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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斯文·斯密特（Sven Smit 麦肯锡公司高级合伙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主席）；阿努·马德加夫卡（Anu Madgavkar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合伙人）
随着2020年的到来，欧洲和美国的就业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且仍在不断攀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就业损失几乎完全得到了弥补。然而这一点在众多发达国家的公众情绪中却并未体现出来。面对如此大量的正面经济报道，为何大众的情绪竟如此黯淡？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新研究对各发达经济体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以确定在过去20年间个人作为劳动者，消费者和储蓄者三个不同角色的体验是如何变化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令人振奋之处，包括新出现的就业机会以及某些商品/服务价格的下降。但同时至少还有三个关键事务正在对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亿万民众造成负面影响，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总体经济数据与个人体验之间的不匹配现象。
首先是一些好消息：在二十一世纪前20年中工作机会大幅增长，经合组织22个国家的就业率平均都爬升到了70%以上。当前就业人数比2000年增加了4500万，其中3100万是妇女。兼职就业——尤其是那些能提供更灵活工作的自愿性兼职就业——同时惠及了男性和女性群体。
与此同时消费者则受益于从通讯到服装家具等可支配商品和服务成本的下降。全球化加剧了竞争，大大拉低了价格，因此在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0个采样国家中的劳动者每年平均可以减少六个周的工作时间就可以享有与2000年相同的消费水平。
在经历了2008年危机之后，个人财富中间值也有所恢复。得益于数字银行，机器人顾问以及其他金融技术创新，储蓄者可以接触到更多投资机会和产品——其中许多以往都是富裕阶层的专利。
然而整体情况却并不乐观。劳动力市场的高低技能工种之间正日益两极分化，许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学术界将大量注意力放在了中等技能/薪酬就业岗位的流失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入最低者才是受打击最严重的，该群体的就业增长虽然也有所加速，但是工资停滞再加上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的上涨以及养老金方案的变更使这些家庭更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
除日本和韩国外，我们调查的另外18个国家的住房成本在过去二十年中都出现了飙升。住房是家庭预算中支出最大的项目，平均约占家庭支出的四分之一（是食品支出平均占比的两倍以上）。此外自2000年以来住房成本上涨也贡献了总体通胀的37%。
再加上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费用（在美国尤其高昂），这三个类别的家庭支出抹杀了这些国家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其中法国为87%，英国则超过10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0个国家中的消费者必须每年平均多工作四周才能挣到足够的钱去享受与2000年相同品质的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
而养老金是另一个压抑人们情绪的因素。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必须为更长的退休生活储蓄更多。然而在我们调查的22个国家中，强制性养老金平均只能维持20年预期退休生活中的10年。在过去二十年中由公共养老金和前雇主所支付的强制性养老金计算得出的养老金净替代率也出现了急剧下降。
同时养老金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固定收益养老金方案已转换为固定缴款总额方案，从而将市场风险转移到了个人储蓄者身上，并在家庭储蓄业已下降的时候把负担转嫁给了个人储蓄。截至2017年，15岁以上民众中有略超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养老储蓄，而有四分之一的人根本连任何储蓄都没有。
上述事态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动化，全球化和人口构成等更宏观趋势的结果。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正日益减少。但将个人与各类体制捆绑在一起的社会契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和家庭越来越必须对自身经济状况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其他体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已退出了契约。
科技的进步将使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几十年更加激动人心，而我们则需要确保头20年所取得的成就能得以维持和扩大，以便充分兑现获取更多机遇和经济繁荣的潜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下一代人的境遇能比上一代更好，也更具包容性。
(本文作者介绍：麦肯锡公司高级合伙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主席)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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