基、洛克菲勒和最初的JP摩根差不多。他们用钱来购买影响力，抵制任何对他们反竞争和反工人行为的合理约束——即使这种约束会破坏民主制度。
我们总会有亿万富翁。事后监管和提高税率在今天很有吸引力，但展望未来，在一个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花钱（并废除他们讨厌的任何东西）的政治体系中，这些措施是否足够？现在是采取格鲁伯和我提议的新方法的时候了。
巨大的利润来自于伟大的新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联邦科学基金应该被设计成包括将创建的企业的积极参与。公众应该更多地直接参与这些利润。亿万富翁们应该用更少的钱来凑合。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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