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6月8日
瑞·达利欧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联席首席投资官
6月9日
史蒂夫·莫伦科夫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大卫·鲁宾斯坦 凯雷投资集团 联合创始人、 联席执行董事长
6月10日
桑杰 · 梅赫罗特拉 美光科技总裁、 首席执行官
帕布罗·伊斯拉 爱特思集团执行主席
6月11日
艾伯乐 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温拓思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
乔治·奥利弗 江森自控全球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7月8日
赵国华 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沃纳·保曼 拜耳管理委员会主席
马勤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7月9日
孟立国 米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
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7月10日
欧思明 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
苏博科 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
李彤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9月16日
卫博科,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
黎诚恩,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
9月17日
马丁·伦德斯泰特,沃尔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包凡,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欧思明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锐:尊敬的嘉宾欧思明先生,万分欢迎您做客访谈。欧思明先生是默克的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颇负盛名。如今,默克是一家领先的科学技术企业,在健康,生命科学,性能材料领域。默克总部位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 在此,我们邀请欧思明先生做精彩的发言分享。现在,请开始您的演讲。 欧思明:谢谢杨锐。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个环节,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高端对话非常赞赏,并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连线。我也很高兴看到CDF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它的活力。 因为疫情的影响,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面对面相聚,但是,对中国而言,正在经历一个重要时刻。中国政府刚刚成功召开了“两会”,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周密的部署,我要对中国政府在应对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也为默克在中国的4000多名员工深感自豪,这个团队在疫情当中所表现出的坚毅和责任,为全球的默克同仁做出了表率。 同时,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更加坚定的改革承诺和宏图,以及为国际合作伙伴在华投资兴业,打造有利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鉴于近几个月来众所周知的挑战,接下来我来谈一谈“我的2020”。 当前的特殊时期,不禁让我想起,我一直认为非常神奇的一个汉语词汇,我要说的这个中文词就是“危机”二字,“危机”的“危”,字面上是危险,,有意思的是,后面紧跟着的“机”字又代表着机遇。这两个字合起来,代表着在挑战中发现并抓住机会。 在不同寻常的2020年,这两个字成为我的年度关键词。下面的时间,我将分享一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三个机遇:相互学习的机遇,在科技方面取得进展的机遇,以及团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 首先我想谈一下相互学习的机遇。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默克公司上下都在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的中国团队是默克公司克服疫情挑战、实现业务复苏的先锋,中国同事反应敏捷,快速组建了跨部门的应急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危机处理工作中。 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专注于每位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同时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不遗余力地确保业务正常运转,为的是服务于依赖我们产品的广大患者、科学家和行业客户,当然包括中国。 早在二月初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我们设在上海的高性能材料生产基地就成为最早复产复工的外资企业之一。目前,默克在华各业务实体在各级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运营。 我们致力于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的复产复工努力,助力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团队的勇气和坦诚的经验分享令整个默克公司都获益良多。 反过来,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和中国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默克源自德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至今已有352年的历史, 我们在华运营也已有87年之久。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包括更多的相互学习。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创造了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指南针,可以说中国就像一位老师,书写了世界历史。现在,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人群的国家,中国对于技术和创新的开放性值得学习。 中国迅速崛起的科技能力令世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和电动汽车方面已经领先全球。从高性能计算到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能力建设,中国在大规模研究项目方面的能力令人震惊。此外,中国在生物科技和未来技术方面都拥有领先优势,比如说基因编辑和CAR-T细胞治疗等,在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中国把生物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合并发力,令人印象深刻。 默克公司在上述领域和其它相当多的创新领域都十分活跃,我们的产品不仅包括基本药物和创新性专科治疗解决方案,还是生物科技公司科研人员的重要伙伴,这其中就包括CAR-T细胞疗法。我们还提供显示材料和半导体材料,为数字革命赋能。简言之,中国的创新生态给以创新为源动力的默克公司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次危机下我观察到的第二个机遇,推动科学技术的进程,并以此推动人类的全面进步。我一直深信,任何一个全球性的重大挑战,最终都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健康可及性以及粮食安全。 默克的公司宗旨与之高度契合,那就是“好奇心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也就是通过对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改善人类福祉。对默克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让我们对于使命更加坚定。 凭借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在多个领域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我们是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重要供应商,我们是众多重症患者信赖的基本药物提供者,我们的电子材料让世界保持连接,我们是创新预防和治疗领域全球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 概括来说,当今世界的希望寄托于科技,而我们的专长就是服务从绘制蓝图到实践的整个过程,助力全球科技发展。我们在中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环境与我们的理念高度契合。 几十年来,中国以巨大的决心和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在科技、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宏图。帮助中国实践这些宏图也是我们的目标,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个中国人带来积极影响。 除了暂时的挑战,我们认为新冠疫情也给全球共同推动创新带来了许多机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数字化的加速,当今世界的数字化连接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在“新基建”方面的投资计划是这一趋势的最好反映。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它专注于包括5G,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未来科技。对于默克而言,我们将以三个业务部门的优势力量全力服务于这一趋势。 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幸与很多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比如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等达成战略合作,以提升我们在数字医疗领域的贡献。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不断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市场。在高性能材料领域,我们以多种方式助力数字化生活。不仅如此,去年,我们在中国的上海和广州设立了默克中国创新中心,以践行我们“植根中国,服务中国”的创新理念。 疫情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机遇,那就是在日常工作和与同事及合作伙伴的交流中采用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和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创新中心就成功举办了多场线上论坛,吸引和凝聚了众多的合作伙伴。 最后,我认为合作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仅是默克与中国的合作,还包括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球范围内以团结合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体系化的基础以防范未来类似的疾病大流行。 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几年前曾有专家预言类似的全球性危机可能爆发健康、全球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紧密关联,高度全球化、城市化的当今世界, 助长了此类大流行的发生。 此刻,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忙于应急管理,这无可厚非,然而,我们更需要对未来的规划——对于全球大流行的预案。这样的未雨绸缪终将得到回报,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目前,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筹划和构建体系化的疾病大流行预防机制,应当引入一些国防和军事思维,那些在应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方面颇为奏效、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思维体系,同样适用于医疗健康领域,以保护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合作和协调,这是成功的关键。对于疾病大流行的持续有效应对需要全球化的协作这项协作有赖于政府部门,医疗健康企业和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就像之前我提到的专家对于全球疾病大流行的预警,这些观点不算新鲜,我本人这些年来也为这个话题的倡导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说在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医药健康安全的专题研讨会。 今年2月,我有幸再次出席慕尼黑医药健康安全专题研讨,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的秦刚副部长。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对于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相关的对话会更有效、也更加国际化。 这样说是因为在当前的危机之下,我看到了人们身上最纯粹的东西,疫情期间,我和不同国家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合作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无论是在默克内部还是社会各个方面,我都感受到了前所未见的亲密无间和守望相助,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样的状态帮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业务复苏并正常运转,并且延伸到从紧急援助到科学研究合作等方方面面。 在中国,默克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捐赠了价值300万人民币的现金和防护物资,全球范围内,默克为不同国家提供了200万只口罩。我们还组织生产并捐赠自制的消毒剂,并为全球的抗疫研究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通过与盖茨基金会和一些公司的合作,我们为新冠肺炎疫苗和相关治疗药物活性成分的研发生产提供助力。我们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利比”这个药品用于研究工作,这个药是默克自有的用于多发性硬化的成熟产品. 因为有一项将“利比”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我在和同事们交流时总喜欢对他们讲,我希望,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这种紧密合作的精神。 对于默克中国而言,我十分确信这样的精神一直在那里。翻阅默克352年的历史长卷,有123年里写着中国,真正在华经营也有87年之久,我们经历过许多困难也克服过许多挑战,当然也包括让全社会元气大伤的疫情,无论是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我们都将继续屹立于此。 我们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韧性充满信心,我们也坚信默克能够持续助力中国实现美好愿景,通过相互学习、合作创新、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合衷共济,在一起,发现机遇、抓住机遇,我们终将战胜和化解危机。 谢谢。 杨锐:非常感谢,欧思明先生。感谢您鼓舞人心的演讲,在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倡导缔结合作关系和团结一致。 下面是我们的问答环节:首先, 您认为在无国界的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企业,企业家,跨国公司仍会互联互通? 您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人们讨论了是否需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以及是否需要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以实现一些西方大国的雄心和蓝图。 我想知道,您对合作关系中利与弊的权衡,包括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欧思明:是的,杨锐。我的乐观源于疫情期间我对人的观察,正如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的,我的确深为所动。 连日来我一直通过数字和电子化的手段和公司的同事进行交流,我发现人们的目标意识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时,关注点变得更集中,人们希望做出积极的贡献。如你所说,我的观察来自于企业层面的业务经营层面,我感觉到,目前不同行业领域之间的合作空前密切,这带给我希望。 关于你问到的WHO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我本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事实上,我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从联合国开始,也曾负责许多与世卫组织的合作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我们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组织有力的全球性的卫生组织,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世卫组织没有改进的空间,相反,世卫组织改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点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范围和广度,世卫组织的任务清单十分庞大。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世卫组织所获得的资金明显不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世卫组织有一个传统强项就是“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方式非常有必要,这方面的例子我见过很多,其中就包括“被忽视的热带病”、疟疾、HIV和艾滋病,世卫组织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一套清晰的规则,而且这样的合作还需要加强,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有待加强的地方还有很多。 当然,对于如何改进世卫组织所开展的讨论,不能等同于对这个组织基本任务的否定。 杨锐:说得好。我非常欣赏您对世卫组织前景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以及我们通过密切的伙伴关系可以携手合作的项目。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把对疫情的关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您也提到了在近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的讨论关于冷战后打击非传统威胁的重要性,您还有哪些看法?您觉得您达成或建立了何种共识?关于共同努力对抗大流行疾病的非传统威胁,请分享更多您的见解。 欧思明:是的,关于医疗卫生的专题讨论始于2016年,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高峰。当时,G20领导人峰会在即,相关的讨论是为了G20峰会做准备。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下,许多专家汇聚一堂,参会的有比尔·盖茨、世卫组织、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我记得也是在2016年,比尔·盖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提出了全球疾病大流行威胁的概念,在当时的文章里,基于从埃博拉危机的教训,基于假设,他提出人类对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视程度,应该和应对军事冲突或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视程度划等号。 举个例子,我看到有关数据显示,要想从恐怖主义袭击下挽救一个生命,需要耗资5亿美元,显然我们对于疾病大流行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过去我们经历过SARS,MERS和其它危机,但有一个怪圈就是人们往往是初时恐慌,进而忽视。 我们想要打破这种怪圈,所以我们开发出一系列给政府的建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说在疫苗的研发上,我们在推进研发进程上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我们的反应能够更为迅捷,正如我们在这次危机中感到的,目前的进程仍然不够快,于是就有了盖茨基金会新的CEPI项目,这也是一个公私伙伴关系项目,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许多公司都有很大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慕尼黑安全会议实现的是,让这个话题引起主要政府首脑和安全专家们的重视,并且把他们对于此类危机的认识提高上来:具体说就是面对这种危机,应该有相当于军事级的筹划。 我认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做好准备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非常负责任,就像一场大型的学习演练,我们都应当积极地从中学习。比如说在我们所从事的产业里,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我曾与一些政府首脑、卫生部长、经济部长们进行过沟通,他们对于医药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措施截然不同。 一方面,他们都认识到了重要性,因为这关乎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对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创新和生产能力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杨锐:现在我们看看中国。更近一步看看中国的现状。如今,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是最具活力的一个,仅次于美国。如果看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整体经济水平的话,当然,中国自身也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指出,中国未富先老。因此,在生命科学和健康领域,您觉得默克公司在振兴医疗健康产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机会和前景。在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难的患者中,很多是退休人员,老年人等。因此,人们都在谈论他们的未来,父母,以及老龄化的人口,我想请您谈谈,我们可以和默克公司一起做些什么,来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毕竟我们正面临螺旋式下降的漩涡,有哪些特别明确的机会呢? 欧思明:近年来,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普及性问题、质量问题不一而足,在医疗领域的进展是翻天覆地的。 我之前也提到过中国正蓬勃发展的创新景象,有许多的初创公司和行业企业,都在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默克为这些公司和企业提供了支持。 特别是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我们的生命科学业务在支持全球45个不同疫苗项目的开发,这其中有一些是在中国的,我们所提供的支持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工艺开发,我们对相关产业的支持还包括不同的疾病治疗药物,我们需要应对冠状病毒的疫苗,同时我们还需要其它治疗药物,这里即包括抗病毒物质,也包括调整免疫反应的物质。因为有许多患者,包括老年患者和高危患者的死因是免疫并发症而不是败血症之类的。 在所有的这些领域,默克公司都有参与,或是直接用到我们的产品,或是通过我们对其它公司的支持。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情景下,一个多元创新的生态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国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杨锐:最后一个问题,怀疑、恐惧的情绪广泛弥漫,在科学家、普通老百姓、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就是说,即使对疫苗生产抱有乐观态度,您的公司也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病毒内部自身在快速的变化,对我们来说,面对这些,我们无所适从。您为什么确信疫苗的接种可以抵御这个疾病?因为据称新冠病毒未来会和我们人类长期共存, 您为什么确信在种种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病毒终将被克服,人们可以被治愈? 欧思明:有一点我必须得强调,没人能敢打保票我们一定会获得疫苗,这可能得需要一点运气,因为冠状病毒有很多,比如说在动物身上的。多年来,人们试图开发针对这些病毒的疫苗,但尚未取得成功。 因此,不敢说一定有保证,然而,目前人们所付出的努力是空前的,而且有许多重量级的参与者投入了相当的资源。因此我认为这件事上取得成功的几率与其它相比还是很高的,不过还有一点就是突变,比如说我们研究HIV疫苗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与病毒的结构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也和HIV病毒变异迅速有关。 我从专家那里获得的信息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有明显的变异,这个刺突蛋白决定病毒的属性,也是大多数疫苗项目直接瞄准的靶点。除此之外,带给我信心的其它因素包括信使RNA(mRNA)这样的新技术。 包括美国的Moderna,德国的CureVac,Biontech等都是信使RNA技术的领军者,通过这几家公司提供的早期数据我们了解到,这项技术的先进之处在于你通过赋予患者一个基因信使,就可以使这些患者无须病毒暴露就可以表达抗体了。 这是一个绝佳的创新,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创新,然而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便我们现有有了疫苗,一个经过成百上千患者验证的疫苗,这样的疫苗也不是立刻就能为广大民众所用的。这中间还要解决生产能力的挑战,这是很多人在从事的工作,还要从风险收益管理的角度看,这样的疫苗应该首先用于高危人群,之后才是对更多更庞大数以亿计的的健康人群的接种。 疫苗加上药物再加上或许是中和抗体,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把疾病的负担降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控制流感一样,让我们不必完全停摆。 杨锐,非常感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前面仍有巨大的挑战。但我们感激您的人道主义努力,给我们传递真实的希望。 您让我们看到了乌云密布中的一线希望。现在,我相信在很多中国人都在关注,他们也期待任何您向世界所传递的成果。我们期待成果,而不仅是政客的说辞,尤其今年是大洋彼岸的大选年。 您懂我的意思。感谢你,欧思明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演讲。 欧思明: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李彤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彤: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感谢CDF Talk 在这个特殊时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交流和分享机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讨活动之一,为中国和世界沟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很遗憾,今天我只能在中银国际的总部——香港中银大厦,以视频的方式与大家进行远程交流。 中银国际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投资银行,成立四十一年来,中银国际通过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建立起以“全功能、全球化”为特色的跨境多元化投资银行服务平台。 作为海外的综合实力领先的中国投行,中银国际一直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使命的重要组成。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建立了全球抗疫工作组,以员工生命健康为重,制定居家办公和远程服务措施,组织在内地、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洲、在美国的全球分支机构们携手抗击疫情,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在伦敦和纽约分支的同事们依然处在居家隔离之中。值得欣慰的是,中银国际全球50家子公司截至目前没有一个员工确诊感染。 我们以为国内、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提供金融支持为己任。我们一方面排除困难、多方筹措,向多个疫情严重地区捐献抗疫物资,主动担起领先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业务专长,助力企业度过财务困境。 我们协助了中银澳门发行中小企专项(疫情防控)社会责任债券这也是境外市场创新发行的首笔抗疫主题债券,募资所得将作为澳门中小企业抗疫的专项贷款。 航空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近期香港最大航空集团——国泰航空启动资产重组计划,中银国际作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的投资银行,为国泰航空提供金融助力,确保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2020年的开局极不平凡,新冠疫情下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经历了巨大的挑战和变化。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想结合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观察,谈一下我在疫情期间的感触和思考。 第一方面就是疫情催化数字经济加速应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的第一个感触是,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维持商业社会活动的基本运转提供了重要助力。 金融业务也是如此,在疫情严重时期大量金融业务开展都有赖于线上平台。很多业务开展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疫情防控期间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大影响,比如我们有一些异地的尽职调查、访谈、与客户的投资人会议,都受到了一定影响,而且由于居家隔离,有些部门实际到岗员工人数减少,怎么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继续向客户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中银国际坚持科技赋能传统金融业务,以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发展,在疫情前就积累了大量金融科技应用经验,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实际业务中很早就启用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项目。截至2019年底,中银国际已投产应用24个机器人处理54个业务流程,有效地提升了运营质量和效率,也降低了人力和运营成本。在疫情期间,这24个机器人对缓解实际到岗人数不足的缺陷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们能够持续地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去年就推出了证券交易“超级平台”应用系统,为网上客户持续提供行情、交易、资讯、社交等优质基础功能服务,并逐步加入智能类、营销类功能,实现了“产品+服务+社交”一体化的新型科技金融服务,大幅地提升了客户体验和交易效率,吸引新生代客群,使客户能够足不出户的就享受到各项金融投资服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项经济活动加快复苏。中银国际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加速恢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年,来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的成功发行中,中银国际也很荣幸参与其中。 疫情对工作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可能比疫情本身更加持久,疫情直接培养了用户的线上工作消费习惯,疫情期间电子购物、线上会议、线上教育、线上医疗和线上娱乐等软件下载量和用户活跃度明显上升,成为了数字经济未来,进一步普及与应用的“催化剂”。相信以此为契机,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经济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经历了这次疫情考验,领先金融机构也一定会更加坚定地将科技与金融服务有机结合,通过新技术来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方面,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政策应对更强调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我的第二个感触就是中国在本次疫情中反应迅速,疫后经济社会活动复苏速度较快,表现出了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和经济增长韧性。 中国经济得以较快重启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疫情控制迅速、效果明显。疫情在局部地区暴发后,中国迅速启动了隔离措施,加大检测力度,快速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以疫情控制为基础,中国才能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 在复工复产中,中国率先启动并优先保证了医疗卫生等抗疫物资的生产供应,这也为后续全球抗疫提供了关键物资保障。 虽然在疫情之初,中国停工停产导致部分海外制造业企业生产零件供应受阻,但中国生产活动恢复较快。中国强大的资源协同能力、全品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外部冲击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产业链的稳定运转提供保护,也助力全球在抗疫停工期间继续保持正常生活供应。 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明显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国家都实施大规模的货币财政支持,部分国家宽松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年。疫情冲击下中国货币财政政策也较以往更加积极,但中国并没有重启和2008年类似的大刺激,应对政策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地坦承经济压力,不再设立全年增长目标,突出保持就业民生的稳定,更强调提高政策效率将资源投入给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例如抗疫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被迫失业的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严重的生活性服务业等。 本次疫情中,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宏观经济政策立足经济平稳运行的底线需求,同时也为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保留了政策空间。 相信未来,中国经济将实现稳步复苏,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复苏的稳定器、增长的发动机。 第三个方面,美联储引领大规模货币宽松支撑全球金融市场反弹,但也助推全球债务水平,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仍需观察。我的第三个感触是,庆幸全球金融市场在货币宽松政策支持下没有爆发危机,加重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但我认为,对于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我们仍需继续观察。 疫情3月在全球主要国家蔓延开后,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迅速升温,部分风险指标一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距离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有一步之遥,引发市场的广泛担心。 直面世界经济的衰退前景和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全球几十个央行同步降息,很多央行把政策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美联储甚至启动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并动用花样繁多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购买信用债券并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3个月内总资产扩张了3万亿美元。 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下,全球股票市场虽然实现了短期反弹,但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衰退之中,就业问题严峻,疫情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长期来看,美联储引领的新一轮货币宽松对宏观债务风险和居民贫富差距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在未来能否成功平稳退出?我们仍需要密切观察,谨慎防范潜在风险。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把人民福祉作为最重要的使命与担当。总体上看,疫情冲击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虽然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重建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后疫情时代,全球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导致民粹主义进一步泛滥。疫情前,部分国家就已经面临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结构分化严重。疫情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冲击不同,大量中小企业和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在疫情中受影响最大。但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在流动性支持下迅速反弹,高收入群体持有的金融资产更多,相应也受益更大。 后疫情时代,部分国家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加剧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势力,增加经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挑战是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可能进一步上升,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受阻。本次疫情暴露了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全球产业链网络在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后疫情时代,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会把医疗卫生等关键战略物资转移回国内生产,全球产业链布局可能会向所在区域收缩,以降低产业链过长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种部分关键战略物资的回撤虽然只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全局的发展趋势,但却可能给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政策实施的新借口,疫情可能会放大全球化长期进程中的短期波折。 第三个挑战是疫情冲击和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使部分商业模式发生永久性变革。受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关闭线下门店,就业压力上升。疫情对企业现金流和家庭收入造成损失,这意味着疫情期间被抑制的需求,疫情过后不能全部回补,部分关闭门店也可能不会重启,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转向线上经营,以配合新的用户习惯。 商业模式的变更也意味着新的线上就业岗位虽然会被创造,但还有很多旧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永久性消失,结构性失业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但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短期内逆全球化的浪潮难以平息,但还有很多国家在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坚持国际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也正在积极加大改革开放,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主动加强国际贸易合作,为捍卫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力量。 过去一年中国加快扩大开放,特别是我现在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相隔不远的海南,很多开放政策在这里先试先行,争取形成先进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表现了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初心与决心。 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将对全球产业资本构成重要吸引力,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中银国际在去年就编制了“中银国际粤港澳大湾区龙头指数”,旨在使境内外投资者更快地捕捉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会,助力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国际化步伐。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区域经贸合作和多边经贸规则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仍在纵深推进中,将进一步加深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当前亚洲地区区域经贸合作也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等15个亚太经济体已经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预计将在今年正式签署协议。 未来如果能够以RCEP伙伴关系为依托,加快构建区域自由贸易网络,将成为一个有效抗击逆全球化趋势的措施,并有望推动亚洲区域形成极具吸引力的世界经济增长极。 面对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公共卫生环境,中银国际将在深耕香港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全球化服务和战略布局。 就在几个月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沙特完成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IPO项目,也就是沙特阿美的上市,在这个项目的全球公开竞标中,中银国际作为唯一一家中标的中国的投资银行,参与了这一“一带一路”建设的里程碑项目。 中银国际将继续服务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希望全球人民早日抗疫成功,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彤女士,李总的大视野、大格局、务实和谨慎乐观的精彩发言。 祝贺中银国际在这次疫情当中无一位员工确诊感染,这确实说明了你们国际化管理的标杆和示范,以人为本,保证了复工复产,以及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大幅度应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李总,第一个问题,中银国际希望打造全球投行业务的 生态系统,在现在去全球化兴起的大背景下,您对全球化怎么看? 李彤:全球化从我个人的理解,在历史长河中,经济体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的各自的比较优势,利用这个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全球的分工和协作。 所以,全球化已经是由来已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应该讲是迅猛发展,所以对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人类进步文明的重要成果,本质的意思就是全球有限的资源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就是历史的大潮流、大趋势,势不可挡。 现在确实面临着逆风,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有逆全球化的思潮。 主持人:我注意到飞机往往是逆风而上,非常平稳的行稳致远。 李彤:您说的太对了,恰恰现在是有逆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短期的波折,长期来看应该讲还是必然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这个趋势下,我们要做的,既要应对好眼前,做好形势的预判,做好风险的预测和风险的管理。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您,其实这是比较大的话题和比较小的话题,所谓的逆全球化有一种说法是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再格式化,就是G7或者发达国家根据他们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重新布局、重新修改游戏规则,那么中国也面临如何应变,如何适应这样的布局。 接下来一个小问题比较具体,李总,像中银国际这样的企业,应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去助力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以创新为龙头,同时也为世界的产业供应链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李彤:从企业来说,您讲的是微观的层面我们能够做好什么,从我们服务的企业来说,我们建议, 首先克服现在的困难,对逆全球化可能对我们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要进行足够的估计和研判,而且要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做好我们的预案。 比如说在财务方面的安排,要尽可能的降低杠杆率。生产方式在经营的布局来说,也要做好最有弹性、最有韧性的合理化的安排,尽可能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作为金融企业我们是服务这些企业的,帮助他们做好这些安排、做好这些准备,提高他们抗疫的体能,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也不能仅仅看眼前,也要着眼于长远,因为全球化毕竟是螺旋上升的趋势,短期之内会有波折和反复,这个很正常。 但是长期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我们自身也好,既要解决眼前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还要着眼于长远,进行长远的布局和准备所以这才能从长远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李总,毋庸置疑,中国以事实非常响亮的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对新冠疫情抗击的初步胜利的乐观积极向上的信号。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重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还继续面临着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形势,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了第二轮的疫情爆发。 话虽如此,有很多数据表明,有些国际上的热钱已经蜂拥而至,来到中国避险。我们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只有开放更大的资本市场,更加深入的改革,才能帮助我们、帮助世界渡过难关,您觉得开放资本市场对于中银国际来讲会不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李彤: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向,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我们认为是中银国际的利好。因为中银国际我们两大特点:全功能和全球化,我们进行全球化布局时,我们已经早在这个世纪初对内地市场进行了布局。 实际上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跨境的、多平台的、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建立起了这么一个模式。所以金融开放应该对我们来说只有利没有弊,这些年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最开始就QDII、QFII,再后来有沪港通、深港通,再后来债券通、基金通,未来会有更多的“通”,而且我们进一步开放,实际这些“通”都是给我们开放做了前期的铺垫。未来我们开放应该讲是世界跟中国更加连通。 还有刚才有个观点,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市场,中国又有这么完整的全门类的工业体系,而且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在世界上来说, 算是提供了成功的样板,这几个都必然证明了我们这个市场对国际的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开放是更加有利于国际的资本进入到中国我们这个大的市场来,本身这是互利共盈的,使我们资本市场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的情况下,实际我们也使国际的投资者分享了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个一定是利好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海南和大湾区都让世界一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自贸区负面清单开始时,一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观察员们提出了他们的一些忧虑,请李总很简洁的为那些抱有忧虑的海外观察家们提供您的回答。 李彤:我最简单的一句话,谁现在忧虑谁将来就后悔。 主持人:感谢李总给我们非常简洁,很有高度、很有格局的回答,感谢中国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临危不惧、逆势上扬的这样一种信心。因为信心比黄金还要贵,非常感谢李总,也感谢各位CDF TALK的网友和观众,我们下次见。[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资本市场时,宋志平表示,刘鹤副总理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非常重要,这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他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关注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在其看来,我国经济基本面和欧美比起来更加向好,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宋志平表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因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应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志平: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如何保护市场主体”。 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保护我们市场主体,助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市场主体,按照《公司法》下注册的有3000多万家公司,个体工商户7000多万家,加起来有1.1亿家经济主体,这1.1亿家经济主体是我们广大就业的支撑盘,我们保住市场主体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我们讲“六稳”、“六保”。 “六稳”、“六保”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保住市场主体。在整个市场主体里面,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而且现在看来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如何帮助他们解难纾困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保住市场主体,很大的目标就是指的中小微企业。 我想就这方面跟大家谈几个观点。 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因为这对我们中小微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减税降费等等这些,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几年了,2018年我们降的税费是1.3万亿,2019年降了2.36万亿,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准备降2.5万亿,如果加上我们想从金融这方面准备让利给企业1.5万亿,加起来减税降费降息今年有4万亿,这都是载入我们计划里的,这些让利对中小微企业来讲特别重要,现在要扎扎实实落实、真真正正把资金确确实实用于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他们减负,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除了这个之外,大企业、上市公司也要在产业链、资金链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外贸型企业,让大家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要落实这些政策。 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段时间,我们的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做得非常之快,效果也是非常好。近期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同志的讲话里讲到我们经济最近恢复的情况,总的来讲,虽然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但整个情况还是都在向好。 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加大投资。 “两新一重”,就是新基建、还有新型城市建设的投资和交通、水利等重大投资,因为经济里面有个乘数原理,经济建设会拉动整个内需,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我们现在在规模政策资金这方面释放了6万亿,在“两新一重”方面有2万亿要投下来,加起来就有8万亿,我觉得这8万亿下来带动着我们企业方方面面大家配合的资金,应该说这是不小的盘子,有这个盘子就会拉动我们的市场,同时我们各地复商复市、增加居民消费,这方面也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因为内需和消费这两点是我们现在企业和市场的基础,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想,希望我们在投资方面、内需方面,包括在拉动居民消费这方面还得下大功夫,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我们也都正在做。 第三,企业在这个时刻,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创新转型的力度。改革是为企业增加活力,创新为企业增加动力。在这个困难时刻,其实也是倒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改革政策接连出台,大家看到我们一连串的改革政策,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从资本市场上来看,创业板的注册制最近出台,新的《证券法》3月1日正式实施,海南的自贸港政策也出台,这些都非常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从国企来讲,最近又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完善经济体制的意见里面,在改革这方面,把充分竞争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和监管体制能够进行区别,尤其对于充分竞争领域里、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治理政策。 我觉得这些真的特别好,因为过去大家对混改一直希望能够给它一个格外的政策,来区分于全资的和独资的国有企业,应该说这个文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说在充分竞争领域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有所区别,在监管体制和治理体制上有所区别,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股权激励的文件里面,又明确了股权激励的兑现,过去是股权在实施的时候我们实行了一些限制,不能超过总数的40%,现在把这个限制授权给他的使用不超过40%,但是后面股票行权的时候就放开了,其实这也是挺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出台了不少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调动管理层、技术骨干、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的活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带领,我总觉得我们的企业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常讲“创新、坚守、责任”这六个字是我们企业家的特色,但是除了这六个字之外,中国企业家特别能战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同时,我们企业家特别有家国情怀,我们老讲的实业救国、企业报国,这些企业家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次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得非常不一般,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既有国企又有民企,带领着大家抗疫。 我常常用做口罩来说,我说中国企业家很了不起,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口罩,国家的产能只有2000万只的能力,但是到3月1日我就翻了十倍。还是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带领企业转产做口罩,非常了不起。3月份出口是36亿只口罩,4月份出口230亿只口罩,我就想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中国企业家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特别能战斗。 我知道包括像董明珠她们,像比亚迪、富士康,还有北京的夏华等不少企业家和企业他们都来做口罩、防护服等等,都是临时加入这个产业,而且做得都非常好,从这我也觉得企业的活力还是要靠企业的机制,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带动,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这里再一点就是创新,大家知道创新在我们这次抗疫中也尝到了甜头,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还是比较超前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复工复产过程中,线上这方面的经济就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包括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也是用了线上给大家直播的方式,这在两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些年的创新确确实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再一个大家看疫苗,大家最近在网上、微信上可能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研发进展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振奋,我过去做过中国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中国生物集团就是中国医药集团的二级公司,也是我当年把他们重组在一起的,中国生物集团有六个所,这次参与灭活疫苗的是武汉所和北京所,大家看到现在一二期临床都已经做好了,现在进入三期临床,灭活疫苗非常成功。 但是大家看,这样的技术如果在过去的话,做一个疫苗真的有时候需要好几年时间,这次我们灭活疫苗只有90多天就研发出来了,迅速进入一期、二期临床,这次我们能尽快地用上这个疫苗,因为疫情归根到底还得靠疫苗来阻断。 通过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创新对我们多么重要。下一步,我们在整个克服疫情、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大力推进创新转型,尤其是一些“卡脖子”技术,在这方面我们加大投入,要加大实验室的投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企业还要下点大功夫,在创新这方面建立起我们完整的、自己的创新体系,能够使得我们的技术配套,省得人家卡我们脖子,这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 从企业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增加企业的活力,靠创新增加企业的动力。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我想在这方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现在有3850家,我们的总市值也将近60万亿,也占到整个GDP的60%左右,这其实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税收占全国企业税收的30%,我们工业规模以上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到实体经济利润的40%,上市公司在中国500强的家数占到70%。 这一串数字我想跟大家说,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压舱石。现在年报刚刚结束,去年整个上市公司分红了1.36万亿,占到我们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1/3,应该说也是分了不少的红给大家,整个经济效益也还可以,这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差距,我们上市公司总体上质量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治理水平上还偏低,在信息披露等等这方面还有不少的差距,也出现了一些像“两康”事件,就是一些造假、暴雷的事件,所以我们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去年5月11日我出任中上协会长的理事会上,易会满主席提出“四个敬畏、四条底线”、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到现在一年多时间,上市公司的质量在整个上市公司群体里也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迈开了提高质量的步伐,尤其是3月份新的《证券法》出台,加大了对于信息披露、包括投资者保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 最近上市公司协会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了4000多“关键少数”,应该说这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四,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这样新的格局,让我们企业在新的格局下,充分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疫情来了以后,更加加重了国际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蔓延。在整个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国际化、全球化跟以前肯定不一样,大家老讲的可能就回不去了,我们也不能总是想恢复原来的那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全球化的状态。 所以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一方面充分发挥我们中国大市场这个大循环的作用,我以前老讲,我说全世界的企业都没有中国的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呢?我们坐拥14亿人的大市场;同时我们也看着国际的大市场,我们是双循环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大市场。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要深耕国内的大市场,尤其是一些外贸企业现在非常之困难,所以出口转内销、开发国内市场这些就非常重要。讲这个的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对我们来讲非常之重要,我们的外贸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国又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个制造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能够保住和巩固,虽然中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可以放弃,但是中高端的这些制造产品我们还是要巩固住,而且要发展。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非常重视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是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市场的一种做法,但是全球化实际上是用市场的方法进行的,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恢复到市场的状态,还是要服从于质量、服务和成本这些最最根本的市场法则。 所以在制造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但是制造中心这个位置还是要巩固和保护的。 同时,最近欧盟这边已经开始复工复产,我们现在大量的出口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地方,我们的市场还很多,包括日韩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加大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国际国内的双循环,这样互相促进的格局,我觉得中央讲得非常好。 作为企业来讲,真的要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精神,结合着实际,然后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中国建材这个企业要看它的制造业其实基本上是本土化的,像水泥、玻璃基本是本土化不怎么出口。但是要看它的成套装备和技术是覆盖全球的,在全球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65%,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它的装备和技术占到全球的65%。 现在在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产品还能够直达客户。所以,从未来来看,过去中国是全球的、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也要加大在全世界来建设中国的工厂,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走出去”逐渐转向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其实我们做的都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讲我们的企业今后要成为“两栖”企业,国内内需的大市场我们要做好,国际的大循环、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我们也要做好。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做好,我们“走出去”在国外建的工厂也要做好,这就是所谓的“两栖”企业。 以上就是我讲的主要观点,也就是我们如何保住市场主体,我给大家提供了四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您,宋会长,就您刚才提到的四个要点,我想问一些问题。您说到的减费降税降息,您认为这是抗疫的措施还是更长期的政策? 宋志平: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减费降税降息实际是企业由来已久的要求。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负担是比较重的,这些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作了巨大贡献。在企业社会贡献里,无论是费还是税还有利息,包括股东分红、员工收入,这些都是社会的贡献,但是这些社会贡献之中应该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过去那些年,企业的税费比较高,财务费用也比较高,利息也比较高,所以大家有一些怨言,融资难、融资贵等等这些问题。近几年,我们国家做了大力调整,我刚才给大家说了那组数字,2018年降税费1.3万亿,2019年我们降了2.36万亿,今年我们准备降息、降税、减费,我们总额是4万亿,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就是“放水养鱼”,尤其疫情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您刚才的问题是,这个政策是一时还是长远的政策?我是这么看,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得加大这些政策的应用,加大力度,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更多的利润来流向企业。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政策也要坚持,这次疫情使大家看清楚了企业过去分配上的问题。所以从长期来看,比如金融,我们今年转移到实体经济有1.5万亿的让利,我觉得今后像金融的让利应该是长期化,这样能够让企业“放水养鱼”,其实企业做得好,有长期的税源,对银行有长期的客户,对我们国家和银行也是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扩大投资方面,您也提到“两新一重”,我们一说起扩大投资,可能因为上一次的刺激政策,有点害怕会留下后遗症,您认为在本轮投资扩大力度的实施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宋志平:是的,因为上次大家一讲到扩大投资,就想到了金融危机时4万亿的投资,不过我也想说,上次的4万亿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经历者,2008年刚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多项目都停了下来,但是后面由于4万亿的拉动,很多企业顺利地过了那关。我觉得关键时刻尤其困难的时刻,投资拉动对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客观总结,上一轮确实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尤其我们做了大量重复建设,包括水泥厂、钢铁厂,那时候建了一大批,后面引起了严重的过剩,使得投资的效益不高,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次我们的“两新一重”,一个是新基建,就是我们讲的那七条,都是跟新经济有关的;再一个是新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是我们急需的;还有水利、交通一些重大项目,这次我们应该注意,千万不要再搞上次那种重复建设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看是投资了,但是投资没有效益,同时投了资以后又引起严重的过剩。 这次我们新的投资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要在投资上认真地规划,严把投资关,让投资都能够有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是不是教育和医疗应该获得更多的投资呢? 宋志平:是啊。我们也是根据这次疫情,不光是医疗,包括整个卫生领域,包括刚才讲到的疫苗,我觉得医疗领域是重大的投资。 过去我在中国医药集团,我觉得医药这个体系我们还是欠缺了很多,例如新药这些方面。另外医院通过这次的疫情看到,我们医院的病床设施等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不能应付突发性的疫情。所以这次之后在医疗健康方面要加大投入。 另外就是你刚才讲的教育这方面要加大投资,民生这方面的投资是可以长久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投资要综合的,在民生方面、在短板方面要加大投资,而对于过剩的那些经济、过剩的产能坚决抑制住,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如何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在治理方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造假的事件出来,而退市的公司数量比较少,您认为在搞活中国资本市场方面需要做的关键工作有哪些? 宋志平:6月18日上午,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如何做好金融资本市场这方面,他讲到九个字“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建制度”,我们新的《证券法》就是新的制度,把规范的制度建立起来;“不干预”,也就是让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像春节以后开市,围绕开市不开市有不同意见,最后还是用市场化、法制化照常开市,后来效果很好;“零容忍”,就是对于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等这些零容忍。 我觉得这九个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实资本市场要做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我觉得整个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尤其是和欧美比起来,我们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应该说通过半年疫情的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下一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大家应该看到,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因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大家买来买去买的还是上市公司,所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就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在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也专门讲到了,我们要鼓励中长期的价值投资机构,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小投资者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有1.5亿的开户投资者,但是真正的机构投资者也只有30、40万户,所以我们要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并演讲。 宋志平表示,“六稳”“六保”的核心是保住市场主体。“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 他给出四点件建议,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企业自身要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创新转型力度。第四,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的新格局,充分调整企业战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志平: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如何保护市场主体”。 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保护我们市场主体,助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市场主体,按照《公司法》下注册的有3000多万家公司,个体工商户7000多万家,加起来有1.1亿家经济主体,这1.1亿家经济主体是我们广大就业的支撑盘,我们保住市场主体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我们讲“六稳”、“六保”。 “六稳”、“六保”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保住市场主体。在整个市场主体里面,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而且现在看来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如何帮助他们解难纾困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保住市场主体,很大的目标就是指的中小微企业。 我想就这方面跟大家谈几个观点。 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因为这对我们中小微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减税降费等等这些,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几年了,2018年我们降的税费是1.3万亿,2019年降了2.36万亿,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准备降2.5万亿,如果加上我们想从金融这方面准备让利给企业1.5万亿,加起来减税降费降息今年有4万亿,这都是载入我们计划里的,这些让利对中小微企业来讲特别重要,现在要扎扎实实落实、真真正正把资金确确实实用于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他们减负,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除了这个之外,大企业、上市公司也要在产业链、资金链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外贸型企业,让大家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要落实这些政策。 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段时间,我们的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做得非常之快,效果也是非常好。近期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同志的讲话里讲到我们经济最近恢复的情况,总的来讲,虽然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但整个情况还是都在向好。 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加大投资。 “两新一重”,就是新基建、还有新型城市建设的投资和交通、水利等重大投资,因为经济里面有个乘数原理,经济建设会拉动整个内需,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我们现在在规模政策资金这方面释放了6万亿,在“两新一重”方面有2万亿要投下来,加起来就有8万亿,我觉得这8万亿下来带动着我们企业方方面面大家配合的资金,应该说这是不小的盘子,有这个盘子就会拉动我们的市场,同时我们各地复商复市、增加居民消费,这方面也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因为内需和消费这两点是我们现在企业和市场的基础,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想,希望我们在投资方面、内需方面,包括在拉动居民消费这方面还得下大功夫,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我们也都正在做。 第三,企业在这个时刻,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创新转型的力度。改革是为企业增加活力,创新为企业增加动力。在这个困难时刻,其实也是倒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改革政策接连出台,大家看到我们一连串的改革政策,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从资本市场上来看,创业板的注册制最近出台,新的《证券法》3月1日正式实施,海南的自贸港政策也出台,这些都非常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从国企来讲,最近又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完善经济体制的意见里面,在改革这方面,把充分竞争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和监管体制能够进行区别,尤其对于充分竞争领域里、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治理政策。 我觉得这些真的特别好,因为过去大家对混改一直希望能够给它一个格外的政策,来区分于全资的和独资的国有企业,应该说这个文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说在充分竞争领域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有所区别,在监管体制和治理体制上有所区别,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股权激励的文件里面,又明确了股权激励的兑现,过去是股权在实施的时候我们实行了一些限制,不能超过总数的40%,现在把这个限制授权给他的使用不超过40%,但是后面股票行权的时候就放开了,其实这也是挺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出台了不少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调动管理层、技术骨干、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的活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带领,我总觉得我们的企业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常讲“创新、坚守、责任”这六个字是我们企业家的特色,但是除了这六个字之外,中国企业家特别能战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同时,我们企业家特别有家国情怀,我们老讲的实业救国、企业报国,这些企业家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次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得非常不一般,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既有国企又有民企,带领着大家抗疫。 我常常用做口罩来说,我说中国企业家很了不起,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口罩,国家的产能只有2000万只的能力,但是到3月1日我就翻了十倍。还是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带领企业转产做口罩,非常了不起。3月份出口是36亿只口罩,4月份出口230亿只口罩,我就想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中国企业家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特别能战斗。 我知道包括像董明珠她们,像比亚迪、富士康,还有北京的夏华等不少企业家和企业他们都来做口罩、防护服等等,都是临时加入这个产业,而且做得都非常好,从这我也觉得企业的活力还是要靠企业的机制,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带动,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这里再一点就是创新,大家知道创新在我们这次抗疫中也尝到了甜头,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还是比较超前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复工复产过程中,线上这方面的经济就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包括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也是用了线上给大家直播的方式,这在两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些年的创新确确实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再一个大家看疫苗,大家最近在网上、微信上可能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研发进展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振奋,我过去做过中国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中国生物集团就是中国医药集团的二级公司,也是我当年把他们重组在一起的,中国生物集团有六个所,这次参与灭活疫苗的是武汉所和北京所,大家看到现在一二期临床都已经做好了,现在进入三期临床,灭活疫苗非常成功。 但是大家看,这样的技术如果在过去的话,做一个疫苗真的有时候需要好几年时间,这次我们灭活疫苗只有90多天就研发出来了,迅速进入一期、二期临床,这次我们能尽快地用上这个疫苗,因为疫情归根到底还得靠疫苗来阻断。 通过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创新对我们多么重要。下一步,我们在整个克服疫情、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大力推进创新转型,尤其是一些“卡脖子”技术,在这方面我们加大投入,要加大实验室的投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企业还要下点大功夫,在创新这方面建立起我们完整的、自己的创新体系,能够使得我们的技术配套,省得人家卡我们脖子,这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 从企业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增加企业的活力,靠创新增加企业的动力。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我想在这方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现在有3850家,我们的总市值也将近60万亿,也占到整个GDP的60%左右,这其实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税收占全国企业税收的30%,我们工业规模以上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到实体经济利润的40%,上市公司在中国500强的家数占到70%。 这一串数字我想跟大家说,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压舱石。现在年报刚刚结束,去年整个上市公司分红了1.36万亿,占到我们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1/3,应该说也是分了不少的红给大家,整个经济效益也还可以,这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差距,我们上市公司总体上质量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治理水平上还偏低,在信息披露等等这方面还有不少的差距,也出现了一些像“两康”事件,就是一些造假、暴雷的事件,所以我们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去年5月11日我出任中上协会长的理事会上,易会满主席提出“四个敬畏、四条底线”、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到现在一年多时间,上市公司的质量在整个上市公司群体里也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迈开了提高质量的步伐,尤其是3月份新的《证券法》出台,加大了对于信息披露、包括投资者保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 最近上市公司协会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了4000多“关键少数”,应该说这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四,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这样新的格局,让我们企业在新的格局下,充分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疫情来了以后,更加加重了国际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蔓延。在整个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国际化、全球化跟以前肯定不一样,大家老讲的可能就回不去了,我们也不能总是想恢复原来的那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全球化的状态。 所以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一方面充分发挥我们中国大市场这个大循环的作用,我以前老讲,我说全世界的企业都没有中国的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呢?我们坐拥14亿人的大市场;同时我们也看着国际的大市场,我们是双循环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大市场。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要深耕国内的大市场,尤其是一些外贸企业现在非常之困难,所以出口转内销、开发国内市场这些就非常重要。讲这个的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对我们来讲非常之重要,我们的外贸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国又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个制造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能够保住和巩固,虽然中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可以放弃,但是中高端的这些制造产品我们还是要巩固住,而且要发展。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非常重视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是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市场的一种做法,但是全球化实际上是用市场的方法进行的,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恢复到市场的状态,还是要服从于质量、服务和成本这些最最根本的市场法则。 所以在制造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但是制造中心这个位置还是要巩固和保护的。 同时,最近欧盟这边已经开始复工复产,我们现在大量的出口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地方,我们的市场还很多,包括日韩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加大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国际国内的双循环,这样互相促进的格局,我觉得中央讲得非常好。 作为企业来讲,真的要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精神,结合着实际,然后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中国建材这个企业要看它的制造业其实基本上是本土化的,像水泥、玻璃基本是本土化不怎么出口。但是要看它的成套装备和技术是覆盖全球的,在全球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65%,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它的装备和技术占到全球的65%。 现在在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产品还能够直达客户。所以,从未来来看,过去中国是全球的、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也要加大在全世界来建设中国的工厂,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走出去”逐渐转向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其实我们做的都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讲我们的企业今后要成为“两栖”企业,国内内需的大市场我们要做好,国际的大循环、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我们也要做好。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做好,我们“走出去”在国外建的工厂也要做好,这就是所谓的“两栖”企业。 以上就是我讲的主要观点,也就是我们如何保住市场主体,我给大家提供了四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您,宋会长,就您刚才提到的四个要点,我想问一些问题。您说到的减费降税降息,您认为这是抗疫的措施还是更长期的政策? 宋志平: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减费降税降息实际是企业由来已久的要求。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负担是比较重的,这些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作了巨大贡献。在企业社会贡献里,无论是费还是税还有利息,包括股东分红、员工收入,这些都是社会的贡献,但是这些社会贡献之中应该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过去那些年,企业的税费比较高,财务费用也比较高,利息也比较高,所以大家有一些怨言,融资难、融资贵等等这些问题。近几年,我们国家做了大力调整,我刚才给大家说了那组数字,2018年降税费1.3万亿,2019年我们降了2.36万亿,今年我们准备降息、降税、减费,我们总额是4万亿,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就是“放水养鱼”,尤其疫情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您刚才的问题是,这个政策是一时还是长远的政策?我是这么看,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得加大这些政策的应用,加大力度,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更多的利润来流向企业。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政策也要坚持,这次疫情使大家看清楚了企业过去分配上的问题。所以从长期来看,比如金融,我们今年转移到实体经济有1.5万亿的让利,我觉得今后像金融的让利应该是长期化,这样能够让企业“放水养鱼”,其实企业做得好,有长期的税源,对银行有长期的客户,对我们国家和银行也是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扩大投资方面,您也提到“两新一重”,我们一说起扩大投资,可能因为上一次的刺激政策,有点害怕会留下后遗症,您认为在本轮投资扩大力度的实施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宋志平:是的,因为上次大家一讲到扩大投资,就想到了金融危机时4万亿的投资,不过我也想说,上次的4万亿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经历者,2008年刚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多项目都停了下来,但是后面由于4万亿的拉动,很多企业顺利地过了那关。我觉得关键时刻尤其困难的时刻,投资拉动对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客观总结,上一轮确实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尤其我们做了大量重复建设,包括水泥厂、钢铁厂,那时候建了一大批,后面引起了严重的过剩,使得投资的效益不高,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次我们的“两新一重”,一个是新基建,就是我们讲的那七条,都是跟新经济有关的;再一个是新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是我们急需的;还有水利、交通一些重大项目,这次我们应该注意,千万不要再搞上次那种重复建设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看是投资了,但是投资没有效益,同时投了资以后又引起严重的过剩。 这次我们新的投资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要在投资上认真地规划,严把投资关,让投资都能够有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是不是教育和医疗应该获得更多的投资呢? 宋志平:是啊。我们也是根据这次疫情,不光是医疗,包括整个卫生领域,包括刚才讲到的疫苗,我觉得医疗领域是重大的投资。 过去我在中国医药集团,我觉得医药这个体系我们还是欠缺了很多,例如新药这些方面。另外医院通过这次的疫情看到,我们医院的病床设施等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不能应付突发性的疫情。所以这次之后在医疗健康方面要加大投入。 另外就是你刚才讲的教育这方面要加大投资,民生这方面的投资是可以长久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投资要综合的,在民生方面、在短板方面要加大投资,而对于过剩的那些经济、过剩的产能坚决抑制住,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如何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在治理方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造假的事件出来,而退市的公司数量比较少,您认为在搞活中国资本市场方面需要做的关键工作有哪些? 宋志平:6月18日上午,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如何做好金融资本市场这方面,他讲到九个字“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建制度”,我们新的《证券法》就是新的制度,把规范的制度建立起来;“不干预”,也就是让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像春节以后开市,围绕开市不开市有不同意见,最后还是用市场化、法制化照常开市,后来效果很好;“零容忍”,就是对于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等这些零容忍。 我觉得这九个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实资本市场要做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我觉得整个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尤其是和欧美比起来,我们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应该说通过半年疫情的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下一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大家应该看到,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因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大家买来买去买的还是上市公司,所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就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在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也专门讲到了,我们要鼓励中长期的价值投资机构,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小投资者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有1.5亿的开户投资者,但是真正的机构投资者也只有30、40万户,所以我们要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米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孟立国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孟立国:我想说,作为一名在米其林供职20余年的员工,能在2019年成为米其林集团的CEO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深知前路充满挑战,必须未雨绸缪。但根本没想到会有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爆发,并震动了整个世界。与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让我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感想。 得益于优秀的米其林员工和他们的技术专长,米其林集团在开展业务运营的全球各地积极抗击疫情:我们使用先进的3D打印技术,生产可重复使用口罩、呼吸机的关键部件、PC护目镜、手术台器械等。 我们还生产了数以万计的一次性口罩,提供给医务人员、疗养院、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等。我们的团队在救护车和急救车上安装了数千条轮胎。我们还提供了数以万计欧元的财务或实物捐助。这些行动都是米其林员工在全球各地主动采取的,并非来自我从集团总部发布的指令。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来帮助别人。逆境之下,米其林呈现了最好的一面。 尤其是米其林中国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湖北省疫情爆发伊始,我们及时应对。这一经验也为米其林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团队做出了示范。 自1988年设办事机构以来,米其林在中国发展迅猛,目前在华已拥有6000多名员工:1月26日,我们向爆发疫情的武汉市捐赠了300万元人民币。在3月期间,我们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救护车和急救车提供免费服务,包括免费修理轮胎、免费更换轮胎、免费充气。 米其林还向在战疫前线的一些企业捐赠了轮胎,如在武汉协助建设火神山医院的亚东水泥公司。我们还向共抗疫情的物流企业捐赠部分轮胎比如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申通、韵达、德邦等。 我们也是疫情爆发后在华首批停工停产的企业之一。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员工并制定完善的重启计划。米其林中国区为集团制定卫生防疫规定及全球各地业务重启计划奠定了基础。 来自中国的非常成功经验对米其林集团来说并不意外。30多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活力十足的商业环境为中国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我们渴望用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包括高端品质轮胎、氢燃料电池等来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 随着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我们期待更强有力的政策信号,实施更多的支持性措施。 这场严峻的危机考验了我们企业信念和运营模式。我想分享一下过去几个月所体会到的三大心得。 心得之一:米其林的战略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希望在米其林集团实现“一切皆可持续”,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举措都必须符合三个不可分割的3P标准:人、利润、环境(People, Profit, Planet)。 人:人员的福祉和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是为什么米其林在疫情发生后率先停工停产,这样不但可以保护我们的员工,还能制定与业务重启相关的卫生防疫措施。 利润:财务独立是保持我们领先地位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危机对我们的环境和公司业务的影响。 环境:尽管这场健康危机还在继续,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决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增长,通过创造公平、平衡的价值,为公司带来更多利益、为人和环境谋福祉。 人、利润、环境,重要的是三方面的平衡。平衡是关键。 心得之二:疫情不能成为降低环保要求的借口。疫情虽然严峻,但也是一个打造全新可持续经济及工业模式的契机。同样,这又是一个关乎平衡的问题。米其林将继续坚守对环境的承诺,致力于实现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心得之三:生态体系模式是找到世界所需之解决方案的唯一良方。疫情使企业与民众重建联系,也凸显了国家、企业和社会之间全面合作的必要性。我们需要保持这一势头。精诚合作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途径。 例如法中关系,我知道马克龙总统和习主席几天前刚刚交换了意见。我相信他们都对国际合作笃信不疑,特别是在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地球方面。米其林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未来难以预测。但我深知,如果我们不携手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我们将面临风险。紧随健康危机而来的将会是经济衰退,这可能导致真切的、大的社会动荡。我们的社会结构或将因此发生巨变。 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科技革新和生态体系将创造解决方案。创造并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成为合作伙伴并携手努力。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有利于所有人,而促进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当多数人、国家和企业仍在积极战疫时,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开创合作的新时代。 主持人:感谢孟立国先生振奋人心的分享。 Florent:荣幸之至。 主持人:在当前我们很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Florent:确实如此。 主持人:您从一年前开始执掌米其林,然后遇上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无疑非常艰难。我们知道,由于疫情的影响,未来几年的汽车销售将呈现疲软态势,替换轮胎市场也会较为低迷。那么,您将如何在削减成本的同时,为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而投资呢? Florent:实际上,我的看法可能比你提到的情况要乐观一些。因为我坚信,交通出行是人类的一大基本需求。因此,交通出行领域的低迷态势不会持续太久,我坚信其会蓬勃发展。 我对此相当乐观。米其林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暂时的,主要为了确保控制成本结构,保障现金流。我们小幅降低了股息。我们少量削减了投资,但为未来预留了关键投资。 因为这印证着我们的理念 交通出行不可或缺。很快,交通出行会恢复到原有的规模,并继续发展壮大。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但并非极端措施。正如我所说的,在过去的130年里,米其林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类危机。这次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米其林始终表现强大,我们拥有优秀的团队、卓越的技术,一定会度过危机,因为我坚信未来交通出行领域会继续长足发展。 主持人:绿色出行将是大型投资的一部分,这也是米其林今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的主题。那么米其林在生物材料方面、在氢燃料电池方面带来了何种技术? Florent:米其林始终在技术领域投资,确保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交通出行便利。我们意识到这一影响以及同时管理人、利润和环境三大要素的困难性,因此,我们持续追求创新。 我们第一个推出低滚动阻力轮胎的企业,以使轮胎节省燃料。我们的轮胎具有持久卓越性能,我们开发轻型轮胎,消耗更少的原料来体现更优的性能。我们也不断开发新技术。 米其林已在氢能源领域深耕多年。在过去20年内,我们投资开发了自己的氢燃料电池,并已处于第四代燃料电池阶段。我们组建的合资企业迅速成长,凭借成熟经验在该领域开拓市场。我们努力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之一。 对于轮胎,我们也承诺:在2050年前,轮胎将100%使用生物原料或可回收原料。如我在开场时所说,我们坚信,可持续性应该完全融入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诸多不信任、指责和诟病。中美之间的脱钩,以及许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此,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您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制定战略? Florent:是的,这就是当前的危险所在。但作为跨国公司,我们在中国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是美国企业,在法国是法国企业。在德国是德国企业,在巴西是巴西企业。米其林在170个国家开展业务,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公民,我们需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我现在从我居住的法国城市克莱蒙费朗和您交流,我是法国公民,但同时身处欧洲。因为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生活过,我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同时拥有这么多身份,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对立的。我笃信多边主义。 中国在过去70年所做的一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如此短时间内,让7.5亿人摆脱贫困,真是令人叹服。在米其林,我们认为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将中国和美国对立,我们不将巴西和德国对立,不将意大利和印度对立。他们都有自身的生活权利, 他们、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作为全球性企业,我们从不同的敏感点、不同的技术、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中获益。我们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因为我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非只关注某个单一国家。 主持人:热爱自己的国家,更热爱整个世界,当然好。但当谈到供应链,谈到放缓的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时,米其林不会考虑这些因素吗? Florent:我很乐观。米其林相信技术代表着前进的方向,我们也相信我们应该开展本地化运营。因此,当没有必要把货物运送到世界各地时,我们就在当地生产。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留下我们的足迹,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力度确保以使我们的安排具有意义。 我们不会将不必要的部件、配件运往世界各地,因为这将增加我们的业务负担。但我们会从跨地区的研发交流中受益。是的,就流动而言,我们现在的生活比300年前的前人或祖先的生活要好得多。 300年前的平均预期寿命是28岁,这么算起来我现在至少多活了一倍时间。所以我很高兴,虽然现在很多事情尚不尽如人意,但普遍而言,现在全球70多亿人口比以往生活得更好。这要归功于科技,归功于发展进步。 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事宜不尽人意,有待改善。但整体来看,现在的情况有了长足的进步。 主持人: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米其林是否会调整其全球供应链? Florent:我们已经做了,已经调整了供应链。米其林尽可能在本地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以中国为例,我们过去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但中国市场对我们产品的需求仍在迅速增长。 因此我们持续投资,我们一直努力跟上中国市场的增势。也许你会看到一些脱节,但那是暂时的。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实现本地化。 主持人:米其林在中国拓展的另一项业务是米其林指南,因为我知道米其林以交通运输和美食评级闻名。那么您是否了解当地餐饮市场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米其林指南更贴近当地情况? Florent:谈到世界交流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越来越多。所以米其林指南能带给人们快速选择美食的便利:米其林指南的榜单既符合全球统一的卓越品质,又带来更多适合当地的口味和文化的地道推介。 因为我们知道,食物都有与情感有关,和人际交往有关。因此,米其林指南始终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最适宜的精选美食。 当然,不同地方存在差异,我们并不希望评选出千篇一律的餐厅。我们试图彰显每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及丰富的饮食文化。 主持人:根据法餐的标准…… Florent:不……并不是这样。您观察我们在中国发布的榜单,多数是中国餐厅。他们了解我们米其林想在指南里推介什么,而他们在中国制作出中国风味。 主持人:我想回到有关轮胎的讨论上。随着中国轮胎制造商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并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你认为这会加速历史悠久的轮胎制造商的转型吗? Florent:也许。我也相信竞争是好事,竞争会让你变得更好。所以我每天都对员工说,我们每天都在参加“奥运会”。当然,有很多人想要代替我们,他们试图取代我们。 这很正常,不能说他们不对。我们的职责就是始终位于前列。我们尊重竞争,对竞争不参杂情绪。中国市场正在扩张。中国制造商当然具有一些优势。但我们的优势更大,不过我们需要我们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米其林创立之初,我们的规模也非常小。所以我理解这一点。我们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确保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的客户也青睐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我从不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竞争。无论其来自哪里,我们都积极应对。我们要做的就是引领前行,满足客户。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米其林实际上从很早就开始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不再是单纯的产品销售商。 主持人:那么,数字化将如何引领米其林今后进一步的发展? Florent:我和米其林的所有员工分享,米其林的每一个流程都将实现数字化,因为这将带来诸多好处。我们能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我们能加强研发,制定新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此外,我们每天生产数百万条轮胎,所有这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联。因为我相信,物联将成为我们未来为客户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如果你在未来运营一家卡车车队,假设你的车辆配有18个车轮,安装了18种不同的轮胎。你会想知道轮胎的油耗效率。是否过快磨损,是否存有安全隐患或处于良好状态。 说到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和道路之间的唯一接触就是轮胎。轮胎可以告诉你是否可以70公里的时速转出这个弯道,或者你应该降到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轮胎会告诉你,车是否能安全行驶,或者你是否可以顺利驶达目的地。 所以,我们努力研究可以达成这些目标的数字化工具。一旦轮胎可以传递信息,它将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主持人: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宝贵时间。非常高兴和您对话。 Florent:多谢!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Mark Machin)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勤:谢谢!早上好。我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有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线上参与,我将花一些时间讨论新冠病毒COVID-19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也会谈谈疫情后的现象与全球趋势,并分享有关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些投资项目,以及对疫情之外前景的见解。 首先,关于疫情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我们一直在非常谨慎地跟进中。实际上,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初时,我对中国疫情有了了解。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避开了疫情,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并且仍将,对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全球经济恢复的最大挑战是所谓的‘极端不确定性’,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不确定性都存在,何时、是否以及如何获得疫苗尚不确定,不同测试的速度和准确性存在不确定性,免疫力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有了疫苗,免疫力如何发挥作用、能持续多久等尚不确定。 这种疾病如何随时间演变,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潜在的第二、第三波疫情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计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至少在今年仍将继续,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和未来的计划而言永远不会是好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团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约3.5%,我们预计发达市场将萎缩约6.7%,而新兴市场的增长将基本持平。 就复苏的形态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最新预测是,到2022年下半年,实际GDP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北美以及整个世界均预计到2022年底,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因此,我们预测的不是V形复苏而是“对钩形”复苏,中国是首批开始复苏的国家之一,而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持续要求,对复苏造成了一定延迟,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直到中国能在各方面达到完全放心。 中国的经济在第一季度萎缩了6.8%,我们预计中国的复苏将领先北美,因为中国最早受疫情影响,理应最早复苏。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数据,到5月中旬,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工业公司和91%的中小型企业都已恢复生产。第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主要城市中有86%的酒店已于4月底重开,各个方面逐渐复工并重回正轨,中国看起来正在复苏的过程中。 在疫情后的世界中,将会出现许多新的挑战。一个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尽管我们不知道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确实知道,未来几年世界会有所不同,至少由疫情的褪去开始,在病毒最受控制的地方复苏活动会更快,而在经历第二和第三波疫情的地方复苏会较慢,一些国家处于较长的停摆期,因此正常的经济行为模式已经停滞。 消费者在零售、旅行、旅游和娱乐方面的支出受到了格外严重的打击,能够快速调整和加速电子商务的零售商表现良好。娱乐和旅游业很难转移至线上,考虑到旅游,尤其是跨境旅游方面的困难,商务差旅可能会继续受到永久性影响。我们预计消费者行为会发生一些永久而持续性的变化,这是由于人们在家中工作或隔离而被迫做出某些改变。 长期而言,其中一些变化有望持续下去,比如线上订购生鲜杂货,这项业务在全球都经历了显著增长,线上订购通常只是受到服务供应的限制,在有服务提供的地方,基本上使用率都达到了最大限度,因此就使用线上订购的升幅而言,美国家庭从5%上升到30%,英国从7%上升到14%,而中国的上升幅度更大,因为像美团这样的公司能提供更多服务。 另一个领域是在线教育,它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应用,东西方学生的在线体验,或者说东西方家庭,对在线教育的满意度差异很大,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人们对在线教育的体验更满意,而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太满意在线教育的体验。此外,老年消费者以前可能不愿意接受,但现在被迫使用网上渠道。 金融科技也是如此,老年客户不得不使用网上银行,一旦他们熟悉了这种方法,很可能不再回到线下的操作,当然医疗保健也经历了变化。 我认为中国很早就开始转向远程医疗,因此医疗系统效率更高,例行查询负担更少,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了类似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远程医疗,而且使用后均感到满意,所以我认为向远程医疗的转型是会继续的。 房地产方面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数据中心和物流的市场强劲,尤其是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巨大,世界各地宽带速度大幅提高,每个人都在远程工作,另一方面酒店业正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各地均有酒店资产无法维持下去,尤其是那些在疫情前就已在困难边缘的,发达市场中更可能有商场建筑过剩情况。 这些资产受压的机会更大,在疫情之前北美的购物中心数量,可能已达实质需要的3至4倍。因此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很难获得实质性业务,至于办公室市场,目前仍然不确定,一方面,需要更多空间以将人们间隔至适当距离。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工作,从而永久地远程工作,因此,是否需要大型中央办公室空间? 目前尚不清楚事情将如何发展,所以,我们正在关注所有这些类型的趋势。在COVID之外,把目光放长远,关注长期趋势,我们仍然相信应该拥有全球范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一个不仅专注于一个地区,一个资产类别和一个市场的投资组合,让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受益。因此,我们将持续推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我们正在研究那些可能因为这场危机而向前快进了3到5年的长期趋势,例如医疗保健、创新药物、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 正如我们目前在这场危机中所看到的,多年来的潜在危机是我们许多人谈论的话题之一,气候变化是我们仍然在谈论的另一个未来的潜在危机,因此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次危机中的机会,寻找加快实现转向低碳能源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还增加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投资。我想我们在过去几周,都希望能够乘坐自动驾驶汽车而不是司机开的车。 作为总结,我之前谈到的这些事情的核心都是着眼于长远的模式,我们的工作是管理资金,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加拿大人都能有养老金,因此我们尽量不着眼于短期,包括每周、每月甚至每年。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多年,稳定发展并不断扩大规模的投资组合,因此我们始终关注长期趋势确保资金能够持续,同时具有可持续性的目的和组成。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谢谢您的分享。您刚才用到了‘极端不确定性’这个表达,来描述我们生活的时代。马勤先生,我想先问您一些有关投资的问题,看起来许多国家都在降低利率,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做?在这种经济复苏过程中,投资者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哪些地区和产业? 马勤:这取决于您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还取决于您的投资周期,投资者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时间框架,要建立的是什么,资金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可以承担多少风险。通常情况下,如果您是超长期投资者,能承受一定风险,且短期内不需要使用资金,你可以在长时间里累积为数不少的股票,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都是头号问题。 第二个是多元化,任何投资者都渴望尝试寻找一系列独立、不相关联的收益流,在不同时间会成效不同的策略,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尝试寻找较长的时间框架下互不相关联的市场和策略,这就是大局观。 目前北美市场仍然有巨大的价格流动,我认为这是令很多人惊讶的。是的,股市很惊人,标准普尔指数在本年度转为上涨,这代表什么? 这反映出大量的刺激措施,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汲取了很多教训,他们采取的行动,比人们所预估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所以,目前市场中有大量的刺激措施,在边缘处也能观察到相关例子,一些首次开设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在美国,我听说近几个月股票交易帐户的开设数量创了纪录,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国民众收到了政府的援助支票,并由于没有任何费用,决定开户进行投资。当他们看到市场上涨,便会继续投资,因此这次上涨中边缘可能还有一些散户投资者的影响,但这是非常特殊的。 话虽如此,我们不会因市场价格而进出市场,也不会跟随市场势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目标是确保投资组合稳健。因此我们希望继续针对投资地域进行多元化,不把所有的蛋都放到北美篮子中,而要涵盖全球,然后在不同的资产类别和策略之间实现多元化。 对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而言,在全球战略层面,承受收益率长期放缓的关键词是什么?这个词是长期,如果我在中间加上连字符,应该算是一个词吧。我们的目标是长期获利,我们不仅仅投资负收益率或低收益债券,我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投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承受长期的股票风险,那么我们的预期收益率将高于目前低利率投资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承担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因此可以投资私人资产,例如私募股权、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随着时间变化,这些类型的资产的回报理应比一般的流动资产更高。 主持人:您预料新冠病毒将为投资策略和投资主题,带来什么长远而持久的变化? 马勤:在投资方面,很多人将审视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期,他们的投资资产表现如何,我们曾经留意到急剧的抛售,人们会问,我的投资资产表现和预期一样吗? 因此,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人们会对此进行大量分析。例如,很多人说‘我们是市场中立的’,例如,一家对冲基金可能会说我们是市场中立的,我们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我们同时进行多头和空头交易。 但当危机来临时,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市场中立的,实际上,他们随市场下跌了,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人们也会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确定他们在做的事情和他们所说的一样吗?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会审视和分析基金,分析我们的投资和策略,确保当它们承受压力时,它们会按照既定的方式表现,我们所投资的大部分做到了,但有一些没有。 其次,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正在研究正在发生的长期趋势,以及行为上的长期变化。显然,人们正在转向线上,他们在线买药,在线娱乐,在线运动,在线订购食品杂物,在线使用金融科技。我认为这些趋势将人们的线上操作率向前加速了5年,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我们预料这些变化在疫情之后会继续下去。 疫情之后,整个投资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应如何支持可持续资本主义?我在讲话中提到过,下一个危机很可能是气候变化,因此,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利用这场危机,来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迈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并投资于可再生资产,电动汽车和充电,绿色建筑,发行绿色债券,我们正在努力预测这一趋势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主持人:请谈谈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决心进一步开放其金融服务业,您认为有什么新的机遇? 马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会投资于接触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我认为很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消费者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在逐渐成为世界领导者,例如在金融科技领域,我们投资了蚂蚁金服,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其他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如美团点评,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是目前在线上或线下均为世界领先的公司。 了解O2O消费者行为,以及在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相关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消费者的动向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些趋势可能会扩展到全球。 主持人:作为全球养老金计划管理的典范,您对中国的同业有何建议和提示? 马勤:我们非常尊重并花了很多时间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行交谈。他们的工作与中国老龄化息息相关,是极其重要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重大的人口挑战,我们在加拿大也有很类似的趋势。两国之间在这方面已进行不少知识和学习的交流,我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在做正确的事情,管理更多的资金,利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及以长线投资为目标。随着时间的变化,老年财务保障,对于中国人口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介绍 马勤:谢谢,我的荣幸[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拜耳管理委员会主席沃纳·保曼(Werner Baumann ) 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保曼:很高兴能与大家交流。我很想亲自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现场,但基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无法成行,基于我们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机遇,线上对话也是很好的方式。 首先我想先谈谈拜耳的发展历史概况,然后探讨目前大家面临的疫情挑战,再介绍拜耳全球的情况,尤其是拜耳在中国的业务状况、拜耳提供的社会服务以及未来的机会。 拜耳拥有悠久的历史,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82年,也就是公司刚成立19年之后。多年来,我们积极地在中国开展各项业务,同时,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奠定了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这一点在我们审视疫情响应,以及回顾包括中国在内全球运营和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时,同样如此。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1月下旬至2月上旬,疫情爆发伊始,需要人们挺身而出之时,为了满足最迫切的需求,拜耳中国的员工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将产品送到国内急需地区和人们的手中。 在全球范围内,作为行动指导,拜耳一直着眼于几个关键点。 首先,员工的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我们要确保逾十万多名员工的工作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和生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这点做得非常出色。 其次,我们要确保可以继续生产全球急需的产品,因为拜耳是一家专注于健康与营养的企业,而这两方面是全球各地的人们非常基本的需求。 此外,我们还竭尽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拜耳公司以及所有员工力所能及的众多方面为社区提供支持。 总的来说,拜耳在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捐助总价值约为2000万欧元,包括资金支持、捐赠和免费提供产品,还有很多志愿服务,例如在疫情高峰期间,很多员工主动提供救援帮助,也包括让我们的诊断和检测设备能够用来支持社区抗疫。 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就当时相对有限的资源来说,拜耳的努力帮助提高了检测能力,让人们更快地获得了检测。同时,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能够确定感染区域,并进行处理。 其次,拜耳已在全球以及在中国也同样提供很多的产品和防护装备。我们在中国捐赠了价值约为150万欧元的物品。拜耳在早期便调动起来,还提供了一些防护装备。 因此拜耳几乎将手中所有可以分享的防护设备都提供给了社区,以便医院的工作人员、医生、食品产业链上的工作人员可以专心工作并专注于当下最紧急的任务——对抗疫情。 我们还提供了约30万片磷酸氯喹,这是一款抗疟疾的药。目前还在进行试验,以测试它对于抗击疫情的有效性。 当广东省向我们发出需求后,我们也将这种药品免费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对外供应这种药品。 现在我来谈谈拜耳全球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业务。 拜耳公司在2019财年的销售额约为435亿欧元。公司约有104000名员工。拜耳坚定不移地以科研和创新为基础,年研发预算达到53亿欧元,是德国乃至欧洲研发预算最高的公司之一。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新药研发、非处方药研发,还有拜耳农业产品的研发,包括种子、性状,还有保护植物不受真菌、害虫以及杂草侵害的植保产品。 拜耳销售总额约为435亿欧元,而中国是我们全球第二大市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0%。准确来说,有9000多名员工在为拜耳工作。 在中国,拜耳拥有庞大的价值链。我们不仅在中国销售产品,而且在处方药以及健康消费品领域开展研发工作。我们还拥有11个生产基地,生产供应中国市场的相关产品。我也坚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拜耳已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再来了解一下拜耳的使命、愿景和宗旨,拜耳的愿景是“共享健康,消除饥饿”。这是激励着拜耳的10万名员工每天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们正开发全新或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以践行使命,在保护地球生态的同时,满足人类的需求。 在拜耳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尤其是关于拜耳需要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确保不仅满足人们的需求,还可以为保护地球生态做出贡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拜耳的业务主要分为三部分:作物科学,处方药——也是我们在中国最大的业务,以及健康消费品业务。 关于业务,总体上,2020财年开局良好。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拜耳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因为他们担心供应链中断而买不到这些产品,所以第一季度由于公众存货购买、需求超过了正常的消耗,促使销售增长。 所以,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拜耳业务将会更趋于市场的真实面。我们的业务和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我们又给中国带来什么? 首先,拜耳的承诺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市场的健康和农业解决方案做出显著贡献。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非常契合中国政府实施的一些关键举措,拜耳长期致力于帮助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健康的实现。 此外,拜耳还参与启动并长期支持“走进西部”项目,关注中国基层医疗服务的提升,目前项目已从中国西部拓展至东部地区。 最后,拜耳还着眼于形成更好的总体布局,为中国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 对于作物科学,我们正在努力联合当地农业和科研机构为中国广大种植者提供支持。拜耳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展开了一系列卓越合作,还于2019年和农业农村部的全国农技中心联合主办“拥抱绿色”大型公益性培训项目。 在处方药领域,拜耳近年来向中国市场推出14款新产品和新适应症,持续不断驱动创新,让中国人民能够享受这些创新成果。 拜耳于2019年成立了新的健康消费品的研发中心,以在中国展开创新领域的合作,希望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 于此,非常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习近平主席,为根植于中国的企业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肯定,拜耳10万名员工已为支持中国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非常感谢,并期待您的提问。 主持人:保曼先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感谢您讲述拜耳过去参与中国发展与增长的重要历程,自1882年至今,这段历史几乎长达一个半世纪。 是的,这一源远流长的历史难以用语言表达其中的伟大。拜耳已经深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项目中,例如农业振兴以及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走进西部”项目。 保曼先生,您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我们了解全球有十几家公司目前在正在争分夺秒地研发疫苗。您认为尽快研发出疫苗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保曼:我认为很多公司都拥有新疫苗研发的专业知识,我个人认为到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可能会成功研制出疫苗。必须指出,拜耳实际上并不参与疫苗研发。葛兰素史克或赛诺菲,还有像德国的CureVac和美国的Moderna等新型生物科技公司,是拥有疫苗业务的。 但鉴于我们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我认为拜耳能够提供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则是生产有效药品或疫苗所需的充足产能,这正是拜耳能够贡献的领域之一。 拜耳正在改建其中一个工厂,并签署合作协议,以便有效疫苗研制成功后,便能立即提供所需的生产能力。 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药物库存让拜耳在疫情早期获得了一些收益,但我在上一次查看资料时发现拜耳对全年业务尚未给予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对拜耳有何影响,您预计拜耳业务恢复如何? 保曼:这是一个重要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顺利恢复业务,但我们在环境变化未知的情况下尤为艰难,比如,谁将去医院接受何种治疗。 拜耳的供应链,实际上还有商品市场中的一些摩擦,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了影响,只有到第二季度末期才能进行良好评估。 因此,在第一季度之后拜耳并没有对全年业务的原有指导进行更新。而第二季度的重点在于沟通。大约还有6周的时间,在今年7月底或8月初,我们将更有把握对今年全年的业务情况做一些判定。 主持人:您谈到了全球供应链中断。请谈谈您对药品供应链中断的看法。在您看来,会重组或本地化吗? 保曼:我认为很多政客和政府会有自己的答案,企业也如此。我相信您感兴趣的是从企业角度给出的答案。拜耳的供应链非常有弹性,在过去几十年,拜耳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国际供应链。 我们从全球各个国家进行采购,并进行供货,一直运行良好。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若无政府干预要求关闭国界,在整个疫情期间也会运作良好。因此,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我们需要确保在一个开放国家和开放边境的世界里继续开展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 这些紧张因素都会迫使企业保留一定股本冗余,并进行额外的投资,而这些资金本可以被投资于对人类发展更加重要的创新和环境可持续性。 主持人:保曼先生,很多政治人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提出基于国家安全,疫苗、药物、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应当本地化。您对于这些政治人士及其言论有何看法? 保曼: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国有化意味着重新打造整个垂直供应链。这不会奏效。代价高昂,并不是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形成一个实用、运行良好的全球社区,齐心协力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如果很多地区存在国家安全隐患,通过保障比如防护设备等关键安全产品的安全库存来解决要更加容易,这是解决您提出的问题的一种更好更经济的方法。 主持人: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声称目前的大国竞争、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将会失控,但据我和我的团队了解,事实上拜耳在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下一直稳步运营。自二战以来,在西德经济和社会重建后,拜耳业务实现指数级增长。对于那些被目前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您有哪些建议? 保曼:我认为对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而言,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做正确的事。只有做到这一点,成功与认可方能接踵而至。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我们的总部德国,拜耳始终自视处于社会的核心,并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拜耳坚持以专长服务大众与社区,发明健康和农业领域的产品。正如您所言,数十年来,我们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主持人:中国是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您认为这会影响到拜耳在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战略定位吗? 保曼:在我们还处于危机之中,未来局势尚不明朗之时,拜耳认为战略地位不一定会发生巨变。 但我必须指出,多年来,拜耳始终勤勤恳恳扩大布局。拜耳在中国开展研发,从中国卓越的科研机构中受益。 拜耳还在拓展我们的制造足迹,以满足中国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供应需求。凭借稳固的关系和信任基础,拜耳在中国的业务运营良好。我认为,拜耳将继续在中国深耕,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促进创新,同时为准入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将使中国人民享受更多创新成果。 主持人:在两会期间,我们听到中国总理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向世界敞开大门,很多人也期待中国能兑现这些承诺。感谢拜耳管理委员会主席沃纳·保曼先生分享您的看法。 保曼:感谢邀请,祝大家平安顺遂。 主持人:谢谢,祝您平安、健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Jean-Pascal Tricoire )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赵国华:首先,感谢对我的邀请,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环节。 当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从这场危机中认识到一些问题。首先,就施耐德电气而言,我们一直在为身边的社区提供服务,确保医院正常运转,确保远程会议和沟通顺利进行,数据中心都在超负荷运转以提供支持。 我们也一直在为食品、药物、水网、电网等关键设施提供保障。在目前的危机下,我们正把力量集中到真正重要且关键的任务上。我们与全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合作确保生活正常进行。 新冠病毒已经影响了全球几乎每一个人,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各行各业的经济、各个公司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我们发现,有的客户需要提高生产力和恢复能力,而一些需求降低的客户则需要通过运用我们的技术削减成本,以此来降低总成本。 我们大部分客户都要同时应对这两种情况,由于疫情影响,他们的一部分业务出现了增长,而另一部分业务出现了下降,因此必须同时适应这两种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此次疫情中,数字技术的运用经历了加速发展。 首先是我们工作的方式,今天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往年,我们都是在北京面对面开会,而这一次我们采用了数字化方式。 我希望能尽快与大家见面,一起工作,但好的一面是数字技术让我们的工作不至于中断,对于施耐德这样的公司,我们在全球很多一百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这一段时间,施耐德的员工有在家办公的,也有在办公室办公的,大家的工作没有中断,服务也没有中断。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生产制造流程中的供应链瓶颈,而数字化技术正是解决疫情中这些问题的良方。 我想重点谈一谈,以下四个需求在疫情期间格外突出。首先,我们的客户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时,希望用远程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例如通过无人运营、物理区分、增强虚拟现实来引导现场操作,通过虚拟现实培训操作人员。 拥有远程监控中心的公司,通过万物互联可以深入了解维修操作细节,远程操控,这对客户来说已经成了真正的竞争优势,比如我们和中国宝钢合作的无人行车车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无需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通过自动化和软件,实现无人操作并提高生产率。当然,在医院和数据中心可以实时查看能耗情况的远程能源管理能力也已经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二,对数字化的需求有所回升。由于封锁,大家只能待在家里,很多地方因为需求增加而感受到了运行压力。得益于互联互通,数据可以被传送并分析,提供预测性维护、分析,并指导服务团队的工作,这样效率更高。 不具备数字化手段的人、没有联网的人,犹如在黑暗中工作,而互联互通,使我们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并确保作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认为,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你的总韧性。例如,一个普通的工厂需要连接到电网、配电系统、楼控系统、信息技术管理系统或过程管理系统,所有这些都应该实现自动化,并连接到正确的软件以确保整个系统的总韧性处于适当水平。 第三,数字化的加速是因为我们面临健康危机的同时还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使得我们都必须在未来提高效率,调整成本,寻找新的高效手段。数字化使得一切皆可远程,满足了韧性的需求,因此是提高智能制造效率的最佳工具。我们正在与客户一起部署包括四个融合的数字化方案:能效和自动化融合,现场终端和云端的融合,全生命周期的融合,以及从分散式管理到集成式管理的融合。当然,我们也和中国的许多知名企业部署数字化方案,但是那些能全方位建立数字孪生的公司,在企业整体运营效率上更具有优势。 最后,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危机让人们开始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某种程度而言,病毒或者气候变化是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副产品,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很多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次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在自然事件,例如病毒面前,业务是多么脆弱。如今客户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日益增长,想到做到这一点,他们会把一切都数字化用于测量碳排放、测量能源任务和能耗,从而提高他们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建材集团和我们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帮助这家杰出的大型企业减少了碳足迹,从而提高了其能源效率.。此外,这次新冠病毒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当面临共同的挑战时,只有以本地化的方式去处理,将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员和企业聚集起来将所有能帮助这个工业企业的合作伙伴聚集起来,结合数字和实体干预手段,才能共同应对挑战。 另外,我们发现复苏最快的是那些同时拥有本地赋能和相互信任的地方,这种信任是合作伙伴、客户等参与者之间一起努力寻找危机的解决方案,这样才是最高效的。 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很多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开放、交流更加透明,他们交换意见,努力理解未来的趋势、新冠肺炎的趋势,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携手互助。 如果只能许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望,我希望我们能保持或发展更多的合作精神,确保我们以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应对这些挑战。 主持人:感谢赵国华先生,感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见解。您说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团结,但我想说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恰恰相反,我是指地缘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大国之间的竞争、贸易壁垒、关税战和高科技出口禁令的升级。 那么施耐德电气是如何应对这些政策不确定性的呢?能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吗? 赵国华:我之前说的是合作关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地合作。危机面前,必须以本地化方式去应对,关于地缘政治摩擦这个更大的主题,一直以来,施耐德电气都非常关注本地化,我们坚信赋能本地团队应对本地市场,确保他们的运营能融入本地的生态系统,我说的本地生态系统,是指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集成商、合作伙伴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地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减少人流物流的输送。 作为一个商人和这个星球上的一员,我希望未来世界能构建更多合作的桥梁,这才是我们在面临真正的全人类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时所需要的。 主持人: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您曾发推表示,在危机和混乱时期,数字化给予我们更强的韧性,让我们更快地迈向2050年供应链零排放。您认为这一愿景怎样才能实现? 赵国华: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向这一目标迈进。我说数字化在疫情期间实现了一部分最大的附加价值,是包括各种远程操作、韧性、效率、可持续性。当万物互联,同样的系统不仅更好用,而且能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做到互联互通,就可以知道系统中发生的一切,还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故障,可以在提前预测停电事故并及时干预(检修)。所以数字化一方面能加强系统韧性,另一方面又能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主持人:赵国华先生, 我们知道您本人和贵公司一直以来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三峡大坝,再比如南水北调工程,您本人也获得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专家授予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那么,随着中国成为首批抗疫成功的国家之一,您如何看待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战略定位? 赵国华: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政府授予我这个奖项,我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从中国经济起步之初,我就参与了中国的发展,希望我确实为中国的非凡发展出了一点力。 展望未来,中国定义的新型基础设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也就是基础设施与数字化的结合。当然,这也是施耐德电气参与和贡献的领域,我们希望继续参与这种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加入这个国家的创新浪潮。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有超过2.5万名员工,很多研发力量,我们深深地为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所震撼。对我们而言,携手创新,创造一个具有更强的韧性、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非常重要。 主持人:您曾把建设包容性社会列为施耐德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赵国华先生,我是指当你环视四周,你会发现种族、民族、文化和国家都存在隔阂,现在这些隔阂似乎变得更深了,您认为施耐德能为实现您的愿景,也就是建设包容性社会的愿望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赵国华:我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平等就是其中一大问题。就施耐德电气而言,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来减少这些问题,例如向出身贫困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在我们运营覆及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帮助最贫困群体的举措。 世界上必然会存在分裂的力量,但是像施耐德电气这样的公司,肩负着使命,去帮助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人们找到共同点,为他们提供共同工作的场所,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彼此。说到底,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是我们从本次疫情中学到的。当然,从地方来看,它对各个社会的影响非常不同,每个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不同。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也是施耐德电气努力应对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同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主持人:接下来说说自动化和数字化。很明显,自动化和数字化正在改变工业,那么您预计它们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是指人们的工作或者未来的工作方面。 赵国华:我认为,在我们运营的很多地方,这将改变很多工作的性质,包括施耐德电气自己工厂的岗位。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工作,自动化和人不是对立关系,自动化应该服务于人,因此很多工作会迎来巨大变革。而且,我们相信,施耐德电气可以培养出符合未来工作需求的人才。 主持人:感谢施耐德电气集团的赵国华先生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我们。非常感谢。 赵国华:也感谢对我的邀请。 主持人:欢迎您以后再次来到CDF Talk。 赵国华:我们也期待着能亲自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那一天,谢谢。[详情]
原标题:CDF TALK |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温拓思:银行业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TALK 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创新演讲,其宗旨是汇聚全球顶尖学者、企业家和行业领袖,传播个人观点与故事,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人文等多领域。 温拓思(Bill Winters)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发言要点 中国为全球在如何控制好疫情的暴发以及未来的疫情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很多非银行机构、新型的金融机构正尝试提供类似银行的服务,抢占传统银行业务。疫情其实在加快这种趋势。 全球化确实有赢家、有输家,但它产生的利益是压倒性的。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但其形式和结构在未来会大幅调整。 在后疫情阶段,如果不对债务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可能会给未来的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中美合作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需要探索新的形式,合作对抗疫情。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 CDF TALK 感谢论坛的邀请。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跟大家见面,意义非同寻常。我之前参加过线下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期待着明年有机会再次参加。 渣打银行在中国已经有160年的从业历史,从未离开这个市场。 外滩十八号 原渣打银行驻中国总部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中国,渣打开展零售和对公业务,利用全球网络引入国际资本,同时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不管是国际贸易、汇率风险管理,还是“一带一路”相关业务,中国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渣打集团的战略重心,未来也将是如此。 世界正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我目前所处的伦敦已经封城很久了。疫情在个人、公司和社会层面,都深深影响了我们。 在这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团结精神。 共同体的精神体现在英国、中国乃至全球的员工身上。他们不畏艰难,高度凝聚在一起,继续服务客户。 在中国,我们的业务已陆续恢复。分行已经全面开业,差不多90%的员工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全球各地都对疫情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在政府层面,我们首先看到中国很快出台了防疫措施,通过一系列手段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整个国家度过最艰难的高发期,而后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复工复产。 中国的做法为我们如何控制好疫情的暴发和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我们会持续关注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功和先行经验。 和大部分公司和机构一样,渣打的工作重心在于员工、客户和社区。疫情初期,我们就将重心放在保护员工安全和健康上。同时我们也明确地告诉员工,在疫情暴发期间公司不会裁员。 疫情暴发后,渣打银行做了哪几件事? 首先,我们特别安排了10亿美金,支持参与抗疫工作的客户,以极其优惠的利率来支持这些公司运转。 我们也积极参与配合抗疫政策措施。疫情在中国暴发后,我们推出了延后还款等一系列支持。 除此以外,我们拓展新渠道,在武汉开设了一家新的支行。武汉分行在整个疫情期间,业务始终没有中断。 渣打银行武汉分行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加大了对社区的投入。我们的员工发起了一个五千万美元的基金,这笔钱会从工资中支出,用来支援一线。 通过非政府组织伙伴,我们已经从五千万美金中调拨了两千万来支持抗疫。余下的资金将用来支持疫情后的恢复,特别是帮助年轻人就业,比如技能培训等。 我们也正在帮助实体经济恢复。 我们的10亿美金中的第一批贷款拨付给了一家中国纸品企业,用于生产个人防护设备,其新工厂月产口罩可达700万只。 我们协助汽车制造商改造产品线,生产口罩和消毒剂等防疫物资。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还支持了一家南方企业提升消毒用品产能,以满足湖北省和南方其他市场的迫切需求。 另外,我们支持了一家中国的小企业生产出口摩洛哥的物资。他们贷款了360万人民币,用于生产200个呼吸机,投放到摩洛哥市场上。同时我们还协助他们管理汇率风险,提供融资服务。 这些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出的一系列举措。 伴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创新,为中国和国际投资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就在几周前,我们第一次使用区块链技术开出人民币计价的信用证。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全球贸易深受挑战的背景下,这笔无纸化的交易意义非凡。 我们还与上海的企业合作,借助金融科技来促进跨国支付。我们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智能支付系统,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跨境业务的支付痛点。 疫情加快银行业转型趋势 仅凭我们目前的创新程度,还无法解决贸易中的一些顽固壁垒。但是我仍想就未来银行的一些发展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享。 在银行业,最成功的公司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咨询和风险管理的公司。 我们看到有很多非银行机构,还有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在尝试提供类似的服务,抢占传统银行的业务。 疫情其实在加快这种趋势。 我们认为,消费者的任何交易都应该在非常高效的平台上完成。我们可以自己开发,或者和其他的机构合作开发这种平台。 在中国,像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这样的平台,给客户创造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交易环境,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合作。 图片来自网络 在企业银行方面,我们也需要继续创新,提供一些基于无纸化的、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 如果这些业务银行做不好,其他的公司就会来替代银行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非常乐意通过和行业内外的伙伴合作,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纯粹的数字化银行,没有任何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有很少的几个机构。过去两年,我们在非洲建立了9个这样的银行。现在,我们也在新加坡、印度、香港做类似的试验。 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意识到这种新的业态非常重要,也认为这会改变银行业的本质。 Q&A 主持人:李斯璇 李斯璇:您认为疫情是否会导致银行业大量裁员?居家办公模式未来会成为新常态吗? 温拓思:我是五年前加入渣打的,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十万员工,数字化转型也才刚刚开始。 到现在,很多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业务实现了自动化。与此同时,我们增加了很多数据科学家、程序员、职业经理人和客户经理人的岗位。 我相信这种趋势仍会继续。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我们在培训和职业技能发展方面投入很大。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每一位员工,在未来新经济环境中寻得合适的机会。 居家办公的方式会部分持续,但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我们现在已经在考虑如何重构工作流程,重新培训员工技能,以及重组办公室结构等。 图片来自网络 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实体办公空间会大幅度缩小。这种趋势对未来银行办公室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银行可能将不再设置固定工位,员工可以共享办公桌、办公空间等。 李斯璇:您提到各国央行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您认为这是否会导致债务危机? 温拓思:我们知道债务增长是巨量的,可能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甚至25%。但这是在极低利率环境下发生的,所以我认为偿债压力是可控的。 对于政府来说,保护公司和个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后疫情阶段,如果不对债务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那么可能会给未来的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李斯璇:近日关于全球化的终结的讨论很多。作为一家全球银行,可以监测到全球经济活动的资本流向。您如何看待未来的趋势? 温拓思: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 我们知道全球化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现在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进全球化,可以带来更大的扶贫成果。 但全球化确实有赢家、有输家。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年的薪资基本没有变化甚至有所减少。 但是全球化的益处是压倒性的。国际贸易也不能停滞,它产生太多的价值。 各国想要调整他们对供应链的控制程度,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也知道在亚洲、非洲,新的供应链和新的全球关系正在迅速建构。这些成功案例重新证明了全球贸易的价值。 我不会担心全球化的倒退,但我认为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未来会大幅调整。 李斯璇:在全球经济方面,美联储希望2021年底让经济复苏,您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温拓思: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美联储认为重归正常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这是基于经济数据和消费行为角度做出的判断。 事实上,疫情对本地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资本重组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度过疫情时期。 图片来自网络 目前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要保持足够警醒。 李斯璇:如何评价欧洲和美国应对疫情的措施?中、美、欧应该如何进一步合作? 温拓思: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事实上市场表现还是可以的。这些措施有效维护了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 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一些国家实行封闭,一些国家鼓励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实时的试验,我们需要看哪种方式有效,需要更多的沟通来分享最佳实践。 中美合作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世界上两个在科技、医学方面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的精诚合作是所有人都期待的,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合作的意图,但也有一些公开的摩擦。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方式,合作应对疫情。 谢谢大家。 ABOUT THE SPEAKER 关于讲者 温拓思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 温拓思先生于2015年5月加入渣打集团,2015年6月10日加入渣打集团董事会并被任命为集团行政总裁。他常驻伦敦。 温拓思先生拥有卓越的银行业从业经历,曾在摩根大通银行任职26年并担任多个领导岗位,2004年开始任其投资银行部的联席行政总裁,直至2009年卸任。温拓思先生是受邀成为英国政府于2010年设立的“独立银行业委员会”的成员中唯一一位来自业界的银行家,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和财务稳定性。后来,他在英国议会的“银行业标准委员会”担任顾问,也曾受英格兰银行理事会委托,独立审核该行的流动性业务。温拓思先生于2011年创办了对冲基金公司Renshaw Bay并亲自担任总裁兼主席,直至他接受渣打集团的任命。[详情]
原标题:2020年 CDF TALK 的特别之处在哪?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北京时间2020年6月8日晚上八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走上主持台,2020年CDF TALK正式拉开帷幕。 卢迈在为CDF TALK专门搭建的演播厅内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卢迈在开场讲话中指出了今年CDF TALK的特殊背景: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不仅让中国,也能让其他国家受益,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未来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疫情。” 6月8日及此后几天,共有八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跨国企业掌舵人作客CDF TALK。 第一季CDF TALK主持人和嘉宾阵容 与此前直接在舞台与观众们互动的方式不同,今年CDF TALK的大部分演讲,都在“云”上进行。 20分钟时间内,讲者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完整的演讲,并在此后10分钟里,与秘书处邀请的主持人进行互动。 我们将演播室从钓鱼台国宾馆搬到了论坛秘书处,演讲舞台则分布在世界各地。 疫情之下,企业家们有的正在居家办公,有的仍能够到办公室上班,论坛秘书处将疫情期间这种通过网络连接进行的集中、聚焦的演讲形式,命名为CDF TALK’s Week。 部分平台开屏推荐集锦 首季CDF TALK’s Week已在央视频,人民日报中英文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第一财经周刊、澎湃新闻、凤凰网、界面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上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300万,TALK引发的微博话题总量达到9.2亿。 (图片来自网络) 2020年开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肆虐。 2月3日,武汉正式启用“方舱”,首批患者成功转院。跨国企业江森自控参与了“方舱”医院的建设,为“方舱”提供包括通信设施、安防网络和患者援助警报系统等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改造,在八天内完成任务。 随着疫情在美国暴发,江森自控将武汉的抗疫经验应用到美国纽约长岛“方舱”建设,在十天里打造了一千多张临时床位的“方舱”。 江森自控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在CDF TALK演讲中承认,疫情过后,世界将与从前截然不同,江森自控会竭力在疫情过后,为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复苏提供必要的支持。 武汉的“方舟”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不同经济体处于受疫情影响的不同阶段,不同产业间受疫情影响程度也有区别。拥有Zara,Massimo Dutti,Pull and Bear,Bershka等品牌的零售业巨头爱特思集团,处于受疫情影响的最前线。 但在CDF TALK演讲中,爱特思集团执行主席帕布罗·伊斯拉对公司前景乐观。2020年,爱思特旗下所有产品都将全部实现在线购买。 爱特思旗下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发酵,与病毒长期共存在各界形成广泛共识,疫苗研发受到各国关注。 全球已进入临床试验的十余支疫苗中,来自美国的跨国企业辉瑞制药公司在其中占据不止一个席位。 图片来自网络 在CDF TALK中,辉瑞制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表示,通常新疫苗研发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目前辉瑞正在思考如何在今年10月拿出新冠疫苗,并以此为截止的时间节点,倒推前面需要完成的工作: “这次全球的政府、企业和机构都企图缩短研发时间,因为世界需要在今年秋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实体经济之外,市场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作出反应。 美股历史性三次触发熔断机制,原油期货价格降至负值,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思拓认为,通过扩大债务市场保证公司运营和个人信用安全这一方向是可行可控的。 图片来自网络 但他也在CDF TALK上表示,世界经济重归正常可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如果在后疫情阶段不进行调整,有效重构生产资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话,可能给未来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疫情与其他政治、经济问题交织,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讨论。 图片来自网络 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畅销书《原则》的作者瑞·达利欧在演讲开始即表示,直接谈论目前的形势对他而言很有诱惑力,但他情愿拒绝这样的诱惑,从历史兴衰中寻找解释、解决当下问题的答案。 瑞·达利欧认为,目前世界正显现出三个他从未见过的趋势:人类社会已经走到1945年开始的长期债务周期的末尾;人类社会正面临比较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差异,人们正在失去平等的机会;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主导大国美国的地位。 瑞·达利欧出生于1949年,并在35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在演讲中,他表示荷兰、英国、美国还有中国,所有大国兴衰归根结底都在讲述同一种趋势,同一个故事。 而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则在CDF TALK中表示,他非常希望能够亲自到中国,直接向中国人解释美国目前在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未来十年直至几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因为美国大选而发出的那些激烈政治言辞,并不能代表中美民众对于两国关系的真实想法。 在CDF TALK中,高通、美光等高科技企业也表达了他们对在中国投资、发展的信心。 美光科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在演讲中表示,美光是中国创新生态的重要合作伙伴,公司会持续致力于发展中国业务,为中国客户提供支持,因为他们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在演讲中坦言,高通希望能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高度专注于支持客户及客户的客户,专注于发展5G,而尽可能不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 莫伦科夫说,即使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高通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希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能够继续合作。 “现在,正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先导很重要,高通公司也很高兴这么做。” 技术竞争与合作并存。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平台将陆续发出以上八位讲者的演讲视频、文字实录。新一季CDF TALK‘s Week也将择期与大家见面。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论坛都将继续致力于“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通过各种形式,联合全球企业,展示大家的合作精神。[详情]
在民粹主义日益增长要求“脱钩”和“紧缩”的呼声中,我们仍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果这种病毒让我们汲取了什么教训,就应该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是一家,如果我们由于生物制药而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相互关联。 疫情之后也将如此,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但最终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坚定努力,最终就会认识到维持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就不会占上风。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20:00-22:00在线直播。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李斯璇):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会有三位非常棒的嘉宾,有辉瑞制药公司CEO、董事长艾伯乐先生、还有渣打银行的行政总裁温拓思先生、还有江森自控的乔治•奥利弗董事长兼CEO。首先有请艾伯乐董事长发言。 应该说他作为公司的CEO兼董事长第一次对外以这样的身份致辞,我们知道辉瑞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他今天讲的内容肯定跟疫情非常有相关性。 艾伯乐总裁您好。 艾伯乐: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李斯璇):非常高兴您能跟我们联线,我在接下来的20分钟跟您做一下访谈。 艾伯乐: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会议,我在纽约的家中,现在所有人都在家办公。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期间,辉瑞很荣幸,同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服务。很荣幸这次能同医疗领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应对此次新冠肺炎危机。 今天,我会分享我对当前这场疫情的反思,我将围绕“我的2020”这个主题分享。我很自豪也非常谦卑能够跟其他的CEO同行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现在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疫情中我的所见所闻。进入2020年之际是我担任辉瑞CEO的第二个年头。我为我们在2019年取得的出色业绩而感到自豪,并为这些业绩奠定辉瑞未来的基础而倍感振奋。我们重新确立了辉瑞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 在2019年,我们的药物和疫苗已惠及全球5亿多名患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可以说我们用药物改变了5亿个家庭的生活。我们获得了10个新药或新适应症的监管批准,包括首个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ATTR-CM)的药物,这是一种可危及生命的罕见疾病,但这种致命疾病在此前没有任何治疗方案。 7月,我们宣布就普强与迈蓝的合并达成协议,这项交易一旦完成,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仿制药公司。 2020年伊始,我也为2019年我们在中国取得的各项进展而感到自豪。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第二大市场,我们的创新产品组合实现了29%的运营增长。我们在推动项目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政府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 随着我们在2019年的转型,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加强,全球自由贸易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的供应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组织正在失去原有的杠杆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尽管全球经济总体稳健,但依然很脆弱。以上这些是我们进入202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认识。 今年1月初,我们开始获悉中国出现一种神秘肺炎的新闻报道。刚开始,快速的基因组测序让我们备受鼓舞。基因组测序是抗击疫情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1月20日确认新冠病毒会人传人时,我们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当武汉封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禁闭状态时,我们于2010年在武汉建立的研发中心是我们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病毒肆虐让我们不仅十分担心武汉的同事们,也加深了对中国其他地区员工的担忧 从那时起,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及其影响。我们都见到了下面这样的景象,空旷的街道,首先是在北京,后来则是米兰和纽约。各大机场的飞机并排停在空荡荡的跑道上,还有无数关门谢客的餐馆和剧院。人们戴着口罩,医护英雄们夜以继日地奋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令人动容的是,患者们勇敢地抗击着这种不受地域、种族和年龄限制的疾病。患者们在不断抗击疫情,也在不断赢得胜利。令人心碎的是,不少患者在战斗中失去了生命,多甚至在孤独中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能和家庭团聚。 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毋庸置疑,不可逆转空旷的街道、各种居家隔离和公共场所的社交距离都留下了引人注目的画面。但我们知道,生活最终会恢复常态。更持久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强调两个方面,我相信我们将会看到持久的变化。 首先,如果我们认真汲取这次疫情的教训,我们将会清楚地听到这样的呼声,必须增加对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体系的全球投资。过去的疫情比如SARS、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其实早就敲响了警钟,但没有引起持续的关注和推动这一领域发展所需变革的长期承诺。不过我相信当前这场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必将有助于推动重大的变革。 对公共医疗的投资需要从地方一级开始即在疾病防控、疾病检测和快速有效响应方面建立资源充足的体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各级增加投资,如果这适用于公共卫生,那么也适用于医疗保健体系让患者得到治疗和护理。这次疫情向我们呈现了,医疗系统投资不足的灾难性后果。 我相信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并理解对医疗健康的投资意味着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投资。 第二,随着对医疗卫生投资的增加,我相信对科学的信任和重视将通过这次疫情得到增强。我们希望通过研发抗病毒药物帮助受感染的患者抵御新冠疫情并研制新的疫苗,以预防感染并遏制新冠疫情的进一步传播,科学将拯救生命。我们的全球社区将见证科学带来的切实可行且拯救生命的非凡成果。 这需要长期的承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耐心,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在这场对抗狡猾而难缠敌人的最终战疫中,我相信科学必胜。 为确保科学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最终取得胜利,我们正在加快同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承诺,以应对当前这场疫情。 例如,我们知道研发环节需要空前紧密的协同合作。今年3月,辉瑞公布了“五项承诺”计划,呼吁整个生物制药行业通过空前的协同合作共同抗击COVID-19。这项计划是我们与世界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的更广泛承诺的组成部分。 我可以自豪而乐观地说我们正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进展。最近在德国和美国同时开展了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的BNT162疫苗项目的1/2期临床试验首批受试者接种了疫苗。这项试验是辉瑞与合作伙伴BioNTech共同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BioNTech与复星医药已在中国就BNT162疫苗计划的临床研发和疫苗商业化展开合作。鉴于对疫苗需求的紧迫性。我们已开始进行风险投资积极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和分销基础设施。如果临床试验成功,候选疫苗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我们相信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供应数百万剂的疫苗,然后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到2021年生产数亿剂疫苗。 除了这种疫苗,辉瑞还在研究一种潜在的抗病毒治疗药物,这种药物来自我们内部的化合物库,我们选择了一种导引化合物做进一步的试验,在临床前期的筛选中已呈现为新冠病毒3C样蛋白酶的非常有效的抑制剂,对新冠病毒的抗病毒活性也得到了证实。 我们都知道除了我在这里概述的这两种变化之外,新冠疫情还将带来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变化。但对我们制药行业和全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增加对医疗健康的投资和提高对科学的信任更有意义了。尽管我们预期在后疫情时代会发生各种变化,但也有一些较为稳定的方面。 让我重点讲讲其中的一个方面,在民粹主义日益增长要求“脱钩”和“紧缩”的呼声中,我们仍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果这种病毒让我们汲取了什么教训,就应该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是一家,如果我们由于生物制药而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相互关联。 疫情之后也将如此,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但最终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坚定努力,最终就会认识到维持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就不会占上风。我们这个世界的联系太紧密了,在当下根本不可能逆转,鉴于这些现实一方面是稳定的要素,另一方面则是预期的变化。 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辉瑞将优先考虑哪些方面?对我们来说,这又回到我们公司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这是我们在疫情之前确定的。随着疫情的变化,这仍然是辉瑞的目标,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仍将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正在努力战胜这种病毒的时候,我来谈谈这对辉瑞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些现实只会加强我们的承诺,即以前所未有的更快速度,向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我们的药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热情支持中国发展可靠、可预测、基于实证的监管体系。我们支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自2015年以来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以及其向全球政策和标准迈进的决定性举措。 就在5年前,中国监管审批的实践与成熟市场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长串不同之处。如今差异已大幅缩小,我们希望加深与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尚存分歧领域的对话,我们期待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探索,将中国纳入全球创新疫苗研发进程的途径,使中国人民更容易参与跨国公司发起的全球性临床试验。 今年春天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取消进口疫苗在境外获得上市批准才能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该办法将会自7月1日起正式执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积极进展。 当前的全球疫情使人们注意到进行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同样我们希望有机会同中国科技部合作澄清并简化遗传资源的管理和运输程序,并在这一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开放官方渠道,以便双方开展有效的交流。 在各个领域,行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都可以产生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快人们获得疫苗和药物的速度。 其次,无论在当前危机期间还是危机结束后,改善患者的获取途径仍将是我们的优先选择,科学上的突破创新是我们研发工作的命脉。但只有患者能够获得这些突破创新,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持续的创新依赖于一个可持续的药物定价系统并确保患者能够获得药物。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患者能否负担药物。中国最近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承诺对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并会更多地基于循证流程来评估药物的报销资格。 中国国务院最近承诺到2030年建立一个健全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我们同样深受鼓舞。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药品定价和支付体系,我们建议在患者的支付能力和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取得平衡。辉瑞随时准备支持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相关工作。 最后,在当前的环境中,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仍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于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表示欢迎。我们也很受鼓舞,对于中国政府承诺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环节,包括注册数据保护、专利链接和专利保护期限的补偿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制药创新者也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也随着这些政策的实行,加强专利的保护对于中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这样,制药创新者就会知道他们在突破性治疗上面的投资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辉瑞随时准备支持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工作。 2020年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我们所有人认真反思的一年,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令人震撼的全球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辉瑞将携手制药行业努力研发药物和疫苗,以遏制这次疫情造成进一步的损失。这些损失之大,任何人都无法承受。我们始终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我们同样致力于同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在当前和危机结束之后,确保以及时、可负担的方式让这些突破创新真正造福于我们的患者。 谢谢大家 李斯璇:非常感谢您的真知灼见,也非常感谢您对科学获胜所需要的信心。我认为,事实上,2020年是充满反思的一年,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来更深入地探讨你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 您提到贵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一个在武汉,现在武汉的研发中心恢复正常工作了吗?它处在中国的疫情暴发中心,能够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呢? 艾伯乐:谢谢您提到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在武汉有着非常重要的研发实验室,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在中国还有其他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个在上海。武汉和上海的两个中心都非常重要,都是辉瑞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整个网络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本地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上海,还有武汉。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去招募新的患者来做临床研究,因此,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参与项目的患者身上,他们需要被重点关注,也能让我们的临床医生们继续实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招募新患者了。两个研发中心都有招募。 主持人(李斯璇):贵公司招募了很多患者尤其是在武汉,因为武汉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么研发中心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艾伯乐:我们现在招募的患者不光是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还有很多其他疾病的患者,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发的各个层面都有进展,这对新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发项目也获得了进展,因为我们又很多不同的药品研发项目。 主持人(李斯璇):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辉瑞在BNT162疫苗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个项目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很多国家很多公司都在与时间赛跑,去研发疫苗。据美国的福奇博士预计要大概12—18个月才能研发出疫苗,那您的预计的多久?对于贵公司的疫苗,或者任何一种疫苗来说。 艾伯乐:我认为12—18个月,这是我们自己的估计。通常疫苗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发出来,所以我们试图去缩减研发的时间,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试验终点出发,因为世界需要在今年秋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而且很可能和流感同时暴发,所以要从试验终点出发,思考怎样在10月份拿出一个疫苗,然后把这个日期作为截止日期倒推。当然这个项目有很多的风险,要多个项目同时进行,而不是单独按顺序研发。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只要有了效果好的产品我们就开始生产,即使不知道产品最终能否解决问题。我们也在测试不同的疫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择优,而不是一开始就只研发一种,然后再试验,不行再研发下一种。 主持人(李斯璇):有特别值得期待的疫苗吗? 艾伯乐: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的有希望,临床前数据也非常乐观,现在已经在做人体测试了,我们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要确实保证疫苗是安全的,对人是无害的,然后再往更高的目标上靠,因为疫苗采用的剂量非常重要,所以一切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谈到科学,光有期待是不够的,要看数据,我相信科学,但是只有数据能最终证实一个疫苗是否成功。 主持人(李斯璇):您讲到信任的重要性,要在公共卫生方面加大投入,也表达了您的乐观态度。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但似乎不信任、谣言,互相指责,甚至是阴谋论,比如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都在喧嚣尘上,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您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艾伯乐:我认为我们需要专注于抗击病毒。在辉瑞,我们有两个目标,消灭病毒并与时间赛跑,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 我们需要参与其中抗击并赢得这场战疫,越快越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全球化是非常棒的。我也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但是这个过程中有赢家、有输家,同时对财富的分配也有巨大的影响,导致现在不均等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卫生领域,也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觉得需要对它进行解决,尤其讲到卫生领域,我觉得它更重要。在二十一世纪,如果人们还没办法拿到救命的药,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保险,或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保险,我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去加以应对,我很乐观未来将会有这样一些措施得到实施。 主持人(李斯璇):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公共卫生系统才算理想,能够真正推动形成包容可持续的医疗体系? 艾伯乐:我觉得每个国家需要找到自己的模式,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但是依然可以从其他国家借鉴,比如我们讲到中国的情况,我觉得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非常积极的。第一,你需要考虑纳入到医疗体系里面,这个药物带来的价值。同时,还有保险计划发挥的作用,我认为综合这些措施,情况就会大幅改善,美国又是很不同的系统,每个国家都需要重视创新并鼓励创新,才能够有更多的新药物问世,同时也能找到办法让所有公民都能获得药物。 主持人(李斯璇):讲到中国,您觉得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融入全球发展进程,加入整个药物和疫苗的创新过程中呢? 艾伯乐:我关注中国多年,过去三四年里,中国生物技术的生态系统的发展,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目前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来提高整个中国生物技术的创新生态,就是建立市场,当科学家们明白,一旦他们有所发现,他们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会得到有力保护,当他们向监管机构来做申报的时候,这些数据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保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投资能在中国体系中取得相应回报,我觉得这些科学家定会获得投资者的大力支持,市场也得以发展壮大。这在美国也一样。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的中心,原来是英国,但是过去20年基本上所有重心都转到了美国,这就是因为美国有巨大市场,而英国没有。 主持人(李斯璇):我们需要市场,我们需要投资,也需要对科学的信赖,非常有帮助 谢谢艾伯乐先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对于2020年您的反思!谢谢![详情]
Li Sixuan:你认为在美国负利率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你认为是合理的吗? Bill Winters:我认为是可能的,尽管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议,其它国家央行也出现此类情况。根据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我觉得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可能还不用现在就考虑负利率的问题吧。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在线直播。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LI Sixuan: 今天论坛的下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先生。 非常高兴邀请到您,接下来的20分钟就交给您了。 Bill Winters: 再次感谢邀请,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跟大家线上见面非同寻常。这是我第一次以线上形式参与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来一直没有缺席我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待着明年继续参加线下论坛。 渣打已经在中国市场无间断运营了160年之多,从未离开这个市场,目前在国内30多个城市有分支机构。渣打在国内开展零售和对公业务,重点是利用全球网络把国际资本引进国内,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协调客户开展国际贸易、汇率风险管理以及一带一路市场相关的业务开展。 中国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渣打集团的战略重心,未来也是。 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有几点观察。 我非常钦佩艾伯乐博士以及他带领的辉瑞公司在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众所公认,我们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看到人们的苦难,他们经历的痛苦,包括我们的客户,有些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目前所处伦敦,已经封城8周之多。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在个体层面、公司层面都有对疫情的感触,在社区层面也是如此。最令我感同身受的是社区精神,不仅在英国我看到了在我中国的同事们身上更能感受到这股精神的鼓舞和振奋。成千上万的同事们不畏艰难,高度凝聚在一起,继续服务我们的客户。 在中国,我们工作陆续恢复,分行已经全开开业。目前差不多90%的同事已经回到办公室,相比之前疫情初期,接近100%的同事都是在家办公。 各地不同的抗疫反应,在全球同样也得到了同等的重视和推动。这一点上,相信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首先看到中国政府在抗疫方面的快速和积极应对措施行之有效。我认为我们应该认可中国政府及监管机构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了经济尽可能正常运营,同时,又能保证整个国家度过最艰难的疫情高发期,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尽量保障了人们的安全,我认为这些方面非常成功。 这对我们如何控制好疫情的爆发、以及未来的疫情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我们会继续关注着中国取得更多的成功,以及在抗疫方面留下的先行经验。 和大部分公司和机构一样,我认为银行的重心在于我们同事、客户和社区。从疫情初期,银行第一位的重心就放在同事们的安全和健康上面。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地宣布在疫情期间不会裁员。 我们会继续不断地在转型,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一大串要进行推进地转型事项,疫情后会毫不迟疑地继续推进下去。 枚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特殊时期我们在服务客户方面的卓越事迹。 首先,我们特别安排10亿美金支持抗击疫情的公司客户,他们大多数分布在亚洲、中东、非洲,同时也有的来自欧美市场。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承诺出资10亿美金,以及其优惠的利率来支持这些公司。稍后我会介绍一下这笔资金在中国和中国意外市场的使用。 我们同时也参与了许多政府发起的抗疫行动中。中国疫情发生后,就推出贷款延迟和减息的一系列支持措施,渣打已经积极探索参与其中。 此外,银行会继续专注于拓展新方式、新渠道服务客户,所以我们在武汉开设了一家新的支行。值得一提的时武汉分行在整个疫情期间业务一直没有中断。事实上,武汉的业务非常好,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能够继续协助很多当地的客户安排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其次是我们的社区,像很多其它公司一样,我们一直积极加强对社区的投入。我们员工发起了一个五千万美元的基金。这笔钱会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用来给一线的支援。 我们通过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调拨了五千万美金中的两千万来支持抗疫。余下部分会重点关注疫情的恢复,尤其是让年轻人回到工作岗位,还有对他们进行技能的再培训等等。 我再举几个例子,介绍我们在帮助实体经济恢复方面的一些举措。 用于支持抗击疫情企业的10亿美金中的第一批贷款是用来帮助维达集团,一家中国的生产家庭用纸的公司,银行第一批2300万美金的贷款支持这家集团生产PPE,来满足中国和其它市场的急需。 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月产口罩可达700万只。我们知道PPE的紧缺和重要。所以我们不遗余力地支持维达集团,也非常荣幸以优惠的贷款利率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还支持其它类似的抗疫企业,比如我们协助一家汽车生产厂商转型,把他们的生产线转而生产口罩和消毒剂等。 我们也支持了一个南方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有非常强大的政府需求,他们急需流动资本来增加消毒产品的产能,这些消毒产品覆盖湖北省和南方其它省市。 另外我们支持了一家中国的小公司生产产品出口摩洛哥,这是北京的一家非常小的公司。他们获得360万人民币的贷款,使得他们可以生产200个呼吸机投放到摩洛哥市场上。同时我们协助他们管理汇率风险,提供融资协助服务。 这是我们日常服务客户的一些例子。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这让同事们每天非常满意来工作,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办公,他们觉得银行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刚才辉瑞说的一样,我们也在参与抗疫的行动。我们能否完成这些得益于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 我们在中国市场深耕很多年,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市场的开放,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中国和国际的投资者提供解决方案。 就在几周前,我们刚刚宣布完成了第一笔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的人民币计价的信用证交易。这边力拓和宝钢之间交易通过Contour系统,一个渣打银行参与创立的开放的贸易融资平台。这是第一笔铁矿石行业的无纸化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在远程办公的今天,特别是全球贸易链深受挑战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意义,让操作过程更加直接简捷的解决方案是未来的一个主要业务机遇。 我们也借助金融科技完成了与位于上海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寻汇(Sunrate)的合作。我们共同推出了新的外汇交易平台解决方案,完成了对跨境贸易支付手段的创新。我们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并推出一站式的智能支付平台解决方案。在线平台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跨境业务的支付痛点。 此外,我们目前创新程度还无法解决贸易中的一些先天壁垒,但是我想就未来银行的一些发展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享。 首先,银行业最成功的公司都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卓越服务的公司,而且要非常的高效。 我们看到有很多非银行机构,还有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也在提供这样类似的服务,从某种程度上它们削弱了银行的一部分职能。 新冠疫情其实在加速这些趋势,我们认为消费者任何的交易都应该在非常高效的平台上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开发,或者和其他的机构合作开发这个平台。 在中国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不过,比如说像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的平台,他们给客户创造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交易环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合作。 同时在服务企业客户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继续的创新,提供一些基于无纸化的,还有区块链的这种解决方案,如果银行做不好的话,那其他的公司就会崛起来开拓这方面的业务。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和行业内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合作来提供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新的类型的银行,纯粹的数字银行,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有很少的几个机构。 我们在过去两年在非洲建立了9个这样的银行,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印度、香港也在做类似的实验,我们认为这会改变银行业的本质,尤其是在这次的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这种新的业态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期待大家问题。 ---------------------------------------------------------------- Li Sixuan: 非常感谢您刚才分享的观点。 我想渣打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在亚洲有非常强大的业务网络,大概83%的利润都是来自亚洲,所以其实你们是先行经历了第一波的新冠疫情。 从这次的疫情当中您觉得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呢? Bill Winters: 和其它公司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运营方面的经验。 有人称我们完全在家办公,但是没有耽误一旦客户交易,没有错过一次和客户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从运营层面讲,客观的讲做到这样,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尽管技术层面毫无问题,但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信心十足,但是我们做到了。 很多同事都经过非典,所获经验对这次的情况大有裨益。 我们在中东地区分布广泛。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是另一种情形。 中国政府发出警报,我的亚洲的同事马上进入了危机状态。那让我们避免了更多的损失。然后我们在各分支机构迅速推出各项应对措施,由此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们这次也了解到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在家办公。客户仍旧可以在家活跃地管理他们的存款账户,不管是公司客户还是私人客户。 这次危机会导致我们业务瘫痪的观点其实在实际情况中并不存在。我们仍旧和客户开展有效互动,监管不是面对面的。 这是事件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巨大的负面影响,事件给本地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环性的影响。 我们也了解到在政府层面同样有巨大的提振应对计划,来维护商业的正常运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我认为这些举措在不同市场上都有特别的吸引力,包括像我们非洲国家等一些市场可能不够富裕。没有像中国、美国和英国那样的财政基础来支撑这些大的刺激计划。 抛开这些,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企业客户及个人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了解到如何度过这段时期,哪些客户需要协助和扶持帮助他们回到健康运营,哪些需要引导他们开展不同形式的风险防御,还有一些客户业务可能难以为继,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吸取。 Li Sixuan: 你认为在家办公模式未来会成为新常态吗,特别像银行业这样高度数据化的行业? Bill Winters: 是的。但我不认为会是100%。 我们已经经历过工作重组,如何重新培训员工技能,重组办公室结构等。预期不久的将来我们实体办公空间会大幅度削减,吸收疫情时期积累起来的在家公办经验,并不断强化科技支撑。 我认为不久将来很多人会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还会有很多人一段时间在家办公。 对未来银行办公室的影响就是,未来可能不设置规定的办公位置,员工可以共享办公桌、办公空间等。 Li Sixuan: 我知道很多大型公司,他们宣布疫情期间不裁员,但是否数字化转型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式? 或者你认为未来不可避免行业内的大规模裁员和休假安排? Bill Winters: 或许是的。 我五年前加入渣打银行。加入时我们有10万左右员工,那时数字化银行转型方面才刚刚开始,我们大幅度的推动业务数字化进程,自2015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替换了一部分手工操作程序。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员工。有什么样变化呢? 我们削减了很多文职和分行层面的岗位。同时,我们增加了很多数据科学家、程序员、不断积累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和客户经理人的岗位。我相信这趋势会在银行业继续推进。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受影响的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 这样这些员工可以培养新的技能在未来发挥作用。我们是否给他们足够机会来在银行培养这些技能,继续职业生涯的拓展呢? 所以,我们在培训和职业技能发展方面投入巨大。这一趋势会继续。 我希望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一位员工。现实情况中,不是每一位员工都想重新职业规划或者选择工作地。 但我们的目标就是给每一位员工在未来新经济环境中寻得合适机会,不仅仅局限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 Li Sixuan: 另一方面,你提到不同央行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你是否担心现在的财政赤字未来可持续呢,甚至这会导致债务危机呢? Bill Winters: 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债务的巨量增长,譬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甚至25%,是发生在一个低利息环境里的。 所以他们需要从第一天起就承受更大的债务承受能力,譬如再买你对全球金融危机或者类似情况下。我认为是可控的。 我认为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明智选择,他们通过扩大债务市场来保证了公司运营和个人信用的安全度。我认为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后疫情阶段不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的化,可能会未来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Li Sixuan: 还有人说这个世界完全是上下颠倒了,油价第一次出现了负值。而且在历史上我们可能会见证美国出现负利率的情况。 这对全球银行业或债券投资者对于银行业来说如果是负利率的话,对于债券投资者是什么样的影响? Bill Winters: 我们已经做几次负利率的尝试,效果已经不大,是否是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待考虑。 我们也经历过几次不同形式的量化宽松,同样也做过对经济副作用的模拟效果评估,特别指出的是负利率对银行系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我已经接受这种看法,也就是各国央行穷尽所能来挽救市场。 财政部和政府部门推出各项措施来减少疫情封锁带来的短期影响,随后,相信财政政策会继续支持经济重整阶段。 我认为这些政策组合会发挥作用,特别是艾博士和他的团队研发出疫苗或者治疗方案,让我们能够回到正常工作中。 Li Sixuan: 你认为在美国负利率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你认为是合理的吗? Bill Winters: 我认为是可能的,尽管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议,其它国家央行也出现此类情况。 根据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我觉得是可能的。 但实际上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可能还不用现在就考虑负利率的问题吧。 Li Sixuan: 你能否解释一下,大家如果不理解这种机制的话,特别是实际影响,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对于债券持有人来说负利率意味着什么? Bill Winters: 负利率的影响? 譬如一些市场上债券价格是100,然后涨到101、102,那你付了溢价之后,那你又可以把他拉回到100。 实际上你亏损了债券的票息,类似你要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你反倒要出钱给银行。 Li Sixuan: 感谢和我们分享债券的这个常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经济学人》发表了一个社论名为《和全球化再见 – 自给自足的危险诱惑》的文章,作为一家全球银行,可以监测到全球经济活动的资本流向,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或者说你如何来辩论这一观点? Bill Winters: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对在关注中国市场的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我们要时不时提醒自己全球化,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如果全球化在正轨上,还会有亿万人民在贫困线摆脱贫困。 全球化导致一些利益相关方逐步落下,我们知道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在过去30年的薪资一直保持持平,甚至在一些情况减少了。 我们能看到全球化的两面。但是全球化受益是主要的,国际贸易不能停滞。这其中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不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大部分的其它发达国家或者大部分亚洲地区国家。 一些国家在重建对供应链,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我坚信一些国家会非常敏锐地保持他们生产医护设备、疫苗、诊断、治疗产品的能力,不愿意在国防和技术研发方面落后于其它国家。 供应链一些情况下已经开始了重现建构,因为成本架构发生了改变和转移,同时也会考虑政治和安全因素,部分因为是受到疫情影响做出的调整。 但是我们知道新的供应链和新的全球关系正在迅速建构。 我看到了亚洲地区供应链的重新建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家,在南亚,然后非洲也快速赶上。 除了担心日常的贸易冲突所带来的全球化的倒退,我们同样看到了很多重新确认全球贸易价值的成功案例。 Li Sixuan: 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关掉,然后移到本土,您觉得不可能发生是吗? Bill Winters: 在很多情况下也许会,但是同时我们会在一些地区重启跨境供应链。 我不会担心全球化的倒退,我觉得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未来会大幅调整,在后疫情时代,即便没有疫情,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中了。 Li Sixuan: 在全球经济方面,我们知道美联储预计说希望2021年底让经济复苏,目前拉美国家正在疫情的高点,您对这些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Bill Winters: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美联储认为重归正常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是基于经济数据和消费行为角度来做出的判断。 事实上本地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巨大破环,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会有效改革资本机构,中小企业需要重新在实体到财务状况恢复,他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他们。资金进入比较慢,而且还有面对第二波 第三波疫情冲击的不同程度的担忧。 所以目前我们还在激流中。 作为地球的一员居民,作为一名银行家,还有政府都应该保持足够警醒来度过这一段时间。 Li Sixuan: 好的,我们有观众提出问题,欧洲和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您怎么点评?同时中美欧怎么开展合作? Bill Winters: 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 事实上,市场表现还是可以的。我们可能多少对股市表现有所失望,但是市场情况整体还行。 央行推出的这些措施有效维护了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 Li Sixuan: 但那是否意味着资金流向了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呢? Bill Winters: 没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股权市场上确实有巨大的恢复,这都是货币政策刺激带来的效果。 但是股权市场风险定价,在市场失灵是无效的。当风险大幅降下来以后,我们才会有部分的恢复。所以不只是资金流入的问题,市场信心很重要。 财政方面的应对措施在发达国家也非常巨大。发展中国可能会调拨GDP的10%到15%来应对疫情。其它一些国家因财政紧缺没有能力安排大规模财政支持,仅能调拨GDP的1%, 2%, 3%或者4%。所以这些国家也会损失多一些,相对来讲。 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一些国家在封闭,一些国家在鼓励保持社交距离。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实验,我们需要观望哪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来分享最佳实践。 你提到了中美合作的问题,两国合作是所有人喜闻乐见的。 世界上两个在科技、医学方面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精诚合作是所有人期待的,特别是应对目前这一项真正的全球难题---新冠疫情。 刚才讲到疫情是没有国境的,我们看到了一些合作的因素,也确实看到有一些公开的冲突和摩擦,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益,我们需要通过合作应对疫情。 Li Sixuan: 这也是我们CDF TALK的目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恢复大家的理性,不断探索真知和事实。 最后感谢温拓思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信息,包括了经济、数字化银行转型、全球化等等,非常感谢! Bill Winters: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活动,谢谢。 Li Sixuan: 谢谢。 主持人(李斯璇): 现在正是线上见面的机会。温斯特先生您在吗? 温拓思: 我一直在仔细听,我们的业务虽然不同, 但是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 江森自控做控制系统和智慧建筑,我们做金融,经营国际机构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以及任何时刻都非常相似,我总是可以从江森自控这样优秀企业的CEO身上学到很多。 主持人(李斯璇): 我看新闻读到,UBS等顶级银行正在考虑从昂贵的大楼里搬出去,搬到郊区。 因为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远程办公,温拓思先生您有这样的打算吗? 温拓思: 具体的还没有。但我认为未来办公室将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能更多是一个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这样合作空间就会非常特殊,但不一定会更便宜,还可能更昂贵,因为在这些地方需要有合适的工具促进合作。 但对空间的总体需求涨幅可能会下降,因为人们可以在非传统环境中工作,包括家中。 主持人(李斯璇): 温拓思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因为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收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公共卫生系统受损,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也有损失。人们担心接下来几年会有粮食危机。 您的观点是什么? 温拓思: 你提到的问题我都很担心。我知道有一些不太乐观的估计。 在新兴市场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也看到这些地区的重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西方低。 也有相关的解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可能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更年轻,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 在医疗层面来看新兴市场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是恐怕经济影响将会极大地影响新兴市场。 我之前也提到了,新兴市场的政府缺乏财政和货币刺激和支持计划,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也不足。 援助已经在进行中,但是远远不够。因此会有严重的经济影响。 这些地区终将会恢复,这些市场韧性强,经历过财政、货币、政治、军事、安全和气候危机,都能快速从中恢复。 我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亚洲、南亚等我们有业务的市场会恢复过来, 但是现在正处于困难之中。 主持人(李斯璇): 今天,所有的演讲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深化合作的乐观态度。 我想知道,对于2020年及更长远的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乔治·奥利弗: 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最终能够在基础设施内部隔离病毒,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推动疫苗快速上市,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真正地恢复正常。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快速调动员工的热情,需要重新界定工作职责,需要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改变工作模式,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所有这些努力又为我们开创了更多可能,为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不光是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有未来我们可以为客户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虽然过去几个月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是这些困难也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与合作理念,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利用学到的经验,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模式,为新的世界开创更多可能。 我们将迎来数字化连接的世界,届时,数据将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数据获得的洞察也将持续促进业务优化,在提升工作速率和效率的同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以,对于江森自控来说,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周内遇到挑战,但是我们将从此刻开始利用所学的经验改变未来,而技术和创新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核心作用。 主持人(李斯璇): 本次的谈话硕果累累,但时间不早了,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我们从2020年的疫情当中明白,说到底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对话,需要科学。 全球化未来也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能够更富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使所有人受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谢谢各位发言嘉宾,也感谢所有的观众。 祝大家身体健康![详情]
主持人(李斯璇):援建武汉方舱医院和美国临时医院这两个项目有何不同? 乔治·奥利弗: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从2月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奋战在一线,这场疫情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所以我们可以把学到的经验分享到其他市场。 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政府机构和客户间的合作,不仅是在欧洲和中东市场,而且还有美国。我们快速响应全球各业务运营地的需求,组建专业团队,修建新的隔离病区,并对既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便能够收治更多患者。 我们不仅拥有优质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拥有深厚的专业技能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他们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作为江森自控首席执行官,我为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高度复杂的医院改造任务、即时响应客户及医疗行业服务需求而感到自豪。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在线直播。江森自控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Li Sixuan: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乔治·奥利弗先生,他是江森自控的董事长和CEO,公司有135年的历史,主要是对楼宇和智能环境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接下来的20分钟交给您。 乔治·奥利弗:卢秘书长、艾伯乐先生、温拓思先生,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我在威斯康星州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线上的CDF TALK,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我也期待能够很快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是乔治·奥利弗,江森自控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今天我将围绕2020年这一主题展开介绍。2020年必将成为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年,相信大家都认同这一点。 2020年也是江森自控成立135周年。在爱迪生、贝尔、戴姆勒、特斯拉、爱立信缔造的时代,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人类缔造了很多“第一”:电灯、内燃机、X光、水电站等。 1885年,公司创始人沃伦 ? 江森(Warren Johnson)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恒温器。135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以实时、即时的方式与身处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进行线上通信。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创新的力量和技术的进步实现的,这也是推动江森自控不断前行的理念。 曾经无数次有人问我公司的业务优势何在,其实答案很简单——创新。创新是我们在过去取得成功的基石,也是我们在未来前行的驱动力量。 135年后的今天,江森自控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建筑领域的领导者,拥有一系列广泛的智慧建筑科技和解决方案。在深厚专业技能的推动下,我们的设计方案已经被应用于全球90%的标志性建筑,例如上海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大厦、迪拜哈利法塔等。 再回到今天的主题,谈到2020年,战“疫”应该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全球仍有许多国家正在严格实行社交隔离等政策。这场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影响。 感谢奋战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们,他们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再多的言语也无法形容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 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也看到,我们的员工以其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始终坚守工作岗位,服务于客户和社区。我为拥有这样一支卓越的员工队伍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也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则感动人心的故事。 今年2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在武汉市建设方舱医院,以便收治更多的患者,江森自控即刻响应号召,与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合作开展设施改造工作。江森自控中国区团队加班加点,为医院可容纳900张床位的区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改造服务,包括通信设施、安防网络和患者援助警报系统等,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任务。 我们称他们是这场抗疫战争中最勇敢的“逆行者”,而他们则微笑地表示自己只是普通人,不过是响应国家号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我为团队在武汉战“疫”的关键时刻做出的贡献感到无比的自豪。 江森自控中国区团队驰援武汉的努力也激励了我们其他地区的员工。比如在美国纽约长岛,我们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合作,为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提供了上千张床位,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前也已经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但是始终无法满足床位需求。 我们利用此前在武汉的抗疫经验,针对当地的特殊形势提供了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并派出一支经验丰富的本地专家团队,在短短十天时间里成功打造了一千多张临时床位。 放眼未来,我想我们都能认同的是疫情过后的世界将与从前截然不同,人们会更加渴望在安全、可靠、可持续的环境中生活、工作、旅行。 今天的我们正在构建未来。我们也相信自己能够在疫情过后,为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复苏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与政府机构和广大客户竭诚合作,打造智能、安全的医院、机场、数据中心、交通网络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让人们能够安心、放心地使用,尤其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江森自控就已在医疗行业实践我们的坚定承诺——通过创新科技改善患者健康,支持医生治愈疾病。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医护人员给患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提升设施智能化水平,营造更加安全的医疗环境,实现卓越、高效运营。这场疫情使医疗系统的营运能力濒临极限,要想安然度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医院必须提供运行效率和扩展能力。 在打造具有应变能力、具有韧性的医院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人员赋能、流程、技术和空间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是江森自控智慧医院解决方案领域的一个杰出案例,通过BWSI(建筑侧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将业务、IT、医疗设施管理系统高效集成在一起,使医护人员能够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关照。 经过系统优化,医院的通信流程得到简化,成本降低,患者和医生的满意度也得到大幅提升。 疫情过后,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将迎来怎样的新常态?在思考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社交隔离时代的差旅和出行问题。 在江森自控,我们希望能够让人们的中转和旅行变得更加高效、安全。我们正在助力机场打造更加畅通的旅客体验,创造新的营收来源,打造智能化安全流程,推动实现数字化转型,我们希望助力机场达成使命——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为旅客提供更加高效的中转服务。 借助先进科技与创新成果,我们将推动关键环节,从而帮助世界恢复如常。 江森自控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中国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1916年,江森自控在当时的北平安装了第一款温控器,我们与中国市场的渊源由此拉开帷幕。 迎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我们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业务网络,并于2017年将公司亚太区总部迁至上海。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上海作为中国和亚太区的总部。 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8家制造工厂、9000名员工、3座研发中心和40多个办事处。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领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同时中国也是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领域的领导者、孵化者和驱动者。 作为领导者,中国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开创了众多业务发展机遇和应用场景,带动了市场对于先进、新兴与颠覆性智能建筑科技的需求。 作为孵化者,中国一直在加大对研发、基础设施、制造业、人才培育的投入,同时积极出台各项扶持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理想的技术孵化地。 作为驱动者,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得到了众多相关扶持政策的支持。中国政府承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持续完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目前,上海等城市已经宣布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计划。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有力地促进国内企业与江森自控等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为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基础设施添砖加瓦。 近期,中国政府宣布将在至少七个领域加快新基建进度,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超高压输电线、高铁、地铁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领域。 我们已经与中国客户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见证了中国从过去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建领域向如今全面借助数字化技术参与基建项目的转变。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中国的新基建项目。具体来说,高效具有韧性的数据中心是新基建计划的重要基础,我们的整体解决方案将助力打造安全、高效、快速响应型的数据中心,尤其是对有着关键作用的环境。 2020年也是新十年的开始,我也想简单地谈一谈江森自控非常关注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有着坚定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我们也始终致力于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展业务。我们也承诺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我们的技术能够助力打造可持续的基建项目,尤其是在气侯变化影响的当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可。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后疫情阶段经济复苏不光需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企业和个人的贡献。江森自控拥有135年的创新传承、8700项专利和400万家全球客户,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企业一起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未来。 最后,非常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够与大家进行更多深入交流和建设性的对话,谢谢! 主持人(李斯璇):谢谢乔治·奥利弗先生分享您的观点,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贵公司的业务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可能很多观众对于江森自控不是很熟悉,但其实人们常常能够接触到江森自控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说暖通空调设备、安防设备、智能解决方案、智慧医院等,只是说这些产品和服务通常并不可见。 刚刚您谈到了在美国和武汉援建方舱医院的故事,期间说到其他竞争对手不能像贵公司那样快速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说明一下江森自控都创造了哪些额外价值? 乔治·奥利弗:我们的技术和服务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环境,并为从事关键业务的人员和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在武汉方舱医院,我们安装了各种通信设施及安全系统,包括对于重症患者来说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护士呼叫系统等。 基于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强大的系统集成及工程服务能力,我们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任务,为医院可容纳900张床位的区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改造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还为上海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安装了全套视频会议设备,打通医院指挥中心与ICU病房发热门诊之间的联系,使指挥中心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针对现场需求做出即时响应。 在发热患者大幅增加时,我们的这套系统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管理隔离病区,切实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 此外,这套系统还支持线上问诊,为医护人员提供远程咨询服务,帮助缓解现场问诊压力。 主持人(李斯璇):援建武汉方舱医院和美国临时医院这两个项目有何不同? 乔治·奥利弗: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从2月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奋战在一线,这场疫情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所以我们可以把学到的经验分享到其他市场。 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政府机构和客户间的合作,不仅是在欧洲和中东市场,而且还有美国。我们快速响应全球各业务运营地的需求,组建专业团队,修建新的隔离病区,并对既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便能够收治更多患者。 我们不仅拥有优质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拥有深厚的专业技能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他们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作为江森自控首席执行官,我为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高度复杂的医院改造任务、即时响应客户及医疗行业服务需求而感到自豪。 主持人(李斯璇):事实上在一般人眼里,方舱医院就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大厅或者体育场里简单地放置一些病床。 那么,方舱医院在建设过程中都涉及到哪些技术性问题? 乔治·奥利弗:方舱医院需要配置空气净化系统,需要负压隔离病房用来收治感染患者; 方舱医院还需要各种数字化通信设备,不光是患者使用的呼叫设备,还有可以用来监控患者状态以及响应患者需求的通信网络。 我们需要搭建所有的通信设施,满足医院中各类人群的需求,这需要额外的空间。所以方舱医院一般选址在大型会议中心、体育场和大厅等场所。 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与总承包商合作,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完成各种系统安装工作,建造一座临时医院。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贵公司在高端商用楼宇市场有着很高的占有率。我非常好奇的是,刚才我跟温拓思先生探讨了办公空间的发展趋势,我们也看到金融时报近期发表了关于传统办公空间时代终结的文章。 温拓思先生认为,居家办公将成为银行业界的新常态。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新常态会否最终导致居住空间和商用空间或者办公空间融合成一个空间? 对于这样的未来,江森自控是否有所准备? 乔治·奥利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为我们的员工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很快适应了远程办公模式,并且能够很好地响应客户需求,展现出了卓越的执行力。 今年3月,我们所有员工基本都采取了远程办公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工作方式,持续提升工作效率。 所以我认为办公空间会在未来发生改变。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适应当前环境下的工作模式,而办公空间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聚集工作和面对面沟通交流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很好地促进学习。 从领导力发展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确保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平衡。 办公空间有其必然的存在意义,它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交互动空间,促进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与此同时,它还可以给员工带来成就感和归属感,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后的舒适和安全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满足感。 所以,我不觉得它一定就是两者选其一的概念。我认为,我们可以与客户携手,重新界定商务空间的使用方式。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与客户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重新定义商务空间的概念。 主持人(李斯璇):那么您有怎样大胆的设想?过去短短几个月里,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未来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五年之后会有怎样的变化?可能届时会有很多人居家办公,那么那时候的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了。 乔治·奥利弗:在过去十周的隔离期间,我一直在与全球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保持定期沟通。但说实话,我非常想念可以外出工作的日子,我可以与客户进行面对面沟通,实地了解他们的业务状况,基于实地洞察发掘创新机遇,并与客户当面探讨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及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等等。 虽然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会议、Microsoft Teams等线上数字工具与客户进行合作与沟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能够彻底取代人际关系网的建立。 江森自控致力于为所有终端市场的所有基础设施提供支持,虽然其中部分基础设施会进行重新配置或发生改变,但还有许多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不仅要考虑为所有基础设施和垂直市场提供暖通空调设备和空气净化设施,更重要地是,我们还需要借助数字化解决方案,持续优化空间,提高设施利用率, 我们不仅要确保安全,而且要能够提高效率,并最终推动客户实现数字化愿景。目前我们很难去想象具体的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带来的颠覆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走在创新前沿,深化与客户间的合作,确定未来发展计划,并且如艾伯乐博士所言,与病毒作斗争,隔离病毒,并最终通过疫苗赢得这场抗疫斗争。 与之类似,随着复工复产逐渐提上日程,各国也将陆续开始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快速找到抑制病毒的方法,为客户和员工提供安全的环境,并最终通过疫苗为人们提供保障。 主持人(李斯璇):假设说疫苗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还无法上市,全球制造业将会受到哪些长期或持续的影响? 乔治·奥利弗:各国的封锁措施肯定会对我们当前的工作产生短期的暂时性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各行各业对于空气净化、暖通空调、数字化解决方案、楼与自控、消防和安防的需求也将同步增长。所以我认为随着一切步入正轨,需求自然也会回归正常轨迹。 此外,新的环境必然会带来新的商机,尤其是在疫苗尚未研制成功的当下。因为我认为,我们将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能够助力打造安全的办公空间、安全的基础设施,从而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再次爆发,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恢复的速度取决于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安全复工复产的能力。更重要地是,我们的努力可以进一步阻止疫情蔓延,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主持人(李斯璇):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江森自控除了技术解决方案之外,也从事硬件制造业务。那么,贵公司是否计划缩短供应链、减少全球采购? 乔治·奥利弗: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拥有400万家全球客户,我们的供应链遍及全球150多个市场和国家。目前来看,相较于在客户所在区域部署的战略性供应链,围绕公司总部的供应链并无显著的优势。 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本地化策略,使用本地供应链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为了削减客户服务成本,更好地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确实需要打造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避免发生业务中断,但是这样的需求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供应链策略。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供应链的战略多元化特征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可靠性、安全性和客户服务的需求。 所以在今年2月中国实行封闭措施期间,我们的业务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并在3月开始逐渐恢复。 我们一直充分发挥各个地区供应链的多元化优势,维系稳定的供应和设施的正常运行,持续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尤其是满足非常关键的医疗领域客户的需求。 主持人(李斯璇):经济脱钩和紧缩正在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刚才艾伯乐先生也讲到了这一点。您觉得在应对气侯变化这方面我们会不会退步? 乔治·奥利弗:不会。我们始终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业务。我们知道,暖通空调等设备的能耗非常大,所以,我们不仅会推出最高效的暖通空调设备,而且会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中既有设备的能效,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减少排放。在这一领域,我们拥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履历,我们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主持人(李斯璇):这些举措是不是一定可以节约客户的成本?我觉得不仅要从江森自控的角度,而且要从客户的角度以及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某个国家不再遵守气侯变化承诺,那么相关举措的力度会不会减弱?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乔治·奥利弗: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提升效率,而且可以带来可持续性效益。所以,我们在对暖通空调设备中的技术进行升级时,也会同步优化我们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大幅降低能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我们不会改变,因为无论是从成本角度,还是可持续性角度,这都是我们的价值定位。对于我们来说,节约成本和可持续发展是两个并行的目标,这不仅影响到我们的产品布局,而且促使我们在智慧建筑和智能基础设施领域部署最高效的设备,为垂直行业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助力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人(李斯璇):是的,可持续性是价值主张的基础。我同事看到屏幕说,刚才温拓思先生也在认真听,您二人是否在合作,江森自控有没有帮助渣打在全球建造大楼? 乔治·奥利弗:我们在全球不同的区域与渣打银行有很多合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与温斯特先生见面,但我们有长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主持人(李斯璇):现在正是线上见面的机会。温斯特先生您在吗? 温拓思:我一直在仔细听,我们的业务虽然不同,但是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江森自控做控制系统和智慧建筑,我们做金融,经营国际机构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以及任何时刻都非常相似,我总是可以从江森自控这样优秀企业的CEO身上学到很多。 乔治·奥利弗:我也非常期待,其实我们的关系网有很多交叉的,也希望未来能够互相分享经验,现在的确是段特殊的时期,我认为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能看到如何定义未来的新常态,我们所看到的机会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主持人(李斯璇):我看新闻读到,UBS等顶级银行正在考虑从昂贵的大楼里搬出去,搬到郊区。因为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远程办公,温拓思先生您有这样的打算吗? 温拓思:具体的还没有。但我认为未来办公室将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能更多是一个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这样合作空间就会非常特殊,但不一定会更便宜,还可能更昂贵,因为在这些地方需要有合适的工具促进合作。 但对空间的总体需求涨幅可能会下降,因为人们可以在非传统环境中工作,包括家中。 主持人(李斯璇):温拓思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因为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收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公共卫生系统受损,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也有损失。 人们担心接下来几年会有粮食危机。您的观点是什么? 温拓思:你提到的问题我都很担心。我知道有一些不太乐观的估计。在新兴市场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也看到这些地区的重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西方低。 也有相关的解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可能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更年轻,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 在医疗层面来看新兴市场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是恐怕经济影响将会极大地影响新兴市场。我之前也提到了,新兴市场的政府缺乏财政和货币刺激和支持计划,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也不足。援助已经在进行中,但是远远不够。因此会有严重的经济影响。 这些地区终将会恢复,这些市场韧性强,经历过财政、货币、政治、军事、安全和气候危机,都能快速从中恢复。我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亚洲、南亚等我们有业务的市场会恢复过来,但是现在正处于困难之中。 李斯璇:今天,所有的演讲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深化合作的乐观态度。我想知道,对于2020年及更长远的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乔治·奥利弗: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最终能够在基础设施内部隔离病毒,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推动疫苗快速上市,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真正地恢复正常。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快速调动员工的热情,需要重新界定工作职责,需要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改变工作模式,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所有这些努力又为我们开创了更多可能,为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不光是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有未来我们可以为客户做什么。我个人认为,虽然过去几个月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是这些困难也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与合作理念,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利用学到的经验,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模式,为新的世界开创更多可能。我们将迎来数字化连接的世界,届时,数据将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数据获得的洞察也将持续促进业务优化,在提升工作速率和效率的同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以,对于江森自控来说,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周内遇到挑战,但是我们将从此刻开始利用所学的经验改变未来,而技术和创新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核心作用。 主持人(李斯璇):本次的谈话硕果累累,但时间不早了,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语。我们从2020年的疫情当中明白,说到底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对话,需要科学。 全球化未来也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能够更富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使所有人受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谢谢各位发言嘉宾,也感谢所有的观众。祝大家身体健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20:00-22:00在线直播。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渣打集团行政总裁 温拓思,江森自控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演讲。 点击进入直播间 扫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促进业务稳定,要求全球的企业和国家始终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推动所有行业进步的引擎,包括半导体行业,设立公平和透明的规则和流程,用以保护和行使知识产权,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实验和投资,并且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于6月10日在线直播。著名主持人傅晓田对话美光科技总裁、 首席执行官桑杰 · 梅赫罗特拉。 以下为对话实录: 大家晚上好,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当下,我们所有人都处在疫情笼罩之下,这是一个百年未见的特殊阶段。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疫情冲击了经济,影响了社会生活。金融市场动荡,油价暴跌,失业人数及破产数量激增。我们经常谈及政府应如何应对,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在危机之下是最易受影响的。 的确,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大型国际企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它们自己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些商业领袖,他们来自世界知名企业,将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想法,期盼与担忧。 傅晓田:晚上好!桑杰。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加入我们的视频会,在听您演讲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公司。 桑杰·梅赫罗特拉是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三年前,桑杰·梅赫罗特拉加入了美光之前,在行业领先的财富500强公司SanDisk公司工作多年。 桑杰创建了这家公司,并在2011-2016年期间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现在在美光科技工作的Sanjay是半导体工业协会的主席。 有请桑杰·梅赫罗特拉。 桑杰·梅赫罗特拉:谢谢。谢谢您热情的介绍。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卢迈秘书长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邀请,让我在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各位交流。很遗憾大家无法在三月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但我非常期待下次能够当面与大家沟通。 新冠疫情爆发后所有企业都在寻找新的方法与重要的相关方保持紧密沟通,不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还包括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回馈社会是美光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美光积极地回馈我们所在的社区, 当然包括中国。 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支持社区,共同抗击当前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今年三月,公司通过美光基金会,投入了一笔3500万美元的救助基金,并向全球的团队成员发放了补助金。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为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捐助了医疗物品,为社区里经济拮据的人们提供食物并且帮助启动中长期的恢复举措。 美光的这些措施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大原因在于美光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在全球拥有超过3.7万名员工。借助四十多年的创新累积,我们建立起如今的业务规模并持有43,000多项专利,我们可以预见到美光所处的半导体内存和快速存储方案市场富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美光的产品可称为当今数据经济的基础,它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技的渗透使人们如今的沟通更为便捷,因为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商业决策的生成更快、更精确,企业得以更具创造力和增长动力。 针对当今世界的疑难杂症,科学家也在运用数据分析来研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案,包括新冠病毒。 科技是这些进步的推手,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身边的信息。当全世界的人们因疫情处于隔离状态,我们看到人们在寻求全新的方式远程工作和学习,与亲朋联系,以及消遣娱乐。我们相信,这些变化也会加速科技进一步渗透到未来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疫情也为企业带来了很多的阻碍,全球供应链就受到一系列影响,亟待调整,有些负面效应显而易见,例如,几乎每家跨国企业很快就感受到,由于商务差旅的减少,航班的班次和价格都出现了变化。 由于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负面效应则没有那么明显。例如,人们对出行需求的降低,导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需求减少。世界上绝大部分氦气供应也倚赖天然气开采和提炼,这给半导体生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风险,因为氦气在半导体生产制程中不可或缺。 此外,受到一些二级和三级外部因素的影响,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管理者正处于 7天*24 小时都异常忙碌的状态,以确保我们的供应和生产不出现停顿。整个疫情期间,美光保持了近乎全产能生产,这要归功于我们对业务连续性和供应链适应力给与的高度关注。 美光致力将供应链打造成多渠道模式,这不仅涉及原材料的供应还包括工厂在全球的布局,从而将供应链断裂风险降至最低。此外,美光的员工团队遍布全球所以当某座工厂的生产,受到影响时我们可以将关键的生产任务转移至其他工厂。 例如,在其他国家实施封锁的阶段,美光中国团队就为他们分担了重任。遍布全球的美光制造工厂为我们建立了缓冲机制,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区域风险。我们的供应链架构具备结构化的特征,例如生产基地多元化、商品采购多渠道,特殊原料战略缓冲库存,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供应链进行重新梳理,以确保更高的生产力,并且更加灵活。 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首先必须要建立坚固稳定的供应链,降低风险,确保稳定供货给客户。 提升和改进的工作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造层面的创新,另外一方面则是创造供应链上端到端数据透明的合作,互联互通、机器智能和灵活部署的自动化将成为推动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几大关键技术趋势。 人们在工业物联网、机器人协作以及我们可以预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提前规划、缩短停工时间、提升运转效率甚至快速应对类似此次疫情的各种突发性危机。 这次的疫情还让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力成本和人力作业的依赖。人们的出行和差旅受到限制,在岗员工减少导致生产停滞建设工期被推迟,这些都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机器人值守的自动化生产线、移动科技、AR/VR 工具则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和全球的专家保持互联沟通。 这种互联状态能够加速新技术面世并使工厂的运转效率最大化,我们期待这些技术不仅可以通过美光,同时也能通过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得以加速部署。 经历此次新冠疫情考验的技术创新将为全球制造业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新阶段奠定基础。为了降低风险,我们有必要将数据透明性和供应链相互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以我们覆盖广阔的供应商网络为切入点,美光与多层级的伙伴实现了合作透明。 如今,我们不能只了解供应商的业务状况和风险,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要看到供应商的供应商。未来,我们计划打造更深层次的能见度,确保我们能够识别所有与供应链中断相关的潜在风险,及早地、自动地识别风险,加上运用先进的计划优化工具,使我们可以及时做出决策保证供应链的连续运转。 同样地,美光也与客户以及他们庞大的供应链紧密协作,从最终客户那里掌握更为清晰的需求信息。安全信息的实时交换,结合先进的场景归划和模拟能力将成为提升供应链灵活性的关键手段,从而应对供应和需求变化。 风险管理措施例如灵活的产能以及额外的缓冲库存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额外支出,但这是企业负责任地应对当前不确定性的唯一选择。对于创新的投资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抵消这些成本,但只要不确定性仍旧存在,企业将始终面临上升的成本压力。 促进业务稳定,要求全球的企业和国家始终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推动所有行业进步的引擎,包括半导体行业,设立公平和透明的规则和流程,用以保护和行使知识产权,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实验和投资,并且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全球政府、行业联盟,以及各种经济论坛,比如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相互合作,我们能够建立一套降低风险的共享机制,并且为所有企业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使他们更有信心进行长期投资,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 最后,我想借本次机会,向美光中国的 3700 位团队成员表达赞赏。美光在北京和深圳等多个城市设有强大的客户支持中心,在上海设有大型研发中心,另外还在西安建有制造工厂。中国团队令我倍感自豪,他们从疫情爆发初期的封禁开始就一直表现优异,实现了产品开发、效率和产能的“零影响”。 我们是中国创新生态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会持续致力于发展中国业务,为中国客户提供支持,他们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再次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在如此重要的论坛上分享美光的观点,祝所有的听众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主持人:谢谢桑杰,谢谢您见解深刻的致辞。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谢谢。 主持人:首先,我想就贵公司的优异表现向您表示祝贺。过去几个月,贵公司在您的领导下保持近乎全产能的生产,您认为这种表现是特例呢,还是这个行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其实在疫情期间,美光很早就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防护措施来保障团队成员的安全。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此外,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和供应商协作,清楚地了解疫情期间,他们在为我们供应原材料时是否有遇到困难。我们还加快了工作进度,采购必需的原材料和部件,保证足够的库存, 从而成功实现运营目标,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还想说,面对异常艰难的形势,面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不确定环境,美光依旧表现出色,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团队协作与强大的灵活性,以及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我们在保障团队成员健康的同时能够优先满足客户需求,并且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充分了解供应链的需求状况。这一切使得我们的业务进展顺利,第二财季的财报表现优异,营收数字位于我们去年十二月所预估的高点, 当时疫情甚至还没有爆发。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全球化运营使美光具备了必要的资源厚度。例如,当新冠疫情开始跨越国界蔓延,一些国家实施防范措施和封锁政策后,全球化运营就给我们带来了优势,因为我们可以把生产任务从某个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得我们保持平稳运营,满足客户需求。 所以,如今美光的全球化运营和多元化发展版图,包括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强大的研发和生产基地,都成为我们的优势, 帮助我们经受了疫情考验,表现优异。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会担心新冠疫情过后全球化轨迹会被改变?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我们认为,全球化和美光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推动着公司业务增长。疫情过后,我们当然还会继续支持全球化。 我还想说,这次的疫情加速了科技的应用,使之提前了好几年。美光团队也将新技术引入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内存和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厂商,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我们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客户,中国是美光极为重要的一个市场。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再到亚洲、甚至全球,都有大客户。 展望后疫情时代,我们预见美光的发展将会更加强劲。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强化发展,继续满足全世界对美光产品的需求,因为诸如5G、人工智能、自动化、数据中心等在内的新兴技术,势必需要更多的内存和存储,而这正是美光能够提供的产品。 所以疫情过后,我们一定会继续利用和巩固我们的全球布局,继续长期关注生活和各行业中更多技术的市场趋势,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主持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一方面,这是由于美光业务的特性,不过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担心我们正在进入“去全球化”时代,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我们一直倡导中美双方应该通过合作来解决分歧。美光对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感到非常振奋,同时也非常期待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能够成功实施,因为我们相信这将为中美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我们一直倡导合作。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倡导,因为合作不仅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至关重要,事实上,良好的中美关系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我们当然期待开放的贸易环境,以及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继续推动创新,并通过创新成果造福全球经济。 主持人:非常感谢,桑杰。感谢您的参与。祝你身体健康。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谢谢。[详情]
在爱特思,我们渴望继续学习和维护中国文化,理解并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所学所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分享,为我们的顾客创造最大化的价值,持续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于6月10日在线直播。著名主持人傅晓田与爱特思集团执行主席帕布罗·伊斯拉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 傅晓田:Pablo你好,很高兴看到你 帕布罗·伊斯拉:谢谢,晚上好 傅晓田:我们都非常期待你的演讲,但请先允许我向观众简短介绍一下你。Pablo Isla 先生是爱特思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爱特思是一家西班牙的大型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时尚集团。爱特思旗下有八个品牌,它的网络销售平台覆盖202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并在96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七千个实体店,Pablo是西班牙国家律师, 也是这家时尚巨头的领袖。 Pablo,请开始你的演讲。 帕布罗·伊斯拉: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会议。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整个爱特思大家庭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冷静,以及中国医护人员所展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观, 是我们非常钦佩的。 就在几天前,我们大中华区的全体员工, 通过现场及在线观看的形式,参与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傅小芳医生的分享会。 分享会中,傅医生讲述了她前往一线抗疫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临危受命,到疫情缓和后逐渐建立起标准化的防疫流程,傅医生讲述了中国医护人员如何毫不犹豫地勇敢面对未知和挑战,克服自身恐惧,通过高效的工作保护自己和患者。这位英雄医生的亲述,启发并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中国政府及各地方部门给予了爱特思巨大的支持,不论是在防疫还是在运转方面。政府都提供了指导,帮助我们尽快复产复工,我们目前的复工率已经达到99%,也已能够在湖北省提供线上订单的配送了。 感谢中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 我们得以采购到7500万件医疗物资用以对外援助, 特别是向西班牙相关部门提供援助,希望这能为中国与西方合作抗疫贡献力量。 说到这里,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在中国的众多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也为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合作而感到自豪。这项援助协议帮助我们高效的将290万件价值约113万欧元的抗疫医疗物资,捐赠给中国包括武汉在内的疫区. 另外,我想对中国数千名爱特思员工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他们负责任、集体主义的作为和榜样,在当前尤其重要。我们的店员、办公室人员和物流运营人员都在身体力行地为抗疫作出努力,这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非常感动。 我一直谦虚的心怀感激地向外界表示,我们对过去16年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发展非常满意。我们甚至在上海建立了集团的亚太区总部,以协调本地区所有品牌的进口业务,因此也将大部分税收贡献在了上海。 毫无疑问,这一切均得益于中国提供的稳定的市场、明确的未来以及热情开放的环境。爱特思也将扎根在中国,中国与我们紧密相连。 最近,我也有机会向北京市陈市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先生,以及我们清华大学的伙伴们表达了我们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爱特思全体人员都在为我们的首要任务而努力,即确保我们顾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严格遵守世界各国政府关于复产复工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我们正在规划和调整工作流程,以减少非必要的旅行并尝试居家办公;更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防疫和有组织性的措施以减少工作场所感染的风险,对店铺进行调整,确保必要的社交距离。 同时,我们也一直专注于从当下的挑战中吸收经验、深度学习,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机遇。 爱特思集团的全球战略是开发配备有最新技术的全方位整合的、完全数字化和完全可持续的线上线下店铺网络。我们目前在202个市场实现了销售,在96个市场开设有实体门店, 其中66个市场实现了线上线下整合运营模式。 2020年,我们的八个品牌都将完成所宣布的目标,即所有产品都能够在世界各地实现在线购买。过去的七年,我们一直为此努力。 当前,公司依然坚定地继续向全世界推广实施这一战略,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潜力,我们持续分析中国顾客的需求,以便带给他们高品质的时尚感,同时满足他们的喜好。 来自中国的一些数据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多倾向于线上购物。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正努力加大在创新以及旗舰店技术方面的投入。我们始终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围绕顾客所需的功能,加强在中国的数字营销。 例如,我们在中国开展了很多直播活动,我们开通了微信小程序,我们还制作了很多实时的线上内容,比如Zara专门为祝贺农历新年而制作的视频。通过这一整合方式,我们的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购买渠道, 从而获取最大的便利。 爱特思的另一个战略基石是促进整个价值链的可持续性,这已融入到我们所有的业务运作和决策之中,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流程,物流管理,店铺和总部运营等。 总而言之,可持续性贯穿了我们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真正的可持续性是由公司全体人员的全心投入来推动的。对我们来说,这种全心的投入是绝对的,不仅扩展到我们对全球承诺的监督执行,还渗透进每一个家庭的小小的日常计划中: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废物回收利用以及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 去年7月,我们制定了爱特思集团到2025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承诺,希望在行业内担当起变革性的角色。 请让我总结一下我们跟中国战略合作伙伴所开展的一些工作:带有“Join life”环保标签的服装数量将占今年服装总量的1/4。超过1800家中国本地工厂正在为此作出努力,这使得我们能够自豪地向全球展示中国供应商的能力、质量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今年我们所有品牌都将不再使用塑料包装袋。我们所有的中国店铺都设置了旧衣回收箱。我们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对这些回收的旧衣,慈善捐赠重复使用,或者循环利用。此外,目前在上海和北京我们还提供上门回收旧衣的服务。 到2023年,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完全杜绝在销售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并且将总部办公室、物流平台和店铺产生的废弃物进行100%回收或再利用。我们正在引入收集和回收系统来处理在包装配送和悬挂服装操作中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到2025年,我们在总部、物流和仓库中使用的所有能源都将可再生。 我们努力升级中国100%生态高效店铺,与传统店铺相比,生态店铺可节省20%的能源和40%的水。2018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比我们的其他市场提前了一年。 准确来讲,在2015年10月份,我曾向时任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先生介绍了我们2016-202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以及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倡议。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某些店铺甚至都获得了可持续建筑最著名的标准认证LEED认证,根据这一坚定不移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我们在公司的上届全球年会上也同意,在董事会内设一个单独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坚定地实施最严格的可持续性标准与我们长期高效的业务发展模式是相辅相成的。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爱特思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也在调动所有合作伙伴的力量加入。 我刚刚跟大家简要介绍了爱特思集团的整个战略,以及我们对持续贡献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爱特思集团始终致力于为我们所挚爱的中国市场的繁荣与进步尽绵薄之力。 这也是我们一直从事社会公益性的倡议和合作的原因, 这些合作的成果令我们感到欣慰。诚如我一开始所说,自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爱特思已向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重要疫情地区290万件物资,得益于我们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合作, 其中大部分抗疫物资都已分发到当地疫区。 自2016年以来,我们跟清华大学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包括提供奖学金以及研究方面的基金资助,同时我们也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设置了奖学金。我们还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希望小学”项目上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毫无疑问,我们在不断研究新的可能性,以进一步加大开展我们在社会倡议方面的合作。 在爱特思,我们渴望继续学习和维护中国文化,理解并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所学所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分享,为我们的顾客创造最大化的价值,持续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主持人(傅晓田):非常感谢您!很有信息量,同时让人深受鼓舞的发言。 帕布罗·伊斯拉:谢谢。 我的荣幸。 主持人(傅晓田):首先,对于西班牙疫情,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好像已经平了,是吗?在西班牙,情况怎么样? 帕布罗·伊斯拉:情况好了很多。在经历两个月的艰难时期之后,我们的状况已经日渐改善,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生活,商业和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正常。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恢复开放大部分的门店,总体而言,业务活动已经恢复。 所以现在的情况显然好多了,相比前两个月,自3月中旬疫情开始到现在,现在情况确实好多了。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主持人(傅晓田):的确如此。这个大流行病怎么影响了您公司的业务?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在未来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呢? 帕布罗·伊斯拉:对于我们开展业务的多个国家来说,情况都是一样的。 一开始在中国,然后在我们所处的所有其他市场,在韩国、日本、欧洲、美国。如您所知,我们是一个跨国企业, 所以有一段时期我们关闭了门店。我们在不同市场上的唯一活动就是在线业务。在抗疫工作取得进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开放了一些门店。 主持人(傅晓田):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疫情对你们业务的影响? 帕布罗·伊斯拉:正如我刚谈到,在第一阶段,门店关闭时,疫情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之后,当我们重新开放门店,通过我们所采取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一销售模式,情况逐渐好转。这是我们每周都看到的情况。 只要我们的市场重新开放,每周应该说比上一周的情况都会更好。客户能够回来购物。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首先是,我们有这一种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模式,此外,在我发言中也谈到,我们采取了充分的防护措施,以确保我们的门店客户在购物时没有健康安全的顾虑。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情况逐渐恢复正常。 主持人(傅晓田):您刚才谈到了你们的线上订单交付的系统,您如何评估其功能,或者说,客户对这个线上系统的接受程度? 帕布罗·伊斯拉:在过去十年里,线上是我们公司战略中很重要的一块,在未来更加如此,中长期来看,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一销售模式。我们的客户可以选择线上购物,如果想要退换,他们可以到门店处理。 客户也可以在门店购物,或者在门店内进行线上购物。所以说,线下线上一体化的这一模式,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策略。尤其是线上,对我们整个集团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一些品牌,其中最重要、最知名的一个品牌就是Zara。 我们也有其他品牌,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年轻客户的品牌。在中国的线上销售是领先于全球的。同时,我们也转变了或者说正在转变,我们的门店布局,以凸显我们的优势。 即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模式,我不得不说,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中国有很强的业务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因为有些客户行为模式,最早是在中国出现的。例如,客户的行为活动,他们如何进行购物,客户是否到门店,或者通过线上下单等等。 一两年后,世界其他市场也出现了这种行为模式。因此,在中国有很强的业务布局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从每个角度看都是如此。 因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客户的行为都要超前一到两年,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客户。例如,他们的行为方式,客户之间的互动等等。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市场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给了我们启示, 从现在起一两年后,其他市场将发生什么变化。 主持人(傅晓田):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比其他市场超前一到两年,您会觉得惊讶吗? 帕布罗·伊斯拉:是的,尤其就技术发展以及他们如何适应技术而言。此外,门店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客户喜欢在门店做什么,他们如何在门店和线上之间互动,所以,正如我刚所讲的,我们在中国市场学到了很多,后来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的情况。 主持人(傅晓田):我不得不说,我十分赞赏您刚提到的一系列举措,例如,您将在门店开展的旧衣回收,在北京、上海开展上门回收旧衣,还有未来不再使用塑料袋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举措。 感谢您的倡议。我认为这些举措也会增加您门店的访客人数。 帕布罗·伊斯拉:非常感谢。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可持续性是我们战略的关键要素。我刚刚的讲话也提到,从世界范围来说,第一个国家我们尝试将门店转变为如此环保高效,是在两年前,2018年,在中国。在2019年,这种环保高效的模式也推广到了世界其他门店。但是,我们是希望首先在中国实现门店的环保高效,因为我们清楚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从中国的文化、消费者、政府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看都是如此。 而于我们公司而言,可持续性是我们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的经商方式。 主持人(傅晓田):而且你们也有一些生产循环、零废物的政策,是吗? 帕布罗·伊斯拉:是的,这点也很重要。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些政策贯彻于公司的方方面面,门店主题、设计、在公司总部等等。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致力于实现我们可持续性的目标。 主持人(傅晓田):我知道贵公司在创新和技术上投入了很多,能谈谈您为什么认为创新和技术对贵公司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家时装集团公司。 帕布罗·伊斯拉:创新和技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如您所说的,我们是一家时尚公司。我们不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产品和客户服务。 但是现在科技也非常重要。我在发言中几次提到,在问答环节也提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模式的这一理念,对我们来说是关键的。要实现这一模式,我们需要技术,来整合库存,加深与客户的联系。 就此而言,现在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我们的策略和创新非常重要。因为,在时尚方面,我们一直都追求创新,创新是我们业务的精髓所在,与此同时,技术相关的创新也很重要。 我提到了射频标签(RFID)技术,我们采取的这个技术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技术,而是我们通过内部研发得到,其操作使用完全适配我们的业务。所以说,这两个要素对我们的业务至关重要。 主持人(傅晓田):另一可能看到改变的方面是供应链。您认为供应链是否在未来会有所改变或者缩短呢? 帕布罗·伊斯拉:对于我们的供应链,首先,我们业务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供应链的灵活性,供应链与设计如何结合。 我们在很多不同国家都有供应商,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摩洛哥,当然在中国也有,在土耳其,还有其他东盟国家,我们都有供应商。对我们来说,和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是关键,在未来也是如此。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部分。 所以未来我们不计划对供应链作出巨大改变。我们希望与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关系,与他们进行紧密合作。我们现在看到供应链的这些合作伙伴,也是十分支持我们的可持续性目标,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我们供应商的支持, 我们可持续性的理念也无法实现。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供应商,100%支持我们的可持续性理念。所以,当我们在去年7月宣布了我们的可持续性目标,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从生产的过程,世界各地的供应商,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供应商,他们都表示对我们的充分支持。 要实现我们2023及2025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而他们都十分支持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计划对供应链作太大的改变。 主持人(傅晓田):您认为在未来会不会有些因素,未来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因素,推动供应链发生变化? 帕布罗·伊斯拉:我们相信我们所采取的举措,我们与供应商的长期关系,我认为不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傅晓田):那是好消息。帕布罗先生,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另外,我知道你们在清华大学设置了奖学金,你在发言当中也谈到,能否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你们回馈社会的这些举措? 帕布罗·伊斯拉:回馈我们业务经营所在的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项目,是我们市场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也有一些内部的项目,在公司内部进行。如刚才所提到的许多可持续性的倡议,我们也有一些与合作伙伴开展的项目,而在中国,我们从2016年开始与清华大学合作,其对于教育发展、支持交换学生,还有相互学习,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合作都十分重要。 还有,我们正在进行的乡村希望小学项目,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业务所在的国家,经营所在的社区,以及我们的员工。 例如, 我们谈到了在中国的这些倡议,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的员工也十分支持这些项目,不管是公司高层,还是所有的员工,在中国的上千员工, 他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所在公司的这些项目感到自豪,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正面的项目。而我们也计划继续此类项目。 这个相互支持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公司与中国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当疫情在西班牙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团队,我们中国的供应商,还有清华大学以及其他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在西班牙的抗疫行动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西班牙情况逐渐恶化的时候。因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合作。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每年来中国不下三次,所以我来中国不止50次了。而现在,在过去几个月,我没有办法到中国来出差,我想念中国。希望能尽快来中国。 主持人(傅晓田):感谢您,帕布罗先生。感谢您的发言。并祝您在未来的重要工作中一切顺利![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九期于9月17日晚在线直播,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田薇对话华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他表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怎样高效的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包凡这种判断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收入往往是增加的,新经济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 第二,主流的新经济公司, 几乎都是从衣食住行玩的角度出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系统性的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的重构,中国可以说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 第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 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过程中,中国新经济企业往外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因为中国新经济企业有两点突出优势,一是有一大批一流、敬业、有能力的企业家;二是新经济企业是在一流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出来的,创新模式走在最前面。 以下为对话全文: 包凡: CDF Talk 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交流,疫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时机, 我想把我最近的思考, 尤其对于新经济的思考与各位分享一下。 2020年春节,本该是一年中难得阖家团圆的日子,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武汉封城,全国严阵以待,企业停工,学生停学,大家都说2020年太难了。因为我们全国上下为了及早切断疫情,真的都付出了很多。有些小故事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大家或许也还记得江西寻乌县的村民黄洪林,疫情影响了传统的采购商物流,村里的果子没了销路,黄洪林就在拼多多注册了店铺报名了“农货滞销反馈入口”。因为没什么经验,刚开始时并不顺利,不知道如何把货卖出去,后来村长进直播间亲自助阵,拼多多的助农小组过来帮忙,央视新闻也开始关注,很快在线人数突破了130万,最终滞销的30多万斤百香果都得以卖出,疫情期间,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县城里,电商给了困境中的农民们一条新的出路。 再谈谈城市中的小故事,当所有人少出门,不出门的时候,外卖小哥忙碌了起来,高治晓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疫情期间,他从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拿上胰岛素,为糖尿病奶奶送去救命药,他看到有客户反反复复,取消又再下订单,客户直言自己是感染者,独自在医院中,没有充电器。 最终这位外卖小哥义无反顾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接单最多的那天是情人节,一共完成了70单,为无数情侣送去了祝福,回家的时候,他也顺手给妻子买了一束红玫瑰,3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发布抗疫群像,高治晓作为唯一华人面孔登上封面。《时代周刊》称赞道,骑手们有“非凡的使命感”。 所以疫情当中我们看到政府的果断,医务人员的付出、居民的配合,企业的支持都没有白费。我们率先走出疫情的影响,经济也逐步向正常的状态恢复。其实回过头来对于大部分没有处在疫情风暴核心区域的人们来说,我们受疫情的波及其实没那么严重。经历了短暂的慌张后,很快地,电商、外卖、出行等城市的新基础设施就恢复了。更不用说线上的资讯、社交、娱乐等,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运转让人们获取世界各地一手信息,也填补着人们空虚无聊的时间。 如果我们绘制一个典型城市居民在疫情中的画像,可能是这样,生活上,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加大网购的频率,加大外卖的频次。如果会做饭,可能还会大量使用生鲜电商。工作上,刚开始在家办公,大量使用协同办公软件,用钉钉、企业微信等解决大部分工作问题,后来复工了,也大幅减少了出差的次数,可能会更多用腾讯会议等视频会议系统,学习上,孩子长时间待在家,可能要多买一个iPad给孩子上各种各样的网课,娱乐上,毕竟出去的时间少了,更多时间在家,确实能多追点剧、多看点短视频、多玩会儿游戏放松下,我们之所以能把疫情的冲击最小化是因为拥有了一个虽然受影响、但仍基本健康的生活条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支撑着,那就是新经济公司所主导建立起来的一套新基础设施,电商、外卖、出行等等, 这些解决了线下需求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 这些解决了线上需求,正是这些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 帮我们尽可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生活在一个互联网和新技术改变社会的时代,我们很容易体验到这些新经济公司的产品,观察到他们强劲的财务表现 ,感慨他们日益膨胀的市值,这很正常,尤其是站在资本市场角度,从股东价值最大化衡量,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新经济公司超越于个体,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重构,这是这些年他们在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这让我想起很经典的一个故事,80年前一个年轻的学者在通用汽车公司调研了18个月,指出一个企业或公司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利润,公司的目的也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但是这句话激怒了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斯隆,在斯隆的逻辑体系里,他始终想不清楚公司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他认为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公司并不对社会拥有权力,也谈不上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公司的责任就是如何把生产经营要素有效的组织起来,之后的历史告诉我们,还是那位年轻学者的思想,比斯隆更有高度、更有前瞻性和道德上的感召力,他的学说不仅提前预判了通用汽车接下来会发生的问题,也打通了社会、公司、个人及其管理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 今天,德鲁克的思想可以说已被人广为接受——企业的社会价值被人广泛关注,中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在丰富着其学说的内涵,新经济公司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主动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方面面,并很快把这些基础设施推进到世界超一流的水准。 举个例子,中国快递业的龙头公司有一大半都来自于一个叫桐庐的县城,你可以说他们有一往无前的草莽企业家精神,但你很难想象他们为何有如此超前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力。事实是,淘宝每年的双11, 把一个月的订单需求都集中在1天爆发出来,为了满足平台的需求,这些快递公司不得不提前布局,扩充产能,结果今年扩出来的承接双11的产能,刚好为下一年快速增长的需求奠定了基础,几年下来,中国的快递业变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代表,将Fedex、UPS等海外巨头,牢牢锁死在高端国际快递的小市场里,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阿里和腾讯建成庞大的云服务体系,美团和饿了么建立的城市骑手体系,滴滴建立的网约车司机体系等等,都是新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企业在为自己的需求建设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也成为了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纵观近代史,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我们把出口、基建、房地产这些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但中国之前主流的增长范式,从某种角度来看都不强调中国的消费潜能,比如出口拉动的驱动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工人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而基建推动型的财政扩张,强化了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的其他消费,着眼于当下,当新冠疫情、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挑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越发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怎样高效的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这也恰恰是新经济公司可以大施拳脚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国外的发展方式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型新经济,中国新经济则带有很强的劳动力驱动型特征。传统理论认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劳动者工资是降低的,这也可以解释,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但在剔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而中国的现实是劳动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收入往往是增加的,这是因为数字技术使得同一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服务的客户增加提高了效率。我们研究过临时用工这个领域后发现, 过去10年中国制造业、建筑业的蓝领,有系统性的向服务业蓝领迁移的趋势,他们的收入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也都是增加的,新经济提升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助于促进消费。 第二,主流的新经济公司, 几乎都是从衣食住行玩的角度出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系统性的推动了我国基础设施的重构,如果说上一轮中国工业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是背后的最大推手,那新经济公司所推动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则完全是市场化的选择,新经济公司从一开始,就普遍面临资本的关注和过度的竞争,除了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几乎没有别的办法,那些在市场化拼杀中一路闯出来的头部公司,普遍具备稳定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有意愿、有能力再加码投入以换取更大的成果,结果就是,我们本土的互联网平台,完全主导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走向,在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流、供应链等,基础设施上大量而长期的投入,不夸张的说, 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出国之后感觉都非常不适应了,移动支付不普及、没有共享单车,网约车太贵, 网购和外卖又慢又贵,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衣食住行、精神领域的消费,都已经在享受全球一流的新基础设施。在这些行业里,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次疫情当中无论是全国、各城市的物流体系,还是线上业务对传统线下活动的承接,甚至防疫二维码、小微贷款,居民消费补贴、商户费用减免等方面,新经济公司都已崭露头角。 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 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新经济企业往外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个人认为中国新经济企业有两点突出优势,一是我们有一大批一流、敬业、有能力的企业家。二是,新经济企业是在我国一流的基础设施之上打造出来的,他们的创新模式一定是走在最前面的,我国新经济企业在往外走的过程中,可以把新模式带到国外,能够帮助当地市场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也为其在当地市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未来在大的双循环的模式下。新经济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新经济公司,尤其是新经济平台型公司的影响力,已经不再是某个细分行业的某个公司了。 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也理应成为宏观政策触达实体经济的新抓手,而站在新经济平台公司的角度看,其实以往大家对责任的理解偏狭隘,德鲁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践行者,普遍有强烈的动机回报社会,愿意为经济打造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能力,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双循环的新经济秩序中贡献自己的能量,我们期待未来被连接的一切,期待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期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生活更好,期待购物更多实惠、更多乐趣,期待这些美好的生活,都被记录在我们心中,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华兴资本的包凡先生,这么多的期待让我们听起来也特别期待,谢谢您的分析,我记得您在分析中主要提到了我们新经济公司的崛起,这已经远远不止所谓“后浪超过前浪” ,而是已经成为了世界一流,但是,在目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很多事情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想就这些问题请教您,首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新经济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与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多的互动,但是也有人认为,新经济公司不仅没有创造更多新的价值,反而拿走了之前传统产业的相关强项,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讨论呢? 包凡: 我觉得要从数据角度来看,新经济企业一定是在做增量的事情,否则也无法称之为新经济,从逻辑角度看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个新旧的转换,有一部分传统经济的企业适应不了潮流,而在过程中被淘汰,这很正常,其实,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这应该是任何一个创新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但是,从事实、数据的角度来看,新经济企业一定是在把总量、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质的问题,我们的确打造了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每个新经济企业或平台来说, 可能开始是在为企业自己做事情,但当它把事情做完后,这个基础设施是为整个社会所分享的,这最终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而且,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又可以做更多创新的事情,这就不限于那些大的互联网平台级公司,而是赋能于整个社会了。 主持人: 现在大家对实体经济更加重视,尤其是在现在全球经济环境下,您提到的新经济公司在实体经济中会起到什么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包凡: 您现在千万不要把新经济作为一个与实体经济的对立面,实际上,今天的新经济早已渗透到实体经济中,您目前的衣食住行中是有哪些,可以与新经济服务脱钩的吗?我估计可能每一样都脱不了,现在线下的每个店使用云技术,有自己的小程序引流,用新经济的体系进行支付,它背后的物流体系可能也是新经济物流企业的平台,现在的确是很难切分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提升整个社会的效率。 我们提到内循环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刺激消费,其实大家兜里的钱就那么多,不可能一夜之间大幅增加,新经济能做的是,让消费的需求更高效的得到满足,让消费的需求跟供给能高效对接,新经济的模式创新、技术手段创新,就是让需求能更好的找到供给,让供给更好的找到需求,总体提高系统的效率。 主持人: 我记得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有关国内大循环的问题,谈了很多中国经济的未来,还特别用到了一个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您从一位投资者的角度,如何看待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现实关系,尤其是在近几个月中,或者到明年初的时候? 包凡: 我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投资人经常说一句话: 自强者万强,我们投资了很多企业,大多数还是一些初创型企业,往往在早期时都会考虑到行业格局 ,如何在巨头的竞争中求生存,但讨论回来最终都是一个结果,就是靠实力说话,一个企业的核心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比如你今天担心哪个巨头会打你,明天担心会进入哪个巨头的射程,这些想太多也没用,我们现在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内需市场建设好。让它无论从体量、创新都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市场。另一方面,双循环是不矛盾的,当我们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市场时,会给很多国外的伙伴带来商机,大家都愿意进入这个市场,反之,在中国市场锻炼出来的新经济企业家都是最优秀的,一定会有溢出效应,会把先进的经验带到其他市场中去,所以,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是我对双循环的理解。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的观点,实际上在提醒企业要立足本土市场,是这样吗?因为我们现在对外界的变化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控制的能力,特别是对每一个个体企业来说。 包凡: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首要的市场绝对是中国市场,我们中国未来一定会有世界级的企业诞生,即便是世界级的企业也终归是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母国市场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很多企业都是如此,之所以成为一个跨国企业,因为它扎根在母国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根据地”,才能往外走,所以说这个阶段不是让我们固步自封,而是说中国市场从总体来看,还是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的,我们现在人均GDP多少?现在人均消费多少?我们市场下沉渠道的潜力完全没有释放出来,所以企业首要的关注点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海外有很多风险需要去控制、管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主持人: 确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现在讲疫情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的变化,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新的媒体、渠道、供应链,新的消费者、体系建设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刚才听您讲,至少是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在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包凡: 我觉得疫情并没有改变很多事情,它只是把原来已经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加速,事情本来已经在那个方向上了,比如今天我们的在线采访,其实在线采访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大家还没有习惯,还是觉得见面好,接受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大家就都欣然接受了,也许没有疫情, 可能我们5年后才会这样,再比如我们今年做了几个IPO全是线上做的云路演,这在去年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刚做完的贝壳IPO,是今年最大的IPO,过程中的会议全是线上的,这些事情没有疫情也会发生,只是会晚一些而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国际形势的方方面面, 疫情在加速这些进程,也会涉及到从个人到组织到企业,乃至到整个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回过头来说,越早做好准备的、适应性越强的,越能顺应这个加速进程带来的变化,不适应的就慢慢被淘汰了。 主持人: 在家做路演好玩吗? 包凡: 还行,穿半身衣服就可以。 主持人: 还有一个问题,您投资了很多公司,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很多比较好的业界投资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了,现在头部的资源越来越少,对于您这样PE和投行两个业务都在进行的投资机构来说,有没有新的打法、新的想法, 除了在家路演以外? 包凡: 我们在疫情中做了很多思考和沙盘预演,那个时候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头部的资产价格会涨,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流动性相当多,越是在大的不确定性环境中,大家越追求确定性,而确定性相对体现在头部,我们那时判断头部资产价格会涨起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投资力度超过过去两年,比较庆幸的是,在上半年大家都在观望的时候,我们捕获了一些头部的机会。 主持人: 想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到在上半年大家都在观望的时候,您却一直在出手呢? 包凡: 因为流动性很多,现在的利息是零,加上通货膨胀,现金的回报是负的,在这样的市场里,只有头部资产能带来一定的确定性,头部资产的供给就那么多,自然价格就会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越早获取价格越低,但这只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考量,更深层次的考量是,疫情加速了变化,在企业层面,企业的战略、组织能力、适应变化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的确是头部资产的表现会超过同行。这有底层的、基本面的支持,今年上半年的头部业绩都是相当亮丽的,我们的判断是基于这个大逻辑的。 主持人: 中美关系目前处于我们都没有经历过的阶段,很多新经济公司还在赴美上市,对于这种现象,您作为一个投资者怎么看?未来您认为什么会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既有一定的机会,又有很多的确定性? 包凡: 每个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决策都有独特性,从企业家或者企业自身等方方面面来考虑,总体来说,金融脱钩之类的说法,我没有那么悲观,可能会有人想做到两个体系的脱钩乃至金融脱钩从金融本质来说,金融是一个联系的角色,相当于灌溉的系统,很难物理上割裂,而且,摩擦会有做到系统割裂,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我个人在这事情上比较乐观。 主持人: 谨慎乐观,谢谢华兴资本包凡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期待您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和更好的发展。 包凡: 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的邀请,祝大家安全健康。 主持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田薇,今天,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两位商界领袖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两位都对目前的现状和挑战抱有现实的看法,他们谨慎乐观,相信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的重要性。谢谢观看,再会。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九期于9月17日晚在线直播,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田薇对话沃尔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 以下为对话全文: 马丁•伦德斯泰特: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 和沃尔沃集团这次演讲的机会。我非常荣幸能够在此做演讲,并有机会分享沃尔沃集团对当下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态势下,我认为我们在此探讨企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是十分有价值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应思考,在开展全球合作的基础上, 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可供挖掘。不管是从个人还是从企业家的视角来看,今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因为这场疫情让我们不得不去直面人性的最核心层面。我们将人类健康和安全摆在首位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以应对疫情对财务和业务造成的影响。 但是危机也往往让我们更清楚,在生活和商业活动中,什么才是重要的。此时此地,还有这之外的未来。当我回顾2020年,有三件事尤为突出。有意思的是这三件事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立场,公司的立场以及公司的价值观。对沃尔沃集团来说,我们始终把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沃尔沃集团有近百年的历史,在1927年成立之初,管理层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安全。 将健康和安全置于核心位置,一直是沃尔沃集团发展的亮点之一。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对我们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是对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来说,以安全和健康为准则开展工作是尤为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安全”是集团在经济繁荣时期取得世界一流表现的先决条件,这点在经济低迷时期更加重要。 其次,这场危机也表明,领导力尤为重要。在企业内部,管理层需要指引和强调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下放职权,以便在全球各地进行决策和落实。我们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拥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同时,这也证实了领导者之间跨区域以及与政府、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共同遏制疫情蔓延,当疫情过去之后, 在发展的道路上多方合作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 最后,我想说如果这次疫情仍有积极的一面的话,那就是我们都将加速建设未来社会的步伐,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一个有韧性的、可持续的社会。于沃尔沃集团而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提供真正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将是成功的关键。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秉持这这一信念。未来我们也决心投入更多。 在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刚刚提到的,集团员工与商业合作伙伴的健康和安全状况。与此同时,沃尔沃集团还更多地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着“零事故”愿景,并通过为客户以及一线驾驶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忙碌一天之后平安地回到亲朋好友身边。多年来, 这也是我们在创新、研发和合作方面投资最多的关键领域之一。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我们当时暂停了运营,并在极其复杂的供应链中与多方合作以进一步遏制疫情扩散。同时,我们也努力确保能够支持客户所从事的与维护社会正常运行息息相关的活动正常运行。实际上,我们维持了大部分车间维修保养、金融服务的正常运行,同时为客户提供车队管理以及车辆出勤保障服务等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共同努力,确保社会能够尽可能地正常运转,要能为当下社会最关键的领域提供支持,比如医疗、食品供应以及其他社会至关重要的领域,当然还要保证我们的配件及其他物流业务的的正常运转。 我想说,我对集团以及整个行业生态系统在此期间的应对感到自豪。我们身处一个周期性行业之中,无论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还是建筑设备等领域,我们已习惯了这种波动。但这次我们所经历的全面停摆是很罕见的,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该如何前进。 汽车和工业机械领域的全球供应链和分工极其复杂,整个行业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且仍将持续面对这些挑战,尽管存在短期到中期的影响,展望未来,我确信我们将继续开发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沃尔沃集团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区域供应链,包括制造、采购、研发、销售和服务,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大部分业务部门已建立了这样的供应链结构,在其他较大的市场也是如此。我们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不仅仅需要跨组织的团队合作,更需要超越组织和国家边界的团队合作。作为一家来自于瑞典的全球性公司,全球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瑞典是一个小国家,更重要的体现在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和促进经济持续复苏上面。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依托全球合作推动创新,助力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的产业链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凭借我们在中国强大而广泛的供应基础,集团从中获得了非常灵活且优质的资源供应, 服务于全球的业务,无论是政府为遏制疫情蔓延采取的举措,还是随后出台的国家倡议如新基建的推进,都对经济复苏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提振了包括沃尔沃集团在内的全球性企业在中国投资、开展工作、招聘和雇佣员工的信心。 在中国政府这些措施的推动下,我们已经看到集团不同业务领域以及国内整体经济形势都呈现了非常积极的发展态势。不仅仅只在这段时间, 总体来说,中国和亚洲区域的业务对集团而言都非常重要,这一地区的发展是我们当下和未来整个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多年来,我们持续加强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主要通过投资持股,与本土企业建立合资公司,以及自有业务运营来实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不仅仅维持了这些合资业务的正常运营,并且持续加大投入。举例来说,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将沃尔沃建筑设备亚太区总部迁至上海,沃尔沃金融服务亚太区总部迁至北京。这两个重要的决定正体现了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发展的中心。 同时,我们继续深耕与两家合资伙伴:东风商用车和山东临工在商用车和建筑设备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复苏和重启的当下,我们看到了非常积极的发展态势,这离不开整个中国管理团队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全体中国同事的通力协作。我们对持续投资中国市场很有信心。我们也期待今后政府出台更多关于市场开放,营造良好、透明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不仅为我们各个业务部门在中国的持续投资提供支持,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投资,比如生产、采购等,也包括研发和创新领域,这目前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展望来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态势都不太乐观,全球经济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全球经济需要有良好的合作才能有一个V型,而不是U型或者L型的复苏过程。在这方面,合作是关键。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一个“绿色重启”,我们需要对资产进行再配置,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给予那些能够保证我们把地球完好传递给下一代的决策更高的优先级。 作为一家大型企业,沃尔沃集团有义务担此重任,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坚信,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将驱动社会繁荣。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将被需要。但这应该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交通运输是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但它必须在地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目前我们正大力投资于研发和科技创新以实现这些目标。在疫情之下,我们已经与各国政府、学术界和商界就如何共同实现这些目标,开展了大量的探讨。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我们都感受到来自政府对绿色重启发出的强烈信号,以及对绿色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 当我们谈论可持续发展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应当是经济、环境、社会三个层面的可持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包括员工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一起踏上这段旅程。 我们希望能够支持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政府开展活动,加速可持续社会的转型。数字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它既可以加速商业复苏,也能支持绿色未来。5G技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自动驾驶车辆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不仅仅局限于在中国。 另一个关键领域是电动化。在这一领域,政府、企业和我们的客户在不同行业和细分市场中的合作对于建立行业标准,加快建设基础设施, 以可持续的方式采购和生产电能至关重要。电动化也有两面性。我们看到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的供能将会来自不同类型的能源,可能来自电池,也可能来自像氢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因此,我们既投资了纯电动车辆技术,也投资了氢燃料电池技术。 我们很期待能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此类新型交通运输的发展。我们所处行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我们企业内部的目标设定和对未来的愿景已经明确,沃尔沃集团将不仅仅致力于“零事故”愿景在设备层面的实现,更着眼于全社会的福祉。我们正努力实现100%安全、100%无化石燃料、100%更高效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需求的方式,同时也是为了守护地球。 但我们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变革,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时代,合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合作就是新的领导力。真正懂得合作的公司将会取得成功。一己之力的改变并不会带来质变,只有多方携手,才会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更大的产出。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关于安全、无化石燃料交通解决方案和生产力提升方面的目标。在未来几年, 随着行业转型,我们的经营环境以及我们实现抱负的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在这大变革时期,成功的公司能够脱颖而出,彰显实力。 正如我所说,我们需要同时进行执行和变革。我们在中国有近30年的运营经验,这里的团队在生产和采购领域具备领先的技术专长,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想强调的是,沃尔沃集团在科技创新、数字化和其他我们所从事的领域,都处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我们热切希望能参与到中国政府对未来发展的雄心壮志中。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企业提供的所有支持和帮助。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在中国以及全球的所有同事,感谢所有人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时期所作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个挑战,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尚未度过这场危机,但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努力。我们终将取得成功。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倾尽全力,确保把这个地球、这个社会完好交给下一代, 共同创造一个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演讲的机会。 Q&A 主持人: 沃尔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理解你心中的想法和最佳实践。你特别谈到了如今商业发展的重要特质,要有韧性,也要可持续发展。正如你所说到的,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观点是,合作就是新的领导力。稍后希望你对此做更多的阐述。现在我有几个问题要先问你。 首先,你在演讲里展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全球图景。你多次提到,世界各地都涌现了地缘政治、贫富差距矛盾以及社会分裂。这对你在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运营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确保了解最新的情况从而为那里的业务提供解决方案? 马丁•伦德斯泰特: 鉴于当下复杂的经营环境,我认为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着力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首先,我们的企业传承于一个对贸易、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依赖程度非常高的小国家,这之中涉及到进出口及贸易平衡的问题,还包括外来资本对瑞典本国的投资以及我们在世界不同区域的投资。这些年我们学到的是,你需要成为一个公平“玩家”。你不仅需要投资于销售和服务,还需要投资建立强大的区域价值链,并组建能够在不同区域构建有韧性价值链的团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人才、资源, 且布局于价值链的各环节。 话虽如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为了在未来建立一个真正有韧性的社会,国际范围内的合作一直是关键所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全球价值链非常复杂,包括处于不同环节的关键资源和人才等。一方面我们肩负责任,在现有业务布局的区域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好榜样,对全球合作充满信心,对不同利益相关方。例如政府、企业等之间的贸易透明度充满信心。因此,在区域的运营管理上我们尽可能的下放职权,使得各区域在运营时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有需要的时候也能够利用全球资源。 主持人: 你刚提到了你的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以及你对此的付出。但有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现实。有一些观点认为,地缘政治矛盾不受任何具体公司的控制。例如,中美关系。这些紧张局势很可能会对供应链、贸易格局和处事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你如何看待这些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几个月的发展态势如何?公司将如何前进? 马丁•伦德斯泰特: 这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首先,要明确企业的立场,于沃尔沃而言,我们对国际关系、贸易的均衡发展以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才发展、创新发展保持信心。这些也成为我们在所经营的不同区域间展开良好对话的先决条件。 的确,有很多因素是超出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需要灵活应对以确保业务正常运转,持续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支持。我们已经在为此做准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区域性供应链的韧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努力传达这样的信息,要推动创新和社会繁荣,就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持续改善现有的对话机制,不仅仅是在针对大宗贸易和贸易禁令层面。因为在最终,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作为公司领导者,作为个人, 我坚信合作将是关键所在。 主持人: 我理解你所说的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准备,但同时也要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 马丁•伦德斯泰特: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来证实。我们并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视角置身事外,而是在日常生产运营过程中,采取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当企业进行跨国、跨行业的合作时,事情应当如何发展。 主持人: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面对挑战的时候,也是真正回到公司以及个人核心价值的时候,不是吗? 刚刚在提及企业在华举措的时候你也有提到一些价值观。在你的演讲中谈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可以看得出你对这个国家有战略层面的认知,你也在这一商业环境中管理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局势下,作为外资企业管理者,你如何看待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以及这之中的发展潜力? 今年我们也看到《外商投资法》自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基于你的经验、知识储备和在中国的业务实践,你有怎样的看法? 马丁•伦德斯泰特: 首先,整个改革开放之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的确需要分步走, 并扎实地取得所期待的成绩。令人鼓舞的是,进一步的开放,对中国本身以及一家计划继续在此投资的外资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包括在生产、采购等领域的投资,还包括研发、创新等。《外商投资法》和负面清单的调整将持续推动健康竞争格局的形成。当我们看向各行业时,改革开放使得市场更加透明,增进了外商投资信心, 并为行业发展注入更多前瞻性思考,这些变化都将驱动我们持续投资中国市场。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及的,今年我们在公司层面采取了很多重要举措。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不仅在商用车制造领域放宽外资限制,还将在商用车制造业领域取消合资公司数量限制,这些举措均有利于中国创新环境的发展,有助于帮助本土客户提升竞争力。 当我们看向中国现今的发展,在绿色经济复苏的强劲态势下,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发展将是关键。因此,我们亟需大力投资电动化、自动化和互联化。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我非常期待未来合作的可能,并且认同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上,每一步举措都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 出于好奇,你谈到了合资企业、联盟, 以及沃尔沃集团自有业务在中国的运营,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未来,沃尔沃集团对中国的承诺将不断加码,还是保持不变? 马丁•伦德斯泰特: 应该说我们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因为扩张可以是不同形式的。比如涉及到某些垂直领域,我们会加大投资工厂和供应链。在这方面的增长将持续下去。刚刚我提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涉及到拓展我们在研发、创新领域的本土承诺时,我们也将在这一部分加大投资。因为我们正着眼于未来的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并大力投资于互联化技术。我们在全球已成功交付超过一百万台联网的交通设备并与客户以及他们的顾客对现有解决方案进行优化。我们也拥有自动驾驶技术。我们在车队自动队列行驶案例上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拥有电动化解决方案,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有布局。这些都需要实地的合作才能实现。我们看到中国在交通电动化的很多领域都占据强势地位,所以我们不会单打独斗。 我们需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进行合作。这就是我们将在中国扩大本土合作的原因。 主持人: 我很喜欢你之前提到的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绿色重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探讨了气候变化问题和运输业关于应对这一问题的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在近期,你想到的最有效的措施有哪些? 马丁•伦德斯泰特: 当我们看到目前政府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寻求未来资本配置方向之际, 我们认为大家应当拓展视野,不仅仅只着眼于财务收益,虽然这对于增强社会发展韧性来说是很重要的,但还应当着眼于能够对社会和下一代大有裨益的其他方面。我相信,未来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将极具竞争力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全方位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行整合的企业。交通运输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关键领域。就在我们谈话的同时,沃尔沃集团很快就要投资推出一项可以说是卡车,客车和建筑设备领域世界领先的电动化解决方案。我们当下不仅处于展示车队自动队列行驶、无人驾驶车辆的试点阶段,也已将这些技术应用至矿山、港口和码头,同时,我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互联化,以此帮助我们的客户及驾驶员提升驾驶效率等。 但最重要的是,回到刚刚所说的,合作是新的领导力,仅凭我们一己之力还不够。我们拥有世界领先的科技,但我们还需要与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结盟,形成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现有业务不同市场和区域拥有强大团队如此重要的原因。我很高兴, 我们在中国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团队,具备多种能力。 我们不会仅因为技术本身而使用技术,我们会通过技术提供无化石燃料的交通运输,安全运输,始终追求“零事故”愿景并致力于帮助客户提升生产力。未来,在路上,将会有更少的车辆来运输更多的货物,因为当下物流运输仍存在较高的空置率。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智能的合作方式。当下,中国在个人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迅速,这一发展趋势也将进入B2B领域,我认为未来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很好的合作机遇。 主持人: 两个简单直接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新基建, 现在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相关项目的建设。另一个则是关于早些时候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你认为交通运输行业,尤其是你刚刚描绘的新型的交通运输图景,将在这些倡议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 马丁•伦德斯泰特: 我认为现在正是交通运输行业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刻。我们都认识到基础设施以及数百年前古老商队道路的开辟,对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交通运输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当我们探讨一带一路时,不管是海上还是路上,交通运输行业都将持续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涉及到互联互通, 公路和水路运输的发展时,经由集团旗下的建筑设备业务,我们能够与业界进行深度合作。当涉及到去设计未来的基础设施,涉及到可再生燃料,电动化,自动化等技术发展时,我们在其中都大有可为。 新基建、一带一路这些大型倡议的开展,将能够推动新技术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这些项目的开展,也有幸参与其中, 希望未来可以继续。 主持人: 我们期待沃尔沃集团未来在这方面的表现。最后一个问题。人们常打趣,中国很擅长制定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我知道沃尔沃集团也有提前做规划的好习惯,包括到2030年的长期性规划。你能否向我们介绍沃尔沃集团关于2030的未来图景?虽然当下仍充满着不确定性。 马丁•伦德斯泰特: 首先,我很赞同中国的做法,也认为有一个计划或者说是愿景很重要。为了能够从当下开始采取行动,并且在短期内有所收获,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路要走向哪里。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年轻一代对未来有更多目标。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在财务上获得成功,他们也希望为建成理想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非常清楚,沃尔沃集团的2030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们如何推动交通运输和基础建设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具体的目标:到2030年,在我们的产品中将有35%以上是电力驱动的。 我们也有燃料电池方面的发展目标,我们正在推动实现100%无化石燃料,100%安全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我们2030愿景中,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全面推向新的高度。我们无法独自完成这个目标。合作是新的领导力。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在世界格局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 合作就是新的领导力。非常感谢马丁•伦德斯泰特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感谢以及一切平安。 马丁•伦德斯泰特: 你也一样。非常感谢邀请我们。 主持人: 谢谢马丁。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富达国际CEO黎诚恩(Anne Richards),黎诚恩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把握好市场发展,帮助老龄人口和退休人口安享美好未来的需求也变得愈加迫切。在这两方面, 中国充分吸取了其他国家相似的经验,了解了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且也正在与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的组织开展合作。 ”对于养老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越早开始存钱养老, 对退休生活就会越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的持续关注,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她说。 以下为对话全文: 主持人: 我们可以看到黎诚恩女士已经上线了,你好,欢迎您。 Anne: 您好。 主持人: 很好,谢谢您,我很喜欢您将餐厅改装成现在这间书房的创意。 Anne: 是的,从去年圣诞开始我就在这里办公了,这很有趣。 主持人: 看上去的确很舒适。在您发言之前,我将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公司。您是富达国际的CEO,富达国际是一家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公司,业务包括共同基金、养老金管理, 以及面向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投资。如果您好奇富达国际这个名字,在1969年,富达国际曾经是总部在美国的富达投资公司的国际部,在1980年,宣布从总部独立出来。黎诚恩女士,我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您能指正。现在富达国际在全球管理着5700亿美元资产。 我还在金融时报上读到了关于黎诚恩女士的有趣的事情“她是一名曾经申请成为宇航员的,受过训练的工程师,”“黎诚恩女士对投资行业“极客”的一面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喜欢“极客”这个词。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会议,我对您宇航员的故事特别好奇。 Anne: 我一直希望当一名宇航员,那大概是1988或者1989年的事情。通常如果你在某方面被拒绝了,你需要振作起来,然后继续做别的事情,所以我最终进入了投资界。和之前的经历很不一样,但我很享受。 主持人: 所以我们在金融界又多了一位成功的女性领袖,但在太空领域则缺少了一位宇航员。 Anne: 是的,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女性基金经理、女性首席执行官,还有女性宇航员,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主持人: 今天我们想要就经济、投资等方面的话题与您进行探讨,首先,我将把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留给您,请您与我们分享您对于2020年的思考和见解。我想我们的观众对此也十分期待 Anne: 非常感谢,给我的命题是分享一下我的2020年。我觉得由此开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2019年底畅想2020年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今年竟然如此不同。 虽然今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在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疫情。就此而言,我的2020年其实跟大家2020年的经历应该非常相似。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并且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整计划,思考今年发生的事情,会对更远的未来有哪些影响。对于富达国际来说。今年我们也在认真思考两个概念,韧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但却密切相关。并且对未来几年的投资环境和前景将有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一直关注企业和经济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这不仅需要事后的应对措施,更多的是要做好事前准备,这是关于韧性的理解。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们知道很难对它的具体性质和发生时间做出预测,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即便无法避免一些事件的发生,但有助于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系,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商业模式。比如由于因其长期以来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那短期内它的韧性再强也无济于事,而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也会面临威胁。 下面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应对2020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怎样标志着如何更好分配稀缺资源。这一看法在社会中的改变,首先,我们来看经济政策制定者,是怎样应对2020年的挑战的。每个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主要谈谈英国和美国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通过发行债券来为面临险境的企业争取时间。 今年,央行和政府的决策者面临了一段经济已经基本停滞,但是金融活动仍在继续的阶段,而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使得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着破产和无法履行财务责任的风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失业人数猛增,这是经济需求方面的危机。而供应方面的危机应该才是政策制定者最担忧的,因为一旦有大量企业破产,或会摧毁经济的生产能力,这样对于那些在解除封锁后,有望助力经济实现复苏的企业也会造成重大打击。 所以为了尽快填补缺口,很多央行通过发债来维持企业生存,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这些国家发债的规模非常大。例如英国财政部预计还需要3,000亿英镑来维持经济稳定,支撑企业度过这段疫情封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大概占到GDP的6-7%。当前,债券作为一种非常好的工具,可以通过贷款和担保的形式帮助企业解决。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停滞而造成的紧急流动性问题,这正是在危机第一阶段发生现金流的突然中断时, 我们所需要的措施。 发行债券快速、简单,各种类型的企业均适用。然而发行债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若仅利用这一项工具,则会给企业及其管理者带来长期的偿付能力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减少生产投入来偿还债务。在这场危机出现之前,各国企业早已债台高筑。如果债务权重和债务久期再次增加,则极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存在遏制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的风险。 从微观层面来看,债务的高杠杆率将削弱一家企业应对冲击的财务韧性,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回报。从宏观层面来看,还可能会加剧整个系统的脆弱性。通过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情况,就能了解债务积压的长期影响。如果仅将私人债务转至后代的公共资产负债表中,那并不会彻底摆脱这场危机。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永久性资本融资形式,例如股票,来取代债券。股票比债券更具备韧性。股票灵活且不代表任何承诺,而且与贷款不同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股票,从而取得收益。但是,考虑到疫情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规模也较大,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所需的新股票,这对任何人以及任何政府来说都非易事。 这就需要多种不同的激励措施。例如,设立国内主权财富基金或开发零售投资产品,以吸收新增股本,为经济复苏带来更多可能性。 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所以他们也应当分享资产结构重组的红利。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在目前或未来,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享受政府资助,都理应接受社会对它的监督,包括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如何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对于任何企业的存亡都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实早在20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随着它的重要程度日益突显,也标志着企业和投资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突破性转变。根据我们在富达国际的观察来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也就是我在开始时提到的可持续性。 诚然股东在任何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从这场危机中我们看到,还有许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成败十分关键。如果只考虑股东的利益,则可能会导致过度关注短期效益,而对抵御意外冲击的能力重视不足,而这些冲击很有可能会造成惨重后果。近期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开始考虑他们所做决策的广泛和长期影响,包括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的影响。 这种变化在危机之前已现端倪,而疫情的爆发也明显起到了加速作用。我们对这一情况很感兴趣,所以我们的分析师每月都开展一项调查,范围涵盖了全球数千家公司,试着将我们的想法勾画出来,5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直接影响,超半数的企业表示在战略规划中增加了对员工、消费者和更广泛社区的关注。 在6月的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愿意为了追求更可持续的发展而放弃一部分收益。这并不是意味着股东的利益不重要,但是并非是企业优先考虑和关注的唯一利益。我认为这里更深层次体现的是商业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看到企业也愈加认识到,它们作为一种资源分配体系的存在是依托于社会给予的一份隐性的 “许可”,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脆弱性。此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种“许可”是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过期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就可能导致员工和客户日益疏远,而企业的韧性、可持续性、甚至生存都会遇到问题。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唯有通过寻求共赢的结果,才能巩固这项来自社会的“许可”。因为从长远来看,对利益相关方有益的事情也对股东有利,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当然,对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的责任应该是全球企业的共同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了解并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 那这对于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意味着什么?随着体系的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投资方式也应随之演变。投资体系如果不与时俱进,都有可能面临风险,错失未来发展机会。对于富达国际这样的资产管理机构来说,这种新方式体现在不同方面。首先是关注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探讨企业是否在构建一个有韧性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应融入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才能够克服不可预测的社会和环境。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来形容这种模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可持续资本主义,也有人把它叫做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或ESG,但在不久的将来, 它将仅仅被称为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话,让我们超越企业的层面,站在国家的角度探讨关于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话题。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要建立正确的程序和金融架构,让企业能够获得均等机会进行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另一方面要让尽可能多的储蓄者参与到公开市场,他们肯为商业投资提供资金,并将长期从经济增长发展中获得回报。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分享和探讨。第一,中国的证券市场高速发展日益成熟,对投资者来说也更有吸引力。基础设施变得更为完善,与此同时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进行投资之前,投资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衡量和选择他们信任的公司。第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把握好市场发展,帮助老龄人口和退休人口安享美好未来的需求也变得愈加迫切。在这两方面, 中国充分吸取了其他国家相似的经验,了解了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且也正在与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的组织开展合作。 对于养老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越早开始存钱养老, 对退休生活就会越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的持续关注,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 富达国际作为养老金管理专业机构,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中国居民的养老储蓄现状和态度,所以我们与蚂蚁金服携手联合发布《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今年在中国内地覆盖了超过6万名受访者。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富达国际,我们非常注重调查和研究。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退休规划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发现,在20-30岁的受访者中,已经开始为退休储蓄的人数不足半数,而且平均来说他们期望10年后可以实现退休储蓄目标。我们将此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若按照当前的储蓄水平,受访者则平均需要储蓄近66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目标。 所以,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可能需要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事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我当然希望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不确定性和韧性后发现,在系统中建立一定的灵活性和松弛度,将有助于应对负面冲击。这也呼应了我之前提到的一点,即资本市场如何将经济创造的价值与公众的集体利益联系起来,其中关键是要让企业和储蓄者能够参与进来。如此一来,资本市场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并引导和培养人们对于财务韧性的理念,这也是长期可持续性投资的结果。 我想再次强调“长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和股息的作用将会产生神奇的效果。要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这背后需要一定的推动力,我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的精诚协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富达国际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并且我们在中国已递交外商独资公募业务牌照的申请,而且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一学习的过程是双向的。这是我们1,300名在华员工的核心动力,也是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我们希望汇集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积累的投资经验和专长,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务目标,安享未来 总结一下,每年似乎都有一个年度主题,在我们投资领域,2019年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我觉得今年的主题将有可能是韧性。尽管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源配置系统的转变方向以及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交流,谢谢。 主持人: 谢谢您,黎诚恩女士, 正如您所说,这事关每位利益相关者, 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和后果。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 并不仅仅与环境保护有关,而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乃至整个商业世界。刚才您提到,2019您的关键词是可持续,2020年的关键词则可能是韧性。我想只有确保可持续性才能实现韧性。下面我想问您几个关于市场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富达国际最近下调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2020年增长预期,你们目前在监测哪些关键经济指标?有哪些指标目前出现了危险信号? Anne: 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最重要指标是失业人数。最近,政府出台了一些紧急就业支持计划和紧急财政措施来帮助企业度过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时期,部分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世界各地政府连续数月支持的工作岗位,一旦失去政府援助,还有多少岗位能保留下来?如果无法保住这些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失业率恐将持续且显著地上升,届时将会给消费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从现在到年底, 如何恢复、保障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这将决定失业率是将依照政策制定者所期盼的。可以在短期内急剧下降,还是将保持长期低迷,我们认为, 目前说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还为时尚早。 主持人: 说到失业,我从富达国际网站上的研究报告中得到了一些数字,报告中称,有证据表明,美国约30%的失业可能是永久性的。这听起来很可怕,从政策层面讲,要推出各种货币和财政计划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顺利。您刚刚在发言中提到了“用发债来争取时间”但是在报告中也提到“在流动性大潮下”“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表现将面临脱节”,那我们现在对资本市场应该多谨慎呢? Anne: 毫无疑问,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经济复苏,并非是持续的状况,但积极的一面是在本次危机中,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等应对措施,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相比更为迅速,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也更为紧密。我们目前能够采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杠杆相比之前的危机时期更为丰富。目前仍有风险存在人们对金融市场表露乐观情绪,但却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对失业率看法相对悲观,并且对经济活动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运作保持谨慎。 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很难预测,不过我认为从目前至年底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可能是相对明智的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我们目前也已进入了一个政府将收回部分支持的新时期,若政府作了错误决策,过早终止支持政策,那市场一定会迅速做出反应。不过若能够做到顺利过渡,对市场也将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当前还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时期。 主持人: 那您觉得当前是市场估值过高, 还是市场中存在泡沫?而且美国11月大选临近,到时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 Anne: 我认为当前并非泡沫期,但是乐观情绪还是占主导,政府的支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政策支持更快地停止。我认为市场也会随之修正,这是最应该关注的一点关于美国大选, 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去预测总统竞选结果,通常情况下,若经济飞速发展, 现任总统连任较为容易,但若经济低迷则很难再次当选。所以,我认为当前局面与之前对比,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有更多不确定因素,六个月前,经济看似基础十分牢固。但目前距离11月时间所剩不多,我认为目前预测选举结果依然为时尚早。 主持人: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低利率环境,而且未来很有可能面临一个长期的下行周期,在资产类别配置方面,您对个人投资者有何建议? Anne: 这段时期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现金收益的投资者来说,但是如果你并不仅仅关注现金收益,就可能已经注意到,市场自从3月份走低后开始强劲反弹。可反之,若你主要关注点都在现金收益上,那会看到很多公司至少是在当前暂停了股息支付。一直以来,我对散户投资者的建议是要去考虑自己投资的时间跨度。如果是长期投资,就必须是多元化的,并偏重权益类资产,如果是短期投资,那就要考虑自己的目标,到底是需要收益、资本保值,还是这只是你用做投机性投资的一部分资金。所以很难给个人投资者提供单独的建议,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在投资之前要考虑好自己的投资时间跨度,以及愿意承受多少损失,另外投资金额永远都不要超过自己可承受损失的范围之外。 主持人: 确实如此,下面想谈一下你们在中国的战略,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开放,我知道很多全球投资者都准备参与进来。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您刚才也提到,富达国际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最近也在中国申请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公募基金业务。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当前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本土和激烈的竞争对手,很多国际资产管理巨头也做好准备进入市场,富达国际的中国战略有何特别之处? Anne: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很长时间,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1,300名员工,而且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开展业务,我们在中国拥有优秀的人才和十足的耐心,我们的目标并非需要做到第一或最大,我们只想做到最好。足够的耐心能够支持我们制定战略、实现目标。我们一方面与优秀强大的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在全球不同国家积累的专长和经验介绍到中国市场。 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像富达国际一样,有在全球不同市场开展业务,并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长期储蓄和退休选择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把在其他国家积累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市场并进行本土化调整,使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在未来可以帮助本土的投资者开展投资,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中国市场的,也是我们想要在获得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牌照后的将要开展的业务。 主持人: 确实如此,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经济状况,那从公司层面,富达国际是怎么应对2020年这场危机的? Anne: 在过去六个月里的业务运营情况,是一段我从未想象过的经历,我们所有业务部门都在创新,做出承诺并且直面挑战,有一段时间,我们超过95%的员工都在家办公,之后不同国家陆续开始复工,返回办公室工作,但仍然有大概90%的员工在家办公。如果你以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工作模式转为在家办公。这里要感谢我们全球的所有员工,谢谢他们很好地适应并实现了这一转变措施。与此同时,这也给了我们创新的机会,让我们找到了不同的方式,与跟客户进行线上互动,而且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跟一些客户的关系甚至变得更亲近了。 我们也将继续学习、适应并改变和调整企业在当前环境下的运营方式,我们还切实感受到,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坚强地度过了这个难关,而且变得更为紧密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很多员工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疫情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后续都重返了办公室,我们的团队应该还是会分组办公一段时间,每个员工都会有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一部分时间在家办公,而且每个国家走出疫情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按照具体国家情况分别制定工作安排。 主持人: 是的,我想很多人现在都在适应这种在家办公的新常态。但是疫情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永久性改变吗? Anne: 我想应该是旅行和出差的减少。虽然旅行的情况在慢慢改善, 但我认为可能会比以前有所下降,我们也发现Zoom消除了一些层级上的距离,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度,每个人在小屏幕上看起来一样,层级距离的拉近有助于我们更灵活地听取不同观点、保持创新和敏捷。这也是我觉得十分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且,在家办公也使我们能够为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更平衡的环境,我们给了很多人在家工作的机会。很多人每天不用去办公室通勤,所以能节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认为这些转变可能都是会彻底改变的东西,我们最终肯定会恢复常态。但是我想这种常态应该跟以往有所不同,毕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工作,以我自己为例,我从来没有在家工作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找到了高效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也在思考回归常态后怎样调整生活,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 主持人: 是的,我们都在调整。您在这一行已经工作很久了,据您观察,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有什么变化? Anne: 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债券市场收益一直在下降,客户就要转向更为广泛的多元资产投资,尝试来取代通常由债券提供的长期收入,多元资产投资、另类投资无疑是一大趋势,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现在,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还出现了一大趋势,就是可持续的投资方向。我们也一直在谈论韧性,我们也在去年推出了自有的ESG和可持续性投资评级体系,我们会对自己投资领域的所有企业进行评级。从此次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企业不能仅仅是经营良好,还要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来保证企业在危机时期的生存。在这方面评级较高的企业,也能在危机时期拥有良好的财务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ESG表现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跟人们在5年前的想法已经大相径庭。 有些企业曾经认为这是额外成本,我认为这几点就是主要的改变,而且这些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主持人: 我想再跟您聊一下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概念. 但是,怎么将可持续性概念应用到投资过程中去呢?毕竟投资是利益驱动的,而且你们的投资业绩是要每月考核的,如果不是每日考核的话,那到底该怎样实施呢? Anne: 我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再回到我刚刚提到的ESG评级,我们对投资领域的每一家公司都会做ESG评级来看我们是否想要买进、卖出,还是持有,这些都是参考ESG评级,我们还要看一家公司是否在不断改善做这种前瞻预测很重要,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家公司过去在ESG方面的成绩而是它未来的方向。鉴于标准不同, 我们也在研究和对比不同企业、不同领域,也会发现有很大区别,比如说,石油公司和零售公司的评级标准就不一样但是客观地对比不同的公司,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让我们可以通过ESG评级去研究不同产品组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今年危机中,公司治理做得更好的企业,它们的ESG评级就更高,结果就是财务表现也更好,ESG表现和韧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很能证明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企业应该持续关注ESG,因为这个部分对企业来说是必选项,而不是一个可选项,投资者都要对此予以关注,因为它既能预测未来的财务表现,也是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 主持人: 确实如此,我觉得这非常好,有了评级我们就可以去量化ESG,基于科学的方式去衡量ESG和可持续性。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名女性高管,在金融服务业工作了多年先后就职于富达国际、保诚、联合资本、摩根大通、美林等知名企业,而且还入选2020年女性董事联盟,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德国、芬兰和新西兰等女性领导人的国家,疫情中确认死亡人数就更少,他们比邻国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商界的相关数据,但是在您看来,女性领导者在危机时期更有韧性是因为她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Anne: 我一直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每一位女性都不一样,就如同每一位男性也都不一样。每个个体都截然不同,虽然可能会有些性格差异,但是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特点也并没有那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男性和女性应对风险的态度和行为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受社会影响还是先天如此,但是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权衡风险,一般不会冒大风险,可能是因为她们的雄性激素较少,所以不会把赌注全押注在高风险领域,女性或会更多考虑风险的负面影响,因此更倾向于平衡分散风险。所以如果你看投资收益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女性平均来说比男性做得好一点,因为她们更擅长控制风险,我不知道历史是否会证明这一点,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商界的女性领导人,到底是比男性做得好还是做得差,如果平均来说,女性的确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女性面对风险会采取更平衡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种性别差别影响没那么大,归根结底,良好的管理和优秀的领导力才是关键。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没有那么大,毕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都有很多优秀领导者的例子。 主持人: 是的,我完全同意。我举疫情这个例子可能样本数量太少了,但如您所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建立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心态。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都十分宝贵,谢谢。 Anne: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 这是一场精彩的讨论,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将进入尾声,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有时会给社会、国家和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长远收益和机会。温斯顿·丘吉尔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不要让一次好的危机浪费”显然 新冠疫情带来的伤痛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们希望 在疫情中的共同解决问题、创新、韧性的增强和协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因为疫情所忍受的痛苦和损失不是白费力气。 我们也希望像CDF TALK这样的讨论,能推动我们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再见!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富达国际CEO黎诚恩(Anne Richards),黎诚恩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基金经理、女性首席执行官、女性宇航员。 以下为对话全文: 主持人: 我们可以看到黎诚恩女士已经上线了,你好,欢迎您。 Anne: 您好。 主持人: 很好,谢谢您,我很喜欢您将餐厅改装成现在这间书房的创意。 Anne: 是的,从去年圣诞开始我就在这里办公了,这很有趣。 主持人: 看上去的确很舒适。在您发言之前,我将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公司。您是富达国际的CEO,富达国际是一家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公司,业务包括共同基金、养老金管理, 以及面向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投资。如果您好奇富达国际这个名字,在1969年,富达国际曾经是总部在美国的富达投资公司的国际部,在1980年,宣布从总部独立出来。黎诚恩女士,我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您能指正。现在富达国际在全球管理着5700亿美元资产。 我还在金融时报上读到了关于黎诚恩女士的有趣的事情“她是一名曾经申请成为宇航员的,受过训练的工程师,”“黎诚恩女士对投资行业“极客”的一面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喜欢“极客”这个词。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会议,我对您宇航员的故事特别好奇。 Anne: 我一直希望当一名宇航员,那大概是1988或者1989年的事情。通常如果你在某方面被拒绝了,你需要振作起来,然后继续做别的事情,所以我最终进入了投资界。和之前的经历很不一样,但我很享受。 主持人: 所以我们在金融界又多了一位成功的女性领袖,但在太空领域则缺少了一位宇航员。 Anne: 是的,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女性基金经理、女性首席执行官,还有女性宇航员,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主持人: 今天我们想要就经济、投资等方面的话题与您进行探讨,首先,我将把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留给您,请您与我们分享您对于2020年的思考和见解。我想我们的观众对此也十分期待 Anne: 非常感谢,给我的命题是分享一下我的2020年。我觉得由此开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2019年底畅想2020年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今年竟然如此不同。 虽然今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在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疫情。就此而言,我的2020年其实跟大家2020年的经历应该非常相似。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并且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整计划,思考今年发生的事情,会对更远的未来有哪些影响。对于富达国际来说。今年我们也在认真思考两个概念,韧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但却密切相关。并且对未来几年的投资环境和前景将有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一直关注企业和经济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这不仅需要事后的应对措施,更多的是要做好事前准备,这是关于韧性的理解。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们知道很难对它的具体性质和发生时间做出预测,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即便无法避免一些事件的发生,但有助于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系,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商业模式。比如由于因其长期以来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那短期内它的韧性再强也无济于事,而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也会面临威胁。 下面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应对2020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怎样标志着如何更好分配稀缺资源。这一看法在社会中的改变,首先,我们来看经济政策制定者,是怎样应对2020年的挑战的。每个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主要谈谈英国和美国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通过发行债券来为面临险境的企业争取时间。 今年,央行和政府的决策者面临了一段经济已经基本停滞,但是金融活动仍在继续的阶段,而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使得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着破产和无法履行财务责任的风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失业人数猛增,这是经济需求方面的危机。而供应方面的危机应该才是政策制定者最担忧的,因为一旦有大量企业破产,或会摧毁经济的生产能力,这样对于那些在解除封锁后,有望助力经济实现复苏的企业也会造成重大打击。 所以为了尽快填补缺口,很多央行通过发债来维持企业生存,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这些国家发债的规模非常大。例如英国财政部预计还需要3,000亿英镑来维持经济稳定,支撑企业度过这段疫情封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大概占到GDP的6-7%。当前,债券作为一种非常好的工具,可以通过贷款和担保的形式帮助企业解决。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停滞而造成的紧急流动性问题,这正是在危机第一阶段发生现金流的突然中断时, 我们所需要的措施。 发行债券快速、简单,各种类型的企业均适用。然而发行债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若仅利用这一项工具,则会给企业及其管理者带来长期的偿付能力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减少生产投入来偿还债务。在这场危机出现之前,各国企业早已债台高筑。如果债务权重和债务久期再次增加,则极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存在遏制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的风险。 从微观层面来看,债务的高杠杆率将削弱一家企业应对冲击的财务韧性,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回报。从宏观层面来看,还可能会加剧整个系统的脆弱性。通过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情况,就能了解债务积压的长期影响。如果仅将私人债务转至后代的公共资产负债表中,那并不会彻底摆脱这场危机。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永久性资本融资形式,例如股票,来取代债券。股票比债券更具备韧性。股票灵活且不代表任何承诺,而且与贷款不同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股票,从而取得收益。但是,考虑到疫情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规模也较大,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所需的新股票,这对任何人以及任何政府来说都非易事。 这就需要多种不同的激励措施。例如,设立国内主权财富基金或开发零售投资产品,以吸收新增股本,为经济复苏带来更多可能性。 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所以他们也应当分享资产结构重组的红利。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在目前或未来,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享受政府资助,都理应接受社会对它的监督,包括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如何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对于任何企业的存亡都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实早在20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随着它的重要程度日益突显,也标志着企业和投资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突破性转变。根据我们在富达国际的观察来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也就是我在开始时提到的可持续性。 诚然股东在任何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从这场危机中我们看到,还有许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成败十分关键。如果只考虑股东的利益,则可能会导致过度关注短期效益,而对抵御意外冲击的能力重视不足,而这些冲击很有可能会造成惨重后果。近期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开始考虑他们所做决策的广泛和长期影响,包括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的影响。 这种变化在危机之前已现端倪,而疫情的爆发也明显起到了加速作用。我们对这一情况很感兴趣,所以我们的分析师每月都开展一项调查,范围涵盖了全球数千家公司,试着将我们的想法勾画出来,5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直接影响,超半数的企业表示在战略规划中增加了对员工、消费者和更广泛社区的关注。 在6月的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愿意为了追求更可持续的发展而放弃一部分收益。这并不是意味着股东的利益不重要,但是并非是企业优先考虑和关注的唯一利益。我认为这里更深层次体现的是商业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看到企业也愈加认识到,它们作为一种资源分配体系的存在是依托于社会给予的一份隐性的 “许可”,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脆弱性。此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种“许可”是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过期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就可能导致员工和客户日益疏远,而企业的韧性、可持续性、甚至生存都会遇到问题。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唯有通过寻求共赢的结果,才能巩固这项来自社会的“许可”。因为从长远来看,对利益相关方有益的事情也对股东有利,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当然,对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的责任应该是全球企业的共同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了解并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 那这对于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意味着什么?随着体系的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投资方式也应随之演变。投资体系如果不与时俱进,都有可能面临风险,错失未来发展机会。对于富达国际这样的资产管理机构来说,这种新方式体现在不同方面。首先是关注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探讨企业是否在构建一个有韧性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应融入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才能够克服不可预测的社会和环境。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来形容这种模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可持续资本主义,也有人把它叫做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或ESG,但在不久的将来, 它将仅仅被称为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话,让我们超越企业的层面,站在国家的角度探讨关于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话题。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要建立正确的程序和金融架构,让企业能够获得均等机会进行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另一方面要让尽可能多的储蓄者参与到公开市场,他们肯为商业投资提供资金,并将长期从经济增长发展中获得回报。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分享和探讨。第一,中国的证券市场高速发展日益成熟,对投资者来说也更有吸引力。基础设施变得更为完善,与此同时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进行投资之前,投资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衡量和选择他们信任的公司。第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把握好市场发展,帮助老龄人口和退休人口安享美好未来的需求也变得愈加迫切。在这两方面, 中国充分吸取了其他国家相似的经验,了解了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且也正在与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的组织开展合作。 对于养老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越早开始存钱养老, 对退休生活就会越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的持续关注,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 富达国际作为养老金管理专业机构,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中国居民的养老储蓄现状和态度,所以我们与蚂蚁金服携手联合发布《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今年在中国内地覆盖了超过6万名受访者。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富达国际,我们非常注重调查和研究。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退休规划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发现,在20-30岁的受访者中,已经开始为退休储蓄的人数不足半数,而且平均来说他们期望10年后可以实现退休储蓄目标。我们将此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若按照当前的储蓄水平,受访者则平均需要储蓄近66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目标。 所以,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可能需要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事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我当然希望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不确定性和韧性后发现,在系统中建立一定的灵活性和松弛度,将有助于应对负面冲击。这也呼应了我之前提到的一点,即资本市场如何将经济创造的价值与公众的集体利益联系起来,其中关键是要让企业和储蓄者能够参与进来。如此一来,资本市场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并引导和培养人们对于财务韧性的理念,这也是长期可持续性投资的结果。 我想再次强调“长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和股息的作用将会产生神奇的效果。要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这背后需要一定的推动力,我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的精诚协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富达国际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并且我们在中国已递交外商独资公募业务牌照的申请,而且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一学习的过程是双向的。这是我们1,300名在华员工的核心动力,也是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我们希望汇集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积累的投资经验和专长,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务目标,安享未来 总结一下,每年似乎都有一个年度主题,在我们投资领域,2019年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我觉得今年的主题将有可能是韧性。尽管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源配置系统的转变方向以及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交流,谢谢。 主持人: 谢谢您,黎诚恩女士, 正如您所说,这事关每位利益相关者, 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和后果。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 并不仅仅与环境保护有关,而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乃至整个商业世界。刚才您提到,2019您的关键词是可持续,2020年的关键词则可能是韧性。我想只有确保可持续性才能实现韧性。下面我想问您几个关于市场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富达国际最近下调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2020年增长预期,你们目前在监测哪些关键经济指标?有哪些指标目前出现了危险信号? Anne: 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最重要指标是失业人数。最近,政府出台了一些紧急就业支持计划和紧急财政措施来帮助企业度过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时期,部分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世界各地政府连续数月支持的工作岗位,一旦失去政府援助,还有多少岗位能保留下来?如果无法保住这些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失业率恐将持续且显著地上升,届时将会给消费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从现在到年底, 如何恢复、保障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这将决定失业率是将依照政策制定者所期盼的。可以在短期内急剧下降,还是将保持长期低迷,我们认为, 目前说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还为时尚早。 主持人: 说到失业,我从富达国际网站上的研究报告中得到了一些数字,报告中称,有证据表明,美国约30%的失业可能是永久性的。这听起来很可怕,从政策层面讲,要推出各种货币和财政计划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顺利。您刚刚在发言中提到了“用发债来争取时间”但是在报告中也提到“在流动性大潮下”“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表现将面临脱节”,那我们现在对资本市场应该多谨慎呢? Anne: 毫无疑问,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经济复苏,并非是持续的状况,但积极的一面是在本次危机中,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等应对措施,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相比更为迅速,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也更为紧密。我们目前能够采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杠杆相比之前的危机时期更为丰富。目前仍有风险存在人们对金融市场表露乐观情绪,但却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对失业率看法相对悲观,并且对经济活动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运作保持谨慎。 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很难预测,不过我认为从目前至年底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可能是相对明智的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我们目前也已进入了一个政府将收回部分支持的新时期,若政府作了错误决策,过早终止支持政策,那市场一定会迅速做出反应。不过若能够做到顺利过渡,对市场也将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当前还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时期。 主持人: 那您觉得当前是市场估值过高, 还是市场中存在泡沫?而且美国11月大选临近,到时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 Anne: 我认为当前并非泡沫期,但是乐观情绪还是占主导,政府的支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政策支持更快地停止。我认为市场也会随之修正,这是最应该关注的一点关于美国大选, 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去预测总统竞选结果,通常情况下,若经济飞速发展, 现任总统连任较为容易,但若经济低迷则很难再次当选。所以,我认为当前局面与之前对比,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有更多不确定因素,六个月前,经济看似基础十分牢固。但目前距离11月时间所剩不多,我认为目前预测选举结果依然为时尚早。 主持人: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低利率环境,而且未来很有可能面临一个长期的下行周期,在资产类别配置方面,您对个人投资者有何建议? Anne: 这段时期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现金收益的投资者来说,但是如果你并不仅仅关注现金收益,就可能已经注意到,市场自从3月份走低后开始强劲反弹。可反之,若你主要关注点都在现金收益上,那会看到很多公司至少是在当前暂停了股息支付。一直以来,我对散户投资者的建议是要去考虑自己投资的时间跨度。如果是长期投资,就必须是多元化的,并偏重权益类资产,如果是短期投资,那就要考虑自己的目标,到底是需要收益、资本保值,还是这只是你用做投机性投资的一部分资金。所以很难给个人投资者提供单独的建议,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在投资之前要考虑好自己的投资时间跨度,以及愿意承受多少损失,另外投资金额永远都不要超过自己可承受损失的范围之外。 主持人: 确实如此,下面想谈一下你们在中国的战略,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开放,我知道很多全球投资者都准备参与进来。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您刚才也提到,富达国际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最近也在中国申请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公募基金业务。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当前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本土和激烈的竞争对手,很多国际资产管理巨头也做好准备进入市场,富达国际的中国战略有何特别之处? Anne: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很长时间,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1,300名员工,而且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开展业务,我们在中国拥有优秀的人才和十足的耐心,我们的目标并非需要做到第一或最大,我们只想做到最好。足够的耐心能够支持我们制定战略、实现目标。我们一方面与优秀强大的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在全球不同国家积累的专长和经验介绍到中国市场。 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像富达国际一样,有在全球不同市场开展业务,并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长期储蓄和退休选择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把在其他国家积累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市场并进行本土化调整,使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在未来可以帮助本土的投资者开展投资,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中国市场的,也是我们想要在获得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牌照后的将要开展的业务。 主持人: 确实如此,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经济状况,那从公司层面,富达国际是怎么应对2020年这场危机的? Anne: 在过去六个月里的业务运营情况,是一段我从未想象过的经历,我们所有业务部门都在创新,做出承诺并且直面挑战,有一段时间,我们超过95%的员工都在家办公,之后不同国家陆续开始复工,返回办公室工作,但仍然有大概90%的员工在家办公。如果你以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工作模式转为在家办公。这里要感谢我们全球的所有员工,谢谢他们很好地适应并实现了这一转变措施。与此同时,这也给了我们创新的机会,让我们找到了不同的方式,与跟客户进行线上互动,而且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跟一些客户的关系甚至变得更亲近了。 我们也将继续学习、适应并改变和调整企业在当前环境下的运营方式,我们还切实感受到,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坚强地度过了这个难关,而且变得更为紧密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很多员工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疫情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后续都重返了办公室,我们的团队应该还是会分组办公一段时间,每个员工都会有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一部分时间在家办公,而且每个国家走出疫情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按照具体国家情况分别制定工作安排。 主持人: 是的,我想很多人现在都在适应这种在家办公的新常态。但是疫情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永久性改变吗? Anne: 我想应该是旅行和出差的减少。虽然旅行的情况在慢慢改善, 但我认为可能会比以前有所下降,我们也发现Zoom消除了一些层级上的距离,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度,每个人在小屏幕上看起来一样,层级距离的拉近有助于我们更灵活地听取不同观点、保持创新和敏捷。这也是我觉得十分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且,在家办公也使我们能够为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更平衡的环境,我们给了很多人在家工作的机会。很多人每天不用去办公室通勤,所以能节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认为这些转变可能都是会彻底改变的东西,我们最终肯定会恢复常态。但是我想这种常态应该跟以往有所不同,毕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工作,以我自己为例,我从来没有在家工作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找到了高效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也在思考回归常态后怎样调整生活,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 主持人: 是的,我们都在调整。您在这一行已经工作很久了,据您观察,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有什么变化? Anne: 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债券市场收益一直在下降,客户就要转向更为广泛的多元资产投资,尝试来取代通常由债券提供的长期收入,多元资产投资、另类投资无疑是一大趋势,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现在,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还出现了一大趋势,就是可持续的投资方向。我们也一直在谈论韧性,我们也在去年推出了自有的ESG和可持续性投资评级体系,我们会对自己投资领域的所有企业进行评级。从此次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企业不能仅仅是经营良好,还要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来保证企业在危机时期的生存。在这方面评级较高的企业,也能在危机时期拥有良好的财务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ESG表现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跟人们在5年前的想法已经大相径庭。 有些企业曾经认为这是额外成本,我认为这几点就是主要的改变,而且这些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主持人: 我想再跟您聊一下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概念. 但是,怎么将可持续性概念应用到投资过程中去呢?毕竟投资是利益驱动的,而且你们的投资业绩是要每月考核的,如果不是每日考核的话,那到底该怎样实施呢? Anne: 我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再回到我刚刚提到的ESG评级,我们对投资领域的每一家公司都会做ESG评级来看我们是否想要买进、卖出,还是持有,这些都是参考ESG评级,我们还要看一家公司是否在不断改善做这种前瞻预测很重要,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家公司过去在ESG方面的成绩而是它未来的方向。鉴于标准不同, 我们也在研究和对比不同企业、不同领域,也会发现有很大区别,比如说,石油公司和零售公司的评级标准就不一样但是客观地对比不同的公司,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让我们可以通过ESG评级去研究不同产品组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今年危机中,公司治理做得更好的企业,它们的ESG评级就更高,结果就是财务表现也更好,ESG表现和韧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很能证明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企业应该持续关注ESG,因为这个部分对企业来说是必选项,而不是一个可选项,投资者都要对此予以关注,因为它既能预测未来的财务表现,也是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 主持人: 确实如此,我觉得这非常好,有了评级我们就可以去量化ESG,基于科学的方式去衡量ESG和可持续性。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名女性高管,在金融服务业工作了多年先后就职于富达国际、保诚、联合资本、摩根大通、美林等知名企业,而且还入选2020年女性董事联盟,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德国、芬兰和新西兰等女性领导人的国家,疫情中确认死亡人数就更少,他们比邻国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商界的相关数据,但是在您看来,女性领导者在危机时期更有韧性是因为她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Anne: 我一直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每一位女性都不一样,就如同每一位男性也都不一样。每个个体都截然不同,虽然可能会有些性格差异,但是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特点也并没有那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男性和女性应对风险的态度和行为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受社会影响还是先天如此,但是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权衡风险,一般不会冒大风险,可能是因为她们的雄性激素较少,所以不会把赌注全押注在高风险领域,女性或会更多考虑风险的负面影响,因此更倾向于平衡分散风险。所以如果你看投资收益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女性平均来说比男性做得好一点,因为她们更擅长控制风险,我不知道历史是否会证明这一点,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商界的女性领导人,到底是比男性做得好还是做得差,如果平均来说,女性的确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女性面对风险会采取更平衡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种性别差别影响没那么大,归根结底,良好的管理和优秀的领导力才是关键。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没有那么大,毕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都有很多优秀领导者的例子。 主持人: 是的,我完全同意。我举疫情这个例子可能样本数量太少了,但如您所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建立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心态。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都十分宝贵,谢谢。 Anne: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 这是一场精彩的讨论,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将进入尾声,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有时会给社会、国家和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长远收益和机会。温斯顿·丘吉尔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不要让一次好的危机浪费”显然 新冠疫情带来的伤痛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们希望 在疫情中的共同解决问题、创新、韧性的增强和协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因为疫情所忍受的痛苦和损失不是白费力气。 我们也希望像CDF TALK这样的讨论,能推动我们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再见!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Christophe Weber)表示,需要有一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全球组织,担负起管理全球个人防护装备、药品、疫苗储备的责任。这样,企业就不必在疫情期间以不透明的方式逐个国家进行协商。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 欢迎收看CDF Talk,我是主持人李斯璇,2020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不仅重塑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似乎也放大了紧张局势,加剧了争端。以及产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这场危机的持续,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得多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因此,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理性和多元化的观点从未如此重要。每一次危机都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调整和重新设想更美好未来的机会,CDF Talk的宗旨亦是如此。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两位嘉宾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先生以及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黎诚恩女士他们将会分享疫情下的思考和经验以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如何应对和适应疫情新常态与长期影响的。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我们可以看到卫博科先生已经上线了。您好,卫博科先生,最近一切顺利吗?非常感谢您的参会,我想在我们聆听您的思考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向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武田制药。武田制药在日本成立,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制药企业,也是世界前十的跨国制药企业。我们非常期待您关于新冠肺炎治疗研究进展的分享,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此外卫博科先生也是CDF TALK 请到的第一位日本企业总裁,非常欢迎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交给您。 卫博科: 很荣幸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邀,今天能与大家在线上相聚,一同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显著复苏,这跟中国注重跨行业合作。注重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是分不开的。此刻,我正在东京办公室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见面 在那些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得到控制的国家,我们正谨慎地重新开放办公室。正如大家所见,中国先于其他国家控制住了疫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线上与同事们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武田的每一位员工都在竭尽所能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形势, 对此,我深感自豪。 近期,我有时居家办公有时在办公室办公,虽然线上会议很便利,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它无法取代现场和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开会时,即使大家都带着口罩,也比面对着屏幕更有参与感。鉴于此,目前武田正在努力寻找远程办公和现场办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并在遵守所有安全规定和人数限制的前提下,鼓励员工回到办公室工作。 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首先:“我们从当下的疫情危机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其次:“未来,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第三:“面对此次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确保强化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而不是削弱?” 当前的危机——新冠疫情,显然是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前所未有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应对果断,但这场全球疫情远未结束,我们祝愿中国和全球各地的新冠肺炎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并向在疫情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慰问。那么,2020年上半年的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很显然,面对这场疫情,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都缺乏准备疫情危机暴露了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其中包括病毒检测、医院收治能力、以及病毒在特定社群(如养老院)过度传播等问题。此外,个人防护用品和装备、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盒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十分紧缺。我们应立即着手处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建立安全储备,为应对当下的疫情危机,全球协作与联动必不可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需要在未来齐心协力改进的部分。这些改进应有助于加强公共部门的作用,因为政府始终处于应对疫情危机的中心位置。 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全球组织,担负起管理全球个人防护装备、药品、疫苗储备的责任。这样,企业就不必在疫情期间以不透明的方式逐个国家进行协商。疫情当前,制药行业不仅在单个企业层面应对挑战,而且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协作。武田一直在这些领域发挥积极的表率作用并加入了若干个相关的产业联盟。举例来说,我们正在积极测试、开发产品管线中的几种药物。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一种潜在的超免疫球蛋白疗法——CoVig-19的研发工作。秉持着以公众和患者健康为先的理念,我们摒弃了独自研发的做法,决定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他全球领先的血制品企业合作组建CoVIg-19血浆联盟。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在血制品领域是史无前例的它覆盖了血浆采集、研发、生产和分销等方方面面,旨在加速推进潜在疗法的研发CoVIg-19用于临床试验的生产已于5月启动,目前我们正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夏天启动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CoVIg-19有望在今年年底前上市,成为患者最早用上的疗法之一。 我认为,这是武田精神的绝佳示例彰显了我们对武田价值观的践行是武田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做出的积极贡献。未来,我希望能更多地开展这类开创性的合作,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迅速的响应。 在分享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我想接着谈谈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显然,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受国际旅行、城市化进程、牲畜管理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疫情的出现频率只会越来越高,除非我们果断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当然,一旦疫情爆发,强大的公共部门和医疗卫生体系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也应尽一切努力把重点放在如何第一时间预防传染性疾病上。要想找到应对疫情方法,我们需要借助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努力,尤其是他们为更好地了解人畜共通传染病(指任何可以经由动物传染给人类或由人类传染给动物的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所做的努力 为此,我们需要为这些研究机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在针对可能出现的病原体和疾病而开展的诊断试剂盒、疫苗和疗法研发,我们也应秉持相同的策略,中国政府近期提出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些改革将有助于确保迅速、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说,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与动物越来越密切的接触,这是由于城市正逐步蚕食着动物的自然领地;随着对牲畜需求的激增,畜牧的规模化、工业化程度和密度不断增加;其他外部因素,如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和全球变暖等 此外,我们还需要预防因气候变化,而导致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或蔓延在武田,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地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40年在公司层面实现碳零排放目标,并制定了很高的节水和废弃物减排目标。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减少自身业务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为世界自然资源和栖息地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接下来,我将围绕此次疫情,对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分享一些个人看法,以及对于某些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希望这些担忧不会成为现实,从短期来看,这场疫情凸显了线上医疗和配药服务对于患者及医务人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据我所知,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药店迅速获得了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 我们认为,这些虚拟互动模式将作为医疗与护理系统的有效补充,在当前和未来持续存在。例如,这些模式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居家护理服务,从而不断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在中国,武田一直在不断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我们已经与中国本土的主要数字平台达成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渠道,帮助患者得到更便捷的服务,比如线上问诊等。我们也更多地通过线上的方式来与专业医护人员互动。但从长远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把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重整和恢复经济,我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总体预算吃紧,影响到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 同时,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资金投入的变化的一个关键拐点,各国政府会大幅缩减对医疗卫生这一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持续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对于有的政府可能会缩减医疗卫生领域的预算,我为何感到如此担忧呢? 当前,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许多从前无药可医或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已经有众多针对性的、变革性的疗法出现,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患者带来治疗和治愈的希望,这场全球疫情危机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本身就与全球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有关,如果又因为这场疫情危机影响到政府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导致许多创新药物和疗法无法触达迫切需要它们的患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可能真的有点讽刺的意味,让我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自2015年以来,武田一直在推动产品研发战略的重大转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的战略聚焦在肿瘤、罕见病、消化疾病和神经科学四大治疗领域;我们努力推进与学术界及全球初创企业的合作。目前,我们已经拥有200项独家合作项目,并矢志追求突破性创新。得益于此,武田目前拥有一支丰富且高度创新的研发管线,涵盖40个临床阶段在研产品。这些在研产品与全球患者,包括中国患者,息息相关。 武田随时准备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在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各项努力。未来五年内,我们计划在中国上市至少15款创新药物。疫情期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快药品审批流程,不间断地为患者提供创新疗法,着实令人赞赏。此外,中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监管框架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大政府对创新药物的报销力度 这些举措都给武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武田已经决定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步开展重点药物的开发工作。 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患者能够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患者同步获得我们最具创新性的药物。武田为推动患者及时获得创新疗法的努力,与中国对“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是一致的。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更多渠道,支持中国医疗系统提升癌症筛查和预防能力以及罕见病诊断能力,支持中国医疗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快高度创新药物的审评审批,使药物可以早日惠及患者。当然,许多创新疗法的引入,都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和与时俱进,武田在分享医学前沿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以此来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医疗改革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我衷心地希望,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不会阻碍变革性疗法的科研进展,亦不会损害到各国政府为患者提供这些疗法所做的努力。为此,我希望政府机构能够充分面向未来,打破潜在的预算制约,维持并加大对医疗卫生体系的预算投入。归根结底,这场疫情向人们展示了拥有健康是多么的珍贵。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倾听我的演讲,期待大家的提问。再次感谢大家! 主持人: 卫博科先生,感谢分享您的洞见,我非常希望能首先向您询问新冠肺炎治疗的最新进展,这也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我搜索了一些相关资料,据说血浆疗法有可能成为最早问世的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之一。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可能在今年年底。因此 我想知道这也是医药行业,在研究治疗方案时的标准期限吗? 卫博科: 血浆衍生疗法已经在之前多次被证明,对此类情况有着良好的疗效。这种疗法非常合乎逻辑,它使用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制成先是对这些抗体进行浓缩,之后再输注给患者。因此血浆源性疗法很可能具有较好的功效,但这必须在新冠肺炎病例中进行验证,所以我们正计划启动一项临床试验,以证实这种疗法治疗新冠肺炎的功效。 通过CoVIg-19联盟,我们能够迅速采集到足够的血浆,从而生产出用于临床试验的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所需条件以期在今夏开始临床试验,我们希望能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获得试验结果。根据审批流程,如果试验结果很好,我们可能会进入快速审批通道那样的话,产品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 这就是最理想的时间表,在生物医药领域内不管是疗法还是疫苗,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而这就是在最理想情况下的时间表。 主持人: 您的演讲让我了解到,血浆疗法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在大规模采用血浆衍生疗法方面似乎仍然有很大的阻碍。比如康复病人的血浆供应量有限,那么您是否在致力于寻找解决这个瓶颈的其他办法呢?因为我有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有在用牛血做实验,或者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而不是从康复病人的血液中提取出有效的抗体,您有尝试过类似的方法吗? 卫博科: 是的,血浆衍生疗法必须依赖于血浆捐献,所以我们需要说服人们前去捐献血浆,这是一个限制因素。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来鼓励人们捐献血浆,但这项限制因素将会始终存在。毋庸置疑, 许多公司也在开发其他技术,包括重组疗法、或非血浆衍生疗法的产品开发疗法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武田正在对管线内4种在研产品重新评估、研发这些产品可能有助于治疗新冠肺炎。所以除了血浆衍生疗法之外 我们也在平行开发其他治疗手段。 主持人: 在您今年五月的一次采访当中,您曾警告过,仓促进行新冠治疗的研究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 您认为目前采用的方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卫博科: 是的,在新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效果不够好,可能是存在安全问题,也可能是面临生产问题,因此在制药和疫苗行业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圈外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开发出来了一个产品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正是疫苗研发过程所要面临的情况。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候选疫苗数量足够多,里面应该有几种会成功。我认为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有几种疫苗终将会获得成功,但失败的风险总是存在的。 主持人: 我想,病人们通常更关心治疗的风险,以及这些疫苗和治疗的长期的副作用,我们应该为此担心吗?具体而言,在全球政策推动下疫苗和治疗开发的周期缩短,这样的情况下受试者和病人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 卫博科: 我认为全世界的目标是加快开发进程,这样的开发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常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迅速开展临床试验。但临床试验的规模依然比较大,由此将会产生有关疗效和安全性的大量数据,我不认为任何国家或任何监管机构会愿意在这方面冒任何风险。 主持人: 我想,作为一家在全球享誉的亚洲企业,武田制药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文化差异。那么您可以与中国同行们分享一些遇到的关键的挑战或收获吗?以及您认为未来最大的机遇是什么? 卫博科: 作为一家全球性制药企业,我们始终会面临与企业规模相关的挑战,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想要扩大规模,想从规模中受益,但同时又要在各地具备灵活性,对各地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医疗行业十分特殊,因为许多疾病都是全球性的,比如世界各地都有糖尿病, 各地都有癌症患者,但是各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又非常本土化并且各不相同,因此用药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的理念是,制定全球性的研发战略同时采用本土化的方式,将药物带给不同地区和不同医疗系统。 主持人: 提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想知道武田制药全球的研究中心、工厂和运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影响您在中国的发展计划和重点领域吗? 卫博科: 我们的生产运营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做出了调整并适应了改变,我们拥有良好的组织架构,保障了生产运营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某些国家的医疗系统被限制,一些临床试验无法启动,进度有所放缓,所以我们必须重启以赶上进度。我们在中国的计划丝毫没有改变。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未来5年,我们将会在中国上市更多的创新产品,产品的投放数量将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多年前制定的长期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此,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战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武田成立于1781年,我们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而现在是我们在中国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主持人: 那么您是否与其他中国的伙伴合作过呢? 卫博科: 是的 我们秉承着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在科技研发和商业开发领域开展了很多合作。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在中国市场非常活跃。 主持人: 那么 您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卫博科: 我认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点,一是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放眼未来,为应对下一次疫情爆发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不应该让这样的局面再度重演,并且我认为我们迟早会消灭新冠肺炎。但希望疫情过后, 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并且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不会像这次这样被打个措手不及。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需要加大和加强全球性合作,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在互相竞争,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充分的准备,有更广泛的合作,情况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当然,为了预防和防止下一次疫情出现,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清楚应该从哪个研究领域着手,我们知道哪方面需要改进以降低下一次疫情出现的风险。 第四点是关于医疗卫生系统,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性危机,我希望各国政府能够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力度。针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通常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投入很高的领域,但它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领域。医疗卫生行业仍大有可为,我希望面向医疗卫生的投资不会收缩,而是会有所增加。不仅是为了防止下一次疫情,同时也是为了投资于新的变革性的疗法,因为研究领域从未如此富有成效。 主持人: 您刚刚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有更充分的准备。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疾病似乎越来越频繁,以及像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做更充分的准备呢 卫博科: 是的,你说的对,流行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发现疫情的蔓延速度在加快。这与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更为密切的社交动物、与人类的联系等等都有关系。此外还有人类蓄养的数十亿家畜,有很多原因导致更多流行病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切实做好准备,并且明确地开展预防工作,我们都只能像这次一样仓促应对。 主持人: 我希望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但是如您所说,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需要持续注重研发,对决策者和政府来说,为全球公民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卫博科先生。 让我们对您提到的这些治疗和疫苗的尽早问世充满希望,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见面,非常感谢。 卫博科: 谢谢,荣幸之至。我非常希望能尽早回到中国。 主持人: 非常期待。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Christophe Weber)表示,血浆衍生疗法已经在之前多次被证明,对新冠肺炎疫情有着良好的疗效,现在武田已经具备所需条件以期在今夏开始临床试验,希望能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获得试验结果。根据审批流程,如果试验结果很好,产品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 欢迎收看CDF Talk,我是主持人李斯璇,2020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不仅重塑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似乎也放大了紧张局势,加剧了争端。以及产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这场危机的持续,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得多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因此,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理性和多元化的观点从未如此重要。每一次危机都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调整和重新设想更美好未来的机会,CDF Talk的宗旨亦是如此。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两位嘉宾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先生以及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黎诚恩女士他们将会分享疫情下的思考和经验以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如何应对和适应疫情新常态与长期影响的。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我们可以看到卫博科先生已经上线了。您好,卫博科先生,最近一切顺利吗?非常感谢您的参会,我想在我们聆听您的思考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向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武田制药。武田制药在日本成立,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制药企业,也是世界前十的跨国制药企业。我们非常期待您关于新冠肺炎治疗研究进展的分享,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此外卫博科先生也是CDF TALK 请到的第一位日本企业总裁,非常欢迎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交给您。 卫博科: 很荣幸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邀,今天能与大家在线上相聚,一同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显著复苏,这跟中国注重跨行业合作。注重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是分不开的。此刻,我正在东京办公室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见面 在那些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得到控制的国家,我们正谨慎地重新开放办公室。正如大家所见,中国先于其他国家控制住了疫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线上与同事们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武田的每一位员工都在竭尽所能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形势, 对此,我深感自豪。 近期,我有时居家办公有时在办公室办公,虽然线上会议很便利,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它无法取代现场和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开会时,即使大家都带着口罩,也比面对着屏幕更有参与感。鉴于此,目前武田正在努力寻找远程办公和现场办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并在遵守所有安全规定和人数限制的前提下,鼓励员工回到办公室工作。 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首先:“我们从当下的疫情危机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其次:“未来,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第三:“面对此次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确保强化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而不是削弱?” 当前的危机——新冠疫情,显然是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前所未有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应对果断,但这场全球疫情远未结束,我们祝愿中国和全球各地的新冠肺炎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并向在疫情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慰问。那么,2020年上半年的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很显然,面对这场疫情,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都缺乏准备疫情危机暴露了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其中包括病毒检测、医院收治能力、以及病毒在特定社群(如养老院)过度传播等问题。此外,个人防护用品和装备、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盒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十分紧缺。我们应立即着手处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建立安全储备,为应对当下的疫情危机,全球协作与联动必不可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需要在未来齐心协力改进的部分。这些改进应有助于加强公共部门的作用,因为政府始终处于应对疫情危机的中心位置。 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全球组织,担负起管理全球个人防护装备、药品、疫苗储备的责任。这样,企业就不必在疫情期间以不透明的方式逐个国家进行协商。疫情当前,制药行业不仅在单个企业层面应对挑战,而且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协作。武田一直在这些领域发挥积极的表率作用并加入了若干个相关的产业联盟。举例来说,我们正在积极测试、开发产品管线中的几种药物。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一种潜在的超免疫球蛋白疗法——CoVig-19的研发工作。秉持着以公众和患者健康为先的理念,我们摒弃了独自研发的做法,决定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他全球领先的血制品企业合作组建CoVIg-19血浆联盟。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在血制品领域是史无前例的它覆盖了血浆采集、研发、生产和分销等方方面面,旨在加速推进潜在疗法的研发CoVIg-19用于临床试验的生产已于5月启动,目前我们正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夏天启动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CoVIg-19有望在今年年底前上市,成为患者最早用上的疗法之一。 我认为,这是武田精神的绝佳示例彰显了我们对武田价值观的践行是武田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做出的积极贡献。未来,我希望能更多地开展这类开创性的合作,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迅速的响应。 在分享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我想接着谈谈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显然,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受国际旅行、城市化进程、牲畜管理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疫情的出现频率只会越来越高,除非我们果断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当然,一旦疫情爆发,强大的公共部门和医疗卫生体系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也应尽一切努力把重点放在如何第一时间预防传染性疾病上。要想找到应对疫情方法,我们需要借助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努力,尤其是他们为更好地了解人畜共通传染病(指任何可以经由动物传染给人类或由人类传染给动物的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所做的努力 为此,我们需要为这些研究机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在针对可能出现的病原体和疾病而开展的诊断试剂盒、疫苗和疗法研发,我们也应秉持相同的策略,中国政府近期提出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些改革将有助于确保迅速、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说,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与动物越来越密切的接触,这是由于城市正逐步蚕食着动物的自然领地;随着对牲畜需求的激增,畜牧的规模化、工业化程度和密度不断增加;其他外部因素,如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和全球变暖等 此外,我们还需要预防因气候变化,而导致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或蔓延在武田,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地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40年在公司层面实现碳零排放目标,并制定了很高的节水和废弃物减排目标。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减少自身业务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为世界自然资源和栖息地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接下来,我将围绕此次疫情,对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分享一些个人看法,以及对于某些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希望这些担忧不会成为现实,从短期来看,这场疫情凸显了线上医疗和配药服务对于患者及医务人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据我所知,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药店迅速获得了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 我们认为,这些虚拟互动模式将作为医疗与护理系统的有效补充,在当前和未来持续存在。例如,这些模式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居家护理服务,从而不断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在中国,武田一直在不断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我们已经与中国本土的主要数字平台达成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渠道,帮助患者得到更便捷的服务,比如线上问诊等。我们也更多地通过线上的方式来与专业医护人员互动。但从长远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把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重整和恢复经济,我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总体预算吃紧,影响到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 同时,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资金投入的变化的一个关键拐点,各国政府会大幅缩减对医疗卫生这一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持续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对于有的政府可能会缩减医疗卫生领域的预算,我为何感到如此担忧呢? 当前,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许多从前无药可医或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已经有众多针对性的、变革性的疗法出现,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患者带来治疗和治愈的希望,这场全球疫情危机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本身就与全球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有关,如果又因为这场疫情危机影响到政府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导致许多创新药物和疗法无法触达迫切需要它们的患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可能真的有点讽刺的意味,让我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自2015年以来,武田一直在推动产品研发战略的重大转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的战略聚焦在肿瘤、罕见病、消化疾病和神经科学四大治疗领域;我们努力推进与学术界及全球初创企业的合作。目前,我们已经拥有200项独家合作项目,并矢志追求突破性创新。得益于此,武田目前拥有一支丰富且高度创新的研发管线,涵盖40个临床阶段在研产品。这些在研产品与全球患者,包括中国患者,息息相关。 武田随时准备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在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各项努力。未来五年内,我们计划在中国上市至少15款创新药物。疫情期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快药品审批流程,不间断地为患者提供创新疗法,着实令人赞赏。此外,中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监管框架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大政府对创新药物的报销力度 这些举措都给武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武田已经决定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步开展重点药物的开发工作。 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患者能够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患者同步获得我们最具创新性的药物。武田为推动患者及时获得创新疗法的努力,与中国对“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是一致的。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更多渠道,支持中国医疗系统提升癌症筛查和预防能力以及罕见病诊断能力,支持中国医疗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快高度创新药物的审评审批,使药物可以早日惠及患者。当然,许多创新疗法的引入,都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和与时俱进,武田在分享医学前沿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以此来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医疗改革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我衷心地希望,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不会阻碍变革性疗法的科研进展,亦不会损害到各国政府为患者提供这些疗法所做的努力。为此,我希望政府机构能够充分面向未来,打破潜在的预算制约,维持并加大对医疗卫生体系的预算投入。归根结底,这场疫情向人们展示了拥有健康是多么的珍贵。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倾听我的演讲,期待大家的提问。再次感谢大家! 主持人: 卫博科先生,感谢分享您的洞见,我非常希望能首先向您询问新冠肺炎治疗的最新进展,这也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我搜索了一些相关资料,据说血浆疗法有可能成为最早问世的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之一。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可能在今年年底。因此 我想知道这也是医药行业,在研究治疗方案时的标准期限吗? 卫博科: 血浆衍生疗法已经在之前多次被证明,对此类情况有着良好的疗效。这种疗法非常合乎逻辑,它使用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制成先是对这些抗体进行浓缩,之后再输注给患者。因此血浆源性疗法很可能具有较好的功效,但这必须在新冠肺炎病例中进行验证,所以我们正计划启动一项临床试验,以证实这种疗法治疗新冠肺炎的功效。 通过CoVIg-19联盟,我们能够迅速采集到足够的血浆,从而生产出用于临床试验的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所需条件以期在今夏开始临床试验,我们希望能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获得试验结果。根据审批流程,如果试验结果很好,我们可能会进入快速审批通道那样的话,产品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 这就是最理想的时间表,在生物医药领域内不管是疗法还是疫苗,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而这就是在最理想情况下的时间表。 主持人: 您的演讲让我了解到,血浆疗法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在大规模采用血浆衍生疗法方面似乎仍然有很大的阻碍。比如康复病人的血浆供应量有限,那么您是否在致力于寻找解决这个瓶颈的其他办法呢?因为我有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有在用牛血做实验,或者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而不是从康复病人的血液中提取出有效的抗体,您有尝试过类似的方法吗? 卫博科: 是的,血浆衍生疗法必须依赖于血浆捐献,所以我们需要说服人们前去捐献血浆,这是一个限制因素。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来鼓励人们捐献血浆,但这项限制因素将会始终存在。毋庸置疑, 许多公司也在开发其他技术,包括重组疗法、或非血浆衍生疗法的产品开发疗法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武田正在对管线内4种在研产品重新评估、研发这些产品可能有助于治疗新冠肺炎。所以除了血浆衍生疗法之外 我们也在平行开发其他治疗手段。 主持人: 在您今年五月的一次采访当中,您曾警告过,仓促进行新冠治疗的研究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 您认为目前采用的方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卫博科: 是的,在新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效果不够好,可能是存在安全问题,也可能是面临生产问题,因此在制药和疫苗行业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圈外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开发出来了一个产品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正是疫苗研发过程所要面临的情况。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候选疫苗数量足够多,里面应该有几种会成功。我认为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有几种疫苗终将会获得成功,但失败的风险总是存在的。 主持人: 我想,病人们通常更关心治疗的风险,以及这些疫苗和治疗的长期的副作用,我们应该为此担心吗?具体而言,在全球政策推动下疫苗和治疗开发的周期缩短,这样的情况下受试者和病人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 卫博科: 我认为全世界的目标是加快开发进程,这样的开发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常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迅速开展临床试验。但临床试验的规模依然比较大,由此将会产生有关疗效和安全性的大量数据,我不认为任何国家或任何监管机构会愿意在这方面冒任何风险。 主持人: 我想,作为一家在全球享誉的亚洲企业,武田制药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文化差异。那么您可以与中国同行们分享一些遇到的关键的挑战或收获吗?以及您认为未来最大的机遇是什么? 卫博科: 作为一家全球性制药企业,我们始终会面临与企业规模相关的挑战,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想要扩大规模,想从规模中受益,但同时又要在各地具备灵活性,对各地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医疗行业十分特殊,因为许多疾病都是全球性的,比如世界各地都有糖尿病, 各地都有癌症患者,但是各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又非常本土化并且各不相同,因此用药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的理念是,制定全球性的研发战略同时采用本土化的方式,将药物带给不同地区和不同医疗系统。 主持人: 提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想知道武田制药全球的研究中心、工厂和运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影响您在中国的发展计划和重点领域吗? 卫博科: 我们的生产运营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做出了调整并适应了改变,我们拥有良好的组织架构,保障了生产运营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某些国家的医疗系统被限制,一些临床试验无法启动,进度有所放缓,所以我们必须重启以赶上进度。我们在中国的计划丝毫没有改变。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未来5年,我们将会在中国上市更多的创新产品,产品的投放数量将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多年前制定的长期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此,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战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武田成立于1781年,我们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而现在是我们在中国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主持人: 那么您是否与其他中国的伙伴合作过呢? 卫博科: 是的 我们秉承着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在科技研发和商业开发领域开展了很多合作。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在中国市场非常活跃。 主持人: 那么 您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卫博科: 我认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点,一是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放眼未来 为应对下一次疫情爆发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不应该让这样的局面再度重演,并且我认为我们迟早会消灭新冠肺炎。但希望疫情过后, 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并且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不会像这次这样被打个措手不及。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需要加大和加强全球性合作,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在互相竞争,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充分的准备,有更广泛的合作,情况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当然,为了预防和防止下一次疫情出现,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清楚应该从哪个研究领域着手,我们知道哪方面需要改进以降低下一次疫情出现的风险。 第四点是关于医疗卫生系统,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性危机,我希望各国政府能够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力度。针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通常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投入很高的领域,但它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领域。医疗卫生行业仍大有可为,我希望面向医疗卫生的投资不会收缩,而是会有所增加。不仅是为了防止下一次疫情,同时也是为了投资于新的变革性的疗法,因为研究领域从未如此富有成效。 主持人: 您刚刚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有更充分的准备。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疾病似乎越来越频繁,以及像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做更充分的准备呢 卫博科: 是的,你说的对,流行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发现疫情的蔓延速度在加快。这与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更为密切的社交动物、与人类的联系等等都有关系。此外还有人类蓄养的数十亿家畜,有很多原因导致更多流行病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切实做好准备,并且明确地开展预防工作,我们都只能像这次一样仓促应对。 主持人: 我希望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但是如您所说,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需要持续注重研发,对决策者和政府来说,为全球公民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卫博科先生。 让我们对您提到的这些治疗和疫苗的尽早问世充满希望,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见面,非常感谢。 卫博科: 谢谢,荣幸之至。我非常希望能尽早回到中国。 主持人: 非常期待。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富达国际CEO黎诚恩(Anne Richards),黎诚恩表示,2020年投资领域的关键词是“韧性”,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能帮助人们理解资源配置系统的转变方向,以及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以下为对话全文: 主持人: 我们可以看到黎诚恩女士已经上线了,你好,欢迎您。 Anne: 您好。 主持人: 很好,谢谢您,我很喜欢您将餐厅改装成现在这间书房的创意。 Anne: 是的,从去年圣诞开始我就在这里办公了,这很有趣。 主持人: 看上去的确很舒适。在您发言之前,我将先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公司。您是富达国际的CEO,富达国际是一家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公司,业务包括共同基金、养老金管理, 以及面向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投资。如果您好奇富达国际这个名字,在1969年,富达国际曾经是总部在美国的富达投资公司的国际部,在1980年,宣布从总部独立出来。黎诚恩女士,我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您能指正。现在富达国际在全球管理着5700亿美元资产。 我还在金融时报上读到了关于黎诚恩女士的有趣的事情“她是一名曾经申请成为宇航员的,受过训练的工程师,”“黎诚恩女士对投资行业“极客”的一面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喜欢“极客”这个词。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会议,我对您宇航员的故事特别好奇。 Anne: 我一直希望当一名宇航员,那大概是1988或者1989年的事情。通常如果你在某方面被拒绝了,你需要振作起来,然后继续做别的事情,所以我最终进入了投资界。和之前的经历很不一样,但我很享受。 主持人: 所以我们在金融界又多了一位成功的女性领袖,但在太空领域则缺少了一位宇航员。 Anne: 是的,我认为会有更多的女性基金经理、女性首席执行官,还有女性宇航员,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主持人: 今天我们想要就经济、投资等方面的话题与您进行探讨,首先,我将把接下来20分钟的时间留给您,请您与我们分享您对于2020年的思考和见解。我想我们的观众对此也十分期待 Anne: 非常感谢,给我的命题是分享一下我的2020年。我觉得由此开始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2019年底畅想2020年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今年竟然如此不同。 虽然今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在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疫情。就此而言,我的2020年其实跟大家2020年的经历应该非常相似。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并且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调整计划,思考今年发生的事情,会对更远的未来有哪些影响。对于富达国际来说。今年我们也在认真思考两个概念,韧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但却密切相关。并且对未来几年的投资环境和前景将有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一直关注企业和经济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这不仅需要事后的应对措施,更多的是要做好事前准备,这是关于韧性的理解。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冲击,我们知道很难对它的具体性质和发生时间做出预测,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即便无法避免一些事件的发生,但有助于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关系,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商业模式。比如由于因其长期以来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那短期内它的韧性再强也无济于事,而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也会面临威胁。 下面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应对2020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怎样标志着如何更好分配稀缺资源。这一看法在社会中的改变,首先,我们来看经济政策制定者,是怎样应对2020年的挑战的。每个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主要谈谈英国和美国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通过发行债券来为面临险境的企业争取时间。 今年,央行和政府的决策者面临了一段经济已经基本停滞,但是金融活动仍在继续的阶段,而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使得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着破产和无法履行财务责任的风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失业人数猛增,这是经济需求方面的危机。而供应方面的危机应该才是政策制定者最担忧的,因为一旦有大量企业破产,或会摧毁经济的生产能力,这样对于那些在解除封锁后,有望助力经济实现复苏的企业也会造成重大打击。 所以为了尽快填补缺口,很多央行通过发债来维持企业生存,以帮助它们度过危机。这些国家发债的规模非常大。例如英国财政部预计还需要3,000亿英镑来维持经济稳定,支撑企业度过这段疫情封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大概占到GDP的6-7%。当前,债券作为一种非常好的工具,可以通过贷款和担保的形式帮助企业解决。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停滞而造成的紧急流动性问题,这正是在危机第一阶段发生现金流的突然中断时, 我们所需要的措施。 发行债券快速、简单,各种类型的企业均适用。然而发行债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若仅利用这一项工具,则会给企业及其管理者带来长期的偿付能力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减少生产投入来偿还债务。在这场危机出现之前,各国企业早已债台高筑。如果债务权重和债务久期再次增加,则极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存在遏制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的风险。 从微观层面来看,债务的高杠杆率将削弱一家企业应对冲击的财务韧性,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回报。从宏观层面来看,还可能会加剧整个系统的脆弱性。通过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情况,就能了解债务积压的长期影响。如果仅将私人债务转至后代的公共资产负债表中,那并不会彻底摆脱这场危机。所以我们还需要考虑不同的永久性资本融资形式,例如股票,来取代债券。股票比债券更具备韧性。股票灵活且不代表任何承诺,而且与贷款不同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股票,从而取得收益。但是,考虑到疫情给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进行资本结构重组的规模也较大,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所需的新股票,这对任何人以及任何政府来说都非易事。 这就需要多种不同的激励措施。例如,设立国内主权财富基金或开发零售投资产品,以吸收新增股本,为经济复苏带来更多可能性。 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所以他们也应当分享资产结构重组的红利。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在目前或未来,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享受政府资助,都理应接受社会对它的监督,包括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如何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对于任何企业的存亡都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实早在20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随着它的重要程度日益突显,也标志着企业和投资界的行为方式发生了突破性转变。根据我们在富达国际的观察来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主题,也就是我在开始时提到的可持续性。 诚然股东在任何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从这场危机中我们看到,还有许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成败十分关键。如果只考虑股东的利益,则可能会导致过度关注短期效益,而对抵御意外冲击的能力重视不足,而这些冲击很有可能会造成惨重后果。近期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开始考虑他们所做决策的广泛和长期影响,包括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的影响。 这种变化在危机之前已现端倪,而疫情的爆发也明显起到了加速作用。我们对这一情况很感兴趣,所以我们的分析师每月都开展一项调查,范围涵盖了全球数千家公司,试着将我们的想法勾画出来,5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直接影响,超半数的企业表示在战略规划中增加了对员工、消费者和更广泛社区的关注。 在6月的调查中,超过80%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愿意为了追求更可持续的发展而放弃一部分收益。这并不是意味着股东的利益不重要,但是并非是企业优先考虑和关注的唯一利益。我认为这里更深层次体现的是商业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看到企业也愈加认识到,它们作为一种资源分配体系的存在是依托于社会给予的一份隐性的 “许可”,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脆弱性。此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这种“许可”是永远不会改变,不会过期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对其所在的社区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就可能导致员工和客户日益疏远,而企业的韧性、可持续性、甚至生存都会遇到问题。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唯有通过寻求共赢的结果,才能巩固这项来自社会的“许可”。因为从长远来看,对利益相关方有益的事情也对股东有利,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当然,对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的责任应该是全球企业的共同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企业还需要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了解并处理好地缘政治关系。 那这对于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意味着什么?随着体系的不断地发展,我们的投资方式也应随之演变。投资体系如果不与时俱进,都有可能面临风险,错失未来发展机会。对于富达国际这样的资产管理机构来说,这种新方式体现在不同方面。首先是关注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探讨企业是否在构建一个有韧性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应融入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才能够克服不可预测的社会和环境。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来形容这种模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可持续资本主义,也有人把它叫做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或ESG,但在不久的将来, 它将仅仅被称为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话,让我们超越企业的层面,站在国家的角度探讨关于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话题。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要建立正确的程序和金融架构,让企业能够获得均等机会进行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另一方面要让尽可能多的储蓄者参与到公开市场,他们肯为商业投资提供资金,并将长期从经济增长发展中获得回报。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分享和探讨。第一,中国的证券市场高速发展日益成熟,对投资者来说也更有吸引力。基础设施变得更为完善,与此同时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进行投资之前,投资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衡量和选择他们信任的公司。第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把握好市场发展,帮助老龄人口和退休人口安享美好未来的需求也变得愈加迫切。在这两方面, 中国充分吸取了其他国家相似的经验,了解了什么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并且也正在与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的组织开展合作。 对于养老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越早开始存钱养老, 对退休生活就会越有信心。而且,中国对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的持续关注,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做法。 富达国际作为养老金管理专业机构,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中国居民的养老储蓄现状和态度,所以我们与蚂蚁金服携手联合发布《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今年在中国内地覆盖了超过6万名受访者。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富达国际,我们非常注重调查和研究。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退休规划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发现,在20-30岁的受访者中,已经开始为退休储蓄的人数不足半数,而且平均来说他们期望10年后可以实现退休储蓄目标。我们将此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若按照当前的储蓄水平,受访者则平均需要储蓄近66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目标。 所以,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可能需要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事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我当然希望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在研究过不确定性和韧性后发现,在系统中建立一定的灵活性和松弛度,将有助于应对负面冲击。这也呼应了我之前提到的一点,即资本市场如何将经济创造的价值与公众的集体利益联系起来,其中关键是要让企业和储蓄者能够参与进来。如此一来,资本市场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并引导和培养人们对于财务韧性的理念,这也是长期可持续性投资的结果。 我想再次强调“长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利和股息的作用将会产生神奇的效果。要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这背后需要一定的推动力,我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的精诚协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富达国际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并且我们在中国已递交外商独资公募业务牌照的申请,而且更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一学习的过程是双向的。这是我们1,300名在华员工的核心动力,也是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我们希望汇集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积累的投资经验和专长,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务目标,安享未来 总结一下,每年似乎都有一个年度主题,在我们投资领域,2019年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我觉得今年的主题将有可能是韧性。尽管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源配置系统的转变方向以及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交流,谢谢。 主持人: 谢谢您,黎诚恩女士, 正如您所说,这事关每位利益相关者, 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和后果。在我看来,可持续发展, 并不仅仅与环境保护有关,而是存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乃至整个商业世界。刚才您提到,2019您的关键词是可持续,2020年的关键词则可能是韧性。我想只有确保可持续性才能实现韧性。下面我想问您几个关于市场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富达国际最近下调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2020年增长预期,你们目前在监测哪些关键经济指标?有哪些指标目前出现了危险信号? Anne: 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的最重要指标是失业人数。最近,政府出台了一些紧急就业支持计划和紧急财政措施来帮助企业度过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时期,部分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世界各地政府连续数月支持的工作岗位,一旦失去政府援助,还有多少岗位能保留下来?如果无法保住这些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失业率恐将持续且显著地上升,届时将会给消费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从现在到年底, 如何恢复、保障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这将决定失业率是将依照政策制定者所期盼的。可以在短期内急剧下降,还是将保持长期低迷,我们认为, 目前说失业问题已经解决还为时尚早。 主持人: 说到失业,我从富达国际网站上的研究报告中得到了一些数字,报告中称,有证据表明,美国约30%的失业可能是永久性的。这听起来很可怕,从政策层面讲,要推出各种货币和财政计划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顺利。您刚刚在发言中提到了“用发债来争取时间”但是在报告中也提到“在流动性大潮下”“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表现将面临脱节”,那我们现在对资本市场应该多谨慎呢? Anne: 毫无疑问,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经济复苏,并非是持续的状况,但积极的一面是在本次危机中,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等应对措施,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相比更为迅速,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也更为紧密。我们目前能够采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杠杆相比之前的危机时期更为丰富。目前仍有风险存在人们对金融市场表露乐观情绪,但却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对失业率看法相对悲观,并且对经济活动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运作保持谨慎。 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很难预测,不过我认为从目前至年底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可能是相对明智的选择。因为政策制定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我们目前也已进入了一个政府将收回部分支持的新时期,若政府作了错误决策,过早终止支持政策,那市场一定会迅速做出反应。不过若能够做到顺利过渡,对市场也将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当前还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时期。 主持人: 那您觉得当前是市场估值过高, 还是市场中存在泡沫?而且美国11月大选临近,到时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 Anne: 我认为当前并非泡沫期,但是乐观情绪还是占主导,政府的支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政策支持更快地停止。我认为市场也会随之修正,这是最应该关注的一点关于美国大选, 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去预测总统竞选结果,通常情况下,若经济飞速发展, 现任总统连任较为容易,但若经济低迷则很难再次当选。所以,我认为当前局面与之前对比,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有更多不确定因素,六个月前,经济看似基础十分牢固。但目前距离11月时间所剩不多,我认为目前预测选举结果依然为时尚早。 主持人: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低利率环境,而且未来很有可能面临一个长期的下行周期,在资产类别配置方面,您对个人投资者有何建议? Anne: 这段时期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现金收益的投资者来说,但是如果你并不仅仅关注现金收益,就可能已经注意到,市场自从3月份走低后开始强劲反弹。可反之,若你主要关注点都在现金收益上,那会看到很多公司至少是在当前暂停了股息支付。一直以来,我对散户投资者的建议是要去考虑自己投资的时间跨度。如果是长期投资,就必须是多元化的,并偏重权益类资产,如果是短期投资,那就要考虑自己的目标,到底是需要收益、资本保值,还是这只是你用做投机性投资的一部分资金。所以很难给个人投资者提供单独的建议,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在投资之前要考虑好自己的投资时间跨度,以及愿意承受多少损失,另外投资金额永远都不要超过自己可承受损失的范围之外。 主持人: 确实如此,下面想谈一下你们在中国的战略,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开放,我知道很多全球投资者都准备参与进来。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您刚才也提到,富达国际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最近也在中国申请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公募基金业务。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当前在中国已经有很多本土和激烈的竞争对手,很多国际资产管理巨头也做好准备进入市场,富达国际的中国战略有何特别之处? Anne: 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很长时间,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1,300名员工,而且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开展业务,我们在中国拥有优秀的人才和十足的耐心,我们的目标并非需要做到第一或最大,我们只想做到最好。足够的耐心能够支持我们制定战略、实现目标。我们一方面与优秀强大的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另一方面也将我们在全球不同国家积累的专长和经验介绍到中国市场。 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像富达国际一样,有在全球不同市场开展业务,并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长期储蓄和退休选择的经验。所以我们要把在其他国家积累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市场并进行本土化调整,使其适应中国市场需求在未来可以帮助本土的投资者开展投资,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中国市场的,也是我们想要在获得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牌照后的将要开展的业务。 主持人: 确实如此,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经济状况,那从公司层面,富达国际是怎么应对2020年这场危机的? Anne: 在过去六个月里的业务运营情况,是一段我从未想象过的经历,我们所有业务部门都在创新,做出承诺并且直面挑战,有一段时间,我们超过95%的员工都在家办公,之后不同国家陆续开始复工,返回办公室工作,但仍然有大概90%的员工在家办公。如果你以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工作模式转为在家办公。这里要感谢我们全球的所有员工,谢谢他们很好地适应并实现了这一转变措施。与此同时,这也给了我们创新的机会,让我们找到了不同的方式,与跟客户进行线上互动,而且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跟一些客户的关系甚至变得更亲近了。 我们也将继续学习、适应并改变和调整企业在当前环境下的运营方式,我们还切实感受到,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坚强地度过了这个难关,而且变得更为紧密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很多员工还没有回到办公室,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脱离疫情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后续都重返了办公室,我们的团队应该还是会分组办公一段时间,每个员工都会有一部分时间在办公室、一部分时间在家办公,而且每个国家走出疫情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按照具体国家情况分别制定工作安排。 主持人: 是的,我想很多人现在都在适应这种在家办公的新常态。但是疫情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永久性改变吗? Anne: 我想应该是旅行和出差的减少。虽然旅行的情况在慢慢改善, 但我认为可能会比以前有所下降,我们也发现Zoom消除了一些层级上的距离,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度,每个人在小屏幕上看起来一样,层级距离的拉近有助于我们更灵活地听取不同观点、保持创新和敏捷。这也是我觉得十分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且,在家办公也使我们能够为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更平衡的环境,我们给了很多人在家工作的机会。很多人每天不用去办公室通勤,所以能节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认为这些转变可能都是会彻底改变的东西,我们最终肯定会恢复常态。但是我想这种常态应该跟以往有所不同,毕竟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工作,以我自己为例,我从来没有在家工作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找到了高效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也在思考回归常态后怎样调整生活,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 主持人: 是的,我们都在调整。您在这一行已经工作很久了,据您观察,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有什么变化? Anne: 在过去十年里,客户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债券市场收益一直在下降,客户就要转向更为广泛的多元资产投资,尝试来取代通常由债券提供的长期收入,多元资产投资、另类投资无疑是一大趋势,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现在,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还出现了一大趋势,就是可持续的投资方向。我们也一直在谈论韧性,我们也在去年推出了自有的ESG和可持续性投资评级体系,我们会对自己投资领域的所有企业进行评级。从此次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企业不能仅仅是经营良好,还要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商业模式,来保证企业在危机时期的生存。在这方面评级较高的企业,也能在危机时期拥有良好的财务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良好的ESG表现和良好的财务状况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跟人们在5年前的想法已经大相径庭。 有些企业曾经认为这是额外成本,我认为这几点就是主要的改变,而且这些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主持人: 我想再跟您聊一下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概念. 但是,怎么将可持续性概念应用到投资过程中去呢?毕竟投资是利益驱动的,而且你们的投资业绩是要每月考核的,如果不是每日考核的话,那到底该怎样实施呢? Anne: 我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我们再回到我刚刚提到的ESG评级,我们对投资领域的每一家公司都会做ESG评级来看我们是否想要买进、卖出,还是持有,这些都是参考ESG评级,我们还要看一家公司是否在不断改善做这种前瞻预测很重要,我们关注的不是这家公司过去在ESG方面的成绩而是它未来的方向。鉴于标准不同, 我们也在研究和对比不同企业、不同领域,也会发现有很大区别,比如说,石油公司和零售公司的评级标准就不一样但是客观地对比不同的公司,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让我们可以通过ESG评级去研究不同产品组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今年危机中,公司治理做得更好的企业,它们的ESG评级就更高,结果就是财务表现也更好,ESG表现和韧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很能证明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企业应该持续关注ESG,因为这个部分对企业来说是必选项,而不是一个可选项,投资者都要对此予以关注,因为它既能预测未来的财务表现,也是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 主持人: 确实如此,我觉得这非常好,有了评级我们就可以去量化ESG,基于科学的方式去衡量ESG和可持续性。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名女性高管,在金融服务业工作了多年先后就职于富达国际、保诚、联合资本、摩根大通、美林等知名企业,而且还入选2020年女性董事联盟,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德国、芬兰和新西兰等女性领导人的国家,疫情中确认死亡人数就更少,他们比邻国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商界的相关数据,但是在您看来,女性领导者在危机时期更有韧性是因为她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Anne: 我一直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秘诀,每一位女性都不一样,就如同每一位男性也都不一样。每个个体都截然不同,虽然可能会有些性格差异,但是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特点也并没有那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男性和女性应对风险的态度和行为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受社会影响还是先天如此,但是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权衡风险,一般不会冒大风险,可能是因为她们的雄性激素较少,所以不会把赌注全押注在高风险领域,女性或会更多考虑风险的负面影响,因此更倾向于平衡分散风险。所以如果你看投资收益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女性平均来说比男性做得好一点,因为她们更擅长控制风险,我不知道历史是否会证明这一点,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商界的女性领导人,到底是比男性做得好还是做得差,如果平均来说,女性的确表现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女性面对风险会采取更平衡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种性别差别影响没那么大,归根结底,良好的管理和优秀的领导力才是关键。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没有那么大,毕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都有很多优秀领导者的例子。 主持人: 是的,我完全同意。我举疫情这个例子可能样本数量太少了,但如您所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建立可持续性和韧性的心态。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都十分宝贵,谢谢。 Anne: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 这是一场精彩的讨论,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将进入尾声,历史告诉我们,危机有时会给社会、国家和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长远收益和机会。温斯顿·丘吉尔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不要让一次好的危机浪费”显然 新冠疫情带来的伤痛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们希望 在疫情中的共同解决问题、创新、韧性的增强和协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因为疫情所忍受的痛苦和损失不是白费力气。 我们也希望像CDF TALK这样的讨论,能推动我们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再见!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第八期于9月16日晚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李斯璇对话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Christophe Weber)表示,武田在以医学前沿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医疗改革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希望各国政府机构能够充分面向未来,打破潜在的预算制约,维持并加大对医疗卫生体系的预算投入。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 欢迎收看CDF Talk,我是主持人李斯璇,2020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疫情不仅重塑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似乎也放大了紧张局势,加剧了争端。以及产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这场危机的持续,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长得多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大流行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因此,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中,理性和多元化的观点从未如此重要。每一次危机都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调整和重新设想更美好未来的机会,CDF Talk的宗旨亦是如此。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两位嘉宾武田制药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卫博科先生以及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黎诚恩女士他们将会分享疫情下的思考和经验以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如何应对和适应疫情新常态与长期影响的。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我们可以看到卫博科先生已经上线了。您好,卫博科先生,最近一切顺利吗?非常感谢您的参会,我想在我们聆听您的思考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向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武田制药。武田制药在日本成立,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制药企业,也是世界前十的跨国制药企业。我们非常期待您关于新冠肺炎治疗研究进展的分享,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此外卫博科先生也是CDF TALK 请到的第一位日本企业总裁,非常欢迎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交给您。 卫博科: 很荣幸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邀,今天能与大家在线上相聚,一同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显著复苏,这跟中国注重跨行业合作。注重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是分不开的。此刻,我正在东京办公室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见面 在那些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得到控制的国家,我们正谨慎地重新开放办公室。正如大家所见,中国先于其他国家控制住了疫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线上与同事们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武田的每一位员工都在竭尽所能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形势, 对此,我深感自豪。 近期,我有时居家办公有时在办公室办公,虽然线上会议很便利,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它无法取代现场和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开会时,即使大家都带着口罩,也比面对着屏幕更有参与感。鉴于此,目前武田正在努力寻找远程办公和现场办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并在遵守所有安全规定和人数限制的前提下,鼓励员工回到办公室工作。 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积极应对疫情新常态。首先:“我们从当下的疫情危机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其次:“未来,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第三:“面对此次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确保强化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而不是削弱?” 当前的危机——新冠疫情,显然是对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前所未有的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应对果断,但这场全球疫情远未结束,我们祝愿中国和全球各地的新冠肺炎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并向在疫情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慰问。那么,2020年上半年的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很显然,面对这场疫情,大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都缺乏准备疫情危机暴露了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其中包括病毒检测、医院收治能力、以及病毒在特定社群(如养老院)过度传播等问题。此外,个人防护用品和装备、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盒一度在全球范围内十分紧缺。我们应立即着手处理,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建立安全储备,为应对当下的疫情危机,全球协作与联动必不可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需要在未来齐心协力改进的部分。这些改进应有助于加强公共部门的作用,因为政府始终处于应对疫情危机的中心位置。 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全球组织,担负起管理全球个人防护装备、药品、疫苗储备的责任。这样,企业就不必在疫情期间以不透明的方式逐个国家进行协商。疫情当前,制药行业不仅在单个企业层面应对挑战,而且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协作。武田一直在这些领域发挥积极的表率作用并加入了若干个相关的产业联盟。举例来说,我们正在积极测试、开发产品管线中的几种药物。同时也在积极推进一种潜在的超免疫球蛋白疗法——CoVig-19的研发工作。秉持着以公众和患者健康为先的理念,我们摒弃了独自研发的做法,决定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其他全球领先的血制品企业合作组建CoVIg-19血浆联盟。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在血制品领域是史无前例的它覆盖了血浆采集、研发、生产和分销等方方面面,旨在加速推进潜在疗法的研发CoVIg-19用于临床试验的生产已于5月启动,目前我们正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夏天启动临床试验。如果一切顺利,CoVIg-19有望在今年年底前上市,成为患者最早用上的疗法之一。 我认为,这是武田精神的绝佳示例彰显了我们对武田价值观的践行是武田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做出的积极贡献。未来,我希望能更多地开展这类开创性的合作,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迅速的响应。 在分享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我想接着谈谈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显然,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受国际旅行、城市化进程、牲畜管理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疫情的出现频率只会越来越高,除非我们果断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当然,一旦疫情爆发,强大的公共部门和医疗卫生体系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也应尽一切努力把重点放在如何第一时间预防传染性疾病上。要想找到应对疫情方法,我们需要借助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努力,尤其是他们为更好地了解人畜共通传染病(指任何可以经由动物传染给人类或由人类传染给动物的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所做的努力 为此,我们需要为这些研究机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在针对可能出现的病原体和疾病而开展的诊断试剂盒、疫苗和疗法研发,我们也应秉持相同的策略,中国政府近期提出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些改革将有助于确保迅速、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说,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与动物越来越密切的接触,这是由于城市正逐步蚕食着动物的自然领地;随着对牲畜需求的激增,畜牧的规模化、工业化程度和密度不断增加;其他外部因素,如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和全球变暖等 此外,我们还需要预防因气候变化,而导致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或蔓延在武田,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地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宣布将在202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40年在公司层面实现碳零排放目标,并制定了很高的节水和废弃物减排目标。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减少自身业务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为世界自然资源和栖息地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接下来,我将围绕此次疫情,对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分享一些个人看法,以及对于某些潜在负面影响的担忧,希望这些担忧不会成为现实,从短期来看,这场疫情凸显了线上医疗和配药服务对于患者及医务人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据我所知,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药店迅速获得了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支持。 我们认为,这些虚拟互动模式将作为医疗与护理系统的有效补充,在当前和未来持续存在。例如,这些模式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居家护理服务,从而不断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在中国,武田一直在不断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我们已经与中国本土的主要数字平台达成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渠道,帮助患者得到更便捷的服务,比如线上问诊等。我们也更多地通过线上的方式来与专业医护人员互动。但从长远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国家都把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重整和恢复经济,我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总体预算吃紧,影响到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 同时,我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体系资金投入的变化的一个关键拐点,各国政府会大幅缩减对医疗卫生这一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我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持续加大对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包括教育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对于有的政府可能会缩减医疗卫生领域的预算,我为何感到如此担忧呢? 当前,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许多从前无药可医或无法治愈的疾病,如今已经有众多针对性的、变革性的疗法出现,为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患者带来治疗和治愈的希望,这场全球疫情危机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本身就与全球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有关,如果又因为这场疫情危机影响到政府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资金投入,导致许多创新药物和疗法无法触达迫切需要它们的患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可能真的有点讽刺的意味,让我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自2015年以来,武田一直在推动产品研发战略的重大转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的战略聚焦在肿瘤、罕见病、消化疾病和神经科学四大治疗领域;我们努力推进与学术界及全球初创企业的合作。目前,我们已经拥有200项独家合作项目,并矢志追求突破性创新。得益于此,武田目前拥有一支丰富且高度创新的研发管线,涵盖40个临床阶段在研产品。这些在研产品与全球患者,包括中国患者,息息相关。 武田随时准备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在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各项努力。未来五年内,我们计划在中国上市至少15款创新药物。疫情期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快药品审批流程,不间断地为患者提供创新疗法,着实令人赞赏。此外,中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监管框架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大政府对创新药物的报销力度 这些举措都给武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武田已经决定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步开展重点药物的开发工作。 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患者能够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患者同步获得我们最具创新性的药物。武田为推动患者及时获得创新疗法的努力,与中国对“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是一致的。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更多渠道,支持中国医疗系统提升癌症筛查和预防能力以及罕见病诊断能力,支持中国医疗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快高度创新药物的审评审批,使药物可以早日惠及患者。当然,许多创新疗法的引入,都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和与时俱进,武田在分享医学前沿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以此来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医疗改革方面拥有独特优势。我衷心地希望,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不会阻碍变革性疗法的科研进展,亦不会损害到各国政府为患者提供这些疗法所做的努力。为此,我希望政府机构能够充分面向未来,打破潜在的预算制约,维持并加大对医疗卫生体系的预算投入。归根结底,这场疫情向人们展示了拥有健康是多么的珍贵。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倾听我的演讲,期待大家的提问。再次感谢大家! 主持人: 卫博科先生,感谢分享您的洞见,我非常希望能首先向您询问新冠肺炎治疗的最新进展,这也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我搜索了一些相关资料,据说血浆疗法有可能成为最早问世的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之一。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可能在今年年底。因此 我想知道这也是医药行业,在研究治疗方案时的标准期限吗? 卫博科: 血浆衍生疗法已经在之前多次被证明,对此类情况有着良好的疗效。这种疗法非常合乎逻辑,它使用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制成先是对这些抗体进行浓缩,之后再输注给患者。因此血浆源性疗法很可能具有较好的功效,但这必须在新冠肺炎病例中进行验证,所以我们正计划启动一项临床试验,以证实这种疗法治疗新冠肺炎的功效。 通过CoVIg-19联盟,我们能够迅速采集到足够的血浆,从而生产出用于临床试验的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具备所需条件以期在今夏开始临床试验,我们希望能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获得试验结果。根据审批流程,如果试验结果很好,我们可能会进入快速审批通道那样的话,产品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 这就是最理想的时间表,在生物医药领域内不管是疗法还是疫苗,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而这就是在最理想情况下的时间表。 主持人: 您的演讲让我了解到,血浆疗法受到了很多关注,但是在大规模采用血浆衍生疗法方面似乎仍然有很大的阻碍。比如康复病人的血浆供应量有限,那么您是否在致力于寻找解决这个瓶颈的其他办法呢?因为我有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有在用牛血做实验,或者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而不是从康复病人的血液中提取出有效的抗体,您有尝试过类似的方法吗? 卫博科: 是的,血浆衍生疗法必须依赖于血浆捐献,所以我们需要说服人们前去捐献血浆,这是一个限制因素。我们正在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来鼓励人们捐献血浆,但这项限制因素将会始终存在。毋庸置疑, 许多公司也在开发其他技术,包括重组疗法、或非血浆衍生疗法的产品开发疗法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武田正在对管线内4种在研产品重新评估、研发这些产品可能有助于治疗新冠肺炎。所以除了血浆衍生疗法之外 我们也在平行开发其他治疗手段。 主持人: 在您今年五月的一次采访当中,您曾警告过,仓促进行新冠治疗的研究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 您认为目前采用的方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卫博科: 是的,在新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可能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效果不够好,可能是存在安全问题,也可能是面临生产问题,因此在制药和疫苗行业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圈外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开发出来了一个产品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失败?但这正是疫苗研发过程所要面临的情况。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候选疫苗数量足够多,里面应该有几种会成功。我认为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有几种疫苗终将会获得成功,但失败的风险总是存在的。 主持人: 我想,病人们通常更关心治疗的风险,以及这些疫苗和治疗的长期的副作用,我们应该为此担心吗?具体而言,在全球政策推动下疫苗和治疗开发的周期缩短,这样的情况下受试者和病人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呢? 卫博科: 我认为全世界的目标是加快开发进程,这样的开发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常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迅速开展临床试验。但临床试验的规模依然比较大,由此将会产生有关疗效和安全性的大量数据,我不认为任何国家或任何监管机构会愿意在这方面冒任何风险。 主持人: 我想,作为一家在全球享誉的亚洲企业,武田制药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文化差异。那么您可以与中国同行们分享一些遇到的关键的挑战或收获吗?以及您认为未来最大的机遇是什么? 卫博科: 作为一家全球性制药企业,我们始终会面临与企业规模相关的挑战,我们想要成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想要扩大规模,想从规模中受益,但同时又要在各地具备灵活性,对各地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医疗行业十分特殊,因为许多疾病都是全球性的,比如世界各地都有糖尿病, 各地都有癌症患者,但是各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又非常本土化并且各不相同,因此用药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的理念是,制定全球性的研发战略同时采用本土化的方式,将药物带给不同地区和不同医疗系统。 主持人: 提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想知道武田制药全球的研究中心、工厂和运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影响您在中国的发展计划和重点领域吗? 卫博科: 我们的生产运营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做出了调整并适应了改变,我们拥有良好的组织架构,保障了生产运营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某些国家的医疗系统被限制,一些临床试验无法启动,进度有所放缓,所以我们必须重启以赶上进度。我们在中国的计划丝毫没有改变。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未来5年,我们将会在中国上市更多的创新产品,产品的投放数量将会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多年前制定的长期战略所带来的成果。因此,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战略。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武田成立于1781年,我们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而现在是我们在中国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主持人: 那么您是否与其他中国的伙伴合作过呢? 卫博科: 是的 我们秉承着合作共赢的理念,我们在科技研发和商业开发领域开展了很多合作。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在中国市场非常活跃。 主持人: 那么 您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卫博科: 我认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点,一是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放眼未来 为应对下一次疫情爆发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不应该让这样的局面再度重演,并且我认为我们迟早会消灭新冠肺炎。但希望疫情过后, 全世界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并且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不会像这次这样被打个措手不及。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需要加大和加强全球性合作,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在互相竞争,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充分的准备,有更广泛的合作,情况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当然,为了预防和防止下一次疫情出现,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清楚应该从哪个研究领域着手,我们知道哪方面需要改进以降低下一次疫情出现的风险。 第四点是关于医疗卫生系统,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性危机,我希望各国政府能够继续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力度。针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通常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投入很高的领域,但它也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领域。医疗卫生行业仍大有可为,我希望面向医疗卫生的投资不会收缩,而是会有所增加。不仅是为了防止下一次疫情,同时也是为了投资于新的变革性的疗法,因为研究领域从未如此富有成效。 主持人: 您刚刚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有更充分的准备。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疾病似乎越来越频繁,以及像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做更充分的准备呢 卫博科: 是的,你说的对,流行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发现疫情的蔓延速度在加快。这与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更为密切的社交动物、与人类的联系等等都有关系。此外还有人类蓄养的数十亿家畜,有很多原因导致更多流行病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切实做好准备,并且明确地开展预防工作,我们都只能像这次一样仓促应对。 主持人: 我希望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但是如您所说,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需要持续注重研发,对决策者和政府来说,为全球公民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卫博科先生。 让我们对您提到的这些治疗和疫苗的尽早问世充满希望,也希望我们能够早日见面,非常感谢。 卫博科: 谢谢,荣幸之至。我非常希望能尽早回到中国。 主持人: 非常期待。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欧思明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锐:尊敬的嘉宾欧思明先生,万分欢迎您做客访谈。欧思明先生是默克的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颇负盛名。如今,默克是一家领先的科学技术企业,在健康,生命科学,性能材料领域。默克总部位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 在此,我们邀请欧思明先生做精彩的发言分享。现在,请开始您的演讲。 欧思明:谢谢杨锐。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个环节,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高端对话非常赞赏,并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连线。我也很高兴看到CDF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它的活力。 因为疫情的影响,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面对面相聚,但是,对中国而言,正在经历一个重要时刻。中国政府刚刚成功召开了“两会”,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周密的部署,我要对中国政府在应对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也为默克在中国的4000多名员工深感自豪,这个团队在疫情当中所表现出的坚毅和责任,为全球的默克同仁做出了表率。 同时,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更加坚定的改革承诺和宏图,以及为国际合作伙伴在华投资兴业,打造有利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鉴于近几个月来众所周知的挑战,接下来我来谈一谈“我的2020”。 当前的特殊时期,不禁让我想起,我一直认为非常神奇的一个汉语词汇,我要说的这个中文词就是“危机”二字,“危机”的“危”,字面上是危险,,有意思的是,后面紧跟着的“机”字又代表着机遇。这两个字合起来,代表着在挑战中发现并抓住机会。 在不同寻常的2020年,这两个字成为我的年度关键词。下面的时间,我将分享一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三个机遇:相互学习的机遇,在科技方面取得进展的机遇,以及团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 首先我想谈一下相互学习的机遇。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默克公司上下都在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的中国团队是默克公司克服疫情挑战、实现业务复苏的先锋,中国同事反应敏捷,快速组建了跨部门的应急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危机处理工作中。 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专注于每位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同时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不遗余力地确保业务正常运转,为的是服务于依赖我们产品的广大患者、科学家和行业客户,当然包括中国。 早在二月初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我们设在上海的高性能材料生产基地就成为最早复产复工的外资企业之一。目前,默克在华各业务实体在各级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运营。 我们致力于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的复产复工努力,助力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团队的勇气和坦诚的经验分享令整个默克公司都获益良多。 反过来,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和中国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默克源自德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至今已有352年的历史, 我们在华运营也已有87年之久。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包括更多的相互学习。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创造了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指南针,可以说中国就像一位老师,书写了世界历史。现在,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人群的国家,中国对于技术和创新的开放性值得学习。 中国迅速崛起的科技能力令世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和电动汽车方面已经领先全球。从高性能计算到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能力建设,中国在大规模研究项目方面的能力令人震惊。此外,中国在生物科技和未来技术方面都拥有领先优势,比如说基因编辑和CAR-T细胞治疗等,在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中国把生物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合并发力,令人印象深刻。 默克公司在上述领域和其它相当多的创新领域都十分活跃,我们的产品不仅包括基本药物和创新性专科治疗解决方案,还是生物科技公司科研人员的重要伙伴,这其中就包括CAR-T细胞疗法。我们还提供显示材料和半导体材料,为数字革命赋能。简言之,中国的创新生态给以创新为源动力的默克公司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次危机下我观察到的第二个机遇,推动科学技术的进程,并以此推动人类的全面进步。我一直深信,任何一个全球性的重大挑战,最终都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健康可及性以及粮食安全。 默克的公司宗旨与之高度契合,那就是“好奇心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也就是通过对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改善人类福祉。对默克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让我们对于使命更加坚定。 凭借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在多个领域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我们是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重要供应商,我们是众多重症患者信赖的基本药物提供者,我们的电子材料让世界保持连接,我们是创新预防和治疗领域全球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 概括来说,当今世界的希望寄托于科技,而我们的专长就是服务从绘制蓝图到实践的整个过程,助力全球科技发展。我们在中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环境与我们的理念高度契合。 几十年来,中国以巨大的决心和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在科技、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宏图。帮助中国实践这些宏图也是我们的目标,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个中国人带来积极影响。 除了暂时的挑战,我们认为新冠疫情也给全球共同推动创新带来了许多机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数字化的加速,当今世界的数字化连接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在“新基建”方面的投资计划是这一趋势的最好反映。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它专注于包括5G,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未来科技。对于默克而言,我们将以三个业务部门的优势力量全力服务于这一趋势。 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幸与很多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比如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等达成战略合作,以提升我们在数字医疗领域的贡献。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不断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市场。在高性能材料领域,我们以多种方式助力数字化生活。不仅如此,去年,我们在中国的上海和广州设立了默克中国创新中心,以践行我们“植根中国,服务中国”的创新理念。 疫情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机遇,那就是在日常工作和与同事及合作伙伴的交流中采用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和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创新中心就成功举办了多场线上论坛,吸引和凝聚了众多的合作伙伴。 最后,我认为合作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仅是默克与中国的合作,还包括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球范围内以团结合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体系化的基础以防范未来类似的疾病大流行。 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几年前曾有专家预言类似的全球性危机可能爆发健康、全球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紧密关联,高度全球化、城市化的当今世界, 助长了此类大流行的发生。 此刻,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忙于应急管理,这无可厚非,然而,我们更需要对未来的规划——对于全球大流行的预案。这样的未雨绸缪终将得到回报,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目前,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筹划和构建体系化的疾病大流行预防机制,应当引入一些国防和军事思维,那些在应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方面颇为奏效、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思维体系,同样适用于医疗健康领域,以保护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合作和协调,这是成功的关键。对于疾病大流行的持续有效应对需要全球化的协作这项协作有赖于政府部门,医疗健康企业和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就像之前我提到的专家对于全球疾病大流行的预警,这些观点不算新鲜,我本人这些年来也为这个话题的倡导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说在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医药健康安全的专题研讨会。 今年2月,我有幸再次出席慕尼黑医药健康安全专题研讨,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的秦刚副部长。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对于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相关的对话会更有效、也更加国际化。 这样说是因为在当前的危机之下,我看到了人们身上最纯粹的东西,疫情期间,我和不同国家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合作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无论是在默克内部还是社会各个方面,我都感受到了前所未见的亲密无间和守望相助,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样的状态帮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业务复苏并正常运转,并且延伸到从紧急援助到科学研究合作等方方面面。 在中国,默克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捐赠了价值300万人民币的现金和防护物资,全球范围内,默克为不同国家提供了200万只口罩。我们还组织生产并捐赠自制的消毒剂,并为全球的抗疫研究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通过与盖茨基金会和一些公司的合作,我们为新冠肺炎疫苗和相关治疗药物活性成分的研发生产提供助力。我们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利比”这个药品用于研究工作,这个药是默克自有的用于多发性硬化的成熟产品. 因为有一项将“利比”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我在和同事们交流时总喜欢对他们讲,我希望,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这种紧密合作的精神。 对于默克中国而言,我十分确信这样的精神一直在那里。翻阅默克352年的历史长卷,有123年里写着中国,真正在华经营也有87年之久,我们经历过许多困难也克服过许多挑战,当然也包括让全社会元气大伤的疫情,无论是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我们都将继续屹立于此。 我们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韧性充满信心,我们也坚信默克能够持续助力中国实现美好愿景,通过相互学习、合作创新、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合衷共济,在一起,发现机遇、抓住机遇,我们终将战胜和化解危机。 谢谢。 杨锐:非常感谢,欧思明先生。感谢您鼓舞人心的演讲,在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倡导缔结合作关系和团结一致。 下面是我们的问答环节:首先, 您认为在无国界的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企业,企业家,跨国公司仍会互联互通? 您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人们讨论了是否需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以及是否需要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以实现一些西方大国的雄心和蓝图。 我想知道,您对合作关系中利与弊的权衡,包括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欧思明:是的,杨锐。我的乐观源于疫情期间我对人的观察,正如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的,我的确深为所动。 连日来我一直通过数字和电子化的手段和公司的同事进行交流,我发现人们的目标意识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时,关注点变得更集中,人们希望做出积极的贡献。如你所说,我的观察来自于企业层面的业务经营层面,我感觉到,目前不同行业领域之间的合作空前密切,这带给我希望。 关于你问到的WHO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我本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事实上,我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从联合国开始,也曾负责许多与世卫组织的合作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我们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组织有力的全球性的卫生组织,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世卫组织没有改进的空间,相反,世卫组织改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点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范围和广度,世卫组织的任务清单十分庞大。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世卫组织所获得的资金明显不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世卫组织有一个传统强项就是“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方式非常有必要,这方面的例子我见过很多,其中就包括“被忽视的热带病”、疟疾、HIV和艾滋病,世卫组织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一套清晰的规则,而且这样的合作还需要加强,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有待加强的地方还有很多。 当然,对于如何改进世卫组织所开展的讨论,不能等同于对这个组织基本任务的否定。 杨锐:说得好。我非常欣赏您对世卫组织前景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以及我们通过密切的伙伴关系可以携手合作的项目。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把对疫情的关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您也提到了在近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的讨论关于冷战后打击非传统威胁的重要性,您还有哪些看法?您觉得您达成或建立了何种共识?关于共同努力对抗大流行疾病的非传统威胁,请分享更多您的见解。 欧思明:是的,关于医疗卫生的专题讨论始于2016年,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高峰。当时,G20领导人峰会在即,相关的讨论是为了G20峰会做准备。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下,许多专家汇聚一堂,参会的有比尔·盖茨、世卫组织、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我记得也是在2016年,比尔·盖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提出了全球疾病大流行威胁的概念,在当时的文章里,基于从埃博拉危机的教训,基于假设,他提出人类对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视程度,应该和应对军事冲突或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视程度划等号。 举个例子,我看到有关数据显示,要想从恐怖主义袭击下挽救一个生命,需要耗资5亿美元,显然我们对于疾病大流行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过去我们经历过SARS,MERS和其它危机,但有一个怪圈就是人们往往是初时恐慌,进而忽视。 我们想要打破这种怪圈,所以我们开发出一系列给政府的建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说在疫苗的研发上,我们在推进研发进程上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我们的反应能够更为迅捷,正如我们在这次危机中感到的,目前的进程仍然不够快,于是就有了盖茨基金会新的CEPI项目,这也是一个公私伙伴关系项目,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许多公司都有很大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慕尼黑安全会议实现的是,让这个话题引起主要政府首脑和安全专家们的重视,并且把他们对于此类危机的认识提高上来:具体说就是面对这种危机,应该有相当于军事级的筹划。 我认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做好准备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非常负责任,就像一场大型的学习演练,我们都应当积极地从中学习。比如说在我们所从事的产业里,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我曾与一些政府首脑、卫生部长、经济部长们进行过沟通,他们对于医药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措施截然不同。 一方面,他们都认识到了重要性,因为这关乎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对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创新和生产能力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杨锐:现在我们看看中国。更近一步看看中国的现状。如今,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是最具活力的一个,仅次于美国。如果看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整体经济水平的话,当然,中国自身也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指出,中国未富先老。因此,在生命科学和健康领域,您觉得默克公司在振兴医疗健康产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机会和前景。在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难的患者中,很多是退休人员,老年人等。因此,人们都在谈论他们的未来,父母,以及老龄化的人口,我想请您谈谈,我们可以和默克公司一起做些什么,来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毕竟我们正面临螺旋式下降的漩涡,有哪些特别明确的机会呢? 欧思明:近年来,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普及性问题、质量问题不一而足,在医疗领域的进展是翻天覆地的。 我之前也提到过中国正蓬勃发展的创新景象,有许多的初创公司和行业企业,都在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默克为这些公司和企业提供了支持。 特别是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我们的生命科学业务在支持全球45个不同疫苗项目的开发,这其中有一些是在中国的,我们所提供的支持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工艺开发,我们对相关产业的支持还包括不同的疾病治疗药物,我们需要应对冠状病毒的疫苗,同时我们还需要其它治疗药物,这里即包括抗病毒物质,也包括调整免疫反应的物质。因为有许多患者,包括老年患者和高危患者的死因是免疫并发症而不是败血症之类的。 在所有的这些领域,默克公司都有参与,或是直接用到我们的产品,或是通过我们对其它公司的支持。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情景下,一个多元创新的生态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国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杨锐:最后一个问题,怀疑、恐惧的情绪广泛弥漫,在科学家、普通老百姓、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就是说,即使对疫苗生产抱有乐观态度,您的公司也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病毒内部自身在快速的变化,对我们来说,面对这些,我们无所适从。您为什么确信疫苗的接种可以抵御这个疾病?因为据称新冠病毒未来会和我们人类长期共存, 您为什么确信在种种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病毒终将被克服,人们可以被治愈? 欧思明:有一点我必须得强调,没人能敢打保票我们一定会获得疫苗,这可能得需要一点运气,因为冠状病毒有很多,比如说在动物身上的。多年来,人们试图开发针对这些病毒的疫苗,但尚未取得成功。 因此,不敢说一定有保证,然而,目前人们所付出的努力是空前的,而且有许多重量级的参与者投入了相当的资源。因此我认为这件事上取得成功的几率与其它相比还是很高的,不过还有一点就是突变,比如说我们研究HIV疫苗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与病毒的结构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也和HIV病毒变异迅速有关。 我从专家那里获得的信息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有明显的变异,这个刺突蛋白决定病毒的属性,也是大多数疫苗项目直接瞄准的靶点。除此之外,带给我信心的其它因素包括信使RNA(mRNA)这样的新技术。 包括美国的Moderna,德国的CureVac,Biontech等都是信使RNA技术的领军者,通过这几家公司提供的早期数据我们了解到,这项技术的先进之处在于你通过赋予患者一个基因信使,就可以使这些患者无须病毒暴露就可以表达抗体了。 这是一个绝佳的创新,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创新,然而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便我们现有有了疫苗,一个经过成百上千患者验证的疫苗,这样的疫苗也不是立刻就能为广大民众所用的。这中间还要解决生产能力的挑战,这是很多人在从事的工作,还要从风险收益管理的角度看,这样的疫苗应该首先用于高危人群,之后才是对更多更庞大数以亿计的的健康人群的接种。 疫苗加上药物再加上或许是中和抗体,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把疾病的负担降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控制流感一样,让我们不必完全停摆。 杨锐,非常感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前面仍有巨大的挑战。但我们感激您的人道主义努力,给我们传递真实的希望。 您让我们看到了乌云密布中的一线希望。现在,我相信在很多中国人都在关注,他们也期待任何您向世界所传递的成果。我们期待成果,而不仅是政客的说辞,尤其今年是大洋彼岸的大选年。 您懂我的意思。感谢你,欧思明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演讲。 欧思明: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李彤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彤: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首先,我想衷心地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感谢CDF Talk 在这个特殊时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交流和分享机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讨活动之一,为中国和世界沟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很遗憾,今天我只能在中银国际的总部——香港中银大厦,以视频的方式与大家进行远程交流。 中银国际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投资银行,成立四十一年来,中银国际通过积极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建立起以“全功能、全球化”为特色的跨境多元化投资银行服务平台。 作为海外的综合实力领先的中国投行,中银国际一直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使命的重要组成。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建立了全球抗疫工作组,以员工生命健康为重,制定居家办公和远程服务措施,组织在内地、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欧洲、在美国的全球分支机构们携手抗击疫情,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在伦敦和纽约分支的同事们依然处在居家隔离之中。值得欣慰的是,中银国际全球50家子公司截至目前没有一个员工确诊感染。 我们以为国内、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提供金融支持为己任。我们一方面排除困难、多方筹措,向多个疫情严重地区捐献抗疫物资,主动担起领先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业务专长,助力企业度过财务困境。 我们协助了中银澳门发行中小企专项(疫情防控)社会责任债券这也是境外市场创新发行的首笔抗疫主题债券,募资所得将作为澳门中小企业抗疫的专项贷款。 航空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近期香港最大航空集团——国泰航空启动资产重组计划,中银国际作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的投资银行,为国泰航空提供金融助力,确保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2020年的开局极不平凡,新冠疫情下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经历了巨大的挑战和变化。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想结合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观察,谈一下我在疫情期间的感触和思考。 第一方面就是疫情催化数字经济加速应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的第一个感触是,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维持商业社会活动的基本运转提供了重要助力。 金融业务也是如此,在疫情严重时期大量金融业务开展都有赖于线上平台。很多业务开展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疫情防控期间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大影响,比如我们有一些异地的尽职调查、访谈、与客户的投资人会议,都受到了一定影响,而且由于居家隔离,有些部门实际到岗员工人数减少,怎么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继续向客户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中银国际坚持科技赋能传统金融业务,以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发展,在疫情前就积累了大量金融科技应用经验,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在实际业务中很早就启用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项目。截至2019年底,中银国际已投产应用24个机器人处理54个业务流程,有效地提升了运营质量和效率,也降低了人力和运营成本。在疫情期间,这24个机器人对缓解实际到岗人数不足的缺陷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们能够持续地向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去年就推出了证券交易“超级平台”应用系统,为网上客户持续提供行情、交易、资讯、社交等优质基础功能服务,并逐步加入智能类、营销类功能,实现了“产品+服务+社交”一体化的新型科技金融服务,大幅地提升了客户体验和交易效率,吸引新生代客群,使客户能够足不出户的就享受到各项金融投资服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项经济活动加快复苏。中银国际的投资银行业务也加速恢复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年,来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的成功发行中,中银国际也很荣幸参与其中。 疫情对工作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可能比疫情本身更加持久,疫情直接培养了用户的线上工作消费习惯,疫情期间电子购物、线上会议、线上教育、线上医疗和线上娱乐等软件下载量和用户活跃度明显上升,成为了数字经济未来,进一步普及与应用的“催化剂”。相信以此为契机,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经济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经历了这次疫情考验,领先金融机构也一定会更加坚定地将科技与金融服务有机结合,通过新技术来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方面,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政策应对更强调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我的第二个感触就是中国在本次疫情中反应迅速,疫后经济社会活动复苏速度较快,表现出了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和经济增长韧性。 中国经济得以较快重启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疫情控制迅速、效果明显。疫情在局部地区暴发后,中国迅速启动了隔离措施,加大检测力度,快速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以疫情控制为基础,中国才能较快地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 在复工复产中,中国率先启动并优先保证了医疗卫生等抗疫物资的生产供应,这也为后续全球抗疫提供了关键物资保障。 虽然在疫情之初,中国停工停产导致部分海外制造业企业生产零件供应受阻,但中国生产活动恢复较快。中国强大的资源协同能力、全品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外部冲击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产业链的稳定运转提供保护,也助力全球在抗疫停工期间继续保持正常生活供应。 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明显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国家都实施大规模的货币财政支持,部分国家宽松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年。疫情冲击下中国货币财政政策也较以往更加积极,但中国并没有重启和2008年类似的大刺激,应对政策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地坦承经济压力,不再设立全年增长目标,突出保持就业民生的稳定,更强调提高政策效率将资源投入给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例如抗疫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被迫失业的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严重的生活性服务业等。 本次疫情中,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宏观经济政策立足经济平稳运行的底线需求,同时也为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保留了政策空间。 相信未来,中国经济将实现稳步复苏,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复苏的稳定器、增长的发动机。 第三个方面,美联储引领大规模货币宽松支撑全球金融市场反弹,但也助推全球债务水平,对经济的长远影响仍需观察。我的第三个感触是,庆幸全球金融市场在货币宽松政策支持下没有爆发危机,加重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但我认为,对于宽松政策的长期影响,我们仍需继续观察。 疫情3月在全球主要国家蔓延开后,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迅速升温,部分风险指标一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距离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有一步之遥,引发市场的广泛担心。 直面世界经济的衰退前景和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全球几十个央行同步降息,很多央行把政策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美联储甚至启动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并动用花样繁多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购买信用债券并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3个月内总资产扩张了3万亿美元。 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下,全球股票市场虽然实现了短期反弹,但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衰退之中,就业问题严峻,疫情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长期来看,美联储引领的新一轮货币宽松对宏观债务风险和居民贫富差距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在未来能否成功平稳退出?我们仍需要密切观察,谨慎防范潜在风险。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把人民福祉作为最重要的使命与担当。总体上看,疫情冲击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虽然避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重建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后疫情时代,全球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导致民粹主义进一步泛滥。疫情前,部分国家就已经面临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结构分化严重。疫情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冲击不同,大量中小企业和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在疫情中受影响最大。但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在流动性支持下迅速反弹,高收入群体持有的金融资产更多,相应也受益更大。 后疫情时代,部分国家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加剧社会分化和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势力,增加经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挑战是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可能进一步上升,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受阻。本次疫情暴露了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全球产业链网络在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后疫情时代,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会把医疗卫生等关键战略物资转移回国内生产,全球产业链布局可能会向所在区域收缩,以降低产业链过长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种部分关键战略物资的回撤虽然只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全局的发展趋势,但却可能给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政策实施的新借口,疫情可能会放大全球化长期进程中的短期波折。 第三个挑战是疫情冲击和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使部分商业模式发生永久性变革。受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关闭线下门店,就业压力上升。疫情对企业现金流和家庭收入造成损失,这意味着疫情期间被抑制的需求,疫情过后不能全部回补,部分关闭门店也可能不会重启,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转向线上经营,以配合新的用户习惯。 商业模式的变更也意味着新的线上就业岗位虽然会被创造,但还有很多旧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永久性消失,结构性失业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但值得欣慰的是,虽然短期内逆全球化的浪潮难以平息,但还有很多国家在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坚持国际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也正在积极加大改革开放,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主动加强国际贸易合作,为捍卫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力量。 过去一年中国加快扩大开放,特别是我现在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相隔不远的海南,很多开放政策在这里先试先行,争取形成先进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表现了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初心与决心。 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将对全球产业资本构成重要吸引力,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中银国际在去年就编制了“中银国际粤港澳大湾区龙头指数”,旨在使境内外投资者更快地捕捉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机会,助力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国际化步伐。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区域经贸合作和多边经贸规则也在积极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仍在纵深推进中,将进一步加深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当前亚洲地区区域经贸合作也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等15个亚太经济体已经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预计将在今年正式签署协议。 未来如果能够以RCEP伙伴关系为依托,加快构建区域自由贸易网络,将成为一个有效抗击逆全球化趋势的措施,并有望推动亚洲区域形成极具吸引力的世界经济增长极。 面对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公共卫生环境,中银国际将在深耕香港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全球化服务和战略布局。 就在几个月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沙特完成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IPO项目,也就是沙特阿美的上市,在这个项目的全球公开竞标中,中银国际作为唯一一家中标的中国的投资银行,参与了这一“一带一路”建设的里程碑项目。 中银国际将继续服务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希望全球人民早日抗疫成功,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彤女士,李总的大视野、大格局、务实和谨慎乐观的精彩发言。 祝贺中银国际在这次疫情当中无一位员工确诊感染,这确实说明了你们国际化管理的标杆和示范,以人为本,保证了复工复产,以及疫情期间数字技术的大幅度应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问答环节,李总,第一个问题,中银国际希望打造全球投行业务的 生态系统,在现在去全球化兴起的大背景下,您对全球化怎么看? 李彤:全球化从我个人的理解,在历史长河中,经济体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的各自的比较优势,利用这个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全球的分工和协作。 所以,全球化已经是由来已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应该讲是迅猛发展,所以对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人类进步文明的重要成果,本质的意思就是全球有限的资源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就是历史的大潮流、大趋势,势不可挡。 现在确实面临着逆风,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有逆全球化的思潮。 主持人:我注意到飞机往往是逆风而上,非常平稳的行稳致远。 李彤:您说的太对了,恰恰现在是有逆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短期的波折,长期来看应该讲还是必然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这个趋势下,我们要做的,既要应对好眼前,做好形势的预判,做好风险的预测和风险的管理。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您,其实这是比较大的话题和比较小的话题,所谓的逆全球化有一种说法是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再格式化,就是G7或者发达国家根据他们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重新布局、重新修改游戏规则,那么中国也面临如何应变,如何适应这样的布局。 接下来一个小问题比较具体,李总,像中银国际这样的企业,应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去助力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以创新为龙头,同时也为世界的产业供应链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李彤:从企业来说,您讲的是微观的层面我们能够做好什么,从我们服务的企业来说,我们建议, 首先克服现在的困难,对逆全球化可能对我们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要进行足够的估计和研判,而且要做好我们的风险管理,做好我们的预案。 比如说在财务方面的安排,要尽可能的降低杠杆率。生产方式在经营的布局来说,也要做好最有弹性、最有韧性的合理化的安排,尽可能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作为金融企业我们是服务这些企业的,帮助他们做好这些安排、做好这些准备,提高他们抗疫的体能,那么从长远来看,企业也不能仅仅看眼前,也要着眼于长远,因为全球化毕竟是螺旋上升的趋势,短期之内会有波折和反复,这个很正常。 但是长期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我们自身也好,既要解决眼前可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还要着眼于长远,进行长远的布局和准备所以这才能从长远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李总,毋庸置疑,中国以事实非常响亮的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对新冠疫情抗击的初步胜利的乐观积极向上的信号。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重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还继续面临着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形势,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了第二轮的疫情爆发。 话虽如此,有很多数据表明,有些国际上的热钱已经蜂拥而至,来到中国避险。我们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我们只有开放更大的资本市场,更加深入的改革,才能帮助我们、帮助世界渡过难关,您觉得开放资本市场对于中银国际来讲会不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李彤: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向,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我们认为是中银国际的利好。因为中银国际我们两大特点:全功能和全球化,我们进行全球化布局时,我们已经早在这个世纪初对内地市场进行了布局。 实际上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跨境的、多平台的、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建立起了这么一个模式。所以金融开放应该对我们来说只有利没有弊,这些年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最开始就QDII、QFII,再后来有沪港通、深港通,再后来债券通、基金通,未来会有更多的“通”,而且我们进一步开放,实际这些“通”都是给我们开放做了前期的铺垫。未来我们开放应该讲是世界跟中国更加连通。 还有刚才有个观点,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市场,中国又有这么完整的全门类的工业体系,而且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在世界上来说, 算是提供了成功的样板,这几个都必然证明了我们这个市场对国际的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开放是更加有利于国际的资本进入到中国我们这个大的市场来,本身这是互利共盈的,使我们资本市场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的情况下,实际我们也使国际的投资者分享了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个一定是利好的。 主持人:我们看到海南和大湾区都让世界一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自贸区负面清单开始时,一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观察员们提出了他们的一些忧虑,请李总很简洁的为那些抱有忧虑的海外观察家们提供您的回答。 李彤:我最简单的一句话,谁现在忧虑谁将来就后悔。 主持人:感谢李总给我们非常简洁,很有高度、很有格局的回答,感谢中国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临危不惧、逆势上扬的这样一种信心。因为信心比黄金还要贵,非常感谢李总,也感谢各位CDF TALK的网友和观众,我们下次见。[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资本市场时,宋志平表示,刘鹤副总理提出的“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非常重要,这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他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关注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在其看来,我国经济基本面和欧美比起来更加向好,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宋志平表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因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应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志平: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如何保护市场主体”。 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保护我们市场主体,助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市场主体,按照《公司法》下注册的有3000多万家公司,个体工商户7000多万家,加起来有1.1亿家经济主体,这1.1亿家经济主体是我们广大就业的支撑盘,我们保住市场主体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我们讲“六稳”、“六保”。 “六稳”、“六保”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保住市场主体。在整个市场主体里面,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而且现在看来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如何帮助他们解难纾困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保住市场主体,很大的目标就是指的中小微企业。 我想就这方面跟大家谈几个观点。 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因为这对我们中小微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减税降费等等这些,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几年了,2018年我们降的税费是1.3万亿,2019年降了2.36万亿,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准备降2.5万亿,如果加上我们想从金融这方面准备让利给企业1.5万亿,加起来减税降费降息今年有4万亿,这都是载入我们计划里的,这些让利对中小微企业来讲特别重要,现在要扎扎实实落实、真真正正把资金确确实实用于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他们减负,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除了这个之外,大企业、上市公司也要在产业链、资金链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外贸型企业,让大家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要落实这些政策。 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段时间,我们的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做得非常之快,效果也是非常好。近期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同志的讲话里讲到我们经济最近恢复的情况,总的来讲,虽然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但整个情况还是都在向好。 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加大投资。 “两新一重”,就是新基建、还有新型城市建设的投资和交通、水利等重大投资,因为经济里面有个乘数原理,经济建设会拉动整个内需,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我们现在在规模政策资金这方面释放了6万亿,在“两新一重”方面有2万亿要投下来,加起来就有8万亿,我觉得这8万亿下来带动着我们企业方方面面大家配合的资金,应该说这是不小的盘子,有这个盘子就会拉动我们的市场,同时我们各地复商复市、增加居民消费,这方面也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因为内需和消费这两点是我们现在企业和市场的基础,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想,希望我们在投资方面、内需方面,包括在拉动居民消费这方面还得下大功夫,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我们也都正在做。 第三,企业在这个时刻,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创新转型的力度。改革是为企业增加活力,创新为企业增加动力。在这个困难时刻,其实也是倒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改革政策接连出台,大家看到我们一连串的改革政策,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从资本市场上来看,创业板的注册制最近出台,新的《证券法》3月1日正式实施,海南的自贸港政策也出台,这些都非常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从国企来讲,最近又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完善经济体制的意见里面,在改革这方面,把充分竞争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和监管体制能够进行区别,尤其对于充分竞争领域里、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治理政策。 我觉得这些真的特别好,因为过去大家对混改一直希望能够给它一个格外的政策,来区分于全资的和独资的国有企业,应该说这个文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说在充分竞争领域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有所区别,在监管体制和治理体制上有所区别,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股权激励的文件里面,又明确了股权激励的兑现,过去是股权在实施的时候我们实行了一些限制,不能超过总数的40%,现在把这个限制授权给他的使用不超过40%,但是后面股票行权的时候就放开了,其实这也是挺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出台了不少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调动管理层、技术骨干、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的活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带领,我总觉得我们的企业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常讲“创新、坚守、责任”这六个字是我们企业家的特色,但是除了这六个字之外,中国企业家特别能战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同时,我们企业家特别有家国情怀,我们老讲的实业救国、企业报国,这些企业家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次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得非常不一般,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既有国企又有民企,带领着大家抗疫。 我常常用做口罩来说,我说中国企业家很了不起,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口罩,国家的产能只有2000万只的能力,但是到3月1日我就翻了十倍。还是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带领企业转产做口罩,非常了不起。3月份出口是36亿只口罩,4月份出口230亿只口罩,我就想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中国企业家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特别能战斗。 我知道包括像董明珠她们,像比亚迪、富士康,还有北京的夏华等不少企业家和企业他们都来做口罩、防护服等等,都是临时加入这个产业,而且做得都非常好,从这我也觉得企业的活力还是要靠企业的机制,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带动,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这里再一点就是创新,大家知道创新在我们这次抗疫中也尝到了甜头,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还是比较超前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复工复产过程中,线上这方面的经济就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包括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也是用了线上给大家直播的方式,这在两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些年的创新确确实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再一个大家看疫苗,大家最近在网上、微信上可能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研发进展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振奋,我过去做过中国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中国生物集团就是中国医药集团的二级公司,也是我当年把他们重组在一起的,中国生物集团有六个所,这次参与灭活疫苗的是武汉所和北京所,大家看到现在一二期临床都已经做好了,现在进入三期临床,灭活疫苗非常成功。 但是大家看,这样的技术如果在过去的话,做一个疫苗真的有时候需要好几年时间,这次我们灭活疫苗只有90多天就研发出来了,迅速进入一期、二期临床,这次我们能尽快地用上这个疫苗,因为疫情归根到底还得靠疫苗来阻断。 通过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创新对我们多么重要。下一步,我们在整个克服疫情、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大力推进创新转型,尤其是一些“卡脖子”技术,在这方面我们加大投入,要加大实验室的投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企业还要下点大功夫,在创新这方面建立起我们完整的、自己的创新体系,能够使得我们的技术配套,省得人家卡我们脖子,这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 从企业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增加企业的活力,靠创新增加企业的动力。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我想在这方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现在有3850家,我们的总市值也将近60万亿,也占到整个GDP的60%左右,这其实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税收占全国企业税收的30%,我们工业规模以上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到实体经济利润的40%,上市公司在中国500强的家数占到70%。 这一串数字我想跟大家说,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压舱石。现在年报刚刚结束,去年整个上市公司分红了1.36万亿,占到我们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1/3,应该说也是分了不少的红给大家,整个经济效益也还可以,这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差距,我们上市公司总体上质量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治理水平上还偏低,在信息披露等等这方面还有不少的差距,也出现了一些像“两康”事件,就是一些造假、暴雷的事件,所以我们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去年5月11日我出任中上协会长的理事会上,易会满主席提出“四个敬畏、四条底线”、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到现在一年多时间,上市公司的质量在整个上市公司群体里也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迈开了提高质量的步伐,尤其是3月份新的《证券法》出台,加大了对于信息披露、包括投资者保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 最近上市公司协会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了4000多“关键少数”,应该说这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四,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这样新的格局,让我们企业在新的格局下,充分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疫情来了以后,更加加重了国际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蔓延。在整个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国际化、全球化跟以前肯定不一样,大家老讲的可能就回不去了,我们也不能总是想恢复原来的那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全球化的状态。 所以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一方面充分发挥我们中国大市场这个大循环的作用,我以前老讲,我说全世界的企业都没有中国的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呢?我们坐拥14亿人的大市场;同时我们也看着国际的大市场,我们是双循环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大市场。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要深耕国内的大市场,尤其是一些外贸企业现在非常之困难,所以出口转内销、开发国内市场这些就非常重要。讲这个的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对我们来讲非常之重要,我们的外贸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国又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个制造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能够保住和巩固,虽然中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可以放弃,但是中高端的这些制造产品我们还是要巩固住,而且要发展。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非常重视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是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市场的一种做法,但是全球化实际上是用市场的方法进行的,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恢复到市场的状态,还是要服从于质量、服务和成本这些最最根本的市场法则。 所以在制造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但是制造中心这个位置还是要巩固和保护的。 同时,最近欧盟这边已经开始复工复产,我们现在大量的出口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地方,我们的市场还很多,包括日韩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加大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国际国内的双循环,这样互相促进的格局,我觉得中央讲得非常好。 作为企业来讲,真的要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精神,结合着实际,然后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中国建材这个企业要看它的制造业其实基本上是本土化的,像水泥、玻璃基本是本土化不怎么出口。但是要看它的成套装备和技术是覆盖全球的,在全球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65%,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它的装备和技术占到全球的65%。 现在在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产品还能够直达客户。所以,从未来来看,过去中国是全球的、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也要加大在全世界来建设中国的工厂,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走出去”逐渐转向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其实我们做的都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讲我们的企业今后要成为“两栖”企业,国内内需的大市场我们要做好,国际的大循环、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我们也要做好。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做好,我们“走出去”在国外建的工厂也要做好,这就是所谓的“两栖”企业。 以上就是我讲的主要观点,也就是我们如何保住市场主体,我给大家提供了四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您,宋会长,就您刚才提到的四个要点,我想问一些问题。您说到的减费降税降息,您认为这是抗疫的措施还是更长期的政策? 宋志平: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减费降税降息实际是企业由来已久的要求。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负担是比较重的,这些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作了巨大贡献。在企业社会贡献里,无论是费还是税还有利息,包括股东分红、员工收入,这些都是社会的贡献,但是这些社会贡献之中应该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过去那些年,企业的税费比较高,财务费用也比较高,利息也比较高,所以大家有一些怨言,融资难、融资贵等等这些问题。近几年,我们国家做了大力调整,我刚才给大家说了那组数字,2018年降税费1.3万亿,2019年我们降了2.36万亿,今年我们准备降息、降税、减费,我们总额是4万亿,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就是“放水养鱼”,尤其疫情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您刚才的问题是,这个政策是一时还是长远的政策?我是这么看,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得加大这些政策的应用,加大力度,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更多的利润来流向企业。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政策也要坚持,这次疫情使大家看清楚了企业过去分配上的问题。所以从长期来看,比如金融,我们今年转移到实体经济有1.5万亿的让利,我觉得今后像金融的让利应该是长期化,这样能够让企业“放水养鱼”,其实企业做得好,有长期的税源,对银行有长期的客户,对我们国家和银行也是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扩大投资方面,您也提到“两新一重”,我们一说起扩大投资,可能因为上一次的刺激政策,有点害怕会留下后遗症,您认为在本轮投资扩大力度的实施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宋志平:是的,因为上次大家一讲到扩大投资,就想到了金融危机时4万亿的投资,不过我也想说,上次的4万亿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经历者,2008年刚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多项目都停了下来,但是后面由于4万亿的拉动,很多企业顺利地过了那关。我觉得关键时刻尤其困难的时刻,投资拉动对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客观总结,上一轮确实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尤其我们做了大量重复建设,包括水泥厂、钢铁厂,那时候建了一大批,后面引起了严重的过剩,使得投资的效益不高,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次我们的“两新一重”,一个是新基建,就是我们讲的那七条,都是跟新经济有关的;再一个是新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是我们急需的;还有水利、交通一些重大项目,这次我们应该注意,千万不要再搞上次那种重复建设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看是投资了,但是投资没有效益,同时投了资以后又引起严重的过剩。 这次我们新的投资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要在投资上认真地规划,严把投资关,让投资都能够有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是不是教育和医疗应该获得更多的投资呢? 宋志平:是啊。我们也是根据这次疫情,不光是医疗,包括整个卫生领域,包括刚才讲到的疫苗,我觉得医疗领域是重大的投资。 过去我在中国医药集团,我觉得医药这个体系我们还是欠缺了很多,例如新药这些方面。另外医院通过这次的疫情看到,我们医院的病床设施等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不能应付突发性的疫情。所以这次之后在医疗健康方面要加大投入。 另外就是你刚才讲的教育这方面要加大投资,民生这方面的投资是可以长久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投资要综合的,在民生方面、在短板方面要加大投资,而对于过剩的那些经济、过剩的产能坚决抑制住,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如何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在治理方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造假的事件出来,而退市的公司数量比较少,您认为在搞活中国资本市场方面需要做的关键工作有哪些? 宋志平:6月18日上午,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如何做好金融资本市场这方面,他讲到九个字“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建制度”,我们新的《证券法》就是新的制度,把规范的制度建立起来;“不干预”,也就是让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像春节以后开市,围绕开市不开市有不同意见,最后还是用市场化、法制化照常开市,后来效果很好;“零容忍”,就是对于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等这些零容忍。 我觉得这九个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实资本市场要做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我觉得整个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尤其是和欧美比起来,我们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应该说通过半年疫情的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下一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大家应该看到,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因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大家买来买去买的还是上市公司,所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就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在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也专门讲到了,我们要鼓励中长期的价值投资机构,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小投资者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有1.5亿的开户投资者,但是真正的机构投资者也只有30、40万户,所以我们要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并演讲。 宋志平表示,“六稳”“六保”的核心是保住市场主体。“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 他给出四点件建议,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企业自身要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创新转型力度。第四,企业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的新格局,充分调整企业战略。 以下为演讲实录: 宋志平: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如何保护市场主体”。 近期,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保护我们市场主体,助力稳住经济的基本盘,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市场主体,按照《公司法》下注册的有3000多万家公司,个体工商户7000多万家,加起来有1.1亿家经济主体,这1.1亿家经济主体是我们广大就业的支撑盘,我们保住市场主体也就保住了就业,所以我们讲“六稳”、“六保”。 “六稳”、“六保”里的核心问题就是保住市场主体。在整个市场主体里面,我目前倒是不太担心大企业,也不太担心我们的上市公司,最担心的就是中小微企业和外贸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而且现在看来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如何帮助他们解难纾困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保住市场主体,很大的目标就是指的中小微企业。 我想就这方面跟大家谈几个观点。 第一,要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和降息的力度。因为这对我们中小微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减税降费等等这些,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几年了,2018年我们降的税费是1.3万亿,2019年降了2.36万亿,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准备降2.5万亿,如果加上我们想从金融这方面准备让利给企业1.5万亿,加起来减税降费降息今年有4万亿,这都是载入我们计划里的,这些让利对中小微企业来讲特别重要,现在要扎扎实实落实、真真正正把资金确确实实用于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为他们减负,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除了这个之外,大企业、上市公司也要在产业链、资金链方面支持中小微企业、外贸型企业,让大家共同来渡过这个难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要落实这些政策。 第二,要加大内需、加大居民消费,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段时间,我们的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做得非常之快,效果也是非常好。近期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同志的讲话里讲到我们经济最近恢复的情况,总的来讲,虽然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但整个情况还是都在向好。 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加大投资。 “两新一重”,就是新基建、还有新型城市建设的投资和交通、水利等重大投资,因为经济里面有个乘数原理,经济建设会拉动整个内需,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我们现在在规模政策资金这方面释放了6万亿,在“两新一重”方面有2万亿要投下来,加起来就有8万亿,我觉得这8万亿下来带动着我们企业方方面面大家配合的资金,应该说这是不小的盘子,有这个盘子就会拉动我们的市场,同时我们各地复商复市、增加居民消费,这方面也给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因为内需和消费这两点是我们现在企业和市场的基础,所以这方面我也在想,希望我们在投资方面、内需方面,包括在拉动居民消费这方面还得下大功夫,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个我们也都正在做。 第三,企业在这个时刻,还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大创新转型的力度。改革是为企业增加活力,创新为企业增加动力。在这个困难时刻,其实也是倒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最近一段时间,中央改革政策接连出台,大家看到我们一连串的改革政策,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从资本市场上来看,创业板的注册制最近出台,新的《证券法》3月1日正式实施,海南的自贸港政策也出台,这些都非常好。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布置。从国企来讲,最近又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央关于完善经济体制的意见里面,在改革这方面,把充分竞争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的治理体制和监管体制能够进行区别,尤其对于充分竞争领域里、非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治理政策。 我觉得这些真的特别好,因为过去大家对混改一直希望能够给它一个格外的政策,来区分于全资的和独资的国有企业,应该说这个文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说在充分竞争领域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全资、独资的国有企业有所区别,在监管体制和治理体制上有所区别,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股权激励的文件里面,又明确了股权激励的兑现,过去是股权在实施的时候我们实行了一些限制,不能超过总数的40%,现在把这个限制授权给他的使用不超过40%,但是后面股票行权的时候就放开了,其实这也是挺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出台了不少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要调动管理层、技术骨干、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的活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带领,我总觉得我们的企业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常讲“创新、坚守、责任”这六个字是我们企业家的特色,但是除了这六个字之外,中国企业家特别能战斗,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同时,我们企业家特别有家国情怀,我们老讲的实业救国、企业报国,这些企业家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次整个抗疫过程中,我们的企业家表现得非常不一般,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既有国企又有民企,带领着大家抗疫。 我常常用做口罩来说,我说中国企业家很了不起,2月份的时候我们做口罩,国家的产能只有2000万只的能力,但是到3月1日我就翻了十倍。还是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带领企业转产做口罩,非常了不起。3月份出口是36亿只口罩,4月份出口230亿只口罩,我就想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中国企业家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是特别能战斗。 我知道包括像董明珠她们,像比亚迪、富士康,还有北京的夏华等不少企业家和企业他们都来做口罩、防护服等等,都是临时加入这个产业,而且做得都非常好,从这我也觉得企业的活力还是要靠企业的机制,还是要靠企业家的带动,我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 这里再一点就是创新,大家知道创新在我们这次抗疫中也尝到了甜头,这几年中国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得还是比较超前的,所以这次我们在整个抗击疫情过程中、复工复产过程中,线上这方面的经济就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包括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也是用了线上给大家直播的方式,这在两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些年的创新确确实实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再一个大家看疫苗,大家最近在网上、微信上可能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灭活疫苗研发进展得非常顺利,也非常振奋,我过去做过中国医药集团的董事长,中国生物集团就是中国医药集团的二级公司,也是我当年把他们重组在一起的,中国生物集团有六个所,这次参与灭活疫苗的是武汉所和北京所,大家看到现在一二期临床都已经做好了,现在进入三期临床,灭活疫苗非常成功。 但是大家看,这样的技术如果在过去的话,做一个疫苗真的有时候需要好几年时间,这次我们灭活疫苗只有90多天就研发出来了,迅速进入一期、二期临床,这次我们能尽快地用上这个疫苗,因为疫情归根到底还得靠疫苗来阻断。 通过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创新对我们多么重要。下一步,我们在整个克服疫情、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大力推进创新转型,尤其是一些“卡脖子”技术,在这方面我们加大投入,要加大实验室的投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企业还要下点大功夫,在创新这方面建立起我们完整的、自己的创新体系,能够使得我们的技术配套,省得人家卡我们脖子,这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 从企业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改革增加企业的活力,靠创新增加企业的动力。我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我想在这方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现在有3850家,我们的总市值也将近60万亿,也占到整个GDP的60%左右,这其实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税收占全国企业税收的30%,我们工业规模以上上市公司的利润占到实体经济利润的40%,上市公司在中国500强的家数占到70%。 这一串数字我想跟大家说,上市公司这个群体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压舱石。现在年报刚刚结束,去年整个上市公司分红了1.36万亿,占到我们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1/3,应该说也是分了不少的红给大家,整个经济效益也还可以,这方面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差距,我们上市公司总体上质量还不够高,尤其是在治理水平上还偏低,在信息披露等等这方面还有不少的差距,也出现了一些像“两康”事件,就是一些造假、暴雷的事件,所以我们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去年5月11日我出任中上协会长的理事会上,易会满主席提出“四个敬畏、四条底线”、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到现在一年多时间,上市公司的质量在整个上市公司群体里也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迈开了提高质量的步伐,尤其是3月份新的《证券法》出台,加大了对于信息披露、包括投资者保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 最近上市公司协会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了4000多“关键少数”,应该说这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这方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四,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这样新的格局,让我们企业在新的格局下,充分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疫情来了以后,更加加重了国际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蔓延。在整个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国际化、全球化跟以前肯定不一样,大家老讲的可能就回不去了,我们也不能总是想恢复原来的那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全球化的状态。 所以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做一些调整。一方面充分发挥我们中国大市场这个大循环的作用,我以前老讲,我说全世界的企业都没有中国的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呢?我们坐拥14亿人的大市场;同时我们也看着国际的大市场,我们是双循环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大市场。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要深耕国内的大市场,尤其是一些外贸企业现在非常之困难,所以出口转内销、开发国内市场这些就非常重要。讲这个的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国际市场,因为国际市场对我们来讲非常之重要,我们的外贸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国又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个制造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能够保住和巩固,虽然中低端的一些制造业可以放弃,但是中高端的这些制造产品我们还是要巩固住,而且要发展。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非常重视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是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市场的一种做法,但是全球化实际上是用市场的方法进行的,我觉得最终还是要恢复到市场的状态,还是要服从于质量、服务和成本这些最最根本的市场法则。 所以在制造中心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但是制造中心这个位置还是要巩固和保护的。 同时,最近欧盟这边已经开始复工复产,我们现在大量的出口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地方,我们的市场还很多,包括日韩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所以在加大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国际国内的双循环,这样互相促进的格局,我觉得中央讲得非常好。 作为企业来讲,真的要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精神,结合着实际,然后调整我们企业的战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中国建材这个企业要看它的制造业其实基本上是本土化的,像水泥、玻璃基本是本土化不怎么出口。但是要看它的成套装备和技术是覆盖全球的,在全球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65%,很难找到一个行业,它的装备和技术占到全球的65%。 现在在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产品还能够直达客户。所以,从未来来看,过去中国是全球的、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也要加大在全世界来建设中国的工厂,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走出去”逐渐转向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其实我们做的都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讲我们的企业今后要成为“两栖”企业,国内内需的大市场我们要做好,国际的大循环、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我们也要做好。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做好,我们“走出去”在国外建的工厂也要做好,这就是所谓的“两栖”企业。 以上就是我讲的主要观点,也就是我们如何保住市场主体,我给大家提供了四个观点,供大家参考,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您,宋会长,就您刚才提到的四个要点,我想问一些问题。您说到的减费降税降息,您认为这是抗疫的措施还是更长期的政策? 宋志平: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减费降税降息实际是企业由来已久的要求。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负担是比较重的,这些年的发展为我们国家作了巨大贡献。在企业社会贡献里,无论是费还是税还有利息,包括股东分红、员工收入,这些都是社会的贡献,但是这些社会贡献之中应该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过去那些年,企业的税费比较高,财务费用也比较高,利息也比较高,所以大家有一些怨言,融资难、融资贵等等这些问题。近几年,我们国家做了大力调整,我刚才给大家说了那组数字,2018年降税费1.3万亿,2019年我们降了2.36万亿,今年我们准备降息、降税、减费,我们总额是4万亿,这个数字是很大的,这就是“放水养鱼”,尤其疫情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您刚才的问题是,这个政策是一时还是长远的政策?我是这么看,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得加大这些政策的应用,加大力度,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更多的利润来流向企业。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政策也要坚持,这次疫情使大家看清楚了企业过去分配上的问题。所以从长期来看,比如金融,我们今年转移到实体经济有1.5万亿的让利,我觉得今后像金融的让利应该是长期化,这样能够让企业“放水养鱼”,其实企业做得好,有长期的税源,对银行有长期的客户,对我们国家和银行也是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扩大投资方面,您也提到“两新一重”,我们一说起扩大投资,可能因为上一次的刺激政策,有点害怕会留下后遗症,您认为在本轮投资扩大力度的实施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宋志平:是的,因为上次大家一讲到扩大投资,就想到了金融危机时4万亿的投资,不过我也想说,上次的4万亿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经历者,2008年刚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多项目都停了下来,但是后面由于4万亿的拉动,很多企业顺利地过了那关。我觉得关键时刻尤其困难的时刻,投资拉动对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客观总结,上一轮确实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尤其我们做了大量重复建设,包括水泥厂、钢铁厂,那时候建了一大批,后面引起了严重的过剩,使得投资的效益不高,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次我们的“两新一重”,一个是新基建,就是我们讲的那七条,都是跟新经济有关的;再一个是新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是我们急需的;还有水利、交通一些重大项目,这次我们应该注意,千万不要再搞上次那种重复建设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看是投资了,但是投资没有效益,同时投了资以后又引起严重的过剩。 这次我们新的投资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要在投资上认真地规划,严把投资关,让投资都能够有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是不是教育和医疗应该获得更多的投资呢? 宋志平:是啊。我们也是根据这次疫情,不光是医疗,包括整个卫生领域,包括刚才讲到的疫苗,我觉得医疗领域是重大的投资。 过去我在中国医药集团,我觉得医药这个体系我们还是欠缺了很多,例如新药这些方面。另外医院通过这次的疫情看到,我们医院的病床设施等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不能应付突发性的疫情。所以这次之后在医疗健康方面要加大投入。 另外就是你刚才讲的教育这方面要加大投资,民生这方面的投资是可以长久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投资要综合的,在民生方面、在短板方面要加大投资,而对于过剩的那些经济、过剩的产能坚决抑制住,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如何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在治理方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造假的事件出来,而退市的公司数量比较少,您认为在搞活中国资本市场方面需要做的关键工作有哪些? 宋志平:6月18日上午,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如何做好金融资本市场这方面,他讲到九个字“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建制度”,我们新的《证券法》就是新的制度,把规范的制度建立起来;“不干预”,也就是让市场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像春节以后开市,围绕开市不开市有不同意见,最后还是用市场化、法制化照常开市,后来效果很好;“零容忍”,就是对于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等这些零容忍。 我觉得这九个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实资本市场要做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四点。首先,经济基本面。我觉得整个经济基本面还是向好,尤其是和欧美比起来,我们有更大的韧性和更大的回旋余地,应该说通过半年疫情的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下一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第二,科学的监管水平。大家应该看到,近一段时间来,证监会监管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总的来讲,大家对证监会这段时间的监管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因为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的基石,大家买来买去买的还是上市公司,所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尤其是治理质量、运营质量就非常重要。 第四,投资者的生态。在刘鹤副总理的讲话里也专门讲到了,我们要鼓励中长期的价值投资机构,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小投资者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有1.5亿的开户投资者,但是真正的机构投资者也只有30、40万户,所以我们要发展机构投资、价值投资,而不是投机。这样就能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态。 如果有这四条齐头并进,作为市场的基础,我觉得我们资本市场就能做好做活。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米其林集团首席执行官孟立国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孟立国:我想说,作为一名在米其林供职20余年的员工,能在2019年成为米其林集团的CEO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深知前路充满挑战,必须未雨绸缪。但根本没想到会有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爆发,并震动了整个世界。与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让我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感想。 得益于优秀的米其林员工和他们的技术专长,米其林集团在开展业务运营的全球各地积极抗击疫情:我们使用先进的3D打印技术,生产可重复使用口罩、呼吸机的关键部件、PC护目镜、手术台器械等。 我们还生产了数以万计的一次性口罩,提供给医务人员、疗养院、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等。我们的团队在救护车和急救车上安装了数千条轮胎。我们还提供了数以万计欧元的财务或实物捐助。这些行动都是米其林员工在全球各地主动采取的,并非来自我从集团总部发布的指令。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来帮助别人。逆境之下,米其林呈现了最好的一面。 尤其是米其林中国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湖北省疫情爆发伊始,我们及时应对。这一经验也为米其林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团队做出了示范。 自1988年设办事机构以来,米其林在中国发展迅猛,目前在华已拥有6000多名员工:1月26日,我们向爆发疫情的武汉市捐赠了300万元人民币。在3月期间,我们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救护车和急救车提供免费服务,包括免费修理轮胎、免费更换轮胎、免费充气。 米其林还向在战疫前线的一些企业捐赠了轮胎,如在武汉协助建设火神山医院的亚东水泥公司。我们还向共抗疫情的物流企业捐赠部分轮胎比如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申通、韵达、德邦等。 我们也是疫情爆发后在华首批停工停产的企业之一。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员工并制定完善的重启计划。米其林中国区为集团制定卫生防疫规定及全球各地业务重启计划奠定了基础。 来自中国的非常成功经验对米其林集团来说并不意外。30多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活力十足的商业环境为中国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我们渴望用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包括高端品质轮胎、氢燃料电池等来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 随着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我们期待更强有力的政策信号,实施更多的支持性措施。 这场严峻的危机考验了我们企业信念和运营模式。我想分享一下过去几个月所体会到的三大心得。 心得之一:米其林的战略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我们希望在米其林集团实现“一切皆可持续”,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举措都必须符合三个不可分割的3P标准:人、利润、环境(People, Profit, Planet)。 人:人员的福祉和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是为什么米其林在疫情发生后率先停工停产,这样不但可以保护我们的员工,还能制定与业务重启相关的卫生防疫措施。 利润:财务独立是保持我们领先地位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危机对我们的环境和公司业务的影响。 环境:尽管这场健康危机还在继续,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决心。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增长,通过创造公平、平衡的价值,为公司带来更多利益、为人和环境谋福祉。 人、利润、环境,重要的是三方面的平衡。平衡是关键。 心得之二:疫情不能成为降低环保要求的借口。疫情虽然严峻,但也是一个打造全新可持续经济及工业模式的契机。同样,这又是一个关乎平衡的问题。米其林将继续坚守对环境的承诺,致力于实现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心得之三:生态体系模式是找到世界所需之解决方案的唯一良方。疫情使企业与民众重建联系,也凸显了国家、企业和社会之间全面合作的必要性。我们需要保持这一势头。精诚合作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途径。 例如法中关系,我知道马克龙总统和习主席几天前刚刚交换了意见。我相信他们都对国际合作笃信不疑,特别是在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地球方面。米其林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未来难以预测。但我深知,如果我们不携手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我们将面临风险。紧随健康危机而来的将会是经济衰退,这可能导致真切的、大的社会动荡。我们的社会结构或将因此发生巨变。 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科技革新和生态体系将创造解决方案。创造并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成为合作伙伴并携手努力。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有利于所有人,而促进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 当多数人、国家和企业仍在积极战疫时,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开创合作的新时代。 主持人:感谢孟立国先生振奋人心的分享。 Florent:荣幸之至。 主持人:在当前我们很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Florent:确实如此。 主持人:您从一年前开始执掌米其林,然后遇上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无疑非常艰难。我们知道,由于疫情的影响,未来几年的汽车销售将呈现疲软态势,替换轮胎市场也会较为低迷。那么,您将如何在削减成本的同时,为高度不确定的未来而投资呢? Florent:实际上,我的看法可能比你提到的情况要乐观一些。因为我坚信,交通出行是人类的一大基本需求。因此,交通出行领域的低迷态势不会持续太久,我坚信其会蓬勃发展。 我对此相当乐观。米其林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暂时的,主要为了确保控制成本结构,保障现金流。我们小幅降低了股息。我们少量削减了投资,但为未来预留了关键投资。 因为这印证着我们的理念 交通出行不可或缺。很快,交通出行会恢复到原有的规模,并继续发展壮大。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但并非极端措施。正如我所说的,在过去的130年里,米其林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类危机。这次危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米其林始终表现强大,我们拥有优秀的团队、卓越的技术,一定会度过危机,因为我坚信未来交通出行领域会继续长足发展。 主持人:绿色出行将是大型投资的一部分,这也是米其林今年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的主题。那么米其林在生物材料方面、在氢燃料电池方面带来了何种技术? Florent:米其林始终在技术领域投资,确保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交通出行便利。我们意识到这一影响以及同时管理人、利润和环境三大要素的困难性,因此,我们持续追求创新。 我们第一个推出低滚动阻力轮胎的企业,以使轮胎节省燃料。我们的轮胎具有持久卓越性能,我们开发轻型轮胎,消耗更少的原料来体现更优的性能。我们也不断开发新技术。 米其林已在氢能源领域深耕多年。在过去20年内,我们投资开发了自己的氢燃料电池,并已处于第四代燃料电池阶段。我们组建的合资企业迅速成长,凭借成熟经验在该领域开拓市场。我们努力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之一。 对于轮胎,我们也承诺:在2050年前,轮胎将100%使用生物原料或可回收原料。如我在开场时所说,我们坚信,可持续性应该完全融入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但现在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诸多不信任、指责和诟病。中美之间的脱钩,以及许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此,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您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制定战略? Florent:是的,这就是当前的危险所在。但作为跨国公司,我们在中国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是美国企业,在法国是法国企业。在德国是德国企业,在巴西是巴西企业。米其林在170个国家开展业务,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公民,我们需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我现在从我居住的法国城市克莱蒙费朗和您交流,我是法国公民,但同时身处欧洲。因为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生活过,我也是一个世界公民。我同时拥有这么多身份,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对立的。我笃信多边主义。 中国在过去70年所做的一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如此短时间内,让7.5亿人摆脱贫困,真是令人叹服。在米其林,我们认为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不将中国和美国对立,我们不将巴西和德国对立,不将意大利和印度对立。他们都有自身的生活权利, 他们、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作为全球性企业,我们从不同的敏感点、不同的技术、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中获益。我们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因为我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非只关注某个单一国家。 主持人:热爱自己的国家,更热爱整个世界,当然好。但当谈到供应链,谈到放缓的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时,米其林不会考虑这些因素吗? Florent:我很乐观。米其林相信技术代表着前进的方向,我们也相信我们应该开展本地化运营。因此,当没有必要把货物运送到世界各地时,我们就在当地生产。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留下我们的足迹,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力度确保以使我们的安排具有意义。 我们不会将不必要的部件、配件运往世界各地,因为这将增加我们的业务负担。但我们会从跨地区的研发交流中受益。是的,就流动而言,我们现在的生活比300年前的前人或祖先的生活要好得多。 300年前的平均预期寿命是28岁,这么算起来我现在至少多活了一倍时间。所以我很高兴,虽然现在很多事情尚不尽如人意,但普遍而言,现在全球70多亿人口比以往生活得更好。这要归功于科技,归功于发展进步。 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事宜不尽人意,有待改善。但整体来看,现在的情况有了长足的进步。 主持人: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米其林是否会调整其全球供应链? Florent:我们已经做了,已经调整了供应链。米其林尽可能在本地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以中国为例,我们过去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但中国市场对我们产品的需求仍在迅速增长。 因此我们持续投资,我们一直努力跟上中国市场的增势。也许你会看到一些脱节,但那是暂时的。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实现本地化。 主持人:米其林在中国拓展的另一项业务是米其林指南,因为我知道米其林以交通运输和美食评级闻名。那么您是否了解当地餐饮市场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米其林指南更贴近当地情况? Florent:谈到世界交流这个主题,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越来越多。所以米其林指南能带给人们快速选择美食的便利:米其林指南的榜单既符合全球统一的卓越品质,又带来更多适合当地的口味和文化的地道推介。 因为我们知道,食物都有与情感有关,和人际交往有关。因此,米其林指南始终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最适宜的精选美食。 当然,不同地方存在差异,我们并不希望评选出千篇一律的餐厅。我们试图彰显每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及丰富的饮食文化。 主持人:根据法餐的标准…… Florent:不……并不是这样。您观察我们在中国发布的榜单,多数是中国餐厅。他们了解我们米其林想在指南里推介什么,而他们在中国制作出中国风味。 主持人:我想回到有关轮胎的讨论上。随着中国轮胎制造商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并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你认为这会加速历史悠久的轮胎制造商的转型吗? Florent:也许。我也相信竞争是好事,竞争会让你变得更好。所以我每天都对员工说,我们每天都在参加“奥运会”。当然,有很多人想要代替我们,他们试图取代我们。 这很正常,不能说他们不对。我们的职责就是始终位于前列。我们尊重竞争,对竞争不参杂情绪。中国市场正在扩张。中国制造商当然具有一些优势。但我们的优势更大,不过我们需要我们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米其林创立之初,我们的规模也非常小。所以我理解这一点。我们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确保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的客户也青睐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我从不区别对待不同来源的竞争。无论其来自哪里,我们都积极应对。我们要做的就是引领前行,满足客户。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米其林实际上从很早就开始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而不再是单纯的产品销售商。 主持人:那么,数字化将如何引领米其林今后进一步的发展? Florent:我和米其林的所有员工分享,米其林的每一个流程都将实现数字化,因为这将带来诸多好处。我们能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我们能加强研发,制定新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此外,我们每天生产数百万条轮胎,所有这些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联。因为我相信,物联将成为我们未来为客户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如果你在未来运营一家卡车车队,假设你的车辆配有18个车轮,安装了18种不同的轮胎。你会想知道轮胎的油耗效率。是否过快磨损,是否存有安全隐患或处于良好状态。 说到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和道路之间的唯一接触就是轮胎。轮胎可以告诉你是否可以70公里的时速转出这个弯道,或者你应该降到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轮胎会告诉你,车是否能安全行驶,或者你是否可以顺利驶达目的地。 所以,我们努力研究可以达成这些目标的数字化工具。一旦轮胎可以传递信息,它将告诉我们很多东西。 主持人: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宝贵时间。非常高兴和您对话。 Florent:多谢!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Mark Machin)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勤:谢谢!早上好。我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有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线上参与,我将花一些时间讨论新冠病毒COVID-19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也会谈谈疫情后的现象与全球趋势,并分享有关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些投资项目,以及对疫情之外前景的见解。 首先,关于疫情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我们一直在非常谨慎地跟进中。实际上,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初时,我对中国疫情有了了解。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避开了疫情,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并且仍将,对世界各地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全球经济恢复的最大挑战是所谓的‘极端不确定性’,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不确定性都存在,何时、是否以及如何获得疫苗尚不确定,不同测试的速度和准确性存在不确定性,免疫力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有了疫苗,免疫力如何发挥作用、能持续多久等尚不确定。 这种疾病如何随时间演变,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潜在的第二、第三波疫情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预计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至少在今年仍将继续,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投资者和未来的计划而言永远不会是好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团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约3.5%,我们预计发达市场将萎缩约6.7%,而新兴市场的增长将基本持平。 就复苏的形态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加拿大和美国的最新预测是,到2022年下半年,实际GDP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北美以及整个世界均预计到2022年底,才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因此,我们预测的不是V形复苏而是“对钩形”复苏,中国是首批开始复苏的国家之一,而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持续要求,对复苏造成了一定延迟,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直到中国能在各方面达到完全放心。 中国的经济在第一季度萎缩了6.8%,我们预计中国的复苏将领先北美,因为中国最早受疫情影响,理应最早复苏。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数据,到5月中旬,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工业公司和91%的中小型企业都已恢复生产。第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主要城市中有86%的酒店已于4月底重开,各个方面逐渐复工并重回正轨,中国看起来正在复苏的过程中。 在疫情后的世界中,将会出现许多新的挑战。一个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尽管我们不知道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确实知道,未来几年世界会有所不同,至少由疫情的褪去开始,在病毒最受控制的地方复苏活动会更快,而在经历第二和第三波疫情的地方复苏会较慢,一些国家处于较长的停摆期,因此正常的经济行为模式已经停滞。 消费者在零售、旅行、旅游和娱乐方面的支出受到了格外严重的打击,能够快速调整和加速电子商务的零售商表现良好。娱乐和旅游业很难转移至线上,考虑到旅游,尤其是跨境旅游方面的困难,商务差旅可能会继续受到永久性影响。我们预计消费者行为会发生一些永久而持续性的变化,这是由于人们在家中工作或隔离而被迫做出某些改变。 长期而言,其中一些变化有望持续下去,比如线上订购生鲜杂货,这项业务在全球都经历了显著增长,线上订购通常只是受到服务供应的限制,在有服务提供的地方,基本上使用率都达到了最大限度,因此就使用线上订购的升幅而言,美国家庭从5%上升到30%,英国从7%上升到14%,而中国的上升幅度更大,因为像美团这样的公司能提供更多服务。 另一个领域是在线教育,它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应用,东西方学生的在线体验,或者说东西方家庭,对在线教育的满意度差异很大,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人们对在线教育的体验更满意,而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太满意在线教育的体验。此外,老年消费者以前可能不愿意接受,但现在被迫使用网上渠道。 金融科技也是如此,老年客户不得不使用网上银行,一旦他们熟悉了这种方法,很可能不再回到线下的操作,当然医疗保健也经历了变化。 我认为中国很早就开始转向远程医疗,因此医疗系统效率更高,例行查询负担更少,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了类似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远程医疗,而且使用后均感到满意,所以我认为向远程医疗的转型是会继续的。 房地产方面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数据中心和物流的市场强劲,尤其是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巨大,世界各地宽带速度大幅提高,每个人都在远程工作,另一方面酒店业正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各地均有酒店资产无法维持下去,尤其是那些在疫情前就已在困难边缘的,发达市场中更可能有商场建筑过剩情况。 这些资产受压的机会更大,在疫情之前北美的购物中心数量,可能已达实质需要的3至4倍。因此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很难获得实质性业务,至于办公室市场,目前仍然不确定,一方面,需要更多空间以将人们间隔至适当距离。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工作,从而永久地远程工作,因此,是否需要大型中央办公室空间? 目前尚不清楚事情将如何发展,所以,我们正在关注所有这些类型的趋势。在COVID之外,把目光放长远,关注长期趋势,我们仍然相信应该拥有全球范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一个不仅专注于一个地区,一个资产类别和一个市场的投资组合,让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受益。因此,我们将持续推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我们正在研究那些可能因为这场危机而向前快进了3到5年的长期趋势,例如医疗保健、创新药物、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 正如我们目前在这场危机中所看到的,多年来的潜在危机是我们许多人谈论的话题之一,气候变化是我们仍然在谈论的另一个未来的潜在危机,因此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次危机中的机会,寻找加快实现转向低碳能源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还增加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投资。我想我们在过去几周,都希望能够乘坐自动驾驶汽车而不是司机开的车。 作为总结,我之前谈到的这些事情的核心都是着眼于长远的模式,我们的工作是管理资金,以确保未来世世代代的加拿大人都能有养老金,因此我们尽量不着眼于短期,包括每周、每月甚至每年。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多年,稳定发展并不断扩大规模的投资组合,因此我们始终关注长期趋势确保资金能够持续,同时具有可持续性的目的和组成。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谢谢您的分享。您刚才用到了‘极端不确定性’这个表达,来描述我们生活的时代。马勤先生,我想先问您一些有关投资的问题,看起来许多国家都在降低利率,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做?在这种经济复苏过程中,投资者应该把目光聚焦到哪些地区和产业? 马勤:这取决于您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还取决于您的投资周期,投资者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时间框架,要建立的是什么,资金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可以承担多少风险。通常情况下,如果您是超长期投资者,能承受一定风险,且短期内不需要使用资金,你可以在长时间里累积为数不少的股票,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都是头号问题。 第二个是多元化,任何投资者都渴望尝试寻找一系列独立、不相关联的收益流,在不同时间会成效不同的策略,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尝试寻找较长的时间框架下互不相关联的市场和策略,这就是大局观。 目前北美市场仍然有巨大的价格流动,我认为这是令很多人惊讶的。是的,股市很惊人,标准普尔指数在本年度转为上涨,这代表什么? 这反映出大量的刺激措施,这反映了政策制定者,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汲取了很多教训,他们采取的行动,比人们所预估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所以,目前市场中有大量的刺激措施,在边缘处也能观察到相关例子,一些首次开设账户的个人投资者。 在美国,我听说近几个月股票交易帐户的开设数量创了纪录,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美国民众收到了政府的援助支票,并由于没有任何费用,决定开户进行投资。当他们看到市场上涨,便会继续投资,因此这次上涨中边缘可能还有一些散户投资者的影响,但这是非常特殊的。 话虽如此,我们不会因市场价格而进出市场,也不会跟随市场势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目标是确保投资组合稳健。因此我们希望继续针对投资地域进行多元化,不把所有的蛋都放到北美篮子中,而要涵盖全球,然后在不同的资产类别和策略之间实现多元化。 对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而言,在全球战略层面,承受收益率长期放缓的关键词是什么?这个词是长期,如果我在中间加上连字符,应该算是一个词吧。我们的目标是长期获利,我们不仅仅投资负收益率或低收益债券,我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投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承受长期的股票风险,那么我们的预期收益率将高于目前低利率投资的情况。 我们还可以承担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因此可以投资私人资产,例如私募股权、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随着时间变化,这些类型的资产的回报理应比一般的流动资产更高。 主持人:您预料新冠病毒将为投资策略和投资主题,带来什么长远而持久的变化? 马勤:在投资方面,很多人将审视在这个充满压力的时期,他们的投资资产表现如何,我们曾经留意到急剧的抛售,人们会问,我的投资资产表现和预期一样吗? 因此,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年左右,人们会对此进行大量分析。例如,很多人说‘我们是市场中立的’,例如,一家对冲基金可能会说我们是市场中立的,我们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我们同时进行多头和空头交易。 但当危机来临时,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市场中立的,实际上,他们随市场下跌了,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人们也会继续进行分析,我们确定他们在做的事情和他们所说的一样吗?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会审视和分析基金,分析我们的投资和策略,确保当它们承受压力时,它们会按照既定的方式表现,我们所投资的大部分做到了,但有一些没有。 其次,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正在研究正在发生的长期趋势,以及行为上的长期变化。显然,人们正在转向线上,他们在线买药,在线娱乐,在线运动,在线订购食品杂物,在线使用金融科技。我认为这些趋势将人们的线上操作率向前加速了5年,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我们预料这些变化在疫情之后会继续下去。 疫情之后,整个投资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应如何支持可持续资本主义?我在讲话中提到过,下一个危机很可能是气候变化,因此,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利用这场危机,来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迈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预料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并投资于可再生资产,电动汽车和充电,绿色建筑,发行绿色债券,我们正在努力预测这一趋势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主持人:请谈谈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决心进一步开放其金融服务业,您认为有什么新的机遇? 马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会投资于接触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我认为很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消费者和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在逐渐成为世界领导者,例如在金融科技领域,我们投资了蚂蚁金服,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其他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如美团点评,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些是目前在线上或线下均为世界领先的公司。 了解O2O消费者行为,以及在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相关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消费者的动向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些趋势可能会扩展到全球。 主持人:作为全球养老金计划管理的典范,您对中国的同业有何建议和提示? 马勤:我们非常尊重并花了很多时间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行交谈。他们的工作与中国老龄化息息相关,是极其重要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重大的人口挑战,我们在加拿大也有很类似的趋势。两国之间在这方面已进行不少知识和学习的交流,我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在做正确的事情,管理更多的资金,利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及以长线投资为目标。随着时间的变化,老年财务保障,对于中国人口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介绍 马勤:谢谢,我的荣幸[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拜耳管理委员会主席沃纳·保曼(Werner Baumann ) 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保曼:很高兴能与大家交流。我很想亲自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现场,但基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无法成行,基于我们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机遇,线上对话也是很好的方式。 首先我想先谈谈拜耳的发展历史概况,然后探讨目前大家面临的疫情挑战,再介绍拜耳全球的情况,尤其是拜耳在中国的业务状况、拜耳提供的社会服务以及未来的机会。 拜耳拥有悠久的历史,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82年,也就是公司刚成立19年之后。多年来,我们积极地在中国开展各项业务,同时,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奠定了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 这一点在我们审视疫情响应,以及回顾包括中国在内全球运营和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时,同样如此。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1月下旬至2月上旬,疫情爆发伊始,需要人们挺身而出之时,为了满足最迫切的需求,拜耳中国的员工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将产品送到国内急需地区和人们的手中。 在全球范围内,作为行动指导,拜耳一直着眼于几个关键点。 首先,员工的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我们要确保逾十万多名员工的工作安全,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和生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这点做得非常出色。 其次,我们要确保可以继续生产全球急需的产品,因为拜耳是一家专注于健康与营养的企业,而这两方面是全球各地的人们非常基本的需求。 此外,我们还竭尽全力支持人道主义,拜耳公司以及所有员工力所能及的众多方面为社区提供支持。 总的来说,拜耳在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捐助总价值约为2000万欧元,包括资金支持、捐赠和免费提供产品,还有很多志愿服务,例如在疫情高峰期间,很多员工主动提供救援帮助,也包括让我们的诊断和检测设备能够用来支持社区抗疫。 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就当时相对有限的资源来说,拜耳的努力帮助提高了检测能力,让人们更快地获得了检测。同时,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能够确定感染区域,并进行处理。 其次,拜耳已在全球以及在中国也同样提供很多的产品和防护装备。我们在中国捐赠了价值约为150万欧元的物品。拜耳在早期便调动起来,还提供了一些防护装备。 因此拜耳几乎将手中所有可以分享的防护设备都提供给了社区,以便医院的工作人员、医生、食品产业链上的工作人员可以专心工作并专注于当下最紧急的任务——对抗疫情。 我们还提供了约30万片磷酸氯喹,这是一款抗疟疾的药。目前还在进行试验,以测试它对于抗击疫情的有效性。 当广东省向我们发出需求后,我们也将这种药品免费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对外供应这种药品。 现在我来谈谈拜耳全球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业务。 拜耳公司在2019财年的销售额约为435亿欧元。公司约有104000名员工。拜耳坚定不移地以科研和创新为基础,年研发预算达到53亿欧元,是德国乃至欧洲研发预算最高的公司之一。这些资金全部用于新药研发、非处方药研发,还有拜耳农业产品的研发,包括种子、性状,还有保护植物不受真菌、害虫以及杂草侵害的植保产品。 拜耳销售总额约为435亿欧元,而中国是我们全球第二大市场;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0%。准确来说,有9000多名员工在为拜耳工作。 在中国,拜耳拥有庞大的价值链。我们不仅在中国销售产品,而且在处方药以及健康消费品领域开展研发工作。我们还拥有11个生产基地,生产供应中国市场的相关产品。我也坚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拜耳已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再来了解一下拜耳的使命、愿景和宗旨,拜耳的愿景是“共享健康,消除饥饿”。这是激励着拜耳的10万名员工每天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们正开发全新或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以践行使命,在保护地球生态的同时,满足人类的需求。 在拜耳全球范围内,这都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尤其是关于拜耳需要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确保不仅满足人们的需求,还可以为保护地球生态做出贡献,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拜耳的业务主要分为三部分:作物科学,处方药——也是我们在中国最大的业务,以及健康消费品业务。 关于业务,总体上,2020财年开局良好。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拜耳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因为他们担心供应链中断而买不到这些产品,所以第一季度由于公众存货购买、需求超过了正常的消耗,促使销售增长。 所以,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拜耳业务将会更趋于市场的真实面。我们的业务和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我们又给中国带来什么? 首先,拜耳的承诺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市场的健康和农业解决方案做出显著贡献。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非常契合中国政府实施的一些关键举措,拜耳长期致力于帮助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健康的实现。 此外,拜耳还参与启动并长期支持“走进西部”项目,关注中国基层医疗服务的提升,目前项目已从中国西部拓展至东部地区。 最后,拜耳还着眼于形成更好的总体布局,为中国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 对于作物科学,我们正在努力联合当地农业和科研机构为中国广大种植者提供支持。拜耳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展开了一系列卓越合作,还于2019年和农业农村部的全国农技中心联合主办“拥抱绿色”大型公益性培训项目。 在处方药领域,拜耳近年来向中国市场推出14款新产品和新适应症,持续不断驱动创新,让中国人民能够享受这些创新成果。 拜耳于2019年成立了新的健康消费品的研发中心,以在中国展开创新领域的合作,希望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 于此,非常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习近平主席,为根植于中国的企业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肯定,拜耳10万名员工已为支持中国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非常感谢,并期待您的提问。 主持人:保曼先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感谢您讲述拜耳过去参与中国发展与增长的重要历程,自1882年至今,这段历史几乎长达一个半世纪。 是的,这一源远流长的历史难以用语言表达其中的伟大。拜耳已经深入参与到中国的发展项目中,例如农业振兴以及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走进西部”项目。 保曼先生,您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我们了解全球有十几家公司目前在正在争分夺秒地研发疫苗。您认为尽快研发出疫苗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保曼:我认为很多公司都拥有新疫苗研发的专业知识,我个人认为到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可能会成功研制出疫苗。必须指出,拜耳实际上并不参与疫苗研发。葛兰素史克或赛诺菲,还有像德国的CureVac和美国的Moderna等新型生物科技公司,是拥有疫苗业务的。 但鉴于我们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我认为拜耳能够提供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则是生产有效药品或疫苗所需的充足产能,这正是拜耳能够贡献的领域之一。 拜耳正在改建其中一个工厂,并签署合作协议,以便有效疫苗研制成功后,便能立即提供所需的生产能力。 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药物库存让拜耳在疫情早期获得了一些收益,但我在上一次查看资料时发现拜耳对全年业务尚未给予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对拜耳有何影响,您预计拜耳业务恢复如何? 保曼:这是一个重要却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顺利恢复业务,但我们在环境变化未知的情况下尤为艰难,比如,谁将去医院接受何种治疗。 拜耳的供应链,实际上还有商品市场中的一些摩擦,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了影响,只有到第二季度末期才能进行良好评估。 因此,在第一季度之后拜耳并没有对全年业务的原有指导进行更新。而第二季度的重点在于沟通。大约还有6周的时间,在今年7月底或8月初,我们将更有把握对今年全年的业务情况做一些判定。 主持人:您谈到了全球供应链中断。请谈谈您对药品供应链中断的看法。在您看来,会重组或本地化吗? 保曼:我认为很多政客和政府会有自己的答案,企业也如此。我相信您感兴趣的是从企业角度给出的答案。拜耳的供应链非常有弹性,在过去几十年,拜耳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国际供应链。 我们从全球各个国家进行采购,并进行供货,一直运行良好。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若无政府干预要求关闭国界,在整个疫情期间也会运作良好。因此,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我们需要确保在一个开放国家和开放边境的世界里继续开展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 这些紧张因素都会迫使企业保留一定股本冗余,并进行额外的投资,而这些资金本可以被投资于对人类发展更加重要的创新和环境可持续性。 主持人:保曼先生,很多政治人士强调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并且提出基于国家安全,疫苗、药物、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的生产应当本地化。您对于这些政治人士及其言论有何看法? 保曼: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国有化意味着重新打造整个垂直供应链。这不会奏效。代价高昂,并不是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形成一个实用、运行良好的全球社区,齐心协力应对全球健康危机。如果很多地区存在国家安全隐患,通过保障比如防护设备等关键安全产品的安全库存来解决要更加容易,这是解决您提出的问题的一种更好更经济的方法。 主持人: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声称目前的大国竞争、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将会失控,但据我和我的团队了解,事实上拜耳在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下一直稳步运营。自二战以来,在西德经济和社会重建后,拜耳业务实现指数级增长。对于那些被目前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您有哪些建议? 保曼:我认为对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而言,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做正确的事。只有做到这一点,成功与认可方能接踵而至。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我们的总部德国,拜耳始终自视处于社会的核心,并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拜耳坚持以专长服务大众与社区,发明健康和农业领域的产品。正如您所言,数十年来,我们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主持人:中国是率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您认为这会影响到拜耳在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战略定位吗? 保曼:在我们还处于危机之中,未来局势尚不明朗之时,拜耳认为战略地位不一定会发生巨变。 但我必须指出,多年来,拜耳始终勤勤恳恳扩大布局。拜耳在中国开展研发,从中国卓越的科研机构中受益。 拜耳还在拓展我们的制造足迹,以满足中国以及中国以外地区的供应需求。凭借稳固的关系和信任基础,拜耳在中国的业务运营良好。我认为,拜耳将继续在中国深耕,我们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促进创新,同时为准入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将使中国人民享受更多创新成果。 主持人:在两会期间,我们听到中国总理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向世界敞开大门,很多人也期待中国能兑现这些承诺。感谢拜耳管理委员会主席沃纳·保曼先生分享您的看法。 保曼:感谢邀请,祝大家平安顺遂。 主持人:谢谢,祝您平安、健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8日在线举行。施耐德电气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赵国华(Jean-Pascal Tricoire )出席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赵国华:首先,感谢对我的邀请,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环节。 当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从这场危机中认识到一些问题。首先,就施耐德电气而言,我们一直在为身边的社区提供服务,确保医院正常运转,确保远程会议和沟通顺利进行,数据中心都在超负荷运转以提供支持。 我们也一直在为食品、药物、水网、电网等关键设施提供保障。在目前的危机下,我们正把力量集中到真正重要且关键的任务上。我们与全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合作确保生活正常进行。 新冠病毒已经影响了全球几乎每一个人,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各行各业的经济、各个公司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我们发现,有的客户需要提高生产力和恢复能力,而一些需求降低的客户则需要通过运用我们的技术削减成本,以此来降低总成本。 我们大部分客户都要同时应对这两种情况,由于疫情影响,他们的一部分业务出现了增长,而另一部分业务出现了下降,因此必须同时适应这两种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此次疫情中,数字技术的运用经历了加速发展。 首先是我们工作的方式,今天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往年,我们都是在北京面对面开会,而这一次我们采用了数字化方式。 我希望能尽快与大家见面,一起工作,但好的一面是数字技术让我们的工作不至于中断,对于施耐德这样的公司,我们在全球很多一百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这一段时间,施耐德的员工有在家办公的,也有在办公室办公的,大家的工作没有中断,服务也没有中断。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生产制造流程中的供应链瓶颈,而数字化技术正是解决疫情中这些问题的良方。 我想重点谈一谈,以下四个需求在疫情期间格外突出。首先,我们的客户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时,希望用远程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例如通过无人运营、物理区分、增强虚拟现实来引导现场操作,通过虚拟现实培训操作人员。 拥有远程监控中心的公司,通过万物互联可以深入了解维修操作细节,远程操控,这对客户来说已经成了真正的竞争优势,比如我们和中国宝钢合作的无人行车车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无需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通过自动化和软件,实现无人操作并提高生产率。当然,在医院和数据中心可以实时查看能耗情况的远程能源管理能力也已经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二,对数字化的需求有所回升。由于封锁,大家只能待在家里,很多地方因为需求增加而感受到了运行压力。得益于互联互通,数据可以被传送并分析,提供预测性维护、分析,并指导服务团队的工作,这样效率更高。 不具备数字化手段的人、没有联网的人,犹如在黑暗中工作,而互联互通,使我们能够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并确保作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认为,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你的总韧性。例如,一个普通的工厂需要连接到电网、配电系统、楼控系统、信息技术管理系统或过程管理系统,所有这些都应该实现自动化,并连接到正确的软件以确保整个系统的总韧性处于适当水平。 第三,数字化的加速是因为我们面临健康危机的同时还面临着经济危机,这使得我们都必须在未来提高效率,调整成本,寻找新的高效手段。数字化使得一切皆可远程,满足了韧性的需求,因此是提高智能制造效率的最佳工具。我们正在与客户一起部署包括四个融合的数字化方案:能效和自动化融合,现场终端和云端的融合,全生命周期的融合,以及从分散式管理到集成式管理的融合。当然,我们也和中国的许多知名企业部署数字化方案,但是那些能全方位建立数字孪生的公司,在企业整体运营效率上更具有优势。 最后,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危机让人们开始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某种程度而言,病毒或者气候变化是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副产品,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很多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次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在自然事件,例如病毒面前,业务是多么脆弱。如今客户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日益增长,想到做到这一点,他们会把一切都数字化用于测量碳排放、测量能源任务和能耗,从而提高他们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建材集团和我们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帮助这家杰出的大型企业减少了碳足迹,从而提高了其能源效率.。此外,这次新冠病毒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当面临共同的挑战时,只有以本地化的方式去处理,将所有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员和企业聚集起来将所有能帮助这个工业企业的合作伙伴聚集起来,结合数字和实体干预手段,才能共同应对挑战。 另外,我们发现复苏最快的是那些同时拥有本地赋能和相互信任的地方,这种信任是合作伙伴、客户等参与者之间一起努力寻找危机的解决方案,这样才是最高效的。 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亲眼目睹了很多过去无法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开放、交流更加透明,他们交换意见,努力理解未来的趋势、新冠肺炎的趋势,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携手互助。 如果只能许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望,我希望我们能保持或发展更多的合作精神,确保我们以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应对这些挑战。 主持人:感谢赵国华先生,感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见解。您说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团结,但我想说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恰恰相反,我是指地缘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大国之间的竞争、贸易壁垒、关税战和高科技出口禁令的升级。 那么施耐德电气是如何应对这些政策不确定性的呢?能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吗? 赵国华:我之前说的是合作关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地合作。危机面前,必须以本地化方式去应对,关于地缘政治摩擦这个更大的主题,一直以来,施耐德电气都非常关注本地化,我们坚信赋能本地团队应对本地市场,确保他们的运营能融入本地的生态系统,我说的本地生态系统,是指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集成商、合作伙伴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地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减少人流物流的输送。 作为一个商人和这个星球上的一员,我希望未来世界能构建更多合作的桥梁,这才是我们在面临真正的全人类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时所需要的。 主持人: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您曾发推表示,在危机和混乱时期,数字化给予我们更强的韧性,让我们更快地迈向2050年供应链零排放。您认为这一愿景怎样才能实现? 赵国华: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向这一目标迈进。我说数字化在疫情期间实现了一部分最大的附加价值,是包括各种远程操作、韧性、效率、可持续性。当万物互联,同样的系统不仅更好用,而且能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做到互联互通,就可以知道系统中发生的一切,还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故障,可以在提前预测停电事故并及时干预(检修)。所以数字化一方面能加强系统韧性,另一方面又能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主持人:赵国华先生, 我们知道您本人和贵公司一直以来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三峡大坝,再比如南水北调工程,您本人也获得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专家授予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 那么,随着中国成为首批抗疫成功的国家之一,您如何看待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战略定位? 赵国华: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政府授予我这个奖项,我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从中国经济起步之初,我就参与了中国的发展,希望我确实为中国的非凡发展出了一点力。 展望未来,中国定义的新型基础设施,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也就是基础设施与数字化的结合。当然,这也是施耐德电气参与和贡献的领域,我们希望继续参与这种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加入这个国家的创新浪潮。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有超过2.5万名员工,很多研发力量,我们深深地为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所震撼。对我们而言,携手创新,创造一个具有更强的韧性、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非常重要。 主持人:您曾把建设包容性社会列为施耐德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赵国华先生,我是指当你环视四周,你会发现种族、民族、文化和国家都存在隔阂,现在这些隔阂似乎变得更深了,您认为施耐德能为实现您的愿景,也就是建设包容性社会的愿望做出怎样的贡献呢? 赵国华:我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不平等就是其中一大问题。就施耐德电气而言,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来减少这些问题,例如向出身贫困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在我们运营覆及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帮助最贫困群体的举措。 世界上必然会存在分裂的力量,但是像施耐德电气这样的公司,肩负着使命,去帮助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人们找到共同点,为他们提供共同工作的场所,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彼此。说到底,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是我们从本次疫情中学到的。当然,从地方来看,它对各个社会的影响非常不同,每个社会的反应也非常不同。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也是施耐德电气努力应对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同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主持人:接下来说说自动化和数字化。很明显,自动化和数字化正在改变工业,那么您预计它们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是指人们的工作或者未来的工作方面。 赵国华:我认为,在我们运营的很多地方,这将改变很多工作的性质,包括施耐德电气自己工厂的岗位。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工作,自动化和人不是对立关系,自动化应该服务于人,因此很多工作会迎来巨大变革。而且,我们相信,施耐德电气可以培养出符合未来工作需求的人才。 主持人:感谢施耐德电气集团的赵国华先生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我们。非常感谢。 赵国华:也感谢对我的邀请。 主持人:欢迎您以后再次来到CDF Talk。 赵国华:我们也期待着能亲自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那一天,谢谢。[详情]
原标题:CDF TALK |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温拓思:银行业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CDF TALK 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创新演讲,其宗旨是汇聚全球顶尖学者、企业家和行业领袖,传播个人观点与故事,演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人文等多领域。 温拓思(Bill Winters)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发言要点 中国为全球在如何控制好疫情的暴发以及未来的疫情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很多非银行机构、新型的金融机构正尝试提供类似银行的服务,抢占传统银行业务。疫情其实在加快这种趋势。 全球化确实有赢家、有输家,但它产生的利益是压倒性的。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但其形式和结构在未来会大幅调整。 在后疫情阶段,如果不对债务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可能会给未来的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中美合作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需要探索新的形式,合作对抗疫情。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 CDF TALK 感谢论坛的邀请。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跟大家见面,意义非同寻常。我之前参加过线下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期待着明年有机会再次参加。 渣打银行在中国已经有160年的从业历史,从未离开这个市场。 外滩十八号 原渣打银行驻中国总部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中国,渣打开展零售和对公业务,利用全球网络引入国际资本,同时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不管是国际贸易、汇率风险管理,还是“一带一路”相关业务,中国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渣打集团的战略重心,未来也将是如此。 世界正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我目前所处的伦敦已经封城很久了。疫情在个人、公司和社会层面,都深深影响了我们。 在这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团结精神。 共同体的精神体现在英国、中国乃至全球的员工身上。他们不畏艰难,高度凝聚在一起,继续服务客户。 在中国,我们的业务已陆续恢复。分行已经全面开业,差不多90%的员工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全球各地都对疫情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在政府层面,我们首先看到中国很快出台了防疫措施,通过一系列手段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整个国家度过最艰难的高发期,而后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复工复产。 中国的做法为我们如何控制好疫情的暴发和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我们会持续关注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功和先行经验。 和大部分公司和机构一样,渣打的工作重心在于员工、客户和社区。疫情初期,我们就将重心放在保护员工安全和健康上。同时我们也明确地告诉员工,在疫情暴发期间公司不会裁员。 疫情暴发后,渣打银行做了哪几件事? 首先,我们特别安排了10亿美金,支持参与抗疫工作的客户,以极其优惠的利率来支持这些公司运转。 我们也积极参与配合抗疫政策措施。疫情在中国暴发后,我们推出了延后还款等一系列支持。 除此以外,我们拓展新渠道,在武汉开设了一家新的支行。武汉分行在整个疫情期间,业务始终没有中断。 渣打银行武汉分行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加大了对社区的投入。我们的员工发起了一个五千万美元的基金,这笔钱会从工资中支出,用来支援一线。 通过非政府组织伙伴,我们已经从五千万美金中调拨了两千万来支持抗疫。余下的资金将用来支持疫情后的恢复,特别是帮助年轻人就业,比如技能培训等。 我们也正在帮助实体经济恢复。 我们的10亿美金中的第一批贷款拨付给了一家中国纸品企业,用于生产个人防护设备,其新工厂月产口罩可达700万只。 我们协助汽车制造商改造产品线,生产口罩和消毒剂等防疫物资。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还支持了一家南方企业提升消毒用品产能,以满足湖北省和南方其他市场的迫切需求。 另外,我们支持了一家中国的小企业生产出口摩洛哥的物资。他们贷款了360万人民币,用于生产200个呼吸机,投放到摩洛哥市场上。同时我们还协助他们管理汇率风险,提供融资服务。 这些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出的一系列举措。 伴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创新,为中国和国际投资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就在几周前,我们第一次使用区块链技术开出人民币计价的信用证。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全球贸易深受挑战的背景下,这笔无纸化的交易意义非凡。 我们还与上海的企业合作,借助金融科技来促进跨国支付。我们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智能支付系统,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跨境业务的支付痛点。 疫情加快银行业转型趋势 仅凭我们目前的创新程度,还无法解决贸易中的一些顽固壁垒。但是我仍想就未来银行的一些发展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享。 在银行业,最成功的公司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咨询和风险管理的公司。 我们看到有很多非银行机构,还有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在尝试提供类似的服务,抢占传统银行的业务。 疫情其实在加快这种趋势。 我们认为,消费者的任何交易都应该在非常高效的平台上完成。我们可以自己开发,或者和其他的机构合作开发这种平台。 在中国,像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这样的平台,给客户创造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交易环境,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合作。 图片来自网络 在企业银行方面,我们也需要继续创新,提供一些基于无纸化的、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 如果这些业务银行做不好,其他的公司就会来替代银行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非常乐意通过和行业内外的伙伴合作,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纯粹的数字化银行,没有任何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有很少的几个机构。过去两年,我们在非洲建立了9个这样的银行。现在,我们也在新加坡、印度、香港做类似的试验。 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意识到这种新的业态非常重要,也认为这会改变银行业的本质。 Q&A 主持人:李斯璇 李斯璇:您认为疫情是否会导致银行业大量裁员?居家办公模式未来会成为新常态吗? 温拓思:我是五年前加入渣打的,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十万员工,数字化转型也才刚刚开始。 到现在,很多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业务实现了自动化。与此同时,我们增加了很多数据科学家、程序员、职业经理人和客户经理人的岗位。 我相信这种趋势仍会继续。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我们在培训和职业技能发展方面投入很大。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每一位员工,在未来新经济环境中寻得合适的机会。 居家办公的方式会部分持续,但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我们现在已经在考虑如何重构工作流程,重新培训员工技能,以及重组办公室结构等。 图片来自网络 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实体办公空间会大幅度缩小。这种趋势对未来银行办公室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银行可能将不再设置固定工位,员工可以共享办公桌、办公空间等。 李斯璇:您提到各国央行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您认为这是否会导致债务危机? 温拓思:我们知道债务增长是巨量的,可能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甚至25%。但这是在极低利率环境下发生的,所以我认为偿债压力是可控的。 对于政府来说,保护公司和个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后疫情阶段,如果不对债务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那么可能会给未来的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李斯璇:近日关于全球化的终结的讨论很多。作为一家全球银行,可以监测到全球经济活动的资本流向。您如何看待未来的趋势? 温拓思: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 我们知道全球化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现在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进全球化,可以带来更大的扶贫成果。 但全球化确实有赢家、有输家。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过去30年的薪资基本没有变化甚至有所减少。 但是全球化的益处是压倒性的。国际贸易也不能停滞,它产生太多的价值。 各国想要调整他们对供应链的控制程度,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也知道在亚洲、非洲,新的供应链和新的全球关系正在迅速建构。这些成功案例重新证明了全球贸易的价值。 我不会担心全球化的倒退,但我认为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未来会大幅调整。 李斯璇:在全球经济方面,美联储希望2021年底让经济复苏,您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温拓思: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美联储认为重归正常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这是基于经济数据和消费行为角度做出的判断。 事实上,疫情对本地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资本重组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度过疫情时期。 图片来自网络 目前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要保持足够警醒。 李斯璇:如何评价欧洲和美国应对疫情的措施?中、美、欧应该如何进一步合作? 温拓思: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事实上市场表现还是可以的。这些措施有效维护了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 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一些国家实行封闭,一些国家鼓励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实时的试验,我们需要看哪种方式有效,需要更多的沟通来分享最佳实践。 中美合作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世界上两个在科技、医学方面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的精诚合作是所有人都期待的,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合作的意图,但也有一些公开的摩擦。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方式,合作应对疫情。 谢谢大家。 ABOUT THE SPEAKER 关于讲者 温拓思 渣打集团行政总裁 温拓思先生于2015年5月加入渣打集团,2015年6月10日加入渣打集团董事会并被任命为集团行政总裁。他常驻伦敦。 温拓思先生拥有卓越的银行业从业经历,曾在摩根大通银行任职26年并担任多个领导岗位,2004年开始任其投资银行部的联席行政总裁,直至2009年卸任。温拓思先生是受邀成为英国政府于2010年设立的“独立银行业委员会”的成员中唯一一位来自业界的银行家,该委员会的宗旨是提升银行业的竞争和财务稳定性。后来,他在英国议会的“银行业标准委员会”担任顾问,也曾受英格兰银行理事会委托,独立审核该行的流动性业务。温拓思先生于2011年创办了对冲基金公司Renshaw Bay并亲自担任总裁兼主席,直至他接受渣打集团的任命。[详情]
原标题:2020年 CDF TALK 的特别之处在哪?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北京时间2020年6月8日晚上八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走上主持台,2020年CDF TALK正式拉开帷幕。 卢迈在为CDF TALK专门搭建的演播厅内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卢迈在开场讲话中指出了今年CDF TALK的特殊背景: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不仅让中国,也能让其他国家受益,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未来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疫情。” 6月8日及此后几天,共有八位来自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跨国企业掌舵人作客CDF TALK。 第一季CDF TALK主持人和嘉宾阵容 与此前直接在舞台与观众们互动的方式不同,今年CDF TALK的大部分演讲,都在“云”上进行。 20分钟时间内,讲者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完整的演讲,并在此后10分钟里,与秘书处邀请的主持人进行互动。 我们将演播室从钓鱼台国宾馆搬到了论坛秘书处,演讲舞台则分布在世界各地。 疫情之下,企业家们有的正在居家办公,有的仍能够到办公室上班,论坛秘书处将疫情期间这种通过网络连接进行的集中、聚焦的演讲形式,命名为CDF TALK’s Week。 部分平台开屏推荐集锦 首季CDF TALK’s Week已在央视频,人民日报中英文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第一财经周刊、澎湃新闻、凤凰网、界面新闻、网易新闻、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上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300万,TALK引发的微博话题总量达到9.2亿。 (图片来自网络) 2020年开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肆虐。 2月3日,武汉正式启用“方舱”,首批患者成功转院。跨国企业江森自控参与了“方舱”医院的建设,为“方舱”提供包括通信设施、安防网络和患者援助警报系统等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改造,在八天内完成任务。 随着疫情在美国暴发,江森自控将武汉的抗疫经验应用到美国纽约长岛“方舱”建设,在十天里打造了一千多张临时床位的“方舱”。 江森自控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在CDF TALK演讲中承认,疫情过后,世界将与从前截然不同,江森自控会竭力在疫情过后,为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复苏提供必要的支持。 武汉的“方舟”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不同经济体处于受疫情影响的不同阶段,不同产业间受疫情影响程度也有区别。拥有Zara,Massimo Dutti,Pull and Bear,Bershka等品牌的零售业巨头爱特思集团,处于受疫情影响的最前线。 但在CDF TALK演讲中,爱特思集团执行主席帕布罗·伊斯拉对公司前景乐观。2020年,爱思特旗下所有产品都将全部实现在线购买。 爱特思旗下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发酵,与病毒长期共存在各界形成广泛共识,疫苗研发受到各国关注。 全球已进入临床试验的十余支疫苗中,来自美国的跨国企业辉瑞制药公司在其中占据不止一个席位。 图片来自网络 在CDF TALK中,辉瑞制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表示,通常新疫苗研发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目前辉瑞正在思考如何在今年10月拿出新冠疫苗,并以此为截止的时间节点,倒推前面需要完成的工作: “这次全球的政府、企业和机构都企图缩短研发时间,因为世界需要在今年秋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实体经济之外,市场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作出反应。 美股历史性三次触发熔断机制,原油期货价格降至负值,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思拓认为,通过扩大债务市场保证公司运营和个人信用安全这一方向是可行可控的。 图片来自网络 但他也在CDF TALK上表示,世界经济重归正常可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如果在后疫情阶段不进行调整,有效重构生产资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话,可能给未来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疫情与其他政治、经济问题交织,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讨论。 图片来自网络 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畅销书《原则》的作者瑞·达利欧在演讲开始即表示,直接谈论目前的形势对他而言很有诱惑力,但他情愿拒绝这样的诱惑,从历史兴衰中寻找解释、解决当下问题的答案。 瑞·达利欧认为,目前世界正显现出三个他从未见过的趋势:人类社会已经走到1945年开始的长期债务周期的末尾;人类社会正面临比较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差异,人们正在失去平等的机会;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主导大国美国的地位。 瑞·达利欧出生于1949年,并在35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在演讲中,他表示荷兰、英国、美国还有中国,所有大国兴衰归根结底都在讲述同一种趋势,同一个故事。 而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则在CDF TALK中表示,他非常希望能够亲自到中国,直接向中国人解释美国目前在发生的事情。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未来十年直至几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因为美国大选而发出的那些激烈政治言辞,并不能代表中美民众对于两国关系的真实想法。 在CDF TALK中,高通、美光等高科技企业也表达了他们对在中国投资、发展的信心。 美光科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在演讲中表示,美光是中国创新生态的重要合作伙伴,公司会持续致力于发展中国业务,为中国客户提供支持,因为他们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在演讲中坦言,高通希望能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高度专注于支持客户及客户的客户,专注于发展5G,而尽可能不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 莫伦科夫说,即使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高通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希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能够继续合作。 “现在,正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先导很重要,高通公司也很高兴这么做。” 技术竞争与合作并存。 图片来自网络 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平台将陆续发出以上八位讲者的演讲视频、文字实录。新一季CDF TALK‘s Week也将择期与大家见面。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论坛都将继续致力于“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通过各种形式,联合全球企业,展示大家的合作精神。[详情]
在民粹主义日益增长要求“脱钩”和“紧缩”的呼声中,我们仍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果这种病毒让我们汲取了什么教训,就应该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是一家,如果我们由于生物制药而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相互关联。 疫情之后也将如此,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但最终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坚定努力,最终就会认识到维持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就不会占上风。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20:00-22:00在线直播。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李斯璇):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会有三位非常棒的嘉宾,有辉瑞制药公司CEO、董事长艾伯乐先生、还有渣打银行的行政总裁温拓思先生、还有江森自控的乔治•奥利弗董事长兼CEO。首先有请艾伯乐董事长发言。 应该说他作为公司的CEO兼董事长第一次对外以这样的身份致辞,我们知道辉瑞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他今天讲的内容肯定跟疫情非常有相关性。 艾伯乐总裁您好。 艾伯乐: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李斯璇):非常高兴您能跟我们联线,我在接下来的20分钟跟您做一下访谈。 艾伯乐: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会议,我在纽约的家中,现在所有人都在家办公。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期间,辉瑞很荣幸,同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服务。很荣幸这次能同医疗领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应对此次新冠肺炎危机。 今天,我会分享我对当前这场疫情的反思,我将围绕“我的2020”这个主题分享。我很自豪也非常谦卑能够跟其他的CEO同行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现在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疫情中我的所见所闻。进入2020年之际是我担任辉瑞CEO的第二个年头。我为我们在2019年取得的出色业绩而感到自豪,并为这些业绩奠定辉瑞未来的基础而倍感振奋。我们重新确立了辉瑞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 在2019年,我们的药物和疫苗已惠及全球5亿多名患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可以说我们用药物改变了5亿个家庭的生活。我们获得了10个新药或新适应症的监管批准,包括首个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ATTR-CM)的药物,这是一种可危及生命的罕见疾病,但这种致命疾病在此前没有任何治疗方案。 7月,我们宣布就普强与迈蓝的合并达成协议,这项交易一旦完成,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专业仿制药公司。 2020年伊始,我也为2019年我们在中国取得的各项进展而感到自豪。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第二大市场,我们的创新产品组合实现了29%的运营增长。我们在推动项目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政府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 随着我们在2019年的转型,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加强,全球自由贸易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化的供应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组织正在失去原有的杠杆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尽管全球经济总体稳健,但依然很脆弱。以上这些是我们进入202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认识。 今年1月初,我们开始获悉中国出现一种神秘肺炎的新闻报道。刚开始,快速的基因组测序让我们备受鼓舞。基因组测序是抗击疫情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在1月20日确认新冠病毒会人传人时,我们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当武汉封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禁闭状态时,我们于2010年在武汉建立的研发中心是我们中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病毒肆虐让我们不仅十分担心武汉的同事们,也加深了对中国其他地区员工的担忧 从那时起,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及其影响。我们都见到了下面这样的景象,空旷的街道,首先是在北京,后来则是米兰和纽约。各大机场的飞机并排停在空荡荡的跑道上,还有无数关门谢客的餐馆和剧院。人们戴着口罩,医护英雄们夜以继日地奋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令人动容的是,患者们勇敢地抗击着这种不受地域、种族和年龄限制的疾病。患者们在不断抗击疫情,也在不断赢得胜利。令人心碎的是,不少患者在战斗中失去了生命,多甚至在孤独中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能和家庭团聚。 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毋庸置疑,不可逆转空旷的街道、各种居家隔离和公共场所的社交距离都留下了引人注目的画面。但我们知道,生活最终会恢复常态。更持久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强调两个方面,我相信我们将会看到持久的变化。 首先,如果我们认真汲取这次疫情的教训,我们将会清楚地听到这样的呼声,必须增加对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体系的全球投资。过去的疫情比如SARS、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其实早就敲响了警钟,但没有引起持续的关注和推动这一领域发展所需变革的长期承诺。不过我相信当前这场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必将有助于推动重大的变革。 对公共医疗的投资需要从地方一级开始即在疾病防控、疾病检测和快速有效响应方面建立资源充足的体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各级增加投资,如果这适用于公共卫生,那么也适用于医疗保健体系让患者得到治疗和护理。这次疫情向我们呈现了,医疗系统投资不足的灾难性后果。 我相信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并理解对医疗健康的投资意味着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投资。 第二,随着对医疗卫生投资的增加,我相信对科学的信任和重视将通过这次疫情得到增强。我们希望通过研发抗病毒药物帮助受感染的患者抵御新冠疫情并研制新的疫苗,以预防感染并遏制新冠疫情的进一步传播,科学将拯救生命。我们的全球社区将见证科学带来的切实可行且拯救生命的非凡成果。 这需要长期的承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耐心,前进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在这场对抗狡猾而难缠敌人的最终战疫中,我相信科学必胜。 为确保科学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最终取得胜利,我们正在加快同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承诺,以应对当前这场疫情。 例如,我们知道研发环节需要空前紧密的协同合作。今年3月,辉瑞公布了“五项承诺”计划,呼吁整个生物制药行业通过空前的协同合作共同抗击COVID-19。这项计划是我们与世界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的更广泛承诺的组成部分。 我可以自豪而乐观地说我们正在多条战线上取得进展。最近在德国和美国同时开展了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的BNT162疫苗项目的1/2期临床试验首批受试者接种了疫苗。这项试验是辉瑞与合作伙伴BioNTech共同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BioNTech与复星医药已在中国就BNT162疫苗计划的临床研发和疫苗商业化展开合作。鉴于对疫苗需求的紧迫性。我们已开始进行风险投资积极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和分销基础设施。如果临床试验成功,候选疫苗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我们相信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供应数百万剂的疫苗,然后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到2021年生产数亿剂疫苗。 除了这种疫苗,辉瑞还在研究一种潜在的抗病毒治疗药物,这种药物来自我们内部的化合物库,我们选择了一种导引化合物做进一步的试验,在临床前期的筛选中已呈现为新冠病毒3C样蛋白酶的非常有效的抑制剂,对新冠病毒的抗病毒活性也得到了证实。 我们都知道除了我在这里概述的这两种变化之外,新冠疫情还将带来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变化。但对我们制药行业和全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增加对医疗健康的投资和提高对科学的信任更有意义了。尽管我们预期在后疫情时代会发生各种变化,但也有一些较为稳定的方面。 让我重点讲讲其中的一个方面,在民粹主义日益增长要求“脱钩”和“紧缩”的呼声中,我们仍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果这种病毒让我们汲取了什么教训,就应该是告诉我们:全世界是一家,如果我们由于生物制药而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通过贸易和商业的方式相互关联。 疫情之后也将如此,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但最终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坚定努力,最终就会认识到维持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影响全球贸易的企图就不会占上风。我们这个世界的联系太紧密了,在当下根本不可能逆转,鉴于这些现实一方面是稳定的要素,另一方面则是预期的变化。 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辉瑞将优先考虑哪些方面?对我们来说,这又回到我们公司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这是我们在疫情之前确定的。随着疫情的变化,这仍然是辉瑞的目标,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仍将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正在努力战胜这种病毒的时候,我来谈谈这对辉瑞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些现实只会加强我们的承诺,即以前所未有的更快速度,向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我们的药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热情支持中国发展可靠、可预测、基于实证的监管体系。我们支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自2015年以来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以及其向全球政策和标准迈进的决定性举措。 就在5年前,中国监管审批的实践与成熟市场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长串不同之处。如今差异已大幅缩小,我们希望加深与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尚存分歧领域的对话,我们期待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探索,将中国纳入全球创新疫苗研发进程的途径,使中国人民更容易参与跨国公司发起的全球性临床试验。 今年春天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取消进口疫苗在境外获得上市批准才能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要求。据我们了解,该办法将会自7月1日起正式执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积极进展。 当前的全球疫情使人们注意到进行这种变革的必要性。同样我们希望有机会同中国科技部合作澄清并简化遗传资源的管理和运输程序,并在这一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开放官方渠道,以便双方开展有效的交流。 在各个领域,行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都可以产生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加快人们获得疫苗和药物的速度。 其次,无论在当前危机期间还是危机结束后,改善患者的获取途径仍将是我们的优先选择,科学上的突破创新是我们研发工作的命脉。但只有患者能够获得这些突破创新,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持续的创新依赖于一个可持续的药物定价系统并确保患者能够获得药物。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患者能否负担药物。中国最近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承诺对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并会更多地基于循证流程来评估药物的报销资格。 中国国务院最近承诺到2030年建立一个健全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我们同样深受鼓舞。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药品定价和支付体系,我们建议在患者的支付能力和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取得平衡。辉瑞随时准备支持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相关工作。 最后,在当前的环境中,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仍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于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表示欢迎。我们也很受鼓舞,对于中国政府承诺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环节,包括注册数据保护、专利链接和专利保护期限的补偿等。 我们知道中国的制药创新者也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创新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也随着这些政策的实行,加强专利的保护对于中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这样,制药创新者就会知道他们在突破性治疗上面的投资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辉瑞随时准备支持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工作。 2020年在许多方面已成为我们所有人认真反思的一年,我们正在亲眼见证令人震撼的全球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持续影响几代人。辉瑞将携手制药行业努力研发药物和疫苗,以遏制这次疫情造成进一步的损失。这些损失之大,任何人都无法承受。我们始终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患者带来改变其生活的突破创新。我们同样致力于同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在当前和危机结束之后,确保以及时、可负担的方式让这些突破创新真正造福于我们的患者。 谢谢大家 李斯璇:非常感谢您的真知灼见,也非常感谢您对科学获胜所需要的信心。我认为,事实上,2020年是充满反思的一年,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来更深入地探讨你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 您提到贵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一个在武汉,现在武汉的研发中心恢复正常工作了吗?它处在中国的疫情暴发中心,能够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呢? 艾伯乐:谢谢您提到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在武汉有着非常重要的研发实验室,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在中国还有其他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个在上海。武汉和上海的两个中心都非常重要,都是辉瑞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整个网络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本地的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上海,还有武汉。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去招募新的患者来做临床研究,因此,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参与项目的患者身上,他们需要被重点关注,也能让我们的临床医生们继续实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招募新患者了。两个研发中心都有招募。 主持人(李斯璇):贵公司招募了很多患者尤其是在武汉,因为武汉是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那么研发中心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艾伯乐:我们现在招募的患者不光是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还有很多其他疾病的患者,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发的各个层面都有进展,这对新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发项目也获得了进展,因为我们又很多不同的药品研发项目。 主持人(李斯璇):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辉瑞在BNT162疫苗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个项目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很多国家很多公司都在与时间赛跑,去研发疫苗。据美国的福奇博士预计要大概12—18个月才能研发出疫苗,那您的预计的多久?对于贵公司的疫苗,或者任何一种疫苗来说。 艾伯乐:我认为12—18个月,这是我们自己的估计。通常疫苗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发出来,所以我们试图去缩减研发的时间,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试验终点出发,因为世界需要在今年秋天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而且很可能和流感同时暴发,所以要从试验终点出发,思考怎样在10月份拿出一个疫苗,然后把这个日期作为截止日期倒推。当然这个项目有很多的风险,要多个项目同时进行,而不是单独按顺序研发。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只要有了效果好的产品我们就开始生产,即使不知道产品最终能否解决问题。我们也在测试不同的疫苗,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择优,而不是一开始就只研发一种,然后再试验,不行再研发下一种。 主持人(李斯璇):有特别值得期待的疫苗吗? 艾伯乐: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的有希望,临床前数据也非常乐观,现在已经在做人体测试了,我们在实时的监控数据,要确实保证疫苗是安全的,对人是无害的,然后再往更高的目标上靠,因为疫苗采用的剂量非常重要,所以一切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谈到科学,光有期待是不够的,要看数据,我相信科学,但是只有数据能最终证实一个疫苗是否成功。 主持人(李斯璇):您讲到信任的重要性,要在公共卫生方面加大投入,也表达了您的乐观态度。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但似乎不信任、谣言,互相指责,甚至是阴谋论,比如关于病毒起源的阴谋论,都在喧嚣尘上,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您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艾伯乐:我认为我们需要专注于抗击病毒。在辉瑞,我们有两个目标,消灭病毒并与时间赛跑,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 我们需要参与其中抗击并赢得这场战疫,越快越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全球化是非常棒的。我也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但是这个过程中有赢家、有输家,同时对财富的分配也有巨大的影响,导致现在不均等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卫生领域,也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觉得需要对它进行解决,尤其讲到卫生领域,我觉得它更重要。在二十一世纪,如果人们还没办法拿到救命的药,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保险,或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保险,我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去加以应对,我很乐观未来将会有这样一些措施得到实施。 主持人(李斯璇):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公共卫生系统才算理想,能够真正推动形成包容可持续的医疗体系? 艾伯乐:我觉得每个国家需要找到自己的模式,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但是依然可以从其他国家借鉴,比如我们讲到中国的情况,我觉得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非常积极的。第一,你需要考虑纳入到医疗体系里面,这个药物带来的价值。同时,还有保险计划发挥的作用,我认为综合这些措施,情况就会大幅改善,美国又是很不同的系统,每个国家都需要重视创新并鼓励创新,才能够有更多的新药物问世,同时也能找到办法让所有公民都能获得药物。 主持人(李斯璇):讲到中国,您觉得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融入全球发展进程,加入整个药物和疫苗的创新过程中呢? 艾伯乐:我关注中国多年,过去三四年里,中国生物技术的生态系统的发展,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目前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来提高整个中国生物技术的创新生态,就是建立市场,当科学家们明白,一旦他们有所发现,他们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会得到有力保护,当他们向监管机构来做申报的时候,这些数据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保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投资能在中国体系中取得相应回报,我觉得这些科学家定会获得投资者的大力支持,市场也得以发展壮大。这在美国也一样。美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的中心,原来是英国,但是过去20年基本上所有重心都转到了美国,这就是因为美国有巨大市场,而英国没有。 主持人(李斯璇):我们需要市场,我们需要投资,也需要对科学的信赖,非常有帮助 谢谢艾伯乐先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对于2020年您的反思!谢谢![详情]
Li Sixuan:你认为在美国负利率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你认为是合理的吗? Bill Winters:我认为是可能的,尽管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议,其它国家央行也出现此类情况。根据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我觉得是可能的。但实际上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可能还不用现在就考虑负利率的问题吧。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在线直播。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LI Sixuan: 今天论坛的下一位发言嘉宾,是来自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先生。 非常高兴邀请到您,接下来的20分钟就交给您了。 Bill Winters: 再次感谢邀请,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跟大家线上见面非同寻常。这是我第一次以线上形式参与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来一直没有缺席我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待着明年继续参加线下论坛。 渣打已经在中国市场无间断运营了160年之多,从未离开这个市场,目前在国内30多个城市有分支机构。渣打在国内开展零售和对公业务,重点是利用全球网络把国际资本引进国内,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协调客户开展国际贸易、汇率风险管理以及一带一路市场相关的业务开展。 中国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渣打集团的战略重心,未来也是。 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有几点观察。 我非常钦佩艾伯乐博士以及他带领的辉瑞公司在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众所公认,我们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看到人们的苦难,他们经历的痛苦,包括我们的客户,有些人甚至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目前所处伦敦,已经封城8周之多。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在个体层面、公司层面都有对疫情的感触,在社区层面也是如此。最令我感同身受的是社区精神,不仅在英国我看到了在我中国的同事们身上更能感受到这股精神的鼓舞和振奋。成千上万的同事们不畏艰难,高度凝聚在一起,继续服务我们的客户。 在中国,我们工作陆续恢复,分行已经全开开业。目前差不多90%的同事已经回到办公室,相比之前疫情初期,接近100%的同事都是在家办公。 各地不同的抗疫反应,在全球同样也得到了同等的重视和推动。这一点上,相信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首先看到中国政府在抗疫方面的快速和积极应对措施行之有效。我认为我们应该认可中国政府及监管机构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了经济尽可能正常运营,同时,又能保证整个国家度过最艰难的疫情高发期,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尽量保障了人们的安全,我认为这些方面非常成功。 这对我们如何控制好疫情的爆发、以及未来的疫情反弹、如何有效复工复产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我们会继续关注着中国取得更多的成功,以及在抗疫方面留下的先行经验。 和大部分公司和机构一样,我认为银行的重心在于我们同事、客户和社区。从疫情初期,银行第一位的重心就放在同事们的安全和健康上面。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地宣布在疫情期间不会裁员。 我们会继续不断地在转型,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一大串要进行推进地转型事项,疫情后会毫不迟疑地继续推进下去。 枚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特殊时期我们在服务客户方面的卓越事迹。 首先,我们特别安排10亿美金支持抗击疫情的公司客户,他们大多数分布在亚洲、中东、非洲,同时也有的来自欧美市场。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承诺出资10亿美金,以及其优惠的利率来支持这些公司。稍后我会介绍一下这笔资金在中国和中国意外市场的使用。 我们同时也参与了许多政府发起的抗疫行动中。中国疫情发生后,就推出贷款延迟和减息的一系列支持措施,渣打已经积极探索参与其中。 此外,银行会继续专注于拓展新方式、新渠道服务客户,所以我们在武汉开设了一家新的支行。值得一提的时武汉分行在整个疫情期间业务一直没有中断。事实上,武汉的业务非常好,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能够继续协助很多当地的客户安排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其次是我们的社区,像很多其它公司一样,我们一直积极加强对社区的投入。我们员工发起了一个五千万美元的基金。这笔钱会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用来给一线的支援。 我们通过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调拨了五千万美金中的两千万来支持抗疫。余下部分会重点关注疫情的恢复,尤其是让年轻人回到工作岗位,还有对他们进行技能的再培训等等。 我再举几个例子,介绍我们在帮助实体经济恢复方面的一些举措。 用于支持抗击疫情企业的10亿美金中的第一批贷款是用来帮助维达集团,一家中国的生产家庭用纸的公司,银行第一批2300万美金的贷款支持这家集团生产PPE,来满足中国和其它市场的急需。 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月产口罩可达700万只。我们知道PPE的紧缺和重要。所以我们不遗余力地支持维达集团,也非常荣幸以优惠的贷款利率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还支持其它类似的抗疫企业,比如我们协助一家汽车生产厂商转型,把他们的生产线转而生产口罩和消毒剂等。 我们也支持了一个南方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有非常强大的政府需求,他们急需流动资本来增加消毒产品的产能,这些消毒产品覆盖湖北省和南方其它省市。 另外我们支持了一家中国的小公司生产产品出口摩洛哥,这是北京的一家非常小的公司。他们获得360万人民币的贷款,使得他们可以生产200个呼吸机投放到摩洛哥市场上。同时我们协助他们管理汇率风险,提供融资协助服务。 这是我们日常服务客户的一些例子。我们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这让同事们每天非常满意来工作,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办公,他们觉得银行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刚才辉瑞说的一样,我们也在参与抗疫的行动。我们能否完成这些得益于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 我们在中国市场深耕很多年,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市场的开放,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我们的职责就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中国和国际的投资者提供解决方案。 就在几周前,我们刚刚宣布完成了第一笔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的人民币计价的信用证交易。这边力拓和宝钢之间交易通过Contour系统,一个渣打银行参与创立的开放的贸易融资平台。这是第一笔铁矿石行业的无纸化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在远程办公的今天,特别是全球贸易链深受挑战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意义,让操作过程更加直接简捷的解决方案是未来的一个主要业务机遇。 我们也借助金融科技完成了与位于上海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寻汇(Sunrate)的合作。我们共同推出了新的外汇交易平台解决方案,完成了对跨境贸易支付手段的创新。我们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并推出一站式的智能支付平台解决方案。在线平台帮助企业有效解决跨境业务的支付痛点。 此外,我们目前创新程度还无法解决贸易中的一些先天壁垒,但是我想就未来银行的一些发展趋势做一些简要的分享。 首先,银行业最成功的公司都是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卓越服务的公司,而且要非常的高效。 我们看到有很多非银行机构,还有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也在提供这样类似的服务,从某种程度上它们削弱了银行的一部分职能。 新冠疫情其实在加速这些趋势,我们认为消费者任何的交易都应该在非常高效的平台上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开发,或者和其他的机构合作开发这个平台。 在中国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不过,比如说像腾讯、京东、阿里巴巴的平台,他们给客户创造了一种非常方便的交易环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他们合作。 同时在服务企业客户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继续的创新,提供一些基于无纸化的,还有区块链的这种解决方案,如果银行做不好的话,那其他的公司就会崛起来开拓这方面的业务。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和行业内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合作来提供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新的类型的银行,纯粹的数字银行,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支机构,或者只有很少的几个机构。 我们在过去两年在非洲建立了9个这样的银行,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印度、香港也在做类似的实验,我们认为这会改变银行业的本质,尤其是在这次的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这种新的业态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言,期待大家问题。 ---------------------------------------------------------------- Li Sixuan: 非常感谢您刚才分享的观点。 我想渣打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在亚洲有非常强大的业务网络,大概83%的利润都是来自亚洲,所以其实你们是先行经历了第一波的新冠疫情。 从这次的疫情当中您觉得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呢? Bill Winters: 和其它公司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运营方面的经验。 有人称我们完全在家办公,但是没有耽误一旦客户交易,没有错过一次和客户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从运营层面讲,客观的讲做到这样,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尽管技术层面毫无问题,但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信心十足,但是我们做到了。 很多同事都经过非典,所获经验对这次的情况大有裨益。 我们在中东地区分布广泛。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是另一种情形。 中国政府发出警报,我的亚洲的同事马上进入了危机状态。那让我们避免了更多的损失。然后我们在各分支机构迅速推出各项应对措施,由此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们这次也了解到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在家办公。客户仍旧可以在家活跃地管理他们的存款账户,不管是公司客户还是私人客户。 这次危机会导致我们业务瘫痪的观点其实在实际情况中并不存在。我们仍旧和客户开展有效互动,监管不是面对面的。 这是事件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巨大的负面影响,事件给本地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环性的影响。 我们也了解到在政府层面同样有巨大的提振应对计划,来维护商业的正常运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我认为这些举措在不同市场上都有特别的吸引力,包括像我们非洲国家等一些市场可能不够富裕。没有像中国、美国和英国那样的财政基础来支撑这些大的刺激计划。 抛开这些,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企业客户及个人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了解到如何度过这段时期,哪些客户需要协助和扶持帮助他们回到健康运营,哪些需要引导他们开展不同形式的风险防御,还有一些客户业务可能难以为继,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吸取。 Li Sixuan: 你认为在家办公模式未来会成为新常态吗,特别像银行业这样高度数据化的行业? Bill Winters: 是的。但我不认为会是100%。 我们已经经历过工作重组,如何重新培训员工技能,重组办公室结构等。预期不久的将来我们实体办公空间会大幅度削减,吸收疫情时期积累起来的在家公办经验,并不断强化科技支撑。 我认为不久将来很多人会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还会有很多人一段时间在家办公。 对未来银行办公室的影响就是,未来可能不设置规定的办公位置,员工可以共享办公桌、办公空间等。 Li Sixuan: 我知道很多大型公司,他们宣布疫情期间不裁员,但是否数字化转型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式? 或者你认为未来不可避免行业内的大规模裁员和休假安排? Bill Winters: 或许是的。 我五年前加入渣打银行。加入时我们有10万左右员工,那时数字化银行转型方面才刚刚开始,我们大幅度的推动业务数字化进程,自2015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替换了一部分手工操作程序。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员工。有什么样变化呢? 我们削减了很多文职和分行层面的岗位。同时,我们增加了很多数据科学家、程序员、不断积累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和客户经理人的岗位。我相信这趋势会在银行业继续推进。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受影响的员工进行技能再培训。 这样这些员工可以培养新的技能在未来发挥作用。我们是否给他们足够机会来在银行培养这些技能,继续职业生涯的拓展呢? 所以,我们在培训和职业技能发展方面投入巨大。这一趋势会继续。 我希望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一位员工。现实情况中,不是每一位员工都想重新职业规划或者选择工作地。 但我们的目标就是给每一位员工在未来新经济环境中寻得合适机会,不仅仅局限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 Li Sixuan: 另一方面,你提到不同央行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你是否担心现在的财政赤字未来可持续呢,甚至这会导致债务危机呢? Bill Winters: 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债务的巨量增长,譬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甚至25%,是发生在一个低利息环境里的。 所以他们需要从第一天起就承受更大的债务承受能力,譬如再买你对全球金融危机或者类似情况下。我认为是可控的。 我认为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明智选择,他们通过扩大债务市场来保证了公司运营和个人信用的安全度。我认为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我们后疫情阶段不进行调整,提高经济效率的化,可能会未来经济问题埋下伏笔。 Li Sixuan: 还有人说这个世界完全是上下颠倒了,油价第一次出现了负值。而且在历史上我们可能会见证美国出现负利率的情况。 这对全球银行业或债券投资者对于银行业来说如果是负利率的话,对于债券投资者是什么样的影响? Bill Winters: 我们已经做几次负利率的尝试,效果已经不大,是否是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待考虑。 我们也经历过几次不同形式的量化宽松,同样也做过对经济副作用的模拟效果评估,特别指出的是负利率对银行系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我已经接受这种看法,也就是各国央行穷尽所能来挽救市场。 财政部和政府部门推出各项措施来减少疫情封锁带来的短期影响,随后,相信财政政策会继续支持经济重整阶段。 我认为这些政策组合会发挥作用,特别是艾博士和他的团队研发出疫苗或者治疗方案,让我们能够回到正常工作中。 Li Sixuan: 你认为在美国负利率是可能的吗,或者说你认为是合理的吗? Bill Winters: 我认为是可能的,尽管现在有非常多的争议,其它国家央行也出现此类情况。 根据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我觉得是可能的。 但实际上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很多,可能还不用现在就考虑负利率的问题吧。 Li Sixuan: 你能否解释一下,大家如果不理解这种机制的话,特别是实际影响,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对于债券持有人来说负利率意味着什么? Bill Winters: 负利率的影响? 譬如一些市场上债券价格是100,然后涨到101、102,那你付了溢价之后,那你又可以把他拉回到100。 实际上你亏损了债券的票息,类似你要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你反倒要出钱给银行。 Li Sixuan: 感谢和我们分享债券的这个常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经济学人》发表了一个社论名为《和全球化再见 – 自给自足的危险诱惑》的文章,作为一家全球银行,可以监测到全球经济活动的资本流向,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或者说你如何来辩论这一观点? Bill Winters: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对在关注中国市场的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全球化并没有走到尽头。我们要时不时提醒自己全球化,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如果全球化在正轨上,还会有亿万人民在贫困线摆脱贫困。 全球化导致一些利益相关方逐步落下,我们知道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在过去30年的薪资一直保持持平,甚至在一些情况减少了。 我们能看到全球化的两面。但是全球化受益是主要的,国际贸易不能停滞。这其中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不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大部分的其它发达国家或者大部分亚洲地区国家。 一些国家在重建对供应链,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我坚信一些国家会非常敏锐地保持他们生产医护设备、疫苗、诊断、治疗产品的能力,不愿意在国防和技术研发方面落后于其它国家。 供应链一些情况下已经开始了重现建构,因为成本架构发生了改变和转移,同时也会考虑政治和安全因素,部分因为是受到疫情影响做出的调整。 但是我们知道新的供应链和新的全球关系正在迅速建构。 我看到了亚洲地区供应链的重新建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家,在南亚,然后非洲也快速赶上。 除了担心日常的贸易冲突所带来的全球化的倒退,我们同样看到了很多重新确认全球贸易价值的成功案例。 Li Sixuan: 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关掉,然后移到本土,您觉得不可能发生是吗? Bill Winters: 在很多情况下也许会,但是同时我们会在一些地区重启跨境供应链。 我不会担心全球化的倒退,我觉得全球化的形式和结构未来会大幅调整,在后疫情时代,即便没有疫情,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中了。 Li Sixuan: 在全球经济方面,我们知道美联储预计说希望2021年底让经济复苏,目前拉美国家正在疫情的高点,您对这些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前景怎么看? Bill Winters: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美联储认为重归正常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是基于经济数据和消费行为角度来做出的判断。 事实上本地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巨大破环,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会有效改革资本机构,中小企业需要重新在实体到财务状况恢复,他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他们。资金进入比较慢,而且还有面对第二波 第三波疫情冲击的不同程度的担忧。 所以目前我们还在激流中。 作为地球的一员居民,作为一名银行家,还有政府都应该保持足够警醒来度过这一段时间。 Li Sixuan: 好的,我们有观众提出问题,欧洲和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您怎么点评?同时中美欧怎么开展合作? Bill Winters: 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 事实上,市场表现还是可以的。我们可能多少对股市表现有所失望,但是市场情况整体还行。 央行推出的这些措施有效维护了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定。 Li Sixuan: 但那是否意味着资金流向了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呢? Bill Winters: 没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股权市场上确实有巨大的恢复,这都是货币政策刺激带来的效果。 但是股权市场风险定价,在市场失灵是无效的。当风险大幅降下来以后,我们才会有部分的恢复。所以不只是资金流入的问题,市场信心很重要。 财政方面的应对措施在发达国家也非常巨大。发展中国可能会调拨GDP的10%到15%来应对疫情。其它一些国家因财政紧缺没有能力安排大规模财政支持,仅能调拨GDP的1%, 2%, 3%或者4%。所以这些国家也会损失多一些,相对来讲。 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同,一些国家在封闭,一些国家在鼓励保持社交距离。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实验,我们需要观望哪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来分享最佳实践。 你提到了中美合作的问题,两国合作是所有人喜闻乐见的。 世界上两个在科技、医学方面拥有最强实力的国家精诚合作是所有人期待的,特别是应对目前这一项真正的全球难题---新冠疫情。 刚才讲到疫情是没有国境的,我们看到了一些合作的因素,也确实看到有一些公开的冲突和摩擦,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益,我们需要通过合作应对疫情。 Li Sixuan: 这也是我们CDF TALK的目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恢复大家的理性,不断探索真知和事实。 最后感谢温拓思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信息,包括了经济、数字化银行转型、全球化等等,非常感谢! Bill Winters: 非常荣幸参加这次活动,谢谢。 Li Sixuan: 谢谢。 主持人(李斯璇): 现在正是线上见面的机会。温斯特先生您在吗? 温拓思: 我一直在仔细听,我们的业务虽然不同, 但是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 江森自控做控制系统和智慧建筑,我们做金融,经营国际机构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以及任何时刻都非常相似,我总是可以从江森自控这样优秀企业的CEO身上学到很多。 主持人(李斯璇): 我看新闻读到,UBS等顶级银行正在考虑从昂贵的大楼里搬出去,搬到郊区。 因为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远程办公,温拓思先生您有这样的打算吗? 温拓思: 具体的还没有。但我认为未来办公室将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能更多是一个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这样合作空间就会非常特殊,但不一定会更便宜,还可能更昂贵,因为在这些地方需要有合适的工具促进合作。 但对空间的总体需求涨幅可能会下降,因为人们可以在非传统环境中工作,包括家中。 主持人(李斯璇): 温拓思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因为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收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公共卫生系统受损,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也有损失。人们担心接下来几年会有粮食危机。 您的观点是什么? 温拓思: 你提到的问题我都很担心。我知道有一些不太乐观的估计。 在新兴市场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也看到这些地区的重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西方低。 也有相关的解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可能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更年轻,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 在医疗层面来看新兴市场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是恐怕经济影响将会极大地影响新兴市场。 我之前也提到了,新兴市场的政府缺乏财政和货币刺激和支持计划,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也不足。 援助已经在进行中,但是远远不够。因此会有严重的经济影响。 这些地区终将会恢复,这些市场韧性强,经历过财政、货币、政治、军事、安全和气候危机,都能快速从中恢复。 我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亚洲、南亚等我们有业务的市场会恢复过来, 但是现在正处于困难之中。 主持人(李斯璇): 今天,所有的演讲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深化合作的乐观态度。 我想知道,对于2020年及更长远的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乔治·奥利弗: 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最终能够在基础设施内部隔离病毒,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推动疫苗快速上市,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真正地恢复正常。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快速调动员工的热情,需要重新界定工作职责,需要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改变工作模式,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所有这些努力又为我们开创了更多可能,为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不光是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有未来我们可以为客户做什么。 我个人认为,虽然过去几个月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是这些困难也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与合作理念,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利用学到的经验,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模式,为新的世界开创更多可能。 我们将迎来数字化连接的世界,届时,数据将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数据获得的洞察也将持续促进业务优化,在提升工作速率和效率的同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以,对于江森自控来说,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周内遇到挑战,但是我们将从此刻开始利用所学的经验改变未来,而技术和创新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核心作用。 主持人(李斯璇): 本次的谈话硕果累累,但时间不早了,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语。 我们从2020年的疫情当中明白,说到底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对话,需要科学。 全球化未来也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能够更富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使所有人受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谢谢各位发言嘉宾,也感谢所有的观众。 祝大家身体健康![详情]
主持人(李斯璇):援建武汉方舱医院和美国临时医院这两个项目有何不同? 乔治·奥利弗: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从2月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奋战在一线,这场疫情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所以我们可以把学到的经验分享到其他市场。 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政府机构和客户间的合作,不仅是在欧洲和中东市场,而且还有美国。我们快速响应全球各业务运营地的需求,组建专业团队,修建新的隔离病区,并对既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便能够收治更多患者。 我们不仅拥有优质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拥有深厚的专业技能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他们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作为江森自控首席执行官,我为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高度复杂的医院改造任务、即时响应客户及医疗行业服务需求而感到自豪。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在线直播。江森自控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Li Sixuan: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乔治·奥利弗先生,他是江森自控的董事长和CEO,公司有135年的历史,主要是对楼宇和智能环境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接下来的20分钟交给您。 乔治·奥利弗:卢秘书长、艾伯乐先生、温拓思先生,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我在威斯康星州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线上的CDF TALK,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我也期待能够很快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我是乔治·奥利弗,江森自控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今天我将围绕2020年这一主题展开介绍。2020年必将成为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年,相信大家都认同这一点。 2020年也是江森自控成立135周年。在爱迪生、贝尔、戴姆勒、特斯拉、爱立信缔造的时代,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人类缔造了很多“第一”:电灯、内燃机、X光、水电站等。 1885年,公司创始人沃伦 ? 江森(Warren Johnson)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恒温器。135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以实时、即时的方式与身处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进行线上通信。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创新的力量和技术的进步实现的,这也是推动江森自控不断前行的理念。 曾经无数次有人问我公司的业务优势何在,其实答案很简单——创新。创新是我们在过去取得成功的基石,也是我们在未来前行的驱动力量。 135年后的今天,江森自控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建筑领域的领导者,拥有一系列广泛的智慧建筑科技和解决方案。在深厚专业技能的推动下,我们的设计方案已经被应用于全球90%的标志性建筑,例如上海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大厦、迪拜哈利法塔等。 再回到今天的主题,谈到2020年,战“疫”应该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全球仍有许多国家正在严格实行社交隔离等政策。这场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影响。 感谢奋战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们,他们勇敢无畏、坚忍不拔,再多的言语也无法形容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 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也看到,我们的员工以其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始终坚守工作岗位,服务于客户和社区。我为拥有这样一支卓越的员工队伍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也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则感动人心的故事。 今年2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在武汉市建设方舱医院,以便收治更多的患者,江森自控即刻响应号召,与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合作开展设施改造工作。江森自控中国区团队加班加点,为医院可容纳900张床位的区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改造服务,包括通信设施、安防网络和患者援助警报系统等,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任务。 我们称他们是这场抗疫战争中最勇敢的“逆行者”,而他们则微笑地表示自己只是普通人,不过是响应国家号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我为团队在武汉战“疫”的关键时刻做出的贡献感到无比的自豪。 江森自控中国区团队驰援武汉的努力也激励了我们其他地区的员工。比如在美国纽约长岛,我们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合作,为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提供了上千张床位,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前也已经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但是始终无法满足床位需求。 我们利用此前在武汉的抗疫经验,针对当地的特殊形势提供了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并派出一支经验丰富的本地专家团队,在短短十天时间里成功打造了一千多张临时床位。 放眼未来,我想我们都能认同的是疫情过后的世界将与从前截然不同,人们会更加渴望在安全、可靠、可持续的环境中生活、工作、旅行。 今天的我们正在构建未来。我们也相信自己能够在疫情过后,为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复苏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与政府机构和广大客户竭诚合作,打造智能、安全的医院、机场、数据中心、交通网络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让人们能够安心、放心地使用,尤其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江森自控就已在医疗行业实践我们的坚定承诺——通过创新科技改善患者健康,支持医生治愈疾病。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医护人员给患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提升设施智能化水平,营造更加安全的医疗环境,实现卓越、高效运营。这场疫情使医疗系统的营运能力濒临极限,要想安然度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医院必须提供运行效率和扩展能力。 在打造具有应变能力、具有韧性的医院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人员赋能、流程、技术和空间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是江森自控智慧医院解决方案领域的一个杰出案例,通过BWSI(建筑侧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将业务、IT、医疗设施管理系统高效集成在一起,使医护人员能够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关照。 经过系统优化,医院的通信流程得到简化,成本降低,患者和医生的满意度也得到大幅提升。 疫情过后,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将迎来怎样的新常态?在思考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社交隔离时代的差旅和出行问题。 在江森自控,我们希望能够让人们的中转和旅行变得更加高效、安全。我们正在助力机场打造更加畅通的旅客体验,创造新的营收来源,打造智能化安全流程,推动实现数字化转型,我们希望助力机场达成使命——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为旅客提供更加高效的中转服务。 借助先进科技与创新成果,我们将推动关键环节,从而帮助世界恢复如常。 江森自控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中国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1916年,江森自控在当时的北平安装了第一款温控器,我们与中国市场的渊源由此拉开帷幕。 迎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我们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业务网络,并于2017年将公司亚太区总部迁至上海。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上海作为中国和亚太区的总部。 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8家制造工厂、9000名员工、3座研发中心和40多个办事处。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领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同时中国也是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领域的领导者、孵化者和驱动者。 作为领导者,中国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开创了众多业务发展机遇和应用场景,带动了市场对于先进、新兴与颠覆性智能建筑科技的需求。 作为孵化者,中国一直在加大对研发、基础设施、制造业、人才培育的投入,同时积极出台各项扶持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理想的技术孵化地。 作为驱动者,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得到了众多相关扶持政策的支持。中国政府承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持续完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目前,上海等城市已经宣布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计划。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有力地促进国内企业与江森自控等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为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和智慧基础设施添砖加瓦。 近期,中国政府宣布将在至少七个领域加快新基建进度,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超高压输电线、高铁、地铁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领域。 我们已经与中国客户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见证了中国从过去的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建领域向如今全面借助数字化技术参与基建项目的转变。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中国的新基建项目。具体来说,高效具有韧性的数据中心是新基建计划的重要基础,我们的整体解决方案将助力打造安全、高效、快速响应型的数据中心,尤其是对有着关键作用的环境。 2020年也是新十年的开始,我也想简单地谈一谈江森自控非常关注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有着坚定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我们也始终致力于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展业务。我们也承诺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我们的技术能够助力打造可持续的基建项目,尤其是在气侯变化影响的当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可。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后疫情阶段经济复苏不光需要政府的努力,还需要企业和个人的贡献。江森自控拥有135年的创新传承、8700项专利和400万家全球客户,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企业一起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更智慧、更可持续的未来。 最后,非常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够与大家进行更多深入交流和建设性的对话,谢谢! 主持人(李斯璇):谢谢乔治·奥利弗先生分享您的观点,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贵公司的业务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可能很多观众对于江森自控不是很熟悉,但其实人们常常能够接触到江森自控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说暖通空调设备、安防设备、智能解决方案、智慧医院等,只是说这些产品和服务通常并不可见。 刚刚您谈到了在美国和武汉援建方舱医院的故事,期间说到其他竞争对手不能像贵公司那样快速提供产品和服务。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说明一下江森自控都创造了哪些额外价值? 乔治·奥利弗:我们的技术和服务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环境,并为从事关键业务的人员和医护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在武汉方舱医院,我们安装了各种通信设施及安全系统,包括对于重症患者来说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护士呼叫系统等。 基于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强大的系统集成及工程服务能力,我们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成功完成所有工作任务,为医院可容纳900张床位的区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改造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还为上海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安装了全套视频会议设备,打通医院指挥中心与ICU病房发热门诊之间的联系,使指挥中心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针对现场需求做出即时响应。 在发热患者大幅增加时,我们的这套系统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管理隔离病区,切实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 此外,这套系统还支持线上问诊,为医护人员提供远程咨询服务,帮助缓解现场问诊压力。 主持人(李斯璇):援建武汉方舱医院和美国临时医院这两个项目有何不同? 乔治·奥利弗: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从2月初开始,我们就一直奋战在一线,这场疫情不仅影响到中国,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所以我们可以把学到的经验分享到其他市场。 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与政府机构和客户间的合作,不仅是在欧洲和中东市场,而且还有美国。我们快速响应全球各业务运营地的需求,组建专业团队,修建新的隔离病区,并对既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便能够收治更多患者。 我们不仅拥有优质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拥有深厚的专业技能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他们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作为江森自控首席执行官,我为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高度复杂的医院改造任务、即时响应客户及医疗行业服务需求而感到自豪。 主持人(李斯璇):事实上在一般人眼里,方舱医院就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大厅或者体育场里简单地放置一些病床。 那么,方舱医院在建设过程中都涉及到哪些技术性问题? 乔治·奥利弗:方舱医院需要配置空气净化系统,需要负压隔离病房用来收治感染患者; 方舱医院还需要各种数字化通信设备,不光是患者使用的呼叫设备,还有可以用来监控患者状态以及响应患者需求的通信网络。 我们需要搭建所有的通信设施,满足医院中各类人群的需求,这需要额外的空间。所以方舱医院一般选址在大型会议中心、体育场和大厅等场所。 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与总承包商合作,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完成各种系统安装工作,建造一座临时医院。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贵公司在高端商用楼宇市场有着很高的占有率。我非常好奇的是,刚才我跟温拓思先生探讨了办公空间的发展趋势,我们也看到金融时报近期发表了关于传统办公空间时代终结的文章。 温拓思先生认为,居家办公将成为银行业界的新常态。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新常态会否最终导致居住空间和商用空间或者办公空间融合成一个空间? 对于这样的未来,江森自控是否有所准备? 乔治·奥利弗: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为我们的员工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很快适应了远程办公模式,并且能够很好地响应客户需求,展现出了卓越的执行力。 今年3月,我们所有员工基本都采取了远程办公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改进工作方式,持续提升工作效率。 所以我认为办公空间会在未来发生改变。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适应当前环境下的工作模式,而办公空间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聚集工作和面对面沟通交流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很好地促进学习。 从领导力发展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确保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平衡。 办公空间有其必然的存在意义,它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交互动空间,促进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与此同时,它还可以给员工带来成就感和归属感,当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后的舒适和安全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满足感。 所以,我不觉得它一定就是两者选其一的概念。我认为,我们可以与客户携手,重新界定商务空间的使用方式。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与客户在相关领域的合作,重新定义商务空间的概念。 主持人(李斯璇):那么您有怎样大胆的设想?过去短短几个月里,我们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未来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五年之后会有怎样的变化?可能届时会有很多人居家办公,那么那时候的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了。 乔治·奥利弗:在过去十周的隔离期间,我一直在与全球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保持定期沟通。但说实话,我非常想念可以外出工作的日子,我可以与客户进行面对面沟通,实地了解他们的业务状况,基于实地洞察发掘创新机遇,并与客户当面探讨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及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帮助等等。 虽然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会议、Microsoft Teams等线上数字工具与客户进行合作与沟通,但是我并不认为这能够彻底取代人际关系网的建立。 江森自控致力于为所有终端市场的所有基础设施提供支持,虽然其中部分基础设施会进行重新配置或发生改变,但还有许多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不仅要考虑为所有基础设施和垂直市场提供暖通空调设备和空气净化设施,更重要地是,我们还需要借助数字化解决方案,持续优化空间,提高设施利用率, 我们不仅要确保安全,而且要能够提高效率,并最终推动客户实现数字化愿景。目前我们很难去想象具体的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带来的颠覆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持续走在创新前沿,深化与客户间的合作,确定未来发展计划,并且如艾伯乐博士所言,与病毒作斗争,隔离病毒,并最终通过疫苗赢得这场抗疫斗争。 与之类似,随着复工复产逐渐提上日程,各国也将陆续开始对外开放,所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快速找到抑制病毒的方法,为客户和员工提供安全的环境,并最终通过疫苗为人们提供保障。 主持人(李斯璇):假设说疫苗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还无法上市,全球制造业将会受到哪些长期或持续的影响? 乔治·奥利弗:各国的封锁措施肯定会对我们当前的工作产生短期的暂时性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各行各业对于空气净化、暖通空调、数字化解决方案、楼与自控、消防和安防的需求也将同步增长。所以我认为随着一切步入正轨,需求自然也会回归正常轨迹。 此外,新的环境必然会带来新的商机,尤其是在疫苗尚未研制成功的当下。因为我认为,我们将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能够助力打造安全的办公空间、安全的基础设施,从而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再次爆发,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恢复的速度取决于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安全复工复产的能力。更重要地是,我们的努力可以进一步阻止疫情蔓延,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主持人(李斯璇):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江森自控除了技术解决方案之外,也从事硬件制造业务。那么,贵公司是否计划缩短供应链、减少全球采购? 乔治·奥利弗: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拥有400万家全球客户,我们的供应链遍及全球150多个市场和国家。目前来看,相较于在客户所在区域部署的战略性供应链,围绕公司总部的供应链并无显著的优势。 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本地化策略,使用本地供应链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为了削减客户服务成本,更好地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确实需要打造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避免发生业务中断,但是这样的需求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供应链策略。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供应链的战略多元化特征能够满足我们对于可靠性、安全性和客户服务的需求。 所以在今年2月中国实行封闭措施期间,我们的业务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并在3月开始逐渐恢复。 我们一直充分发挥各个地区供应链的多元化优势,维系稳定的供应和设施的正常运行,持续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尤其是满足非常关键的医疗领域客户的需求。 主持人(李斯璇):经济脱钩和紧缩正在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刚才艾伯乐先生也讲到了这一点。您觉得在应对气侯变化这方面我们会不会退步? 乔治·奥利弗:不会。我们始终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业务。我们知道,暖通空调等设备的能耗非常大,所以,我们不仅会推出最高效的暖通空调设备,而且会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中既有设备的能效,在降低能耗的同时,减少排放。在这一领域,我们拥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履历,我们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主持人(李斯璇):这些举措是不是一定可以节约客户的成本?我觉得不仅要从江森自控的角度,而且要从客户的角度以及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某个国家不再遵守气侯变化承诺,那么相关举措的力度会不会减弱?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乔治·奥利弗: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提升效率,而且可以带来可持续性效益。所以,我们在对暖通空调设备中的技术进行升级时,也会同步优化我们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大幅降低能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我们不会改变,因为无论是从成本角度,还是可持续性角度,这都是我们的价值定位。对于我们来说,节约成本和可持续发展是两个并行的目标,这不仅影响到我们的产品布局,而且促使我们在智慧建筑和智能基础设施领域部署最高效的设备,为垂直行业的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助力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人(李斯璇):是的,可持续性是价值主张的基础。我同事看到屏幕说,刚才温拓思先生也在认真听,您二人是否在合作,江森自控有没有帮助渣打在全球建造大楼? 乔治·奥利弗:我们在全球不同的区域与渣打银行有很多合作,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与温斯特先生见面,但我们有长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主持人(李斯璇):现在正是线上见面的机会。温斯特先生您在吗? 温拓思:我一直在仔细听,我们的业务虽然不同,但是面对的挑战非常相似。江森自控做控制系统和智慧建筑,我们做金融,经营国际机构的挑战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以及任何时刻都非常相似,我总是可以从江森自控这样优秀企业的CEO身上学到很多。 乔治·奥利弗:我也非常期待,其实我们的关系网有很多交叉的,也希望未来能够互相分享经验,现在的确是段特殊的时期,我认为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能看到如何定义未来的新常态,我们所看到的机会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主持人(李斯璇):我看新闻读到,UBS等顶级银行正在考虑从昂贵的大楼里搬出去,搬到郊区。因为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远程办公,温拓思先生您有这样的打算吗? 温拓思:具体的还没有。但我认为未来办公室将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能更多是一个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个人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这样合作空间就会非常特殊,但不一定会更便宜,还可能更昂贵,因为在这些地方需要有合适的工具促进合作。 但对空间的总体需求涨幅可能会下降,因为人们可以在非传统环境中工作,包括家中。 主持人(李斯璇):温拓思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因为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收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仅公共卫生系统受损,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也有损失。 人们担心接下来几年会有粮食危机。您的观点是什么? 温拓思:你提到的问题我都很担心。我知道有一些不太乐观的估计。在新兴市场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们也看到这些地区的重病率和死亡率都比西方低。 也有相关的解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可能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更年轻,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这似乎是个合理的解释。 在医疗层面来看新兴市场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是恐怕经济影响将会极大地影响新兴市场。我之前也提到了,新兴市场的政府缺乏财政和货币刺激和支持计划,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也不足。援助已经在进行中,但是远远不够。因此会有严重的经济影响。 这些地区终将会恢复,这些市场韧性强,经历过财政、货币、政治、军事、安全和气候危机,都能快速从中恢复。我相信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亚洲、南亚等我们有业务的市场会恢复过来,但是现在正处于困难之中。 李斯璇:今天,所有的演讲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深化合作的乐观态度。我想知道,对于2020年及更长远的未来,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乔治·奥利弗: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最终能够在基础设施内部隔离病毒,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推动疫苗快速上市,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真正地恢复正常。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快速调动员工的热情,需要重新界定工作职责,需要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改变工作模式,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所有这些努力又为我们开创了更多可能,为我们的方方面面带来改变,不光是在我们公司内部,还有未来我们可以为客户做什么。我个人认为,虽然过去几个月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是这些困难也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与合作理念,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利用学到的经验,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模式,为新的世界开创更多可能。我们将迎来数字化连接的世界,届时,数据将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数据获得的洞察也将持续促进业务优化,在提升工作速率和效率的同时,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所以,对于江森自控来说,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周内遇到挑战,但是我们将从此刻开始利用所学的经验改变未来,而技术和创新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核心作用。 主持人(李斯璇):本次的谈话硕果累累,但时间不早了,我做一个简单的结束语。我们从2020年的疫情当中明白,说到底人类是同根同源的,所以我们需要合作,需要对话,需要科学。 全球化未来也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能够更富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使所有人受益,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谢谢各位发言嘉宾,也感谢所有的观众。祝大家身体健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2020于6月11日20:00-22:00在线直播。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伯乐,渣打集团行政总裁 温拓思,江森自控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奥利弗演讲。 点击进入直播间 扫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促进业务稳定,要求全球的企业和国家始终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推动所有行业进步的引擎,包括半导体行业,设立公平和透明的规则和流程,用以保护和行使知识产权,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实验和投资,并且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于6月10日在线直播。著名主持人傅晓田对话美光科技总裁、 首席执行官桑杰 · 梅赫罗特拉。 以下为对话实录: 大家晚上好,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当下,我们所有人都处在疫情笼罩之下,这是一个百年未见的特殊阶段。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疫情冲击了经济,影响了社会生活。金融市场动荡,油价暴跌,失业人数及破产数量激增。我们经常谈及政府应如何应对,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在危机之下是最易受影响的。 的确,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大型国际企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它们自己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些商业领袖,他们来自世界知名企业,将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想法,期盼与担忧。 傅晓田:晚上好!桑杰。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加入我们的视频会,在听您演讲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公司。 桑杰·梅赫罗特拉是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三年前,桑杰·梅赫罗特拉加入了美光之前,在行业领先的财富500强公司SanDisk公司工作多年。 桑杰创建了这家公司,并在2011-2016年期间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现在在美光科技工作的Sanjay是半导体工业协会的主席。 有请桑杰·梅赫罗特拉。 桑杰·梅赫罗特拉:谢谢。谢谢您热情的介绍。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卢迈秘书长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邀请,让我在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各位交流。很遗憾大家无法在三月齐聚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但我非常期待下次能够当面与大家沟通。 新冠疫情爆发后所有企业都在寻找新的方法与重要的相关方保持紧密沟通,不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还包括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回馈社会是美光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美光积极地回馈我们所在的社区, 当然包括中国。 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支持社区,共同抗击当前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今年三月,公司通过美光基金会,投入了一笔3500万美元的救助基金,并向全球的团队成员发放了补助金。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为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捐助了医疗物品,为社区里经济拮据的人们提供食物并且帮助启动中长期的恢复举措。 美光的这些措施在全球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大原因在于美光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在全球拥有超过3.7万名员工。借助四十多年的创新累积,我们建立起如今的业务规模并持有43,000多项专利,我们可以预见到美光所处的半导体内存和快速存储方案市场富有极大的发展前景。 美光的产品可称为当今数据经济的基础,它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技的渗透使人们如今的沟通更为便捷,因为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商业决策的生成更快、更精确,企业得以更具创造力和增长动力。 针对当今世界的疑难杂症,科学家也在运用数据分析来研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案,包括新冠病毒。 科技是这些进步的推手,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身边的信息。当全世界的人们因疫情处于隔离状态,我们看到人们在寻求全新的方式远程工作和学习,与亲朋联系,以及消遣娱乐。我们相信,这些变化也会加速科技进一步渗透到未来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疫情也为企业带来了很多的阻碍,全球供应链就受到一系列影响,亟待调整,有些负面效应显而易见,例如,几乎每家跨国企业很快就感受到,由于商务差旅的减少,航班的班次和价格都出现了变化。 由于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负面效应则没有那么明显。例如,人们对出行需求的降低,导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需求减少。世界上绝大部分氦气供应也倚赖天然气开采和提炼,这给半导体生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风险,因为氦气在半导体生产制程中不可或缺。 此外,受到一些二级和三级外部因素的影响,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管理者正处于 7天*24 小时都异常忙碌的状态,以确保我们的供应和生产不出现停顿。整个疫情期间,美光保持了近乎全产能生产,这要归功于我们对业务连续性和供应链适应力给与的高度关注。 美光致力将供应链打造成多渠道模式,这不仅涉及原材料的供应还包括工厂在全球的布局,从而将供应链断裂风险降至最低。此外,美光的员工团队遍布全球所以当某座工厂的生产,受到影响时我们可以将关键的生产任务转移至其他工厂。 例如,在其他国家实施封锁的阶段,美光中国团队就为他们分担了重任。遍布全球的美光制造工厂为我们建立了缓冲机制,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事件带来的区域风险。我们的供应链架构具备结构化的特征,例如生产基地多元化、商品采购多渠道,特殊原料战略缓冲库存,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供应链进行重新梳理,以确保更高的生产力,并且更加灵活。 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首先必须要建立坚固稳定的供应链,降低风险,确保稳定供货给客户。 提升和改进的工作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造层面的创新,另外一方面则是创造供应链上端到端数据透明的合作,互联互通、机器智能和灵活部署的自动化将成为推动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几大关键技术趋势。 人们在工业物联网、机器人协作以及我们可以预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提前规划、缩短停工时间、提升运转效率甚至快速应对类似此次疫情的各种突发性危机。 这次的疫情还让我们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力成本和人力作业的依赖。人们的出行和差旅受到限制,在岗员工减少导致生产停滞建设工期被推迟,这些都是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机器人值守的自动化生产线、移动科技、AR/VR 工具则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我们和全球的专家保持互联沟通。 这种互联状态能够加速新技术面世并使工厂的运转效率最大化,我们期待这些技术不仅可以通过美光,同时也能通过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得以加速部署。 经历此次新冠疫情考验的技术创新将为全球制造业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新阶段奠定基础。为了降低风险,我们有必要将数据透明性和供应链相互合作提升到新高度,以我们覆盖广阔的供应商网络为切入点,美光与多层级的伙伴实现了合作透明。 如今,我们不能只了解供应商的业务状况和风险,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要看到供应商的供应商。未来,我们计划打造更深层次的能见度,确保我们能够识别所有与供应链中断相关的潜在风险,及早地、自动地识别风险,加上运用先进的计划优化工具,使我们可以及时做出决策保证供应链的连续运转。 同样地,美光也与客户以及他们庞大的供应链紧密协作,从最终客户那里掌握更为清晰的需求信息。安全信息的实时交换,结合先进的场景归划和模拟能力将成为提升供应链灵活性的关键手段,从而应对供应和需求变化。 风险管理措施例如灵活的产能以及额外的缓冲库存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额外支出,但这是企业负责任地应对当前不确定性的唯一选择。对于创新的投资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抵消这些成本,但只要不确定性仍旧存在,企业将始终面临上升的成本压力。 促进业务稳定,要求全球的企业和国家始终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推动所有行业进步的引擎,包括半导体行业,设立公平和透明的规则和流程,用以保护和行使知识产权,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实验和投资,并且对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全球政府、行业联盟,以及各种经济论坛,比如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相互合作,我们能够建立一套降低风险的共享机制,并且为所有企业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使他们更有信心进行长期投资,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 最后,我想借本次机会,向美光中国的 3700 位团队成员表达赞赏。美光在北京和深圳等多个城市设有强大的客户支持中心,在上海设有大型研发中心,另外还在西安建有制造工厂。中国团队令我倍感自豪,他们从疫情爆发初期的封禁开始就一直表现优异,实现了产品开发、效率和产能的“零影响”。 我们是中国创新生态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会持续致力于发展中国业务,为中国客户提供支持,他们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再次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在如此重要的论坛上分享美光的观点,祝所有的听众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主持人:谢谢桑杰,谢谢您见解深刻的致辞。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谢谢。 主持人:首先,我想就贵公司的优异表现向您表示祝贺。过去几个月,贵公司在您的领导下保持近乎全产能的生产,您认为这种表现是特例呢,还是这个行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其实在疫情期间,美光很早就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防护措施来保障团队成员的安全。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此外,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和供应商协作,清楚地了解疫情期间,他们在为我们供应原材料时是否有遇到困难。我们还加快了工作进度,采购必需的原材料和部件,保证足够的库存, 从而成功实现运营目标,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还想说,面对异常艰难的形势,面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不确定环境,美光依旧表现出色,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团队协作与强大的灵活性,以及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我们在保障团队成员健康的同时能够优先满足客户需求,并且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充分了解供应链的需求状况。这一切使得我们的业务进展顺利,第二财季的财报表现优异,营收数字位于我们去年十二月所预估的高点, 当时疫情甚至还没有爆发。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全球化运营使美光具备了必要的资源厚度。例如,当新冠疫情开始跨越国界蔓延,一些国家实施防范措施和封锁政策后,全球化运营就给我们带来了优势,因为我们可以把生产任务从某个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得我们保持平稳运营,满足客户需求。 所以,如今美光的全球化运营和多元化发展版图,包括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强大的研发和生产基地,都成为我们的优势, 帮助我们经受了疫情考验,表现优异。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会担心新冠疫情过后全球化轨迹会被改变?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我们认为,全球化和美光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推动着公司业务增长。疫情过后,我们当然还会继续支持全球化。 我还想说,这次的疫情加速了科技的应用,使之提前了好几年。美光团队也将新技术引入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内存和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厂商,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我们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客户,中国是美光极为重要的一个市场。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再到亚洲、甚至全球,都有大客户。 展望后疫情时代,我们预见美光的发展将会更加强劲。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强化发展,继续满足全世界对美光产品的需求,因为诸如5G、人工智能、自动化、数据中心等在内的新兴技术,势必需要更多的内存和存储,而这正是美光能够提供的产品。 所以疫情过后,我们一定会继续利用和巩固我们的全球布局,继续长期关注生活和各行业中更多技术的市场趋势,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主持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一方面,这是由于美光业务的特性,不过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担心我们正在进入“去全球化”时代,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我们一直倡导中美双方应该通过合作来解决分歧。美光对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感到非常振奋,同时也非常期待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能够成功实施,因为我们相信这将为中美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我们一直倡导合作。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倡导,因为合作不仅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至关重要,事实上,良好的中美关系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我们当然期待开放的贸易环境,以及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继续推动创新,并通过创新成果造福全球经济。 主持人:非常感谢,桑杰。感谢您的参与。祝你身体健康。 美光科技总裁兼 CEO Sanjay Mehrotra :谢谢。[详情]
在爱特思,我们渴望继续学习和维护中国文化,理解并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所学所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分享,为我们的顾客创造最大化的价值,持续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 于6月10日在线直播。著名主持人傅晓田与爱特思集团执行主席帕布罗·伊斯拉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 傅晓田:Pablo你好,很高兴看到你 帕布罗·伊斯拉:谢谢,晚上好 傅晓田:我们都非常期待你的演讲,但请先允许我向观众简短介绍一下你。Pablo Isla 先生是爱特思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爱特思是一家西班牙的大型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时尚集团。爱特思旗下有八个品牌,它的网络销售平台覆盖202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并在96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七千个实体店,Pablo是西班牙国家律师, 也是这家时尚巨头的领袖。 Pablo,请开始你的演讲。 帕布罗·伊斯拉: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会议。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整个爱特思大家庭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冷静,以及中国医护人员所展现出来的责任和担当,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价值观, 是我们非常钦佩的。 就在几天前,我们大中华区的全体员工, 通过现场及在线观看的形式,参与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傅小芳医生的分享会。 分享会中,傅医生讲述了她前往一线抗疫的全过程。从最初的临危受命,到疫情缓和后逐渐建立起标准化的防疫流程,傅医生讲述了中国医护人员如何毫不犹豫地勇敢面对未知和挑战,克服自身恐惧,通过高效的工作保护自己和患者。这位英雄医生的亲述,启发并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中国政府及各地方部门给予了爱特思巨大的支持,不论是在防疫还是在运转方面。政府都提供了指导,帮助我们尽快复产复工,我们目前的复工率已经达到99%,也已能够在湖北省提供线上订单的配送了。 感谢中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 我们得以采购到7500万件医疗物资用以对外援助, 特别是向西班牙相关部门提供援助,希望这能为中国与西方合作抗疫贡献力量。 说到这里,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在中国的众多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也为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合作而感到自豪。这项援助协议帮助我们高效的将290万件价值约113万欧元的抗疫医疗物资,捐赠给中国包括武汉在内的疫区. 另外,我想对中国数千名爱特思员工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他们负责任、集体主义的作为和榜样,在当前尤其重要。我们的店员、办公室人员和物流运营人员都在身体力行地为抗疫作出努力,这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员工都非常感动。 我一直谦虚的心怀感激地向外界表示,我们对过去16年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发展非常满意。我们甚至在上海建立了集团的亚太区总部,以协调本地区所有品牌的进口业务,因此也将大部分税收贡献在了上海。 毫无疑问,这一切均得益于中国提供的稳定的市场、明确的未来以及热情开放的环境。爱特思也将扎根在中国,中国与我们紧密相连。 最近,我也有机会向北京市陈市长,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先生,以及我们清华大学的伙伴们表达了我们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爱特思全体人员都在为我们的首要任务而努力,即确保我们顾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严格遵守世界各国政府关于复产复工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我们正在规划和调整工作流程,以减少非必要的旅行并尝试居家办公;更重要的是,采取必要的防疫和有组织性的措施以减少工作场所感染的风险,对店铺进行调整,确保必要的社交距离。 同时,我们也一直专注于从当下的挑战中吸收经验、深度学习,并努力将其转化为机遇。 爱特思集团的全球战略是开发配备有最新技术的全方位整合的、完全数字化和完全可持续的线上线下店铺网络。我们目前在202个市场实现了销售,在96个市场开设有实体门店, 其中66个市场实现了线上线下整合运营模式。 2020年,我们的八个品牌都将完成所宣布的目标,即所有产品都能够在世界各地实现在线购买。过去的七年,我们一直为此努力。 当前,公司依然坚定地继续向全世界推广实施这一战略,我们看到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潜力,我们持续分析中国顾客的需求,以便带给他们高品质的时尚感,同时满足他们的喜好。 来自中国的一些数据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多倾向于线上购物。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们正努力加大在创新以及旗舰店技术方面的投入。我们始终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围绕顾客所需的功能,加强在中国的数字营销。 例如,我们在中国开展了很多直播活动,我们开通了微信小程序,我们还制作了很多实时的线上内容,比如Zara专门为祝贺农历新年而制作的视频。通过这一整合方式,我们的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选择购买渠道, 从而获取最大的便利。 爱特思的另一个战略基石是促进整个价值链的可持续性,这已融入到我们所有的业务运作和决策之中,包括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流程,物流管理,店铺和总部运营等。 总而言之,可持续性贯穿了我们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真正的可持续性是由公司全体人员的全心投入来推动的。对我们来说,这种全心的投入是绝对的,不仅扩展到我们对全球承诺的监督执行,还渗透进每一个家庭的小小的日常计划中: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废物回收利用以及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 去年7月,我们制定了爱特思集团到2025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承诺,希望在行业内担当起变革性的角色。 请让我总结一下我们跟中国战略合作伙伴所开展的一些工作:带有“Join life”环保标签的服装数量将占今年服装总量的1/4。超过1800家中国本地工厂正在为此作出努力,这使得我们能够自豪地向全球展示中国供应商的能力、质量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今年我们所有品牌都将不再使用塑料包装袋。我们所有的中国店铺都设置了旧衣回收箱。我们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对这些回收的旧衣,慈善捐赠重复使用,或者循环利用。此外,目前在上海和北京我们还提供上门回收旧衣的服务。 到2023年,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完全杜绝在销售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并且将总部办公室、物流平台和店铺产生的废弃物进行100%回收或再利用。我们正在引入收集和回收系统来处理在包装配送和悬挂服装操作中所使用的所有材料。到2025年,我们在总部、物流和仓库中使用的所有能源都将可再生。 我们努力升级中国100%生态高效店铺,与传统店铺相比,生态店铺可节省20%的能源和40%的水。2018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比我们的其他市场提前了一年。 准确来讲,在2015年10月份,我曾向时任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先生介绍了我们2016-202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以及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倡议。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某些店铺甚至都获得了可持续建筑最著名的标准认证LEED认证,根据这一坚定不移的可持续发展承诺,我们在公司的上届全球年会上也同意,在董事会内设一个单独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坚定地实施最严格的可持续性标准与我们长期高效的业务发展模式是相辅相成的。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爱特思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们也在调动所有合作伙伴的力量加入。 我刚刚跟大家简要介绍了爱特思集团的整个战略,以及我们对持续贡献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爱特思集团始终致力于为我们所挚爱的中国市场的繁荣与进步尽绵薄之力。 这也是我们一直从事社会公益性的倡议和合作的原因, 这些合作的成果令我们感到欣慰。诚如我一开始所说,自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爱特思已向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重要疫情地区290万件物资,得益于我们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合作, 其中大部分抗疫物资都已分发到当地疫区。 自2016年以来,我们跟清华大学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包括提供奖学金以及研究方面的基金资助,同时我们也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设置了奖学金。我们还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希望小学”项目上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毫无疑问,我们在不断研究新的可能性,以进一步加大开展我们在社会倡议方面的合作。 在爱特思,我们渴望继续学习和维护中国文化,理解并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把我们的所学所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分享,为我们的顾客创造最大化的价值,持续为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主持人(傅晓田):非常感谢您!很有信息量,同时让人深受鼓舞的发言。 帕布罗·伊斯拉:谢谢。 我的荣幸。 主持人(傅晓田):首先,对于西班牙疫情,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好像已经平了,是吗?在西班牙,情况怎么样? 帕布罗·伊斯拉:情况好了很多。在经历两个月的艰难时期之后,我们的状况已经日渐改善,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生活,商业和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正常。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恢复开放大部分的门店,总体而言,业务活动已经恢复。 所以现在的情况显然好多了,相比前两个月,自3月中旬疫情开始到现在,现在情况确实好多了。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主持人(傅晓田):的确如此。这个大流行病怎么影响了您公司的业务?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在未来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呢? 帕布罗·伊斯拉:对于我们开展业务的多个国家来说,情况都是一样的。 一开始在中国,然后在我们所处的所有其他市场,在韩国、日本、欧洲、美国。如您所知,我们是一个跨国企业, 所以有一段时期我们关闭了门店。我们在不同市场上的唯一活动就是在线业务。在抗疫工作取得进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开放了一些门店。 主持人(傅晓田):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疫情对你们业务的影响? 帕布罗·伊斯拉:正如我刚谈到,在第一阶段,门店关闭时,疫情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之后,当我们重新开放门店,通过我们所采取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一销售模式,情况逐渐好转。这是我们每周都看到的情况。 只要我们的市场重新开放,每周应该说比上一周的情况都会更好。客户能够回来购物。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首先是,我们有这一种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售模式,此外,在我发言中也谈到,我们采取了充分的防护措施,以确保我们的门店客户在购物时没有健康安全的顾虑。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情况逐渐恢复正常。 主持人(傅晓田):您刚才谈到了你们的线上订单交付的系统,您如何评估其功能,或者说,客户对这个线上系统的接受程度? 帕布罗·伊斯拉:在过去十年里,线上是我们公司战略中很重要的一块,在未来更加如此,中长期来看,是很重要的一环。 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一销售模式。我们的客户可以选择线上购物,如果想要退换,他们可以到门店处理。 客户也可以在门店购物,或者在门店内进行线上购物。所以说,线下线上一体化的这一模式,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策略。尤其是线上,对我们整个集团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一些品牌,其中最重要、最知名的一个品牌就是Zara。 我们也有其他品牌,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年轻客户的品牌。在中国的线上销售是领先于全球的。同时,我们也转变了或者说正在转变,我们的门店布局,以凸显我们的优势。 即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模式,我不得不说,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中国有很强的业务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因为有些客户行为模式,最早是在中国出现的。例如,客户的行为活动,他们如何进行购物,客户是否到门店,或者通过线上下单等等。 一两年后,世界其他市场也出现了这种行为模式。因此,在中国有很强的业务布局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从每个角度看都是如此。 因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客户的行为都要超前一到两年,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客户。例如,他们的行为方式,客户之间的互动等等。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市场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给了我们启示, 从现在起一两年后,其他市场将发生什么变化。 主持人(傅晓田):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比其他市场超前一到两年,您会觉得惊讶吗? 帕布罗·伊斯拉:是的,尤其就技术发展以及他们如何适应技术而言。此外,门店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客户喜欢在门店做什么,他们如何在门店和线上之间互动,所以,正如我刚所讲的,我们在中国市场学到了很多,后来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的情况。 主持人(傅晓田):我不得不说,我十分赞赏您刚提到的一系列举措,例如,您将在门店开展的旧衣回收,在北京、上海开展上门回收旧衣,还有未来不再使用塑料袋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举措。 感谢您的倡议。我认为这些举措也会增加您门店的访客人数。 帕布罗·伊斯拉:非常感谢。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可持续性是我们战略的关键要素。我刚刚的讲话也提到,从世界范围来说,第一个国家我们尝试将门店转变为如此环保高效,是在两年前,2018年,在中国。在2019年,这种环保高效的模式也推广到了世界其他门店。但是,我们是希望首先在中国实现门店的环保高效,因为我们清楚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从中国的文化、消费者、政府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看都是如此。 而于我们公司而言,可持续性是我们战略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的经商方式。 主持人(傅晓田):而且你们也有一些生产循环、零废物的政策,是吗? 帕布罗·伊斯拉:是的,这点也很重要。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些政策贯彻于公司的方方面面,门店主题、设计、在公司总部等等。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致力于实现我们可持续性的目标。 主持人(傅晓田):我知道贵公司在创新和技术上投入了很多,能谈谈您为什么认为创新和技术对贵公司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家时装集团公司。 帕布罗·伊斯拉:创新和技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如您所说的,我们是一家时尚公司。我们不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产品和客户服务。 但是现在科技也非常重要。我在发言中几次提到,在问答环节也提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模式的这一理念,对我们来说是关键的。要实现这一模式,我们需要技术,来整合库存,加深与客户的联系。 就此而言,现在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我们的策略和创新非常重要。因为,在时尚方面,我们一直都追求创新,创新是我们业务的精髓所在,与此同时,技术相关的创新也很重要。 我提到了射频标签(RFID)技术,我们采取的这个技术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技术,而是我们通过内部研发得到,其操作使用完全适配我们的业务。所以说,这两个要素对我们的业务至关重要。 主持人(傅晓田):另一可能看到改变的方面是供应链。您认为供应链是否在未来会有所改变或者缩短呢? 帕布罗·伊斯拉:对于我们的供应链,首先,我们业务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我们供应链的灵活性,供应链与设计如何结合。 我们在很多不同国家都有供应商,在西班牙,葡萄牙,在摩洛哥,当然在中国也有,在土耳其,还有其他东盟国家,我们都有供应商。对我们来说,和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是关键,在未来也是如此。这是我们非常关键的部分。 所以未来我们不计划对供应链作出巨大改变。我们希望与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关系,与他们进行紧密合作。我们现在看到供应链的这些合作伙伴,也是十分支持我们的可持续性目标,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我们供应商的支持, 我们可持续性的理念也无法实现。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供应商,100%支持我们的可持续性理念。所以,当我们在去年7月宣布了我们的可持续性目标,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从生产的过程,世界各地的供应商,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供应商,他们都表示对我们的充分支持。 要实现我们2023及2025年的宏伟目标,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而他们都十分支持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计划对供应链作太大的改变。 主持人(傅晓田):您认为在未来会不会有些因素,未来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因素,推动供应链发生变化? 帕布罗·伊斯拉:我们相信我们所采取的举措,我们与供应商的长期关系,我认为不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傅晓田):那是好消息。帕布罗先生,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另外,我知道你们在清华大学设置了奖学金,你在发言当中也谈到,能否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你们回馈社会的这些举措? 帕布罗·伊斯拉:回馈我们业务经营所在的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项目,是我们市场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也有一些内部的项目,在公司内部进行。如刚才所提到的许多可持续性的倡议,我们也有一些与合作伙伴开展的项目,而在中国,我们从2016年开始与清华大学合作,其对于教育发展、支持交换学生,还有相互学习,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合作都十分重要。 还有,我们正在进行的乡村希望小学项目,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也十分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业务所在的国家,经营所在的社区,以及我们的员工。 例如, 我们谈到了在中国的这些倡议,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的员工也十分支持这些项目,不管是公司高层,还是所有的员工,在中国的上千员工, 他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所在公司的这些项目感到自豪,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正面的项目。而我们也计划继续此类项目。 这个相互支持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公司与中国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关系。当疫情在西班牙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团队,我们中国的供应商,还有清华大学以及其他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在西班牙的抗疫行动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西班牙情况逐渐恶化的时候。因此,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正面意义的合作。 在过去的15年里,我每年来中国不下三次,所以我来中国不止50次了。而现在,在过去几个月,我没有办法到中国来出差,我想念中国。希望能尽快来中国。 主持人(傅晓田):感谢您,帕布罗先生。感谢您的发言。并祝您在未来的重要工作中一切顺利![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以下为对话实录: 田薇:大家好,欢迎来到CDF Talk,我是田薇。作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的老朋友,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成为这一特殊活动第一场的主持人。当前,世界依旧处于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之中,不同的经济体都处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建立平台取长补短,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应对愈加复杂的形势。不仅为了应对疫情 还关乎地缘政治以及全世界微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欢迎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高通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加州圣地亚哥的跨国企业。主要业务涉及知识产权、半导体、软件,以及跟无线技术有关的服务。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史蒂夫·莫伦科夫。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CDF Talk。也很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和合作。全世界正在面临艰难挑战,我谨代表37,000多位高通员工,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致以真诚祝愿,让我们共克时艰。 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逐步解除隔离和复工复产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在25年前我加入高通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经历过世界经济、半导体行业和公司的起起落落。一路走来感悟颇多。这些年来,我有幸与多个团队共事并参与了多个项目,这让我领悟到即使面对持续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也必须保持专注并相信自己专注于可控的事情,不要过于纠结无法掌控的事情,习惯于应对未知和拥抱变化,这对于当前我们需要应对大量未知状况大有裨益。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深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全局视野非常重要,要专注于创新和向前发展,专注于公司文化。这些有助于企业最终走向成功。我坚信,在战胜这一特殊挑战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会更加坚韧。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做有益于员工、股东、行业和社区的事情。 这次疫情相关的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且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一直认为变革有益于企业发展。我希望,高通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成为员工生活中的稳定剂,我要求高管团队和业务负责人与各自团队,保持定期联络并分享每周的更新。 我本人每周会向全体员工发送简短的视频信息,定期与危机处理团队会面,这使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公司正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从三月中旬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超过90%的公司员工一直居家办公,适应这种转变实属不易。但我们的团队成员一直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尽量避免影响业务运营,在希望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全球化企业开展工作和保持联络的全新方式,我预计,其中多种方式今后会被我们长期保留。 我对高通公司积极应对疫情非常自豪,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最先受到疫情影响。我对公司员工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非常满意,确保员工及其家人和所在社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完成既定业务,履行承诺,基于行业特质和公司执行力,我们已经安排许多员工居家办公。我们很幸运,公司能够这样应对危机,我对公司已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我们仍在按计划履行公司在产品方面的承诺,尽量避免影响供应链和业务运营。 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保持着极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继续推进5G路线图并为客户提供支持,同时满足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研发和供应链需求,通过云端协作我们还实现了实验室的远程访问并支持远程终端测试而无需实际到达现场. 我们很幸运,可靠的网络连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实现,疫情突显了宽带连接助力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远程医疗、沟通交流、娱乐和社交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数字鸿沟,及亟待相关部门解决的网络连接需求。 当我们与政府和全行业一起合作尽力控制疫情传播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及无线网络连接是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问题的良策。事实证明,宽带连接,尤其是5G,可谓是经济发展和教育教学的生命线,使人们能够高效地居家工作,学生也能够线上学习,今天CDF Talk的顺畅进行也同样得益于此。 宽带连接能够实现医生和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视频会议交流还能在线上查阅医疗影像和大批病历,随着5G的逐步部署,更多医疗领域的创新和更高效的诊疗也将成为现实。让网络连接无处不在、随处可用,始终是高通业务战略的核心,这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关键愿景。 我们始终坚信,网络连接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眼下前所未有的情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目前存在大量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电信行业发展的好时机。全世界面临的同一困境凸显了网络连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远程医疗,需要线上教学,需要社交联络,还需要在更广范围内获取更多信息,而这些正是5G所涉及的领域。 作为企业,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网络连接,在疫情后期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全球人民都在关注疫情产生的影响,关心疫情会给卫生、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后果,各个行业和各国的复工复产差异明显,密切关注各国回归正常有何不同将十分重要。 智能手机销量是我们关注的经济复苏指标之一,我们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量,以及手机激活量均有好转,第一季度中国市场需求锐减,但随着管制措施的放宽已经实现了逐月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5G部署的进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G正按计划推进, 特别是中国政府将其纳入“新基建”的一部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推出5G服务,并计划在今年部署55万个基站,全球领先的运营商已有380家正在投资5G网络。5G即将成为最重要的连接平台,实际上,我们预计5G将比4G LTE,早两年实现全球连接达到十亿。 这既体现了5G技术的重要性,也彰显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辛勤努力。我深信, 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5G,将有助于在全国逐渐恢复正常的同时促进经济复苏。 谈到5G将对中国产生的潜在影响,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的最新研究,到2025年,中国的网络连接预计将占全球的30%。到2030年,5G将在中国创造9千亿美元直接经济产出和4千亿美元经济增加值。此外,此项研究还预计2020年,5G商用将直接创造54万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800万以上。 我认为,人们会惊讶于5G给智能手机以外其他市场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手机更新换代,事实上每个重要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医疗保健到汽车和物流。我认为,我们将看到5G催生的全新商业模式、业态和经济,这将带来全新的机遇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未来15年,5G将带动13.2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长,并最终创造2200万个就业岗位,我比以往更加相信,对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无线技术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信基础设施将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复苏。在我们应对挑战之际,这是政府和企业必须考虑的事情。 高通与中国生态系统的合作已超过25年,早与中国产业融为一体。我们在中国拥有约5000名员工,遍布在业务部门、研发和创新中心及制造基地。从2G时代开始历经每一次技术迭代直到今天的5G,高通都一直与中国最杰出的创新型公司携手合作并提供支持,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小米、vivo、OPPO、华为、腾讯、中兴通讯和中芯国际等。 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移动生态系统在国内及全球的蓬勃发展,高通还通过我们的创投团队支持行业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投资超过60家中国公司,并在多次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中为他们提供支持。此外,我们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项目遍及全国,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协作已扩展至多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物联网、软件和汽车,通过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共创价值的合作、长期的投资以及我们赋能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诺。 高通的成功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行业和社区密不可分。高通是中国移动生态系统的长期合作伙伴,近期的重要例证是2018年高通联合领先的中国公司在北京启动“5G领航”计划,其中包括小米、OPPO、vivo、联想、中兴通讯和闻泰,这一计划支持了5G的加速部署,助力中国合作伙伴在国内及全球市场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我本人亲自参加了这场启动会,并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购买到中国的手机,更令人振奋的是四月份在中国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近40%是5G手机,小米在欧洲发布了5G终端,一加也在美国联合Verizon和T-Mobile发布了5G手机。产业上下强有力的合作促进了5G规模化部署,让其成为迄今为止电信史上速度最快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代通信技术。 作为专注于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公司,商业模式基于相互成就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球采用的标准。我们认为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释放5G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因此,我赞赏中国在近期发布的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等政策性文件。 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独立实现5G成功,它是整个行业的机会, 也是合作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持续致力于在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地方践行承诺。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并且它始终是高通文化的关键部分。在中国,我们很早就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用于采购救援物资和负压救护车以帮助湖北危重患者,我们还携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同江市联合捐赠联网终端,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 这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中”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贫困地区提升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并改善教学环境。在我们总部所在地圣地亚哥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将继续评估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贡献,致力让无线技术惠及全球欠发达社区,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之一。 过去十年,我们的“无线关爱”计划,让超过100万人受益。仅在中国,就有超过1,400个组织参与了该计划。2019年,我们把工作集中于两个支柱项目“二十一世纪课堂”和“我是你的眼”。“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侧重于助力中国的脱贫工作,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我是你的眼”的目的是帮助视障者。 作为一家具有领先技术和发明家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培育下一代发明家和技术专家,我们正与许多组织密切合作,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和STEM领域人才的培养。我们继续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保持合作,制定并开展了STEM和创客课程,我们支持了2019年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大赛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参与到,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中来。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各个行业的探索,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最终推动经济恢复如常,享有公平的连接机会发挥关键作用将变得至关重要。数十年前,我们的团队帮助创建移动互联网时,我并没有想到连接将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日常生活,并且让这么多新的行业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并亲眼见证, 一旦你让人们“掌控”世界,他们将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发挥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都在适应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实现的是更多的远程学习、远程工作和远程医疗。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员工,他们在此期间体现出了高度敬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过去四个月,我看到了展现出高通坚韧而强健文化的无数事例,以及我们全球团队齐心协力迎接挑战的能力。 全球数十亿人正在使用高通的技术,我们的使命是发明具有突破性的无线技术并商用化,正如不断被增强并已展示给全球的5G技术,从而为世界谋求更大的福祉。 感谢今天受邀发言,我很高兴回答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田薇:非常感谢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也祝贺你和你的团队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能够创新地开展工作并展现出企业责任担当。 我们对您所描述的眼下正在释放的5G发展潜力,和贵公司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内容,感到非常兴奋。这也非常令人惊叹。 显然,在有效疫苗进入市场之前,我们还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因疫情而导致进一步加剧。 那么当下,像高通这样一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处于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合作伙伴,将如何摆脱这些现实因素,保持运作并蓬勃发展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即我们高度专注于支持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 坦率地讲,我希望我们更多专注于发展5G,而不会太多受到那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即使有时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我们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我希望他们也同样满意。 我们期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够继续合作。我想,现在正是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先导作用很重要,我们也很高兴这么做。 田薇:谢谢您的引导力以及对问题的评论。下一个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关系。高通对此高度关注,这也是贵公司商业模式的支撑。 您如何看待所谓国际标准在不同经济体,也包括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潜力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整个行业因国际标准获益匪浅。史蒂夫·莫伦科夫: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别处拨通电话,史蒂夫·莫伦科夫: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为极其庞大的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归因于目前国际标准组织出色的工作。 我认为,几十年来国际标准一直服务于全世界,未来也将如此。坦率而言,国际标准也是我们积极参与的领域之一,通过该机制我们能够与其他产业伙伴进行合作,而其中越来越多的产业伙伴来自中国。 国际标准的确发挥了作用,并且我们预计它将继续发挥作用。 田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国际标准发挥的作用? 史蒂夫·莫伦科夫:目前我们有5G全球标准,它在许多情况下为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创造机会,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可以成功开展业务,而且能够拓展海外市场。他们有机会将产品销往欧洲、东南亚,甚至北美,正如一加等公司的情况。 我们乐于参与全球生态系统建设,并向全世界提供此类机会。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故事,我预计这会在其他代际中延续——延续到6G,延续到许多行业,我认为将产生很好的效果。 田薇:您曾谈到建设全球5G生态系统,而在当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下,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问题更为重要,且情况也会因不同经济环境而各不相同。 当前,各经济体都在忙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您如何看待您曾勾画的蓝图?在当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建设可能实现吗?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可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建设进程加速了,这是由于现在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基础性网络连接能够支持我们完成诸多事情。 比如,远程医疗。目前,人们正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断而免于暴露在危险的医疗环境下。显然,网络连接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国际上更渴望这些技术尽快投入应用。疫情期间,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在发挥作用。 同时,相关部署速度也在加快,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在美国,人们对这些技术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需要更大力度的部署。据我了解,当前,人们减少出行,确实在一些情况下更便于进行技术部署。 田薇:好的。之前您提到您也在居家工作。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秘诀能让人居家工作也高效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很幸运,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必花太多时间教育或辅导孩子。很多人的孩子还小, 他们既要处理工作事务,安排私人生活, 又要辅导孩子学习,确实颇具挑战性。 或许我很幸运,当疫情影响生活的时候我还能够应付得来,实际上是现在我们有网络连接。较之与以前,现在确实算是幸运。如果疫情在十年前爆发,全球都会陷入截然不同的境地。当然,十年后,我们的技术会更加进步,不过但愿我们今后不必遭遇如此的处境。 我认为,下一次全世界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田薇:史蒂夫·莫伦科夫,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采访您。非常感谢,保重。 史蒂夫·莫伦科夫:谢谢。你也一样。并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 。 以下为对话全文,略有删减: 田薇:众所周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借鉴世界级商业领袖的智慧与洞察今年我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形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聆听他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想法和见解,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关未来的参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是知名的美国私募股权另类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公司,专注于企业私募股权、实物资产和全球信贷业务。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鲁宾斯坦先生,请您分享对当前情形和未来情况的看法 大卫·鲁宾斯坦:谢谢,感谢论坛的邀请。 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演讲,今年我本来也很期待能再次与大家面对面交流,显然,目前的情况见面沟通并不现实,所以,我很高兴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家里,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畅谈。 今天我想说的主题可能有点复杂,但是我敢肯定大家都能够确切地领会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身处华盛顿和北京两地,我们都意识到目前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境况。 史无前例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双重的威胁,人类社会之前也经历过多次严重的疫情大流行,但是并未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们也经历过多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并没有与全球疫情大流行一起发生。 我们目前遭受着严重的双重打击,当前的新冠疫情和近些年来出现的严重流行病一样严重,当前的经济衰退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状况,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还从未出现过,新兴市场、前沿市场、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似乎同时都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因此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两个挑战,希望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来看的时候可以感叹说:“嗯,那时候看起来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努力挺过来了。”但是,撑过难关并不容易,我听过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流年不利”。 全世界正在从几个月前还强劲的经济和医疗状况,一下子跌到了非常疲软的医疗和经济状况中。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我希望我们都能挺过难关,而且令人悲伤的是许多人会在疫情中丧生。 我今天并不能给出解决新冠疫情的答案,同样我也没有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答案。 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情况,当前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顶尖专家们,正在尝试着找到解决方案。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我对美中两国关系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过去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以来,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共同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 我们双方在很多全球事务中保持着合作。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随着美国的大选年到来,以及我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我们可能会看到美中之间的互相指责。 让我解释一下,通常人们往往不会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做错事情了。是我的错。”有时候人们可能出于礼貌会那样说,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事实是,现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用镜子照着自己,说:“这是我的错。”中国的大多数人也没有照着镜子说“这是我的错”。人们基本上都是在指责别人。 我们不应让当前的局势破坏美中之间原有的牢固和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担心情况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从现在开始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将进行总统选举正如中国以及全世界可能正在关注的人所了解的在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会说出很多观点,有时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有时并不是,有时获胜者甚至忘了当初的竞选主张。 我今天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发表言论。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会损害美中关系长期发展的事情。具体来说,目前,美国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产品,我希望我们不要通过增加壁垒或者关税等措施,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变得更加困难。反之,我也希望中国不要阻碍美国在中国销售产品。我希望我们不会采取降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意愿的举措,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我希望美国不会阻止中国在美国投资,或者设置更多的障碍。 不幸的是,近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一直在下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在下降,但我希望我们不要采取或施行任何限制措施,那将降低两国政府和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意愿。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合作,进行未来能够避免类似疫情大流行的研究。目前,美国、中国、欧洲等国家的医药厂商,正在加紧研制针对新冠疫情的疫苗,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共享,拥有最佳信息和最佳疫苗潜力的一方能与各方共享。 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允许有意愿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来美,有意愿来美国工作的中国专业人士来美,也希望我们允许美国学生前往中国,在履行前往中国必要程序的前提下,不必有健康卫生方面的的顾虑。 我希望对美国和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可以继续进行,我还希望,中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以及美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都能够努力让在竞选期间可能发生的言论,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我也非常希望,未来六个多月大选结束的时候,不管获胜者在竞选期间说了什么,那时候会说,让我们继续努力,以确保美中关系在未来尽可能保持良好。 为此,我希望来自中国的杰出领导人和来自美国的杰出领导人、商界、文化界、学术界能够一起组成某种类型的协会或委员会一起来探寻。 , 首先我们未来如何应对此类公共健康挑战,其次如何修复美中关系中事实上的损害,美中关系有望成为未来十年直至几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健康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我想许多确实存在的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美中关系远比竞选重要得多。对世界未来的重要性远大于对未来六个月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冷静下来,认识到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应对这种疫情流行,我们应该研究能够如何预防未来大流行病,并找到解决办法。 而且,我们还应该寻求发展中国、发展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经济的方法,并确保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重或轻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会持续太久。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贸易我希望美中双方都能遵守几个月前达成的贸易协定,这个协议并不完美,没有完美的贸易协议,协议涵盖了不少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内容,这是向前跨出了一步。 我希望双方都将竭尽所能兑现这一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个协议并非是双方所要达成的唯一协议,它只是第一阶段协议,我希望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能到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第二阶段协议。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能够身在中国,向你们讲述美中关系如何强大,并且将变得更加强大。 美中两国不要如同一些人所预计的那样陷入冷战。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少能和平相处,甚至最终导致军事冲突,我不希望,也不相信中美最终将走向军事冲突。 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分歧, 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解决。军事对抗不是选项。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冷战或任何形式的外交战或经济战。这个赌注太高了。 美国当前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隔离状态,而中国已经开始回归正常,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有相应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才能,可以互相帮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演讲,我希望我是错的,希望美中双方之间不会有互相攻击的不利言论。但我只是认为这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的“政治季”里,我看不到任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努力,非常感谢邀请我发言,现在我很愿意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 田薇: 十分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席执行董事长,感谢您的坦诚。您作为知名商业领袖,感谢您如此坦诚地阐述, 中美双边关系应该具有的巨大潜力。但是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注意到您刚刚在演讲以及分享观点的时候,多次用了“我希望” 。请问您觉得中美双方该如何做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 具体些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三月底刚刚通过话,而且最近中国的副总理和美方的代表,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也都通过了电话。他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公共健康问题都达成了共识。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具体落实,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鲁宾斯坦先生,我知道让您回答这么宏大的问题有点为难,但是我相信您作为商业领袖和意见领袖,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大卫·鲁宾斯坦:一般来说,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要诚实地展开对话,有时最好的做法是私下沟通。我建议,我们双方都降低一下声调。 我想在我们开发出更好的疫苗和发现更好的治疗方法之前,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但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确实经常使用“希望”这个词,因为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关于美中政治的争论会更多。这不会是令人高兴的情形。 田薇:我刚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中美双方如何落实共识,至少通过电话沟通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将如何看待和采取行动落实这一共识?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交流。如果公共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认为美国商界领袖应该前往中国与中国商界领袖交谈,同时也应该鼓励中国商界领袖来到美国,对于两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合作开发药物或是疫苗。如果两国能够为此共同努力,我认为这将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证明,我所担心的美中政治争论是不应该出现的。 田薇:您说的是政治口水战,显然是两国之间的舆论战。现在,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声音能大声说出来吗?他们会担心遭到恐吓吗?我们如何鼓励,例如,你作为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创造一个至少可以听到不同声音的环境?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有些领袖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们可能不像那些正在商业和政治领域打拼的人那样有顾虑。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基辛格先生和保尔森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非常关心美中关系,他们会而且已经公开表示维护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双方的杰出人士,他们认识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能够尽力地发表积极的观点和言论,避免激烈的言辞引导我们走上我们不想走的道路。 田薇: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同行和朋友们说,今年将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请管理好期望值。据我们所知,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新型领导人的出现,美国大选和相关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人们总是需要尽最大努力使事情成功。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如何平衡这两者呢? 大卫·鲁宾斯坦:平衡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互对话。尤其是面对面对话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人际关系因此更加融合。我认为当人们可以互相交谈互相见面时,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在保证公共健康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并鼓励美中两国人民举行会议。我只是认为美中两国不应该陷入潜在的冷战。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中,美中关系的发展将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今经济和世界都在向前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政治言论的争论而导致任何类型的冷战。对话是最好的解决方式,CDF Talk就非常有帮助。 田薇:让我们再次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 谢谢您今天的演讲,祝您一切顺利 大卫·鲁宾斯坦:我很荣幸,谢谢![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 。 以下为对话全文,略有删减: 田薇:众所周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借鉴世界级商业领袖的智慧与洞察今年我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形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聆听他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想法和见解,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关未来的参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是知名的美国私募股权另类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公司,专注于企业私募股权、实物资产和全球信贷业务。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鲁宾斯坦先生,请您分享对当前情形和未来情况的看法 大卫·鲁宾斯坦:谢谢,感谢论坛的邀请。 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演讲,今年我本来也很期待能再次与大家面对面交流,显然,目前的情况见面沟通并不现实,所以,我很高兴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家里,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畅谈。 今天我想说的主题可能有点复杂,但是我敢肯定大家都能够确切地领会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身处华盛顿和北京两地,我们都意识到目前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境况。 史无前例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双重的威胁,人类社会之前也经历过多次严重的疫情大流行,但是并未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们也经历过多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并没有与全球疫情大流行一起发生。 我们目前遭受着严重的双重打击,当前的新冠疫情和近些年来出现的严重流行病一样严重,当前的经济衰退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状况,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还从未出现过,新兴市场、前沿市场、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似乎同时都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因此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两个挑战,希望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来看的时候可以感叹说:“嗯,那时候看起来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努力挺过来了。”但是,撑过难关并不容易,我听过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流年不利”。 全世界正在从几个月前还强劲的经济和医疗状况,一下子跌到了非常疲软的医疗和经济状况中。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我希望我们都能挺过难关,而且令人悲伤的是许多人会在疫情中丧生。 我今天并不能给出解决新冠疫情的答案,同样我也没有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答案。 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情况,当前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顶尖专家们,正在尝试着找到解决方案。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我对美中两国关系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过去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以来,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共同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 我们双方在很多全球事务中保持着合作。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随着美国的大选年到来,以及我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我们可能会看到美中之间的互相指责。 让我解释一下,通常人们往往不会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做错事情了。是我的错。”有时候人们可能出于礼貌会那样说,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事实是,现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用镜子照着自己,说:“这是我的错。”中国的大多数人也没有照着镜子说“这是我的错”。人们基本上都是在指责别人。 我们不应让当前的局势破坏美中之间原有的牢固和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担心情况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从现在开始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将进行总统选举正如中国以及全世界可能正在关注的人所了解的在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会说出很多观点,有时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有时并不是,有时获胜者甚至忘了当初的竞选主张。 我今天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发表言论。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会损害美中关系长期发展的事情。具体来说,目前,美国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产品,我希望我们不要通过增加壁垒或者关税等措施,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变得更加困难。反之,我也希望中国不要阻碍美国在中国销售产品。我希望我们不会采取降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意愿的举措,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我希望美国不会阻止中国在美国投资,或者设置更多的障碍。 不幸的是,近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一直在下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在下降,但我希望我们不要采取或施行任何限制措施,那将降低两国政府和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意愿。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合作,进行未来能够避免类似疫情大流行的研究。目前,美国、中国、欧洲等国家的医药厂商,正在加紧研制针对新冠疫情的疫苗,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共享,拥有最佳信息和最佳疫苗潜力的一方能与各方共享。 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允许有意愿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来美,有意愿来美国工作的中国专业人士来美,也希望我们允许美国学生前往中国,在履行前往中国必要程序的前提下,不必有健康卫生方面的的顾虑。 我希望对美国和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可以继续进行,我还希望,中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以及美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都能够努力让在竞选期间可能发生的言论,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我也非常希望,未来六个多月大选结束的时候,不管获胜者在竞选期间说了什么,那时候会说,让我们继续努力,以确保美中关系在未来尽可能保持良好。 为此,我希望来自中国的杰出领导人和来自美国的杰出领导人、商界、文化界、学术界能够一起组成某种类型的协会或委员会一起来探寻。 , 首先我们未来如何应对此类公共健康挑战,其次如何修复美中关系中事实上的损害,美中关系有望成为未来十年直至几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健康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我想许多确实存在的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美中关系远比竞选重要得多。对世界未来的重要性远大于对未来六个月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冷静下来,认识到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应对这种疫情流行,我们应该研究能够如何预防未来大流行病,并找到解决办法。 而且,我们还应该寻求发展中国、发展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经济的方法,并确保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重或轻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会持续太久。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贸易我希望美中双方都能遵守几个月前达成的贸易协定,这个协议并不完美,没有完美的贸易协议,协议涵盖了不少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内容,这是向前跨出了一步。 我希望双方都将竭尽所能兑现这一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个协议并非是双方所要达成的唯一协议,它只是第一阶段协议,我希望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能到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第二阶段协议。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能够身在中国,向你们讲述美中关系如何强大,并且将变得更加强大。 美中两国不要如同一些人所预计的那样陷入冷战。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少能和平相处,甚至最终导致军事冲突,我不希望,也不相信中美最终将走向军事冲突。 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分歧, 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解决。军事对抗不是选项。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冷战或任何形式的外交战或经济战。这个赌注太高了。 美国当前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隔离状态,而中国已经开始回归正常,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有相应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才能,可以互相帮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演讲,我希望我是错的,希望美中双方之间不会有互相攻击的不利言论。但我只是认为这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的“政治季”里,我看不到任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努力,非常感谢邀请我发言,现在我很愿意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 田薇: 十分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席执行董事长,感谢您的坦诚。您作为知名商业领袖,感谢您如此坦诚地阐述, 中美双边关系应该具有的巨大潜力。但是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注意到您刚刚在演讲以及分享观点的时候,多次用了“我希望” 。请问您觉得中美双方该如何做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 具体些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三月底刚刚通过话,而且最近中国的副总理和美方的代表,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也都通过了电话。他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公共健康问题都达成了共识。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具体落实,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鲁宾斯坦先生,我知道让您回答这么宏大的问题有点为难,但是我相信您作为商业领袖和意见领袖,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大卫·鲁宾斯坦:一般来说,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要诚实地展开对话,有时最好的做法是私下沟通。我建议,我们双方都降低一下声调。 我想在我们开发出更好的疫苗和发现更好的治疗方法之前,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但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确实经常使用“希望”这个词,因为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关于美中政治的争论会更多。这不会是令人高兴的情形。 田薇:我刚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中美双方如何落实共识,至少通过电话沟通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将如何看待和采取行动落实这一共识?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交流。如果公共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认为美国商界领袖应该前往中国与中国商界领袖交谈,同时也应该鼓励中国商界领袖来到美国,对于两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合作开发药物或是疫苗。如果两国能够为此共同努力,我认为这将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证明,我所担心的美中政治争论是不应该出现的。 田薇:您说的是政治口水战,显然是两国之间的舆论战。现在,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声音能大声说出来吗?他们会担心遭到恐吓吗?我们如何鼓励,例如,你作为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创造一个至少可以听到不同声音的环境?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有些领袖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们可能不像那些正在商业和政治领域打拼的人那样有顾虑。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基辛格先生和保尔森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非常关心美中关系,他们会而且已经公开表示维护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双方的杰出人士,他们认识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能够尽力地发表积极的观点和言论,避免激烈的言辞引导我们走上我们不想走的道路。 田薇: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同行和朋友们说,今年将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请管理好期望值。据我们所知,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新型领导人的出现,美国大选和相关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人们总是需要尽最大努力使事情成功。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如何平衡这两者呢? 大卫·鲁宾斯坦:平衡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互对话。尤其是面对面对话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人际关系因此更加融合。我认为当人们可以互相交谈互相见面时,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在保证公共健康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并鼓励美中两国人民举行会议。我只是认为美中两国不应该陷入潜在的冷战。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中,美中关系的发展将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今经济和世界都在向前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政治言论的争论而导致任何类型的冷战。对话是最好的解决方式,CDF Talk就非常有帮助。 田薇:让我们再次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 谢谢您今天的演讲,祝您一切顺利 大卫·鲁宾斯坦:我很荣幸,谢谢![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 。 以下为对话全文,略有删减: 田薇:众所周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借鉴世界级商业领袖的智慧与洞察今年我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形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聆听他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想法和见解,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关未来的参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是知名的美国私募股权另类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公司,专注于企业私募股权、实物资产和全球信贷业务。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鲁宾斯坦先生,请您分享对当前情形和未来情况的看法 大卫·鲁宾斯坦:谢谢,感谢论坛的邀请。 去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演讲,今年我本来也很期待能再次与大家面对面交流,显然,目前的情况见面沟通并不现实,所以,我很高兴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家里,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畅谈。 今天我想说的主题可能有点复杂,但是我敢肯定大家都能够确切地领会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身处华盛顿和北京两地,我们都意识到目前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境况。 史无前例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双重的威胁,人类社会之前也经历过多次严重的疫情大流行,但是并未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们也经历过多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并没有与全球疫情大流行一起发生。 我们目前遭受着严重的双重打击,当前的新冠疫情和近些年来出现的严重流行病一样严重,当前的经济衰退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状况,事实上,这样的情况还从未出现过,新兴市场、前沿市场、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似乎同时都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因此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两个挑战,希望一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来看的时候可以感叹说:“嗯,那时候看起来相当困难,但是我们努力挺过来了。”但是,撑过难关并不容易,我听过一句中国的俗语叫做“流年不利”。 全世界正在从几个月前还强劲的经济和医疗状况,一下子跌到了非常疲软的医疗和经济状况中。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我希望我们都能挺过难关,而且令人悲伤的是许多人会在疫情中丧生。 我今天并不能给出解决新冠疫情的答案,同样我也没有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答案。 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情况,当前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顶尖专家们,正在尝试着找到解决方案。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我对美中两国关系的看法。毫无疑问,在过去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以来,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共同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 我们双方在很多全球事务中保持着合作。但是,现在我担心的是,随着美国的大选年到来,以及我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我们可能会看到美中之间的互相指责。 让我解释一下,通常人们往往不会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做错事情了。是我的错。”有时候人们可能出于礼貌会那样说,但他们通常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事实是,现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用镜子照着自己,说:“这是我的错。”中国的大多数人也没有照着镜子说“这是我的错”。人们基本上都是在指责别人。 我们不应让当前的局势破坏美中之间原有的牢固和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我担心情况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从现在开始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将进行总统选举正如中国以及全世界可能正在关注的人所了解的在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会说出很多观点,有时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有时并不是,有时获胜者甚至忘了当初的竞选主张。 我今天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发表言论。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会损害美中关系长期发展的事情。具体来说,目前,美国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产品,我希望我们不要通过增加壁垒或者关税等措施,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变得更加困难。反之,我也希望中国不要阻碍美国在中国销售产品。我希望我们不会采取降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意愿的举措,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之一,我希望美国不会阻止中国在美国投资,或者设置更多的障碍。 不幸的是,近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一直在下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在下降,但我希望我们不要采取或施行任何限制措施,那将降低两国政府和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意愿。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合作,进行未来能够避免类似疫情大流行的研究。目前,美国、中国、欧洲等国家的医药厂商,正在加紧研制针对新冠疫情的疫苗,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共享,拥有最佳信息和最佳疫苗潜力的一方能与各方共享。 我也希望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允许有意愿来美国的中国学生来美,有意愿来美国工作的中国专业人士来美,也希望我们允许美国学生前往中国,在履行前往中国必要程序的前提下,不必有健康卫生方面的的顾虑。 我希望对美国和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可以继续进行,我还希望,中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以及美国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都能够努力让在竞选期间可能发生的言论,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我也非常希望,未来六个多月大选结束的时候,不管获胜者在竞选期间说了什么,那时候会说,让我们继续努力,以确保美中关系在未来尽可能保持良好。 为此,我希望来自中国的杰出领导人和来自美国的杰出领导人、商界、文化界、学术界能够一起组成某种类型的协会或委员会一起来探寻。 , 首先我们未来如何应对此类公共健康挑战,其次如何修复美中关系中事实上的损害,美中关系有望成为未来十年直至几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健康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我想许多确实存在的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美中关系远比竞选重要得多。对世界未来的重要性远大于对未来六个月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冷静下来,认识到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应对这种疫情流行,我们应该研究能够如何预防未来大流行病,并找到解决办法。 而且,我们还应该寻求发展中国、发展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经济的方法,并确保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或重或轻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会持续太久。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贸易我希望美中双方都能遵守几个月前达成的贸易协定,这个协议并不完美,没有完美的贸易协议,协议涵盖了不少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内容,这是向前跨出了一步。 我希望双方都将竭尽所能兑现这一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个协议并非是双方所要达成的唯一协议,它只是第一阶段协议,我希望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能到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第二阶段协议。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希望我现在能够身在中国,向你们讲述美中关系如何强大,并且将变得更加强大。 美中两国不要如同一些人所预计的那样陷入冷战。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很少能和平相处,甚至最终导致军事冲突,我不希望,也不相信中美最终将走向军事冲突。 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分歧, 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解决。军事对抗不是选项。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进行冷战或任何形式的外交战或经济战。这个赌注太高了。 美国当前仍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隔离状态,而中国已经开始回归正常,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有相应的知识、信息、资源和才能,可以互相帮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演讲,我希望我是错的,希望美中双方之间不会有互相攻击的不利言论。但我只是认为这很可能会发生,在美国的“政治季”里,我看不到任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努力,非常感谢邀请我发言,现在我很愿意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 田薇: 十分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席执行董事长,感谢您的坦诚。您作为知名商业领袖,感谢您如此坦诚地阐述, 中美双边关系应该具有的巨大潜力。但是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我注意到您刚刚在演讲以及分享观点的时候,多次用了“我希望” 。请问您觉得中美双方该如何做才能把希望变成现实? 具体些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三月底刚刚通过话,而且最近中国的副总理和美方的代表,财政部长和贸易代表,也都通过了电话。他们就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公共健康问题都达成了共识。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具体落实,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鲁宾斯坦先生,我知道让您回答这么宏大的问题有点为难,但是我相信您作为商业领袖和意见领袖,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大卫·鲁宾斯坦:一般来说,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要诚实地展开对话,有时最好的做法是私下沟通。我建议,我们双方都降低一下声调。 我想在我们开发出更好的疫苗和发现更好的治疗方法之前,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情况.但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确实经常使用“希望”这个词,因为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关于美中政治的争论会更多。这不会是令人高兴的情形。 田薇:我刚才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中美双方如何落实共识,至少通过电话沟通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将如何看待和采取行动落实这一共识?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交流。如果公共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认为美国商界领袖应该前往中国与中国商界领袖交谈,同时也应该鼓励中国商界领袖来到美国,对于两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官员合作开发药物或是疫苗。如果两国能够为此共同努力,我认为这将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能证明,我所担心的美中政治争论是不应该出现的。 田薇:您说的是政治口水战,显然是两国之间的舆论战。现在,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声音能大声说出来吗?他们会担心遭到恐吓吗?我们如何鼓励,例如,你作为商业领袖,政策制定者创造一个至少可以听到不同声音的环境? 大卫·鲁宾斯坦:我认为有些领袖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们可能不像那些正在商业和政治领域打拼的人那样有顾虑。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基辛格先生和保尔森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非常关心美中关系,他们会而且已经公开表示维护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双方的杰出人士,他们认识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能够尽力地发表积极的观点和言论,避免激烈的言辞引导我们走上我们不想走的道路。 田薇: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同行和朋友们说,今年将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请管理好期望值。据我们所知,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新型领导人的出现,美国大选和相关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人们总是需要尽最大努力使事情成功。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如何平衡这两者呢? 大卫·鲁宾斯坦:平衡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互对话。尤其是面对面对话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人际关系因此更加融合。我认为当人们可以互相交谈互相见面时,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在保证公共健康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并鼓励美中两国人民举行会议。我只是认为美中两国不应该陷入潜在的冷战。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中,美中关系的发展将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今经济和世界都在向前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政治言论的争论而导致任何类型的冷战。对话是最好的解决方式,CDF Talk就非常有帮助。 田薇:让我们再次感谢大卫·鲁宾斯坦先生,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执行董事长。 谢谢您今天的演讲,祝您一切顺利 大卫·鲁宾斯坦:我很荣幸,谢谢![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以下为对话实录: 田薇:大家好,欢迎来到CDF Talk,我是田薇。作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的老朋友,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成为这一特殊活动第一场的主持人。当前,世界依旧处于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之中,不同的经济体都处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建立平台取长补短,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应对愈加复杂的形势。不仅为了应对疫情 还关乎地缘政治以及全世界微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欢迎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高通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加州圣地亚哥的跨国企业。主要业务涉及知识产权、半导体、软件,以及跟无线技术有关的服务。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史蒂夫·莫伦科夫。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CDF Talk。也很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和合作。全世界正在面临艰难挑战,我谨代表37,000多位高通员工,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致以真诚祝愿,让我们共克时艰。 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逐步解除隔离和复工复产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在25年前我加入高通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经历过世界经济、半导体行业和公司的起起落落。一路走来感悟颇多。这些年来,我有幸与多个团队共事并参与了多个项目,这让我领悟到即使面对持续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也必须保持专注并相信自己专注于可控的事情,不要过于纠结无法掌控的事情,习惯于应对未知和拥抱变化,这对于当前我们需要应对大量未知状况大有裨益。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深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全局视野非常重要,要专注于创新和向前发展,专注于公司文化。这些有助于企业最终走向成功。我坚信,在战胜这一特殊挑战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会更加坚韧。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做有益于员工、股东、行业和社区的事情。 这次疫情相关的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且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一直认为变革有益于企业发展。我希望,高通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成为员工生活中的稳定剂,我要求高管团队和业务负责人与各自团队,保持定期联络并分享每周的更新。 我本人每周会向全体员工发送简短的视频信息,定期与危机处理团队会面,这使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公司正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从三月中旬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超过90%的公司员工一直居家办公,适应这种转变实属不易。但我们的团队成员一直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尽量避免影响业务运营,在希望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全球化企业开展工作和保持联络的全新方式,我预计,其中多种方式今后会被我们长期保留。 我对高通公司积极应对疫情非常自豪,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最先受到疫情影响。我对公司员工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非常满意,确保员工及其家人和所在社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完成既定业务,履行承诺,基于行业特质和公司执行力,我们已经安排许多员工居家办公。我们很幸运,公司能够这样应对危机,我对公司已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我们仍在按计划履行公司在产品方面的承诺,尽量避免影响供应链和业务运营。 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保持着极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继续推进5G路线图并为客户提供支持,同时满足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研发和供应链需求,通过云端协作我们还实现了实验室的远程访问并支持远程终端测试而无需实际到达现场. 我们很幸运,可靠的网络连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实现,疫情突显了宽带连接助力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远程医疗、沟通交流、娱乐和社交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数字鸿沟,及亟待相关部门解决的网络连接需求。 当我们与政府和全行业一起合作尽力控制疫情传播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及无线网络连接是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问题的良策。事实证明,宽带连接,尤其是5G,可谓是经济发展和教育教学的生命线,使人们能够高效地居家工作,学生也能够线上学习,今天CDF Talk的顺畅进行也同样得益于此。 宽带连接能够实现医生和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视频会议交流还能在线上查阅医疗影像和大批病历,随着5G的逐步部署,更多医疗领域的创新和更高效的诊疗也将成为现实。让网络连接无处不在、随处可用,始终是高通业务战略的核心,这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关键愿景。 我们始终坚信,网络连接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眼下前所未有的情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目前存在大量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电信行业发展的好时机。全世界面临的同一困境凸显了网络连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远程医疗,需要线上教学,需要社交联络,还需要在更广范围内获取更多信息,而这些正是5G所涉及的领域。 作为企业,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网络连接,在疫情后期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全球人民都在关注疫情产生的影响,关心疫情会给卫生、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后果,各个行业和各国的复工复产差异明显,密切关注各国回归正常有何不同将十分重要。 智能手机销量是我们关注的经济复苏指标之一,我们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量,以及手机激活量均有好转,第一季度中国市场需求锐减,但随着管制措施的放宽已经实现了逐月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5G部署的进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G正按计划推进, 特别是中国政府将其纳入“新基建”的一部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推出5G服务,并计划在今年部署55万个基站,全球领先的运营商已有380家正在投资5G网络。5G即将成为最重要的连接平台,实际上,我们预计5G将比4G LTE,早两年实现全球连接达到十亿。 这既体现了5G技术的重要性,也彰显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辛勤努力。我深信, 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5G,将有助于在全国逐渐恢复正常的同时促进经济复苏。 谈到5G将对中国产生的潜在影响,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的最新研究,到2025年,中国的网络连接预计将占全球的30%。到2030年,5G将在中国创造9千亿美元直接经济产出和4千亿美元经济增加值。此外,此项研究还预计2020年,5G商用将直接创造54万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800万以上。 我认为,人们会惊讶于5G给智能手机以外其他市场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手机更新换代,事实上每个重要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医疗保健到汽车和物流。我认为,我们将看到5G催生的全新商业模式、业态和经济,这将带来全新的机遇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未来15年,5G将带动13.2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长,并最终创造2200万个就业岗位,我比以往更加相信,对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无线技术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信基础设施将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复苏。在我们应对挑战之际,这是政府和企业必须考虑的事情。 高通与中国生态系统的合作已超过25年,早与中国产业融为一体。我们在中国拥有约5000名员工,遍布在业务部门、研发和创新中心及制造基地。从2G时代开始历经每一次技术迭代直到今天的5G,高通都一直与中国最杰出的创新型公司携手合作并提供支持,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小米、vivo、OPPO、华为、腾讯、中兴通讯和中芯国际等。 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移动生态系统在国内及全球的蓬勃发展,高通还通过我们的创投团队支持行业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投资超过60家中国公司,并在多次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中为他们提供支持。此外,我们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项目遍及全国,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协作已扩展至多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物联网、软件和汽车,通过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共创价值的合作、长期的投资以及我们赋能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诺。 高通的成功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行业和社区密不可分。高通是中国移动生态系统的长期合作伙伴,近期的重要例证是2018年高通联合领先的中国公司在北京启动“5G领航”计划,其中包括小米、OPPO、vivo、联想、中兴通讯和闻泰,这一计划支持了5G的加速部署,助力中国合作伙伴在国内及全球市场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我本人亲自参加了这场启动会,并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购买到中国的手机,更令人振奋的是四月份在中国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近40%是5G手机,小米在欧洲发布了5G终端,一加也在美国联合Verizon和T-Mobile发布了5G手机。产业上下强有力的合作促进了5G规模化部署,让其成为迄今为止电信史上速度最快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代通信技术。 作为专注于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公司,商业模式基于相互成就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球采用的标准。我们认为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释放5G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因此,我赞赏中国在近期发布的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等政策性文件。 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独立实现5G成功,它是整个行业的机会, 也是合作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持续致力于在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地方践行承诺。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并且它始终是高通文化的关键部分。在中国,我们很早就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用于采购救援物资和负压救护车以帮助湖北危重患者,我们还携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同江市联合捐赠联网终端,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 这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中”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贫困地区提升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并改善教学环境。在我们总部所在地圣地亚哥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将继续评估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贡献,致力让无线技术惠及全球欠发达社区,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之一。 过去十年,我们的“无线关爱”计划,让超过100万人受益。仅在中国,就有超过1,400个组织参与了该计划。2019年,我们把工作集中于两个支柱项目“二十一世纪课堂”和“我是你的眼”。“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侧重于助力中国的脱贫工作,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我是你的眼”的目的是帮助视障者。 作为一家具有领先技术和发明家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培育下一代发明家和技术专家,我们正与许多组织密切合作,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和STEM领域人才的培养。我们继续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保持合作,制定并开展了STEM和创客课程,我们支持了2019年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大赛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参与到,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中来。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各个行业的探索,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最终推动经济恢复如常,享有公平的连接机会发挥关键作用将变得至关重要。数十年前,我们的团队帮助创建移动互联网时,我并没有想到连接将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日常生活,并且让这么多新的行业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并亲眼见证, 一旦你让人们“掌控”世界,他们将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发挥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都在适应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实现的是更多的远程学习、远程工作和远程医疗。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员工,他们在此期间体现出了高度敬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过去四个月,我看到了展现出高通坚韧而强健文化的无数事例,以及我们全球团队齐心协力迎接挑战的能力。 全球数十亿人正在使用高通的技术,我们的使命是发明具有突破性的无线技术并商用化,正如不断被增强并已展示给全球的5G技术,从而为世界谋求更大的福祉。 感谢今天受邀发言,我很高兴回答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田薇:非常感谢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也祝贺你和你的团队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能够创新地开展工作并展现出企业责任担当。 我们对您所描述的眼下正在释放的5G发展潜力,和贵公司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内容,感到非常兴奋。这也非常令人惊叹。 显然,在有效疫苗进入市场之前,我们还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因疫情而导致进一步加剧。 那么当下,像高通这样一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处于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合作伙伴,将如何摆脱这些现实因素,保持运作并蓬勃发展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即我们高度专注于支持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 坦率地讲,我希望我们更多专注于发展5G,而不会太多受到那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即使有时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我们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我希望他们也同样满意。 我们期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够继续合作。我想,现在正是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先导作用很重要,我们也很高兴这么做。 田薇:谢谢您的引导力以及对问题的评论。下一个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关系。高通对此高度关注,这也是贵公司商业模式的支撑。 您如何看待所谓国际标准在不同经济体,也包括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潜力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整个行业因国际标准获益匪浅。史蒂夫·莫伦科夫: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别处拨通电话,史蒂夫·莫伦科夫: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为极其庞大的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归因于目前国际标准组织出色的工作。 我认为,几十年来国际标准一直服务于全世界,未来也将如此。坦率而言,国际标准也是我们积极参与的领域之一,通过该机制我们能够与其他产业伙伴进行合作,而其中越来越多的产业伙伴来自中国。 国际标准的确发挥了作用,并且我们预计它将继续发挥作用。 田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国际标准发挥的作用? 史蒂夫·莫伦科夫:目前我们有5G全球标准,它在许多情况下为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创造机会,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可以成功开展业务,而且能够拓展海外市场。他们有机会将产品销往欧洲、东南亚,甚至北美,正如一加等公司的情况。 我们乐于参与全球生态系统建设,并向全世界提供此类机会。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故事,我预计这会在其他代际中延续——延续到6G,延续到许多行业,我认为将产生很好的效果。 田薇:您曾谈到建设全球5G生态系统,而在当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下,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问题更为重要,且情况也会因不同经济环境而各不相同。 当前,各经济体都在忙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您如何看待您曾勾画的蓝图?在当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建设可能实现吗?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可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建设进程加速了,这是由于现在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基础性网络连接能够支持我们完成诸多事情。 比如,远程医疗。目前,人们正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断而免于暴露在危险的医疗环境下。显然,网络连接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国际上更渴望这些技术尽快投入应用。疫情期间,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在发挥作用。 同时,相关部署速度也在加快,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在美国,人们对这些技术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需要更大力度的部署。据我了解,当前,人们减少出行,确实在一些情况下更便于进行技术部署。 田薇:好的。之前您提到您也在居家工作。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秘诀能让人居家工作也高效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很幸运,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必花太多时间教育或辅导孩子。很多人的孩子还小, 他们既要处理工作事务,安排私人生活, 又要辅导孩子学习,确实颇具挑战性。 或许我很幸运,当疫情影响生活的时候我还能够应付得来,实际上是现在我们有网络连接。较之与以前,现在确实算是幸运。如果疫情在十年前爆发,全球都会陷入截然不同的境地。当然,十年后,我们的技术会更加进步,不过但愿我们今后不必遭遇如此的处境。 我认为,下一次全世界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田薇:史蒂夫·莫伦科夫,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采访您。非常感谢,保重。 史蒂夫·莫伦科夫:谢谢。你也一样。并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以下为对话实录: 田薇:大家好,欢迎来到CDF Talk,我是田薇。作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的老朋友,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成为这一特殊活动第一场的主持人。当前,世界依旧处于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之中,不同的经济体都处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建立平台取长补短,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应对愈加复杂的形势。不仅为了应对疫情 还关乎地缘政治以及全世界微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欢迎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高通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加州圣地亚哥的跨国企业。主要业务涉及知识产权、半导体、软件,以及跟无线技术有关的服务。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史蒂夫·莫伦科夫。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CDF Talk。也很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和合作。全世界正在面临艰难挑战,我谨代表37,000多位高通员工,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致以真诚祝愿,让我们共克时艰。 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逐步解除隔离和复工复产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在25年前我加入高通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经历过世界经济、半导体行业和公司的起起落落。一路走来感悟颇多。这些年来,我有幸与多个团队共事并参与了多个项目,这让我领悟到即使面对持续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也必须保持专注并相信自己专注于可控的事情,不要过于纠结无法掌控的事情,习惯于应对未知和拥抱变化,这对于当前我们需要应对大量未知状况大有裨益。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深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全局视野非常重要,要专注于创新和向前发展,专注于公司文化。这些有助于企业最终走向成功。我坚信,在战胜这一特殊挑战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会更加坚韧。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做有益于员工、股东、行业和社区的事情。 这次疫情相关的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且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一直认为变革有益于企业发展。我希望,高通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成为员工生活中的稳定剂,我要求高管团队和业务负责人与各自团队,保持定期联络并分享每周的更新。 我本人每周会向全体员工发送简短的视频信息,定期与危机处理团队会面,这使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公司正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从三月中旬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超过90%的公司员工一直居家办公,适应这种转变实属不易。但我们的团队成员一直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尽量避免影响业务运营,在希望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全球化企业开展工作和保持联络的全新方式,我预计,其中多种方式今后会被我们长期保留。 我对高通公司积极应对疫情非常自豪,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最先受到疫情影响。我对公司员工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非常满意,确保员工及其家人和所在社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完成既定业务,履行承诺,基于行业特质和公司执行力,我们已经安排许多员工居家办公。我们很幸运,公司能够这样应对危机,我对公司已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我们仍在按计划履行公司在产品方面的承诺,尽量避免影响供应链和业务运营。 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保持着极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继续推进5G路线图并为客户提供支持,同时满足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研发和供应链需求,通过云端协作我们还实现了实验室的远程访问并支持远程终端测试而无需实际到达现场. 我们很幸运,可靠的网络连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实现,疫情突显了宽带连接助力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远程医疗、沟通交流、娱乐和社交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数字鸿沟,及亟待相关部门解决的网络连接需求。 当我们与政府和全行业一起合作尽力控制疫情传播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及无线网络连接是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问题的良策。事实证明,宽带连接,尤其是5G,可谓是经济发展和教育教学的生命线,使人们能够高效地居家工作,学生也能够线上学习,今天CDF Talk的顺畅进行也同样得益于此。 宽带连接能够实现医生和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视频会议交流还能在线上查阅医疗影像和大批病历,随着5G的逐步部署,更多医疗领域的创新和更高效的诊疗也将成为现实。让网络连接无处不在、随处可用,始终是高通业务战略的核心,这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关键愿景。 我们始终坚信,网络连接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眼下前所未有的情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目前存在大量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电信行业发展的好时机。全世界面临的同一困境凸显了网络连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远程医疗,需要线上教学,需要社交联络,还需要在更广范围内获取更多信息,而这些正是5G所涉及的领域。 作为企业,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网络连接,在疫情后期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全球人民都在关注疫情产生的影响,关心疫情会给卫生、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后果,各个行业和各国的复工复产差异明显,密切关注各国回归正常有何不同将十分重要。 智能手机销量是我们关注的经济复苏指标之一,我们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量,以及手机激活量均有好转,第一季度中国市场需求锐减,但随着管制措施的放宽已经实现了逐月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5G部署的进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G正按计划推进, 特别是中国政府将其纳入“新基建”的一部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推出5G服务,并计划在今年部署55万个基站,全球领先的运营商已有380家正在投资5G网络。5G即将成为最重要的连接平台,实际上,我们预计5G将比4G LTE,早两年实现全球连接达到十亿。 这既体现了5G技术的重要性,也彰显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辛勤努力。我深信, 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5G,将有助于在全国逐渐恢复正常的同时促进经济复苏。 谈到5G将对中国产生的潜在影响,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的最新研究,到2025年,中国的网络连接预计将占全球的30%。到2030年,5G将在中国创造9千亿美元直接经济产出和4千亿美元经济增加值。此外,此项研究还预计2020年,5G商用将直接创造54万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800万以上。 我认为,人们会惊讶于5G给智能手机以外其他市场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手机更新换代,事实上每个重要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医疗保健到汽车和物流。我认为,我们将看到5G催生的全新商业模式、业态和经济,这将带来全新的机遇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未来15年,5G将带动13.2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长,并最终创造2200万个就业岗位,我比以往更加相信,对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无线技术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信基础设施将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复苏。在我们应对挑战之际,这是政府和企业必须考虑的事情。 高通与中国生态系统的合作已超过25年,早与中国产业融为一体。我们在中国拥有约5000名员工,遍布在业务部门、研发和创新中心及制造基地。从2G时代开始历经每一次技术迭代直到今天的5G,高通都一直与中国最杰出的创新型公司携手合作并提供支持,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小米、vivo、OPPO、华为、腾讯、中兴通讯和中芯国际等。 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移动生态系统在国内及全球的蓬勃发展,高通还通过我们的创投团队支持行业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投资超过60家中国公司,并在多次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中为他们提供支持。此外,我们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项目遍及全国,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协作已扩展至多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物联网、软件和汽车,通过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共创价值的合作、长期的投资以及我们赋能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诺。 高通的成功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行业和社区密不可分。高通是中国移动生态系统的长期合作伙伴,近期的重要例证是2018年高通联合领先的中国公司在北京启动“5G领航”计划,其中包括小米、OPPO、vivo、联想、中兴通讯和闻泰,这一计划支持了5G的加速部署,助力中国合作伙伴在国内及全球市场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我本人亲自参加了这场启动会,并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购买到中国的手机,更令人振奋的是四月份在中国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近40%是5G手机,小米在欧洲发布了5G终端,一加也在美国联合Verizon和T-Mobile发布了5G手机。产业上下强有力的合作促进了5G规模化部署,让其成为迄今为止电信史上速度最快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代通信技术。 作为专注于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公司,商业模式基于相互成就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球采用的标准。我们认为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释放5G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因此,我赞赏中国在近期发布的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等政策性文件。 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独立实现5G成功,它是整个行业的机会, 也是合作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持续致力于在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地方践行承诺。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并且它始终是高通文化的关键部分。在中国,我们很早就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用于采购救援物资和负压救护车以帮助湖北危重患者,我们还携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同江市联合捐赠联网终端,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 这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中”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贫困地区提升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并改善教学环境。在我们总部所在地圣地亚哥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将继续评估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贡献,致力让无线技术惠及全球欠发达社区,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之一。 过去十年,我们的“无线关爱”计划,让超过100万人受益。仅在中国,就有超过1,400个组织参与了该计划。2019年,我们把工作集中于两个支柱项目“二十一世纪课堂”和“我是你的眼”。“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侧重于助力中国的脱贫工作,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我是你的眼”的目的是帮助视障者。 作为一家具有领先技术和发明家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培育下一代发明家和技术专家,我们正与许多组织密切合作,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和STEM领域人才的培养。我们继续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保持合作,制定并开展了STEM和创客课程,我们支持了2019年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大赛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参与到,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中来。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各个行业的探索,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最终推动经济恢复如常,享有公平的连接机会发挥关键作用将变得至关重要。数十年前,我们的团队帮助创建移动互联网时,我并没有想到连接将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日常生活,并且让这么多新的行业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并亲眼见证, 一旦你让人们“掌控”世界,他们将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发挥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都在适应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实现的是更多的远程学习、远程工作和远程医疗。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员工,他们在此期间体现出了高度敬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过去四个月,我看到了展现出高通坚韧而强健文化的无数事例,以及我们全球团队齐心协力迎接挑战的能力。 全球数十亿人正在使用高通的技术,我们的使命是发明具有突破性的无线技术并商用化,正如不断被增强并已展示给全球的5G技术,从而为世界谋求更大的福祉。 感谢今天受邀发言,我很高兴回答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田薇:非常感谢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也祝贺你和你的团队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能够创新地开展工作并展现出企业责任担当。 我们对您所描述的眼下正在释放的5G发展潜力,和贵公司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内容,感到非常兴奋。这也非常令人惊叹。 显然,在有效疫苗进入市场之前,我们还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因疫情而导致进一步加剧。 那么当下,像高通这样一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处于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合作伙伴,将如何摆脱这些现实因素,保持运作并蓬勃发展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即我们高度专注于支持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 坦率地讲,我希望我们更多专注于发展5G,而不会太多受到那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即使有时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我们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我希望他们也同样满意。 我们期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够继续合作。我想,现在正是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先导作用很重要,我们也很高兴这么做。 田薇:谢谢您的引导力以及对问题的评论。下一个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关系。高通对此高度关注,这也是贵公司商业模式的支撑。 您如何看待所谓国际标准在不同经济体,也包括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潜力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整个行业因国际标准获益匪浅。史蒂夫·莫伦科夫: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别处拨通电话,史蒂夫·莫伦科夫: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为极其庞大的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归因于目前国际标准组织出色的工作。 我认为,几十年来国际标准一直服务于全世界,未来也将如此。坦率而言,国际标准也是我们积极参与的领域之一,通过该机制我们能够与其他产业伙伴进行合作,而其中越来越多的产业伙伴来自中国。 国际标准的确发挥了作用,并且我们预计它将继续发挥作用。 田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国际标准发挥的作用? 史蒂夫·莫伦科夫:目前我们有5G全球标准,它在许多情况下为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创造机会,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可以成功开展业务,而且能够拓展海外市场。他们有机会将产品销往欧洲、东南亚,甚至北美,正如一加等公司的情况。 我们乐于参与全球生态系统建设,并向全世界提供此类机会。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故事,我预计这会在其他代际中延续——延续到6G,延续到许多行业,我认为将产生很好的效果。 田薇:您曾谈到建设全球5G生态系统,而在当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下,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问题更为重要,且情况也会因不同经济环境而各不相同。 当前,各经济体都在忙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您如何看待您曾勾画的蓝图?在当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建设可能实现吗?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可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建设进程加速了,这是由于现在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基础性网络连接能够支持我们完成诸多事情。 比如,远程医疗。目前,人们正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断而免于暴露在危险的医疗环境下。显然,网络连接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国际上更渴望这些技术尽快投入应用。疫情期间,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在发挥作用。 同时,相关部署速度也在加快,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在美国,人们对这些技术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需要更大力度的部署。据我了解,当前,人们减少出行,确实在一些情况下更便于进行技术部署。 田薇:好的。之前您提到您也在居家工作。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秘诀能让人居家工作也高效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很幸运,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必花太多时间教育或辅导孩子。很多人的孩子还小, 他们既要处理工作事务,安排私人生活, 又要辅导孩子学习,确实颇具挑战性。 或许我很幸运,当疫情影响生活的时候我还能够应付得来,实际上是现在我们有网络连接。较之与以前,现在确实算是幸运。如果疫情在十年前爆发,全球都会陷入截然不同的境地。当然,十年后,我们的技术会更加进步,不过但愿我们今后不必遭遇如此的处境。 我认为,下一次全世界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田薇:史蒂夫·莫伦科夫,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采访您。非常感谢,保重。 史蒂夫·莫伦科夫:谢谢。你也一样。并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 以下为对话实录: 田薇:大家好,欢迎来到CDF Talk,我是田薇。作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多年的老朋友,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成为这一特殊活动第一场的主持人。当前,世界依旧处于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之中,不同的经济体都处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建立平台取长补短,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应对愈加复杂的形势。不仅为了应对疫情 还关乎地缘政治以及全世界微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欢迎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高通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加州圣地亚哥的跨国企业。主要业务涉及知识产权、半导体、软件,以及跟无线技术有关的服务。 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史蒂夫·莫伦科夫。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CDF Talk。也很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支持和合作。全世界正在面临艰难挑战,我谨代表37,000多位高通员工,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致以真诚祝愿,让我们共克时艰。 我非常敬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也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逐步解除隔离和复工复产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在25年前我加入高通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经历过世界经济、半导体行业和公司的起起落落。一路走来感悟颇多。这些年来,我有幸与多个团队共事并参与了多个项目,这让我领悟到即使面对持续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也必须保持专注并相信自己专注于可控的事情,不要过于纠结无法掌控的事情,习惯于应对未知和拥抱变化,这对于当前我们需要应对大量未知状况大有裨益。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深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保持全局视野非常重要,要专注于创新和向前发展,专注于公司文化。这些有助于企业最终走向成功。我坚信,在战胜这一特殊挑战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会更加坚韧。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做有益于员工、股东、行业和社区的事情。 这次疫情相关的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且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一直认为变革有益于企业发展。我希望,高通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能够成为员工生活中的稳定剂,我要求高管团队和业务负责人与各自团队,保持定期联络并分享每周的更新。 我本人每周会向全体员工发送简短的视频信息,定期与危机处理团队会面,这使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公司正在面临的所有问题。 从三月中旬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超过90%的公司员工一直居家办公,适应这种转变实属不易。但我们的团队成员一直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尽量避免影响业务运营,在希望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全球化企业开展工作和保持联络的全新方式,我预计,其中多种方式今后会被我们长期保留。 我对高通公司积极应对疫情非常自豪,我们在中国的团队最先受到疫情影响。我对公司员工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非常满意,确保员工及其家人和所在社区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我们也要完成既定业务,履行承诺,基于行业特质和公司执行力,我们已经安排许多员工居家办公。我们很幸运,公司能够这样应对危机,我对公司已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我们仍在按计划履行公司在产品方面的承诺,尽量避免影响供应链和业务运营。 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保持着极高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继续推进5G路线图并为客户提供支持,同时满足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研发和供应链需求,通过云端协作我们还实现了实验室的远程访问并支持远程终端测试而无需实际到达现场. 我们很幸运,可靠的网络连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能实现,疫情突显了宽带连接助力远程办公、远程学习,远程医疗、沟通交流、娱乐和社交的关键作用。同时也凸显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数字鸿沟,及亟待相关部门解决的网络连接需求。 当我们与政府和全行业一起合作尽力控制疫情传播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及无线网络连接是解决我们正在面临的这些重大挑战问题的良策。事实证明,宽带连接,尤其是5G,可谓是经济发展和教育教学的生命线,使人们能够高效地居家工作,学生也能够线上学习,今天CDF Talk的顺畅进行也同样得益于此。 宽带连接能够实现医生和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视频会议交流还能在线上查阅医疗影像和大批病历,随着5G的逐步部署,更多医疗领域的创新和更高效的诊疗也将成为现实。让网络连接无处不在、随处可用,始终是高通业务战略的核心,这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关键愿景。 我们始终坚信,网络连接将成为每个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眼下前所未有的情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尽管目前存在大量挑战,但我仍然认为这是电信行业发展的好时机。全世界面临的同一困境凸显了网络连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远程医疗,需要线上教学,需要社交联络,还需要在更广范围内获取更多信息,而这些正是5G所涉及的领域。 作为企业,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我们正在开发的技术变得日益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确保网络连接,在疫情后期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全球人民都在关注疫情产生的影响,关心疫情会给卫生、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后果,各个行业和各国的复工复产差异明显,密切关注各国回归正常有何不同将十分重要。 智能手机销量是我们关注的经济复苏指标之一,我们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量,以及手机激活量均有好转,第一季度中国市场需求锐减,但随着管制措施的放宽已经实现了逐月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5G部署的进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G正按计划推进, 特别是中国政府将其纳入“新基建”的一部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推出5G服务,并计划在今年部署55万个基站,全球领先的运营商已有380家正在投资5G网络。5G即将成为最重要的连接平台,实际上,我们预计5G将比4G LTE,早两年实现全球连接达到十亿。 这既体现了5G技术的重要性,也彰显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的辛勤努力。我深信, 中国政府优先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5G,将有助于在全国逐渐恢复正常的同时促进经济复苏。 谈到5G将对中国产生的潜在影响,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 的最新研究,到2025年,中国的网络连接预计将占全球的30%。到2030年,5G将在中国创造9千亿美元直接经济产出和4千亿美元经济增加值。此外,此项研究还预计2020年,5G商用将直接创造54万个就业岗位。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长到800万以上。 我认为,人们会惊讶于5G给智能手机以外其他市场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手机更新换代,事实上每个重要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医疗保健到汽车和物流。我认为,我们将看到5G催生的全新商业模式、业态和经济,这将带来全新的机遇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未来15年,5G将带动13.2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增长,并最终创造2200万个就业岗位,我比以往更加相信,对于国际社会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无线技术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信基础设施将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复苏。在我们应对挑战之际,这是政府和企业必须考虑的事情。 高通与中国生态系统的合作已超过25年,早与中国产业融为一体。我们在中国拥有约5000名员工,遍布在业务部门、研发和创新中心及制造基地。从2G时代开始历经每一次技术迭代直到今天的5G,高通都一直与中国最杰出的创新型公司携手合作并提供支持,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小米、vivo、OPPO、华为、腾讯、中兴通讯和中芯国际等。 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移动生态系统在国内及全球的蓬勃发展,高通还通过我们的创投团队支持行业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已投资超过60家中国公司,并在多次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中为他们提供支持。此外,我们还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的项目遍及全国,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协作已扩展至多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智能手机、集成电路、物联网、软件和汽车,通过先进的技术与产品,共创价值的合作、长期的投资以及我们赋能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诺。 高通的成功与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行业和社区密不可分。高通是中国移动生态系统的长期合作伙伴,近期的重要例证是2018年高通联合领先的中国公司在北京启动“5G领航”计划,其中包括小米、OPPO、vivo、联想、中兴通讯和闻泰,这一计划支持了5G的加速部署,助力中国合作伙伴在国内及全球市场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我本人亲自参加了这场启动会,并为我们共同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购买到中国的手机,更令人振奋的是四月份在中国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近40%是5G手机,小米在欧洲发布了5G终端,一加也在美国联合Verizon和T-Mobile发布了5G手机。产业上下强有力的合作促进了5G规模化部署,让其成为迄今为止电信史上速度最快和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代通信技术。 作为专注于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公司,商业模式基于相互成就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全球采用的标准。我们认为制定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释放5G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因此,我赞赏中国在近期发布的2020—2021年贯彻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推进计划”等政策性文件。 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独立实现5G成功,它是整个行业的机会, 也是合作的机会,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持续致力于在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在的地方践行承诺。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并且它始终是高通文化的关键部分。在中国,我们很早就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款,用于采购救援物资和负压救护车以帮助湖北危重患者,我们还携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向同江市联合捐赠联网终端,帮助孩子及其家庭在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 这是高通“无线关爱”计划中”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贫困地区提升学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并改善教学环境。在我们总部所在地圣地亚哥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将继续评估需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贡献,致力让无线技术惠及全球欠发达社区,是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的重点之一。 过去十年,我们的“无线关爱”计划,让超过100万人受益。仅在中国,就有超过1,400个组织参与了该计划。2019年,我们把工作集中于两个支柱项目“二十一世纪课堂”和“我是你的眼”。“二十一世纪课堂”项目侧重于助力中国的脱贫工作,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高质量教育,“我是你的眼”的目的是帮助视障者。 作为一家具有领先技术和发明家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培育下一代发明家和技术专家,我们正与许多组织密切合作,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发展,和STEM领域人才的培养。我们继续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保持合作,制定并开展了STEM和创客课程,我们支持了2019年全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大赛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参与到,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中来。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各个行业的探索,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最终推动经济恢复如常,享有公平的连接机会发挥关键作用将变得至关重要。数十年前,我们的团队帮助创建移动互联网时,我并没有想到连接将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日常生活,并且让这么多新的行业成为可能。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并亲眼见证, 一旦你让人们“掌控”世界,他们将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发挥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都在适应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实现的是更多的远程学习、远程工作和远程医疗。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员工,他们在此期间体现出了高度敬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过去四个月,我看到了展现出高通坚韧而强健文化的无数事例,以及我们全球团队齐心协力迎接挑战的能力。 全球数十亿人正在使用高通的技术,我们的使命是发明具有突破性的无线技术并商用化,正如不断被增强并已展示给全球的5G技术,从而为世界谋求更大的福祉。 感谢今天受邀发言,我很高兴回答接下来的一些问题。 田薇:非常感谢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先生,也祝贺你和你的团队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能够创新地开展工作并展现出企业责任担当。 我们对您所描述的眼下正在释放的5G发展潜力,和贵公司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内容,感到非常兴奋。这也非常令人惊叹。 显然,在有效疫苗进入市场之前,我们还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缘政治问题,可能因疫情而导致进一步加剧。 那么当下,像高通这样一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处于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合作伙伴,将如何摆脱这些现实因素,保持运作并蓬勃发展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 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运作方式,即我们高度专注于支持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 坦率地讲,我希望我们更多专注于发展5G,而不会太多受到那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即使有时在报纸等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局势明显紧张的报道,我们也始终对公司与中国伙伴开展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我希望他们也同样满意。 我们期望,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够继续合作。我想,现在正是轮到商业领袖们共同协作起来,以真正表明我们懂得如何合作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先导作用很重要,我们也很高兴这么做。 田薇:谢谢您的引导力以及对问题的评论。下一个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很大关系。高通对此高度关注,这也是贵公司商业模式的支撑。 您如何看待所谓国际标准在不同经济体,也包括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潜力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整个行业因国际标准获益匪浅。史蒂夫·莫伦科夫: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向别处拨通电话,史蒂夫·莫伦科夫: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为极其庞大的全球经济做出贡献,正是因为归因于目前国际标准组织出色的工作。 我认为,几十年来国际标准一直服务于全世界,未来也将如此。坦率而言,国际标准也是我们积极参与的领域之一,通过该机制我们能够与其他产业伙伴进行合作,而其中越来越多的产业伙伴来自中国。 国际标准的确发挥了作用,并且我们预计它将继续发挥作用。 田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国际标准发挥的作用? 史蒂夫·莫伦科夫:目前我们有5G全球标准,它在许多情况下为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创造机会,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可以成功开展业务,而且能够拓展海外市场。他们有机会将产品销往欧洲、东南亚,甚至北美,正如一加等公司的情况。 我们乐于参与全球生态系统建设,并向全世界提供此类机会。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成功故事,我预计这会在其他代际中延续——延续到6G,延续到许多行业,我认为将产生很好的效果。 田薇:您曾谈到建设全球5G生态系统,而在当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下,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问题更为重要,且情况也会因不同经济环境而各不相同。 当前,各经济体都在忙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您如何看待您曾勾画的蓝图?在当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建设可能实现吗?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认为可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建设进程加速了,这是由于现在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基础性网络连接能够支持我们完成诸多事情。 比如,远程医疗。目前,人们正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断而免于暴露在危险的医疗环境下。显然,网络连接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国际上更渴望这些技术尽快投入应用。疫情期间,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在发挥作用。 同时,相关部署速度也在加快,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在美国,人们对这些技术的需求也变得更为迫切,需要更大力度的部署。据我了解,当前,人们减少出行,确实在一些情况下更便于进行技术部署。 田薇:好的。之前您提到您也在居家工作。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秘诀能让人居家工作也高效呢? 史蒂夫·莫伦科夫:我很幸运,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必花太多时间教育或辅导孩子。很多人的孩子还小, 他们既要处理工作事务,安排私人生活, 又要辅导孩子学习,确实颇具挑战性。 或许我很幸运,当疫情影响生活的时候我还能够应付得来,实际上是现在我们有网络连接。较之与以前,现在确实算是幸运。如果疫情在十年前爆发,全球都会陷入截然不同的境地。当然,十年后,我们的技术会更加进步,不过但愿我们今后不必遭遇如此的处境。 我认为,下一次全世界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田薇:史蒂夫·莫伦科夫,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 很高兴采访您。非常感谢,保重。 史蒂夫·莫伦科夫:谢谢。你也一样。并再次感谢邀请。[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直播的CDF TALK于6月9日20:00在线直播。央视主持人田薇对话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凯雷投资集团 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大卫·鲁宾斯坦。 史蒂夫·莫伦科夫(Steve Mollenkopf)是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Qualcomm(高通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者,也是5G研发、商用与实现规模化的推动力量。 25年前,莫伦科夫加入高通公司,由一名普通工程师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成为了这一全球重要半导体企业的掌舵人。其间,莫伦科夫见证了世界经济和自己所处的半导体行业的起起落落。现在,世界面临新的挑战。作为一家业务延伸至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高通将如何顺势而为、继续发展壮大?半导体行业又该如何面对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莫伦科夫希望,今晚他的演讲能让人们听到高通这个半导体行业领先企业对中国、对中国市场的心声。 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M. Rubenstein ) 是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联席执行董事长。 鲁宾斯坦曾担任美国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内政策助理,离开白宫后于1987年创立凯雷投资。凯雷投资被誉为“总统俱乐部”,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人均曾在公司任职。他主持的“大卫·鲁宾斯坦秀”,以采访全球知名人士闻名。此前,鲁宾斯坦不止一次表示,希望自己能到中国来,亲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解释美国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他担心,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会为中美关系蒙上新一层阴霾。今晚,他将第一次面向公众,解释这种担心,并就此对中美双方提出建议。 点击进入直播间 扫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 CDF TALK 于6月8日晚在线直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对话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瑞·达利欧 (Ray Dalio)。 以下为对话全文: 卢迈: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晚上好!我是卢迈,今天非常荣幸主持CDF TALK。今天的发言嘉宾是瑞·达利欧。现在是全球非常特殊的时刻,我们都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现在有很多的讨论都关注未来经济和政治的走向。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非常希望能够推动有意义的对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举办了一些网络研讨会让全球的商业领袖和顶尖学者分享他们关于疫情后的经济发展的看法。 这次,我们设立CDF talk,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讲述他们的经历,分享自己的洞见,谈谈自己行业的情况。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让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受益,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目前的经济形势、未来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疫情。 今天我们请到的发言人是瑞·达利欧先生,他是非常知名的投资家。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投资官。 桥水是一家基于全球宏观经济进行投资的投资管理公司,于1975年成立,我们今天希望他能够讲解一下他对经济趋势的展望,以及这次的疫情会如何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如果要谈长期的问题,比如涌现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没有人比瑞·达利欧先生更适合回答这些问题。 有请瑞·达利欧先生。 瑞·达利欧:谢谢卢迈。 非常高兴用这种方式沟通彼此的想法,并且继续我们的对话,咱们的对话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虽然很遗憾我们不能面对面交流,但是这样的形式也非常不错,所以非常感谢卢迈的邀请。 虽然直接谈论目前的状况很有诱惑力,但是我想先尽量拒绝这样的诱惑,先退一步从大的背景上来谈。我已经70岁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年,我在美国长大,生长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那时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现在依然是。 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实际是1945年以后建立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45年新的秩序诞生,这个新秩序在战争和破坏的时期结束后诞生,但是我自己没有并经历过那个时期。 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了解到,很多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我都不曾亲身经历过,所以我需要学习历史。 我在1971年的时候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是我刚本科毕业,准备上研究生之前的暑期。那时候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工作,美元不被世界接受,而且和黄金的联系也摇摇欲坠,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再支持用美元纸币兑换黄金,切断黄金和美元的关系。 我走进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大厅,以为肯定会非常混乱。但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股市反而涨了4%,那是几十年来涨的最多的一次,我本来预期股市会大跌。 我之前也没有经历过货币贬值,所以我去研究了历史,然后我发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货币贬值,也知道了为什么货币贬值会导致股市上升,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之前人生从未经历过的重大事件。 这使我认识到,我需要了解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感到措手不及。所以,我今天也想谈谈这类事情。 近期,在疫情发生之前,我正在进行这样的观察,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势,在我的有生之年是没有发生过的。 我想请大家关注第一页PPT,第一页讲了三个大的问题,这三个大问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走到了长期债务周期的末尾,也就是说,这个债务周期是在1945年开始的,就是美元的周期,个周期里面创造了大量的信贷。通常都是通过债务重组,然后又开始积累新的债务,然后给央行创造货币和信贷的权力,如果一旦经济走弱,他们就开始印钞票,扩大信贷,这样市场又被托起来了。 央行可以一直这样做,直到利率达到零,当利率达到接近零的时候,就很难再通过同样的方式去刺激经济了,所以比如当2008年利率下降到零时,那个时候政府不得不印钞,购买金融资产,将金融资产注入市场。 这对整个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1933年,所以规律就逐渐显现了。 现在和1930—1945年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我等一会再讲这部分内容。 还有一个趋势是比较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差异,是非常不公平的经济差异,不是失去平等机会之类的。 这在我有生之年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刚才讲的1930—1945年期间有发生过。 然后有了大国的崛起,即中国挑战这个秩序中的现有主导大国美国的地位,这在之前也没有发生过。尽管之前有苏联、俄罗斯,但是在经济体量上并不是非常强大有力的对手。我一直在观察这些,以及相应反应上的变化, 过去35年我一直来中国,中国建国以来的一半时间与我人生的一半时间是重叠的,我也见证了这个时期的变化,见证了刚才讲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我想知道1930—1945年间发生了什么。 我决定要深入研究一下,我需要去理解这些储备货币的崛起和衰退,以及它们背后的帝国的兴衰。 所以,我去看了其他储备货币和帝国兴衰,请通过图表了解一下。 比如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过去大概100年的情况,上面的图表显示了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情况类似。时间限制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梳理全球的情况, 但是可以看到在第一组圆圈里,在1930年左右,当时有非常多的债务和债务危机,我们看到蓝线显示利率趋于0,红线显示的是印钞,和央行购入金融资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中,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2008年基本重复了当时的情形,利率趋于0,印钞以刺激经济,这很有意思。 因为在1933年3月5号,罗斯福总统切断了跟黄金的挂钩,大量印钞,就像尼克松1971年8月15号做的一样。也类似今年4月9号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举措,换言之,就是决定大量印钞、创造信贷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下一张图跟大家展示的是贫富差距。 左边是净财富角度,右边是收入角度。目前,顶部0.1%的最富有的这些美国人,他们的净财富接近于底部90%人群的财富总和,目前的贫富差距是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收入的差距,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头部10%的跟底部90%的大致相当,贫富差距的问题引发了民粹主义。 我给大家看的是美国的图表,实际上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适用的,其他国家能也有类似的情形。 刚才讲到的贫富和收入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政治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可能要追溯更久远才会发现有相似的时期。 这张接下来的图,蓝线是民主党,红线是共和党,线越高代表经济上越保守,线越低代表在经济上越自由。自1900年起差距变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下面这条线显示的是国会议员的投票,即95%的投票是根据党派决定的,所以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顶峰,这样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都跟财富的再分配,跟资本主义等等都有关,对经济和市场的表现造成深远影响,比如降低公司所得税可以刺激股价上升,因为市值增加。 请看下一张图表,我去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展示过的。 它展现的是帝国国力的兴衰,是从1500年到现在的一个追踪,是8种实力的汇总。 我待会儿会介绍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从1500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些大国的相对实力,红线是中国,在这个时期,明朝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当时跟欧洲相比还是强很多, 绿色这条线是西班牙帝国,他们之前都是主导大国。再看橘线是荷兰帝国的追赶,当时大概是在1600年左右,荷兰帝国变得像西班牙帝国一样强大。 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 通过橘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格局大概有100多年,持续到1780年,然后黑线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开始超越荷兰。 当时是有英荷的大战,荷兰帝国落败,也终止了荷兰当时的储备货币地位。然后开始了大英帝国的统治,从这个之后大概又是一百年的时间,黑线代表的大英帝国,处于主导地位。 之后是蓝线,蓝线就是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扬。然后进入二战,美国、英国是盟军,同时崛起。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日、德,这两个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后,又有了一次大战,在这个大战终结的时候,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新的秩序,也是目前我们仍所处的秩序,是在1945年的时候建立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秩序了,也并不太了解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线代表的中国,从大概1949年、1950年的时候,从低点开始崛起,我得以近距离的见证并参与中国在这个时期的崛起。 a我刚才讲到,我35年前来到中国,所以我的一半人生跟中国崛起的大半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看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2倍,贫困率从88%下降到不到1%,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上升到了22%,我目睹了这个过程,目睹了它的演变。 我接触并了解了中国人,见过一些最穷的、最富的、最成功、最有权势的,最谦虚的,我也逐渐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从历史的角度着眼当前世界的状况。 我对中美文化都有一定了解,我发现自己处于它们中间。 接下来这一页是刚才提到的三个帝国的简化版本, 橘色呈现的是荷兰,黑线是英国,蓝线是美国,红线象征中国的崛起,灰色区域是历史过渡期,这些时期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它们是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原因就是之前我所提到的,债务周期后期有比较大的贫富差距,内部的冲突非常激烈,可能还伴随着国内革命,这些革命可能是和平式的,也可能是暴力式的。 比如说193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发生了经济革命,应该说是比较和平的,它带来了财富的转移,对经济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革命也可能是暴力的,比如说1933年的时候在德国,希特勒上台执政,当时有内部暴力冲突,于是德国建立了维持秩序的体系。 在各国,革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并产生了大量的财富转移。然后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大国,引发了战争,之后是货币的崩溃,接着是新秩序的建立。 二战之后新秩序建立,此前,像1918年,在更早,180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贫富差距,战争——我们创造了这个循环。 我想给大家看下一张图,展示这样的典型周期的演变。 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内部外部有新的运作体系,世界如何运作。 战争后,世界渴望和平,也往往会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各国不想与之交战的国家,会度过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会带来债务的增加、资本市场的繁荣,然后经济会过热,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变大,也会出现巨大的泡沫。 在资本市场的环境下,繁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经济下行,债务危机发生,泡沫破灭,然后无可避免的催生信贷危机,债务是收到货币的权利。 假如货币不够,就会印钞,以及创造更多的信贷,之后会出现内部和外部冲突,通常是革命、战争等形式。 这导致了体系的转变,带来体系的重组,也就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所有这些事件是有规律的。 我在之前的周期表中用八个衡量国家实力的维度,来解释通常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包括人们的教育程度、创新和科技、在全球范围竞争力、军事力量、贸易量、经济产出、发挥资本、资源分配功能的金融中心的发展情况,以及储备货币的地位。 a整个周期能体现在这些曲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不光是正式的教育,比如说理解历史、数学、科学等等,而是说对人整体的教育,让大家成为非常文明的、负责任的公民,这种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因素。 在这个之后,就是创新和科技。比如说荷兰发明了可以全球航行的舰船,可以说他们发明了资本主义,把资源调动起来,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支股票,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来整合资本市场,给业务提供资金。 荷兰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17世纪25%的发明都是来自荷兰,有了这些,他们就有了全球竞争力,发展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他们需要供应链,他们进行国际贸易把世界上的财富都聚拢到荷兰,这使荷兰的产出进一步增加,产生财富,然后发展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是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之后他们的负债过多,并逐渐衰落。 这个时候英国学习了这些技术,他们在同样的技术领域变得更加强大,比如造船业等等,然后在军事上越来越强大,在1780年英国和荷兰打了一仗,英国人打败了荷兰人,然后他们又创造了类似的资本体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荷兰东印度贸易公司,然后开始发明,并促成了工业革命,这使得英国崛起,直到一战和二战英国才逐渐衰落。两次世界大战使英国负债累累。 周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曲线,显示每个帝国,荷兰、英国、美国还有中国,我来不及一个一个讲,但是基本上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 这个图显示中国的情况。 帝国的兴衰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不同朝代的发展道路,一直追溯到唐朝之前。 同样的曲线和规律存在。 中国的情况你们更了解,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看到了同样的规律。 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一个大背景,当然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来应对疫情,因为这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 但这是一个压力测试,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经济下行总会发生。 这次的原因是疫情,在观察大的背景时,比如我刚才讲的,了解全球宏观投资环境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得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我们分析了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我认为,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都有收入、有支出、有储蓄,当收入相对支出下降时,就会对净收入带来影响。如果说它低于支出,那么大家就要动用储蓄了,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有多少储蓄,以及你的储蓄是什么形式,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也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 我们预测了一下这次的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收入会有什么影响,对各个公司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以及对个人的影响。 我们预计,全球将损失23万亿美元,损失惨重。我不知道这个疫情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认为这个疫情其实很像海啸,它退去后,造成的伤害却遗留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经济损失的数量估计。 下面这个图是预计疫情造成的GDP下降,还有失业率的上升,可能会和大萧条时期差不多,要比2008年严重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掌握着世界的储备货币,美联储开始通过印钞填补经济损失。中央政府分发美元来创造以美元计价的信贷,然后由美联储来印钞,现在欧洲也在用类似的方法应对,其他的国家,差不多每个国家也都有类似措施。 现在大多数的货币和债务,仍是以美元计价的,与此同时,美元的实际回报率其实是负的,按其他的计算方法的话也是0,所以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持有美元,现在央行在做的事情,和在战争期间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 这是我给大家今天介绍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接下来进行讨论。 卢迈:谢谢。你的演讲非常精彩。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对这三个重要的问题,做出如此宏大的一个历史背景叙述?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到正题,现在经济面临又一次大萧条的风险。展望未来两到三年,你认为经济复苏会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否做了错误的应对?你是怎么看的? 瑞·达利欧: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因素会决定经济怎么恢复。未来的世界格局将会是完全不同的。 回到第一页幻灯片,货币、信贷和债务体系的运作和从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会被彻底改变。本主义会被改变。因为在结构上,无法再利用利率来刺激经济。此外,购买力也就是资本的分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央行来购买资产,比如说债券,然后把这些资产通过金融体系有效分配出去,央行将货币和信贷注入到系统中,然后贷款体系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本。 如果贷款能够合理分配,就能获得收益。如果借款人能够合理使用资本的话,也能赚钱。但现在已经这些都行不通了,因为资金和信贷到不了最需要的人手里。 当央行和政府说,我们需要把钱给到特定的人和公司的手上,做法就完全不同了。 而因为现在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很大,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今年又处在总统大选年,所以我们将看到有关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争论。 富人和穷人间的矛盾以及这个体系,应该如何运作将会引发争论。在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之前处于一个资本主义鼎盛的时期,减税等政策都是有利于企业的,现在我们会进入一个反思的过程。问题是,两党能否就这些矛盾达成共识,还是会出现两党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以及这种内部冲突会如何影响未来的走向。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这个时期还有中美的问题。但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受到损害。经济情况不好以及这些矛盾,都会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所以,我们会看到全球化将转向“自给自足”。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根据更严重的两极分化来重组体制,当然最开始是政治原因推动的,但现在已经超越了政治因素。 之前全球化进程中,应用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和供应,以开放自由贸易为主的方式。这样的时代我认为已经过去了,自给自足或独立的原则和紧张局面将是我们未来环境的特点。 卢迈:你讲的非常清楚。你一直讲我们要看大局,然后是细节。如果现在是这样的情况,金融市场出现了零利率,高债务水平,桥水将如何应对?你会给投资者什么样的建议?保有现金,买黄金,还是其他? 瑞·达利欧:我认为有两点主要的内容。第一,投资人大部分会关注持有的债券、股票和私募股权等等资产的价值。但对于货币的价值和货币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关注,我们知道,如果持有债券,它的回报率是以利率为基础衡量的。 而现在利率已经趋于0,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央行已经造成流动性泛滥,这意味着你有100块钱,利率是0—1%,如果你不想承担信贷风险,但是你仍会承担货币风险,意味着你100年后才能拿回你的100美元。 这些信贷变成了永久债券,甚至可能不会归还本金。换句话说,现在这些央行都在给你一个0利率的政策,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力决定你不需要实质上偿还,所以很多坏账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挂着,不用偿还本金,这是债务免除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想一下储备货币的起伏兴衰,我们可能需要思考什么才是保值的? 我们知道经济分为两块:实体经济和金融(虚拟)经济。它们相互之间有关系,但是也有各自的供需特征。 比如人们持有债务作为资产,债务是获得货币的权利。有很多资产都是以债务来体现的,而央行能够且将会印刷货币来弥补负债。所以我们需要在更广义的范围里思考哪些是财富保值的载体。 同时,我们现在未知的远比已知的多得多。如果你从前没有意识到这点,现在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了。但是我认为,成功永远更取决于一个人应对未知的能力而不是已知的信息。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分散化投资非常重要,要根据不同的地点、货币、和资产类别进行分散化投资,不要坚持传统的投资,分散化投资才是至关重要的。 卢迈:没错,分散化,讲的很好。 第二个问题,你提到贫富差距是一个全世界都非常普遍且严峻的问题。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革命、战争还是非常让人恐慌的,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瑞·达利欧:当然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一直都在我们自己手里,正如你说的,打仗或者革命都是十分可怕的。我们如果能够超越自我,意识到为了更大的利益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能做大蛋糕的新的国内或者国际体制,一个运转顺利的机制,一个基于相互理解和慷慨精神进行分配的机制。我们有足够的财富、创造力和发明能力去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无休止地打仗。如果大家研究历史可以看到国内的斗争,不管是变革、战争,都非常惨痛。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些,超越自己,找到共同的道路并达成和平共识,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实现。 理论上我们可以实现。挑战实际是人性,实际是看各党派能否超越自己的局限,还是像历史上一样,去争夺权力和财富。 卢迈:我读了你的书。你对成功和金钱都有非常独特的看法。你作为成功的商界领袖,是如何看待金钱的呢? Ray:我仅代表个人的观点,我不是说我个人的观点要成为大家的信条,所以我仅从自己的角度讲一讲。 讲到金钱的意义,钱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人们有时只想着赚钱,近乎痴狂、着迷,而不思考金钱的意义。我个人的出身非常普通,我父亲是爵士音乐家,我母亲是家庭主妇,我在父母的慈爱中长大。我在一所公立学校读的书这就是我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我也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有了这些然后进入一个机会公平的世界。 也就是说,能否获得平等的教育?能否拥有教育我良好价值观的父母,使我能投身社会并获得机会,之后我们开启各自的人生探险,继续学习,以自己的方式繁荣成长。 对于我来说,我来自于一个中低产家庭。很普通。我不穷,但是是中低收入家庭。然后我赚到了钱。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有过多的钱。我觉得钱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机会公平的环境,我认为这样对社会是好的。 我也会觉得很欣慰。对于那些遭遇不公的人,我感同身受,我该拿我的钱做什么?可以是享乐,但我相信我有这个责任,而且这也是我的乐见其成的事情,就是做慈善事业,让钱最好地服务整个生态体系,这是我个人对于金钱的想法。 卢迈:你提到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在中国,习主席在带领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会帮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你对于我们基金会开展的一些项目的资助,比如儿童早期发展和其他类似的福利项目。 我想问一下,对这些项目你怎么看?对做慈善你怎么看? 瑞·达利欧: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经历。 我1984年来到中国时把孩子也带来了。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儿子11岁,我们把他放在了一个北京当地的学校里上学。他有机会接触到了中国福利院的孤儿,他也了解到大约500美元就能拯救一条生命,他11岁在中国上学,16岁了解到这一点。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去尝试拯救生命呢。当时中国还是经济条件落后的国家。他需要这样的支持,当时我钱不多,但是也有一些积蓄。我们还有邻居,于是我们开始募集善款。之后我儿子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所以其实是他教我做慈善的。 因为是他跟我讲,我有这样一个善款的用途,当时在中国慈善还没有发展起来。当时他16、17岁,在未来的十五年里发展了“中国关爱基金会”,主要是照顾有特殊需求的孤儿。 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比如王振耀等等。也让我接触了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整个基金会募集善款和运营的期间,他募集了大概1500万美元的善款。 后来我们意识到,在逐渐有钱、有资源了以后,我们能够带到中国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慈善的知识。我们积累了一些慈善的知识。于是我找到王振耀和其他的中国慈善家,我还找到了比尔盖茨,我们成立了一个学院来教授慈善,成为慈善领域的专家。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这些。 出于一种集体意识,我相信一个好的社会成员应该要与大家分享,所以当时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其他的项目。碰到了很多优秀的人,比如像汪建熙,像您本人等等,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这就是我的经历,这给了我很多快乐。 卢迈:谢谢你的帮助。 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崛起的大国会挑战一个守成的大国,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GDP占到全球的40%多,而现在只占到20%多。 中美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两个国家交战或者说出现严重冲突。 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你对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瑞·达利欧:我想说,我能理解和几乎是宿命一样的命运做斗争是很难的。我知道中国需要尽全力发展,它需要增长,需要繁荣,需要有竞争力。我也知道现在环境是非常不确定的。 在美国的角度,我也理解美国面临一些挑战。这之中有些事情会去争辩、斗争。但能很好的谈判需要双方既是有力的谈判对手,也能够认识到对方的挑战,并试图互相帮助,缓解对方的担忧才能以好的方式解决问题。 去共同描绘一个成功的变革,给两国制定一个路线图,和路线图的评价标准,这绝对会是一个比斗争更好的路径。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也意识到要想这样做双方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我意识到政治上的挑战,比如美国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尽量不要太情绪化。思考更多一些,去看到更高意义上的目标,并且要意识到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人类来说是灾难,而另一个更有挑战的选择实际上是更好的途径。 卢迈:同意。所以需要双方都作出努力来避免战争,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现在美国对中国真实的情况缺乏了解,你在中国的领导层里有很多的朋友,你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了解他们。 瑞·达利欧:他们非常睿智。他们非常聪明。他们非常实际。他们了解历史。他们也理解什么是好的大国关系。他们都在努力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当然我也看到双方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一位领导人对此的描述非常好。他说美国是一个以个人和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家。在美国个人是最重要的。个人有财产权,个人主义在任何领域都存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个人来投票给政客。 他也跟我解释说中国是家庭的延伸,国家是两个字构成的,“国”和“家”。后来我又学习了孔子的学说和集体的概念,就更加理解了,中国是自上而下的结构,更像美国企业的构成,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 所以双方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与此同时,我相信双方还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来取得更和谐的关系。有很多的理由合作。让这些有智慧的人和机构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求同存异,双方本就存在差异。 中国是儒家思想主导的国家,西方可能是犹太基督宗教思想主导的国家。我们被不同的的历史深刻影响,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而斗争? 必须要理解这些差异。例如18世纪和启蒙时代,及其它这样的时期。为个人言论自由而斗争,被视为很重要。类似对应的可能是儒家思想,所以有这些差异存在,我也能够看到这些差异。但是我觉得这些差异不足以盖过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合理运用智慧,不要太关注政治、太关注情绪,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卢迈:我也同意。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我非常感兴趣你对英雄的看法。你对英雄怎么看,或者说历史上的英雄是什么样的? Ray:约瑟夫·坎贝尔写过一本书叫作《千面英雄》,很好地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答案,历史也佐证了这个答案。 人的生命有周期。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轨迹,天性不同。人之天性不同,我们生而不同。我们行为不同,志向不同,在我们之中,总会有某一类人走入所谓的“英雄的旅程”生命轨迹中,成为拓荒者。 他们走向远方,体验生活。我认为生命旅程中有三个阶段。最基本的第一阶段中,你需要依赖别人。你要学习。你步入更大的世界,经历各种事情,包括失败与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遭遇失败。这些失败会考验人。有的人从此一蹶不振。但也有人跌倒后爬起来,吸取经验教训,再继续向前。 接下来他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需要与人合作。于是他们开始与同伴一起分担这个共同的使命。 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这个使命本身和周围的伙伴变成越来越重要,甚至比他们自己更加重要。 他们经历了这种发展过程,他们的使命和同伴比自己更重要。 把其他人和他们共同的任务放在自身利益之上的时刻,也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时刻。 接下来,在他们生命旅程稍微晚些的时候,他们会迎来人生的第三阶段,并完成过渡。 我现在处于人生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你要依赖别人。第二个阶段里别人依赖你,你需要工作。第三阶段里,你需要进行过渡,帮助别人在没你的情况下仍取得成功。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我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这个过程你会一次次看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观察它,研究人的特性和心理学,以及不同的人是怎样的,他们的倾向是什么。 好像世界上也许只有有限的性格类型,比如25或50种,我不太确定。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数量也是有限的。可能100个或者200个角色。而历史上唯一改变的就是我们改变了着装,改变了所使用的技术,但如果纵观整个历史呢?那基本上,就是这些不同性格类型的人不断互动,一次次经历相同类型的事情。 所谓的英雄就是我刚刚描述的这一类人物。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英雄?大多数人不必成为英雄。大多数人都不是英雄。但这不重要。不论什么角色,他们都同等重要。他们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这就是人生的旅程的模样。 卢迈:谢谢瑞,十分感谢你的分享。 我非常喜欢你们公司的名字桥水,就像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搭建起桥梁,并且现在跨过了大洋。中美两国之间也需要这样的一座桥梁横跨大洋。这座桥将人与人相连,达成相互理解,并拥有合作的意愿。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时间和观点。我们受益匪浅。 再次感谢你,也期待能很快和你见面。 瑞·达利欧:感谢你的邀请, Ray: Thank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我也希望能够再次和你见面。 Seeing you soon and I appreciate our long friendship. 谢谢。再见。 Thank you. Bye-bye. 点击进入直播间 扫二维码进入直播间 [详情]
CDF TALK‘s Week首期节目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将与他的老朋友、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展开一场真诚、深刻的特别对话。 这次的原因是疫情,在观察大的背景时,比如我刚才讲的,了解全球宏观投资环境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得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我们分析了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 我认为,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都有收入、有支出、有储蓄,当收入相对支出下降时,就会对净收入带来影响。如果说它低于支出,那么大家就要动用储蓄了,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有多少储蓄,以及你的储蓄是什么形式,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也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 我们预测了一下这次的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收入会有什么影响,对各个公司的收入有什么影响,以及对个人的影响。 我们预计,全球将损失23万亿美元,损失惨重。我不知道这个疫情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认为这个疫情其实很像海啸,它退去后,造成的伤害却遗留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经济损失的数量估计。 下面这个图是预计疫情造成的GDP下降,还有失业率的上升,可能会和大萧条时期差不多,要比2008年严重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掌握着世界的储备货币,美联储开始通过印钞填补经济损失。中央政府分发美元来创造以美元计价的信贷,然后由美联储来印钞,现在欧洲也在用类似的方法应对,其他的国家,差不多每个国家也都有类似措施。 现在大多数的货币和债务,仍是以美元计价的,与此同时,美元的实际回报率其实是负的,按其他的计算方法的话也是0,所以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持有美元,现在央行在做的事情,和在战争期间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详情]
我们所处的世界秩序来自哪里,又将去向何方?CDF TALK‘s Week首期节目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将与他的老朋友、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展开一场真诚、深刻的特别对话。[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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