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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一个又一个经济体，经济学界——以及健全的政策制定和危机管理的分析基础——也必须与时俱进，而眼下尤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关于病毒传染，恐惧和“断路器”的经济学。经济思想越向前推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为政策应对提供依据的分析工作就越有效。
这种应对既非常新颖，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代价沉重。各国政府和央行正在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来缓解全球经济下滑，以避免当前已成定局的全球经济最终衰演变成一场萧条（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高风险）。在这类举措下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主流经济研究方向之间的区别正进一步消失。
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变革。鉴于已有压倒性证据表明各国之间的消费和生产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发达经济体的分析师必须首先考虑一种迄今只在那些脆弱/失败国家和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社区中比较常见的现象：经济突然停顿，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破坏性事件。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为熟悉的其他挑战。
以疫情经济的特性为例，无论消费者是否有花钱的意愿，他们都无法去消费，因为被要求或命令留在家中；而无论商店是否有意愿去销售，它们+都无法触及其客户，同时许多店家都与供应商断了联系。
当然当务之急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这就要求采取一些社交隔离，自我隔离以及其他从根本上与现代经济的联系方式不一致的措施。而经济活动也会因此迅速收缩（经济上的福祉也是如此）。
而眼下这场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卫生政策应对措施能否成功，尤其是那些识别/遏制病毒传播，治疗疾病和增强免疫力的努力。在等待在这三个方面有所进展的过程中恐惧和不确定性将不断加深，并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当被以如此突然且粗暴的方式被抛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制于某种程度的瘫痪，反应过激又或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恐慌倾向又会产生更深层次的经济动荡。随着流动性趋紧，市场参与者必然争相套现，不仅是想卖什么卖什么，更是能卖什么就卖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的可预见后果就是极高的大规模金融清算风险，如果对此缺乏明智的紧急政策干预，市场的运作就将遭受威胁。在当前危机中金融体系反向影响实体经济并造成经济萧条的风险极大，根本无法忽略。
而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优先分析点：断路器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紧急政策干预措施可以实现什么，还在于这些措施无法覆盖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将何时来临。
可以肯定的是，鉴于同时进行经济和金融去杠杆化将对社会福祉造成灾难性影响，当前显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价”，“拿出全副家当”和“整体型政府”的政策方针。当务之急是建立断路器以限制那些危险经济和金融反馈回路的影响范围。这项工作将由央行牵头，但也会涉及财政当局和其他机构。
但其中会存在一些棘手的权衡。比如有很大的呼声提议实施现金转移支付和无息贷款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持企业偿债能力并保护战略经济部门。这个提议有其道理，因为其理念是要将流动性问题转化成偿付能力问题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现金和贷款注入计划将当即面临具体实施方面的挑战。除了所有全方位措施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和附带损害外，还需要建立新的分发渠道去在当前危机中将货币大批注入整个系统。而如何才能准确无误地向计划中的受援者发放现金的问题也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
在实施直接救助计划方面则存在更大的困难，而且出现困难的可能性也日益凸显。航空公司，邮轮公司和其他严重受影响的行业绝非异类，而是预测未来状况的主要指标。从跨国工业公司到家庭餐馆和其他小型企业，政府纾困的战线将拉得很长。
如果缺乏关于为何、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条件提供政府援助的明确原则，那么救助方案就极有可能被政治化，设计不当并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这将破坏等企业重新站稳脚跟后就收手的退出策略，并有可能重蹈2008年危机后的覆辙——当时危机已经受到压制，但却未能为其后的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奠定基础。
鉴于这次可能会进行的广泛政府干预，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自身干预措施的局限性。如果人们仍然忧虑自己的健康，那么退税，低息贷款或廉价抵押贷款再融资也无法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此外只要公共卫生的重点是社交隔离以消除社区传播，政府就不会希望人们四处游走。
以上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亟待更多的经济研究。在探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许多发达经济体研究人员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从危机管理和市场失灵到克服调整疲劳，再到为结构合理、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奠定更好的基础。只有当他们从两个领域都获得洞察力，经济学才能在此发挥更好的效用。但直到近期该行业还依然在极力抵制人为学科划分的取消，更别提采用更为跨学科的方法了。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特别是自2000年代初以来——发达经济体饱受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的困扰，而且这些障碍都以发展中经济体十分熟悉的方式抑制了增长，但这些自我施加的限制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间加深了政治和社会分裂，破坏了金融稳定，也令我们更加难以应对这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的空前危机。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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