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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在世界许多地方，弱势群体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许多受害者工资低得离谱。尽管税收抵免为单身低收入母亲提供了支持，同时也为其子女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但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以及药物滥用等迹象依然存在。
许多低收入劳动者往往必须放弃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薪水太低。如果没有一份“好工作”，这些工人就无法拥有“美好的生活”。 这种结果，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是一个可怕的迹象：问题不是“不平等”，而是高度不公。
劳动和企业报酬的下降趋势令社会各界深感沮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 工作满意度也普遍下降，后来在英国、法国、德国部分地区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此外，实际利率几乎下降到零点。这背后的原因是创新能力的下降。显而易见，人类满意度机制中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并未被完全消除掉。
在西方社会努力确保经济公正的同时，他们必须恢复和维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广泛体验。这意味着提供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在企业资本主义中，参与者将其积累的财富和发展的能力分配给建立各种产业和投资于各种项目。为了做到这一点，各国培养和教育了那些能够通过构思新的商业方法和产品来发挥其创造力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冒险支持创新的人。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经济公正的辩论正在兴起。民主党的声音，包括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biden），已经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即如果当选，他们将解决在最近的大会上受到谴责的不公正现象。相比之下，共和党人——早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认为，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措施是以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他们想到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为提高贫困劳动者的收入而实施的大规模计划，首先是林登·约翰逊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大社会”计划，以及在70年代推出的所得税抵免政策。另外，就像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党人立法制定了联邦医疗保险、食品券、启蒙计划以及同时为白人和少数族裔提供帮助的一系列其他计划。难道这一切都拖慢了经济增速？
的确，看似恰恰在上述法案颁布后，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下降，而且除去互联网革命的高潮期外，生产率从未恢复原来的快速增长。然而，正如老话所说，“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
我相反的论点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而且现在已经经过了广泛的验证。我认为导致了生产率的大幅下降不是大社会政策，而是因为热衷于设计新商业产品和方法的人员大量流失。当然，怪罪那些帮助了伟大社会的人是没有道理的。无论如何，似乎没有任何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援助弱势群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少。
另外还有一个担忧—— “财政费用”。某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担心，因为筹集大规模减贫所需资金而提升本已高企的税率，导致收入减少。由于纳税人减少了劳动力供应，企业对提高效率失去了兴趣，税收甚至可能流失。然而，没有一点学术证据表明，西方经济体——当然不是低税收的美国经济体——已经达到了财政能力的极限。
美国（以及不同程度上其他西方政府）有足够的空间来抨击经济不公。为使低收入劳动者薪酬达到可接受水平，政府将希望制定一项补贴计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该计划将针对逐步递增的工资等级设定逐步降低的补贴水平。
现在人们对经济不公的关注大多来自正义理论，这是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近50年前的划时代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提出，正义需要最大限度的提升最低薪酬者的薪酬——而这将引发满负荷征税。（其后不久，我就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建立了罗尔斯的税收模型。）当然，理论是从诸多因素中抽象出来的，而罗尔斯则从各个方面着眼于贫困。我今天的希望是，能为一个既包容又公正的经济而努力。
虽然知道脱贫之路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不该走的路。我们必须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这是一种对公共收入的可悲利用。它利用公共收入来增加低薪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这对于培养自尊至关重要。但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导致民众及其子女脱离劳动，对许多人而言，这是实现个人成就和满足外部世界参与的唯一途径。
(本文作者介绍：Edmund S. 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中心主任，著有《奖励工作》。)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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